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灵活反应

我希望铁幕不要存在于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我也希望如果铁幕存在于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实用主义者不会赢得无条件胜利……我们要自问的不是我们正在做什么，而是我们必须做什么，不是我们处于何方，而是我们要去往何方。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些不易用证据展示的东西最终正是指导国家安全政策实践的东西，而我们用来解决日常问题的那些聪明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一样虚幻。

——亨利·基辛格，1963年7月

我对柏林计划的贡献就像是看球的人在边线上大喊大叫、说三道四。

——亨利·基辛格对阿瑟·施莱辛格说的话，1961年9月

1

约翰·F.肯尼迪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占有独特地位。2013年11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4%的美国人认为他是杰出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总统，而罗纳德·里根的支持率是61%，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49%，林登·约翰逊为30%，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最低，仅为15%。在2011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11%的美国人提名肯尼迪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仅为1%，约翰逊和尼克松更是不到0.5%。尽管肯尼迪遇刺令公众极为感兴趣，但他名气大不全是因为此事。大多数美国人坚信肯尼迪政府是理想主义的政府，而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政府过于讲究现实主义，已经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让所有国家知道，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一切负担，面对一切困苦，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之存在与成功。”肯尼迪慷慨激昂的演讲内容至今仍有人引用；相比之下，没人记得尼克松首次就职演说中那崇高的誓言：“带领世界最终走出混乱的山谷，踏上文明曙光初现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和平高地。”肯尼迪和尼克松，这两个政敌的命运可谓有着天壤之别：一个被刺杀、举世震惊，一个辞职、颜面丧尽，两人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两个极端。令人费解的是，有个人，基辛格，曾为这两位总统都效过力。再有，至少在基辛格看来，肯尼迪不是理想主义者，他自己才是理想主义者。

曾有相当多的哈佛学者到华盛顿为肯尼迪效力，基辛格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这样就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首先，基辛格不能得到政府其他成员的全部信任，包括他的直接上司麦乔治·邦迪。其次，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欧洲外交政策问题上，他跟大多数人的意见显然不同。引人注目的是，（先是私下，后来在公开场合）批评肯尼迪政府的现实主义的是基辛格，敦促纳尔逊·洛克菲勒在肯尼迪任期的两个最易激化矛盾冲突的外交政策问题（德国和古巴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想主义化立场的，也是基辛格。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城市像1961年的柏林和哈瓦那一样大相径庭：一个是寒冷的普鲁士工业大都市，16年前的那场全面战争让它至今满目疮痍；另一个是热带殖民地首都，只有几栋新的苏式高楼和几门高射炮能彰显出政府的革命性。然而就是在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那漂亮激昂的承诺将得到最终检验。

2

大卫·哈伯斯塔姆称哈佛学者是“最优秀的、最聪明的”，无意间引用了雪莱的诗。当时媒体喜欢说他们是“神童”或“智囊团”。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毕业于得克萨斯州西南师范学院，他只把这些人称为“哈佛的人”。哈佛大学有50多名教师跑去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其中不仅有邦迪、基辛格，还有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卡尔·凯森、亨利·罗恩和阿瑟·施莱辛格。难怪总统的母校被有些人视为“第四政府部门”。要是鲍伊和谢林也接受邀请到华盛顿工作，国际事务中心就几乎见不到一名资深研究员了。但是，即便是那些留在剑桥市的人也感到自己获得了权势。正如邦迪所说：“哈佛的人实际上比就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很多人还接近政府的执政过程。”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告诫美国要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1]的崛起。在肯尼迪政府，压倒一切的则是“学术–知识复合体”。

尽管大家都知道基辛格和洛克菲勒过从甚密，但早在1958年12月，肯尼迪竞选班子就去找了基辛格。是给肯尼迪写演讲稿的内布拉斯加州律师特德·索伦森邀请他（按肯尼迪随后致信基辛格所说）“谈谈接下来几个月必须解决的长期问题和立场问题……尤其是武器的重新评估问题以及淡化处理中程弹道导弹、海外军事基地问题等”。基辛格回复他将“很高兴为公共政策发展建言”，但要求见面“交流思想”以便“明确问题”。1959年2月15日，两人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见面共享午餐，“谈了一下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后来肯尼迪征求基辛格关于一篇谈“导弹项目”的文章的意见，文章认为建造30艘装备了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可以缩小美苏导弹差距。（基辛格表示怀疑。）后来，肯尼迪问基辛格怎么看待德国问题，他颇具先见之明地说他“感到德国问题非常重要”。

迟早这种示好会公之于众。果然，一年后，1959年12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爆料说肯尼迪正在招兵买马成立“一个大学智囊团”，成员是哈佛、麻省理工和阿默斯特三所大学的15名学者，基辛格是其中之一[2]。哈佛法学院的艾布拉姆·蔡斯后来回忆，报纸报道只有一个错误，即夸大了该组织的架构和凝聚力。上文讲过基辛格匆忙宽慰他那些奥尔巴尼的朋友说自己不会抛弃洛克菲勒。他也许还可以加一句，还有两位共和党教授也参与了。但是，基辛格对《波士顿环球报》东家的乘龙快婿萨利·考克斯·泰勒承认：

报纸的报道基本正确……去年我跟肯尼迪派的一些人见过两次面，就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有异议的不是报道，而是我认为肯尼迪想把我和他连在一起。我跟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说过无数次，如果纳尔逊不参加竞选，我不会支持任何人。他们好几次邀请我到政府任职，我都拒绝了。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一场巨大的社会文化动荡已经开始萌动，基辛格和同时代人很难视而不见。他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简洁地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变化之中。我们所处的常态就是现实动荡。我们行动的成功不能用短期的平静来衡量……20世纪60年代需要英雄壮举。”基辛格与那些已经开始建立“反主流文化”的人有一个区别：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动荡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剧变。

1960年年初，罗伯特·齐默曼即将从明尼苏达大学退学，改名为鲍勃·迪伦，搬到格林尼治村。大约与此同时，亨利·基辛格警告说新时代“可能是一个有重大危险的时代”。迪伦很快将在他的歌曲《暴雨》中唱出同代人对核辐射的极度恐慌。基辛格更爱使用安全研究的直白语言，警告说导弹差距扩大将会导致苏联突袭。在此将这两人相提并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俩的恐惧不是如出一辙吗？《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歌也写于1962年，迪伦在歌中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说明了时代的中心问题：“有些人要生活多少年，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反对殖民主义的人经常唱这首歌，主张黑人民权的人也经常唱。但是基辛格也能传达基本相同的思想，不过他用的是散文，不是诗歌：“为人为己我们不仅有志于物质进步。我们还希望我们信仰的民主原则得到运用。我们尊重一个政府，不主要是因为它治理有效，而是因为它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基辛格在和哈佛大学最忠实的肯尼迪支持者阿瑟·施莱辛格讨论临近的大选时，表示希望肯尼迪的胜利将意味着“往前跳一大步……一种新的氛围、一个新的世界。如果肯尼迪只说自己在操控现状上胜过尼克松，他就输了。”

就普选而言，1960年总统竞选中两位候选人的得票数是20世纪竞选人之间最接近的。竞选还剩两周时，基辛格就说肯尼迪“必定”获胜，这话也说得太满了。不错，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远胜尼克松，肯尼迪在下午的欢爱之后，容光焕发，而尼克松则胡子拉碴、冷汗直冒。但在实质问题上两人旗鼓相当。肯尼迪指责尼克松所在的政府“丢了”古巴，但又认定政府应将金门、马祖归还北京，难以自圆其说。而尼克松则一个劲儿地挖苦想侵略古巴的观点，尽管他此前一直力劝艾森豪威尔支持这种观点。外交政策方面谁也没有明显胜出，但有件事影响比较大，当被问到为何在亚特兰大关押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时，尼克松支支吾吾，结果失去了相当多的黑人选票。（竞选伙伴亨利·卡伯特·洛奇发誓将来会有一位非白人内阁成员，但信者寥寥。）即便如此，尼克松赢的州数多于肯尼迪，最终仅以不到113 000张选票（不足0.2%）的微弱劣势输掉普选。在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等关键州，弄虚作假之风猖獗，理应对相关人等进行长时间法律质疑甚至刑事定罪。不过，尼克松虽然在政治上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却并未对选举结果加以反驳——正如他拒绝在竞选中打宗教牌一样，因此，肯尼迪以极微弱的优势成为美国首位罗马天主教总统。

数日之后，肯尼迪的过渡团队联系基辛格，向他征求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基辛格再次感到左右为难。这是先前示好的延续，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出的多封征求意见的信之一呢？难道肯尼迪真的想不出一个人来担任政府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基辛格在回信中先是啰里吧唆讲了一大堆，警告肯尼迪政府可能面对“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

会出现柏林危机。伊朗等国家随时会垮台。非洲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新的动荡……卡斯特罗主义可能在拉丁美洲蔓延……我跟哈佛同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新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新政准则，要复杂得多……世界主要地区不仅经济、社会秩序紊乱，而且缺乏一切政治框架。有争议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政治合法性。

他最后推荐了三次都未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然而，基辛格经过思考，决定不寄出这份文件。于是，他写了封短信，推荐了已经是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之一的切斯特·鲍尔斯。最终，鲍尔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成为国务院的二号人物；肯尼迪选用迪安·腊斯克为美国国务院所在地雾谷[3]的最高长官。

腊斯克曾在杜鲁门政府任助理国务卿，负责远东事务，但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主要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肯尼迪让他主持国务院、道格拉斯·狄龙掌管财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掌管国防，这么安排是在发出一个信号：他的幕僚既业务熟练又能代表两党。（狄龙和麦克纳马拉都是有私企经营经验的共和党人。）这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讲得通。毕竟，肯尼迪和洛克菲勒以很相似的方式批评过艾森豪威尔，说他不仅过于依赖“全面”核战争威胁，而且在许多国内问题上有疏忽的罪责。的确，政府与哈佛的关系重要，但新政府与洛克菲勒特殊研究项目的联系也几乎同等重要：对政府的很多批评首先就是从该项目传出的。负责撰写洛克菲勒特殊研究报告的210名专家、顾问和作者中至少有26人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其中不仅有腊斯克和鲍尔斯，还有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哈伦·克利夫兰（任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斯托（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因此，特殊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也应邀出任政府官员就不足为奇了。说来也巧，肯尼迪就职第二天，政府机构仍在组建中，《纽约客》发表了一篇热烈的书评，评价《选择的必要》。书评人是撰写该杂志每周一封“华盛顿来信”的理查德·罗维尔，他介绍基辛格“可能是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介绍说这本书是决策者的“基本文本”。肯尼迪本人直到1963年才有空看这本书，但他显然看到了书评。而基辛格也很佩服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认为很棒。从私心出发，尽管你去政府任职会使我成为一名正式登记的民主党人，但我还是希望传言是假的。”

