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石油危机
苏联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价格的猛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旨在安抚人心,并鼓舞油价的下跌。然而,苏联的石油收入也因此大幅减少。这种政策背离了苏联大国利益的要求,也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局势中的各种可能。
设想一下:假如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得到了坐拥核武器且仍然好战的克里姆林宫的默许,情况会怎样?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联合国对巴格达的制裁,要让科林·鲍威尔将军去支持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常规战争就会相当困难。美国是否会冒着核战争风险将萨巴赫王室从被强制退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送往它在西方的豪宅?即便里根1988年连任到期后美国仍然维持其军事上的开支,布什(或杜卡基斯)会冒核灾难的风险阻止萨达姆控制中东石油储备的最大份额吗?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要记得,1991年1月参议院在对沙漠风暴行动进行投票时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多么接近。在战略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灾难先知一定会至少再投出三票,从而坚持制裁决议。
即便作如此的推断,也不能充分揭示这个可能性背后的意义。假如里根政府执政8年来的万亿美元赤字没有导致苏联在裁军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会怎样?事实上,通过在坦克和SS-20中程导弹上大把投入资源,苏联的军工企业原本可以度过20世纪80年代——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苏联解体后,大量的资本流出说明它仍然拥有充足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从此都变成现金流入了西方的银行。如果联邦赤字和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同时又没有任何地缘政治成果加以平衡,我们很难想象公众会支持布什或另一个共和党人成为里根的继任者。或许到1990年夏季中旬,美国军事会开始经历一轮后里根时代的国防开支削减。由于苏联仍然存在的威胁,美国不会冒险将军队、坦克和飞机从西德调往海湾(它在1990年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军队很可能没有充分的物资储备在与萨达姆作战的同时保护北约。对以色列介入的反对声至少会像在1991年时那样强烈。谁会想此时再对阿拉伯世界全面宣战呢?
海湾战争有可能会被拖得更久一些。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高涨则会有利于苏联经济的稳定。为了开采传闻中苏联拥有的石油、天然气,西方的一些石油公司很有可能会毕恭毕敬地请求克里姆林宫允许在里海或哈萨克斯坦地区建立合资企业。而为了避开萨达姆在中东地区对石油资源的钳制,西方也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苏联的能源——甚至还要提供管道技术。尽管1981年波兰颁布的军事管制法引起了美国的抗议,但德国人因已达成协议的缘故,必须通过一条从西伯利亚经过波兰的、由苏联共青团志愿者与其他劳动者铺设的管道进口天然气。为什么石油的输送不能使用这同一个管道?谁会拒绝这样一个既能在欧洲建立合作关系,又能避开中东紧张局势的机会呢?
苏联的普通公民们自然会穷困潦倒,甚至人均寿命也会下降。不过,他们虽然没从1985年或1991年开始的改革中获得什么好处,但也没有反抗的意图。财政收入的增加至少可以让克里姆林宫满足上流社会对西方消费品的渴求。特权阶层的几百万成员可以获得来自西方的新型录像机、微波炉和汽车,甚至还有一些时髦的服装。更高级的酒(清教徒式的戈尔巴乔夫试图在招待会上全面禁止的东西)则会给苏联的每一处国有别墅增光添彩。事实上从经济角度看,一个新苏联政府更有可能站住脚,这恰恰是因为世界各地局势如它所希望的正日益紧张。石油、天然气和黄金价格会飞速上涨,苏联的外汇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如此一来,它就能充分保证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间谍活动与对兄弟国家的资助。
戈尔巴乔夫认为紧张局势趋缓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只有在“两个阵营”的世界格局下,苏联经济这个奇特的生物才可能生存下来。一旦外部压力(这种压力有可能是自发产生的)消失,苏联的新陈代谢就会受到致命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并且,在80年代中期当西方舆论与大学中盛行单边主义时,他事实上是减轻了西方统治阶层的压力。下一代西方领导者长期以来都受反里根、反撒切尔思想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和平主义与核恐慌情绪,终于要达到它们的目的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内部变化而走向了瓦解,使得西方知识界大多数人承认,右翼势力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大都是正确的。假如柏林墙没有倒塌,至少还要再过30年,西方领导人才会注意到苏联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衰落。
假如苏联共产主义能一直存活到20世纪90年代,就能正好碰上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再次出现的经济低迷,或者还会碰上萨达姆·侯赛因在这些年里可能赢取的胜利。事实上,当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突然衰弱乃至消亡时,人们已经预料到了西方的成功。假如苏联维系住了那种长久以来迷惑和欺骗西方决策者的强力外表,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纠纷是苏联不能挑起的呢?谁又能自信地认为它的策略不会成功?
苏联的瓦解并不是由那只操纵历史经济力量的幕后黑手预先决定的。这是一场教科书绝不会提及的激烈竞争。假如苏联还在,各种各样的苏联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仍可能会说:“我们告诉过你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