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托·冯·俾斯麦1851年6月在法兰克福接受阿姆谢尔的邀请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追随着谁的榜样。30年前，梅特涅也曾经与阿姆谢尔一起“喝过汤”，这是一个奥地利首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长期互利的友谊的开端。他们参与了他的个人金融服务（通常以优惠的条件），并且成为他的一个快捷和隐秘的外交联系渠道；反过来，他给他们提供敏感的政治消息，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不只是在哈布斯堡的金融界，而且是整个奥地利社会。很明显，阿姆谢尔的希望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俾斯麦的关系也能遵循这样的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希望似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尽管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作为普鲁士特使期间，因为他的反奥地利政策使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产生了冲突，但双方都未把这件事看成是个人间的问题，而且俾斯麦通常都把他个人的金融事务委托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处理，这个银行同时也作为普鲁士代表团的官方银行。M·A·罗斯柴尔德公司一直到1867年之前都是俾斯麦的委托银行。与梅特涅一样，在1867年以前俾斯麦不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与梅特涅不一样的是，俾斯麦从来没有试图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支很大的金额，尽管他在1866年进行过适度的透支，当时他的支出（27 000塔勒）超出了他作为首相的薪水（15 000塔勒）以及他的资产收入（大约4 000塔勒）之和——这点欠债在他获得普鲁士议会因为他战胜奥地利而奖励给他40万塔勒后，很轻松就清偿了。在这之前，俾斯麦主要是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提供现金账户方面的便利，比如说，在他1865年访问比亚里茨的时候，利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支付他的巨额支出（10 550法郎）。每年年初的时候，俾斯麦都要求为他的账户都提供一份账单，“以便我自己能计算一下，就像是根据日晷来设定我的时间”。另外，因为他的账户经常出现盈余——比如在1863年6月，当时他账户上有存款82 247古尔登——罗斯柴尔德银行给他支付了利息（按4%），并偶尔还会代他做些投资。在1861年的某个时点上，他们替他购买了柏林提沃丽酒庄的股票，这个公司主要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控股（其他主要股东包括克罗涅的奥本海姆）。

正如弗利兹·斯丹所证明的，在1859年以后，俾斯麦将他个人金融事务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委托给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布雷希罗德在其父塞缪尔去世前4年继承了他在柏林的银行生意。但是，凭这件事还不足以认为他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布雷希罗德曾经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主要合作者一起做过生意，而且很显然，还是迈耶·卡尔第一个把他介绍给俾斯麦认识。另外，布雷希罗德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在柏林收集到的所有政治消息一字不差地报送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比如，在1861年3月，他非常准确地预告了自由党在选举中更进一步的胜利将会导致皇室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这“主要是关于军队的问题”，随后的“三个月再一次破裂，最后是对选举法的修改，原因是有一名反动的部长，或者可能是对内阁的全面改组”。他所提供的情报在俾斯麦从圣彼得堡回到柏林后得到了稳步的增加，在这之后，“根据来自于冯·俾斯麦先生的个人信息”这样的字眼开始成为他通信的特色。首先，布雷希罗德认为“反动的”而且“不受欢迎的”俾斯麦不太可能持久。然而，逐渐地，他与这位深受孤立的首相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俾斯麦希望利用他作为与巴黎的詹姆斯进行沟通的渠道。按照俾斯麦的助手罗伯特·冯·库德尔的说法，詹姆斯“总是可以自由地接近拿破仑皇帝，皇帝允许他畅所欲言，不仅是关于金融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布雷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给皇帝传一些不太适合通过官方管道来传递的话”。布雷希罗德与库德尔和俾斯麦本人的会面越来越规律化；不久之后，他的信中充满了对其“优质信息来源”的沾沾自喜。

迈耶·卡尔在法兰克福也没有忘记他这位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客户。我们已经看到，他在1860年的时候是怎样取得普鲁士宫廷银行家的头衔以及一枚不起眼的勋章的——这里有俾斯麦的部分功劳。为了获得一份更高的荣誉，他在1863年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阿谀献媚之词，而这种做法早已被他的英国和法国兄弟所不齿：

阁下，您了解我长久以来对您个人久经考验的无限的奉献，而且也了解我是多么看重普鲁士的利益，尽管我所做的这些巨大的、长期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令人关注的重视……我现在请求您，充分相信您是一位高贵的、宽宏大量的，而且无所不能的典范，同时也毫不怀疑阁下您会根据您所掌握的事实给予我适当的关照，并且授予我那些崇高的荣誉中具有尊严的标志……愿天堂的眷顾总是环绕着您，并且希望您每天都充满快乐，您家庭的所有成员享有无尽的财富，希望我毕生之中一直都能得到您高度的关爱和悉心的呵护，而且使我能够成为您最诚挚的崇拜者和仆人中的一员。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远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梅特涅的金融联系渐入佳境的时候，他们与俾斯麦的联系开始疏远。布雷希罗德处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半依赖的地位，而引发后者的不快可能对仍然是一个小公司的前者产生不利，但布雷希罗德似乎还是有办法将俾斯麦的账户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挖过去。刚开始，他所做的只是收取俾斯麦在柏林的正式工资，并替他支付一些家用开支。而在俾斯麦1862年回到柏林之前，布雷希罗德开始以投资顾问的身份为他提供服务，在福利公司未支付红利的时候代表大家一致公认为他的客户的俾斯麦提出投诉。不久，他为俾斯麦相继提供了普鲁士铁路和银行的股票期权，同时还定期为他提供柏林交易所的报告。到1866年底，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时候出面处理俾斯麦40万塔勒奖金的投资事务的，是布雷希罗德，而不是罗斯柴尔德，而且在1867年7月的某一时点，俾斯麦销掉了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账户，并将账户余额（5.7万塔勒）汇到了布雷希罗德银行。“不应该让犹太人占上风，”俾斯麦后来这样说道，“或者说不应该让在金融上对他们的依赖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国家造成过令人追悔莫及的结果。我以一个大臣的身份与犹太人的高端金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样的，债务一直在他们那一方，而不在我这一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相对于迈耶·卡尔那些花哨的说法）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一直是毕恭毕敬，这种毕恭毕敬的方式，就算是俾斯麦继续一直使用他们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可能做到。1862年之后，俾斯麦领导普鲁士所走的道路简单来说就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利益相冲突的道路。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会以一种既憎恶又钦佩的复杂感情来看待俾斯麦。他是一个“狂妄的人”，詹姆斯在1866年3月宣称。大约在同一时间，安塞尔姆很特别地把俾斯麦比做是“一头狂野的野猪，狂躁得满嘴白沫”。詹姆斯在一个月之后写道，俾斯麦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战争的人”。“可怕的俾斯麦，”夏洛特惊呼，“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是19世纪下半叶一个明火执仗抢劫的大强盗。”然而，或许这些谴责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是钦佩，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明显感觉到了“白色革命”的临近。早在1868年，夏洛特就把“俾斯麦智慧”作为挑选女婿时的条件。阿方斯这个最有理由痛恨俾斯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提到他时也只是有点苦涩地称他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站在幕后的人……他操纵着整个欧洲那些政治表演的木偶”。当俾斯麦最终在1890年从权力的巅峰跌落时，阿方斯对这位老对手的评论却是令人惊异的赞誉：随着俾斯麦的离去，他写道，“欧洲的国家当然不再可能保持在稳固的根本原则基础上”。俾斯麦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从来没有让人感觉过真正的尊重，他在很多场合都用一些反犹的说法来指桑骂槐。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低估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敏锐嗅觉。或许他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种精明而实际的“现实主义”影子。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将他的政治原则定义得与阿姆谢尔非常相似，他略带调侃地回忆道，阿姆谢尔已经养成了询问他的秘书主管的习惯：“迈耶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今天对美国土地政策的原则是什么吗？”

德国统一：金融背景

从某种角度上，人们很容易了解俾斯麦能够成功避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任何其他银行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当时那些奥地利政治家做不到的。从金融的角度看，普鲁士属于另外一个集团。表8–1给出了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了这一时期三个主要的交战方战争支出的名义增长情况。法国和普鲁士的数据事实上非常类似，但奥地利的数据——战争支出在1857年和1867年间出现了接近3倍的增长——毫不含糊地表明哈布斯堡君主不可能持续推进他的军事承诺。导致支出增长的因素是军队和防务预算，而不是（人们通常可能会自以为是地这样认为）通货膨胀，相比较而言说是紧缩可能更为准确（价格只是上涨了5%，这与那些年巨额的货币扩张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表8–1 统一时代的公共支出（1857~1880年）

资料来源：米切尔，《欧洲历史数据》，《公共财政》。

然而，银行家的态度更直接地决定于军费开支的筹措方式。在这里，普鲁士相对于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优势将会被更多地提及。在1847年和1859年，奥地利的总债务上升了2.8个百分点，而普鲁士的相对数字只是1.8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士以一个低得出奇的债务负担进入了这个时期：18世纪50年代公共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是15%，一直到1869年也不足17%；而法国相关的数据却从1851年的29%上升到1869年的42%。偿债的支出数据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差异：1857年，奥地利政府为其债务的还本付息开支了其普通财政总收入的26%，而普鲁士的相关数据只是11%。对于整个波拿巴时代，法国的相关数据平均为30%；就算在最高峰的时候，普鲁士的偿债负担也很小（27%）。这就意味着，从债主放债的角度看，普鲁士的信用风险最小，法国次之，奥地利是彻底的糟糕透顶。另外，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债券价格反映出来。奥地利票面利率5%货币债券在1859年和1866年出现了两次探底，价格大约在42（这样的价格水平在拿破仑时代以来很少见到）。相反，普鲁士票面利率3.5%债券从未低于78（参见表8–2）。

表8–2 德国统一的金融影响

注：英国和法国国债为伦敦报价，普鲁士和奥地利债券价格为法兰克福报价。

资料来源：下议院, 《账务与债券》，第27卷，第31卷;《经济学人》；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为了能更清楚地辨别差异，1851~1868年的整个期间段，普鲁士和奥地利债券之间的收益分布范围在2.7~8.6个百分点之间，平均下来几乎正好是5%（参见图8.1）。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差异虽然提及不多，但差异也是存在的：将1860~1871年之间的数值进行平均计算后，大约只是略高于1个百分点。正像塔勒兰德在1865年1月所观察到的（带有一点可以原谅的夸张）：“普鲁士在政治上出现了溢价，这与交易所的情形类似。”因此，尽管可以用发言人或是将军们的冒险战略来解释1858~1871年的各种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但金融方面的解释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另一种解释是，奥地利的政策彻底失败了，因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没有能力同时支撑打击意大利和德国所必需的军事行动经费，奥地利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通过出售一方的土地，来确保他们去攻击另一方。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所倡导的战略。由于试图挑战经济的现实，奥地利在两条战线上都吃了败仗。

然而，如果认为俾斯麦的胜利是由金融优势注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关键性的1862~1866年动用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技术上讲是非法的，因为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甚至他自己的“鸿沟理论”也无法轻易掩盖远高于他最后一次获得批准的预算的那些超支金额。平均来看，1863~1866年的支出每年比1861年经过批准的正常支出多出了3 800万塔勒。俾斯麦冒险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筹措资金。1864年1月，由自由党主导的议会否决了他提出的仅仅1 200万塔勒的贷款计划。从此，他别无选择，只能（如他自己所说）“利用可以从任何地方找到的（资金）”。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他在1864年夏天向奥地利临时代办处保证他已经储备了7 500万塔勒时，完全是虚张声势。事实上，对于市场对这一时期普鲁士经济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否过度，也一直存在争议。与丹麦的战争一结束，俾斯麦马上倡议降低国防开支来作为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实现，”他辩解道，“就没有人能够估量出普鲁士的经济实力。”这就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推高了普鲁士债券的价格。

