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权力的全球性转移

仅仅在10年前，也就是在1997~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传统观念认为，金融危机更有可能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即所谓的东亚或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然而，新世纪对全球金融系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世界经济的边缘，而是来自世界经济的核心。在2000年8月硅谷网络泡沫达到高峰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下跌了将近一半。直到2007年5月，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投资者的损失才得以弥补。然而，仅仅3个月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再次引爆，这一次是在信贷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也起源于美国。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发现，他们无法支付次贷抵押贷款时，危机爆发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类似的危机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其他区域即使没有发生大萧条，也会陷入经济衰退。然而，在撰写本书时，亚洲似乎很少受美国信贷紧缩的影响。实际上，一些经济分析师（像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吉姆·奥尼尔）说，世界其他地方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带领下，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

世界其他地方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带领下，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

如果奥尼尔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正经历着最惊人的金融权力全球性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是由英语民族制定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但这个时代要结束了。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为8.4%，近几年的发展步伐还有所加快。奥尼尔和他的团队在首次测算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或者称为“快速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时，预计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然而，他们最新的估计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日期提前到了2027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并没有忽视这样的挑战：中国无疑面临着政府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未来人口方面的问题，还面临东亚地区超负荷的工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后果。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所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比如2007年股票价格的飙升以及2008年粮食价格的高涨。但是，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仍然是积极显著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历史方向已经发生改变。

三四百年前，东方和西方人均收入不相上下。有人声称，北美殖民地的生活水准，与中国农民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事实上，明王朝的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要比早期的马萨诸塞州先进。中国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远远超过波士顿，就像郑和15世纪早期远洋的宝船让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船相形见绌。像泰晤士河谷一样，长江三角洲有可能发生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大技术创新。然而，1700~1950年期间，东方与西方生活水准出现了“大分流”。中国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绝对下降，而西北半球特别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到1820年，美国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两倍；到1870年，几乎高出中国5倍；到1913年，超过中国近10倍；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接近22倍。1820~1950年期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1.57%，而中国的同期数字则是–0.24% 。197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充其量不过是美国的1/20。按照国际市场美元汇率来计算，这一差距甚至更大。到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比率仍然是22.9∶1。

在18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之间，中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旧中国错失了两次重要的宏观经济发展机遇，而这对于18世纪的西半球腾飞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是征服美洲，特别是把加勒比岛屿地区变为产糖殖民地——“鬼田”^[42]（Ghost Acres）缓解了欧洲农业系统所承受的中国式收益递减的压力。第二次是征服蕴藏丰富煤田的地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除了获得便宜的能源，还有便宜的木材、羊毛和棉花，此外帝国的扩张资源的获得带来了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它鼓励发展对军事有用的技术——钟表、枪、透镜和导航仪器，结果带动了工业机械的发展。当然，对于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有许多其他解释：不同的地形，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文化，对待科学和技术的不同态度，甚至不同的人种进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旧中国的问题其实是金融问题与基于资源的问题。首先，旧中国中央集权的特性妨碍了金融竞争，这种竞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及其后被证明是金融创新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旧中国可以轻松地通过印制货币来弥补其财政赤字，妨碍了欧洲式的资本市场的出现。由于那时中国与西方贸易存在盈余，所以铸币也比欧洲更容易获得。总之，旧中国缺乏发展商业票据、债券和股票的动力。到19世纪末期，金融机构终于在中国产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国际商品市场、制成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一体化，而不是一种新现象。在1914年之前的30年，货物贸易在全球产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国界管制较少的世界上，当时国际迁徙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肯定是相当大的；1910年，超过14%的美国人口出生在国外，而2003年只有不到12%。虽然按毛额计算，就20世纪90年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国际资本存量要多于一个世纪以前，但是按净额计算，海外投资的数额特别是富国在穷国的投资数额多于较早时期。在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和北美地区雄心勃勃的商人可以看到整个亚洲到处充满诱人的机会。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由于铺设了国际海底电缆网络，通讯滞后已大为改观。我们将看到，资本充溢的英国投资者不惜冒风险把钱投向偏远的国家。设备买得起，能源跟得上，劳动力又丰富，使得中国或者印度的纺织品制造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当。然而，尽管西方基金投资超过10亿英镑，维多利亚的全球化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实现，今天残存的记忆依然是痛苦的西方殖民剥削。

此外，新时代的全球化应该而且只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在不到100年前，也就是在1914年夏天，全球化时代没有在怨声载道中终结，而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告终，因为世人目睹了一场由全球化经济体的主要受益者发动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我们认为我们懂得1914年以前国际资本在亚洲不能自我维持增长的原因。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吗？最近一直有人认为，在1914年前10年里，不断上升的关税和移民限制预示着战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反对全球化的行动，而且受到欧洲农业精英最热烈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地位几十年来一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新世界而受到削弱。在我们贸然拥抱今天勇敢的、崭新的所谓“后美国”世界时，我们必须确保类似的意外反应不会由于地缘政治而破坏最新版本的全球化进程。

[42]　“鬼田”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田和园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因而被称为“鬼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