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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上网，不是为了加入快闪族，或是观看恐怖组织斩首人质。他们闲谈，他们购物，他们分享照片，他们分享笑话，他们看短片——足球进球、可爱的猫、性。所有这些进化产生的神经通路使我们无法抗拒来自网上朋友圈的信息和推文的级联刺激。这些网络用自拍迎合了我们的唯我主义，用140字的限制配合我们注意力短暂的持续时间，满足我们对电视真人秀明星新闻贪得无厌的胃口。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现代民主独特的品质。有什么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哪怕只是短暂地集中在这个令人如此厌烦的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将如何被治理？或者至少由谁来治理？当我们今天谈到“民粹主义”时[1]，有时候我们的意思无非是一种政治，一种普通人既能听到又能理解的政治——或者，准确地说，这些人包括瘫倒在沙发上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注意力从电视、到笔记本电脑、再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又回到电视，也包括那些坐在台式电脑前边工作边用智能手机发送带有暗示性个人信息的人。

在发达国家中，许多人在睁着眼的每一刻都在上网。超过2/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经常性地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账户。[2]截至2016年5月的4年中，智能手机在英国的普及率从52%跃升至81%。18岁至44岁的英国人，有九成拥有智能手机。他们对浏览手机这件事几乎产生了强迫症：无论是在家里、工作场所还是在两者之间的路上。超过2/3的人甚至在和家人吃饭的时候也在使用智能手机。只有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才会把设备放在一边，即使这样，他们也很难和手机真正分开。超过一半的英国智能手机用户在晚上熄灯后30分钟内还在看手机，1/4的人比这早5分钟放下手机，而只有1/10的人在熄灯后只看15分钟的手机。有1/10的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而1/3的人在醒来后5分钟内会看手机，还有一半的人在一刻钟内拿起它。[3]美国人对智能手机也同样上瘾。早在2009年，普通美国人一年中有195天用手机相互联系，125天用短信联系，72天用电子邮件联系，55天用即时消息联系，39天通过社交网络联系。[4]而到了2012年，美国人平均每天要点开手机150次。到2016年，他们每天平均花5个小时在手机上。2008年后席卷欧洲和美国的那些民粹主义反叛理论，如果不包括公共领域内那种令人震惊的转变，就没有一个理论是完整的。这种变化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对私人领域的全面侵犯。

毫无疑问，支持左翼和右翼双方的民粹主义者的人数都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包含上述经济预期下降的革命。[5]毫无疑问，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反弹也属于反抗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6]然而，正如蕾妮·迪芮斯塔所说，21世纪10年代的数字人群与20世纪30年代让埃利亚斯·卡内蒂又爱又恨的那群人截然不同：

（1）这群人总是想要成长——他们总是能够不受物理限制地成长。

（2）这群人中有平等——但还有更高层次的欺骗、怀疑和操纵。

（3）这群人喜欢高密度的聚集——这样的话，他们的数字身份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这群人需要一个方向——“标题党”使制作方向变得更容易。[7]

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人群“智慧”上的人，天真地勾画着一种良性的“群众来源”政治，他们正处于一种简单粗暴的觉醒之中。正如两位网络学者观察到的那样，在社会影响之下，人们的行为变得相互依赖，打破了群体智慧背后的基本假设。当人群遵循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时，他们可以被用来向大众传播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不正确的。[8]

从2017年的制高点上回看，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仿佛已经过去很久了。而当时，被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只有4 492个推特粉丝和62.5万脸书好友。他承认自己没有电子邮件账户，也没有使用互联网。[9]他不仅被一场最终归咎于自己政党的金融危机击垮了，还被第一次社交网络运动击垮了。巴拉克·奥巴马的脸书好友是麦凯恩4倍，推特粉丝是麦凯恩的26倍。他的竞选网站（www.barackobama.com）是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的作品，而事实证明，竞选不仅是信息传递的主要引擎，也是筹款的重要渠道。美国东西海岸的自由派精英都对麦凯恩的失败幸灾乐祸：一位年事已高、在华盛顿有多年从政经验的白人老兵竟然输给了这位年轻冷静、从事“社区组织者”工作，并且只有一届参议院任期的非洲裔美国人。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场竞争有两个令人忧虑的特点。首先，当政治成为讨论的话题时，社交网络作品中的同质化似乎会导致两极分化，个人观点在共享偏见的“回声室”中变得更加极端。[10]其次（尽管这直到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才被正式证明）脸书是政治动员的一个高效工具，尤其是在针对本地非数字网络时。[11]

