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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表面上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场灾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个银行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欧洲大战中身处直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在莫瑞兹·戈尔德施密特儿子的自传中，他回忆起了安塞尔姆在1870年时歇斯底里地狂喊：“我无法接受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我没有办法接受，就算要花费我成千上万古尔登——我也不允许！”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甚至在普鲁士军队潮水般涌向法国首都的时候，巴黎的合伙人还是选择留在拉菲特大街“坚守自己的岗位”：尽管早就意识到法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而且波拿巴政权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阿方斯和居斯塔夫还是站在自己祖国一边。他们通过向法国提供战争借款，尽自己的能力提供金融支持，而且还试图应用他们在伦敦的影响力来推进法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至少两名年轻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他们的兄弟埃德蒙和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在机动保安队中服役。普鲁士军队对费里耶尔的占领促进了这种认同。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70年9月的到来似乎毫不留情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势力必须在普鲁士的“铁血统治”面前低头。
与此同时，迈耶·卡尔在法兰克福更加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看成是节节胜利一方的普鲁士人，而且还不仅仅是普鲁士，甚至是法国战败后出现的新日耳曼德意志。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标志，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加冕为“威廉皇帝”前夕，迈耶·卡尔被选为由北德联邦国民议会派出的向国王“表达忠心”的议会代表团成员。然而，迈耶·卡尔没有留下来参加加冕典礼活动——没有罗斯柴尔德成员出现在安东·冯·维尔纳描述这个伟大时刻的作品《日耳曼帝国宣告成立》中欢呼的士兵和盛装的官员中。而且由于同样的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被新的而且喜欢炫耀武力的德意志给矮化了。
然而，或许法国战败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地方——除了它战败的速度——是它被征服的速度。在1870年的某一个时间，似乎波拿巴政权的崩溃可能会让法国——或者说是巴黎——陷入与1792年和1848 年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的革命泥沼之中。像甘姆贝塔这样的共和党人想通过发动群众来延长战争的那些徒劳努力似乎损害了“资产阶级”所有的物质成果。1871年1月最终达成的和平条款被榨走的不仅有领土——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金融——50亿法郎的赔款。所有这些都把第三共和国变成了19世纪的魏玛共和国。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复苏使得法国提前还清了赔款，因此在1873年结束了德国对法国北方领土的占领。在同一年，维也纳和柏林的股票市场崩盘，使所有中欧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让人们开始对俾斯麦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在这一次金融报复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是，他们在巴黎，而且在整个欧洲的势力似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毫无疑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体系在西班牙王朝的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非常清楚马德里的国会考虑的候选人之一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的利奥波德。但是他们没有认真领会俾斯麦对候选人的支持程度所暗含的重要意义，他其实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知道俾斯麦并没有把他的决定透露给布雷希罗德，使得他的这位个人银行顾问一直到7月5日都还相信“政治领域不会制造不安”。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是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儿暗示。按照4月5日给纽考特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老俾”告诉迈耶·卡尔说：“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非常糟糕，而且那个国家的金融状况非常奇怪。”但是，如果这是对西班牙渐行渐近的经济危机的一个加密警告的话，迈耶·卡尔并没有能够把它破译出来。
同样，阿方斯也没有能够领会到格拉蒙特公爵在5月份时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长的这项任命所蕴涵的重要意义。格拉蒙特对事实上存在着的法——奥联盟的坚定信心使得他更加放心大胆地甘冒各种外交风险，而且冒险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而他的前任在考虑处理与普鲁士的任何关系时，总是把英国的支持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当阿方斯听到了对格拉蒙特的任命后，他评论道：“从任何方面看，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动高兴，因为这个部门的领导中应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应该足够聪明，不会一天老想着通过一些花架子尽力去为自己赢得名声。”几乎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加错误的人物评价了，尽管事实是，公爵的儿子之后娶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迈耶·卡尔的女儿玛格瑞塔），使人们总是联想到他可能已经是这个家族的朋友的这种可能性。7月2日，迈耶·卡尔见到了法国驻柏林大使伯尼特迪，当时他正（与通常所见的那帮政治家和银行家一起）离开柏林到威尔巴德去乘船。迈耶·卡尔向纽考特报告说，他“很高兴能够在伟大的首都经过紧张的工作后偷点儿闲。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并且说所有一切都十分有序，和平已经得到了保证”。
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和平充满信心：英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月12日迎接新任外交部部长格兰威尔爵士时，给他报告说，“在他的长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外事务中能有如此长的平静期。”但是迈耶·卡尔7月2日的信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让我们具体了解了银行家们为什么对西班牙危机一点预感都没有。原因不只是正好处于休假期间，因为他还是每天都按时报送消息，而且与巴林兄弟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在普鲁士地产信贷银行——这是法国与普鲁士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启动的前夕，迈耶·卡尔最为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到7月17日他才开始关注“西班牙这个麻烦”，而且就算此时，他仍信心满满地认为“不会出现对和平的严重干扰”。早期的伦敦金融城悲观主义者，比如亨利·拉斐尔在这种时候卖出债券似乎犯了人们常规的错误。然而，不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知的是，法国和普鲁士两国政府都已经处于一个下不来台的很严重的外交困境中，只有撕破脸刀兵相见才能够解围。
毫无疑问，俾斯麦决心坚决支持霍亨索伦的候选人，就算激怒法国也在所不惜。早在7月8日他就说过：“要动员全军进攻法国。”至少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对外政策的危机可以被用做化解内部的经济问题，与用普鲁士的方式对德国进行统一后引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形成死结一种手段。例如，他在7月10日承认“从政治上看，进攻法国对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很有益处”。俾斯麦的困难是解决利奥波德的父亲卡尔·安顿的犹豫不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不愿意就此事与法国发生争执。事实上，利奥波德在4月22日已经回绝了他的候选资格，只是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劝说之后，俾斯麦才扭转了局势。然而，又一个更大的困难出现了，当时一名马德里的译电员错误地翻译了西班牙使节所转达的利奥波德的承诺，这意味着议员们不用继续在议会里进行对利奥波德的选举，而是提前结束了会议，这个失误又引起了没有预料到的延误。