图8–1 普鲁士——奥地利收益差异（奥地利债券收益减去普鲁士债券收益），1851~1875年

资料来源：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不管怎么说，在对德国控制权的争夺中，外交与战争同等重要：金钱可以成为战争的动力源泉，但金钱在19世纪60年代的外交过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得出这样的结论让詹姆斯非常失望。如果不考虑奥地利的软弱，詹姆斯曾经有好几次机会来阻止——如果不能完全挫败的话——俾斯麦的野心，不过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19世纪60年代的外交环境中的偶然事件。比如，要是俄国的政策对奥地利不如此敌视，俾斯麦就会暴露在来自东方的压力下，迫使普鲁士接受1849年在奥尔木兹达成的协议，由日耳曼恢复对德国的统治。要是英国的政策不如此被动，那么波兰和丹麦危机就可能不会对普鲁士产生如此大的威胁。如果拿破仑三世不用德律安·德吕替换图翁内尔，法国政策就会更有连续性：放弃行动开始时对意大利（如果不是罗马就是威尼西亚）的兴趣，拿破仑三世就有可能预见到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普鲁士对法国可能产生的威胁。奥地利对日耳曼联邦进行改革的企图也不应该只是像白日梦一样流产。每次只要奥地利提起这个话题——在1862年2月、1863年1月，以及对于俾斯麦来讲最危险的1863年8月——普鲁士的地位看上去都是岌岌可危的。奥地利在日耳曼的其他各邦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而且，弗兰兹·约瑟夫或许已经暗下决心，决定用威尼西亚或者侯斯坦来交换现金，以及一块给丧失掉的领土找来的“遮羞布”，从而找回在一场战争和另一场失败中可能会丢失掉的颜面。

因此说，是其他人的错误给予了俾斯麦机会：丹麦人在1863年11月决定吞并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1866年6月奥地利向联邦提出要求拥有直辖的领地，稍后法国人画蛇添足地要求将霍亨佐棱的主权与西班牙朝廷在1870年永久性地合并。甚至军事行动的结果都比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均衡：当战争于1866年爆发的时候，奥地利似乎得到了强大的法兰西以及其他主要的德国属邦的强有力支持，而普鲁士主要的盟友只有——按照一位普鲁士官员的观察，可能略微有点夸张——“美克棱堡公国和加里波第”。尽管普鲁士士兵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他们后膛装填的“撞针枪”却无法保卫在孔尼格拉兹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彩排：波兰

1863年1月由于反抗俄国的统治而爆发的波兰起义使危机进一步深化，而且也为1864年和1866年的战争提供了一次彩排的机会：一旦俄国要对波兰挑起战争，波兰可以迅速采取行动，而且尽管海外一片鼓噪，却也没有遭遇到任何干预。这次俄国侵略的经济意义不是太明显。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波兰这场起义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整整40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直到1862年4月才第一次得到了一个俄国大额贷款的业务。这似乎是一块肥肉：发行5%票面利息的债券，价值1 500万英镑，其中500万英镑直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伦敦银行按94的价格认购，剩余部分向公众出售，收取佣金。但债券的市场反应没有詹姆斯所希望的那么好。因此，在波兰起义爆发的前夜，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银行留在手里的债券价值至少有200万英镑。詹姆斯曾经希望，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里，债券的价格会上涨；但是波兰的危机使这个期望落空了。使这场危机如此令人惊慌失措的原因与俾斯麦很轻率地对沙皇提供支持（这使得他失掉了所有的朋友）的表态关系并不大，因为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力挺波兰，这种局面很像1830年时的情况，很容易引发一场法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俾斯麦很幸运：要是英国对法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点，或者如果亚历山大二世能被说服，他的狼子野心就大白于天下了。而现实的情况是，德律安·德吕恢复克里米亚联盟的努力遭到了悲惨的失败，而且同时疏远了俄国和英国。

当时，迪斯雷利对这些经常被重复提及的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势力证据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色彩的说法。在7月21日，他警告布瑞吉斯·威廉斯——他众多的中年女性仰慕者之一——“一场以光复波兰为借口的战争将出现在欧洲中部地区，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而且持续时间会很长。”他补充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年签了两个贷款合同，一个是给俄国的，另一个是给意大利的……他们现在非常焦虑。”三个月后，他依然很悲观：

波兰问题现在是一个外交上的弗兰肯斯坦^[45]，这是由那位神秘而且鲁莽的罗素爵士采用死尸的残留器官创造出来的。现在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并不是得益于那些政治家，而是得益于那些资本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在秘密的社团与欧洲百万富翁之间展开了一场角斗。目前来看，罗斯柴尔德取得了胜利，但是彼劳特（Billault，法国参议院主席，危机期间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之死对于他来说，与波兰爱国者的“利剑”同样致命，因为我相信，在世界的那个角落他们被称为爱国者，尽管在那不勒斯，他们只是匪徒。

这纯粹只是一个幻想。现实的情况是，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范围，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无能的法国政府打压了俄国和意大利债券价格后骂骂娘。正如詹姆斯在听到俄国大使很热情地评说拿破仑三世强烈希望“将整个欧洲版图打乱”的时候所说的，“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发行债券根本一点都不合时宜”，但他在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会有一场大战——只是认为“市场太糟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反映了詹姆斯掌握的内幕远胜于迪斯雷利的一个事实：他知道法国和奥地利两国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态度都分裂成了两派（在法国，沃鲁斯基支持战争，佩希尼和福尔德反对），因此可以推断出危机很快就能挺过去。让他真正有点动摇的情况出现在6月17日，当时第二份英——法照会送交俄国，再加上德律安·德吕的一次专访，促使詹姆斯下决心出手了2.5万英镑的俄国债券。到7月底，与爱登堡王子在威拉巴进行了长谈后，“老交易员”（詹姆斯这样称呼自己）确信和平能够得以维持。在伦敦，列昂内尔也基于对“更美好时代”的政治智慧的信赖而充满信心。“波兰什么事也不会有，”他告诉他的儿子里奥，“我们不应该为波兰人出手，他们一点都不见得比俄国人好。”

波兰危机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阻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建立长期关系的计划。镇压波兰起义的经济成本高得足以危害新发债券的利息支付，逼得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拿出了大约100万英镑来发行更多的俄国债券，而与此同时，又使他们不大可能向市场投放更多的债券。这似乎证实了纳特对俄国金融市场习惯性的悲观，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他反对参与任何俄国债券的发行。与圣彼得堡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同情波兰的支持者势力在巴黎和伦敦都很强大，夏洛特和阿方斯两人都同时引用这一点来作为把俄国业务留给别人去做的理由。“我非常高兴是巴林银行而不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承接了俄国的贷款。”夏洛特在1864年4月，在听到一个关于新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老对手来负责的公告后写道，“如果我们的银行参与了谈判，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上将会出现很可怕的针对那些被吓坏的犹太人的喧嚣浪潮，说他们帮助残忍的俄国人迫害可怜的波兰人。”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俄国人重新转回到了传统的银行，霍普和巴林，在1866年提供了一笔巨额的600万英镑的贷款。而詹姆斯也一直希望能够染指其间。他“由衷地后悔”，当在那里可以酿造“甘醇美酒”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国家”。早在1867年2月，他就开始考虑这种他早先严词拒绝了的机会的可能性，试图直接参与到俄国铁路的建设中，这个计划他们曾经在沙皇及其首相戈尔察科夫1867年访问巴黎期间进行过探讨。然而，他仍然坚持认为应该以俄国政府作为借款人的方式在巴黎和伦敦发行普通债券，而不是试图发行铁路债券，谈判最终不了了之，另一个与俄国按揭银行讨论的项目情况也差不多。一直到詹姆斯死后，罗斯柴尔德银行才最终同意了发行俄国铁路贷款债券。

奥地利衰败的影响

正如詹姆斯一直所关心的，奥地利1859年在意大利遭到的失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再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詹姆斯的眼里，此后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结束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困境，就像一个破产的企业所需要做的善后一样：他认为一个资不抵债的帝国需要清算那些它不可能再继续履行下去的义务，以便使自身更加合理化。詹姆斯始终想不明白，他的这个想法不仅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反对，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自己的侄子安塞尔姆的反对。安塞尔姆（与他的父亲在他之前所做的一样）越来越认为自己与哈布斯堡政权是一体的，特别是在他于1861年被任命为雷切斯拉特帝国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后，更是表现得忠心耿耿。在很多方面，詹姆斯对奥地利软弱程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奥地利毅然决然地否认存在的事实，它开始显得有些自不量力起来。

就在双方的敌意于1859年爆发之后不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地利政府发出了一个2亿古尔登贷款的有些疯狂的申请。詹姆斯开始时候的反应就好像是奥地利笃定会照顾他一样，坚持不让其他的外国银行参与到其间。然而，此时有太多的竞争对手都急于借钱给维也纳，因为这样的垄断太容易实现了。彼希奥夫斯海姆和苟斯米德获得了新贷款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彩票型贷款的方式发放。詹姆斯的报复有两个手段：抛售奥地利债券，以及当安塞尔姆按照1859年贷款合同应该向奥地利政府支付1 100万古尔登时不予合作。“我们从奥地利货币债券上什么也没有捞到。”詹姆斯满腔怒火地写道，“甚至连一个我们能够出手的价格都没有。”詹姆斯一想到在政府什么实在的担保都提供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要向对方付款，就感到“头痛”，他甚至略带威胁地说，赞同对奥地利政府提出法律诉讼来保护“我们的钱”。这种关系在1862年的时候达到了冰点，而关于1859年债券应付佣金一事的争吵也一直在持续，并就暂停对他们应收利息支付进行了谈判。当面对1862年准备筹措5 000万古尔登的新奥地利贷款的机会时，詹姆斯完全麻木了：

我不认为我们能拿到多少，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安塞尔姆提前24小时用电报通知我们能拿到多少，因为在维也纳，没有什么事是能够完全按计划行事的。我必须说，对我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我很希望安塞尔姆没有借口说我们把他置于困境中不管不顾，而且也不要说我们对他的银行不支持。

一直到安塞尔姆威胁要成立一个包括厄兰格尔和其他人在内的银团的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才匆忙同意参与到1860年奥地利政府有奖债券的第二次发行中。这个威胁是一个信号，它说明维也纳分行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开，并且它的所作所为已经激怒了迈耶·卡尔和詹姆斯。同样的情况在一年之后又重复了一遍，当时，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布罗涅塔诺寻求筹集另一笔贷款。而安塞尔姆的做法再一次让詹姆斯大光其火，因为他居然同意与两家对手辛迪加结盟，共同对贷款进行投标，而参加的银行中包括了工业信贷银行，以及它的伦敦模仿者国际金融协会和新设立的英国——奥地利银行（该银行在同年的早些时候由乔治·格伦菲·格林创立）。事实上，这个松散的银团到结束的时候也只是向布罗涅塔诺支付了400万英镑。当政府寻求通过在次年发行7 000万古尔登债券为这笔预付款进行融资时，商工银行是仅有的两家参与投标的银行之一，而且报出的认购数额只有1 900万。

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斯柴尔德之所以继续对奥地利政府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是出于一种为维护家族团结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做的努力。詹姆斯仍然从整体上看淡奥地利债券，继1862年夏天大量抛售后，1863年11月又再一次抛出。1863年11月，希勒斯维格——侯斯坦问题令人措手不及地再次冒头，只能是让詹姆斯的悲观看法雪上加霜：他看不出与普鲁士联手对抗丹麦对希勒斯维格——侯斯坦的吞并能够给奥地利带来什么好处，特别是他们的联合攻击行动并没有得到在法兰克福的日耳曼联邦议会的授权。不可否认，从技术层面上看，丹麦是违反了《伦敦条约》，但是这场爆发于1864年2月的战争在大多数家族成员的眼里看起来是荒谬的，夏洛特称之为“国王、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变态行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倾向于同情丹麦人，这种同情在伦敦和巴黎成为了一种主流。站在詹姆斯的角度，他看到的只是不断增长的开支，这种压力可能让奥地利无法承受，因而使得其最近一批债券的销售更加困难——尽管毋庸赘言，詹姆斯很快就会看到给丹麦放贷的机会，因为基本上可以肯定它将面临战争赔款的情况。