多米尼克·卡明斯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胜利的缔造者。在英国政界，卡明斯的兴趣有些特别：长期以来，他不仅对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历史感兴趣，还对网络及其复杂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由于预算有限（1 000万英镑），时间有限（10个月），卡明斯不仅要与“处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顶端的决策者”（他们几乎都反对“英国脱欧”）作战，而且还不得不与己方不守纪律的政客斡旋，脱欧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卡明斯认为，他能以微弱优势胜利的关键是“近10亿有针对性的数字广告”、实验性投票、由“极其聪明的物理学家”组成的数据科学团队和标有“土耳其/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3.5亿”的棒球棒——这些“实验证明在说服人们投票离开时最有效的”口号却基本上都是不真实的。对卡明斯来说，英国退出欧盟根本不是民粹主义右翼的胜利，因为他在脱欧运动的过程中刻意将右翼和左翼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包括土耳其加入欧盟可能会带来的威胁——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如果英国离开欧盟，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会有更多的资金）。正如大卫·古德哈特多年前指出的，反对移民和支持福利国家实际上是互补的立场。[12]相反，卡明斯认为，英国退出欧盟是健康有效的英国普通法体系的胜利，该体系允许对不健康和无效的体系进行持续又快速的错误纠正，比如欧盟和现代的英国政府部门……它们非常集中和等级森严，因此无法有效解决问题。[13]简而言之，英国退出欧盟是一个电视网络（也可以说是网络科学）战胜英国等级制度的胜利。戴维·卡梅伦和乔治·奥斯本进行了一场常规的竞选活动，公开表达了他们对退出欧盟的经济风险的所有不满，而卡明斯则利用他的“选民意向收集系统”（VICS）和脸书来传达这样一个病毒式的信息，即为了“夺回控制权”，付出一些经济代价是值得的。正如卡明斯回忆的那样，“我们运行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广告，对它们进行了测试，在不断的迭代过程中丢弃了效果较差的广告，强化了最有效的广告”。[14]有人认为，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罗伯特·默瑟的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向卡明斯提供了这些技术。[15]

英国脱欧公投就像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彩排。跟在英国一样，在美国，传统政治机构理所当然地认为旧的方法足够了。然而，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传统广告上花费了数亿美元，但他们很难与本党的大部分支持者建立任何联系。而在2016年年初的几个月，一位曾经声名狼藉的纽约房地产巨头（唐纳德·特朗普）和一名来自佛蒙特州脾气暴躁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脱颖而出，他们与本党的支持者建立了联系和共鸣。相对非结构化的网络再次挑战了旧的等级制度：不仅是政治科学家所说的“决定”竞选态势的老牌政党，还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王朝”——布什和克林顿。重要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都以局外人的身份参加了竞选，他们表达了对华盛顿等级制度的敌意，并阐述了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民主之外的意识形态——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随后，桑德斯被一个名为“超级代表”的系统阻挠，该系统旨在让精英阶层最大限度地控制民主党，这一阶段是希拉里·克林顿（既定政治等级的化身）跟特朗普之间的一场宣泄式的对峙，而从记者萨琳娜·齐托的口中我们知道，该机构认为特朗普“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竞选，不必当回事儿”。[16]然而，大量选民的态度却恰恰相反，原因正是特朗普基于自我组织和病毒式营销相结合的自由网络，该网络最终击败了希拉里等级明确但过于复杂的制度。但这也并不是说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缺乏网络意识，恰恰是因为他们贪心地建立了过多的网络，最后遭其反噬。比尔·克林顿在他的鼎盛时期成立了一个“巨大的筹款网络”——一个聚集了捐赠者、朋友、盟友和顾问的网络，并为希拉里提供助力。还有“为希拉里做准备”的网站，旨在“培养草根阶层的热情……同时给她提供一个横跨各州的网络”。[17]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无薪顾问和专业怀疑论者网络”，他们是耶鲁法学院的政策专家，正忙着提出最低选举价值的要点。[18]然而，希拉里的竞选经理罗比·穆克关闭了“为希拉里做准备”的网站，并裁减了一些地方州的主管。虽然被派去填补各州空缺的高级政治人员被戏称为“优步（ubers）”，但这一举动夸大了希拉里竞选活动的整体效果。[19]简单来说，希拉里的团队在这些复杂的网络中迷失了，她很难有效地利用网络与主要选民建立联系，而她最强有力的对手则在这方面做得得心应手。

