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

这些宣传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虽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但我们仍然可以试着做一下分析和判定。

检察制度或许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从记者们喋喋不休的抱怨中得以见出。它的确让大量的秘密得以保护，这一点连“二战”都相形见绌。无论戈培尔对媒体进行多严厉的管控，仍旧有许多覆盖全世界的私人电台存在。1914年10月，“大胆号”战舰在爱尔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尴尬消息并未在英国进行报道，日德兰战役的消息也是在它结束后才被公之于众。1917年，德国人并不清楚法国的兵变究竟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或许同样不知情的还有法国民众。

适当的宣传同样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些作品的确炙手可热。牛津大学的《红书》卖了5万本，其中只有3300本流向外交部作为对外宣传使用。截至1915年9月，牛津大学出版了87本书，印刷量达到50万册，以1~4便士的价格进行出售；它们销量甚佳，仅1915年1月时就卖出了30万册。约翰·梅斯菲尔德对索姆河战役的索然无味的描写——《旧防线》（The Old Front Line）在英国卖出了2万本，在美国也达到了将近4000本的销量。阿诺德·巴尼特的《英国战况》（Statement of the British Case）在英国卖了4600本；吉尔伯特·默里的《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同样销量可观。电影《为了祖国》风靡一时，截至1916年12月底，大约有高达900万观影者。据估计，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国家战争目的委员会出版过的所有出版物的读者群人数已逾百万。

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利特著名的基奇纳海报在当时达到的效果并未与其战后赢得的名声相匹配，电影《你！》（其目的如其名字）成为商业败笔。然而，那些对战争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却获得了不小的商业成就。萧伯纳的《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卖出了2.5万册；截至1916年年底，韦尔斯的《看透一切的布瑞特林先生》（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在市面上拥有13个版本，仅美国的版权费就为他赚得了2万英镑的收益。巴博斯的《火》也成为畅销书。

但人们对于诸如《索姆河战役》这样的电影的接受程度还有待商榷，甚至对该片是否能够被视为宣传手段这一问题本身的界定都不甚明了。在77分钟的影片时间里，至少13%的内容是死者和伤员的镜头；影片结尾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40%。标题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英国士兵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一位战友”。（但在到达堑壕20分钟之后，这名被救的士兵还是牺牲了。）然而这部电影却颇受欢迎。《电影周报》将其称为“最佳战争影像”。到1916年10月，全国共有逾2000家电影院购买了该影片，这一数量几乎占到了所有电影院的一半（总共为4500家），其总收益更是达到3万英镑。

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所观看的内容持赞成的态度。《泰晤士报》和《卫报》都曾收到过观众来信，谴责这种行为是“伤害人们的心灵，并且是对丧失亲友的人的神圣尊严的亵渎”（达勒姆的一位牧师如是说）。事情确实如此，因为许多观众都为战争的可怕和残酷抽泣痛哭。例如，根据外交官的报告，尼加拉瓜人对那些描写“侵略者们在烟雾弥漫的海上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镜头中时不时地还出现一个幸运儿的画面”的冗长片段感到厌倦不已，喀土穆的观众更想看到“死去的德国人和土耳其人”，而中国的电影观众则对缺乏实战镜头的电影感到反感。《索姆河战役》在海牙上映时，红十字会组织将其视为鼓励人们为反战联盟进行捐款的好时机。有人在纽约对巴肯说，“鉴于收到过多来信投诉该电影的血腥和残忍内容，并且考虑到征兵以及让民众向反战阵营靠拢的影响……我们呼吁对这些电影进行严格的审查。”仅此一举，便足以让我们对英国出色的战争宣传神话不免生疑。

相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德国在电影的宣传上更胜一筹。奥斯卡·迈斯特称，在德国及其盟国，有1800万观众收看他的新闻影片，中立国也有逾1200万的观众。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这个群体将非常庞大。德国与英国战争电影的最大差别是以戏剧形式胜过纪录形式：德国人制作了大量的浪漫与冒险电影，但英国电影中也有例外——《世界的核心》，但很明显，该片的导演是美国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诸如杰弗里·马林斯这样的英国电影制片人认为在电影镜头中呈现“可怕的裸尸”会坚定公众信念的观点是否正确。

