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战斗

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便是女王本人：兢兢业业、富有主见、外表冷漠内心热情，她不知疲倦地生养，也出人意料地长寿。像金雀花王朝后期的国王一样，维多利亚女王也特别喜欢逍遥自在。她不爱待在白金汉宫，而更偏爱温莎，喜欢偏远而多雨的巴尔莫勒尔。不过她最钟情的地方恐怕还是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那是在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其表兄）阿尔伯特的怂恿下买下并翻修的，这也是这对夫妇难得可以独处并亲昵的少数私密空间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没有私人空间的。女王自己也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是多么温馨—宁静幽远……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美丽的地方了，我们还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美丽海滩—我们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没有人跟随，也不会被人团团围住。”

奥斯本宫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是19世纪建筑史上的典型代表。无论从比喻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说，它都离维多利亚所统治的这个大英帝国都有着几千公里之遥。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一味仿古。主楼梯上富丽堂皇的故事壁画乍一看像是意大利风格的仿画，但仔细欣赏便能意识到，上面画的是“大不列颠”在“工业”、“商业”和“航运”的簇拥下，从海神手中接过代表海上王权的皇冠。这充分显示了这对王室夫妇非常了解英国的经济势力与其全球统治之间的关系。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作为新技术先驱超越了它的对手。英国的工程师是工业革命的先锋，这场革命借助蒸汽和钢铁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力量的平衡。没有比站在奥斯本宫远眺对面的索伦特更能展示这点的了。奥斯本宫的另一边则能清楚地看到英国在朴次茅斯的主要海军基地，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壮观地彰显出英国的海军力量。有雾的天气里，女王会与丈夫漫步走过奥斯本风景如画的花园，看着她的海军船只在海上来往穿梭。到1860年，无须多想，女王就能认出维多利亚中期国家势力的最高标志了，那就是“勇士”号，一艘以5英寸的装甲板保护的“铁甲”蒸汽船，配备了最先进的后膛炮和加农炮。“勇士”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战舰，甚至没有一艘敌船敢向它开火。而它不过是英国240艘战船（船员共计40000人）中的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无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得益于英国造船厂无可匹敌的产能，英国的商船吨位约占世界商船吨位的1/3。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一样完全主宰着世界的海洋。维多利亚女王有理由相信，她在海边是足够安全的。

如果英国希望废除奴隶制，只要派出海军就可以了。到1840年，至少有425艘奴隶运输船在西非海岸遭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拦截，并被护送到塞拉利昂，所有这些奴隶贩子都遭受了惩罚。参与执行这项国际法令的战舰总共有30多艘。如果英国希望巴西人效仿自己废除奴隶制，它们也只需直接派出一艘炮舰就可以了。帕默斯顿勋爵在1848年就是这么做的；1850年9月，巴西已经通过了一项废除奴隶贸易的方案。如果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向英国开放贸易港口——不仅仅是方便印度出口鸦片——他们也可以派出海军。1841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显然不仅仅关乎鸦片。《伦敦新闻画报》就将1841年的战争描述为向又一个蒙昧的东方专制国家带来自由贸易之益处的正义之战；为结束冲突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则并未明确提到鸦片。同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有时被称为亚罗战争，以挑起战争的那艘战船的名字命名）的原因部分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声誉；就好像1850年希腊岛被封锁的原因，是一位出生于直布罗陀的犹太人声称，作为英国的海外臣民，他的权利受到了希腊政府的侵犯。但是，我们很难相信，1821年后就被中国政府禁止的鸦片出口如果不是对印度的英国统治政府的财政那么重要的话，这场鸦片战争还能打得起来。^[1]1841年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割让了香港，而英国从中获得的唯一真正好处是，为诸如怡和集团等公司的鸦片走私提供了基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体系的荒诞之处可见一斑，担负着废除奴隶制使命海军的同时，却又在积极地扩张毒品贸易。