虽然基辛格在听说施莱辛格得到白宫任职后心中涌起一股妒意，但时隔不久他就等到了白宫的召唤。讽刺的是，收到邀请信的时候他正下榻于洛克菲勒宫殿：维尔京群岛肯尼湾，这是由劳伦斯·洛克菲勒开发的一处豪华别墅。信是1961年1月28日写的，写信人是基辛格的哈佛老板、文理学院院长邦迪。

总统让我跟你尽早讨论你来任职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当前情况下只有一个难题，想要你的政府部门不止一个。他不想干预任何具体部门的需要，但他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有兴趣，他本人希望你加入一个由我和沃尔特·罗斯托建立的小组，直接听命于他。

2月5日出了新闻。《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基辛格博士星期五面见总统，并在城里过夜。”对他的“重要任命”将是“负责国际政治与战略领域”。

正如邦迪在信中暗示的那样，政府内部各部门[4]的确有点抢儿着要他的意思。腊斯克也主动提出给基辛格安排个国务院的职位，但是邦迪已经明确提出要安排他当白宫顾问，对他说“将来可以直接与你共事”，所以基辛格很快谢绝了腊斯克的邀请。然而基辛格似乎犹豫了，原因下面再说。2月8日，他对邦迪说：“你和总统考虑的委任既有挑战性又很微妙。”问题不在于参与不参与，而在于如何参与。尽管他感到“很荣幸……应邀加入政府部门，政府的氛围、任命和行动都令我深为佩服”，尽管他“相信我最感兴趣的领域——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领域，在接下来的4年将决定国家，或是民主思想的未来”，他还是借口说哈佛的工作“可能会导致我突然离开”。因此，他要求做兼职。这样他也有时间“整体考虑一下环境，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刚过一个星期，基辛格就回到华盛顿和邦迪研究细节问题。他们最后同意“任命他为顾问……总体负责武器和政策领域，具体负责考虑德国问题的所有环节”。邦迪说这份工作有点儿像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做的事，“遇到特殊问题就把委员们召来提出建议，有事才需要来，不用事先安排”。最后达成一致，基辛格在春季学期每月来华盛顿工作约一星期，暑期从5月中旬到8月底都留在这里，6月除外，因为他已经定好去欧洲访问。假如兼职行不通，他们就“重新考虑全职问题”。2月27日任命宣布。洛克菲勒的得力干将似乎就这么叛变到了民主党那边。

由于后来基辛格和邦迪的关系恶化了，所以人们不禁要问邦迪为什么这么做。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即国家安全顾问后，邦迪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主导作用[5]。那么，为何还要引进一个洛克菲勒当上总统后将会发挥同样作用的人，而且这个人无疑对当时的至少一个重大问题了解得更深入？答案是想要基辛格并且希望他做专职的是肯尼迪，而不是邦迪。事实上，正是邦迪说服基辛格要求只做兼职。

然而，基辛格谢绝全职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和洛克菲勒关系这么深厚，显然不可能全心全意效忠这个他希望洛克菲勒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挑战的人。由于媒体已经报道，基辛格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和肯尼迪的谈判和盘托出。没想到洛克菲勒反倒责怪他婆婆妈妈，基辛格又是钦佩又是震惊。（他后来告诉施莱辛格：“他劝我什么职位都接受，只要能真正出力。他还说，尽管我离开他对他个人而言是个打击，但他希望肯尼迪成功，因为肯尼迪的成功就是我们大家的成功，而且他不愿猜测国家灾难的后果。”）因此，基辛格若做兼职，他自己和邦迪皆大欢喜。在做兼职还是做专职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写信给洛克菲勒，热情洋溢地感谢他“对最近几星期我不得已做出的决定……表示理解”。由于总统本人有可能向他咨询，同时他还可以为这个大家希望在下次竞选中挑战肯尼迪的人出谋划策，因此他得以亲身体验在最高领导层工作的挑战。担任白宫顾问期间，基辛格仍然会为洛克菲勒的事务献计献策。

当然了，对于洛克菲勒纽约市研究所里绰号为“娘子军”的女研究员们来说，这段时期非常艰难。琼·戈德思韦特和同事们因为196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洛克菲勒对她们的工作几乎完全不理不睬而十分失望。戈德思韦特和基辛格依然经常琢磨建立大西洋联盟的事，这也一直是洛基热衷的话题。但是，1961年4月，洛克菲勒决定“将进一步行动……搁置起来”，似乎当纽约州州长要应对的事就够他忙活的了。然而，洛克菲勒的研究人员依然在诸多事情上追踪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洛克菲勒还在招募新“娘子军”，例如当时刚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研究维希法国的天主教）的南希·马金尼斯就是夏季招来的。基辛格新官上任，很少在纽约，但他依旧监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指导戈德思韦特及其同事准备“两个月一次的总结，内容涉及……国防、柏林、拉丁美洲、民防、北约、伊朗、对外援助、武器控制以及越南共和国”等问题。

在白宫兼职后，基辛格依然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其忠心的程度可以从一次会议笔记看出。1961年4月30日，在塔里敦洛克菲勒的住宅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基辛格和洛克菲勒演讲稿的起草人、特别助理休·莫罗想研究解决洛克菲勒最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立场问题。尽管是莫罗做的笔记，但无疑大部分话都是基辛格说的。讨论中出现了三个明显的主题：第一，重新将有限核战争视为一个可选方案；第二，无论苏联侵犯何处，都要与之对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制定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奉行理想主义。这份文件突出说明基辛格坚持认为外交政策必须具有道德基础，值得详尽引用。

按照新兴的和平运动，或者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的标准，认为准备使用核武器是一种道德行为的观点自然是奇谈怪论。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使用核武器，苏联可能将不可避免地赢得冷战胜利。

核武器只起到平衡作用。大谈核浩劫相当于抽我们的脚筋。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核武器，但也要建设常规部队……

如果没有核武器，民主的犹太–基督教力量今天将不会存在。核武器，并不一定会变成核威胁，它保护了文明。

恢复核武器试验——让核武器纯净、可用于战术目的。

根据莫罗的笔记，反对试验中子弹[6]是基于“完全建构出的道德观念”。一个月后，基辛格写信给洛克菲勒说：“西方最大的难题是追求能保护我们价值的那种和平。当然，我们也能靠投降来换取和平。然而，为了保护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尽可能光明正大地全力避免战争。同时，我们也不能将核武器污名化，为共产党创造核讹诈的条件。”

同样，塔里敦的第二次讨论（将古巴、老挝、越南共和国、柏林和伊朗视为国家政策层面的试验点）很难赢得反战歌曲的作者们的共鸣。然而，笔记清楚地表明，将这些地方输给共产党政府将是比反击还大的罪恶。

我们无法允许自由地区进一步缩小。我们必须守住这里。我们快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就像一个人在滑雪道上滑了一半即将起跳时因滑得太快而停不下来……

如果我们不守住古巴、老挝和柏林，我们会大大打击自由世界团体的信心，到头来会没有人支持我们……

我们必须在全世界组织和培养民主领导人……

在西半球警察力量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美国行使警察权力，直到这样的力量出现……

我们不能要求万事俱备才开始行动。我们不能首先把所有人都变成民主人士……让我们面对我们该支持谁的问题；让我们保卫那些混蛋，以后再慢慢改造他们……

单单去年一年越南就有9 000人伤亡……

对政府内部的颠覆行动比公开军事威胁更危险。共产党从内部建立了权力堡垒，然后说如果你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同时又输送游击队和保障物资。恐吓民选政府。赫鲁晓夫告诉我们他会这么做。我们怎么就不当回事呢……

我们没有把这一全套技术（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用于国内政治问题和外交政策。因为不涉及公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依照道德观念就不予反对，然而我们应该反对。

这里，尽管这些话朴实无华，但是莫罗的笔记说得很清楚，扮演警察的角色必然要跟一些讨厌的“混蛋”结盟，尤其是统治越南共和国的那些人。不过，这种妥协与共产党的胜利相比是一种小恶。这里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共产党统治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死亡，那么战争中出现数以万计的死亡从道德上讲就是合理的。

我们不要再拿自己开道德玩笑了。消除癌细胞就像警察逼近一伙歹徒、像大夫开刀切除恶性肿瘤一样，谈不上什么违背道德原则。

我们不要再拿美国人民开玩笑了……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保护法律、秩序和正义的问题……

尊严与人性——我们没有一种尊严感和人性感；我们见谁骗谁，然后搬出一条道德声明。这种超级正直的道德导致我们的社会变得小气、内向、神经质……

画一幅画吧，瞧瞧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是不道德的。苏联人在干的事我们统统也在干，还想给自己找道德借口，说我们做得还不够漂亮……

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是咏唱赞美歌的伪君子，他们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认为1 000人进攻而战败是道德的，但是10 000个人进攻而打胜了则不道德……我们经常把自己置于一种位置，保证我们获得安全和自由所需的东西被看作不道德……

“信仰、希望和爱，这三样里面最伟大的是爱。”

我们需要一种更深刻的道德目标，我们需要甘心冒险。

价值、主张、支持观念的政策，还有起支持作用的机制与工具……外交政策不是自身的目的……我们必须制定政策，不要到谈判的时候再讨价还价。

这是一种信念，尽管这是一个写演讲稿的人为未来的总统匆匆勾勒出的一种信念。即便基辛格收了肯尼迪的顾问费，他还是力劝洛克菲勒“扮演国家的良知”，向他保证“为了帮你，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愿面对人民、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生存”。当然，在冷战时期这样的思想并不是非主流思想。赫鲁晓夫本人在肯尼迪就职前两星期就公然主张，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将是在世界上传播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63年，肯尼迪在盐湖城演讲时说明，自己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支持民族独立，这样一个集团就无法赢得足够的权力并最终战胜我们”。这实际上是他就职演说的核心思想[7]。沃尔特·罗斯托也从“原则上”反对“一种不对等，即让共产党进入自由社区而不做出任何回击”。然而，基辛格非常怀疑肯尼迪政府能否说到做到。下文我们将看到，他在很多方面低估了肯尼迪这位总统。不过，他的根本性见解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用主义一般会支配教条主义。

3

表面看，肯尼迪政府比上届政府更精简、灵活，有利于肯尼迪制定政策、做出决定。肯尼迪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理查德·纽斯塔德的新著《总统的权力》和参议员亨利·“勺子”·杰克逊领导的国家政策机制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中期报告，受到了启发，轻巧地解散了艾森豪威尔的复杂官僚机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也双双被废除，由此消除了计划与行动在军事上的区别。邦迪是国家安全顾问，要密切配合总统工作，他主要依靠自己的小工作班子，也就是十多个“神童”。这些人又按区域分为若干个小组，对应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一旦有需要就撰写简练的分析性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肯尼迪本人不大喜欢跟全体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开会，而更喜欢和邦迪、国防部部长、国务卿、中情局局长以及副总统开例会。遇到特殊问题就设立跨部门“工作组”，这个时候国务院常常靠边站。如果出现危机，如1962年古巴危机，总统点名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成为肯尼迪的“厨房内阁”。邦迪想象得到，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内，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将一些共识性的立场交给老朽的总统核准是什么情形，于是着手为肯尼迪提供一些有意义的选择。

