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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管所里的艾拉

20世纪中叶，等级制度达到了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罗曼诺夫、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一众王朝以崩溃告终，而它们很快就被更强大的新“帝国国家”取代，这些国家在原有的帝国范围内，坚持对民族语言族群的同质性进行专制统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不仅见证了有史以来政权最集中的国家的崛起，主要民主国家的行政结构也因为应对大萧条和另一场全球性冲突而变得更加集中。1939年至1945年间的冲突，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了许多年轻人参战。在整个欧亚大陆、北美和澳大利亚，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接到指令，被要求参加武装部队。超过1.1亿人在参战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其中几乎都是男性。战争结束时，1/4的英国劳动力都在军队服役，而在美国和苏联，这个比例是18%和16%。庞大的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一直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死亡总数约为3 000万人（尽管平民的死亡人数甚至更高）。大约1/4的德国军人丧生，而红军的死亡率几乎同样高。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欧洲所谓的“魔笛手”导致了一代正值壮年的男孩的丧生。

然而，军队只是中世纪组织金字塔中最大的一部分。等级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处在中心位置的策划者统治一切，不管他们是为政府工作还是为大企业工作，不论他们的使命是毁灭还是创造。在美国，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定义了“M型”公司，很快，这种公司成为整个发达国家商业组织的模板（见图41.1）。

41 - 图1 图41.1 阿尔弗雷德·斯隆对通用汽车公司所做的“组织研究”（192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进行了重组和分级。名义上，所有民族国家在联合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实际上，两个全副武装的联盟体系迅速出现，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还有另外三个战争胜利者：英国、中国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轴心国最早征服的国家之一法国。尽管这之后，冷战迅速使安理会陷入僵局，正如一位委内瑞拉外交官所说“一屋子的人都没有了观点”——但原则上，五个大国组成了新的五权分立也应用了当时维也纳的模式。

毫无疑问，对于参加过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将他们在服兵役时学到的一些作战方式延续到平民生活中似乎是很自然的。然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经验不足以解释20世纪中期如此大量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而技术上的转折也有利于这种组织结构的控制。正如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20世纪中叶的通信技术对等级制度的确立有极大的好处。尽管电话和无线电确实创造了巨大的新网络，但它们也是相对容易中断、被窃听或被控制的多枢纽轴心辐射模式网络。像报纸、电影和电视一样，无线电从未被作为真正的网络技术，因为它通常只涉及从内容提供商到听众的单向通信。那些使用无线技术交谈的人通常被视为怪人（“无线电爱好者”），这项技术从未成功商业化。约瑟夫·戈培尔有充分的理由将无线电描述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精神武器”。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技术也有助于民主社会的社会控制。在美国，横跨北美大陆的电话系统于1915年1月25日开始运营[1]，但很快就被西奥多·维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垄断了。[2]尽管美国的电话网络（以爱丁堡出生的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名字命名的“贝尔系统”）在使用上仍然非常分散（1935年，只有不到1.5%的电话跨越了一条州线），但是在所有权和技术标准化方面，它是一个单一的系统。[3]西奥多·维尔宣称：“有战争的地方就有冲突，而工业上的战争也如此。”[4]他希望有一个“从每个角落的每一个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通用有线系统（书面或对话沟通），就像国家的高速公路系统一样普遍和广泛，延伸至世界上的每家每户”。[5]维尔对来自他垄断之外的任何创新保持敌意，却对政府监控网络的行为持开放态度。[6]电话窃听这一电路交换系统的简单行为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西雅图非法贩卖者罗伊·奥姆斯特德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根据宪法裁决，他因窃听电话的证据充分而被定罪。也存在先例。1865年，美国邮政部门被授权查封淫秽物品，当然，这件事只能通过查看私人邮件才能做到。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与西联公司达成了截获可疑电报的协议，尽管在1929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否认了政府曾阅读截获的日本军事电报，他的理由非常牵强：“绅士们不能阅读别人的邮件。”但是珍珠港事件和随后发生的一切使这种顾虑荡然无存。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安全局对美国电报业务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以抓捕苏联间谍。与此同时，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在窃听电话方面也毫无顾忌。例如，1963年10月19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授权联邦调查局监听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家庭和办公室电话，这一监视计划一直持续到1966年6月。[7]

广播网络的集中性低，部分原因是赫伯特·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反对联邦政府控制电视广播。1927年的《广播法》赋予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划分频谱的权力，并决定哪些申请人将获得特定波长、功率水平、位置和时间的电台运营许可。[8]7年后，一个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接管了这一工作。此后，广播公司的执照有效期为三年，他们需要说服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的电台将服务于“公共便利、利益和必要需求”，而这些标准从未用于报纸的发行。因此，广播的自由言论会受到监管者和商业利益（因为广告作为收入来源的重要性）的严格限制。[9]