反奴战争和鸦片战争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英国海军霸权的结果。一开始，英国海军部确实对蒸汽技术的发展感到震惊，认为它将“对大英帝国的海军优势给予致命的打击”。但是很快他们认识到，要与法国并驾齐驱，就必须采用新技术。（英国制造“勇士”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的战舰“光荣”号在1858年试航。）蒸汽技术非但没有削弱大英帝国，反而增强了它的实力。在帆船时代，跨越大西洋需要4~6周，而19世纪30年代中期，远洋蒸汽船的出现让这个旅程缩短到了2周，进而在19世纪80年代又缩短到10天。在19世纪50~90年代，从英格兰到开普敦的航程从42天缩短到了19天。蒸汽船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同时，船的平均总吨位也翻了一番。^[2]

债务与毒品：东印度公司的利息支出与鸦片收入，1814~1856年（单位：百万英镑）。

这还不是促进大英帝国各部分之间加强联系的唯一要素。在统治初期（实际上就是到印度兵变之前），维多利亚女王对欧洲之外的外贸交易兴趣不大。但是，兵变突然唤醒了她的帝国意识和责任，而且，越到她的统治后期，她对海外贸易就越感兴趣。1879年12月，她记录了“与比肯斯费尔德勋爵的一次茶后长谈，谈的是印度和阿富汗，以及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人，并牢牢控制这些国家的必要性……”1880年7月，她“极力敦促政府尽全力维护大英帝国的安全与荣誉”。“保护可怜的当地人，并推动文明的进程。”她在1884年对德比勋爵说道，这些在她看来就是“大不列颠的使命”。1898年，她也曾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世界人民最终认为，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让其他任何人拥有任何东西……”在奥斯本宫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线索，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女王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与帝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的原因。1902年，当这座行宫被交还国家时，人们曾一度认为这个线索并不值得保存，那就是楼下边房内女王的电报室。到19世纪70年代，印度的消息已经能够在几个小时内传达到英国；而女王则会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这充分显示了维多利亚统治下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缩小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技术的发展。

电报是英国海军部试图忽略的另一个发明。1816年，电报的最早发明者弗朗西斯·罗纳尔兹在告知海军部他的初步想法时，却被海军部回绝。结果又是私营企业而非军队开发了19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它们最初都是依托早期铁路的基础设施构架的。到19世纪40年代末，人们已能清楚地预见电报将革命性地改变陆上信息传播方式；到19世纪50年代，印度的基础设施已经足够先进，电报因此在镇压兵变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但是，从帝国统治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建立持久耐用的海底电缆。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帝国的一种产品——产于马来岛的一种像橡皮一样的物质，被称为马来乳胶——解决了这一问题。1851年，第一条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5年后，第一根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建成。当英美电报公司的电缆终于在1866年7月27日到达美洲海岸，并由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的“大东方”号巨型轮船沿着海底大陆架铺设完毕时，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序幕。电缆从爱尔兰一直通到纽芬兰岛，这充分显示了哪个国家将当仁不让地主宰这个电报时代。从印度到欧洲的电报线已经在多年前由印度政府建设完毕，这也切实表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尽管秉持不干涉原则）决意要主宰这个时代。^[4]到1880年，世界跨海电缆总长约156105公里，将英国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和澳大利亚连接了起来。现在，从孟买到伦敦的消息可以以一个词4先令的成本隔日抵达。^[5]用查尔斯·布赖特，一位新技术信徒的话来说，电报就是“世界的电力神经系统”。

电报线和蒸汽船航线是当年最重要的三个网络之中的两个，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缩小了，控制更容易了。这第三个网络就是铁路网。不用说，英国人又一次感受到了自由市场的局限。因此，1826年后，英国国内的铁路网开始建造，其间政府很少插手。但英国人在大英帝国的铁路网建造虽然也是由私营企业承担的，却得到了政府的慷慨补贴，这有效地确保了政府能从这些工程中获取利润。印度的第一条铁路线连接了孟买和塔尼，全长33公里，1853年正式开通；其后不到5年的时间内，印度铺设的铁路总长达38400公里。相隔不过一代人，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却因铁路发生了巨变：由于三等舱车票只要7安那，几百万名印度人第一次圆了长途旅行之梦。火车“让朋友得以相会，让苦苦思念的人得以团聚”。当时一些人还预言，由此将掀起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因为“一小时48公里的速度将会对异教徒落后的神灵带来致命的打击”。当然，印度火车的开通也给英国的火车头制造商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在这里成千上万的机车中，大部分是英国制造的。但铁路网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战略和经济目的的。勒克瑙的主火车站被设计成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堡垒的外观，这可不是出于英国股东的慷慨。