或许能够衡量协约国在其他国家进行宣传的成功尺度的，便是它们从德方那里诱出的反驳证据的数目。德国驻外事务处中央局专门编写了一本全面的白皮书，否认关于德国士兵暴行的言论。那些关于战争暴行的报道同样使一些德国民众心神不宁。汉堡的艺术历史学家阿比·沃伯格在战争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从报纸上搜集证据来反驳这些指控。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对中立的观点进行控制还不得而知。业已明确的事情是，比如美国下决心插手战争等事件，并不是受协约国宣传影响而发生的，这甚至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此外，双方都一掷千金，试图买通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的媒体，使之成为自己的喉舌。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德国的联合宣传对其舆论的影响力度：如果可以在1918年11月，从一些德国士兵（更准确地说是海军）的行为那里得到些许结论的话，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是最后的赢家。

此外，虽然那些外交上颇为强硬的记者一直在稳定大后方的士气，在前线奋战的士兵们是否同样被感染就不得而知了。士兵们当然也会阅读诺思克利夫的报刊：法国男孩在通信部门的入口处叫卖《每日邮报》，就连索姆河战役激战正酣时，从伦敦发来的报纸也会在出版后1天之内送达前线。正如我们所见，关于侵略者暴行的报道的确在士兵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对那些前线士兵生还以及牺牲情况的不实描写却成为笑柄。“目击者”被戏称为“有眼无珠的人”，希莱尔·贝洛克用风格激进的作品对此进行了调侃，正如1916年2月讽刺报刊《雨刷时报》的仿作《希莱尔·贝洛克》中所描写的：

我希望能够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表明，在现有的情况下，一切都在加速着敌人的瓦解和崩溃。我们来看一下战争对德国男性人口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德国参加战争的这1200万人，他们之中有800万人已经命丧黄泉或奄奄一息，因此剩下了40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是非战斗人员，属于海军编制。在剩下的300万人中，我们可以继续划掉250万暂时不适宜作战的人，他们或出于肥胖的原因，或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而染上了传染病，因此总兵力仅有50万人。在这些人中，497240人患有绝症。剩余的600人中又有584人是将军和军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西线只有16个人真正在战斗。

西格弗里德·萨松的《抗战到底》表达了他本人对那些“黄色记者”的嫌恶之情，他想象这些人被“结束了在伦敦的胜利之行的孩子们”刺死的场景。法国士兵对那些激情四溢的报刊文章同样反感。1915年7月，伊普尔的撒克逊士兵甚至向英国的阵线投掷了一个石块，上面附上张纸条写着：“给我们一份英国的报纸，这样我们就会得知真相了。”

英国的士兵倾向于制作和阅读自己的报纸。法国的士兵亦如此，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堑壕报”——大约有400份。法国著名讽刺幽默杂志《小钢炮》就是在1915年8月诞生于堑壕之中的。德国士兵对本国政府的宣传同样持怀疑态度。实际上，许多像奥托·迪克斯这样接受过教育的士兵随身携带着尼采的著作，并且笃定地相信，他们是“为了保卫德国免受亚细亚蛮族和拉丁民族那种自由散漫作风的侵袭”而战，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1916年，一部名为《前线》的影片在士兵中播放过后，得到的反响是嘲笑和不屑。

或许战争宣传带来的最为残酷的事实，是它们对与战争关系最小的社会群体的影响——孩子。在《人类的最后时光》中，卡尔·克劳斯对兴高采烈地讨论战争宣传语的维也纳儿童做了描写：小汉斯与小托德的见面问候语是“上帝惩罚英格兰”，两个蹒跚学步的孩童的交流中表现出对战争贷款“义务”的支持：

克劳斯：我们所面临的四面楚歌的局面，每个孩子都能察觉到。

多莉：英国人妒忌我们，法国人复仇心重，俄国人贪婪掠夺……德国需要一片光明之地。

克劳斯：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多莉：比利时中立协议就是一张废纸。

但事实证明，这种轻微的夸张并没有达到现实的程度。当伦敦的两所学校的孩子被问及他们最喜欢的电影时，战争电影位居第二；当被要求列出他们最喜欢的5部电影时，绝大多数孩子不是列出了《索姆河战役》就是《昂克尔河战役》。一名男学生对后者的观影描写向我们展示了巴肯等人的作品是如何让最为鲜活的战斗场景深深镌刻在年幼而敏感的孩子的头脑中的：

口哨声尖利地响起，他们越过护墙，哒哒哒，德国机枪在扫射，但我们的士兵毫不畏惧。轰！他们英勇的领袖倒在了血泊中，这激起了勇士们的愤怒，最终他们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大多数德国士兵高呼“投降！投降！”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现在英国和德国的伤员被抬进去了……之后出现的是德国战俘，深夜里真的不该看到这些长相恶毒的流氓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