帝国鼎盛

1898年9月2日所发生的事件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统治末期的帝国主义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这也是将统治世界视为种族特权的思想最盛行的时期。那天，乌姆杜尔曼战役在沙漠部落的一支军队与世界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一支强大军队之间爆发了。与早年在南非和西非由私人赞助的战役不同，这是一场官方战役。仅仅一场仗就消灭了1万名帝国的敌人，虽然敌方明显占据人数优势。就像在纽博尔特的“生命之光”中所写的那样，沙漠的沙子都被“染红”了。乌姆杜尔曼战役显示了帝国屠杀最极端的时期。

英国人又一次从战略和经济的综合考虑出发，拓展他们的疆域。入侵苏丹部分也是为了对其他帝国的野心作出反应，尤其是对法国，后者早就对尼罗河上游地域虎视眈眈了。对战争感兴趣的还有罗斯柴尔德等城市银行家，他们此前就已经在临近的埃及作了大量投资。但是，英国的大众并不这么看。对这一话题甚感兴趣的《佩尔－摩尔公报》的读者就认为，征服苏丹纯粹是为了报复。

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苏丹就是大规模宗教革命的中心。一位很有威望的圣人自称马赫迪（即“众人期盼的向导”，伊斯兰12头领中的最后一位），并召集了一支庞大的苦行僧军队，他们剃了头，穿上了简单的盔甲，准备为严明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而战。这位马赫迪得到了沙漠部落的支持，公开挑战英属埃及的统治权。1883年，他的军队竟敢把威廉·希克斯上校（一位英国退休军官）率领的1万人的埃及军队杀得片甲不留。在W·T·斯特德的带领下，媒体发起了一场义愤激昂的声讨，之后，英国方面决定派出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前去镇压。19世纪70年代，此人曾在喀土穆待过6年，担任埃及总督在“热带地区”的总督。虽然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获过勋章的老兵，也曾在1863~1864年间作为总司令率领驻中国的军队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但是，英国政界人士往往视其为一个半疯的老头，当然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戈登禁欲到了受虐狂的地步，虔诚到了狂热的地步，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工具，正如他对他热爱的姐妹所说：

每个人都被委派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既定的目标；有的人被安排在耶稣右手边的位置，有的人则在左边……血肉之躯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判决：“你死了，这个世界跟你无关了。”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你无法再感知快乐、忧伤和舒适，因为你只是一具尸体。这就需要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复活。

另一次，他又告诉她：“我很早以前就死了，我早就准备好停止书写生命的篇章了。”在被委以驱逐喀土穆的埃及军队的重任后，戈登独自出发了，希望出其不意地攻占这座城市。他在1884年2月18日到达埃及，并决定“把马赫迪打个稀烂”，不料后来他自己却陷入了包围，遭到了围攻，并且——在其抵达埃及近1年后——被砍得粉身碎骨。

在喀土穆孤军奋战时，戈登就在他的日记中吐露了他对伦敦政府弃他于不顾的怀疑。包围圈久攻不破，他想象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抱怨说：

怎么啦！他显然说，他只能坚持6个月吗？那就是从3月（开始扳手指头）到8月！为什么他要放弃！还能做什么？他们将号叫着要做一次远征……这可不是说笑话，这个可恶的马赫迪！为什么不更好地把守他的路？还能做什么……马赫迪是做什么的，我可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他所有的枪都架到河上，堵住所有的路？什么？“我们不得不去喀土穆？”为什么？这得花上百万英镑呢？多不划算的生意！

受责骂更多的是埃及的英国代表和总领事埃韦林·巴林爵士。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派戈登执行这一任务。戈登虽然是妄想狂，但有一点判断是对的。格拉德斯通对下令占领埃及心有不安，因此无意参与占领苏丹的战争。他多次回避了救援戈登部队的建议，支吾搪塞了几个月之后才授权派遣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远征军前去救援。但是，援军还是迟来了3天。此时，《佩尔－摩尔公报》的读者们也已经产生了与戈登一样的怀疑。戈登牺牲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引发了民众抗议。女王亲自致信戈登的姐妹：