肯尼迪的白宫实际运作情况跟纽斯塔德和杰克逊宏伟的重新设计有相当大的出入。新体制实际上让国家安全顾问借靠近总统之便而比国务卿享有更大优势，尤其是腊斯克坚持“国务卿的工作就是按总统意见办事”，而邦迪的位置大大有利于他去揣度总统的心思。他和那帮“神童”虽然不够老练，但一开始他们就力图建立起自身对中情局和国防部的支配地位。白宫本身也是个忙乱场所，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行事有效。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曾生动描述他和工作人员挤在“比两个车库大不了多少”的小办公室里，把通信用的电传打字机“装在卫生间的水管中间”。两天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就像是“纽约地铁的晚高峰”，而白宫记者办公室就在大厅对面，真是“丢人”，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旧报纸、扑克牌和药瓶”，地板就像是“刚举办过抛彩带迎宾式的百老汇”。这种脏乱的场景与总统办公室仅相隔约23米。然而，尽管记者团与椭圆形办公室仅一步之遥，但他们对总统出格的风流行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表面看，肯尼迪的婚姻像是童话故事。他和美丽的杰姬于1953年结婚，而她正是杂志编辑的梦中佳偶。他们育有一儿一女，是战后完美的小家庭。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肯尼迪有无数的婚外恋。情妇包括：中情局特工科德·迈耶的前妻、本·布拉德利（时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的弟媳玛丽·平肖·迈耶，19岁的白宫实习生米米·奥尔福德，很可能还有影星马琳·迪特里希和玛丽莲·梦露。肯尼迪最具争议的情妇是朱迪·坎贝尔：坎贝尔另外的情人还包括芝加哥犯罪团伙头目山姆·詹卡纳及其死党约翰尼·罗塞利。这些人及其他“新潮宝贝”都是总统的所爱。内阁秘书弗雷德·达顿抱怨道：“我们是一帮处女，他就像上帝，想睡谁睡谁，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这一切中情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都知道，而肯尼迪核心集团的人也都知道，尤其是他的秘书伊芙琳·林肯[8]。报纸却一个字都不报道。

自然，那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观念刚开始发生变化。离婚率在战后跌至2.1‰的低点，随后又开始出现为期20年的上升，至1979年达到5.3‰。20世纪50年代跟随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的人也很难对他的风流韵事视而不见。1962年3月，基辛格当然知道洛克菲勒和哈皮·墨菲有染，当时洛克菲勒刚跟第一位妻子玛丽离婚不久。基辛格没料到一年后墨菲竟和丈夫离婚，也没料到她第一次婚姻宣告无效后才一个月就和洛克菲勒结了婚。基辛格忧心忡忡地对阿瑟·施莱辛格肯定地说，墨菲“跟纳尔逊结婚会很失望、不开心；他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和蔼可亲，实际上很孤独、清高、冷漠，她会发现自己像第一位洛克菲勒太太一样不能走进他的生活”。

基辛格的判断不可能不受到自己也几乎同时经受的婚姻破裂的影响。基辛格夫妇虽然于1961年9月生了第二个孩子戴维，但是两人已经疏远多年。结婚这么多年，安妮总是动不动就吃醋，丈夫经常去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更加深了她的不安全感。她认定基辛格有外遇，翻他的衣服口袋找证据，但没找到，基辛格可不是肯尼迪。为了减少摩擦，基辛格说自己“在自家的车库上面修了个书房，远离一切烦恼”。到1962年11月，他经常不在剑桥，父亲开玩笑说：“用德国军人的话说，这叫‘不宜服役’。”孩子们和妈妈第一次去纽约的爷爷奶奶家时，爸爸也没去。196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安妮怀疑他不忠，两人又吵了一架，基辛格情绪失控。一气之下，基辛格离家出走，再也没回去。不久，夫妻二人决定分居，安妮带着子女还住剑桥，基辛格搬到波士顿风景最优美的贝肯山的一套单身公寓。

基辛格跟弟弟不同，想过一种传统的家庭生活，娶一位华盛顿高地正统德裔犹太人社区的姑娘。基辛格从被占领的德国返回美国之前决心要做许多事，而他这么做，那些决心算是白下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父母、尊敬父母，尽管他已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妥协失败了——这样的妥协往往都会失败。

4

肯尼迪总统任职的头一年，白宫处处纪律涣散，他的行动磕磕绊绊或许也就在所难免。绊脚石正是离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的古巴岛。1959年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夺取了古巴政权，而古巴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以来就是美国非正式的附属地。卡斯特罗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民族主义分子，那年春天访美，尤其是他在哈佛大学军人球场对万名观众发表了洋洋洒洒的演讲，受到媒体追捧。（邦迪在演讲前代表法学院论坛和哈佛大学介绍了卡斯特罗，简直无法掩饰对这个加勒比海盗煽动分子及其胡子拉碴的随行人员的厌恶。）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卡斯特罗打算和苏联结盟，加上古巴前政府流亡海外的支持者游说成效越来越明显，中情局的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比斯尔决定必须使卡斯特罗下台。说到秘密行动，比斯尔对自己的一套技巧信心十足。他起草了一份颠覆古巴政权的计划，包括建立一支政治反对势力、组织一场持续的宣传活动、派一支准军事部队入侵古巴，最好能争取古巴内部反对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对多数美国选民而言，古巴问题不是1960年大选的关键问题，但是10月，古巴问题却成为竞选辩论的焦点；有报道称，肯尼迪赞成“美国干预古巴”，尼克松虚情假意地斥之为“可能是他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最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建议”。肯尼迪赶紧公开否认打算使用“赤裸裸的武力”。然而，竞选胜利后不久，他就听取了比斯尔发动“冥王星行动”计划的建议，尽管心存疑虑，但也并未打算取消。

该行动后来改名为萨帕塔，部队决定在猪湾登陆，不在古巴的特立尼达港登陆，但行动最终失败了，注定失败的原因有四点。首先，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就可行的入侵计划达成一致。（前者主张使用游击队，后者想调用常规部队。）其次，这本该是“秘密”行动，但无论是卡斯特罗政权还是美国媒体却早就得到消息、全程知悉，因此毫无突袭可言。再次，美国政府内部那些心存怀疑的人，尤其是阿瑟·施莱辛格和切斯特·鲍尔斯，没能使公众信服，因为支持比斯尔的人腊斯克、麦克纳马拉、莱曼·莱姆尼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比他们职位高。应肯尼迪要求，施莱辛格还要起草白皮书以解释干预的合理性。最后，这一点也很关键，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总统本人却视若无睹，坚持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遗留下来的那些专家，相信自己迄今为止的好运。那些有疑心的人完全可以放心，这次行动考虑不周，火力指向哪里都达不到目标，根本不可能成功。最后还是肯尼迪总统本人拒绝考虑美国部队直接参与入侵行动，取消了对卡斯特罗空军的第二次打击，拒绝在行动失败后予以空中支援。4名美军飞行员在行动中丧生。三天激战下来，100多名古巴流亡分子被击毙，1 200人被捕，其中很多人在偷袭失败后被处死，被一起处死的还有一些当地支持政变的卡斯特罗反对者。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告诉《新闻周刊》记者，他不认为美国对这次惨败负有任何责任：“武力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残忍的东西，如果你要使用武力，就必须准备好坚持到底。”

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造成了令人沮丧的灾难。肯尼迪气冲冲地说：“这次我们真的搞砸了。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那帮人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施莱辛格在日记中写道：“说明这届政府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那段过去的延续。我们不光看起来像帝国主义者，我们还像是无能的帝国主义者，这更糟糕；而且我们还像是愚蠢的、无能的帝国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尽管肯尼迪公开为这起惨败承担责任，但幕后还是有很多人被牺牲了。在麦斯威尔·泰勒将军的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之后，杜勒斯和比斯尔被逐出中情局，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1962年10月，泰勒接任莱姆尼策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受之有愧的赢家是邦迪，他最大的过错是没有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失败的危险远远超出干脆取消行动。正是他一意孤行解散艾森豪威尔的“文件作坊”，正是他一口咬定用不了十几个“神童”就能取代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不要说国务院。然而，事情过后，邦迪的权力反倒有增无减。国家安全委员会搬到了白宫西翼的地下室，从今往后要找总统，谁也不如它的成员方便。国家安全委员会隔壁的保龄球场被改成了形势分析室（实际上有两间办公室），意在强调决策过程，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打造一个“漏斗，让全国所有安全机构的一切机密情报都流入其中”。

正是在这场旋涡之中，基辛格走马上任，做兼职白宫顾问，他几乎对古巴事件浑然不觉，大多数时间住在远离华盛顿的剑桥。偶尔会有中情局通讯员送来绝密资料，存放在他神学街办公室那个专门购置的保险箱里。邦迪给他下达第一个任务后，他就埋头对美国国防政策进行全面修订，这是他多年的主张，也是肯尼迪竞选的重要内容。基辛格应邀到首都去“一两天”，他感到很诧异的是，有人来问他怎么看待补充军事预算这件事。他像一下子就被扔进深水区里，后来他回忆道：

我一到……就给我一大堆材料，里面有50份不同的建议，还有一份说明性文件。两个专门工作组做的工作都在这里，每个小组都忙活了一个半月。我拿到的这份报告是要讲两个小时的，每次连续讲半小时。他们让我半小时内准备一份评论备忘录，并和邦迪见面进行初步评审。我没法跟报告作者讨论他们的想法，也不知道里面什么内容是总统关心的问题。最后，我一直熬到凌晨4点，写了一份报告备忘录，后来给人拿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基辛格必须讲究学术细节。国防部承认克劳塞维茨式的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传统区别，这很好。但似乎没有把握住有限遏制和反击力的差别：有限遏制理论断言“有些形式或所有形式的侵略……可以通过用苏联不可接受的破坏方式来威胁它以进行遏制”，这样“传统意义上的胜利就避免成为惩罚能力”；反击力则要么是指“遭受首次打击后仍然能赢的强大报复性力量（基辛格认为这毫无意义），要么是指“一种能先发制人取得胜利的报复性力量”。

如果华盛顿的人读到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发出的这份公文，没有人会认可。于是基辛格又接到第二个任务：评论特德·索伦森对“灵活反应”概念所做的备忘录，准备提出肯尼迪政府新的国防战略。在此，基辛格再次采取强硬路线：为什么总统要提议放弃“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战争或任何其他大规模首次打击策略”？为什么要不求回报地排除这些选择？