让詹姆斯更加警觉的情况是丹麦的战败一成事实，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盟就随即烟消云散：虽然在抗击丹麦（同时反对由法国和英国联手发起的外国插手调停的企图）的问题上双方走到了一起，但是它们对于领土的纷争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当两个王朝在希翁布隆谈判的时候讨论过各种组合方案，但是奥地利不同意对方提出的用希勒斯维格——侯斯坦这两个地方来交换它占领着的普鲁士土地的提议，而同时，弗兰兹·约瑟夫也拒绝普鲁士一直谋求的在德国北方的军事霸权。越来越明显，奥地利开始倾向于德国自由派所支持的解决方案：几个公国应该交给奥加斯滕堡大公。然而，在1865年2月，俾斯麦宣布，他只有在这些公国完全附属于普鲁士的条件下，才会接受这个方案，这个方针（就在他否决了奥地利参与关税同盟的申请几个月后提出的）骤然间使得战云密布，另一场更严酷的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种焦虑只是使奥地利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令人不解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居然选择在这个时候认购了1859年英镑贷款中剩下的300万英镑，其中包括了50万英镑的福费庭^[46]贷款。对于这种蛮干似的做法，我们所能给出的相对合理的解释，还是只能把它看成是他们当时需要打击另一位竞争对手的野心，这位对手叫兰格朗·杜蒙梭，他当时正在四处兜售建立奥地利按揭银行的计划，而且提出以皇室的土地作为担保发放贷款的方案。当贝尔克雷迪自1865年7月从希梅尔林手里接过首相的相印时，奥地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追求和目标，这个时候的赤字高达8 000万古尔登，并且没有任何可能的资金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银行拆借更多的资金。

在詹姆斯的眼里，随着埃斯特哈齐家族慢慢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中，奥地利也随之堕落得更加声名狼藉，因为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和维也纳银行都在代这个家族办理贷款事务。在1861~1864年间，以埃斯特哈齐家族的土地作为抵押所发行的债券融资金额已经不少于630万古尔登。之后，在1865年6月保罗·埃斯特哈齐被迫暂停支付以他的名字发行的债券的红利，这一举动马上引来了公众对这些债券的发行银行的口诛笔伐。在莫瑞奇·埃斯特哈齐主导奥地利对外政策期间，他自己家族的金融败落与帝国本身的衰败走势几乎完全吻合。这个败局所造成的困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敲响了警钟。

私有化与外交政策

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要保持与维也纳的业务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詹姆斯自信他手里持有奥地利问题的解决方案。早自1861年12月，他就已经开始谋划一项交易，按他的理解，这项交易给奥地利政府带来的不仅有金融方面的好处，也有外交方面的好处，同时他自己又有巨额的佣金收入，那就是：把威尼西亚卖给意大利。1865年8月的《加斯滕协议》暂时性地把侯斯坦划给奥地利，希勒斯维格划给普鲁士，这个协议没有排除一个类似交易的可能性，就是奥地利可以把侯斯坦卖给普鲁士。事实上，俾斯麦一年前在希翁布隆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而《加斯滕协定》通过将劳温伯格从奥地利转给普鲁士，获得250万丹麦塔勒的安排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大家要考虑的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如果价格能够谈拢，那么奥地利和它的敌人之间关于贯穿南北方的土地争端就可以转化成单纯的地产问题，它的可交易性就与过度抵押的埃斯特哈齐家族的私人地产完全一样。

要想弄明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65年的几场离奇曲折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谈判中到底想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普鲁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地位事实上具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每个国家都奇缺现金。因此，对于争议土地的潜在买家来说，都必须要能够借贷到钱。但是，这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普鲁士是因为宪法冲突，意大利是因为信贷评级越来越低。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答案似乎是很明确的：两家都必须对国有的资产——最好是铁路——进行私有化，再用得到的资金去购买侯斯坦和威尼西亚。与此同时，奥地利的金融状况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甚至就算是卖出了这两片领土，也很难平衡其预算。而奥地利的铁路大多数都已经出售，因此，私有化铁路在这里行不通；所以，詹姆斯考虑应该寻求将这些已经私有化的铁路线的税收权从政府剥离，作为金融融资对价的一部分。这是1865年詹姆斯所有想法的根本所在：通过设计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复杂交易，来清理奥地利无法再继续维持的皇权，从而避免一场由经济纠纷所引发的战争。

对于普鲁士的情况，大家应该了解得更多些。从经济上看，普鲁士比奥地利强大；但从短期看，由于宪政危机以及丹麦战争，造成了现金流危机。事情一度很明显，议会不会同意授权政府去使用任何类型的贷款，因此俾斯麦不得不为他的武力诉求另辟蹊径。在1864年很快就浮出水面的一种选择是由拉斐尔·艾兰格尔领衔的银团提供1 500万塔勒贷款。对于布雷希罗德来说，这是一个警报：他知道詹姆斯对像艾兰格尔这样的暴发户一向没有好感，便赶快向詹姆斯保证这个报盘已经“彻底被否决了”，但真实的情况是海外贸易银行与艾兰格尔在此之后确实做过一些交易。最难办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布雷希罗德阻止艾兰格尔，但是自己本身又不愿借钱给柏林。当布雷希罗德推荐说普鲁士政府通过抵押贷款方式用4.5%票面利息的债券筹集2 000万塔勒的计划已经得到了议会的批准，用西里西亚的铁路（但是不出售）来偿付时，詹姆斯让他去找迈耶·卡尔，但是迈耶·卡尔把球又踢了回来，他回答说，巴黎银行对于这一类交易要“保持完全敬而远之的态度”——布雷希罗德觉得这种说法很聪明，可以不刺激俾斯麦：“我尽量让他相信那些令人尊敬的银行会很高兴对普鲁士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普鲁士政府由于对金融问题的纷争已经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财政部部长伯德尔希温反对将铁路债券转换成军事目的，并且逼迫俾斯麦向议会申请，希望能得到一份贷款的授权。这种通过对丹麦战争的胜利来说服议会中的自由党转变态度的愿望在1865年破灭了，当时，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被议会宣布为非法，而且所有的资金申请都被毫不留情地驳回了。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奥地利接受了把侯斯坦卖给普鲁士的提议，普鲁士将怎样支付？早在1864年11月，俾斯麦就承诺过“巨额的货币等价物”，如果这个等价物“值得”，埃斯特哈齐告诉普鲁士大使维特，“他不会拒绝这个提议”。在这一点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首次尝试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由布雷希罗德和维也纳银行的莫利兹·戈尔德施密特前后传话，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正如戈尔德施密特所说，谈判中的金额“必须要有足够的油水去克服对于现金结算的那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种说法得到了奥地利财政部部长普勒内的呼应。之后渐渐明朗的情况是普鲁士的心理价位是4 000万古尔登（大约2 300万塔勒）。但是，这笔钱从哪儿来？布雷希罗德可能会说普鲁士的“国库是满的”，但伯德尔希温已经向议会报告，与丹麦的战争花费了2 500万塔勒，其中半数花的是国家“财富”（意思是储备资金）；按照布雷希罗德的说法，储备中还留下来了3 700万塔勒。那么，如果普鲁士买下了侯斯坦，国库中就所剩无几了。

另外的可能性是普鲁士可能会出售自己的国有资产来筹集所需的资金。事实上，这里有两条路，而且在1864年前布雷希罗德就对两条路都提过建议。第一条路与克罗涅和明登（汉诺威附近）之间的铁路有关，“德国西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中枢”；第二条路，是一个与萨尔中部地区的皇室土地有关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具体来说与当地的煤矿有关。普鲁士政府起初计划提供克罗涅–明登铁路总共1 300万塔勒资本的1/7，但是按照与普鲁士商务部部长奥加斯特·冯·德·海伊特男爵达成的一个交易，要求整个交易过程必须保证权益的完整性，而且作为回报，普鲁士拥有在1870年收购所有其他股东手上股票的权利。1862年12月，布雷希罗德向奥加斯特·冯·德·海伊特的继任者冯·伊曾普里兹提议政府将全部的“股票认购权”以1 400万塔勒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另外的一个可能性由布雷希罗德在1863年11月提出，他建议政府应该出售在萨尔地区的皇室土地给一家专门组建的合资公司，由政府控股，但是吸收其他公司股东的现金投入。这样的出售事实上早在1861年时就有谣传，我们并没有在相关的资料中看到，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曾经为矿山出过报价2 000万塔勒的报告。私有化除了能够给政府提供它所急需的现金这种明显的好处外，其他的好处还有，按照俾斯麦可能想到的，如果法国因为普鲁士在其他地方的领土扩张而提出以萨尔地区来作为“补偿”的话，矿山仍然能够留在普鲁士的手里。按照布雷希罗德的说法，私有化可以大大拓展莱茵地区业已存在的奥本海姆的巨大产业帝国，而他们两人也有很紧密的业务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普鲁士的经理人员能够解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这或许真的是一着妙棋。但是这中间存在着陷阱。如果普鲁士能够拿到钱，俾斯麦或许就会用它去与奥地利决一死战，而不是用来买侯斯坦。事实上，普鲁士政府甚至在《加斯滕协定》签署之前就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当1865年7月18日达成了关于克罗涅–明登交易的协议时，普鲁士政府以1 300万塔勒的价格出让了它的股份选择权，俾斯麦马上报告了皇太子：“完成战争动员和一年的战役所需的财政条件已经满足了，金额大约是6 000万塔勒。”“我们有钱了，”战争部长卢恩嚷嚷道，“足够让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放开手脚了，足够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动员整支军队并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军费……钱从哪里来？用不着违犯法律，只需要通过对克罗涅–明登铁路做些调整，对于这些调整，我自己甚至是伯德尔希温，都认为条件非常优惠。”很快，奥地利领事秋泰克就报告说普鲁士拥有“如此重要的资金供应渠道，这跟人们随时存放在手里准备着应战没有什么两样”。从另一方面说，克罗涅–明登铁路的出售还不足以确保胜利；卢恩也一直在考虑普鲁士从它大张旗鼓的备战中赢得的外交杠杆效应，也不一定是要真的去打。8月，俾斯麦通知布雷希罗德不要用他的账户销售债券，防止“对战争的莫名其妙的担心”。他在《加斯滕协定》签署后这样评论道：“我们的金融及军事方面准备工作的条件使大家期待不要迫使战争太早爆发。”具体来说，俾斯麦有理由担心，如果奥地利也成功地筹集到了资金，任何冲突都可能是（至少在金融方面）太过于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因此，他在1865年夏天的目标就很简单：通过他可以采用的各种手段阻止奥地利政府从资本市场上成功地融到资金。

奥地利在1865年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提出需要一笔贷款。或许是为了鼓励政府来找他，詹姆斯在8月中旬以78.9这个相对大方的价格购买了30万英镑的英国——奥地利债券。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不太愿意再提供大规模的新贷款。在9月9日，他确实对派到巴黎与他进行协商的财政部官员贝克男爵说： “让我们现在来办理贷款根本就不可能。”但是贝克男爵的反应感动了他——“这个人完全崩溃了，并且说道，‘这么说，政府就只能坐等破产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壮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崩溃的奥地利经济，这感动了一位对当时的惨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的人。詹姆斯匆忙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100万或200万英镑的一年期贷款，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与巴林（他们知道奥地利人也去找过他）合作，之后看情况再决定新的长期贷款。