这是一场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战争：当他们于7月9日在巴德埃姆斯会面时，威廉明确地对伯尼特迪说，如果利奥波德再一次退出，他也不会反对，但是，后者给巴黎的电报中充满抚慰语气的那一部分却因为传送过程中的天气干扰而无法译读。当伯尼特迪第二天再次返回来纠缠威廉的时候，他仍然获得了觐见的机会。尽管威廉拒绝了利奥波德退出的要求，但是他也当场表示这只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家族内部的事务，他通知了他在伦敦的大使魏特尔，向格拉蒙特表达了普鲁士的和平意愿。7月12日，卡尔·安顿宣布他的儿子最后决定不参与竞选。在他们次日于疗养花园室外举行的会议上，威廉认真地向伯尼特迪宣布：“很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它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那天下午他更进一步告诉大使，他“以同意他参与竞争的时候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程度”批准了利奥波德的退出，也就是“完整而且没有任何保留”。
当所有一切在埃姆斯发生的时候，俾斯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在这个轨道上”，尽管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的报纸做好了安排。一直到7月13日他才重新获得了对这个事件的控制权，当时他从埃姆斯接到了那封关于威廉与伯尼特迪会面情况要点的电报。俾斯麦改写这封用于公开发表的电报时正确地阐述了国王的观点，他不能承诺“永远都不再同意”重新提出的霍亨索伦候选资格，但是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因为法国的要求已经冒犯了他，因而威廉随后拒绝会见伯尼特迪。这当然不是原文的意思，而是算计用来羞辱格拉蒙特的。俾斯麦继续采用修改后的电报来作为反法宣传运动的基础，引导了国内以及国外的舆论。
因此，俾斯麦使普鲁士的政策比他表面上的主子所期望的还要具有攻击性。然而，对战争的谴责不能只贴在普鲁士的门上。法国从1869年3月起就表示了他们对霍亨索伦候选人的反对意见，但相关的消息于7月2~3日在巴黎传开之后，马上得到的反应就是战争渲染。居斯塔夫总结了法国的态度，说市场是“冷静的”，但是：
你无法想象今天早上这个新闻在公众和政府中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王子被命名为西班牙国王，而且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们不惜与普鲁士一战。这里大家都在说这也是皇帝的意见，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机会来用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事情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了。
相应地，7月6日，法国政府批准了一个由格拉蒙特起草的火药味十足的声明，并在立法院进行了宣读。正如居斯塔夫所看到的，格拉蒙特的“暴力型的”语言是政府立场的真实反映：只有“国王坚决地否决”霍亨索伦候选资格这样的语言才可能让他们觉得满意，而且，如果利奥波德打算接受王冠，就会被认为是“宣战”。他重复到，“在这里，人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且人们认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让人拥护的理由来进行战争。”当居斯塔夫看到法国总理奥利维耶时，奥利维耶警告他法国将会采用“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个人的候选资格，“甚至战争，而且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战争的热情不会低于1789年的时候”。“皇帝将会得到他所想要的，”居斯塔夫预言道，“他想要的就是由议会投票宣布的战争。”
法国朝这个方向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格拉蒙特在7月12日提出的坚决的主张——此时，利奥波德已经退出——伯尼特迪毫无道理地要求威廉“保证他不会再一次批准这个候选资格。”这种要求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威廉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而格拉蒙特一而再、再而三固执地要求伯尼特迪去做这样的尝试，意图很明显是想要激怒柏林，就像是要求给拿破仑三世写一封道歉信一样。以这样莽撞的方式，格拉蒙特不仅对于威廉对伯尼特迪最后抚慰的话语没有感到满意，甚至还抓住埃姆斯的电报作为战争口实，而且在7月14日下午获得了批准进行法国的战争动员，尽管没在拿破仑三世再一次捡起他惯用的解决所有外交难题的办法——召开议会会议之前。但是为时已晚，7月15日，奥利维耶和格拉蒙特向内阁提交了埃姆斯事件的说明，这份文件采用了与俾斯麦同样的歪曲事实手法，之后，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直到这个消息传到了柏林，威廉才同意在普鲁士进行动员。“法国决定进行一场论战。”迈耶·卡尔最后总结道。人们很难不同意，就算这是一场论战，也深受俾斯麦欢迎，而对法国而言是致命的。按照居斯塔夫的说法，法国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那么现在开战要比6个月后更有利”。
事实上，法国不仅比普鲁士表现得更加好斗，而且其实就是侵略者，正因为如此，英国决定了自己不干预的立场。与1867年的卢森堡危机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伦敦与可能的交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7月15日，拿破仑三世要求阿方斯给格莱德斯通传递一个信息，要求在保证霍亨索伦退出候选方面获得他的支持。纳蒂在7月6日一早到格莱德斯通位于查尔顿住宅区的家里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而且正好碰到他正准备离家到温莎去拜见女王，因此与他共同驱车去了火车站。按照莫雷的说法，“格莱德斯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同意这个候选资格，但是他不会安排干预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这个结果有时候被认为打碎了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但是这似乎更像是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个冷淡的反应可能正是所需要的，如果想要越来越莽撞的格拉蒙特有所节制的话。居斯塔夫希望英格兰“维护和平”，这就意味着在对普鲁士施压的同时也要对法国施压。“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对我们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想让我们接受一个妥协。”他在7月11日写道，“但是与此同时，很不幸的是公众的情绪和国会都已经被点燃了。”因此，当霍亨索伦在7月12日退出候选竞争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给伦敦发出了另一份电报，充满乐观地说道：“法国满意了。”格莱德斯通在当天很晚的时候看到了这份文件。紧接着，格兰威尔给驻巴黎的大使莱翁斯发了电报，说法国事实上应该“很满意地而且是终结性地接受利奥波德王子退出候选名单”。
英国的压力对法国产生了一些效果：当莱翁斯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勒波奥夫将军要求所有预备役军人聚集的命令被部长会议否决，而且决定不把格拉蒙特所要求的不重新提出候选人选的保证看成是最后通牒。从这点上说，罗斯柴尔德的非正式调停表面上看再一次对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半小时之后，”居斯塔夫听到威廉在7月12日对利奥波德退出的无保留批准之后说，“宣战的命令可能就要发出，尽管这可能与皇帝的想法不符，他想发动战争，但是他应该对这个回应感到满意。因此，和平已经达成，或者说是战争已被推迟，因为我不再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得很好。”迈耶·卡尔的缓和更是没有保留：“看起来似乎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令人满意，而欧洲战争的可怕灾难已经免除。我们为此感谢上帝……”第二天的幻灭感觉是不可言喻的，而且他们都不怀疑应该去谴责谁。就是这一天，战争爆发了，居斯塔夫提出了这种可能，认为法国可能会重新提出它以前的对比利时的计划。这次法国事件在伦敦成了最不讲信用的例子。
危机的经济后果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但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因为这对我们解释英国的不干预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德国和法国的金融市场受影响的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巴黎的情况不妙：霍亨索伦候选身份的消息一传出，国债的价格马上开始下滑，从6月4日的74.83跌到了7月9日的71.25，战争爆发后更是大跌至67.05。但是这些数据与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数据略有不同，在这些地方新发行的4.5%票面利率的普鲁士债券从93.5暴跌至77.3——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就是德国的危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加严重。尽管蒸发掉的流动性足以把两边的很多银行拖入困境，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基本没有什么麻烦。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除了俄罗斯所欠的那笔巨款（3 500万法郎）外，相对来说似乎很少有出现问题的债务，而法兰克福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尽管迈耶·卡尔错过了一个俾斯麦特有的暗示，但是他还是“及时提高了警惕”。随着法国首次在斯匹切尔伦和弗罗希威勒受挫的消息慢慢得到证实，崩溃的当然是法国市场，而德国市场则重振了信心。相反，英国市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1870年5月至8月间，最大跌幅是3.6%。