你亲爱的、崇高的、英勇的兄弟，他是那么热忱而勇敢地效忠于他的国家和女王，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天下人所共知。未能将他营救出来，让我痛心不已。虽然，我一再坚持和要求那些派他远征的人及时地支援他，但是他们的承诺却落空了——这让我有一种无以表达的悲痛。事实上，我已经因此病倒……请你向你的其他姐妹以及兄长表达我真切的同情，我也深刻地感到，你们兄弟惨烈但英勇的牺牲让整个英国为之扼腕痛惜。

现在，人们不再骂格拉德斯通是“老不死的”了，改骂他为“杀死戈登的唯一凶手”。但是，要为戈登报仇，那就要等到漫长的13年之后。

1898年入侵苏丹的盎格鲁–埃及军队，是由赫伯特·霍雷肖·基奇纳将军率领的。在那张普鲁士军人无情而冷酷的面孔背后，基奇纳是一位复杂矛盾，有时甚至是带着女人气的人。他并不缺乏幽默，由于天生就近视，因此他的枪法极其糟糕，于是他给他的三条猎狗取名为“”、“脱靶”、“该死的”。他曾在埃及与戈登短暂会面，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和自觉的基督徒，他被后者那种极端的克己和自制精神所深深感染。为戈登报仇的决心唤起了他心中的勇气，曾在沃尔斯利早年的侵略军中担任过低级军官的基奇纳，现在成了埃及军队的指挥官，他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当他率领远征军向南穿越沙漠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加倍偿还欠戈登的，或者让杀死戈登的人加倍偿还。马赫迪可能早就死了，可是父债子偿，现在轮到哈里发来偿还这笔血债了。

就在尼罗河畔的喀土穆，两个文明发生了冲突：一方是久居沙漠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另一方是训练有素的英国基督教战士，加上他们的埃及和苏丹雇用军。从这两军部署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伊斯兰僧兵们气势恢弘，5.3万人部署在广阔的平原上，在黑色、绿色和白色旗帜的统领下排成各路纵队，绵延有8公里。而基奇纳的军队只有2万人，肩并肩地排成方阵，一直排到尼罗河边上。在英军阵营里，有一个人正仔细地观察着一切。他就是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是哈罗学院的老校友，也是军队的一个军官，他原本是要去印度的，但临时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进入基奇纳的远征军，军衔相当于现在的上尉。破晓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敌军：

我突然意识到，所有这帮人骚动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他们的埃米尔骑着马在军阵前来回疾驰。侦察兵和巡逻兵散布在第一线。随后，他们欢呼起来。他们距山坡有1.6公里远，凭借地势掩藏着自己。我们在河边的军队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声，虽然听得并不真切。对我们来说，看着山坡上黑压压的军队咆哮而来，就像暴风雨前夕的风起云涌、波浪滔天……一块接一块的岩石和沙土被淹没在了滚滚人潮之中。进攻的时候到了。

伊斯兰士兵们的勇气让丘吉尔深感震惊，这完全依托于一种燃烧的宗教激情：他听到他们不停地唱：“la llaha illa llah wa Muhammad rasul Allah”（安拉只有一个，穆罕默德就是安拉的使者）。当然，对他们的敌方来说，这场仗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当天晚些时候，多亏了赫克托·麦克唐纳违背总司令的命令，迅速采取行动，才扭转了英军伤亡更为惨重的局面。最终，丘吉尔略带讽刺地挖苦道，伊斯兰士兵们找不到一丝机会攻破“机枪扫射的火力网，正是世界文明国度的努力才让这张巨大的火力网臻至完美”。英国人有马克西姆重机枪、马提尼–亨利来复枪、日光反射信号机，以及英军背后停泊在河上的炮舰。伊斯兰士兵们当然也有几挺马克西姆重机枪，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依靠老式的步枪、长矛和刀剑。丘吉尔生动地描述了最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马克西姆重机枪的灼热让他们几乎脱水，有些人不得不从卡梅伦高地人常用的水壶中喝些水才能让自己振作一些，继续酣战。打空的弹夹叮叮当当地落到地上，在每个士兵的身后堆成一个不断膨胀的小山包。而在平原的另一边，子弹在撕裂着肉体，皮开肉绽、骨裂浆迸、鲜血四溅；勇猛的士兵在呼啸的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挣扎前进——痛苦、绝望、死亡……冲锋在前的伊斯兰士兵们成片倒下，尸横遍野。而后面的人则犹豫不决、踌躇不前。

