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之路

孟德斯鸠在所著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虚构了两个途经土耳其、踏上探索法国的发现之旅的穆斯林人。“我极其震惊地注意到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弱，”郁斯贝克在其向西行进时如此写道，“这些野蛮人抛弃了所有的艺术，连战争艺术也置之不顾了。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每天都在发展，而这些人却仍然处于原始无知的状态；只有欧洲国家在战争中使用某项先进技术，成百上千次对付他们之后，他们才会想到在战争中利用这种创新。”

面临西方显然日益上升的军事优势，派遣使节前往欧洲寻求原因的事确实发生过。1721年，切莱比·穆罕默德被派往巴黎时，他得到的指示便是“遍访城堡、工厂并了解法国发明的诸项文明成果，选择那些可能适合我们的上报”。为此，他热情洋溢地写信报告法国军事学校和训练基地的情况。

直到此时，土耳其人才知道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1732年，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官员易卜拉欣·穆塔法里克，给穆罕默德一世呈上了他所写的《国家政治之理性基础》，提出了从此困扰穆斯林人的那个问题：“过去比伊斯兰国家弱小的基督教国家，何以开始在现代时期统治疆域如此之广的领土，甚至还能打败曾经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穆塔法里克给出了多种答案。他提到了英国和荷兰的议会制，论及了基督教国家在美洲和远东地区的扩张，甚至还提出，在奥斯曼帝国仍然受伊斯兰教义统治时，欧洲人却有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和规则”。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务必缩小军事差距：

让穆斯林人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逐渐熟悉欧洲新的方法、组织、战略、策略和战争……全球所有明智之士都会认同这种说法：土耳其民族在服从法规和命令的本性方面，要胜过全球其他各民族。如果他们学习新的军事科学，并进行实践，那么，任何敌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抵御这个国家。

信号很清楚：如果奥斯曼帝国想成为世人所信赖的大国，那么它必须积极地推动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1727年，穆塔法里克终于为奥斯曼帝国引进了印刷机，一年后，利用阿拉伯字母活字印刷了第一本印刷物——一本词典。1732年，他出版了一套由几种英语和拉丁语著作组成的著作汇编，将之命名为“磁力启蒙运动”。

1757年12月2日，奥斯曼外交官艾哈迈德·雷斯米·爱芬迪从伊斯坦布尔起程去维也纳，宣布奥斯曼新任苏丹穆斯塔法三世的登基。奥斯曼帝国这次的派遣任务与1683年卡拉·穆斯塔法所领导的远征是截然不同的。雷斯米所带领的并不是军队，而是100个军事和行政官员；他此行肩负的使命不是去围攻哈布斯堡的首都，而是要向他们学习。在那里停留153天后，他热情洋溢地写出了长达245页的详尽报告。1763年，他肩负另一项外交使命，被派往柏林。要说此次与上次任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普鲁士比奥地利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尽管他对腓特烈的衣着（积着灰尘的便装）感到些许不快，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致力于政府公职，不怀宗教偏见，普鲁士经济发展迅速，欣欣向荣，他是极为赞赏的。

此前，奥斯曼帝国出使欧洲诸多的公使对欧洲的叙述不免有嘲讽的意味。事实上，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所具有的自大情结是阻碍其改革的另一个因素。雷斯米充满激情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巨大而又痛苦的变化。然而，并非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认同他的建议。雷斯米间接或直接对奥斯曼帝国行政和军事机制的批评，十之八九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没能成为维齐尔的原因。描述欧洲政府所具有的优势是一码事，对奥斯曼系统实施改革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西方专家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为苏丹提供咨询。波尼瓦伯爵克劳德·亚历山大负责指导奥斯曼炮兵部队及工兵和火炮机动部队。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法国军官，他也受邀前来，负责监管用以防卫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新式有效的防御工程。在乘船经过波斯普鲁士海峡时，德·托特男爵震惊地意识到，岸边部署的很多堡垒不仅已落后过时，选址也是不对的，即使使用现代枪炮，沿海而过的任何敌军舰船也远在其打击射程之外。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道：“与其说其堡垒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更像围攻后的废墟。”他仿效法国的勤奋兵团和军事学院创建了独立炮团，聘请苏格兰人坎贝尔·穆斯塔法给军校学生教授数学。他还设立了工厂，生产大炮，并鼓励该国创建机动炮兵建制。

然而，变革的努力再一次遭到了来自政治反对派的阻力，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来自禁卫步兵，这股力量导致另一位法国专家阿尔伯特·杜贝耶将军指导创建的名为新秩序的现代化军队的解散。至此，奥斯曼帝国军队存在的主要目的似乎便是让军官敛财，满足其个人利益。奥斯曼军队在战斗中日益不堪一击，甚至在镇压国内暴动方面也不再有战斗力。直到坦齐马特时代，即在苏丹马哈穆德二世和阿布杜勒迈吉德一世改革派统治时期，奥斯曼的苏丹才作好准备针锋相对地应对来自反对派的阻力。