正如当时大英帝国一位知名的评论家所言，维多利亚时代在全球通讯方面的革命“消除了距离”的阻隔。同时这也让远程歼灭战成为可能。在战争年代，距离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英国的主要兵源如今都在世界的另一边。

长期以来，英国本土的常驻军队规模相对较小。在欧洲，国防事务都是皇家海军承担的：该国庞大的海军舰队的1/3人员常年驻扎在本国领海或者地中海地区。英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则大部分放在了印度。即使兵变后，这点也并未有所改变。当然，1857年之后，当地人军队的数量减少了，而英军数量增加了约1/3。但是出于经费考虑，英国能派驻印度的军人数量毕竟有限。1863年据一个皇家委员会的报告，1800~1836年，普通士兵（招募的士兵）的死亡率是69%，而英国同年龄段平民的死亡率只有10%。另外，驻印军队的得病率也更高。这个委员会以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精确方式计算出，对一支有7万人的英国军队来说，每年死亡的人数是4830，另有5880人因疾病失去战斗力而住院。由于招募一名士兵并将其派驻印度的成本是100英镑，因此，英国每年的损失超过100万英镑。鉴于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如果驻扎在欧洲，成本是20万英镑左右，那么这多出的80万英镑被视为在热带服兵役的额外费用。这其实是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说明不应该再将英国军人派到印度去死亡和患病了。最后的结论是，如果驻印军队要维持军事实力，就还得启用印度兵。

结果，到1881年，驻印军队中，英军有69647人，当地人有125000人，而在英国国内，英国军人和爱尔兰军人分别为65809人和25353人。作为大英帝国所有军力中的一部分，驻印军队所占比例超过一半（62%）。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尖刻地将印度描述为“东方海域中的一个英国军营，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任何数量的军队，而不用我们花一分钱”。他和其他英国首相们也确实常常这么做。在1914年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军队参与了大英帝国发起的从中国到乌干达的十几次战役。自由党政治家W·E·帕斯特在1878年也抱怨政府不是依赖于“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精神”，而是热衷于驱使“廓尔喀人、锡克人和穆斯林人为我们战斗”。那时，甚至有人以此为主题编了一首歌：

我们可不想打什么仗，

可是，哎哟，如果我们要打仗，

我们不会自己上前线，

我们会派出温和的印度人。

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大英帝国的几乎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驻印军队也要依靠技术：不仅仅是制造来复枪的技术，还有绘制地图的技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帮助英国统治世界的技术中，与电报同样重要的是经纬仪。

早在18世纪7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意识到了绘图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盎格鲁–印度战争中，拥有更精确地图的一方总是占据关键优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地形测量局也绘制了英伦诸岛的地图。1800年，大三角测量站在印度成立，领导人是勇敢的地图绘制家威廉·兰布顿，从1818年开始，又由乔治·埃佛斯特继任领导者。他们常常在夜间工作，以防灼热的日光影响经纬仪的测量数据，就这样，他们绘制出了第一张权威的印度地图—以2.54厘米代表6.4公里的比例，完美地融给了地理、地质和生态等方面的广泛信息。

知识就是信息，知道所需要的东西在哪里则是政府所要的基本信息。当大三角测量站推进到喜马拉雅山时，他们所收集的信息此时有了新的意义。英属印度的疆界要到哪里才结束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印度在鼎盛时期的版图远远大于当今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更别提波斯南部和尼泊尔了，阿富汗也曾差一点被纳入印度版图。而在印度多山北部地区的另一边，则盘踞着另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欧洲帝国，那就是俄国。19世纪，俄国在陆上的扩张速度与英国在海上的扩张速度不分上下——向南到高加索山脉，沿途经过切尔克斯、佐治亚、埃里温和阿塞拜疆；向东从里海，沿着丝绸之路，穿过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最远到达浩罕和帕米尔山区的安集延。那里，不足32公里的地方，就有狮子和狗熊（就像欧洲风格的卡通画中常见的那样）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