这与1866年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奥匈帝国和普鲁士战争期间正好与伦敦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契合，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在1870年所出现的情况似乎是法国的资本从冲突出现的早期就开始流向伦敦——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尽管有政府的花言巧语，但是巴黎早就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另一个不能说没有意义的例证是格莱德斯通在7月18日的时候以9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 500英镑的永续公债：这是一个个人的，而且有事实根据的对英国不干涉政策所投出的信心票。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以一种比对1866年事件更为中立的态度来看待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事件。在1866年的时候，普鲁士的表现似乎更接近于坏蛋角色。当在法国在色当被击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里确实存在着同情法国的情绪，而且由于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身处伦敦，使这种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或许还有列昂内尔要求提供普鲁士人残暴行径的详细情况，以及后来他在海外为法国伤兵和战俘的募捐善款转款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色当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为法国战争准备所做的事情也比为普鲁士做的多：法国在英国购买饼干和咸肉时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的融资，尽管政府票据的贴现比优惠条件要略差。另外，纽考特起初同意认购法国的各种战争贷款，而且如果需要，可以通过法兰西银行提供黄金，但是这些允诺最终没有采用，因为法国政府通过在国内出售短期国库券的方式为第一阶段的战争进行了融资。然而，到8月末政府提出了常规的战争贷款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兴趣已经大为减弱。当国防政府1870年秋寻求在伦敦筹集1 000万英镑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很小的美国公司J·S·摩根公司。
相反，迈耶·卡尔提供的普鲁士战争债券虽然在战争初期受到了冷遇，但是到10月份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却提出了认购100万塔勒的谈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汉森曼被派到伦敦去安排一项价值5 100万塔勒的5年期国库券的发行；债券的短期安排是一个准备向法国要求战争赔款的信号，虽然不一定说明赔偿的幅度。迈耶·卡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这个行动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地位目前并不乐观，因为政府有权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且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就是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其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要做一些事让你感到不快，或者说是把你置于一个对不起我们的巴黎朋友的位置。因此，我希望如果汉森曼来拜访你，你能友好地接见他，并且告诉他你希望我怎么做……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向政府表明我们的作用的机会，其他人就会跳起来抢走这个机会，并让我们靠边站，特别是我将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如果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从英国获得资金，我就不会用所有这些琐事来麻烦你，而得到你关于怎样来尽力调和我们银行的利益与政府的意见和要求。我承认，如果斯罗德控制了普鲁士的业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我敢说，斯罗德所代表的是艾兰格尔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因为我完全有一切的理由相信所有对（北德联邦）债券有兴趣的其他普鲁士银行都会参与到他的阵营，并对把我们挤出局的这个主意拍手称快。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对公开参与到新贷款中颇感踌躇，但是介绍了汉森曼与伦敦市银行进行接触，迈耶·卡尔因此也利用海外贸易银行作为他参与的前导。纽考特也帮助海外贸易银行充实了它的白银储备——这是这项贷款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些金融方面的原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不愿意按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愿望来进行调停的原因。从战争伊始， 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就敦促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更早获得和平，希望他们与堂兄弟们能够一起再次成为进行和平沟通的渠道。但是，能促进这样一次干预的唯一的事件应该是法国的取胜，这会使比利时受到极大的威胁，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格莱德斯通以及他的部长们就会满足于让事情按共有的路径发展。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也会开始渲染一场“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从来都是唬人的：戈尔查科夫和贝斯特坚持他们的不干预政策（早在1869年9月就已经达成），并相继在7月13日和20日宣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甚至迪斯雷利对格莱德斯通似的不作为的批评也只起到了反作用，他没有看到抵御“德国革命”的真正理由。如果说是为拯救拿破仑三世，他不是刚把小说《罗泰尔》敬献给了奥尔良分子德奥梅勒公爵？最让阿方斯恶心的是《时报》——其编辑德莱恩与列昂内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在战争初期的时候表现出了强硬的反法立场。具体说来，报纸公布的伯尼特迪1866年提交给俾斯麦的协定草本似乎证实了法国对比利时另有所图的传闻。在1870年10月，格莱德斯通自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文章中他宣布“新的国家关系准则……公开谴责了法国的侵略行径”。当《时报》在同月改变了它的语调，为防止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而要求进行干预时，有一些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将会采取行动。但是事实上，罗斯柴尔德为英国调停的任何努力最终都将注定一事无成。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经年，而且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假设或许也从另一方面鼓励了伦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
对于身处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中立从来就不是一种可选的立场。迈耶·卡尔毫不迟疑地对最初的普鲁士战争贷款认购了100万塔勒；当这次公开认购只募集到政府拟筹集的1.2亿塔勒的一半时——德国在战争早期也充满疑虑的另一个表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参加汉森曼领导的再认购2 070万塔勒的辛迪加（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认购了300万）。普鲁士的胜利传到法兰克福时，卡尔无法掩饰自己俾斯麦式荣耀的喜悦。“我认为巴黎人可能被吓坏了，”他在弗罗希威勒胜利之后高兴地写道，“特别是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德国人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们。这里以及整个德国都充满了热情，而且不需要我说，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我一点都不怀疑，”一周之后他又写道，“德国军队将会大获全胜，一个持久的和平将会到来。与此同时，这里会有很多生意，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伟大的人生。”
由于传来的战事消息越来越好，他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刻。“我认为法国人没有成功的机会，”他在8月27日宣称，“他们将会知道与德国民族，而且是与100万德国男人叫板的结果是什么。”与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色当传来的消息使他欣喜异常，并急切地增持他手里的政府债券。“一点儿都用不着怀疑，”他在11月23日宣称，“（德国）政府将在未来欧洲的交响乐团里坐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上”，“德国的强大和团结能够为世界和平作出比所有国家都大的贡献。”确实是，他和他的家族对于冲突中的人力成本并没有抱任何幻想：他出生于英国的妻子路易丝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为伤兵们建立的医院里“日夜”工作。他对普鲁士理由的正义性没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他抱怨过旅途的劳累，但他对能够应邀与其他议员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向德国皇帝表示庆贺”感到无上荣光。