1826年6月11日，在接近禁卫步兵军营的一个大游行广场上，200个士兵穿着崭新的欧式军装，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操练。两天后，有两万多禁卫步兵聚结起来抗议，大声叫嚣：“我们不要异教徒的那套军事操练！”他们象征性地推翻锅灶，并威胁着要冲进托普卡普宫殿。马哈穆德二世抓住了这个时机。他宣称，如果不杀掉那些禁卫步兵，那么伊斯坦布尔将成为夜猫游走的废墟。他准备充分，诸如炮兵部队的那些关键军事机构对他忠心耿耿。当这些军队的枪炮掉头对准禁卫步兵的营房时，反叛力量即刻陷入混乱状态。数以百计的禁卫步兵被杀。6月17日，禁卫步兵制被废除。

对欧洲风格的仿效不仅仅限于军服。朱塞佩·多尼采蒂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音乐总指挥后，士兵也得按全新的节奏行军。此人便是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拉美摩尔的露契亚》音乐剧作曲家葛塔诺·多尼采蒂的兄弟。除了指导军队创建欧式的军乐队，教他们演奏罗西尼前奏曲外，多尼采蒂还为他的雇主写了两支风格迥异的意大利式国歌。曾使维也纳守军闻之心惊，对其越发恐惧的战鼓已经废弃不用了。如法国报刊《游吟诗人》在1836年所述：

在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土耳其音乐已痛苦地死去。苏丹马哈茂德热爱意大利音乐，因而将其引入到他的军队中……他尤其钟爱钢琴，以至于他从维也纳为他的女人们订购了很多这样的乐器。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学习弹奏的，因为截至目前，没人能够成功地弹奏钢琴。

象征改革时代的最持久的标志为苏丹阿布杜勒迈吉德一世所建。多玛巴切新皇宫建成于1843~1856年，至少有285个房间，44个大厅，68个卫生间及6个土耳其浴室。用于装潢宫廷天花板的金叶就重达14吨，而悬挂于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总数达36个。在这个宫殿令人目眩的扶梯的上面，便是该宫殿的最大房间——典礼大厅，上面铺着一张整块的巨大地毯，面积达1 300平方英尺，天花板上悬挂的枝形吊灯重达4吨。其场面之宏大，极像中央车站和巴黎歌剧院舞台的混合体。

相比西方大约慢了200年后，所有要做而未做的便是，踏上工业革命的征途。1838年出版的一份政府报告表明了西方知识新的重要性：“宗教知识是为了拯救未来的世界，而科学则使现今世界的人类生活日益完美。”然而，在奥斯曼科学院创建10年后的1851年，智慧宫才在仿效法兰西科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法兰西研究员要求其会员通晓学问和科学，熟练掌握至少一种欧洲语言。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的西部，出现了诸如工业园区的新事物，随后，奥斯曼政府集中资源开建工厂，生产现代军服和武器装备。这似乎表明，土耳其人最终真正向西方开启了大门。东方通詹姆士·瑞德豪斯17岁便随船闯荡，后来成为奥斯曼海军工程学院雇用的第一位老师，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翻译工作，将英文著作译成土耳其语，并编纂词典、语法和短语图书，以使欧洲知识更容易被土耳其读者所掌握，并着力改善西方人对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的看法。1878年，艾哈迈德·迈扎特创建了《真理译者》报刊，他以连载的形式刊载了他出版的很多书，其中包括《欧洲之旅》（Avrupa’da Bir Cevelan，1889年），这本书对他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经历，尤其对机器展览馆的印象进行了描述。

然而，尽管有来自诸如维齐尔赖希德·帕夏、福阿德·帕夏、阿里·帕夏和迈扎特·帕夏等的真正支持，但是这些改革均未触及到最为根本的管理体制，帝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根基作为支撑。新式军队、新式军装、新谱写的国歌、新建的宫殿确实都很好，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征税系统提供资金，日益扩大的成本便只能通过巴黎和伦敦的借款来弥补。而且，用于支付欧洲债券持有人借款利息的财政收入越多，相应地，可用于目前即将崩塌的国防预算也就越少了。19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不断被赶出希腊，在1878年失去了在巴尔干的大片领地，这似乎昭示着奥斯曼帝国已处于衰亡的最后阶段：发行粗糙（容易被仿造）的被称为kaime的纸币，其货币大幅贬值；支付给欧洲债权人的利息费用占财政收入比例日益上升；帝国四周的斯拉夫民主独立运动不断高涨，强国虎视眈眈，觊觎着其领土。迈扎特·帕夏试图推出限制苏丹权力的宪法，却遭到流放，计划因之流产，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又重新恢复了其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多玛巴切新皇宫众多宏伟大厅的一个角落，摆放着一架非同寻常的时钟，它兼具温度计、气温计和日历的功能。这是埃及总督送给奥斯曼苏丹的礼物。里面还刻有阿拉伯语赠言：“但愿您的每分钟值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抵得上100年。”这看起来是东方技术的杰作，除了一个细节：它由威廉·基尔希造于奥地利。基尔希的时钟完美地揭示了仅仅引进西方技术可绝对代替不了奥斯曼帝国本土的现代化。土耳其人所需要的，不是崭新的宫殿，而是全新的宪法，新的字母表——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新的国家。土耳其人最终实现其愿望的事实，在很大程度源自一个人的功劳。他就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他的志向是做土耳其的腓特烈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