从1879年英国第二次试图侵略和控制阿富汗，到1919年第三次作此企图期间，英国和俄国在西北前线展开了世界上第一次冷战。在这次冷战中，间谍就是那些测绘人员，因为谁能够正确绘制前线地形，谁就有了占领该地的良机。大三角测量站自然无可推脱地承担起了这项间谍任务，早期的一位英国前线测绘人员称此为“伟大的游戏”。有时这看起来确实像在游戏。英国的测绘员要打扮成和尚，深入克什米尔和开伯尔山口之外的未知区域，利用念珠来测绘两地之间的距离（一颗念珠代表100步），并将他们偷偷绘制的地图藏入转经轮中。^[6]但这是一个在异邦进行的死亡游戏，唯一的规则就是无情的普什图人或者“帕坦人”的荣誉规则：友好对待陌生人，但一旦他出现越界行为，那么所有与他沾亲带故的人就将遭到致命的、无休止的仇杀。

英国人从来未在西北前线放松过警惕，但这里并非英属印度的边界。维多利亚时代技术的发展，最终让大英帝国的统治延伸到了印度洋的对岸。

1866年，大英帝国遭遇了一次远程的人质绑架案，这让它的通讯系统接受了一次极限考验。当时，一群居住在东非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的英国人被该国的皇帝狄奥多尔二世（又称特沃弗洛斯二世）囚禁，因为后者认为，英国人对他的政权（非洲唯一的一个基督教君主国）未能表示出足够的尊重。狄奥多尔曾致信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当英国殖民部拒绝回应后，他逮捕了他能抓到的所有欧洲人，并将他们送往抹大拉偏远的山区要塞。英国派去了一支外交使团前往协商，但这些人也被监禁了起来。

有一个大家都清楚但并未说破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在这样对待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后还能逃脱惩罚。但是，要从黑暗的埃塞俄比亚救出这么一群人质可不是一项小行动，为此他们派出了一支特殊团队，如果是今天，我们得称他们为快速反应部队。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支部队的成员都不是英国人。阿比西尼亚将切身感受到英属印度的强大军力了。

如果没有全球电报网和蒸汽船的航行网，英国人不可能作出反应。在征求了内阁和王室的意见后，英国首相德比勋爵作出了派军队解救人质的决定。当女王在1867年4月发出敦促释放人质的通牒未得到回应后，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靠“武力”解救人质。自然，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必定要牵涉到英国所有重要的部门：外交部、战争部、海军部，以及财务部，因此得一一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而要执行这项命令，就必须将这条命令从伦敦的印度事务国务卿那里传递给几千公里之外的孟买总督府的总督，因为行动部队是从那里派出的。以前传达这样一个命令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如今只要发一份电报就到了。

受命组织这一远征的是中将罗伯特·内皮尔爵士—一位古板严厉、一丝不苟的人，也是一位军事机械天才。众所周知的是，他从女王那里接到了一份煽动性的命令：“你要打破枷锁”，后来内皮尔便将这份命令的印度语“Tu vincula frange”作为他的座右铭。但私下里，内皮尔对他的任务却抱有职业军人悲观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在1867年7月25日致信剑桥公爵说，现在能够希望的最好情况是：

外交使团能够不惜任何重金将这些被囚禁的人保释出来，因为远征是一件极其费钱和麻烦的事；即便没有交战，光是天气和意外就会导致10倍于人质的士兵伤亡。当然，如果那些可怜人被杀死，或者一直被扣押着，我想我们仍必须采取行动。