即使电视对普通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我们都清楚，社交媒体在2016年的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见图56.1）。[20]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使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来获取关于竞选的新闻，其中50岁以下的选民占比最高。[21]而大约1/3的社交媒体用户都就政治话题发表评论或者加以讨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讨论不如其他场合那么文明。[22]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在选举的最后阶段（在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两名候选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相差极其悬殊。特朗普在推特上的粉丝比希拉里多32%，而在脸书上的支持者比希拉里多87%。[23]在选举的前几天，特朗普在脸书上总共获得了1 200万个“赞”，比希拉里多400万个。[24]特朗普还以在脸书上更重要的“兴趣”指标占据着优势地位——几乎在每个州都是如此。（密西西比州的人们对特朗普的兴趣是希拉里的近12倍，即使是在纽约，人们对特朗普的兴趣也比对希拉里多出3倍。）中西部那些关键的摇摆州也都通过脸书清楚地表明了其意图。而推特上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5月11日至3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帖子平均被转发了近6 000次，而希拉里的推文只被转发了1 500次。[25]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有效地利用了YouTube，例如，他们在针对全球精英的最后一次竞选广告中攻击了希拉里·克林顿、索罗斯和高盛投资公司。[26]最重要的是，正如英国的脱欧公投团队一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充分利用了脸书的广告测试，尝试了成千上万种广告，以确定哪一种对选民最有效。[27]

56 - 图1 图56.1 2008年和2016年两次总统选举中主要候选人的社交媒体粉丝量。

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态势，因为硅谷早期就与希拉里结盟了。谷歌员工给了她13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特朗普只有2.6万美元。埃里克·施密特的创业基金会为希拉里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持。[28]当特朗普在脸书上发布“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呼吁时，马克·扎克伯格面临着内部人员的反抗。而科技博客Gizmodo声称，脸书在对网站上的热门话题进行内部操作，以限制特朗普的热度。[29]扎克伯格毫不掩饰他个人对特朗普观点的蔑视。[30]然而，他和施密特费力建立的网络却恰巧被用来宣传他们厌恶的想法，并帮助特朗普竞选团队筹集到资金。[31]即使谷歌和脸书都以某种方式对特朗普发出禁令，但这么做只会把更多的流量转移到其他网络，比如网络4Chan和8Chan的匿名留言板，这里是“另类右翼”运动的发源地。马特·布雷纳德、查尔斯·约翰逊和英国出生的布赖特巴特网站作家米洛·扬诺普洛斯等另类右翼分子事后吹嘘说，是他们和他们的网络通过发布卡通青蛙、佩佩，还有略带侮辱性的“王八”等表情包将唐纳德·特朗普推向了总统的位置。[32]当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另类右翼网络之间有着密切的协调关系：特朗普大厦的一个团队利用他们的子网络作为4Chan和主流网络之间的沟通渠道。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希拉里被诬蔑为“有史以来最腐败的候选人”，她的竞选经理被指控参与了一个不存在的恋童癖团伙，该团伙以华盛顿的一家比萨饼店为中心。[33]而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在特朗普获胜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一问题仍处于激烈的辩论中。[34]很可能其对个人选民的“心理”分析不如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本人的意见重要。[35]让人难以反驳的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网络涉及的另类右翼运动让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6]然而，这并不是特朗普获胜的原因。