为了掌握主动权，基辛格就“主要国防选择”给肯尼迪起草了一份篇幅很长、内容很复杂的备忘录，详细说明为什么反对二次反击力战略，为什么支持或反对首次打击，以及为什么支持或反对有限遏制。跟往常一样，他的主要论点是过分依赖核遏制是危险的，因为除了毁灭性的苏联首次打击以外，鲜有问题似乎值得发动全面战争。需要“大幅加强自由世界的有限战争实力”，这样美国及其盟国就依然能够“在局部进行干预”。但是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错，进一步强调常规部队建设必定带有危险。它可能“引起盟国恐慌，或者诱使苏联鲁莽行事……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们宁愿意被常规部队打败，也不愿使用核武器”。但是，不建设常规部队则危险更大：发生冲突后，总统会“失去决定使用核武器的控制权”，让喜欢开枪的军队掌握主动权。在此，基辛格拿“一战”爆发进行比较，说明“让军队制定基于‘纯粹’战略考虑的计划是很危险的……‘一战’之所以不可避免，部分原因是谁都不懂该如何结束动员状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基辛格读过这份文件。不过，如果他读了，很可能表示同意。尽管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还未出版，但猪湾事件已经让肯尼迪尝到受军事策划者摆布的滋味了。到下次古巴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一定心事重重，担心泰勒将军后来所称的“按时间表打仗”这种意向。

20世纪60年代学者型战略家的最大缺陷在于喜欢抽象思维，在博弈论的逻辑上走极端。基辛格恰恰相反，渴望将核时代的窘境化抽象为具体。他抱怨道：“我们的规划大多考虑的是末日之战的那种军事力量，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局部危机在一段时间内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半个月后局势会怎么发展，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后又是什么局势。”然而，对基辛格来说，古巴和老挝（美国怀疑老挝也会倒向苏联）都是未知领域。在他看来，超级大国争斗的主战场在欧洲、具体而言在德国是不证自明的。在德国问题上他感到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在那些“神童”当中没人比基辛格更了解德国问题。

5

1961年柏林危机人们到现在都还记得，但不如次年古巴危机那么影响深远。然而，从诸多方面看，柏林危机更严重。因为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相当软弱。正因如此，肯尼迪政府更愿意在柏林问题上进行核威胁。不过，赫鲁晓夫认为，德国前首都的地位只不过是稍有变化，美国不一定会铤而走险。1961年6月，赫鲁晓夫和1958年11月一样，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三个西方国家在三个月内从柏林撤军。他想和民主德国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从此控制人们在该市的出入权。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阻止移民从东柏林流入西柏林，因为这种流动威胁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第二，阻止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复活，他担心联邦德国自身会变成一个核大国。至于他的第一个考虑是不是想检验美国的决心还很难说清楚。

肯尼迪在竞选后很快得知苏联“压力很大，要解决柏林问题，以及阻止难民从铁幕之后移往西方”。但是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因为欧洲的一些（虽然不是所有）盟国不肯让步。英国支持柏林成为自由城市，但法国不同意。戴高乐在巴黎对肯尼迪说：“任何从柏林的撤退、任何地位的改变、任何撤军、设置任何交通通信方面的新障碍，都意味着失败。”正如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所言，问题是任何“因柏林问题而发动的战争都将是核战争，或者迅即成为不光彩的失败”。理由似乎是明摆着的：西方根本没有机会就柏林问题打常规战争，因为周边的苏联红军人多势众，数量远远超出西方军队。

柏林危机的处理和猪湾事件很不一样。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联合组成了柏林问题小组，协调人是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助理国防部部长保罗·尼采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戴维·格雷少将。但是柏林本身的局势不同寻常。美国驻柏林的指挥官在政治上要向美国驻西德大使汇报，但对于军事问题得向海德堡的一位四星上将汇报，再由上将向驻巴黎的诺斯塔德将军报告。诺斯塔德将军不仅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还是1958年11月西方三国为保卫柏林建立的秘密军事组织“活橡树”的指挥官。令局势更为复杂的是，1961年8月，肯尼迪派卢修斯·克莱将军（战后德国美占区前总督）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出访柏林。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及时向肯尼迪总统传递信息：他敏锐地发现民主德国有可能“封锁扇形边界，防止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持续不断的难民穿过柏林事件的发生”。然而，在华盛顿，他很快感受到了压力，反对势力在这件事上也不让步。极力要求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就有基辛格。

3月10日星期五，基辛格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第二周的周一、周二他一连两天旁听国务院专家乔治·麦吉、亨利·摩根、查尔斯·波伦、马丁·希勒布兰德以及中情局、国防部的有关人员介绍柏林情况。根据邦迪的建议，他们请来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指导评审小组。艾奇逊的结论（基辛格在各部门协调小组就柏林应急计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过他初步的想法）是形势很严峻。柏林问题是一场“意志的冲突”，无法通过谈判来解决。苏联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情愿为柏林发动核战争”。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华盛顿“的确准备好使用核武器保卫柏林，美国的信誉已经全部压上去了”。艾奇逊建议核力量和常规军都要建设，做好苏联一旦阻止难民从柏林西移就最后摊牌的准备。同时，他还敦促美国计划针对整个苏联集团的制裁项目和秘密行动。但他明确指出：“在还没有同意打核战争而拒绝赫鲁晓夫现在的要求的情况下，采取这份文件所列的那种行动方案是最危险的。”基辛格的看法大致相同。4月4日他对罗斯托说：“我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儿，说双方都不应该强行提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满足的要求。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苦苦相逼，我们就采取极端行动。”他主张：“最佳办法是态度强硬，制定军事计划要强硬，明确表达我们维护柏林地位的决心时也要强硬。”

对联邦德国政府而言，决定采取何种立场是件很痛苦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前首都的命运危在旦夕，而且还因为当时德国处于分裂的状态。然而，做关键决定的不是波恩，而是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莫斯科就更没有话语权了。在柏林这个具体问题上，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其实非常矛盾。阿登纳在住民主要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莱茵区长大，耄耋之年的他（当年84岁）还记得俾斯麦政权是如何歧视非新教教徒的。实际上，他半开玩笑地说，开往柏林的火车跨越易北河时，他喜欢拉上车厢的窗帘，这样就不会看到普鲁士的“亚洲大草原”了。从个人感情来看，他也不是强烈反对德国分裂，因为这比德国统一后有可能不是共产党掌权就是社会主义者掌权要强多了。他其实很愿意考虑一次慎重的交换，用整个柏林和民主德国来换萨克森和梅克伦堡的部分地区。不过，阿登纳的主要目标在于保证西方（尤其是美国）保卫联邦德国的承诺不动摇。

在阿登纳总理访美之前，基辛格力图分析他的复杂动机。他认为：“跟阿登纳抽象地谈论灵活性智慧，就像跟一个嗜酒者互诫协会的人说饭前来一杯马天尼没什么坏处一样。阿登纳宁可因对盟国保持忠诚而犯错，也不愿利用德国的重要位置挑拨邻国关系。”这位联邦德国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强调建设常规军“会预示美国要放弃欧洲”，接下来“美国会撤回核武器，致使德军任由苏联战术核武器摆布”。他的重要洞见是遏制的核心假设（美国愿意为了联邦德国的自由铤而走险，跟苏联打全面战争）不大可信。因此，一旦美国在欧军事姿态稍有变化，阿登纳必然认为那是脱离和撤退的序曲。（毕竟，20世纪20年代他做过科隆市市长，西方列强就那样最终离开了德国。）

不要以为基辛格在德国问题上的建议是他依然眷恋故乡的结果。当然，从宪法上来看，联邦德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对希特勒的记录可谓完美无瑕。但是这种情况不适用于相当一部分掌管联邦德国政府和工业界的第二梯队成员。私底下，基辛格不会抨击实业家库尔特·比伦巴赫[9]这种“德国好人”。再有，他在正式场合说德语也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他对邦迪坦言：“也许有点儿奇怪，我现在的德语词汇量不够大，无法即兴讲述复杂话题。我上中学、上大学都用的是英语，所以我思考国际问题、军事问题全也都是用英语。（谈到足球，我的德语词汇量特别大，也许有的观众对这一点感兴趣。）[10]”联邦德国必定对基辛格有疑心。他有那么多亲人死在这些人手上，内心能不反感吗？阿登纳的一名助手交代“老头子”最担心的两个美国人就是亨利·基辛格和阿德莱·史蒂文森。他和同事无法决定基辛格头脑里为德国秘密设计的命运：是用有限核战争将它夷为平地，还是取消全面核战争威胁，让它任由苏联摆布。

实际上，基辛格5月5日就此事所做的备忘录里说得很清楚，他主要考虑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信誉。他重复艾奇逊的观点说：“柏林命运是北大西洋共同体将来的试金石。美国如果在柏林问题上失败，即侵蚀柏林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无疑将导致联邦德国意志消沉……如果西方表现出无能，那么所有其他北约国家必定会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将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势不可当。”

但是，如果苏联试图改变柏林现状，无论是破坏盟军卫戍部队的供给线，还是阻断民用交通，结果都将意味着“摊牌”。而摊牌必须包括有可能打核战争：

（1）苏联几乎可以阻止我们用北约现有军事力量对柏林方向发动的任何规模的常规进攻，也许还能打败我们。

（2）发动全面核战争可能无法摧毁苏联的报复性力量。

（3）如果苏联准备紧逼，我们将有必要在局部或某场控制性报复战中使用核武器。

因此，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局部行动，必须首先决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准备接受常规战失败还是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

基辛格非常清楚，这种思路不合国家安全委员会专职成员的胃口。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主张“先使用大量常规军事力量再考虑用核武器”，包括采取秘密行动引发民主德国起义。基辛格同时发觉邦迪摇摆不定，因为邦迪不愿确定如果有三个选择，自己指望基辛格选择哪一个：选择包括“从政治影响来分析美国现有的作战计划”和就“北约方面的几乎任何话题”提出建议。然而，1961年4月底，哈佛春季学期即将结束时基辛格有两个优势。首先，邦迪及其团队还在为猪湾事件心烦意乱。除了打字机打的备忘录，基辛格还给邦迪写了封亲笔信，谴责《纽约时报》对他的批评“不公”。邦迪很受用。他回信时说：“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做了错事，要保持正直并不容易。这时单纯的友谊能给你安慰。”

其次，基辛格已经答应访问波恩，这时他已因其在核战略等方面的表现颇具名气，并且已经约好与阿登纳和他好战的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会面。基辛格和这位国防部部长的会面有点儿戏剧性：在三位将军的陪同下，施特劳斯痛斥美国来宾，他认为美国加强常规军建设对德国安全有害。基辛格知道德国地面部队实际上比美国的强吗？他知道像赫尔穆特·施密特这样的社民党人不过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基辛格的书以证明肯尼迪总统的顾问支持社民党的国防路线吗”（即反对用大规模报复威胁来保护西欧）？在当天，美国驻德使馆的晚宴上，“施特劳斯更是高门大嗓，也不像下午那么反应机敏。也许部分是因为他多喝了几杯吧”。