也许他早就料到执行这项任务的重任将落到他的身上——当然，还有驻印军队的身上。8月13日，内皮尔提出了他的预计军需方案：“4个团的当地骑兵，一个中队的英国骑兵，10个团的当地步兵……4门野战炮和骑乘炮；一辆山地火车；13.75厘米口径的迫击炮6门……如果可能的话，其中两门炮换成20厘米口径的；还有一支3000人左右的苦力团，帮助装卸和运输。”2天后，他接到了远征命令。11月，议会已就必要的资金进行了表决（早年迪斯雷利曾对此进行了回忆，他曾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帮自己拉一些选票）。国务卿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告诉印度总督：“如果罗伯特·内皮尔再要求更多的援军组织和装备，那么与此有关的所有费用应该由印度政府承担。”诺思科特还提醒总督说，内皮尔远征队中的“当地人”部分按惯例，还是应该由印度政府来“维护”——换句话说，也就是支付费用。

几个月内，远征军就从孟买起航，向红海沿岸的马萨瓦进发了。这支小舰队中，有13000名英国和印度军人，26000名随军者，还有大量的牲口：13000头骡子和马，同样数量的绵羊，7000头骆驼、7000头小公牛，以及1000头驴子，外加44头大象。内皮尔还带了一个活动码头，配备了灯塔和铁路系统。这是一个伟大的物流奇迹——将印度的肌肉和英国的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阿比西尼亚皇帝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人可以穿越海岸和马格拉达之间640公里炎热而崎岖的山区，他根本没有把内皮尔放在眼里。而内皮尔缓慢地推进着他的部队行进到了目的地，身后残酷地留下了几千具活活脱水而死的动物尸体。历经3个月漫长的跋涉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要塞脚下。结束行军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准备最后的决斗了。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加里·欧文”，西骑部队和黑衣卫士团向山上发起了猛攻。在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内皮尔的军队打死狄奥多尔的手下700人，打伤1200人。为了不落入敌手，皇帝本人自杀。而英国士兵只有20人受伤，无人死亡。远征军中有人兴奋地记录道：“鲜艳的团旗迎风飘扬，潮水般的头盔满山涌动，胜利的欢呼响彻云霄。捷报从山上一路频传，在高原上传播了3公里远……整个山谷回荡着呼声‘上帝拯救女王’。”

内皮尔的胜利展示了维多利亚中期典型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当时被称为“闪电屠杀”行动。在军事部署、军备和纪律上的显著优势使得英军以最小的代价推翻了一个皇帝。内皮尔以胜利者的姿态满载而归，不仅带回了那些获救的人质，还带回了他和他的部下所能找到的所有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1000卷古代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手抄本以及皇帝的项链，让迪斯雷利开心不已。同样，笑逐颜开的女王也毫不犹豫地授予内皮尔贵族地位，当然也少不了为他塑造一座雕像，如今，内皮尔骑马扬鞭的雕像仍屹立在巴勒克波尔的老总督府花园里。

由于印度军队可以被成功地部署到远至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因此舆论逐渐认为，印度自1857年兵变后已经开始改变。就在内皮尔远征前的10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被兵变摧毁到只剩一个基座了。但是，英国人却决定从这个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兵变之后，他们改变了统治印度的方法。东印度公司最终瓦解了，结束了由一家公司统治一个次大陆的不正常现象。当然，有些改变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事情。印度最高统治者的头衔由Governor-General（总督）改成了Viceroy（仍为总督），他的6人顾问内阁的结构也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从理论上说，最终权力应该掌握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国务卿手中，后者有一个印度事务理事会来辅佐（实际上就是老的董事会和控制局的合并）。但是，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总体说来，印度政府就必须在印度境内开展工作”。1858年11月女王发表声明，就政府的管理方式向她的印度臣民做了两点保证。第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英国将不再干涉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印度兵变的主要原因。但声明也指出“就所有职位的任命而言，欧洲人和当地人享有完全的平等原则”。这对未来局势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印度仍处于独裁统治中，女王那几百万印度臣民在议会中没有一个代表。正如后期的一位印度总督所言，印度“实际上是靠印度事务国务卿和印度总督之间的密件往来统治的”。另外，声明除了作出抚慰性的保证，也采取了从本质上说更有针对性的实际措施。勒克瑙事件揭示出英国在基层的统治被如何剧烈地颠覆了。即使在兵变事件平息后，也至少有一个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做最彻底的改变才能防止1857年的覆辙重蹈，此人是孟加拉工程师部队的一位准将。他在“勒克瑙军事占领备忘录”中写道：“勒克瑙地域广阔，一望无垠，地表形态单一，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很难控制这个地方的。”这位工程师的名字就是罗伯特·内皮尔，正是后来在玛格达拉领导英军大获全胜的那位，他以同样的方法精神为勒克瑙问题设计了解决方案：