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在巴黎却是另一番遭遇。詹姆斯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他们是法国公民，而且在他们的爱国情结中表现得更加谨小慎微。举个例子，在7月19日，阿方斯辞去了北德联邦驻法国的总领事职务。他们在8月份的战争贷款中认购了至少5 000万法郎。从战争伊始，他和居斯塔夫就表达了“首战必定对法国军队有利”这样的期望。开始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成英国的外交调停；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反普鲁士的感情开始产生出冷静的爱国情绪。在费迪南德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堂兄弟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普鲁士、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在他们的观点和感情中，他们都是极端热忱的法国爱国分子，”他这样向伦敦报告，“加上教皇的天主教狂热。”埃德蒙以及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机动保安部队里服役；阿方斯在普鲁士人进攻的前夜也去参与守卫巴黎城墙；内森·詹姆斯，可能参与了11月30日巴黎南部的那次流产的特罗希“突围”。8月6日，梅里美听说“一名罗斯柴尔德”在8月份“带着他的行囊，肩背长棍面包，乘坐北方铁路公司的三等车厢离开巴黎，而他的银行持有这个铁路公司2 000万的股份”。尽管确实有安塞尔姆在色当战役前夕返回维也纳，以及詹姆斯·爱德华的兄弟阿瑟在1870年年末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事实，但是上述说法仍然无法洗脱恶意谣传的痕迹。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并且在危机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像很多有钱的巴黎人那样贪生怕死。
对那些身处法国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从战争初期他们就看到了战败的明显迹象。战争爆发的时候，安塞尔姆碰巧就在巴黎，他对他的观点毫不隐瞒：“法国人充满了热情，但是普鲁士人有更高效的军事组织，而且后者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处于绝对优势。”阿方斯也很悲观。“酒杯已经斟满，”他在7月20日宣称，“很不幸我们必须喝了它，而这杯酒非常苦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眼里，法国做错事情的早期迹象在于政府对战争引起的经济后果的反应。法兰西银行暂停黄金兑换以及严控货币离开巴黎的做法让阿方斯非常生气，因为他更倾向于依靠贴现率的手段进行调节。8月4日，大约价值200万法郎的白银被警察查扣，他们认为这是准备走私逃离法国。而事实上，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代表政府运到比利时用于交换黄金的。到12日，法兰西银行已经在政府的强制下暂停了兑换，而在此之后又对汇票进行了延期：在这些措施推出之后阿方斯没有辞去他在法兰西银行董事职位的唯一原因，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可能会被看成“战争期间开小差的行为”。更让人警醒的事情是一名“高级军方人物”要求将他的一个装满债券的小包裹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保管。按照阿方斯的评论，“站在他的角度给出的这个说法，就像你可以想见的，唤醒了我们内心的怀疑，因此我们决定学着他的样子……”三天后，他们开始这样做了。8月11日，詹姆斯·爱德华将他收藏的珍本书籍和画作送了出去。随着危机的深化，债券被送到罗斯柴尔德在布鲁塞尔的代理兰伯特处。在色当战役当天，根据布雷希罗德的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卖出了它所持有的科罗尼——明登铁路的股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是最让阿方斯担心的。从非常早的时期——前线战事出现转折的消息传来之前——他和他的兄弟们就担心战争可能在巴黎激发出一场革命。早在7月19日，居斯塔夫就想到了；一周之后，他的兄弟详细计划了当“左翼”在巴黎上演夺权闹剧时要采取的“拼死搏斗”战役的步骤。到那个时候，他仍然对政府能够控制住局面充满了信心。但是到了8月份的第一周，他觉得政府在尽力与资本外逃作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也开始自暴自弃，任由自己“倒进革命的泥沼。曾经是贵族的那些人成为了嫌疑犯，今天成为嫌疑犯的却是生意人”。“危险来自于内部，而不是来自于普鲁士。”他在8月3日忧心忡忡地写道，“这里（巴黎）我们没有军队，而且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得遭受一些转折，谁也不知道平民会引发多么过分的愤怒情绪。”财政部长似乎无法抵御“某些内阁成员相信将回到法国共和时期的倾向”。如果不能很快传来战争胜利的消息，阿方斯在8月6日警告说，“革命党就会赢得先手”。仅3天后，革命似乎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在没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当立法院的会议上不只是要求奥利维耶辞职，而且要求皇帝退位的时候，皇帝却正疯狂地在查伦斯试图动员一支新的军队。按照阿方斯的看法，帝国的没落现在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这种对于革命的先见之明其实很容易解释。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对于梅特涅一样） 来说，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一场法国革命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反过来说，与法国有关的一场战争也会导致法国的革命。这种恐惧自从1815年以来就一直反反复复影响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决策，但是也一直没有完全应验过。在1830年和1848年的时候，就曾出现过没有战争的革命。在1855年和1859年，又出现过没有革命的战争。在1870年，历史最终契合了罗斯柴尔德模型。事实上，这可能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从1870~1871年的危机中全身而退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阿方斯来说，他心怀着一种真切的渴望，希望通过一场有限的共和革命来推翻波拿巴的统治，对于这一点，他的父母曾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而他自己在最终的自由化期间曾经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阿方斯在8月13日给伦敦的信中指出，他已经与比较温和的共和派领导人——“那一类在目前的局势下可以被推出来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取得了联系，而且他们已经向他保证会尽力恢复社会的秩序。至少，新成立的政府中的一位成员克里缪克斯是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伙计，而且阿方斯很快就向他的堂兄弟们确认了新政权的良好愿望。“按照共和政府所宣布的，”他在9月4日这样报告，“群众的愤怒将会缓和，因此街头不会再出现严重的无序状态。”阿方斯强烈地反对波拿巴复辟或者摄政（这种情况俾斯麦可能不会反对）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得承认，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和居斯塔夫可能会欢迎一位君主复辟，也许是波旁或者奥尔良王朝。但是在紧随军事失败后出现的危机中，他们毫不迟疑地拥抱着共和体制，尽管私下里他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过渡政权。
俾斯麦在费里耶尔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战败中遭受的最具标志的痛苦无疑就是位于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园林被占领，这是一个阿方斯在色当战役之前就以惶恐的心情所预见到的噩梦。9月14日，在向巴黎进军开始一周之后，噩梦降临了。
就是在费里耶尔，新组建的法国政府向和平迈出了尝试性但没有成功的一步；还是在费里耶尔，俾斯麦和莫尔特克对于今后的战略发生了公开的争吵。这里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对费里耶尔的占领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层意义：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容克总理“嘲弄”了这个酒庄。这个酒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奢华的象征，因此也代表了犹太人的财富。在史丹看来，德国人的“野蛮”行径是一种带有恐吓性质的反犹太主义宣言。难点在于怎样认定按当时的标准看，占领者的行为到底有多么不正当。
第一批到达的普鲁士人，按照管家贝格曼后来给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写的报告上说的，是冯·尤普林和戈登两位将军以及他们各自的随员。这些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家里的雇员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不融洽。在9月17日，戈登将军命令男仆领班安排15人的晚宴。因此当涌入了32名客人的时候，食物自然无法满足（尽管喝光了65瓶酒），因此戈登将军把其中一名仆人锁在马厩里作为惩戒。第二天早上，戈登离开了，到19日威廉一世抵达，随员中有俾斯麦、总参谋长莫尔特克、战争部长卢恩，和很多其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大约3 000名军人。（其他住在那里的人包括巴登大公和梅克伦博格斯特瑞利兹大公。）对于这些未请自来的客人来说，起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费里耶尔的感觉就是大开了眼界。对于庄园那门特摩尔式的外观以及奇异的内部装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仙境，美不胜收”。然而，由于这出自于一名犹太人——卢恩称呼他们为“犹太王”——之手，使他们在钦羡之余又带有蔑视。大写的字母JR——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开头的两个字母反复出现在装饰华丽的墙上和天花板上，他们把这两个字母以一种矫揉造作的幽默翻译成“犹太之王”。