他说在柏林问题上，美苏关系就像是他与自家狗的关系。如果他要狗到厨灶下面去，狗却钻到了桌子底下，他就马上补一句：“你钻桌子底下也行。”这样就能保持一种事态在掌控中的幻觉……最后，他失控了，暗示无论谁说什么，尤其是无论德国方面的人说什么，柏林都会丢失……不知怎么的，后来谈到民主德国会起义这个话题。施特劳斯说只要他当国防部部长，德国军队就按兵不动，哪怕眼看界线那边的德国人在大街上被打死。这时德国外交部的理查德·巴尔肯说，他如果是师长，不管施特劳斯怎么说他都会行动。施特劳斯叫道：“那我就逮捕你。事实上，也许我现在就应该逮捕你。”虽然他是在开玩笑，但他这个人可能说到做到。

一周后，基辛格再次会晤阿登纳，对德国人的想法有了进一步了解。尽管基辛格一再安慰（“我说，柏林不仅是德国城市，而且是世界各地对自由的一次检验……大家不会再把德国看成外国”），德国总理还是满腹狐疑。美国领导北约出台集体核计划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现在，不仅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而且阿登纳还以为由于苏联在所有核武器方面都领先，面对这种局势，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秘密承诺“将柏林交给”赫鲁晓夫。麦克米伦准备在这种“极其软弱”的情况下默许。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戴高乐，就因为法国具有独立的核能力。

阿登纳说美国必须设法理解欧洲的恐惧。他们担心美国总统在战斗中牺牲，没有人领导美国去报复。而且，他问我能不能老实告诉他美国竞选年会出现什么情况，艾森豪威尔会不会在竞选前一个月用氢弹报复。我说：“说实话，会。”他问：“欧洲真的能完全依赖一个人的决定吗？”

这里提到法国最近获得了核地位[11]，个中深意基辛格并非没有察觉。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德罗斯刚刚跟他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情况，明确表示只要美国提供技术支持，法国将考虑把核打击力量交由北约指挥。美国决策者开始领会核时代的新挑战：防止核武器扩散，核武器即便掌握在盟国手里，也必定会提高爆发一场谁也不愿见到的末日大战的可能性——除非美国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否决权制止它们使用。基辛格在会晤施特劳斯、阿登纳和德罗斯之后，无比深切地感到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北约的凝聚力，哪怕只是为了制止戴高乐（或许还有施特劳斯）一时冲动而擅自行动。如果法德真的认为“我们强调常规部队是虚，而想从欧洲脱身是实”，那么，它们想要有自己的核遏制力量又何罪之有？还有一点欧洲人很少明说，那就是从政治上看，走这条路比扩大常规部队规模更容易。

基辛格的德国之行大大提高了他在华盛顿内外的声誉。他和施特劳斯都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不仅德国媒体做了报道，《纽约时报》和伦敦的《观察家报》也予以报道。“总统最近在国会演讲，要求迅速加强‘常规’军备，那演讲稿就像是基辛格写的，”《纽约时报》6月初热情洋溢地报道，“而且美国承诺在必要时为柏林开战也主要是基辛格的观点。”基辛格情不自禁地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句俏皮话：“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政策的问题，不在于错误地看待共产党，而在于在其他事情上难得正确。”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也许很有趣，但很难相信邦迪读到这些会莞尔一笑。更重要的是，邦迪的看法已经开始跟自己这位心直口快的门生出现分歧。

基辛格跟艾奇逊一样，认为事态一清二楚。6月初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时，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基辛格丝毫不感到惊讶。基辛格（跟总统不一样，总统比较乐观）早就料到了。基辛格认为，为柏林问题摊牌在所难免，只要苏联想这么做。关键是要决定美国在不同阶段的反应——特别是要保证总统始终要控制升级过程。另一条策略是悄悄向苏联让步：具体的做法是放弃坚持平民可在柏林自由流动的立场，容忍关闭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通道以及西柏林与周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的通道。这就是卢埃林·汤普森在莫斯科正确预测的一步棋，也是苏联和民主德国7月初就已经决定的一步棋。然而，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明确讨论过这种结局。不过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歧已经很清晰了。在7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召开之前，邦迪就明确区分了以艾奇逊和尼采为代表的科勒小组强硬派和暗含他本人在内的温和派；温和派赞成“现在明确表示，无论是和平协议还是用民主德国人替代高速公路沿线的苏联人都不值得开战”，并“谨慎地试探苏联以了解最终解决危机需要哪些因素”。

阿瑟·施莱辛格着重规劝总统“应该把基辛格放在柏林规划的中心位置”。但并未如愿。一开始，基辛格不大明白邦迪的想法为什么捉摸不定，不愿跟他说明情况。他写道：“我相信为了真正做出贡献，我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跟踪某个问题或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邦迪只把他当作“一个出主意的人”，今天给他这份文件，明天给他那份文件，只给一个下午时间就要求他发表意见：“我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特点感到不安，这种心理必定表现在我的评论中，那些一直参与撰写政策文件的人看了一定会感到无足轻重、心生厌倦。就像是一盘棋下到一半，你也没对棋局的发展做过研究，就要你支招下一步该怎么走。”

尽管基辛格非常了解德国，但柏林问题的主要工作却被交给了亨利·欧文和卡尔·凯森。基辛格很失望，打消了整个夏天为邦迪做全职工作的想法，提出还是回去做他的“临时顾问”。邦迪初步接受了，还假模假样地表现出一脸茫然。他还东扯西拉地说“北约文官控制的专门研究……会是一个临时问题”，并说将来还有机会对政府在裁军方面的初步立场予以强烈抨击。（用基辛格的话说：“最好是全都废除，从头开始。”）两人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又是开会，却都没有明确结果，过了几周才真相大白：“他说我对柏林问题的看法太固执，说我认同‘强硬’路线会令总统和沃尔特·李普曼、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等人难堪。”为了避免难堪，邦迪就建议基辛格“在柏林问题上做总统的个人顾问，并另外找人，也许是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来承担正式责任”。基辛格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但他心里一直感到疑惑，就跟罗斯托说了实话。

邦迪同意我出席所有跟柏林问题有关的会议。以什么身份？毫无疑问我要联系各个部门。以什么角色？坦白说，如果我对国际局势不是那么上心，我就退出了……我做普通民众的时候，对军事政策和北约战略所做的贡献比现在当白宫顾问不知多到哪里去了。如果柏林问题的处理流程可以重新开始，我情愿回去做我的教授。

基辛格教授接受了一堂白宫政治课，一生难忘，而这堂课远远没有结束。

时至今日，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不再光鲜。《时代周刊》杂志大肆讽刺肯尼迪的“白宫教授神童小组”，其中就包括“特别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杂志宣称，“现实的严峻考验”表明，“约翰·肯尼迪系统无法发挥作用。在外交政策领域，记录乏善可陈。一旦碰到问题，肯尼迪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是活动，没有行动。”这么说未免过于苛刻。柏林问题是个非同寻常的复杂问题。再说，肯尼迪眼下得到的大量情报和分析通常都是互相矛盾的。基辛格并未意识到，或许最令人困惑的是总统意识到的问题：如果从“日冕计划”提供的情报来看，实际上美苏之间是不存在导弹差距的，即便有差距也是美国领先。这样看来，赫鲁晓夫表面上决心在柏林问题上和美国对峙（其信号是7月宣布增加1/3的国防开支）就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与此同时，肯尼迪从托马斯·谢林那里得知有一份新文件，内容是说似乎要全面拒绝使用“战术”导弹的有限核战观。肯尼迪正确意识到艾奇逊的办法可能过于狭隘，要求施莱辛格“就柏林问题中一些未曾探讨的事宜”准备“一份不签名的备忘录”。施莱辛格于是找来基辛格和阿贝·蔡斯。结果，他们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匆匆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试图扩大政府讨论柏林战略问题的范围，然后肯尼迪就带上直升机飞往了海厄尼斯港科德角的总统静养所。

“为了目前柏林的移民进出问题我们准备焚毁全世界，除了这个目的”，还有“其他政治目的吗”？肯尼迪期望德国统一的“真实意图”何在？如果苏联不像艾奇逊强调的那样拦截北约部队进入柏林怎么办？核战争“具体”是指什么？如果出现对峙，美国的盟国将扮演何种角色？在核武器问题上逼迫最紧的是基辛格。他一直很害怕军队会在危机中逼总统下手，而总统实际上连“核战争是什么”都不知道。突然，基辛格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几个月来一直想让邦迪给的是什么职位：类似于罗恩和凯森的那种角色，设计一个进阶式的军事反应计划以应对苏联挑衅——不排除威胁使用核武器，但要慎重校准目标，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错，能接触总统的依然是邦迪，但至少他传递的信息带有基辛格的烙印。实际上，邦迪又给总统送了一份基辛格5月写的那份“极具感染力的”柏林问题备忘录。基辛格终于发现自己在行政办公大楼自己的办公室（399房）里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哪怕现在还是每周只在华盛顿待两三天。

在柏林危机期间，基辛格不止一次说过：“我不喜欢用‘强硬’、‘温和’或‘坚硬’等形容词来形容政策。”就柏林问题而言，这些区别尤其没有意义。在7月1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奇逊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支持下，极力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组建预备军、增加国防开支和采取其他经济措施。基辛格则恰恰相反，建议在外交上采取主动措施，哪怕只是为了避免造成美国不妥协的印象。他反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际上，他准备考虑在事实上认可民主德国政权，如果另一种选择是打核战争的话。他相信军方还没有给出界定明确的选择让总统来选，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谈判失败后的军事后果”。这些观点也不是说了等于白说。7月25日晚，肯尼迪在电视上发表全国讲话，称柏林是“对西方勇气和意志进行考验的伟大场所”，罗斯托则提到电影《正午》。但是当总统阐述美国立场时，艾奇逊很沮丧，因为总统就是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是跟赫鲁晓夫最近提高国防开支的措施针锋相对，宣布给陆军增加6个师，同时暗示美国现在的兴趣只是想保留驻守西柏林的权利。

赫鲁晓夫得到了信息。他和约翰·J.麦克洛伊在索契附近的别墅谈话时，咚咚地敲着军刀，说他将“签署和平协议，无论是什么协议；占领权就此收回，不让进出，需要的时候再恢复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谈判；如果你们以武力相逼，我们也以武力反抗；战争必定是热核战争，美国和苏联也许能幸存，但美国所有的欧洲盟国都将完蛋”。但是他还“重新声明愿意保证西柏林的自由和独立……还口出狂言，说西方提出任何这样的保证都可以接受。”

肯尼迪一方面加强常规部队建设，一方面还是为谈判留了一道门，这么做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但是他接受建议的方式是间接的，需通过邦迪。基辛格对施莱辛格发泄了他“被邦迪排除在外的极大愤慨之情”。以下是施莱辛格的记录。

尽管总统要他来做全职工作，邦迪却强烈要求他不要做全职；邦迪从来不征求他对任何问题的建议，对亨利就西柏林问题写的一系列高明的备忘录的任何反馈也从不告知；当总统表示想见他时，邦迪却从来不说清楚总统为什么要见他，因此基辛格准备得很不好，很紧张，没有发挥出真实水平；整个经历真是太丢人了。