如果能建立足够多的军事据点，那么这一困难就能迎刃而解……拓宽城中的街道……军队就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快速挺进……所有城郊的覆盖物……如果阻碍了军队的自由行进……就必须被清除……至于建立（新的）街道……当然是绝对必要的……那些私人财产因此受损的人无疑会陷入困境，但是整个群体受益了，受损的个体也能得到补偿。

根据这一方案，首先，城中的人口遭到了驱逐；随后，建筑物被强行拆除。当内皮尔完成这一任务时，老城区里2/5的房子被拆除，火上浇油的是，他们将一些主要的清真寺也改成了军营。而所有这些工作的开支都是由当地居民承担的，后者只有在付清税负之后才能回到城中。

在印度所有的大城市中，主要驻军现在都被部署在楼房密集区之外的兵站中，这样，士兵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兵镇压任何对抗英国统治的挑战。在兵站里，每个军官都单独住一个带花园的平房——面积根据军衔高低而不同，另外还有仆人房间和马房。英国军队住的都是砖砌营房，相隔都不远，而当地人的军队则在较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住的都是自己盖的茅草房。甚至勒克瑙的火车站设计也考虑到了这种传统秩序，车站建筑从结构上看就像一个要塞，长长的站台也是为了便于军队乘火车过来后快速集结而特地设计的。而在火车站外，内皮尔打造的宽阔道路确保了英军的火力可以畅通无阻。人们常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没有什么可以与拿破仑三世时期对巴黎进行的奥斯曼式大规模城市改造相媲美。但实际上，勒克瑙的改造已经与之很接近了。

内皮尔对勒克瑙的改造，反映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统治的基础就是武力。这里的军队不仅担负着大英帝国的战略驻防责任，还要确保这个亚洲火药桶的内部稳定。

但是，英属印度也不仅仅是靠铁拳统治的。像内皮尔那样黩武之人也要承担官僚管理职责：用文职管理体制来实际统治印度。这包括裁决和处理没完没了的当地危机：从断桥引发的小争执，到全面爆发的饥荒。虽然这是份吃力不讨好，有时甚至令人头痛的工作，但是做这些工作的精英们却感到莫大的荣誉，就像他们的绰号所示，他们都是“天之骄子”。

[1]19世纪上半叶，东印度公司从其鸦片垄断贸易中所获的收益差不多与它上缴伦敦政府，以支付巨额债务利息的资金相抵（参见下图），这一事实确实让人吃惊。鸦片贸易对印度的国际收支来说也相当重要。

[2]从伦敦到大英帝国的航行不仅时间缩短了，成本也降低了。1830~1880年期间，从纽约运输一蒲式耳的小麦到利物浦的成本减少了1/2，1880~1914年期间又减少了1/2。1830年，铁块的运输成本比生产总成本少不了多少，到1910年，前者已经不到后者的1/5了。

[3]一位兵变者在行刑路上将电报描述成“将我勒死的那条该死的电线”。

[4]虽然英国的国内电报网被国有化了，但海外网络的构架和运营都是由私营企业负责的。

[5]致外国或者殖民部的信息得从东部电报公司在各城市的办事处经由伦敦发出；随后，还要像所有传统的书面信函一样经过同样的登记流程。

[6]这场浪漫游戏中的英雄就是诸如基尚·辛格和萨拉·钱德拉·达什等梵学家，也是吉卜林小说《基姆》中“赫里·琼德尔·莫克吉”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