俾斯麦或许心怀对詹姆斯在1866年破坏了他的计划所产生的不满，对于现在这样一种局面，他自己或许也不怀好意地在心里窃喜。“我正坐在老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家人的一幅画像下面，”他于9月21日在詹姆斯曾经的起居室里给他的妻子写信，“形形色色的谈判者都扯着我的衣角，活像是那些围在市场交易员周围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画面选择。威胁要殴打一名仆人的是俾斯麦，因为此人拒绝从罗斯柴尔德的酒窖里拿酒给他。还是俾斯麦，他出去到庄园里打野鸡，并嚷嚷着给他的枪太小，弹夹里的子弹太少，没过足瘾。或许还是俾斯麦安排德国媒体抱怨罗斯柴尔德家族待客不太友好。之后，在被问到是否准备跟共和政权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俾斯麦阴险地回应道，他认可的“不仅是共和政府，还包括，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一个甘姆贝塔王朝……事实上，什么王朝都可以，无论是布雷希罗德还是罗斯柴尔德”。
从另一方面看，俾斯麦感情上的仇恨并没有得到他的皇家主子的认同。有人听到威廉在参观费里耶尔时这样评论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干不出这样的杰作来，只有罗斯柴尔德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了不冒犯这个家族，他特别命令不得征用这里的地产，猎场和酒窖不得乱动。正如贝格曼所报道的：“国王在这里逗留期间过得很好，他拥有自己的厨房和厨子，这里必须提供所需的一切，猎物、水果和鲜花；他付给了酒庄中的伙计2 000法郎。”他还“对所用的物品细心照料并留下了书面声明，确保在他离开之后，庄园内不会遗失什么东西”，另外还留下了75名士兵来守卫它。毫无疑问，这里肯定存在着某些违反这些自律的皇家训令的行为。“士兵们在塔法雷特（庄园的一部分）宿营，”贝格曼抱怨道，
在所有的池塘里垂钓，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因此他们决定某天晚上打开水闸，以便第二天上午能找到大量搁浅的鱼。当我接到这个报信的时候，我带了几个人过去，而且锁匠也过来关好了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骑兵到这里来饮马，令他们非常失望的是水居然没有了！士兵们认为是我放干了水，于是把我拽去见将军。
等国王于10月5日离开后，好几座房子和酒窖均惨遭“洗劫”，而且毯子和被子被征用到附近的野战医院。1871年1月1日，贝格曼哀叹道：
牧场里再也找不到牲口，我们没有了煤炭，（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烧柴。外围猎场的野物已经被普鲁士人和偷猎者捕杀光了；内部庭院则为普鲁士人留了下来，司令官派人在夜间进行巡逻；野鸡和鲜花都很好地保留下来了，猎场的守护人员在普鲁士人到达的当晚就被解除了武装……我们的钱柜里没有留下什么钱，我们用面包券支付费用，农场被改做兵营……总体来说，他们对费里耶尔还是满怀着敬意，目前在庄园里住着25名官员，他们拥有由酒庄支付工资的专用厨师，但是我们很难让他们满意。最终，对不动产和村舍的征用费用大约在20万~25万法郎……酒庄现在确实是肮脏不堪。
然而，我们对这名年迈的留守人员这封亲笔信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普鲁士军队在费里耶尔一直待到了1871年8月。很自然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希望找到占领军的错误。当安东尼在9月1日参观酒庄，“去看看普鲁士人都做了什么，当可怜的男爵仓皇离开后，留下的东西现在是否还是原模原样”时，他看到的让他很高兴，也很吃惊。按照他的描述：
没有一点儿损坏的样子，不论是房屋、园子还是树木，园子里的野鸡跟以前一样多——鹌鹑比以前更多了，而且所有的鸟儿都在——花园里什么都没被损坏，因此说，国王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他们甚至把带到凡尔赛去的马车全都送了回来，他们喝光了一个酒窖里所有的酒——其他的也被喝光了……他们带走了一些小东西，这不值一提，例如俾斯麦带走250只羊。当然，地毯被弄坏了一些……但是如果你想想几乎所有的普鲁士大军都曾经从这里经过……我认为这已经很不错了。应该感谢陛下，让他们保持了肃静……对于费里耶尔就这些了——战争没有损坏这里的什么东西，社会主义者也没拿到什么东西，没有人被伤害。他们能有这么幸运，真的应该感谢上帝。
就算考虑到安东尼对法国亲戚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安东尼的描述也推翻了日耳曼人掠夺成性的观点。居斯塔夫自己也承认，当他在同一个月的稍晚时候参观这个酒庄时，这处财产“所具有的良好状态与当时所能期望的一样好”。
反思一下，认为普鲁士人沉湎于掠夺与抢劫的这些说法可能起源于俾斯麦在费里耶尔提出的和谈条件所形成的印象。法国人认为这些条件过分苛刻，他们因此倾向于把德国军队想成是残暴的掠夺者，在所有经过的地方的所作所为无不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和平谈判过程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因此不可避免地把法国的命运与费里耶尔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显然把加在后者身上的负担过分夸大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阿方斯和居斯塔夫非常迅速地接受了在色当战败之后需要一个温和的共和政权的看法，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在巴黎出现全面的雅各宾党人革命危险的忧虑。当人们阅读他们在1870年和1871年写给伦敦的那些信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牢记，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尽快促成英国的干预，结束战争，建立适度的和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针对这种山雨欲来的革命所发出的警报具有外交方面的考量。正如阿方斯在8月8日给伦敦的信中所写：“如果欧洲不希望法国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就应该做好准备，出手进行严厉的干预，不要在第一次大型战役之后浪费时间。”5天后，他坚持说英国有效的和平努力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很早以前，阿方斯就对有可能被接受的和平模式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参与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将他的观点与那些缓和的共和派领导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事实上，阿方斯就这个话题写给伦敦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比帝国崩溃的日期还要早几周。8月13日，在一份明显是打算向格莱德斯通传递共和派意见的措辞严谨的概要中，他提出了假设法国战败，一个新的共和政权可能会愿意接受的条件：
任何肢解法国的企图都会遭到誓死的抵制，对于普鲁士提出的那种性质的主张肯定会遭遇拼死的抵抗。尽管战争赔偿可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些势力应该按照这种思路来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我们被击败了，很显然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战败的规则。然而，这仍然需要其他大国做好尽快进行干预的准备，并且马上进行调停，否则，任何时间上的损失都将是对愤怒情绪的火上加油，以及对调停结果的更大程度的妥协。因此，付出一些钱财的结果有可能会被接受，但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了。
他在9月4日重复了这个内容，这一天色当大败的消息传到了巴黎：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签订和平协议，无论上面的条件是多么苛刻、多么丢人，只要用钱可以摆平就行。但是，涉及领土割让的和平协议，谁也没有胆量签。你会对我们说，在目前这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局势下，法国不可能保卫自己了，因为我们既没有更多的军队，也没有军火。这说得没错，但是公众的情绪如此激动，因此，这个国家就算是让自己沉沦下去，直至粉身碎骨，也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这就可能意味着法国的毁灭，因此，我相信对于外国列强的利益来说，为防止出现如此致命的后果，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让欧洲的均衡被普鲁士彻底打破。干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非常及时而又积极主动。
尤里斯·法武9月6日著名的“寸土不让”的声明因此在伦敦显得波澜不惊。阿方斯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见到了法武，而且再一次表达了他的看法：“除了领土割让，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做出……因为领土割让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去面对的事情……我十分确定目前的政府只有一种想法：讲和。但是，从欧洲的利益出发，应该进行干预，以保证这个和平不是昙花一现。”稍后，居斯塔夫对法武采用的这些策略很是不满，他把这些失误归咎于特罗希将军；然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往来通信中，明显地表明居斯塔夫的兄弟在这些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认为法武的声明“有价值而且有头脑”。事实上，从阿方斯的信件上判断，1870年9月的对外政策是由他和法武共同制定的。比如，在11日他给纽考特的信中包含有威胁和承诺的语句，目的是为了确保英国的调停，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说法全部都是由政府授权的：
