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皇的欧洲联盟

英国人本能够在这场欧陆战争中隔岸观火，这点被历史学家们几乎忽视。甚至连那些对战争的残酷唏嘘不已的人都普遍忽视了这种与事实相违的情况。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一度成真。阿斯奎思和格雷本人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两人都强调，英国并没有任何协约义务为法国提供帮助。用阿斯奎思的话来说，“当事情发生时，我们有权力决定我们应不应该参战。”格雷也并不否认，其所处的政党于7月阻止他向法国做出承诺。尽管他在别处大肆宣扬这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但他承认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是，格雷自然坚持内阁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他又是如何对中立的立场进行抨击的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我们决意加入，那么庆幸我们的当机立断吧。与其先试图明哲保身……之后被迫加入，不如现在这样，这是最好的选择，有利于我们的好名声，有利于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如果我们偏安一隅，就会被孤立，我们便会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朋友，没有人对我们有所希冀，或惧怕我们，或认为不值得与我们建立友谊。我们将会遭到羞辱……被唾弃，因为这些不光彩的行为。我们将被世人所不齿。

因此，对于格雷来说，战争事关“荣耀”，即对比利时的合法承诺，甚至还包括对法国的道义上的承诺。然而，不能够落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格兰雅称）”的名声只是个幌子，在这之后充满了各种战略考量。格雷最经典的论断是，英格兰不能冒险让德国人得手，因为如果德国人成为胜者，那么它将成为“力压欧陆和小亚细亚的绝对权威”。

但德国人真的会以此为目的吗？德皇真的会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物吗？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在1914年对德国真正的“战争目的”的研究。弗里茨·菲舍尔及其弟子称，德国人非常激进，这正是英国的反德人士害怕的。德国的战争目的是通过吞并法国、比利时（可能还包括俄国的土地），“实现德国的政治野心；若把这种野心做个总结，便是攫取欧洲霸权”。同时，要在中欧建立关税同盟，成立波兰和巴尔干新国家，直接或间接受德国统治。此外，德国还意欲在非洲抢占新地盘，以此巩固其在非洲腹地的殖民势力。同样，他们还努力煽动敌国进行内部改革，打破大英帝国和俄国的神话。

然而，菲舍尔的分析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缺陷，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即“德国在战后声明的战争目的与战前的相同”的假设。因此，贝特曼的“九月计划”——若德国能够迅速取得西线战争的胜利，则与法国实现各自和平的“阶段性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战前首次对战争目的的公开声明。若其属实，那么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因为英国政府必然不会接受“九月计划”所提及的关于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和政治条款，这些条款会赋予德国比利时海岸的控制权，所以这样一来，“拿破仑梦魇”便会付诸现实。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菲舍尔及其弟子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意图在英国参加战争之前便已存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能，即之前并没有书面记载，或者相关文件已被损毁或丢失，因此所有的相关人员事后都选择撒谎，不承认侵犯了《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但实际上，这不太可能发生。菲舍尔的分析仅能证实战前那些屈指可数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以及商人们的白日梦，而这些人大都没有一官半职；或是证实德皇口中时不时冒出的野心家言论，而他个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其自以为是的想象有所出入。德皇经常幻想“拿破仑式的统治”确有其事，并且在他7月30日得知英国将出兵干预的事实后，表达了最为狂妄的征服世界的设想：

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领事和机构等，必须在伊斯兰世界煽动起针对这个可憎的、满口谎言的、无耻的商人国家的激烈反抗；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英国会失去印度。

小毛奇也曾设想，“如果英国敢跟我们对着干，那么就在印度挑起一场暴动。埃及同样是被挑唆的目标，南非也不例外。”虽然约翰·巴肯将其写成一部战时小说《绿斗篷》，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上不能被严肃地认为是德国真正的战争目的。战前，德皇仅倾向于提醒英国外交大臣：“百年前，我们曾并肩作战。我要我们两国再一次同时站在滑铁卢的比利时纪念碑下。”这必然不是拿破仑的口吻。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早在7月30日，德皇就预期会有一场与英国的大战，最终“榨干德国”。的确，当他将自己和拿破仑做比较时，也会同时将他本人的终极命运考虑进去。他于1913年宣布，“要么让德国的旗帜高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防线上，要么我将遭受到如同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一样的悲惨命运。”

问题是，如果英国没有立即干预战争，那么德国的战争目的将与“九月计划”中的大相径庭。贝特曼在1914年7月29日向高慎的声明中表明，他准备以向法国和比利时（还有荷兰）保证其各自的领土完整，来换取英国的中立。小毛奇8月2日提出的“军事—政治性质的建议”也有此意：“只要德国可无条件、以最有约束力的形式获得对法国的胜利，它就会有所收敛……”同时德国也会保证比利时的中立不受损害。如果英国采取旁观的姿态，而德国仍旧我行我素，背信弃义，那么这将是愚蠢的。因此德国的战争目标几乎不包括“九月计划”提到的领土变更（除非可能与卢森堡有关，因为英国与其没有利益牵扯），也不包括德国控制比利时海岸的内容，因为英国政府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因此，它们最有可能包括以下几个目标：