而这些仅仅发生在5小时之内。

有人估计，伊斯兰士兵的伤亡率高达95%；至少有1/5的人战死。而盎格鲁–埃及军队只有不到400人伤亡。基奇纳在战后巡视战场时挖苦道，敌人简直被打得“一败涂地”。但他并未就此满足，紧接着，他下令摧毁马赫迪的坟墓，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把马赫迪的头颅放在一个煤油罐上，就好像是一座奖杯”。随后，他集合军乐队，上演了一场户外音乐会，并矫揉造作地流了些眼泪。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情绪：

《天佑女王》。

《总督颂》。

《死亡进行曲》，节选自《索尔》。

《汉德尔进行曲》，节选自《西皮奥》（“勇士悲歌”）（由英国皇家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演奏）。

《挽歌》（由卡梅伦和西佛斯高地的管乐队演奏）。

《遵从我》（由苏丹第十一军的军乐队演奏）。

私下里，丘吉尔对如此亵渎马赫迪遗体的做法非常反感，也对这种“不人道地屠杀伤者”的做法（他认为基奇纳对此也负有责任）深表痛惜。英军的炮火将勇猛的伊斯兰士兵们直接打成了“炮灰”，平原上尸横遍野，这让丘吉尔极度震惊。可是，考虑到大众的偏好，他还是负责地宣布，乌姆杜尔曼战役“是用科学武器对抗野蛮民族的一次标志性胜利”。15年后，在马里亚纳群岛消灭了日本海军的航空舰队后，美国人也同样傲慢地将其戏称为“射火鸡”的游戏。

乌姆杜尔曼战役似乎再次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谁胆敢挑战英国人，谁就将受到严厉制裁。当然，从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教训。当天密切关注这一战役的还有一个人——德国陆军武官马约尔·冯·蒂德曼，他认真观察了英国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杀伤力。当时曾有观察家认为，伊斯兰士兵3/4的伤亡都是这种机枪造成的。对蒂德曼来说，真正的教训显而易见：打败英军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有能与之匹敌的武器。

德国人很快意识到了，马克西姆重机枪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威廉二世早在1888年就观摩过这种枪的演示，并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这才是真正的枪，其他都不配叫枪。”1892年，在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协调下，柏林的机床及武器制造商路德维希－勒韦获得了为德国市场制造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授权。受乌姆杜尔曼战役的影响，德国立即决定将德国军队中的轻步兵编入四人一组的马克西姆重机枪队。到1908年，马克西姆重机枪已经成为德国步兵团的标准配备了。

到1898年年底，南非只剩下一个部落还在抵抗大英帝国的强大势力。他们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敦的影响，已经向北跋涉了几百公里；1881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他们曾在马任加山与英军激战过一次，并重创英军。他们也是非洲唯一的一支白人部落：布尔族人，他们是早期荷兰在开普敦的殖民者的后裔，主要从事农业。

对罗德斯、张伯伦和米尔纳来说，布尔族人坚持独立的决心是不可容忍的。与以往一样，英国人还是从战略和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虽然苏伊士运河在英国与亚洲的贸易活动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开普敦仍然是一个“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张伯伦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中，运河是很容易被封锁的。在殖民大臣的眼里，开普敦是“整个英国殖民体系的基石”。同时，当时两个布尔共和国中的一个恰好位于世界最大的金矿之上，这恐怕也并非巧合。到1990年，兰德公司的产金量已达世界黄金供给量的1/4，赚取的收入更是超过1.14亿英镑，大部分赚的是英国人的钱。德兰士瓦省曾是一个贫瘠的地方，现在突然成为南非的经济中心。但是，布尔人认为不应该与成百上千的英国移民分享权力，这些外国人蜂拥而入正是为了攫取黄金。同时，布尔人也不赞同英国人对待开普敦殖民地黑人的开明政策（多少要更开明些）。在他们的总统保尔·克鲁格看来，严格恪守加尔文教派生活方式的布尔人与英国人的统治格格不入。而在英国人看来，这个非洲部落与其他所有部落都那么不同。不同之处倒不在于他们都是白人，而在于他们武装精良。