这次一反常态地与巴林携手——同时参与进来的还有兴业银行以及地产信贷银行，这些银行都曾经被拜访过——表明詹姆斯并没有低估借款给维也纳所面临的风险。然而，他非常希望通过“做些事情”来向贝克表示“我们不反对奥地利”。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难猜到。在众多的原因当中，最关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持有巨额的奥地利债券。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投了太多的钱给这个政府。”如果奥地利真的宣布破产，那些债券的价值一定会贬得非常厉害：“这些讲信用的人只是想要钱去支付到期的利息，而且我也可以看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巴林对奥地利也很支持，所以他也有利益牵涉在里面。”另外，这种在极端困难时期提出的短期贷款，条件一定是优厚的，因而利润也肯定相当丰厚：“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同意别人随心所欲地从它身上赚取足够多的钱，奥地利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一个大国。”

开始的时候，詹姆斯不假思索很快就接受了兰格朗·杜蒙梭早些年的想法，用皇室土地来为贷款做担保。但是隆巴蒂铁路所面临的金融困难——刚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兴业银行注入了6 300万现金——为他那层出不穷的业务想象力提供了另一种新的想法。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它将从1868年起开始向奥地利政府交税。詹姆斯看到了一种推动公司疲软的股票价格上涨的办法——争取免税，正如阿方斯所说：“对我们隆巴蒂的未来寄予了太沉重的希望。”最后，贷款谈判给对奥地利施压提供了途径，要求奥地利同意给普鲁士和意大利提供一些便利，以求避免战争。阿方斯在9月16日与意大利大使讨论了用现金或者用多瑙河公国（罗马尼亚）交换威尼西亚的可能性；三天后，詹姆斯表达了希望就“意大利问题做出决断”的想法，并建议加入众所周知的“罗斯柴尔德条款”，要求贷款必须坚持维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到9月23日，他想的更加激进：

可能还应该加入与英国或许还有法国贸易协定方面的条款……确实，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桩辉煌的交易。这些人想要我们从他们身上赚钱。我们开出的条件是建立一个审批贷款以及裁军的委员会。我认为，在《宪法》之下，人们一定会享有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更加完善的信用体系。

仅仅三天后，詹姆斯和阿方斯在与贝克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似乎得到了“所有我们想要的”：

至于说贸易协定，将它与贷款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困难……相互间的谅解似乎与隆巴蒂铁路的税收问题同等重要。最终会在今天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同意贷款），因为政府还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它需要钱来巩固它的政治地位，并且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

我们从奥地利外交人士姆赫林能的报告中了解到，贝克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詹姆斯的合作做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按照贝克的观点，奥地利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詹姆斯）的”手里，而且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具有很多个人性质的优惠条件：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说服他，我们就无法继续推进其他的任何事情。只要有一分的希望，我们就要尽十分的努力，特别是要让詹姆斯他老人家高兴。任何能讨他欢心的事情都能值1%或者2%……如果我们能授予他一枚“大绶章”的话，情况会是什么样？就是一枚斯坦尼斯劳斯勋章促成了俄国贷款。他有一级铁冠勋章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能否让他想要得到这个勋章？

到了10月3日，这项交易似乎只等着签字了。

比亚里茨会议

然而，忽然间，节外生枝的情况出现了。当然，对于这项交易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1865年夏天巴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首先迫使阿方斯认为发行新的奥地利贷款债券“在目前的形势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安塞尔姆在这种情况下很意外地修改了奥地利的需求，把金额提高到1.5亿古尔登时，他的法国堂弟被惹恼了。他发现：

很难理解一个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对奥地利的金融市场如此了解，又是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的人，居然会在奥地利已经处于危机边缘的时候，还不给我们发出警报，反而还让我们保留所持有的全部（奥地利）债券，而且他甚至还一直鼓励我们尽可能多地购买，然后，忽然间他过来，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说，如果奥地利不能够贷到1.5亿古尔登，它就别无选择，只能宣告破产。

按照安塞尔姆的测算，政府真实的需求是4 900万古尔登（690万英镑），但是这只够支付到期应还的债务。纳特一点都不怀疑，任何新的奥地利债券都只可能是“垃圾”。在10月初的关键时刻，迈耶·卡尔的疑虑更深了：

我只能后悔，只要欧洲大陆还是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德国的前途仍然具有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钱就会显得非常宝贵，而且流动性会更差，我们的公众已经在英国发行的奥地利债券上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不会再相信市场……我必须得承认，我对奥地利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们总是在欺骗我们……他们根本就靠不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已经写了很多信给巴黎，而且也完全表达了我的意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担心这一次如果你跟他们达成了协议，你将会像我们的朋友和堂兄弟一样被欺骗。这里的公众每天都在售出巨量的奥地利债券。

同时，与迈耶·卡尔所指出的一样，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反对理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发生的《宪法》纷争，在1865年9月导致了议会休会，同时这场纷争似乎在奥地利也提出了普鲁士业已存在的问题：政府是否获得了筹集新的贷款的法律授权？这个争论对伦敦银行界的影响远比对法国的影响严重。

导致奥地利贷款谈判最终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如奥地利人自己所声称的，是由于俾斯麦与詹姆斯为否认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的支持而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的结果？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也无法找到答案。毫无疑问，俾斯麦是决心要制止这项贷款交易的。早在6月19日——按照“外国局势的复杂因素可能产生的机会”的说法——俾斯麦已经“注意到通过适当的金融行动，来深化奥地利贷款所依赖的金融市场目前的颓势可能是明智之举”。事实上，他在一份外交报告中引用的奥地利官员所说的“由于缺乏信贷的支持，奥地利政府可能会暂时放弃它的大国地位”这句话下面画了条线。“通过我们的侵入行动，”他告诉卢恩说，“普鲁士需要打破奥地利的那些计划。”也许是因为心中装进了这个目标，他建议布雷希罗德采取行动，诱使罗斯柴尔德银行购买海外贸易银行的普鲁士债券，然后把收益转给政府，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绕过议会对贷款授权所做的限制。

这个掩藏的动机是否可以解释交易失败的原因？迈耶·卡尔拒绝购买900万塔勒的1859年普鲁士债券，这些债券由海外贸易银行在7月份时以面值提供给他，这个回绝不可能没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假定他准备将债券价格推高到99.5，然后在一周之内卖给柏林的银行家，之后在101进行交易。詹姆斯与阿方斯毫无疑问开始怀疑普鲁士的真实动机。8月4日，在《加斯滕协议》之前，詹姆斯附和他儿子“对德国政治不满”的说法。他不愿意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奥地利太弱了，一定会放弃”，但是同时谴责俾斯麦图谋进行“野蛮的政变”，并且表达了对布雷希罗德的“不信任感”正在进一步加剧。相应的，他发出指令卖出了40万塔勒的普鲁士债券。这可把布雷希罗德吓坏了，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他急匆匆到奥斯登去见詹姆斯，“他来告诉我，”詹姆斯很平淡地说，“一切都运行得多么正常。”詹姆斯对普鲁士局势的判断表明他在这个紧急关头把俾斯麦和布雷希罗德看得多么渺小：“俾斯麦绝对不可信赖，因为他在国内的地位非常糟糕。布雷希罗德认为将会爆发一场革命，这真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对这样的说法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因为一个人不应该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而拿自己的国家去冒险。”当俾斯麦再一次进行尝试的时候，詹姆斯完全明白了他的目的。甚至在两人于9月2日会面之前，詹姆斯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提高海外贸易银行的贴现率是“一个政治动作，目的是防止奥地利获得贷款，并强迫它出售两个公国（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

然而，这次会议后詹姆斯的语气有些变化。“俾斯麦昨天告诉我，”他在会后这样告诉他的侄子们，“奥地利人现在根本就不想卖，但是最后他们肯定会屈服的。”俾斯麦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如果詹姆斯把款贷给了奥地利，就会减轻而不是增加迫使皇帝同意出让侯斯坦的压力。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贝克之间那场几近达成协议的谈判。但当俾斯麦在一个月后到比亚里茨拜会了拿破仑三世之后，他明显加大了破坏贷款谈判的力度——而且这一次他似乎得手了。在10月6日，詹姆斯通知他的侄子们，他已经推迟了与贝克的下一步谈判，“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考虑这种大规模的交易。这里的人都说，俾斯麦在跟德律安·德吕谈话的时候一直是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方式”。第二天，在费里耶尔狩猎后，詹姆斯与俾斯麦开了两小时的秘密会议（俾斯麦高度赞扬了詹姆斯的优质红酒）。很是恼火的姆赫林能这样向维也纳报告：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但我确实知道在费里耶尔的头一晚，这位老男爵还非常有所指地提议为我们的心想事成干杯……但在这次问题很大的访问之后，谈判的发展转向了坏的方向。有谣传在四处传播，说德·俾斯麦先生为侯斯坦出价8 000万塔勒。罗斯柴尔德家的一个儿子——阿方斯走得更远，他告诉我的一位同事，我应该接受这个建议，而且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再需要贷款了。

事情马上就真相大白了，俾斯麦再一次告诉詹姆斯，如果借钱给奥地利就会妨碍对争议中的土地的和平出售。姆赫林能所说的这些话中，只有对俾斯麦心中对于侯斯坦的出价的猜测是错误的（布雷希罗德只是提出了2 100万塔勒，只是克罗涅–明登交易所得收益的2/3）。根据姆赫林能给奥地利外交部部长蒙斯多夫的报告，几天之后（在10月15日或者之前），詹姆斯重复了俾斯麦的说法，尽管詹姆斯很小心地否认了这些说法的原始出处。他同时还额外透露了几乎同时在秘密进行中的意大利的另一份提案——威尼西亚也被打算出售：

在我们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很突然地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受那个据说已经对你们提出来了的方案呢？让他们购买侯斯坦。”……我当着他两个儿子的面答复男爵，我无法回答他所提的问题。尽管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接到什么指示，但我认为我应该向他表明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他帝国政府并不考虑这种可能性。男爵打断我说，这只是在股票交易所里流传的传言，就像是关于出售威尼西亚的说法一样，这些消息并不是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长或者是外交人士。我回答说，我有太多的理由推断这些精心编制的说法的来源（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这些说法我已经从很多途径听到过，而且也有些时日了。由于他只提到了威尼西亚，我觉得我有必要对那些企图误导公众错误理解我的政府意志的人强烈表达我们的不满。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甚至仅以此为基础，对通过提出侯斯坦问题，以便为威尼西亚购买案铺平道路的企图进行讨论，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我相信奥地利就算是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以及最后一分钱，也不会允许别人对帝国的统一进行干预……如果外国的资本去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最早遭到打击的必定是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找到自己的方式，击败他们对我们的攻击。

詹姆斯连续几日闭门不出，遭受着疑惑与痛风的双重折磨。在维也纳，这次谈判延期的事件甚至变成了公众谈论的粗俗话题。伊芙林娜就提到，安塞尔姆到戏院去“看一部新剧，剧中的主角有句台词是，‘我们需要钱，钱，钱’……整个戏院的所有观众就转过头来看着安塞尔姆。被现代的阿尔戈斯^[47]——公众——这样盯着看，使他感觉到非常不自在”。