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使和平得以实现，而且不把法国抛入无政府的那种占领状态，从长治久安的角度上说，这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这个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严重的复杂局势出现，甚至可能导致普鲁士失去它的胜利为它赢得的正面结果。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目前局势的真实状况。没有谁敢签一份涉及领土割让的和平协议，而且普鲁士还需要来亲自管理这个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法国还没有被占领的所有城市中，都有革命运动……请一定记住这里的人为了得到和平准备接受所有的条件——除了土地割让——战争赔偿、部分的船舰，甚至是法国的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卢森堡。
阿方斯很正确地预见到了德国人既要地，也要钱。早在8月15日，迈耶·卡尔就向伦敦转达了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气氛：“我敢说法国将要失去它的老日耳曼省份，它的舰队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还必须支付大笔的钱财——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几天之后，他又补充说：“这个斗争是全国性的，而且德国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所希望的所有东西。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以及整个德国所酝酿的热情是什么样的，而且法国人将面对的耻辱必须是惩戒性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公众舆论的要求。现在什么东西都在上涨，德国的贷款有了7%的升水，而且毫无疑问随后还会更高，因为法国人必须为所有的东西埋单。”他还有些含糊地预测道：“德国人会很认真地考虑提出来的条件，以确保长期的和平。”到了8月26日，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法国人蒙羞是使我们不再受更多的战争困扰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不怀疑法国必须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舰队的大部分以及至少1亿标准银币来作为战争捐助。斯特拉斯堡和麦兹必须成为联邦的要塞，这是大众的意见，而且老俾肯定要充分地利用它。
迈耶·卡尔也从民族主义和战略地位方面证明了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正当性：“有一种愚蠢的想法认为德意志民族会放弃斗争，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过去被强占掉的老日耳曼省份而不是把它们拿回来……”
法国新政府希望英国可以出手干预，让德国人意识到，根据上面已经谈到的理由，他们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来信，”阿方斯在9月6日有些落寞地给纽考特回信，“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英国并不准备干预。”尽管这样，他也并没有马上放弃改变英国立场的希望：他还是保持与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的定期沟通，并且很明显地参与了梯也尔的外交努力，启程赴伦敦和圣彼得堡寻求支持。对从格莱德斯通处得到更多同情的希望也并非一点都不现实，他强烈反对对法国领土的单方面吞并，而且私下里认为把卢森堡转给普鲁士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主意”。然而，他被罗斯柴尔德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深深地刺了一下，这些信似乎曲解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而且（更要命的）是做了“关于比利时利益的非常冷酷的假设”。事实上，到9月底，格莱德斯通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转给他的情报“做了手脚”。
当俄罗斯人抓住了这次危机中显现出来的重提黑海中立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所有有效调停的可能性都只好放下了。在这个时点上，阿方斯不再给政府提供国债的贴现，而是把他手上还有的现金转成法兰西银行的汇票，并汇寄到伦敦以保安全。随着普鲁士军队离巴黎越来越近，又看不到马上休战的任何迹象，这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像伟大传统所要求的那样变得低调。他总结道：“不需要我来说，这种极端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讲是最难受的，但是政府在一个公告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巴黎城共存亡，不过前景并不妙。”9月17日，就在法武得到了在费里耶尔拜会俾斯麦的机会的前一天，莱翁斯提前给居斯塔夫发出了关于德国态度的警告。俾斯麦告诉过他“他并不缺钱，他们的钱用不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麦兹和斯特拉斯堡……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很可能他（俾斯麦）就要进入巴黎，切断我们所有的商业联系，让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刀山之中，使整座城市一片死寂”。“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这是居斯塔夫在他认为是给伦敦的最后一封信中最后的评论，“再见了，我亲爱的兄弟们、大使们，包括莱翁斯爵士，今晚正在一点点地流逝，我们之后的生活将变得令人难以预料——前途非常渺茫。”法武在18日的拜会因此只是证实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经完全清楚了的事实。尽管法武为能保留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已经开出了500万法郎的价码。俾斯麦的回应让人如此无法忘怀：“钱的事我们稍后再谈，首先我们想先决定我们德国的边防并得到切实的保证。”
信息的交流过程并没有完全中断。偶尔，信件可以用气球送过封锁线，之后再用电报转发给伦敦，但是围城期间，进入巴黎的信就非常困难。比如在12月10日，阿方斯接到了一封他的堂兄弟们在10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一直到了1871年的2月3日，随着纽考特的信使带着一个大篮子的到来，正常的通信才重新恢复。然而，基于所有那些打算以及目的，巴黎人就这样悲惨地被与世隔绝了4个月，甚至在1月28日停战后，通信也一直不很稳定，这种局面持续到了6月份。由于在普鲁士人围城期间，他们停止了信函的往来，我们对他们的经历知之甚少，但是我们有理由猜想他们至少遭受了寒冷、饥饿和恐惧这些留守在被围困的城市里的人通常都将经历到的生活。当来自伦敦的食品包裹在2月份抵达的时候，阿方斯和他的亲属“面对着寄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再一次，俾斯麦很高兴地听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心里充满了那种报复所带来的快感。1月30日，在一份拖了很久的停战协定终于签下来的两天之后，他纵情享受着更多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当听说有一位罗斯柴尔德打算离开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建议把他当做法国狙击手抓起来。“那么，布雷希罗德就会忙不迭地跑过来，代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求情。”俾斯麦的堂兄弟这样宣称，“然后我们把两人都送去巴黎。”俾斯麦冷笑道：“在那里，他们可以加入觅食狗的行列。”（暗指被限制在城里的那些只得到糟糕食物的人。）
“解决问题的关键”：赔款
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关于几乎是正好半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和平条款，当时谈判桌的两边所坐的代表正好反过来，德国是被打败的大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和平条款过分苛刻了吗？另一个经常提出来的关于1919年和平谈判的问题是，通过继续的战争来抵制这些条款，甚至是冒着引发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个悖论是领土要求——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有没有道理：奥地利在1859~1860年和1866年之间的两次战败之后都最终丧失了领土。然而，现在的这种要求却让法国人觉得无法接受。相反，赔款要求似乎明显过于苛刻，然而，法国人从一开始却好像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从很多方面看，甘姆贝塔乘坐热气球飞出巴黎去进行他的“全民总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尽管新组建的军队确实给普鲁士占领军造成了意外的伤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真正打败普鲁士人的任何机会。因此，推迟和平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而且对于修改普鲁士人提出的条款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与1919年后的魏玛共和国的经历相比较，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事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军事抵抗方面一次徒劳的尝试可以打消，或者说至少可以削弱由极左组织在色当战役之后新提出的“背后捅刀子”理论。截至1871年，没有人会怀疑法国“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要是没有对共和党人胆怯的指责，作为反对派的右翼各派组织就无法团结。第二，巴黎逐渐沦落到无政府状态以及1871年夏天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应该对在后面几代人中禁止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缓和的共和党人通过他们对极左派的共同抵制团结到了一起，而魏玛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三，1870年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被普鲁士军队占领，这给温和的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尽快支付赔款的动机，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法国是在对方违约后曾经试图占领德国的领土，而不是在赔款之前。