基辛格被排斥在总统核心集团之外，无法知晓美国已经做出的关键（最为实用的）决定：如果苏联决定封锁柏林边境（这一点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公开预测），美国会默许。肯尼迪亲口告诉罗斯托，赫鲁晓夫“必须采取某种行动阻止难民流动。也许是建一道墙。而我们将无法阻止”。在莫斯科，卢埃林·汤普森几乎是细致入微地向赫鲁晓夫阐明，如果苏联采取某种形式限制难民从民主德国外流，美国是可以接受的。到8月，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同意了该计划。民主德国政权也秘密备好混凝土支柱、带刺的铁丝网、木材和隔离西柏林所需的其他材料。两天后路透社报道民主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神秘决议’，决议说议员们同意采取民主德国政府希望采取的措施来处理柏林呈现的‘复仇主义的’局面”。1961年8月13日凌晨1点，民主德国领导人沃尔特·乌布利希的农奴开始修建柏林墙。美国驻柏林指挥官看在眼里，但毫无反应。肯尼迪得知这一消息，冷静地让腊斯克去看垒球比赛，而自己则回到科德角的游艇上。他已做好准备，大不了派卢修斯·克莱和约翰逊副总统一道去趟柏林，命令西柏林的美军加强守备。

从一个角度看，事态一步步发展，最后走到修筑柏林墙这一步，这是一种灾难，是“行动不连贯、决策不果断、政策矛盾”的结果。然而，从约翰·F.肯尼迪偏爱的实用主义角度看，这种结局是最佳的。第一，核战争没打起来。（肯尼迪曾在柏林危机中怒斥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他妈的……动动脑子，我们讨论的是7 000万美国人的性命问题。”）第二，也避免了一次常规冲突，否则，不是爆发核战争，就是西方颜面丧尽。正如肯尼迪所说：“一堵墙比该死的一场战争好一万倍。”第三，苏联及民主德国原形毕露：他们都是铁了心对抗自由的。不过，肯尼迪有一点错了：他以为“柏林危机到此结束”。

或许我们会感到惊奇，基辛格总是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根本没想过让民主德国听天由命。的确，修了柏林墙只不过是堵上了铁幕的最后一道裂口。严格说来，这堵墙包围的是西柏林，不是东柏林。但是，当民主德国边防军枪杀企图从墙东翻到墙西的平民时（第一位受害者冈特·利特芬于8月24日被枪杀），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究竟谁被监禁了。在基辛格心里，这种愤慨之情是双倍的。首先，柏林墙的建立暗示德国可能在不久之后就统一的假象彻底破灭。其次，看起来美国再一次向苏联让步了。在这一点上，又可以看出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希望的是美国能够声明4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阐述的民族“自决”的普遍原则应该用于解决德国问题，尤其是整个柏林问题。美国政策应该明确规定苏联必须“履行保持德国分裂的职责”。这就意味着从字面意义上看，联邦德国政府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即便阿登纳私下一直对德国实际上的分裂感到满意）。1961年夏，基辛格就该问题起草了大量文件，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我知道有人会说阿登纳不会反对美国政策。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盟国就不能在影响自己国家未来的决定上发出最强音。”在另一份文件中，他明确拒绝这样的观点：“现实主义应该迫使我们接受无法改变的现状”，因而美国应该“接受德国分裂这一既成事实”。相反，他认为西方“必须支持德国统一，尽管曾经出现过两次世界大战”。说实话，基辛格主张德国统一的观点并不天真。他相信如果西方同意德国分裂，那么联邦德国就可能采取“拉巴洛政策”[12]，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民主德国。正如他所言，“如果西方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西方将继续主张德国统一，前提是首先实行联邦制，然后进行自由选举，同时有两点永远不变，一是去军事化，二是认可德国与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边界。这么做不是因为莫斯科会接受，而恰恰是因为莫斯科会拒绝。

基辛格是对的，华盛顿低估了联邦德国公众对修筑柏林墙的深恶痛绝之感，这种心理柏林市市长维利·勃兰特曾非常激昂地表述过。但是，如果他认为“邦迪先生”（基辛格已开始这样称呼邦迪）会听取他的意见，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原则性立场，那他就错了。基辛格私下里给马克斯韦尔·泰勒写过一封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厌恶。

戴高乐是对的。

苏联对我们就像逗弄猴子似的，好像我们已是不中用的猴子，迫不及待地要展示我们是受虐狂，爬回去乞求他们行行好，谈判吧！这样我们好把其他东西拱手相送。

我们不应抱怨柏林分裂多么不合法，我们应该宣布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拆除水泥墙，结束分裂。

如果苏联没有反应（他们很可能不会有反应），谈判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那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将兵戎相见，以后再放弃驻军柏林以及出入柏林的权力，冷静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军事建设，让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候变化。

法国会百分之百支持我们，我认为我们让阿登纳加入这个阵营也是轻而易举的。这样一来自然将孤立英国，但是科勒和欧文之流对目前法国孤立似乎不是很苦恼。至于印度、达荷美、上沃尔塔及其他中立地区，到时候我们再去操心吧；这次1961年的柏林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不要再当它是一场争夺人心的竞赛了。

这封信充满了火药味，可以看出基辛格与对方现在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了。对他而言，柏林危机远未结束；毕竟，柏林墙修好之后，苏联又会采取其他行动侵犯美国在柏林市内的权利。基辛格气愤地警告泰勒说，“国务院那些人”很快就会“对某种胆怯的谈判立场守口如瓶，那将是四方会谈中的美方立场，也许最初会是在大使论坛上……那时总统还来不及表明他对我们的谈判应确立何种总路线所做出的决定”。重要的是，肯尼迪将在美国对柏林墙的外交反应及可能采取的军事反击措施上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必须站在恼人的历史障碍前，从那些被审慎而明确地展示出的选择中进行选择。”如果苏联有任何限制进入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空中走廊的企图，美国绝不答应。实际上，“从很多方面看，最好是共产党被迫击落一架飞机”。到9月初，基辛格预计“会有一场持久危机”。显然他不知道导弹差距的新情报，于是他警告说苏联恢复核试验恰恰是因为“他们和我们实力相当，说不定还比我们强”；如果他们预计这种优势是暂时的，那么“我们必须预计到年内要摊牌”。

基辛格已经在考虑摊牌的事了。9月8日，他给施莱辛格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表示了对邦迪的不满。他写道：“我看事态很明显，我无法再做什么有益的贡献了。起初我打算提交一份正式辞呈，但后来决定最好不要公开断绝关系，因为此时此刻辞职可能被外国人视为‘强硬’路线失败。”因此，他决定“只是不再去华盛顿。如果刚过去的一个月代表着某种标准的话，他们将不会要求我做什么……如果我认为能办成事情的机会很小，我对事态发展的顾虑就应该促使我加油，而不是成为离开的理由。但是，我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是误导，我别无选择，只能后退”。我们说过，基辛格的兼职顾问角色从未被好好地明确过职责。也许是因为邦迪认为他的哈佛同事是威胁，也许是因为他的观点太“教条主义”，所以邦迪一直和基辛格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请他参加白宫真正重要的会议。

对基辛格来说，那段时间就像是过着卡夫卡式的生活，深感压抑。邦迪推三阻四，最后还是请基辛格处理柏林问题，尽管其身份不是正式的“白宫‘柏林专家’”。据说，邦迪在给柏林问题领导小组做报告时还引用过基辛格的话；但是自春季以来基辛格就没参加过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柏林问题工作组中有10个小组，他却从来没有受邀参加过任何小组；他的各种备忘录从未有人过问；一些重要职务“分配时都把我排除在外——有时让人感到特别屈辱”；他想方设法（罗斯托建议他这么做）为解决“民主德国情报活动问题”出谋划策，结果又是自讨没趣。柏林墙建好以后的那个星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因为邦迪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一定是消息比较灵通的白宫工作人员之一，”他苦笑道，“尽管我的英语恐怕是彻底给毁了。”）邦迪不让他参加战情室的活动，几乎根本就不联系他，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看球的人在边线上大喊大叫、说三道四”。不过，这还不是基辛格头脑中最突出的意象。谈到美国政策的实质，尤其是美国处理柏林危机的方式时，他把自己比作“汽车正驶向悬崖，却被要求检查油箱是否加满、油压是否正常的靠司机坐着的乘客”。

我们很容易把这封信看作一个华盛顿新人出师不利的痛苦心声，如此而已。施莱辛格为人仗义，把信的部分内容给肯尼迪总统看了，肯尼迪于是劝说邦迪安抚基辛格那颗受伤的心。后来两人见了面，都不大自在，邦迪劝基辛格放心，说他们“采取的很多行动都是基于”基辛格夏天起草的那些文件。邦迪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说基辛格“有能力，做事尽心尽力，笔头能力强，等等”。邦迪还举了个例子：“嗯，你知道吧，我们刚刚谈到选调预备军人的问题（基辛格对此持反对意见），知道吧，亨利，你负责不让5万人上前线……我们也许没有说什么，当然是因为太忙了，不过你放心，所有你强烈反对的问题我们都会慎重考虑。”

邦迪希望将来在需要的时候还能得到基辛格在专业上的帮助。事后基辛格挖苦道：“邦迪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讲的内容几乎跟给施莱辛格的信一模一样，一点儿不差，显然事先有人教过他。”但是，他只能对邦迪说他“都可以参加竞选了，竞选的口号是不让5万士兵上前线”。邦迪宽宏大量，没把基辛格的讽刺当回事。他把基辛格送出门时说：“而且很多当兵的也是马萨诸塞州的人。”根本不清楚基辛格究竟是否辞职。

据施莱辛格的儿子斯蒂芬说，基辛格曾经回忆“邦迪……总在肯尼迪政府中排挤我，尽管肯尼迪总统多次向我承诺会重用我”。施莱辛格问为什么。基辛格回答：“显然他感到我给他造成了威胁。我本来可以在肯尼迪政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从中阻拦，把我推给了尼克松。而一旦我成为肯尼迪政府的一员，尼克松绝不会聘我。”不过，基辛格的哀叹既道出了实情，也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正如他当时对小施莱辛格的父亲所说：

我担心的不是那些“温和的”与“强硬的”口号。我担心的是缺乏全面战略，到头来处处被动。我苦恼的是官僚机构的态度以及我们对待官僚机构的态度，结果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前一届政府的政策，换汤不换药。因此，我们的政府总是过于担心战术问题，缺乏一个指导性观念，我们碰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因此而产生的……我们所做的规划似乎大都不能用于化解我们将要遭遇的危险。我们将要面临一场重大危机，或许会是一次灾难，但官僚机构依然按部就班，以为这就是管理的主要目标，他们呈报给总统的计划也不能恰当说明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因此那计划终将变成一纸空文。