尽管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美国在冷战早期有极权主义倾向，但在人民的生活上，美国和苏联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美国白人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在法庭上质疑政府的干涉。然而，对于许多美国黑人来说，美国生活相对于苏联生活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经常在苏联的宣传中被提及，尽管实际上这是不真实的。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社会因循守旧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这导致了和现在一样的状况：非洲裔美国人更有可能被刑法判决有罪。只需要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33年4月10日，韦斯切斯特郡法官乔治·W.史密斯将艾拉·菲茨杰拉德——一个15岁的“有色人种”女孩送去了纽约州哈得孙市的纽约州改造学校，因为她“无法被管束，不服从母亲公正合法的命令”。改造学校当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前言中曾提到，1933年，雅各布·莫雷诺设计出第一个社交图表，以解释一系列逃离改造学校事件的原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网络理论甚至都可以用来设计圆形监狱。[10]幸运的是，菲茨杰拉德逃到了曼哈顿，并将她的歌唱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在苏联，像她一样的女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世纪，美国社会以其丰富的社交生活而闻名。的确，正如我们看到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认为这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一。然而，在美国，社交网络的形成非常容易，这就导致了一个缺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南部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时，一个外国组织——黑手党无情地利用了这个缺点。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和以此为基础的电影实际上是对这一段历史的美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和系列电影并不是完全虚构的。[11]确实有“五个家庭”控制了纽约大都会地区的大部分赌博、放高利贷、收保护费和在禁酒期间走私的行当。他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社区，比如说曼哈顿的下东区和东哈莱姆区的“小意大利”。维托·柯里昂这一虚构角色的原型部分基于卢西安诺/热那亚家族的弗兰克·科斯特洛（原名弗朗切斯科·卡斯蒂利亚），另一部分则基于甘比诺家族的卡洛·甘比诺。而书中的歌手约翰尼·丰塔纳显然是现实中的法兰克·辛纳屈。书中的犹太黑帮也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残暴的拉斯韦加斯赌场运营商莫·格林的原型是绰号为“巴格西”的本杰明·西格尔，书中较理智一些的人物海曼·罗斯的原型是迈耶·兰斯基。普佐在书中并没有过分夸大黑手党在美国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兰斯基和西格尔与绰号为“福星”的萨尔瓦多·卢西安诺一起成立了“委员会”，试图扩大其对有组织犯罪的中央治理——从纽约的五大家族到整个美国。实际上，卢西安诺的管理统治已经在1936年结束了，当时他因经营卖淫活动被特别检察官（后来的州长）托马斯·杜威逮捕并成功起诉。然而，他的位置很快被科斯特洛取代。毫无疑问，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黑手党家族都深入参与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从娱乐产业到革命前古巴的赌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政治活动。例如，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可能曾寻求过黑手党的协助。可以确定的是，肯尼迪与芝加哥黑帮匪徒山姆·吉安卡纳还同享一个情妇：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1960年8月至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甚至试图利用黑手党杀手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黑手党似乎不太可能暗杀肯尼迪，这只是一种阴谋论，现有的官方调查和学术审查都证明了该说法的不可靠。幸好普佐没有把它写进小说里。）

然而，黑手党组织的复杂程度还是有被夸大的趋势，这恰恰是因为除了少数黑手党成员的证词之外，几乎没有关于黑手党活动的可靠文献。而这些证词的来源，是那些违反了“omertà”（大致意思是“男子气概”）的成员。“omertà”是黑手党的封口准则，要求成员至死也不能向当局出卖他们的同伴。1963年，约瑟夫·瓦拉奇在参议院政府行动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做证时透露，他们并不称自己为黑手党，而是科萨·诺斯特拉——“我们的事业”。21年后，在意大利出生的巴西人托马索·布西塔作为线人向美国检察官描述了一个典型黑手党家族的等级结构：在最高层有一个主要负责人，随后是他下属的副负责人，他会向主要负责人推荐一个或多个顾问。较低的层级被分成以10个“士兵”为一组的小组，每组都由一个人来领导。1996年被捕后，乔瓦尼·布鲁斯卡（西西里黑手党成员，绰号“那头猪”，曾于1992年谋杀了反黑手党专家乔瓦尼·法尔科内）做出了证词，他描述了自己1976年的入会仪式，其受邀参加一个乡间别墅的“宴会”，面前有几名黑手党成员，他们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把枪、一把匕首和一张印有圣人形象的纸。在布鲁斯卡做出了对其后的犯罪生涯的承诺后，最高级的黑手党成员用针扎了他的手指，让他把自己的血涂在圣人的画像上，然后他点燃了圣像。“如果你背叛了我们的事业，”他们告诉他，“你的肉会像圣人一样燃烧。”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它们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一种可能是，这些组织结构和仪式如果是真的，实际上也是较接近现在时才出现的。