然而，俾斯麦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10月18日，詹姆斯与他在伦敦的侄子们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两天后，条款似乎基本谈定了，4 900万古尔登的短期借款或者是9 000万到1.5亿、价格为68的贷款，附加条款为免除隆巴蒂铁路的税收20年，作为补偿，詹姆斯宣布免除政府对特瑞斯特和威尼斯铁路网债券担保的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书显示铁路免税政策——其价值按照阿方斯的测算每年为1 400万古尔登，而按姆赫林能的算法是总计2 800万——事实上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关系是如此重大，以至于詹姆斯把它列为了合同谈判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针对贷款，也针对短期借款。按照阿方斯的说法隆巴蒂特许权是“资本的基点”。他和他的父亲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提出了侯斯坦和威尼西亚的问题，他们很不明智地跨越了奥地利政府所关注的红线。当阿方斯醒悟过来，认识到维也纳变成了“烫手山芋”事实时，一切都太晚了。通过维也纳银行家赛缪尔·哈伯的介绍，姆赫林能和贝克与巴黎的一个银行家集团建立起了关系，这些银行家包括霍廷格尔、马勒和福尔德，由地产信贷银行牵头。当詹姆斯提出（用姆赫林能的话说）“无法接受的条件”并且要求“真正的让步——对隆巴蒂的税收豁免”的时候，竞争银行的报价“远比罗斯柴尔德的好，而且并不要求什么回报”。“这些报价可能会被回绝，” 姆赫林能很直接地写道，“这个后来的银团没有罗斯柴尔德–巴林的声望。我承认这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花了7周来谈判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价格，耐心地倾听詹姆斯男爵嘴里冒出来的一些实在难听的话，目的只是希望能跟他谈下去。”在11月14日，他和贝克完成了与地产信贷银行银团的谈判。因此，不仅没有能在破坏奥地利的贷款事情上与俾斯麦保持一致，詹姆斯反而是羊肉没吃到惹了一身膻。当他和阿方斯意识到地产信贷银行已经把他们赶出局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震惊：它对阿方斯的打击如此之大，让他惊呼“荒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些先生们一定是相当臭名昭著和厚颜无耻，才会冒这天下之大不韪”。詹姆斯对这些 “奥地利流氓”大为光火，并指责贝克收受了贿赂。安塞尔姆和费迪南德觉得“德·贝克先生的行为非常恶心”，他们认为他，“不仅没有绅士风度，而且做的也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事实上，这件事情让安塞尔姆是如此激动，甚至以从国会辞职相要挟，尽管詹姆斯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在这种关头奥地利人不会再重新任命一名犹太人”）。

问题的症结仍然未能解开，也许是因为他像奥地利人所宣称的，强硬地坚持隆巴蒂铁路的免税要求，而这已经证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作为回应，詹姆斯给出的说法是奥地利人只是用他的隆巴蒂要求来作为一个借口，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治决策，要支持一个纯粹的法国贷款。事实上有很多现象可以支持詹姆斯的这个说法。在地产信贷银行的条件事实上很明显赶不上詹姆斯所提出来的组合。后来居上的银团按实际价格61.25购买面值大约1.5亿古尔登的债券，因此，在支付完佣金后，奥地利政府真正到手的只是9 000万古尔登。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当市场对奥地利的债券报价还在70的时候，这完全就是在放高利贷。相比较而言，罗斯柴尔德给出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68，如果考虑隆巴蒂优惠减少一个百分点，是67.1。因此，更加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詹姆斯对出售侯斯坦和威尼西亚这种可能性的暗示，使得奥地利谈判者开始寻找其他银行。当弗兰兹·约瑟夫从他派驻巴黎的官员的报告中得知詹姆斯把所建议的贷款的条件设定为承认意大利的王国地位时，他在报告的空白处潦草地写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得谈。”约翰·罗素爵士也支持出售威尼西亚的事实在加重他们疑心的程度上并不比詹姆斯与俾斯麦会面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小。一笔由纯粹的法国银团在得到拿破仑三世和德律安的认可后放出的贷款，似乎不会有太多的附带条件限制；事实上，它似乎增加了把法国卷入反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联盟中的机会。当戈尔德施密特听到贝克接受了地产信贷银行的报盘后，他就下了结论：“对于购买侯斯坦的业务，绝对没戏了。”

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最关键的是奥地利人对出售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的根本性否决——既不是因为俾斯麦的阴险，也不是因为詹姆斯对铁路的自私要求。对于这种强硬的态度，一般总是归咎于弗兰兹·约瑟夫那种不合时宜的哈布斯堡荣誉感（甚至连他自己后来都说奥地利的政策“非常崇高，但是非常愚蠢”）。然而，这种对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所做出的各种报价固执的拒绝到底蠢到什么程度，确实很值得深思。如果4 900万古尔登只够用于满足奥地利的债权人在1866年2月期间的债务，那么普鲁士为侯斯坦所报出的4 000万古尔登的价格也许就“太少了”。 因此，戈尔德施密特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建议普鲁士用一小片西里西亚（俾斯麦自己在谋划格拉兹国）或者位于魏滕伯格的赫亨佐冷飞地（普鲁士皇室的祖地），来给这个药片上抹点糖。（维克多·艾曼纽尔不是将他的祖地萨瓦奉献给法国了吗？）蒙斯多夫或许也是对的，他认为出售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所开先例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比通过武力失去它们更严重。至少，在战场上人们总还有胜利的机会，实在不行的话再投降也不迟。

战争中的家族策略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身陷困境的时候，是我们对对方最感到愤怒的时候。詹姆斯清楚，由于代替俾斯麦提出侯斯坦或者威尼西亚的问题，他已经在无意间破坏了可能会给隆巴蒂铁路带来好处的一项交易。然而，当他和他的亲戚们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黑板前，为他们的铁路设计那些后来被证明成本很高而且难度不小的新权证发行时，他们并没有自责。另外，他们也没有责怪奥地利，虽然他们似乎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事实上，给维也纳提供的新的短期借款早在1866年2月1日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带着异乎寻常的激烈情绪，一致谴责普鲁士。不过在表面上，詹姆斯在11月给俾斯麦送去了一箱勃艮第酒，作为对他访问费里耶尔的纪念。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这位普鲁士首相的看法，经过了很多年才得以从这次失败的奥地利贷款事件中恢复过来。1866年1月16日，迈耶·卡尔从法兰克福写来了一封通篇都是愤怒语言的信，这封信简直就像是一份宣战书：

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一天更比一天复杂，普鲁士的行为表现出了一种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人们闻所未闻的特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普鲁士应该为它糊弄整个德国的这种可耻行径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它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可能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形成的意见也根本毫无用处，事实是整个德国普遍都反对一个狼子野心的政府所提出来的政策。

这种情绪得到了列昂内尔最小的儿子里奥从剑桥发出的呼应：“普鲁士看起来是如此残暴，好像他们的野心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似乎他们仍然在迫不及待地想要摧毁其他所有的弱小国家。”在维也纳，戈尔德施密特的心里对俾斯麦的好斗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普鲁士大使高兹坦率地——而且可以肯定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警告他，与奥地利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了，因为“关于侯斯坦，奥地利已经给了普鲁士一个否定的回答，它一口回绝了出售它在那儿的权利”，但是詹姆斯的情绪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对于阿方斯来说，普鲁士是“盛宴上的怪兽”：只要俾斯麦还在掌权，并且推行他的“吞并政策”，他就看不到金融市场稳定的希望。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詹姆斯对这个提议如此不友好的原因——在接受布雷希罗德的助手勒赫曼的拜访，并在与高兹进行了两小时的会晤后，他在3月14日一口回绝了——这个建议是让一个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组成的辛迪加以2 000万塔勒来购买政府留在手里的80 000股克罗涅–明登股份。

这个回绝经常被用来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给战争目的借钱”政策的证据。在这个事件中，神话与现实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这个说法事实上引自1862年的一封信，不过詹姆斯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或多或少确实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对在伦敦的侄子们说：“我回绝了布雷希罗德的助手提出来的建议，我们这样做是坚持我们不向发动战争的人提供资金的立场。只有当我们能确切地知道这两个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时，我们才能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詹姆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俾斯麦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因为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裁定以前的克罗涅–明登交易是违法的。他认为普鲁士确实面临金融困难。如果此时俾斯麦想以2 000万塔勒为侯斯坦提出一个新的报盘，那么詹姆斯可能会非常有兴趣；但高兹私下告诉他，俾斯麦打算以武力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甚至布雷希罗德也承认：他能说的最多只是“如果这个事情无法避免的话，（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决裂在4月或5月之前也肯定不会爆发”。在这样的情形下，去购买克罗涅–明登的股份不仅是公然藐视议会——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议会禁令的尊重——同时也为普鲁士的战争准备提供了资金。一点不奇怪，俾斯麦在3月13日的信中责备高兹在如此敏感的时刻亮出了他的底牌：

我们希望推迟战争的全面准备，以便首先展开金融行动，因为如果局势由于军备竞赛而变得更加紧张的话，进行这样的行动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进入了初步谈判阶段……按照事情本身的性质来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是不欢迎任何战争可能性的，而且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来防止战争的爆发；我可以更具体地报告阁下，罗斯柴尔德男爵在几周前通知我们的代表（布雷希罗德）他或许不应该反对与普鲁士进行交易，而且或许他早该满心欢喜地这样做了，但是由于目前的紧张局势，而且特别是他与阁下进行过一次谈话后，现在他无法这样做了。我觉得我应该提到这个事实，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在与罗斯柴尔德打交道时应该多么小心谨慎。

安东尼此时恰好在巴黎，他对普鲁士的建议非常蔑视：普鲁士可能“非常迫切”地想开战，但“他们的资金状况与以前一样糟糕……整个国家都在反对它。普鲁士的部长……在刚过去的2小时中要求男爵……给政府提供2 000万塔勒的短期贷款，政府以大量的铁路垃圾债券作担保”。3月17日，高兹很坦率地报告国王：“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决定尽其一切影响力来防止普鲁士发动战争。”按照皇储的说法，“罗斯柴尔德正在调动天地来共同对抗俾斯麦。”5月20日的慕尼黑《幽默》（Punsch）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幅漫画，标题是《罗斯柴尔德的备战》，上面描绘了詹姆斯死死抱住他的钱袋子，并且宣称：“我什么也不给！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中立。而且你们肯定也不会拒绝我的愿望吧？”（参见图8–2）。

图8–2 M·E·希勒，《罗斯柴尔德的备战》，慕尼黑《幽默》杂志原创版，19，Nr，20（1866年5月20日）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16（Marburg Universitatsbibliothel）。

我们知道詹姆斯最终未能阻止战争；但这不应该让我们对这一时期俾斯麦地位的岌岌可危视而不见。当普鲁士的部长们在高兹写信的当日会聚在柏林的时候，他们的所面临的选择面非常狭窄，正如会议记录中所指出的：“资金的筹集遇到了困难。克罗涅–明登股份的擅自出售只会造成损失。萨尔布鲁肯的出售也被提了出来。第三种可能性是向议会申请以取得一项贷款，然后是一个大德国计划以及大德国议会。”最后的选择似乎暗示着对自由党的投降。这是所谓的“科堡阴谋”时期——“科堡阴谋”是一项解除俾斯麦职务的计划，据认为牵涉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罗素、迪斯雷利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3月20日，詹姆斯急不可耐地从柏林向四处传播谣言，说“俾斯麦就要辞职了，和平将会得到保障”。两天之后，迪斯雷利告诉迈耶说俾斯麦“应该被绞死”。当居斯塔夫听说“为了解脱自己，俾斯麦考虑召集一个全德国议会”时，他觉得很震惊，因为这超出了“底线”，而且令人“难以置信”——这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绝望。迈耶·卡尔在信中写道，普鲁士首相“把自己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混乱中，而且认为武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担心内部的压力可能只会增加俾斯麦对战争的狂热——这期间他们对俾斯麦的讥讽最为尖酸刻薄，说他“狂妄”而且“像只野猪一样满嘴沾满了白沫”。用詹姆斯的话说：“没有谁会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而且只要他能得到国王的支持，他就会宣战，简直视战争如儿戏一般。”