基辛格既是在批评过程，也是在批评结果。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官僚习气悄悄地死灰复燃，因此总统“再次遭遇官僚机构造成的既成事实，他可以批准，也可以调整，但就是不能真正考虑做出什么选择”。结果，军事政策“缺乏总统所需的那种灵活性”。这届政府的裁军计划基本上就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政策的翻新。美国对德国问题的谈判立场“尚有待阐明”。最重要的是，柏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界定。

问题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自由进出柏林，而是事关柏林人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和西欧人民的希望与期盼。如果他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即便我们能为柏林争取到某种出入权利上的保证，当前的危机也会变成一场重大失败。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其结果将会是出现一个衰落的、意志消沉的、出入有某种保证的城市，一个建立在中立主义立场上的德国，一个实力遭到重大削弱的北约。与此同时……苏联的不妥协一直被纵容，最终总统很可能面临他一直想避免的局面：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发动全面核战争。

到底基辛格的理想主义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后来他跟施莱辛格的一次交流明白地展示了出来。施莱辛格是美国历史学家，说道：“我对盲目崇拜民族自决感到些许不安，今年正好是我国决定制止该原则100周年。”他是指1861年在萨姆特堡爆发的美国内战。基辛格是欧洲历史学家，他迅速质疑对方暗中（很不恰当地）把美国南部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类比。如他所言：“如果法国违背南方各州意愿，在里士满建立政府，如果北方在英国压迫下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情况还可以比较。你认为这对未来30年的英美关系会有何影响？”而且他重复先前的观点：他的“梦魇”是“德国民族主义的复活和苏德在国家层面上的交易，因为它们将使15年的欧洲一体化成就毁于一旦”。虽然他“愿意在安全问题、柏林出入程序问题及类似问题上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但是他坚信“解决德国问题时放弃民族自决原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基辛格与邦迪的争执不仅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问题，因为柏林危机并未结束。实际上，两人的争执也没有明确结果，此后不到几周，柏林问题加剧，各方矛盾达到顶点，而原因差不多就是基辛格所担心的那些事情。

6

冷战期间美苏公民之间的接触很少。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活生生的苏联人，而苏联人也一样不怎么见得到美国人。例外是两国科学家之间还有交流。上文说过，1955年以后，研究核裁军的学者每年都在帕格沃什开会。1961年的大会地点是佛蒙特州绿山的斯托村。毫无疑问，基辛格为了逃避潮湿的天气以及在华盛顿所受的屈辱，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他从苏联代表那里得知一些情况，证实了他的想法：德国问题距离解决时日尚久。

全体会议期间，一位美国代表、曾经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专家、《原子科学家公报》创始人、俄裔物理学家尤金·拉比诺维奇抱怨：“美国政府在用19世纪的政治思维解决柏林问题，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措施完全是疯狂之举。结果……政府说‘如果他们在柏林问题上欺人太甚，我们就开战’，这样的话不过是虚张声势，不会有一个美国人当真的。”基辛格赶紧发言，他的哈佛同事兼敌人罗伯特·鲍伊也随声附和。基辛格向苏联代表保证：“我见识过我国政府的一些运作情况，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提出的威胁绝对是认真的。如果苏联以为美国是虚张声势，且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只会导致灾难。”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回答，这“证明苏联恢复核试验的政策是正确的”。基辛格反驳道：“如果苏联单方面阻断美国进入柏林的通道，那么他们恢复核试验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人阻拦我们进入都将导致战争。”在苏联代表提议下，这次会谈后的第二天晚上双方举行了一次时间更长的会谈，与会代表有基辛格、赫沃斯托夫、生化学家诺赖尔·斯萨克雅安和红军总参谋部的尼古拉·塔伦斯基将军。会上双方先就柏林问题交流了各自现已非常熟悉的立场，基辛格惯用的讽刺和幽默为谈话增色不少，后来话题转到德国东部边界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上。在基辛格的提示下，塔伦斯基问道：“我想是否有这种可能，即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美国承认德国东部边界（奥得河–尼斯河边界线仍被许多联邦德国保守派反对），为此苏联保证美国可进入柏林，以及美国进入柏林可以纳入苏联单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和平条约呢？”基辛格强调他只是代表个人发言（苏联代表无疑不相信这种免责声明），他认为有这种可能性，随后又补充了一点，民主德国将代理苏联接手美国进入西柏林的问题，但又坚持必须由莫斯科主动提出这种协议，而华盛顿方面不会主动。

第二天美苏代表没有再交流，但是会议最后一天，当苏联代表即将登上开往机场的大巴时，又有人来找基辛格，这一次是赫沃斯托夫和物理学家伊戈尔·塔姆，两人接二连三地问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他是否坚决主张西柏林不能有任何苏联军队以及是否可以接受由联合国保证美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基辛格回答美国“不会同意其地位每年都要由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人来改变”。于是“塔姆问保证期5年怎么样。我说5年太短。他又问10年怎么样。我回答如果我们一点点往上加，我建议干脆150年，也许我们中间可以开一次会。他笑着说我们相互理解了。我说‘我没把握我们做到了相互理解’”。最后，塔姆谈到正题：苏联以何种形式就德国问题主动表态美国可以接受？让一位科学家致信《真理报》行吗？基辛格表示异议，说必须是政府发言人表态。这时“此前一直沉默不语的赫沃斯托夫，突然说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想告诉我，我的历史学得很好”。

这是基辛格首次通过“侧面渠道”与苏联代表进行交流，以后这样的交流还有很多。这种会谈在冷战期间很重要，恰恰因为双方可以声称不代表官方立场，即便各方假定对方所代表的正是官方立场。（这种非官方性也为基辛格式机智提供了用武之地；基辛格钟爱黑色幽默，“苏维埃人”亦乐在其中。）由于苏联代表无法自由发言，因此塔姆像他的弟子安德烈·萨哈罗夫一样对帕格沃什会议的价值半信半疑。不过，他刚才通过基辛格传递给华盛顿的信号很重要。9月25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谈到柏林问题时表现出一种十分愿意接受调解的姿态，连民主德国官方报纸《新德国》也赞扬他“特别……愿意和谈”。相反，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丝毫不肯让步。基辛格重复艾奇逊的观点，心情烦躁地表示苏联依然怀疑美国的决心。显然，只有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才能让苏联相信自己不会再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进展这种焦虑不无道理。毕竟，谁也无法保证柏林墙建好之后，苏联下一步不会对进入西柏林设置限制。问题在于，一旦在柏林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战争。实际上，诺斯塔德将军认为任何常规战争都“几乎完全可能引发核武器的使用”，对此基辛格表示怀疑。

整个柏林危机期间，基辛格频频被人指责立场太过强硬。《哈佛深红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基辛格警示裁军可能引致苏联胜利》，基辛格不禁怒火中烧。其实，他一直都坚持认为，他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极其微妙，很难简单归结为“强硬”或“顽固”。上文说过，他赞成在德国自决问题上采取不妥协态度。他坚信美国必须向莫斯科表示一种决心，不会在出入西柏林的问题上再做让步，为此可能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包括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但是，基辛格在斯托会议期间与苏联代表的交流表明，他愿意同苏联在广泛问题上谈判，包括西柏林地位和民主德国边境等问题。而且，他内心非常害怕诺斯塔德的军事计划会“带来过多的危险，要么引发全面战争，要么带来某种形式的屈辱”。10月16日，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备忘录，戳穿诺斯塔德最近提交给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一份声明，该备忘录指责诺斯塔德“越权做出本该由总统做的决定”，即“要求总统授予他在危急时刻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的权力，而不用说明突发事件是什么，或者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活橡树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沿线进行“一些探测”，一旦遭遇苏联或民主德国抵制，行动马上升级，大概（尽管具体时间还不是很清楚）涉及核武器。有趣的是，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就柏林问题在军事层面摊牌，基辛格现在又回到原来《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主张：可以用战术导弹打一场有限核战争。不过，在他看来，如果“活橡树计划”暗示的那种选择是冲突不可阻挡地升级为涉及两个超级大国战略武力的全面战争，那么并不能算作“强硬”政策。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思。基辛格的备忘录无人问津。他无事可做，只能看看报纸，读读常规部队建设的新闻。

基辛格以前试过辞去顾问职务，但没辞掉。10月19日，他再次辞职。施莱辛格还是一如既往地表示同情。（“我看这件事是奇耻大辱、可怕的失败。”）邦迪还像往常一样劝他坚持做下去。基辛格也像往常一样表示，如果将来“需要他的建议”，可以找他。然而，这次他决心提出正式辞呈，直接致信肯尼迪总统，请施莱辛格转交，生怕邦迪再次“展示其卓越技巧，花言巧语让我上当”。即便在这个时候，邦迪还是有最终发言权。他写道：“白宫方面希望能从你的建议中受益，这种想法不会有丝毫变化，所以你宣布辞职似乎没有任何特殊意义。”

这局棋输了。基辛格气得发疯。他十分恼火地对施莱辛格表示，邦迪的唯一动机就是“让总统以为我在参与，但实际上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让我沾边”。基辛格“满腔愤怒”，因为他未料到“在这种关键时期，个人竞争居然采取这种残酷的形式”。不过他已经提出“不会……公开或私下讨论我被隔离的事实和原因”。当《新闻周刊》要求他证实“和白宫在柏林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而这种分歧“会导致我辞职并与政府公开决裂”时，基辛格只好转弯抹角地否认：

我说对他的问题最好的答复就是我下周去华盛顿参加几次德国问题座谈会。柏林问题很复杂，势必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不想支持我国政策的主要路线，我是不会跑到首都去的。至于我和白宫合作的程度，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跟我在哈佛的义务和我能在华盛顿承担何种责任有关。

看来，基辛格在白宫的首次表现就这样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了。他也无法再接触到机密材料了，中情局放在他剑桥办公室的保险箱也被搬走了。柏林危机最危急的时候，他依然离白宫战情室很遥远——确切地说，他是在杜克大学做报告。然而，由于没有任何公开声明，世人依旧认为他是“肯尼迪的助手”和“总统特别顾问”。

柏林问题的高潮发生在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正如基辛格所料，苏联授权民主德国边防警察要求盟国居民出示证件之后才能驱车进入苏联占领区。克莱为了掌握主动权，决定抵制这种有违常规的做法，安排武装人员护送外交官进入东柏林。于是双方都在柏林中心部署了坦克。27日夜，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查理检查站破烂不堪的哨所两边，美苏各自调集了10辆坦克，美军是M48坦克，苏军是T55坦克。双方部队均荷枪实弹，相距仅约146米。午夜时分，肯尼迪守在华盛顿的电话旁，克莱向他报告又有20辆苏联坦克开过来。柏林城内的美军坦克总共只有30辆。这是冷战时期决定性的时刻之一，也是冷战时期最离奇的时刻之一，因为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地下车站出来的柏林人发现他们很可能就处在世界大决战的中心。