对硅谷的大部分人来说，2016年大选最痛苦的一面可能是他们的网络被用来传播不真实的故事，也就是特朗普一再抱怨的“假新闻”，尽管他自己也散布了无数不真实的消息。当年9月，脸书转发了特朗普得到教皇支持的虚假报道。[37]11月，谷歌无意中将“特朗普赢得普选”的错误说法放在了首页。[38]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特朗普。在选举前三个月出现的已知虚假新闻报道中，反特朗普的报道在脸书上被分享了800万次；而反希拉里的报道则被转发了3 000万次。[39]在11月11日之前的10天里，密歇根州14万用户在推特上发布的近1/4的链接都是虚假的新闻报道。[40]

2016年的选举结果是美国历史上两位候选人选票数最接近的选举之一，甚至比英国脱欧公投的票数结果都更接近。如果三个摇摆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不到3.9万名选民投票支持希拉里，而不是特朗普，那么她将赢得这场选举。历史学家将没完没了地争论无数变动因素中哪一个才是决定性的，就好像如果只有一个变量被改变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就会保持不变一样。然而，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如果没有通过在线平台驾驭社交网络（见图56.3），唐纳德·特朗普就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当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竞选活动中，他会很难与希拉里匹敌，因为他缺乏资金，无法通过电视广告进行老式的消耗战。可以说，社交网络让他能够更有效地竞选，尽管他的组织看起来混乱无序。美国的选举地图显示，特朗普赢得了“特朗普之地”——投票给他的县占美国陆地面积的85%，而希拉里赢得了所谓的“希拉里群岛”——她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两大海岸的大都市地区，而特朗普的支持则遍及省级城市、乡镇和农村社区的中心地带。这体现了一个悖论：希拉里本应该在网络中（见图56.2）更有优势，因为她的支持者更集中，也更年轻。

英国脱欧公投的情况也有类似的矛盾之处：老选民将胜利拱手让给了反欧盟运动，他们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郡”而不是大城市。如果社交网络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关键，为什么群体不太可能出现在脸书上——比如年长的乡村居民，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民粹主义者？[41]对此有这样一个解释：毫无疑问，卡明斯和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比他们的对手更有效地利用了社交媒体。但是，如果在普通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场合，比如酒吧这种能够产生真实友谊而不是虚拟关系的地方，民粹主义运动传播的模因没有进一步传播，那么他们的运动也不会成功。只有这些模因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这一切才会发生。

56 - 图2 图56.2 2016年希拉里竞选：一个失败的等级网络。

56 - 图3 图56.3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在线社交网络。

在互联网的巴别塔图书馆中，人们读到的许多东西都是不可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最深层次的社交网络仍然是面对面的和线下的。因此，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决定性因素不是语言不通的巴别塔图书馆，而是那些说着英语的酒馆。互联网提出倡议，将酒馆清理干净。

但是他们都做了什么？

[1] For a defence of populism, see Roger Kimball, ‘Populism, X: The Imperative of Freedom’, New Criterion (June 2017).

[2] Deena Shanker, ‘Social Media are Driving Americans Insane’, Bloomberg, 23 February 2017.

[3] Deloitte, No Place Like Phone.

[4] Hampton et al., ‘Social Isol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5] Funke et al., ‘Going to Extremes’.

[6] Inglehart and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See also Daniel Drezner, ‘I Attended Three Conferences on Populism in Ten Days’, Washington Post, 19 June 2017.

[7] Renee DiResta, ‘Crowds and Technology’, RibbonFarm, 15 September 2016: http://www.ribbonfarm.com/2016/09/15/crowds-and-technology/.