黑手党最初是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起源于西西里历史的特殊性。这个词来源于形容词“狂妄自大”或“虚张声势”，其词源（也许是阿拉伯语，也许是穆斯林统治的遗留）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定论。这个词1865年在一部晦涩的戏剧《维卡里亚的黑手党》中首次出现，两年后托斯卡纳贵族菲利波·瓜尔特里奥伯爵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但是西西里人偏爱的术语实际上是“荣誉社团”（Onorata Società）。历史学家迭戈·甘伯塔将这个社会的本质定义为“私人保护组织下的卡特尔”。[12]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西西里并入意大利王国（实际上是皮德蒙特帝国）之后，当时几乎没有警察部队，土地所有者依靠私人军队保护他们的财产。它随后演变成一个普通的合同执行系统，以死亡作为违约的惩罚。类似的“黑社会”也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地方，例如坎帕尼亚地区的卡莫拉、卡拉布里亚的光荣社团、阿普利亚的圣冠联盟。这些地区的长期贫困表明，这些组织并不能为社会秩序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称他们为“组织”可能是一种误导。那不勒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帕斯夸莱·维拉里在他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子午线》一书中宣称：“黑手党没有留下书面的章程，它不是一个秘密社团，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时代的人们自发形成的。”[13]西西里的黑手党如此神秘莫测，以至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切萨雷·莫里（1925—1929年）成为巴勒莫的“铁血总督”时，消灭它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14]

有人会时不时地声称，1943年夏天西西里岛被盟军攻陷后，盟军军事政府（AMG）不知何故与黑手党勾结，恢复了它在岛上的旧权力，卢西安诺在其中则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事实是，盟军军官在遇到这种犯罪文化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评估，认为是这种文化自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之后的再一次出现。1943年10月，美国驻巴勒莫副领事W.E.斯科滕上尉认为黑手党不是一个中央组织的实体，而是一个更像网络的组织，由荣誉和保密规则捆绑在一起。“黑手党很难被描述为具有公认的领导阶层的正式组织。”斯科滕写道：

它所拥有的组织在性质上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这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的共同纽带是他们在挫败当局干预方面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反对法律力量的阴谋，其形式基本上是一个被称为Omertà的封口原则，这是一个强加给受害者和普通公众的法则，他们也因此被迫成为非自愿的同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不仅仅是一个联盟，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职业。因此，从警察的角度来看，困难在于黑手党本身的特殊性质。如果它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从上到下逐步罢免其领导人就会导致它崩溃。[15]

当占领军在后法西斯统治及战争冲突后的西西里岛内部巨大的行政问题中挣扎时，像斯科滕这样的官员面临着一个痛苦的现实：他们缺乏摆脱这种奇怪和暴力文化的资源。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恢复岛上的秩序，他们不得不与之妥协。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也曾描述过类似的画面。[16]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城市中盛行的黑手党。尽管报纸对“谋杀公司”进行了大肆报道，但《教父》中所描述的家庭实际上更接近他们在西西里的模式，因为他们的行为勾当都是相对分散无组织的。没有所谓的层级和领导。正如斯科滕所理解的那样，一旦这些家庭试图将他们的系统正式组织化，他们实际上也就完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父》中描绘的时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时代，有组织的犯罪反而在组织化的进程中实施了越来越少的犯罪行为。1970年，当《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RICO法案）成为法律时，美国的黑手党轻而易举就被摧毁了。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23名主要负责人被判有罪，还有13名次要负责人和43名小组负责人。该网络此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变成了电影中描述的等级组织。

即使非法网络正在蓬勃发展并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精英中，完全合法的网络也成了当局阻挠的对象。当美国黑人开始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运动时，他们面临着令人震惊的法规和额外的法律压迫。民权运动起源于黑人教堂、黑人大学和1909年成立的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南方分会。[17]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使得该运动难以停止：这些组织每周日都在维护和更新。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在群众大会的召集阶段，我们会招募更多参与运动的志愿者，就像每个星期天早上在黑人教会中牧师会呼吁在场的人加入教会一样。不管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还是四十多岁，各年龄段的人都来加入我们的队伍。”[18]这期间，他的家庭电话被窃听，但这也只是对这场民权运动持续不断的破坏和反击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场民权运动最终失败了。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美国白人努力组织抗议，1957年洛杉矶县的房产税示威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人们对那一年的高税收普遍感到愤怒，但是反对派的运动却逐渐平息了，主要原因是洛杉矶郊区缺乏南方黑人教堂所具有的那种社会网络和领导力。[19]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并没有失去建立社交网络的欲望。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交网络之一——酒鬼自助网络“匿名戒酒互助社（AA）”兴起了。该社1935年由纽约股票经纪人威廉·威尔逊（绰号“比尔W.”）和来自俄亥俄州亚克朗市的医生罗伯特·史密斯（绰号“鲍勃医生”）在亚克朗市成立，它为酗酒者提供了一条恢复清醒的“十二步”方法，而其中真正有效的则是定期聚会的组织治疗，在这些聚会上，人们承认并分享上瘾的经历[20]，尽管不像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一样有大量智力上的碰撞。威尔逊早先与另一个长期饮酒者埃比·撒切的会面是最终形成戒酒者全球网络的第一条连接线。[21]威尔逊回忆道：“我的思绪如泉涌，因为我预见到酗酒者之间会产生连锁反应，一个人会把这个信息和这些原则传达给下一个人。”[22]AA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类宗教性和非政治性，过去是，现在仍然如此。（但事实上，它是牛津基督教福音派的产物。）然而，如果有人告诉埃德加·胡佛，酗酒者与共产主义有某种联系，AA会议无疑会很快受到监视。事实上，最早的AA组织倾向于排斥那些除了酗酒不受社会尊重的人，包括（威尔逊讽刺地说）“乞丐、流浪汉、收容所里的人、囚犯、同性恋者、疯子和堕落的女性”。直到1949年，该组织才决定接纳任何人，而不管其他因素如何，只要他们表示“希望戒酒”。[23]