然而，就算是俾斯麦确实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但是他怎么来支付战争所需的开支仍然是个问题。伯德尔希温下拨了他最后的4 000万塔勒；5月2日，内阁排除了出售萨尔矿山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期望俾斯麦下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奥地利在4月7日提出的裁军建议更是让俾斯麦雪上加霜。两周之后，他不得不表示接受。至于说到他提出了通过普选为联邦建立议会的建议并因而披上民族革命的外衣一事，似乎与他1848年以来的所有言行都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一直到了4月27日，布雷希罗德都还无法排除普鲁士放弃强权而且俾斯麦引咎辞职的可能性。在5月份的第二周和第三周，人们看到了普鲁士政府内部一系列的混乱状况：一项针对俾斯麦的暗杀行动；议会的解散；柏林交易所的危机；卢恩提出的预算——认为动员九个军团的军队需要2 400万塔勒，此外，只要战争的脚步不停，另外每月还需600万。5月18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紧急信贷条例，暂停货币的兑换；三天后，当海外贸易银行试图在巴黎出售短期国债的时候，詹姆斯再次宣布了他对高兹的反对。一直到6月9日——正好是在伯德尔希温的继任者向由布雷希罗德和奥本海姆牵头的银团出售克罗涅–明登股份失败整整一周后，勒赫曼又被派往巴黎“来询问我们是否愿意用金条或者白银给银行借款，可以用克罗涅–明登股份或者是海外贸易银行的票据做担保”。他再一次被回绝了。正如阿方斯所说，这项交易会产生“不错的利润”，但是詹姆斯对帮助一个勒赫曼自己都认为是步履蹒跚的政府“在此刻不是很有兴趣”。

詹姆斯不仅拒绝了俾斯麦的资金需求，他还试图在他认为普鲁士有需要的其他方面拒绝了俾斯麦，例如与意大利结盟。意大利的状况在很多方面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类似。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意大利金融稳定性的信心出现了急剧下降，而且，詹姆斯在1865年8月还出售了意大利债券。他和他的儿子们在1865年9月听到意大利政府宣布2.8亿里拉赤字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然而，对于保持与意大利的业务往来还是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首先，如果威尼西亚从奥地利转入意大利的想法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顺利实现，意大利在购买的过程中需要获得金融服务。其次，而且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目前控制了隆巴蒂公司铁路网所覆盖的大部分地方。因此，1866年出现了第二次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特许权的机会——作为给政府提供一笔贷款的回报。这所面临的风险也像普鲁士一样，意大利有可能使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一场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购买的方式来取得威尼西亚。因而，当意大利政府在1865年9月找到詹姆斯，要求提供一笔总额为3 500万里拉的短期借款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帮忙；但是在进一步推进这个项目之前，他仍然很留意地关注着意大利裁军的任何可能的迹象。

1866年初发行1.5亿里拉债券的消息开始几乎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因为意大利政府最初只是要求朗道拿1 400万里拉。然而，到了3月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向隆巴蒂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加慷慨的合同，目的是换取1.25亿里拉的借款。这似乎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寻找的杠杆支点，尽管之后不久宣布的对于政府债券的税收法令表明意大利政府的意图是既使用大棒，同时也使用胡萝卜，来确保罗斯柴尔德的合作。如果意大利人可以接受采用和平的政策——最理想的方式是使用一笔贷款的收益来向奥地利购买威尼西亚——那么，俾斯麦可能就会受到外交上的孤立。意大利大使尼古拉警告詹姆斯说，意大利可能会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与普鲁士联手。然而，3月22日，意大利政府出人意料地邀请朗道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以调停人的身份“来传递对于（购买）威尼西亚的提议，并以此来避免战争”。 阿方斯对这个提议的评估表示：

人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举动可能会遭到严重的误解，并且使我们在维也纳的地位变得非常脆弱。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在这方面吃了亏，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根本不应该再卷入到这类问题之中，这应该激发公司所有人员的警觉。或许，在某些危急的关头，奥地利政府自己会改变主意……可以从意大利政府的方针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战争发生，他们会参战，但是他们并没有与普鲁士签订什么协议。

朗道的提议是一份得到了英国支持的强迫奥地利和意大利对威尼西亚问题采用和平协议方式来解决的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提出来的其他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用威尼西亚交换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刚爆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通过选举上台的尼古拉斯·库杂王子，另外就是用侯斯坦交换格拉兹（再次提出）。

针对第一种情况的所有努力都再次失败了，因为奥地利人根本不愿意听到出售的说法。在向埃斯特哈齐转达朗道的建议之前，安塞尔姆强烈要求朗道不应该接受这个意大利任务，因为他相信出售威尼西亚的提议会被一口否决。如果朗道带着这种可耻的建议来到维也纳，他会进一步以“意大利党人”的名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入到更加声名狼藉的境地：

这里的内阁什么也不怕。如果需求增加了，他们就会手执牛角来要求我们。如果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而且我也希望没有这个支持——意大利军队将把自己白白地消耗在对这个四方形的堡垒的对抗中。这些公国（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的问题总体来说被当成了事关荣誉的问题，而威尼西亚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政府对普鲁士所报出来的价格装聋作哑，对于意大利的报价更加不理不睬，因为意大利的口袋里怎么看都是空空如也。

埃斯特哈齐回绝了朗道的报价，而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军队调动的说法仅仅是为了配合这个险恶的用心。到英国政府正式提议以4 000万英镑的价格来出售威尼西亚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意大利宣布在国内发行价值2.5亿里拉的债券只能被解读为军事备战做资金准备的一个手段。到4月8日，意大利秘密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协议，有效期只有3个月，同意如果普鲁士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它就会跟进， 对于这个行动它得到的回报就是可以获得威尼西亚。这就给意大利在与罗斯柴尔德的批评进行对抗方面提供了足够的信心——而这些批评由于意大利政府对所有的债券持有人加征税收的决定而更加激烈。在谴责意大利的外交和金融政策造成了“对它自己的信用体系带来了致命打击”的同时，詹姆斯发出了一个公开的威胁：如果意大利政府想再找到另外一笔外国贷款，“我以最郑重的方式向大家宣布，我，曾经一直是意大利债券在巴黎的参与人，将拒绝与意大利的所有新的交易，而且，我将从此拒绝参与到对意大利债务的任何利息支付的业务中”。他对俾斯麦也是同样大为光火：他们与意大利的联盟向詹姆斯证明，俾斯麦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战争的狂人。我在此郑重宣布此人实在太坏，我将以极大的荣幸站在奥地利一边，共同打败可恶的俾斯麦”。

然而，不是因为普鲁士好斗，而奥地利人不妥协；当然也不是意大利人的漠不关心最终导致避免战争的努力功亏一篑。事实上，尽管维也纳的这些政治家嘴上说的那么动人，但是一旦嗅到了战争迫近的味道，他们就开始低头寻找妥协的方案。4月9日，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向詹姆斯明确表示，如果法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奥地利会“让步”。第二天他又重复了这句话，正如詹姆斯所记录的：

看上去奥地利像所有的大国一样需要钱，这使得我能继续对和平怀有信心……梅特涅说奥地利愿意为和平付出一切，而且最后可能会屈服……奥地利需要800万到1 000万古尔登，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并接受所有的条件。如果他们被迫向普鲁士低头，会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按照最后的评论所说的，詹姆斯对奥地利所处地位的同情与日俱增。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一直期待着奥地利的投降。而且事实上这是非常可能的事，甚至在俾斯麦提出明显不会被接受的加布兰兹提议，要求把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交给一位普鲁士王子之后。一直到5月28日，奥地利才最终回绝了这个“妥协建议”。到了6月1日，奥地利请求设在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做法违反了以前奥地利–普鲁士双方签订的关于公国地位的协定，而正是这件事给俾斯麦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地利军队完全放弃抵抗撤出了侯斯坦。

使和平最终未能实现的是法国的政策。从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意识到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如果它能够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中间人，按照詹姆斯的看法，就非常有可能达成一致；但是如果它鼓励意大利人将他们的利益与俾斯麦搅在一起，战争几乎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可能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机会，而他很典型地想做到左右逢源。在维也纳，安塞尔姆得到的消息是法国在战争中将会站在普鲁士的对立面。詹姆斯和阿方斯也开始想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怀疑拿破仑三世只是想“浑水摸鱼”，而并不是真的想威慑普鲁士。他们想对了：拿破仑三世不仅一点都没有要求双方克制，而且事实上秘密地劝说意大利接受普鲁士的要求。正是拿破仑三世不仅没有劝阻反而推动了战争的做法，促使了詹姆斯去做他最后但又显然毫无用处的维护和平的努力。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扭转法国政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或许具有同样的反作用。

詹姆斯不需要引发一场金融危机来支持他反对战争：欧洲的股票交易已经下跌到了全面恐慌的程度。对战争的担心还只是一小部分原因：当它发生的时候，外交危机正好碰到了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现的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国际棉花市场恢复了正常。罗斯柴尔德银行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严重程度远不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和投资银行：事实上这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还是欧沃伦格尼银行和工业信贷银行。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儿子们来说，危机已经糟糕到在安息日期间他们也必须留在纽考特，而且“大量的金融破产”这个话题成了所有对话的主题，不论是在下院，还是在丹西尔夫人的舞会上。然而，对于詹姆斯来说，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下跌几乎可以看成是个大好事——与他的竞争对手不一样，他“感谢上帝，我不欠谁的债”。事实上，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送去了15万英镑，以帮他们解脱困境，而且危机给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外交杠杆。他的目标是说服拿破仑三世，让他相信战争的负面后果要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国际（而且随后也会包括国内）政治收益。

拿破仑三世在4月8日开始了他的战役，正好是普鲁士和意大利秘密结成同盟的时候。正如纳特所报告的，他“昨晚与皇帝在图勒瑞斯进行了长谈，他希望能够让国王陛下明白维护和平的必要性”。当他三天之后再次见到皇帝时，他又重复了这个说法，力图让皇帝“信服对于经济来说战争是最大的不幸”——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佩雷尔的赞同。阿方斯说拿破仑三世也试图向他做出保证：

普鲁士认为它可以得到法国的支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且尽管在私底下它鼓励俾斯麦去冒险，但是法国将会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保留按照局势的变化进行应对的权利。皇帝很希望看到威尼西亚问题的顺利解决。如果奥地利同意，他会坚定地与它共同前进，而普鲁士将会为它的荒唐付出代价。

两个星期后，当瓦卢斯基言之凿凿地告诉他战争无法避免后，詹姆斯又再次去见拿破仑三世“宣扬和平”。他发现皇帝“早已有准备”，就像阿方斯所记录的：

他说他很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俾斯麦不可能保住他的地位，而对他自己来说，他根本就不想卷入到这场争吵中，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由于他的干预而更加恶化……但他收到的最新消息表明，奥地利正将它的兵力部署在与意大利可能爆发战争的前沿……我的父亲询问他为什么不出手干预，以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间达成一份谅解，他回答说，要想做到这点就只能通过战争，因为奥地利不希望听从任何人的建议，而且以前曾经建议过（多瑙河地区的）公国，但是他们想要的是西里西亚。

按照这里所说的，拿破仑三世仍然倾向于支持意大利，坚持认为他们不得不开始进行战争准备。支持各个地方一触即发的革命是他惯用的伎俩，而当他信口开河，于5月6日在奥克塞尔公开抨击1815年的协定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惊呆了。这番讲话对巴黎交易所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阿方斯在第二天写道，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纪，而且人们甚至不会再猜想这个世界上现在会发生什么，在欧洲重新恢复秩序之前，欧洲将经受怎样的动乱”。当晚在忒勒蕊由皇后主办的一次舞会上，梅瑞美注意到“大使们的脸都拉得很长，让人不由得会把他们与那些被判死刑的犯人联系到一起。而其中脸拉得最长的是罗斯柴尔德，有人说他在头一天晚上损失了1 000万”。事实是在奥克塞尔讲话——这个讲话造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再次恐慌——之后，詹姆斯创造出了他著名的格言：“帝国就是空头。”