1.法国……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战争赔偿，数额必须足够大，使法国没有能力在15~20年后向军备事业投入大量金钱。此外，可以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将法国的经济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巩固法国作为德国的出口国的地位……该协定必须保证德国在法国的财政和工业领域自由行动的权利，在法国的德国企业也将不再受到区别待遇。

2.……我们必须通过共同关税条约成立一个中欧经济联盟，将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帝国、波兰，或许还有意大利、瑞典和挪威包括在内。该联盟不受共同宪法权威的约束，其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但在实践上要遵循德国的领导，并以巩固德国在中欧地区的经济统治地位为重。

3.获取殖民地的问题将在之后被考虑进去，在该问题上，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建立贯穿中非的殖民帝国，第二个目的是要直面俄国这一对手……

4.对于荷兰，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和手段，让荷兰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亲密伙伴。根据荷兰人的性格特点，这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保证其不受任何强迫、不对其生活方式进行任何改变以及不赋予其任何军事义务的基础上。因此，必须要保证荷兰的对外独立，但要使其在内部依靠德国。可能的解决方案便是成立一个攻击和防御联盟，以此覆盖殖民地；必须要成立的是密切的关税同盟……

这些方面——无非是排除了吞并法国和比利时的“九月计划”的翻版——还应当添加一些之后起草的计划细节，即“在德国东部边界，从腹背深入挺进俄国，并打破俄国在其附属国的统治地位”。这宣告了一个新波兰的建立以及对巴尔干省份的割让（它们要么保持独立，加入新波兰，要么被德国吞并）。就连这个“九月计划”的翻版或许也夸大了德国领导人在战前的目标。诚然，比洛已不再是宰相，但其1908年向皇储发表的一番言论与贝特曼的意见仍旧不谋而合，即战争将加强“左翼”分子的力量，从内部削弱帝国实力：

欧洲从来没有一场战争能够让人收获颇丰。征服斯拉夫民族或是法国人的地盘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凭借强大的帝国，大肆吞并小国，得到巩固的只有离心力，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每一场伟大的战争之后，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自由主义思想，因为这个民族要对因为战争而造成的牺牲和奋斗进行补偿。

上述那些有限的战争目的是否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胁呢？它们是否属于拿破仑式的策略呢？几乎不是。“九月计划”中所有的经济条款所暗示的都是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关税同盟（可以说，80年后它确实实现了）。的确，在此问题上的许多官方声明都保持一致口径，如汉斯·德尔布吕克所言：“欧洲只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同盟，才有足够的能力与大洋彼岸的富饶资源相匹配。”此外，古斯塔夫·米勒热情高涨地呼吁建立“包括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利时、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奥匈帝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欧洲合众国”。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也是一腔热情：

为了与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这些伟大、无人匹敌的经济体相抗衡，我们要建立一个代表欧洲所有国家的稳固经济体……在德国的领导下，我们要达成以下两个目标：

1.保障该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的利益，特别是欧洲市场的统治者——德国；

2.德国要领导欧洲统一的联合经济力量加入到与世界强国竞争的行列中，在内部要保持各国家间的市场准入。

甚至德国战前的那些“谣言散布者”也对此议论纷纷。《旧世界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Old World）中的“西斯特恩”就曾预言：“欧洲人民的联合将赢回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和一度丢失的海上霸权。如今，世界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圣彼得堡和东京。”卡尔·布莱布特罗伊的《入侵英国》（Offensive Invasion against England）总结道：“欧洲只有和平地团结起来，才能保全自己，与新兴的其他民族以及美国的经济霸权相抗衡。团结！团结！团结！”

实际上，贝特曼与其心腹库尔特·里茨勒认为，“日耳曼民族的中欧帝国”仅仅是“我们称霸野心的掩饰”。里茨勒于1917年3月记录下了贝特曼的真实目的：

以领导普鲁士领地的方式带领德意志帝国……建立欧洲自己的帝国主义，并心照不宣地以我们为领导，由内向外（奥地利、波兰、比利时）地管理大陆上的其他国家。

如今的德国政客早已在口径上改弦易辙。话虽这么说，但英国还是对德国的欧洲计划感同身受。

当然，事实是，德国请求英国中立的愿望被拒绝了。然而，德国历史学家在驳回贝特曼提议（认为这是狂妄的失算）的事情上反应也过于迅速，他们甚至认为德国自己都不希望英国保持中立立场。但事实却相反。与之相对，贝特曼的考量并非荒谬至极。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格雷和丘吉尔的意见会压倒数量上占多数的持不干涉政见者，并且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接受了这一事后被证明是外交部最具误导性的论断：“如果我们加入战争，我们会经受挫折，但如果袖手旁观，结局会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