克莱对亲身经历的柏林空运记忆犹新，他肯定苏联此番行动是虚张声势。从我们现在对赫鲁晓夫了解的情况来看，他的猜测八九不离十。然而，肯尼迪及其顾问再次退却。总统秘密地派他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通知温和的苏联间谍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如果苏联坦克开走，美国坦克也将在20分钟内开走。”与此同时，迪安·腊斯克指示克莱，“美军进入柏林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不必坚决诉诸武力并提供保护”。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苏联坦克撤退，半小时后美军坦克也撤退。在苏共第22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不失时机地宣布他要取消对柏林的最后通牒。大家心照不宣，美英法三国官员依然享有出入柏林苏联占领区的权利。

柏林危机结束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重要的先例。肯尼迪不愿冒险打核战争，而是准备通过侧面渠道做出让步，只要没人看见他公开退缩就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主义。

7

柏林危机过后，肯尼迪调整了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史称“感恩节大屠杀”。切斯特·鲍尔斯卸任，腊斯克的副手换成了乔治·鲍尔；罗斯托调任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卡尔·凯森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做邦迪的副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和罗伯特·科默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分别负责越南和中东事务。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便美国的生死存亡看来系于柏林问题之上，邦迪偏偏很少真正倚赖他的哈佛同事、一位地道的德国问题专家，为什么？真的像基辛格对施莱辛格抱怨的那样，这只是一个“个人竞争”问题吗？答案是，邦迪决定从一开始就让基辛格与总统保持一段安全距离，这其实另有原因。基辛格辞职时施莱辛格曾无意中透露过。原因在于他们还是把基辛格看成洛克菲勒的人——而纳尔逊·洛克菲勒依然是1964年最有可能挑战肯尼迪总统职位的人。

基辛格为了否认对肯尼迪不忠，煞费苦心。他力劝施莱辛格对肯尼迪说：“尽管基辛格过去给洛克菲勒州长做过顾问，但他在担任白宫顾问期间从未给洛克菲勒提过建议，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他认为外交政策由民主党政府处理比共和党政府处理要好。”罗德·珀金斯让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一份演讲稿，“评论、批评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辛格拒绝了，因为“只要我还是白宫顾问，和政府保持着一种关系——无论是多么微弱的关系，那么要我攻击政府是不合适的”。然而，他对洛克菲勒的解释却极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肯尼迪是多么失望：

我深深感到国家灾难迫在眉睫。我们的德国政策削弱了阿登纳的地位，要不了几年，德国不是民族主义就是中立主义。15年来的大西洋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岌岌可危。我们的道德资本惨遭挥霍，北大西洋共同体很快就会变成一场虚幻的梦。我们不果断，没有目标，所以苏联就不妥协。我们的裁军立场也只是装装样子，徒有其表。我们的行政手段混乱不堪，冷酷无情，所以许多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热情。我们在不发达地区的言论变来变去，叫人难以摆脱美国犹豫不决、国势衰落的印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预计美国不仅要遭遇外交政策上的挫折，而且还要出现惨败。在东南亚、刚果、伊朗和拉丁美洲，我们的优势极其微弱，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失败。

此外，基辛格表明“一旦现有的柏林决定不可改变，而这些决定跟我想象的一样”，他马上就“割断”与政府“所剩无多的联系”。尽管他不能起草直接攻击肯尼迪政府的演讲稿，但他准备在其他各个方面助洛克菲勒一臂之力。

我将很开心能和你随时见面，告知你我对时事的看法。我将很高兴为你的研究团队核查事实的准确性。我会很乐意浏览戈德金讲座的讲稿（洛克菲勒答应在哈佛大学做讲座，讲他最喜欢的题目：联邦政治）。只要我们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和我友谊深厚的人需要我的判断，我什么都可以做……共和党没有提名你做总统候选人真是可悲。我相信你，期待不久之后便能够毫无保留地与你合作。

第二天，他答应“11月中旬以前”，将“我们讨论过的两份备忘录”寄给洛克菲勒，“一份是讨论自由世界的政治结构问题，一份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让自由这个概念有意义”。

基辛格11月3日致信肯尼迪正式提出辞职以后，又开始心安理得地为洛克菲勒效力。一个月后，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核试验的文件。之后，在同一个月，他草拟了一份有关“自由本质”的文件，很可能就是洛克菲勒的戈德金讲座讲稿。到1962年年初，他又重新开始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为洛克菲勒做顾问。他不在，纽约研究办公室的士气便一落千丈。琼·戈德思韦特抱怨她一点儿也不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标是否有两个：“一个只是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提供政治弹药击败肯尼迪，赢得1964年大选；另一个是除此以外，还要帮助他了解一旦当选必须应付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积极发展项目、提出建议。”（她补充道：“说实话，能不能做到第二点我深表怀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珀金斯和基辛格决定任命一名新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先是让《哈佛深红报》前执行编辑杰伊·艾斯林来做，后来又请纽约州代表、国会女议员杰西卡·韦斯做。戈德思韦特和玛丽·博兰见没有提拔自己，便双双辞职。直接后果是基辛格的工作量激增。到1962年3月，他经常“就整体国家政策……与州长谈话”。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基辛格回到洛克菲勒阵营不到一年，邦迪和凯森请求他恢复原先作为华盛顿和波恩之间交流渠道的角色。于是基辛格只好再度写信说明自己为谁尽忠职守，这次是写给珀金斯。他在信中解释，邦迪希望他承担“与我们的北约规划相关的一份特殊使命”。

不过除了那份我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的使命，从10月底以后我就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在履行上述使命期间，又以顾问身份成为政府一员。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很难解释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对“新边疆”（这是肯尼迪在1960年民主党大会上做总统提名演讲时提出的一个口号）的政治技术问题进行了相当有趣的评论。

我讲得这么详细是想让你完全明白一点，尽管这种事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我感到以后白宫再有什么具体问题找我，我可能有责任回答。而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碰到同样的具体问题，我将不能参与为州长起草立场文件的工作。

这不是什么迫切问题，因为我说过，我和政府的联系很薄弱，我打算就让它这么薄弱下去。但正因为现在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我必须表明：只要涉及我接触过政府情报的问题，在此后一段合理的时限内，我将无法为州长效力。当然，以后当我须判断要不要为白宫承担任何具体任务时也会谨记这一点。

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我相信我们处于深重的国家危机之中，只要国家征求我的意见，只要我认为自己的话有点儿作用，我都会责无旁贷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一点我几乎不必补充，纳尔逊始终都能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因为我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我对他忠心耿耿。

“灵活反应”是肯尼迪政府的标志性思想之一。这个词语用在基辛格身上也很恰当，因为他一方面试图在肯尼迪政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与其最知名的政敌之一保持着联系。灵活反应作为军事战略的缺点在柏林危机中暴露无遗；最终肯尼迪就是不信可以跟苏联打有限战争，而这种战争不会很快升级为全面核战。由于缺少可靠的军事选择，他和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不止一份，而是两份——致使柏林被一堵可怕的墙一分为二，这堵墙构成的“死亡地带”在其28年的历史中夺去了122~238人的生命。

柏林危机也表明，想在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立足，靠灵活反应是靠不住的。在此，区别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或者用基辛格这个时候喜欢的说法，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再次显示了其重大意义。前文说过，在德国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上，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运用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肯尼迪是实用主义者：虽然基辛格强烈反对修筑柏林墙和由民主德国控制西柏林的出入权，但肯尼迪却一再让步。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要感谢我们的幸运星，当时在战情室占主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无疑，肯尼迪愿意在柏林城里筑道墙，而基辛格更愿意为柏林问题打一仗。

然而，基辛格也有他实用主义的一面。他像自己的导师比尔·艾略特一样渴望进入权力中心。但是，他一方面想应民主党总统之邀进入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口袋里又揣着一张门票，打算他日进入共和党政府，这一招也太现实了，所以行不通。邦迪给基辛格好好上了一课，让他知道了白宫里是怎么玩弄权术的。这也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说他是不想让自己的门生发挥重要作用。邦迪这么做教会他一点：接近总统不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事，而是唯一的事——不能接近总统，就算是哈佛最优秀、最聪明的神童也注定无能为力。不幸的是，基辛格的下一个教训，即记者提问这一政治中最具欺骗性的危险也几乎同样令其痛苦不堪。

[1] 艾森豪威尔本来是打算提出“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以表明自己对某些国会议员（包括后来接替他而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坚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上与苏联之间的“导弹差距”这种想法的沮丧情绪。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还是删去了“国会”。

[2] 其他的哈佛教员还包括：萨姆·比尔斯（行政学）、艾布拉姆·蔡斯（法学）、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学）、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弗雷德·霍尔伯特（行政学）、小马克·德沃夫·霍韦（法学）、巴顿·里奇（法学）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历史学）。这篇文章里还提到5位麻省理工的教员——戴维·弗里施、马丁·迈尔顿、卢西恩·派伊、沃尔特·罗斯托和罗伯特·伍德。此外还有来自阿默斯特的厄尔·莱瑟姆，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访学。不过，《波士顿环球时报》还漏掉了一位肯尼迪咨询过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小阿瑟·萨瑟兰。

[3] 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所在地，原计划作为陆军部办公楼。

[4] 原文中的“Beltway”，是美国第495号州际公路，是环首都华盛顿市的高速公路，于1961年12月开通。在此以这条路代指政府部门。

[5] 然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无法保证的。这个职位是在保罗·尼采拒绝之后才给邦迪的，因为尼采误以为在一个主要部门的高级职位上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6] 中子弹于1958年开始研发，是一种“加强辐射”武器。经过核聚变而释放出的中子对于中子弹爆炸范围内的人而言是致命的；由于与氢弹相比，中子弹爆炸的效果和释放出的热能较小，因此中子弹对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毁坏程度也较小。

[7] “对那些我们欢迎加入自由阵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自己的誓言：绝不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消失的殖民统治……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会和它们一道去抵抗在美洲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侵略和颠覆活动……最后，对于那些成为我们敌人的国家，我们以要求取代誓言：双方都努力开启新的寻求和平之旅……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只有当我们的武器装备无疑很强大之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武力。”

[8] 对于林肯夫人，总统曾这样讲：“如果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刚刚砍下了杰姬的头，想要扔掉，这位忠实的秘书会立即带着一个尺寸合适的帽盒出现。”

[9] 1962年5月25日，基辛格（曾对施莱辛格）形容比伦巴赫是“那种常常指责他人、脾气暴躁的德国人”，但是，“仍是一个有些影响力的人。他管理过蒂森集团。尽管当年老蒂森资助过希特勒，但在纳粹统治期间，比伦巴赫一直在流亡。他是总理的朋友，总理曾派他去往英语国家，探听它们的态度，总理误以为比伦巴赫对付美国人有一套特殊办法。”

[10] 基辛格曾经因玛丽昂·登霍夫“以极大的耐心坚持听完了我的德语演讲”而向她表示祝贺。

[11] 法国于1960年2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成功引爆了核弹。

[12] 这里是指魏玛共和国与苏联于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这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德国政府为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约束而与莫斯科方面达成的协议之一。基辛格后来还提出了反对维利·勃兰特“东方政策”的相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