可以想见，如果拿破仑三世能一直支持意大利，而且通过暗示让普鲁士去攻打奥地利，奥地利人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立场。然而，到了最后的关头——或许部分是因为詹姆斯的骚扰——拿破仑三世似乎开始考虑援助奥地利。外交上的妥协出现了经济方面的预兆。首先，地产信贷银行根据梅特涅的请求提供了一笔现金借款。其次，隆巴蒂公司4月15日在巴黎召开的公司年度大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次大会同时似乎也巩固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经济联系。最关键的成就出现在5月份，当时奥地利出人意料地将威尼西亚割让给法国（然后可以再转交给意大利），作为对法国支持抗拒普鲁士的回报。尽管这让拿破仑三世有点措手不及，只好采用他惯用的把球踢给国会的伎俩，但这个异乎寻常而且让人误解的热情做法在6月12日终于有了结果，那一天奥地利和法国签署了协定，确保法国中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詹姆斯在推动法国“对奥地利亲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经常拜访罗希尔、英国大使考雷和拿破仑三世本人。具体来说，他有自己私下的反意大利日程安排，力争在他个人与意大利关于国债征税的争吵中获得法国的支持。同时他也把握着奥地利人希望能够重续罗斯柴尔德已经放给维也纳的短期信贷的希望，尽管奥地利人对他们与隆巴蒂铁路所签订的合同在进行着狡辩。

俾斯麦在5月23日时曾经告诉布雷希罗德：“皇帝（拿破仑三世）只要真的想做，他还是能保住和平。”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通过支持奥地利的立场，拿破仑三世事实上对战争的爆发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6月12日的协定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法国严守中立时，奥地利不仅能够打败而且还能够分解普鲁士和意大利；作为放弃威尼西亚的回报，奥地利打算最起码要在两西西里恢复波旁家族统治，在中意大利恢复教皇统治，甚至要恢复过去的托斯卡公国、帕尔玛公国和姆蒂纳公国。普鲁士将会退回到1807年时候的边界，将西里西亚送给奥地利，将卢萨西亚送给萨克森，将莱茵的几个省分别归还给汉诺威、黑森——达姆施塔特、巴伐利亚和惠滕伯格。尽管在布雷希罗德的讲话中似乎从5月4日战争就已经开始，实际上在6月12日之后，奥地利才真正决定选择战而不是降。而詹姆斯一直到6月13日才认为战争正式开始了。因此，这才是法国的真正意图——鼓励意大利和奥地利马上开战——这就把原本可能是一场虚张声势的为了希勒斯维格和侯斯坦的假战争，转变成了事关德国和意大利未来的全面战争。无意间，詹姆斯为保卫和平所付出的努力把拿破仑三世的态度从支持意大利转为支持奥地利，这实际上诱使哈布斯堡政权的位置站到了两条战线上，并两面同时作战。

白银通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一直很努力地想制止1866年的战争，但他们失败了。这次奥地利人所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与大多数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期望的相反，奥地利和它的日耳曼盟友在战场上遭到了普鲁士致命的重创，这次重创所导致的损失远大于即使奥地利对意大利胜利了所能获得的利益。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的是战败的一方。更严重的是，孔尼格拉兹战役的后续影响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天都塌下来了。”教廷公使这样说，而且意有所指。俾斯麦的盟友普鲁士左翼保守党、克莱恩德意志自由党、意大利民族党以及匈牙利革命党，确实把整个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

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沮丧很容易理解。“随着战场上传来一个接一个的可怕消息，” 安塞尔姆的儿子内桑尼尔在孔尼格拉兹战役后这样写道，“我感觉自己的悲伤和沮丧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几乎都无法写字了。”这并不是装出来的爱国热情——尽管安塞尔姆在捐出10万古尔登作为伤员护理费用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他还很坚定地抵制在奥地利军队中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企图）。一直到7月26日草签和平协定之前，一直都有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到维也纳的迹象存在。这就意味着在战场附近的罗斯柴尔德资产将直接置于普鲁士的控制之下。由于与罗斯柴尔德所拥有的位于维特克维兹炼铁厂的通信中断，导致那里的工人领不到薪水。有报道说希勒斯多夫已经被占领——据说是被普鲁士支持的匈牙利军团所属部队占领，而且“占领区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洗劫。事实上，当费迪南德在9月份到达那儿的时候，他看到了几个普鲁士骑兵军官。在他们离开的那天，他很恼火地报告道：“他们在园子里的砂石小道上四处遛马。其中一人在我的窗子下放了个障碍，然后在那儿来来回回地跳。所有的英国仆人就在那儿看着，并且嘲笑他那差劲的骑术。”

在法兰克福也有恐慌，而且这次也直接来自于普鲁士军队对城市的威胁。还在很早以前，迈耶·卡尔就意识到了法兰克福面临的威胁“是其中最要害的”，而他希望“与两边都保持好关系”的愿望不久之后就破灭了。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随了德国各邦以及联邦中的反对普鲁士的大流。“既然敌意已经产生，”他在6月11日写道，“普鲁士应该遭到有力的打击，而且为它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被好好地教训一顿，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些行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的历史记录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到6月20日，“拒普鲁士于法兰克福之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但是很显然，当普鲁士人7月8日准备攻城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抵抗根本没有用，因此迈耶·卡尔赶紧把他的女儿们送往了法国。7月17日，在普鲁士又一次决定性地击败了联邦军队后，他们占领了城市。“在一种非常混乱和焦虑的状态下”，迈耶·卡尔的妻子路易丝这样向她的儿媳妇夏洛特描述：

傲慢的普鲁士人其实是在抢劫，因为他们几乎逛遍了所有的商店，挑选了最漂亮也最值钱的商品，而且从来不考虑支付任何东西。在威利的公司里，士兵们抢占了所有的房间，只留下了玛蒂（汉娜·玛蒂尔德）的卧室，而吃饭的时候，除了香槟酒，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喝！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候能够认清他们相应的国家背景，那么保持中立的伦敦和巴黎对这种感受应该就不会太强烈。但他们没有，整个家族似乎把自己都摆在了奥地利——日耳曼一方。当意大利在库斯妥扎受到了奥地利军队被詹姆斯称为“一场真正的打击”的时候，他感觉非常开心，“他的结论是这对他们是件好事”，“这会为通向和平打通道路”。对于普鲁士，迈耶·卡尔所担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会顶不住压力屈从于布雷希罗德要求他们协助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詹姆斯痛心疾首，他“衷心希望奥地利给挨千刀的普鲁士一次真正的教训，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奥地利在孔尼格拉兹战役前夕不断失利的消息则使他“处于半疯狂的状态”。“我宣布，”他对他的侄子们说，“这一次我是完全支持奥地利的，因为战争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甚至他年仅8岁的孙女贝蒂娜都“因为俾斯麦先生夺取了威尼斯^[48]而对他非常生气”。“如果要由俾斯麦先生来决定的话，”她问她的英国祖母，“您是去加奈斯贝里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鉴于皇帝身边的很多人都一直在向他灌输反对奥地利的政策，阿方斯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一场针对法国的德国战争的危险。拿破仑三世的决定——他鼓励意大利和奥地利双方交战——留给他的不再是他所希望的裁判员的角色，而仅仅只是一个投机者。7月1日，阿方斯很敏锐地总结出了法国政策中自相矛盾的特点：

如果奥地利胜利了，我们的政府将会与他们结盟，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就向他们进攻……有可能将会很快组成两支观战部队，一支驻防在莱茵河地区，另一支驻防在阿尔卑斯地区。这只是作为预防性的措施，而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因为据说皇帝非常迟疑，而且在与普鲁士的关系方面采用的是冷淡而且保留的态度。实质上看，法国是在做一次大冒险。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甚至用取得莱茵地区省份的机会也不对等……因此，公众的同情全部都在奥地利人一边，但没有人知道皇帝的真实想法，人们对他们获得成功的担心就与他们对法国的期待一样多，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朋友们正在煽动人们支持普鲁士。

阿方斯十分正确地认识到，如果拿破仑不下决心站在奥地利一边加入战争——或者是还没有从军事上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他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向一个拥有战胜者身份的普鲁士要求任何“补偿”。在罗斯柴尔德的眼里，法国对德国、比利时或者卢森堡的任何领土要求，注定都要一事无成；法国人可以做的最多就是说服战败的意大利接受威尼西亚，不要再提任何其他要求。而对“残暴的普鲁士在帝制的法国手上接受一顿深刻的教训”的渴望，詹姆斯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是皇帝，我会为自己感到脸红。”对于他以及他的儿子们来说，法国攻击普鲁士的战争只是推迟了一些时日而已：最终，拿破仑三世将会“被逼迫与普鲁士开战，因为这些人都认为欧洲属于他们”。任何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和平都只是“表面上的虚假和平”。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对普鲁士的胜利感到不安。对于夏洛特来说，1866年的战争根本不是德国统一之战，而是它的分裂——事实上是它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普鲁士。在7月10日，她甚至预言说普鲁士的野心注定要引起英国的干预：

普鲁士人……在庆祝他们的胜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节制。在那种情况下，具体说，就是如果他们想吞并新教德国、法国，或许不用抽出它那所向披靡的利剑，只需要向这个新的北方帝国所辖的莱茵河畔的天主教省份提出要求，而且几乎不会受到干预。尽管受到了德比爵士那丝毫没有政治家风度的讲话的影响——他认为大陆事务不大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拖进一场武装干预的行动中，防止文明世界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被绝对割裂。

当然，按照阿方斯的说法，要是法国在对阻挠普鲁士的干预中能得到英国的这种方式的支持，拿破仑三世或许会行动得更加坚决。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俾斯麦的条件——授予普鲁士对美茵河以北的德国领土的军事控制权，但是它保证德国南方各邦的“国际独立存在”——在伦敦看来已经是足够缓和了，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联合干预行动。 正如夏洛特在回复路易丝“请德莱恩先生在《时报》上发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的请求时说的：“俾斯麦伯爵会关心我们英国报纸上的文章吗？他已经征服了世界，要是他不能打下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广阔，而且又不用担心革命和侵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帝国的话，他是不可能同意和平的。”夏洛特所能做的也就是加入“那些愿意为可怜的奥地利士兵募捐的妇女委员会”。

然而，总的说来，孔尼格拉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冲突的迅速解决，使得经济在总体上得以恢复，很快地结束了先前几个月出现的资金紧张状况。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夸大战争给罗斯柴尔德家族造成的经济成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风雨欲来的预感促使詹姆斯减少了他的损失，并且在战争开始前几周将自己可能遭受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早在4月9日，他就给他在伦敦的侄子们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像他的那些广受关注的格言一样流行。他告诉他们抛光手上所有的债券，就算亏损也在所不惜。“我觉得战争太可怕了。”他写道，“为了能保证把现金紧握在手里，宁愿做出些牺牲，因为在战争中，你只要有钱就能生出钱来。”一周之前，詹姆斯在确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已经通知布雷希罗德开始在柏林出售罗斯柴尔德所持有的债券（尽管他对布雷希罗德过早地抛售的做法很是生气）。4月10日，他告诉伦敦，他已经“结清了他手上的所有隆巴蒂债券”，而且可以“冷眼旁观任何战争”。“现在，我的好侄子们，”他这样写道，思考着巴黎交易所中“全方位的恐慌”，“世界的末日并没有到来，而且如果战争真的来了，人们会找到其他的赚钱途径。”在最后的分析中，詹姆斯的首要原则是：任何代价都无法保证和平，但是任何情况下都要盈利，不管是和平还是不和平。