[8] Brinton and Chiang, Power of Networks, 207.

[9] ‘Mobilising Voters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the U. S., Taiwan and Hong Kong’, Bauhinia, 15 August 2016.

[10] Pentland, Social Physics, 50f.

[11] Bond et al., ‘61-Million-Person Experiment’.

[12] Goodhart, Road to Somewhere.

[13] Dominic Cummings, ‘How the Brexit Referendum Was Won’, Spectator, 9 January 2017.

[14] Dominic Cummings, ‘On the Referendum #20: The Campaign, Physics and Data Science’, 29 October 2016: https://dominiccummings.word-press.com/2016/10/29/on-the-referendum-20-the-campaign-physics-and-data-science-vote-leaves-voter-intention-collection-system-vics-now-available-for-all/.

[15] Carole Cadwalladr, ‘Revealed: How U. S. Billionaire Helped to Back Brexit’, Guardian, 25 February 2017. Simon Kuper, ‘Targeting Specific Voters is More Effective and Cheaper than Speaking to the Public on TV’, Financial Times, 14 June 2017.

[16] Salena Zito, ‘Taking Trump Seriously, Not Literally’, Atlantic, 23 September 2016.

[17] Allen and Parnes, Shattered, KL 256-7, 566-9, 599-601, 804-6.

[18] Allen and Parnes, Shattered,KL 2902-4.

[19] Allen and Parnes, Shattered,KL 3261-73, 3281-5, 3291-3301.

[20] Allcott and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21] Shannon Greenwood, Andrew Perrin and Maeve Duggan, ‘Social Media Update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11 November 2016. See Mostafa M. El-Bermawy, ‘Your Filter Bubble is Destroying Democracy’, Wired, 18 November 2016.

[22] Maeve Duggan and Aaron Sm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Social Media’, Pew Research Center, 25 October 2016.

[23] ‘Mobilising Voters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the U. S., Taiwan and Hong Kong’, Bauhinia, 15 August 2016.

[24] Erin Pettigrew, ‘How Facebook Saw Trump Coming When No One Else Did’, Medium, 9 November 2016.

[25] Pew Research Center, ‘Election Campaign 2016: Campaigns as a Direct Source of News’, 18 July 2016, 15.

[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T61W4bGm8.

[27] https://www.wired.com/2016/11/facebook-won-trump-election-not-just-fake-news/.

[28] Cecilia Kang, ‘Google, in post-Obama Era, Aggressively Woos Republicans’, The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17.

[29] ‘Facebook Employees Pushed to Remove Trump’s Posts as Hate Speech’, Wall Street Journal, 21 October 2016.

[30] Farhad Manjoo, ‘Algorithms with Agendas and the Sway of Facebook’, The New York Times, n May 2016.

[31] Issie Lapowsky, ‘Here’s How Facebook Actually Won Trump the Presidency’, Wired, 15 November 2016.

[32] Elizabeth Chan, ‘Donald Trump, Pepe the Frog, and White Supremacists: An Explainer’, Hillary for America, 12 September 2016.

[33] Ben Schreckinger, ‘World War Meme’, Politico, March/April 2017.

[34] Hannes Grassegger And Mikael Krogerus, ‘The Data That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Motherboard, 28 January 2017.

[35] Nicholas Confessore and Danny Hakim, ‘Bold Promises Fade to Doubts for a Trump-Linked Data Firm’, The New York Times, 6 March 2017.

[36] Issie Lapowsky, ‘The 2016 Election Exposes the Very, Very Dark Side of Tech’, Wired, 7 November 2016.

[37] Zeynep Tufekci, ‘Mark Zuckerberg is in Denial’, The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16.

[38] Richard Waters, ‘Google Admits Giving Top Spot to Inaccurate Claim on Trump Votes’, Financial Times, 15 November 2016.

[39] Allcott and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40] David Blood, ‘Fake News is Shared as Widely as the Real Thing’, Financial Times, 27 March 2017.

[41] Boxell et al., ‘Is the Internet Caus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