我们很难否认，实际上是张伯伦和米尔纳煽动了布尔战争，因为他们以为布尔族人在英国的威慑下，一定会很快放弃独立的主张。他们要求，外来移民在德兰士瓦定居5年以上就应该被授予选举权——张伯伦虚伪地将此称为“兰德自治”。但是，这个政策只是一个幌子。当时，布尔人正在争取获得经由葡属德拉瓜湾延伸至海的一条铁路线的归属权，有了这条铁路线，布尔人向开普敦运送人员和黄金时，就将不再依赖英国的铁路线了。可是，英国人不遗余力地阻止布尔人的这项行动，其政策的真正矛头由此可见一斑。英国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让布尔人放弃独立。

张伯伦对胜利非常自信：他不是已经从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加拿大、西非和马来群岛获得了军事援助的承诺吗？爱尔兰的议员约翰·狄龙就曾尖刻地评论道，这是“大英帝国对3万名农民”的战争。但是，布尔人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战斗。早在1895年，当罗德斯的亲信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博士率兵“奇袭”德兰士瓦的计划失败后，决战在即的局势就已经很明朗了。2年后，米尔纳被任命为南非的高级专员，这又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米尔纳坚定地认为，南非不能容忍“两种极端冲突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同时存在。布尔人当然识时务地储备了最先进的武器：马克西姆重机枪，德国埃森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最先进的大炮，以及大量最先进的毛瑟枪，2000码开外也能准确命中目标。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成了神枪手，现在他们又获得了良好的装备。另外，他们对当地的地形显然也要比英国的“红脖子”们（非洲人对英国人的戏称，英国兵被太阳晒过后常常肤色会变红）要熟悉。到1899年圣诞前夕，布尔人已经蚕食了英国在非洲的很多占领区。看起来，这次轮到“火鸡”们反攻了。而且，没有一次战役比斯皮恩山战役更能显示他们精准的枪法了。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将军——很快就被戏称为“倒退爵士”——被派往英属纳塔尔省的蕾蒂斯密斯小镇，解救被围困在那里的1.2万英军。布勒则下令让中将查尔斯·沃伦爵士在斯皮恩山附近突破布尔人的防线。1900年1月24日，沃伦命令一支由兰开斯特人和外侨组成的军队在夜幕和浓雾的掩护下偷偷爬上陡峭而怪石嶙峋的山坡。他们只遇到了一小股放哨的敌人，而且后者很快逃跑了。似乎英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攻下了布尔人的这个山头。在清晨的浓雾中，英国人草草地挖了一些壕沟，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拿下这场战役。但是，沃伦被当地复杂的地形迷惑了，完全不知道英军所处的位置恰好完全暴露在布尔人隐藏在密林里的大炮和来复枪的火力网中。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有爬到斯皮恩山的制高点。当浓雾散尽后，杀戮就开始了。而这次，被杀得一败涂地的是英国人。

这次战役又是丘吉尔作为随军记者亲眼目睹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的惨烈和悲壮与17个月之前的乌姆杜尔曼战役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当布尔战役中，子弹如雨点般“以每分钟7~8颗的速度”倾斜而下时，他只能惊恐地看着“成片的伤者不断地滚落下来。山脚下的救护马车越来越多，山顶上也死伤无数、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俨然一个血腥的屠宰场。”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承认道：“斯皮恩山的场面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和血腥的场面了。”丘吉尔虽然亲眼目睹了这一战役，但他并未上战场沐浴枪林弹雨，有人则比他看得更真切。一名战争幸存者描述道，他眼见自己的战友被战火焚烧，或者被炸成两段，或者炸飞了脑袋；他自己也失去了左腿。对英国本土的报刊读者来说，他们在读到这样恐怖的细节时，简直不相信新闻的真实度。大英帝国好像吃了一记闷棍，这记闷棍是这3万名荷兰农民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