战争开始后，詹姆斯做出的判断是他毕生金融战争与和平经历的成果：“从远期看，所有的债券价格都会下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贷款。意大利同样需要，而且没有哪个大国能够支撑两个月。或许战争因此会非常短。”他的儿子阿方斯也能够很准确地看到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尽管他也谴责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正如他提醒在伦敦的那些堂兄弟的，隆巴蒂铁路的收益最好的时期就是1859~1860年，由于奥地利政府必须给公司付钱，以便把它的军队运送到意大利，盈利会再次出现大幅增长。这种在政治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辨识的能力是这个家族的特质。在战争开始前被责骂为“死心塌地的奥地利人”的安塞尔姆反驳道，他是“更加死心塌地的真正的罗斯柴尔德”。

另外，无论在感情上多么同情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战败各邦在经济上的支持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在整个6月份，他们在维也纳对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只是些小额的短期借款，并在法兰克福出售“英国——奥地利”债券。迈耶·卡尔对于那些与奥地利共同作战的其他日耳曼各邦的贷款请求一律不予理会。他拒绝了拜登在4月份提出的300万古尔登贷款请求，拒绝了巴伐利亚在5月份提出的1 200万古尔登的贷款请求，也拒绝了6月17日魏滕伯格提出的任何方式的金融支持的请求——尽管仅仅在4个月前，他还在与艾兰格尔竞争给斯图加特贷款的权力。在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和法兰克福银行才同意给这个王国提供微不足道的400万古尔登借款——而且期限只有6个月。

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一直没有重视布雷希罗德对于贷款给胜利者普鲁士的那些理由：在8月份，他“很干脆地拒绝了”普鲁士大使提出的2 000万法郎的请求。但是对于意大利提出来的请求，詹姆斯没有正面作答。按照长期协议的条款，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在巴黎支付意大利债券的利息，同时支付隆巴蒂铁路应该分给政府的那部分；由于战争，他们似乎把两件事都往后拖延了，也顾不上来自佛罗伦萨方面越来越紧急的请求。另一方面，詹姆斯拒绝出售他所持有的巨额的意大利国债，一直坐等良机尽失，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意大利会成为胜利的一方，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并不在意自己的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战争导致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所遭受的最大损失，可能就是在意大利国债上的损失。就算因此可以在休战期以及和平谈判期间采用一种经济杠杆的方式对意大利施加影响，也不足以给詹姆斯足够的慰藉，尽管阿方斯7月8日简明扼要的说法堪称经典：“当然了，只要和平没有达成，意大利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拿钱；一旦和平协定签下来了，我们就会随势而行。”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又再一次处于这样的位置：“人们不可以为延续战争提供资金。”麻烦的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往往是那些在和平协议签署以前就敲定下来的生意，因为之后意大利的国债价格就会复苏，对于这一点，阿方斯和他的父亲看得都很清楚。当意大利政府提出接受隆巴蒂铁路一个亿里拉的远期预付款，给出的贴现率高达40%的时候，詹姆斯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但是，他做出的选择是，没有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明确同意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并且遵循了自己在停战协议没有达成之前不做任何行动的原则，取消了朗道过早提出的以国债抵押借贷2 500万里拉的提议。意大利政府所做出的回应是再一次提出了它的要求，而且这次不仅要求威尼西亚，还要求赔偿，以及蒂罗尔，并成功地得到了其他银行（地产信贷银行以及斯登银行）的支持。因此，其实是外交，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诱使他们同意满足于威尼西亚，而且确实为此付给了奥地利8 600万法郎。

这部分还应该感谢詹姆斯，俾斯麦是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在孔尼格拉兹战役的前夜觉得“他是在以自己并没有真正拥有的数百万元的筹码玩扑克牌游戏”。这个说法真实得有点残酷，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赖”。然而，胜利意味着从根本上解决了普鲁士政府所面临的金融危机，而正是这场危机将俾斯麦带上了权力的顶峰，也是这场危机4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普鲁士。按照常规的做法，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向被征服者收取赔偿。

战败者中当然包括了普鲁士议会中的自由党敌对分子。俾斯麦对克莱恩德意志运动的支持分裂了自由党。击败奥地利孤立了那些“进步党人”——他们似乎对议会主权的关注要远高于对民族团结的关注。他们在与孔尼格拉兹战役同一日子举行的选举中的失败，对于俾斯麦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在战场上对奥地利人所取得的胜利。然而，在基本方面——这有时候会被忽视——俾斯麦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当冯·德·海伊特在战争爆发的前夕取代伯德尔希温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他坚持要俾斯麦承认前些年的财政政策一直“没有法律基础”，并试图在战后从议会寻求一个补偿法案。（作为一名过去的自由党人以及商人，冯·德·海伊特在1862年从财政部部长任上辞职，也不愿冒违犯宪法的风险。）为了同意这样做，俾斯麦很快放弃了他开始时对威廉一世的许诺，他声称朝廷对军费预算的控制没有道理，因为尽管北日耳曼联邦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军费预算从来没有经常投票，但一直都还是进行定时投票的。正是这个“内部问题的解决”（布雷希罗德在他给巴黎的信中这样高兴地宣称，并且在9月份的时候以绝对的优势投票获得通过），使得普鲁士的金融秩序回到了正常状态。

然而，俾斯麦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普鲁士的纳税人来独自承担胜利的成本。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几乎像强盗一样彪悍的精神来挑起对其他日耳曼各邦的战争。詹姆斯早在6月28日的时候就听说俾斯麦“派出了他所有的将军去跟着汉诺威国王，以便能更好地得到他的钱、他的人以及他的士兵”。或许俾斯麦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革命性的行动就是吞并汉诺威，并废除它历史悠久的统治家族；他的动机至少是部分出于经济的考虑。萨克森王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俾斯麦仍然向它征收每天1万塔勒的占领捐（这些钱用于资助急匆匆建立起来的匈牙利军团），最后的赔款总共达到了1 000万。当然，只要俾斯麦只是一位被除名的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能够冷眼旁观。事实上，他们想起了那些远去的岁月，当时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被迫将他个人的巨额财富藏匿到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找不到的地方。当萨克森大臣威杂姆被派到慕尼黑将他的政府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储备（这些都是匆忙间从德累斯顿运过来的）转运到中立的地方时，他决定将白银——已经封装进罐子里的大约100万塔勒的银币——运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当这些银币抵达巴黎后，詹姆斯想要把它们换成法郎——这样可以获得手续费。但是威杂姆提醒他选帝侯宝藏的传说，这个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经常用来为自己宣传：“萨克森国王对您表现出了类似的信任，而我坚信您不会让他失望。”詹姆斯并没有因此被唬住：当普鲁士确定萨克森的赔款为1 000万塔勒的时候，他要求布雷希罗德确保获得参与贷款给德累斯顿政府支付赔款的份额。

要求奥地利支付3 000万古尔登的“战争献金”也是由一个第三方银行组成的银团借款支付，银团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和商工银行；不久，又开始了新的贷款和借款的谈判——尽管按照阿方斯的观察，对于奥地利“是活还是死”的局势最终明朗还需要时日。魏滕伯格也不得不发行1 400万古尔登的贷款来支付他的赔款；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占了大头（1 000万），尽管他们不得不挤出自己的利润来迎接无处不在的艾兰格尔的竞争。与过去的情况一样，战后赔款的转账是一笔利润不菲的生意，就算是最终的利润必须得与他人分享。具体来说，当黑森–拿骚公爵从普鲁士拿到了880万塔勒的补偿款后，迈耶·卡尔就会去建议他怎么样投资最好。最自然的情况是，当出现类似希勒斯维格–侯斯坦这样的大动荡局面时，会令艺术品市场出现非常火暴的局面：这时，阿道夫才有机会买到巴登大公的水晶藏品。在1866年的时候，埃斯特哈齐家族并不是唯一一家家道中落，出售家藏珍宝的中欧名门望族。

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当法兰克福也被迫支付赔款时，人们就有更多的理由表示关切了。法兰克福没有王公贵族，它只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普鲁士人提出的任何赔偿不可避免地需要城里最富有的公民做出个人牺牲。甚至在普鲁士人公开提出他们的要求之前，阿道夫就对这样的暗示感觉到不胜烦恼。“普鲁士人在法兰克福的所作所为让我很心烦。”他从日内瓦的避难所给伦敦写信时说：

我也许也要失去我在那儿出租房子所得来的收入。当城里不再有外交使团驻扎的时候，谁还会像我的先父那样在法兰克福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不能把它交给那些会把它转成旅社或者宾馆的人，而我们还得支付税金。所以这些都让我很难过，使我抓狂。

当普鲁士人开出他们的单子——第一次是普鲁士军队司令官曼图费尔要的600万塔勒，随后显然是俾斯麦追加的2 500万塔勒——的时候，这个家族被惊呆了。迈耶·卡尔以法兰克福商会代表的身份，马上就对如此巨大的金额提出了质疑，并以同样的语气电告俾斯麦。对于阿方斯来说，对法兰克福索赔就是“野蛮行径”——“就像是经历了30年战乱后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对普鲁士打算用饥荒来迫使整座城市投降的说法深信不疑。夏洛特甚至听到这样的传言（通过“被吓坏的伙计艾兰格尔先生”到处传播），说“查尔斯叔叔（迈耶·卡尔）已被投入监狱。我不希望也不相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但是普鲁士人都是禽兽”。当詹姆斯听到同样的传言的时候，他跳起双脚，狂喊道：“关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这不可能！” 安塞尔姆也写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对法兰克福征收“巨额的战争税”，尽管他对这样做能有什么效果也表示怀疑，因为“普鲁士正盛行用大棒来进行统治的政策”。

事实上，迈耶·卡尔为实现“做适当调整……来……防止这个恐怖灾难”的努力获得了部分的成功。7月25日，他到达柏林，呼吁“普鲁士国王不要对可怜的法兰克福人这么狠心”；一周之后，他又被请回柏林，并且在8月6日和7日与俾斯麦连续进行了两次会谈。他提出的妥协条件再一次表明，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钱的问题比边境问题更重要：作为接受被普鲁士吞并的回应，双方同意法兰克福只用支付600万塔勒作为占领军的费用。夏洛特所叹息的“把美好又悠久繁荣的我们祖先的城市转变成了普鲁士大家庭一个不起眼的附庸”，很显然地要比2 500万塔勒的牺牲小得多。按照其中的一个说法，“查尔斯叔叔……在与普鲁士人的勒索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赢得了城里的76 000颗心”；当他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俾斯麦的新北日耳曼联邦议会选举的时候，他很小心地提醒选民，他曾经在1866年“很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曼图费尔，而他的竞选对手——自由党记者利奥波德·索那曼当时却逃离了城市。他获得了一边倒的优势，以6 853票对311票的高票，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适时地完成了他竞选时提出的愿望，补偿了另外的400万塔勒。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依然还有因为拒绝在经济上帮助俾斯麦而必须承担的代价。8月14日，就在最终的《布拉格和平协议》签订前的一周，詹姆斯最终听从了布雷希罗德的意见，提出了发行普鲁士贷款的建议，但柏林给出的反馈非常无理。没有任何的礼节，海外贸易银行通知迈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从此不会再有可能得到在南日耳曼发行普鲁士债券的授权。1865年9月，詹姆斯曾经骄傲地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为普鲁士国王打工”；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普鲁士国王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45]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所著的小说中的一个人造怪物，用来形容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媒介或作品。——译者注

[46] 福费庭指一种无追索权的银行业务。——译者注

[47] 阿尔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译者注

[48] 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