最后，而且最关键的是，1870年之后，赔款支付可以依赖于由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领导的欧洲资本市场全心全意的支持。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为自己的战败付出了巨额的资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笔钱远比他们战前愿意为备战支出的多得多。金融市场通过预付所需的资金，以最快捷的方式而且相对较低的成本汇出赔款：很简单，这是20世纪最大的金融活动，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伟大成就。相反，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开始就逃避赔款的支付，而且在此期间不仅造成自己恶性的通货膨胀，甚至还为了对付外国债权人让本国的货币大规模贬值。市场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再相信德国政府，而且后续的以长期小额方式赔付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第三共和国存在了70年，魏玛共和国还不满14年。差异的关键原因可能就在1871年的和平之中。
当然，人们不应该对两个案例中的差异视而不见。1870年的战争很短暂，生命财产的损失与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法国在开始支付赔款的时候，其支付额在国内债务中所占的水平较低，而且财务和货币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要小很多。尽管如此，支付德国战争赔款仍然是近代最漂亮的一次伟大的金融实践。在1871年6月到1873年9月，法国赔付给德国49.93亿法郎，大约占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第二年的13%。这些数据应该放在当时的国内债务水平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比1815年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以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法国公共债务在1869年已经达到了44%，这是战前的水平；而在1871年是59%，这时大部分的战争赔款还没有支付。所以，1871年总的外债和内债负担接近GDP总额的80%。这大约是德国在1921年负担的总债务规模的一半（此时总赔款额在延误许久之后终于确定了下来）。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赔款进度拟延续数十年，使德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债务和赔款分摊的年平均水平不超过GDP的3%。因此，法国连续两年赔付超过GDP的10%是一个很令人惊异的成就。更令人惊异的是，汇兑过程中的汇率损失和国内通胀的影响达到了最低的水平。对于怎样做到这种水平，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认识研究。
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70年8月即开始考虑法国赔款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迈耶·卡尔提出了1亿英镑（25亿法郎）这样一个数字作为可能的赔款总额。在11月，安塞尔姆就在着手考虑怎样支付这么一笔巨款。他对列昂内尔建议，按照1815年的先例，得考虑新发5%票面利率的国债，设想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做巴林银行当时所做的事情，作为把钱从巴黎汇到波兰的中介角色。这种方式遭到了列昂内尔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这样做的条件并不成熟，尽管已经证明了有一定的可行性。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法武在两人9月份会面的时候提到了50亿法郎的数字，尽管这是打算作为保留阿尔萨斯–洛林的条件。当德国人坚持领土割让的时候，谈判再一次停止，而战火重燃。一直到1871年2月之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工作才又重新展开。
从一开始，德国的银行家就认为他们政府的战利品中应该包括他们对收取赔款的控制。布雷希罗德（与产业家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一起）在被召集到凡尔赛为俾斯麦出谋划策的时候，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比其他的竞争对手领先了一步。在此行之后，他提出了个方案，想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在柏林市场上募集法国贷款。不用说，迈耶·卡尔反对与布雷希罗德搅在一起，他坚称任何的交易都应该与汉森曼和海外贸易银行一起共同处理。然而，阿方斯似乎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把所有的德国银行家——甚至包括他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堂兄弟们——全部都排斥在外。他的计划是分别在巴黎和伦敦组建两个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辛迪加，前者包括所有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所谓的高级银行），但是不包括股份合作制银行；后者只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和巴林银行两家组成。这种考虑有双重重要性：这种组成的目的是为了在被解读为爱国的基础上惩罚德国银行，同时也是为了代表“老”银行对那些在法国和英国的股份合作制竞争者给予打击。至此，那些私人银行间早期的恩怨早已经被淡忘了——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和巴林之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法国赔款过程中的融资与汇兑竞争中的那些是是非非。
第一轮争斗出现在对德国占领军在2月份时要求巴黎市赔付的2亿法郎的争夺中。在早期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两边都显得高度紧张。如果德国人愿意接受法兰西银行本票，事情就变得很直截了当了：法兰西银行很容易就可以预付2.1亿法郎给临时市政专员们（必须得说一下，其中一人是勒翁·塞耶）。但是，由于担心法国货币会贬值，德国坚持要银币。这让阿方斯觉得不可理喻，他甚至认为德国人只是在为结束谈判直接进军巴黎找一个借口。最后，尽管与伦敦的通信仍然时断时续，非常困难，阿方斯最终还是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5 000万用法兰西银行本票马上支付，5 000万尽可能用金币或银币尽快支付，余下的在伦敦和柏林用商业票据支付。这项安排由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主的法国私人银行辛迪加担保，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协助下实施。购买来交给德国方面的大多数票据（一亿中的6 300万）事实上是短期（一周或者两周）内在伦敦到期的票据，阿方斯交给布雷希罗德的价值200万塔勒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票据是个例外。这是阿方斯打算以伦敦而不是柏林来作为整个赔款程序的节点的第一个信号。事实上，阿方斯在2月21~22日匆忙访问了纽考特，讨论怎样为未来可能要支付的更大规模国家赔款重复这个流程。正如他所期望的，买入如此多的“伦敦”，使法郎对英镑出现了微小的下跌，尽管按照协议规定，德国不会受这样的贬值影响（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巴黎市政当局同意一个固定的利率）。同时，他也预见到了如果德国人试图在伦敦一次性地把这些票据换成黄金的话，可能产生的问题。
巴黎赔款还只能算是餐前的“开胃菜”，最终会提出来的全部赔款仍然需要做出决策。这个事情很不简单。在凡尔赛进行讨价还价的数字范围在30亿~80亿法郎之间；“乖戾的”俾斯麦自己开始时向梯也尔提出的金额是60亿，这让梯也尔——“像被疯狗咬了一样”抬腿就跑——宣称是“一种侮辱”。俾斯麦把金额降到了50亿之后，法国方面仍然觉得“要价过高”。然而，更折磨法国谈判者的是俾斯麦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布雷希罗德和汉高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方案，通过他们的这个方案，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沉重的这次纳贡，将会在你们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就支付完毕了”。正如法武曾经很苦涩地说过的，这两名德国金融家“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向我们证明他们是多么想用我们数十亿的财富来实施一项庞大的工程”。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的这个计划，梯也尔才会要求阿方斯从伦敦返回，在谈判中表达巴黎和伦敦的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意见。2月25日，在双方明显陷入了僵局之后，阿方斯被召集到凡尔赛。他到达的当天晚上，受到了德国总理不怀好意的冷淡的接待。