极权主义国家的病态，就像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温和得多的独裁统治的特征一样，酗酒无疑是其诱因。不仅仅是剑桥间谍喝酒跟鱼儿喝水一样。20世纪中叶的普通人被困在严苛的等级制度链条中，并且害怕加入被视作具有颠覆性的社交网络，于是就在酒瓶子中寻求安慰。在苏联，首选的“安慰剂”是伏特加。纳粹德国在制造武器装备和生产酒精中选择了前者，于是外来的药物变得更受青睐，如柏飞丁（甲基苯丙胺）和尤多卡（吗啡衍生物）。[24]在美国，禁酒令颁布后，烈酒的消费数字在今天看来是惊人的。经历世界大战的几代人也经常在烟草中寻求安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自杀事件。然而，这种兴奋剂带来的舒适只是昙花一现。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中提到，不要说酒精，甚至连毒品都是由福特主义世界国家控制的，他们还控制着从优生学到安乐死的一切，而像柏纳德·马克斯这样不遵循制度的人最终只能被放逐。在奥威尔的《1984》（1949年）中，温斯顿·史密斯没有丝毫机会能成功地反抗老大哥对一号空降场的统治，他命中注定地要被折磨和洗脑。20世纪中叶的许多文学英雄就这样被压垮了，从约瑟夫·海勒的约翰·尤索林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再到约翰·勒卡雷的亚历克·莱马斯——酒瘾很大的演员理查德·伯顿将他们刻画成酒鬼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恰如其分的是，一波人为造成的意识形态灾难，以一场自我诱发的肝肺功能失调的大流行而告终。

[1] MacDougall, ‘Long Lines’.

[2] See in general Wu, Master Switch.

[3] MacDougall, ‘Long Lines’, 299, 308f., 318.

[4] Wu, Master Switch, 8.

[5] Wu, Master Switch, 9.

[6] Wu, Master Switch, 113.

[7] Christopher Wolf,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from Abraham Lincoln’s Wiretaps to Operation Shamrock’,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7 November 2013.

[8] Starr, Creation of the Media, 348.

[9] Starr, Creation of the Media, 3636

[10] 由英国功利主义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后期设计的圆形监狱是一个监狱或收容所，在这里，所有囚犯都可以被一个看守人监视，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

[11] 看过这部电影后，公牛萨米说：“我被这部电影惊呆了……直到走出影院我还觉得飘飘然。也许这是虚构的，但对我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太不可思议了。我记得和许多人交谈过，他们也有着完全相同的感觉。”

[12] Gambetta, Sicilian Mafia.

[13] Jonathan Steinberg, ‘Capos and Cardinal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August 1989.

[14] Duggan, Fascism and the Mafia.

[15] Scotten, ‘Problem of the Mafia’. I am indebted to my student Frank Tamberino for this reference. See Tamberino, ‘Criminal Renaissance’.

[16] Lewis, ‘The Honored Society’, New Yorker, 8 February 1964, 42-105, and the longer Honoured Society. Also illuminating, the same author’s Naples’ 44.

[17]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90.

[18]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29

[19] Jackson et al., ‘Failure of an Incipient Social Movement’, 36.

[20] See Kurtz, Not-God; White and Kurtz, ‘Twelve Defining Moments’; Makela et al., (eds.), Alcoholics Anonymous; Kelly and Yeterian, ‘Mutual-Help Groups’.

[21] 今天，在150多个国家，大约有11.5万个注册的AA组织，拥有200多万成员。

[22] Kurtz, Not-God, 64.

[23] White and Kurtz, ‘Twelve Defining Moments’, 44f.

[24] Ohler, Blit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