如果俾斯麦希望这位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儿子的罗斯柴尔德做出公断的话，那么他会很失望。可以肯定的是，阿方斯说服了“怒火中烧的”梯也尔和法武不会“中断谈判，做出投身到欧洲军队中”的决定。但是，当德国的代表们向他提出首次年付款15亿法郎，一半为金银币，另一半为票据的方案后，他“宣布他没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法国谈判者连和谈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同意”。经过一个小时的一般性讨论之后，俾斯麦出现了，“他沉着脸，还面带怒容，询问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道，我还不可能去考虑那些问题，因为两国政府还没有就基本的原则达成一致。我感觉俾斯麦好像要生吞了我；他怒吼道，‘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和平根本没有可能’”。
阿方斯回来后跟梯也尔和法武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但是俾斯麦“不久，又出现了，带来了这样的建议：在一年之内支付10亿，余下的3年付清”。此时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也是阿方斯返回巴黎的时间。正如在他次日一早匆忙赶就的一封信里所回忆的，最后的讨论变得“特别脚踏实地，而俾斯麦差点说出‘如果战争重起，他会发动最强烈的猛攻，这种攻势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话”。甚至布雷希罗德都承认，自己被俾斯麦“蛮横无理以及国际级的粗暴”给吓坏了。以前有人以这种方式对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讲过这样的话吗？阿方斯以巧妙的掩饰，把他所处的位置总结为“很困难”：
从政治表象上看，他们确实想让我进行调解，以便达成一个金融组合的核心架构，而这个金融组合看起来破坏性是惊人的……没有必要组织一帮银行家来直接干预政治问题，这会把谈判中的所有耻辱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
从某种方面讲，俾斯麦的恐吓起了作用。第二天，正如阿方斯所预计的，梯也尔和法武同意了50亿法郎的数目。准确地说，在2月26日同意的条款的基础上，法国欠德国50亿法郎，利息为5%，减去法国铁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价值，但是不包括巴黎赔款以及已经征收的其他占领费用。付款进度很紧：5亿必须在最终和平协定签署（5月10日）后的第一个月支付；到1871年底10亿；然后，1872年5月支付5亿，在后续的3年内的每年3月支付10亿。这些条款让阿方斯感觉是“灾难性的”而且是“耻辱的”：50亿！他惊呼道，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3年内付清”。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时的反应，他情绪很激动地反复争辩支付所要求数额的可能性。开始，他认为甚至20亿都是“荒谬的”，尽管他后来准备规划25亿。像凯恩斯一样，阿方斯很机警地警告说，过度的赔款不仅会让战败国陷入紧急混乱的泥沼，而且还会危害整体的欧洲经济——实现如此巨额、没有收益的汇兑的难度，会搅乱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与凯恩斯不同的是，阿方斯没能说服任何人。当法国政府勉强同意接受和平条款的时候，在赔款支付上没有出现严重的有意违约的情况，这点与柏林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做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警告他的英国堂兄弟们赔付50亿法郎根本不可能的那几天里，阿方斯已经开始努力准备头期付款转账的基础条件了。
对阿方斯从绝望转向行动的最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已经在凡尔赛赢得了对方重要的让步，尽管付出了承受俾斯麦的愤怒所带来的冲击的代价。保留了贝尔福特要塞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发现了比预定的时限提前还款而获得付款折扣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想法最终证明是可行的，德国从在法国东北的占领区撤军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最为重要的是，阿方斯确定，尽管德国固定了赔款的总额，并为赔款设定了时限，但是双方同意——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法国有权自己自由组织付款。正如他在凡尔赛给梯也尔所做的解释，布雷希罗德和汉高想要“把一个大型的金融行动与和平协定的签署联系在一起”。阿方斯的意见是：
两国政府应该就应付赔款的规模和应该支付的时间达成一致，但是法国政府应该为自己保留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付款的绝对权利。因为不这样的话，可能导致具体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相互混淆，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会导致最令人失望的后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经典的印记。或许正是这一点说服了梯也尔在次日早晨放弃了对50亿法郎这一数字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不是德国银行家们对赔款融资活动的控制。
如果要赔付完成而且结束德国的占领，至少必须回答六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第一，要想在采用巴黎支付的这种方式又不至于对法国汇率产生有害的影响，支付时间应该多长？第二，而且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法兰西银行在战争期间停止了白银和黄金的兑换，现在是否应该准备返回双金属本位制？从色当战役以来，法国政府一直严重依赖于从法兰西银行进行短期借款来满足短期国库券的融资需求。很明显，初期对德国的赔付也许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如果更多的货币发行还是依靠国库券的话，正如阿方斯曾经反复警告的，就会把风险“蔓延到纸币领域”，就像把法郎兑换成柏林所接受的货币的要求会导致汇率的风险一样。很自然的，紧随其后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了以一种不至于产生通货膨胀的方式筹集赔款（以及政府支出）所需的资金，而在法国，特别是在国外市场发行国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第四，是否可能通过征收新的税种同时控制政府内部的开支来满足新产生的债务的需要？这种情况又提出了所有可能的新税种的形式问题：法国是否应该亦步亦趋地学英国引进所得税，或者是转而对原材料课以关税，抑或股票交易本身也以新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方式承担一些战败的成本？最后，对那些最大、最常见的私人资本集中的行业——各家铁路公司，怎么处理？可否把它们的资产和收益以某种方式利用起来，或者说对它们征税，还是用他们作为对德国债务的担保？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战败的政府来说，回答起来是极端困难的。站在政府金融顾问的角度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政府之间的纠葛非常复杂和暧昧。能够控制这次巨额赔付转款可以预期有高额利润，但是如果没能获得成功，结果可能就适得其反；或者说如果获得成功，其代价可能是对罗斯柴尔德自己的财产进行征税。最为严重的情况是，与向柏林支付如此巨额款项相关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到“履约”行为中的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不寻常的是，我们事后可以知道，阿方斯在19世纪70年代所扮演的类似角色在他当时的时代，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批评（虽然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风向变了）。
再也找不出比巴黎市政当局在1871年3月和5月倒台更能说明所面临的困难有多艰巨的例子了，正好在那个时候，赔款进程进入到赔付款项中的首批赔付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尽管阿方斯反复向他的堂兄弟们保证，绝大多数法国人具有保守倾向——这种观点在2月8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由于君主制支持者的胜出而得到了支持，但是来自首都的“赤色分子”的危险从阴魂不散的“红色”奥加斯特·布兰其和其他人随着帝国的崩溃，纷纷从藏身之处和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在发动军事起义后，两次领导着“暴徒”攻入市政厅：一次在1870年10月31日，另一次在1月19日。到了3月份，为再次上演1848年闹剧的舞台似乎已经搭好，甚至连角色都是一样的，有由梯也尔和格雷维领导的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激进的“左翼”，出席了由路易斯·布兰科、德勒希武兹和勒德鲁–洛林主持的大会。3月18日，当梯也尔试图解散国民卫队——在战争时期大力扩张而且政治化了——的时候，历史适时地重演了，尽管是以悲剧，而不是闹剧的方式。由于政府军队严重超编，他们选择与民众为友。为了不至招致更多的麻烦，梯也尔决定将他的军队全部撤往凡尔赛，把巴黎留给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来掌控。
3月26日，选出了新的自治政府之后，公社——这个名字不由让人想起1792年——不久就落入布兰科分子和雅各宾分子的掌握之中。战斗在4月初爆发，而且另外一次全方位的围城行动不久就再次进入实施阶段。从那些破碎的历史手稿中可以发现，公社在5月1日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恢复了过去各种各样的做法，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一次，革命者不是恐怖的制造者，而是恐怖的受害者。在结束于5月28日的流血周期间，大约两万人死于非命，其中半数是被捕的公社社员，他们被迫列队站在临时“刑场”上，随着军队指挥官的口令被射杀。
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公社的出现被证明是在整个1815~1940年期间出现过的对他们财产最具威胁的事件，如果说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的话。3月26日，阿方斯通知居斯塔夫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但是他自己却仍然打算留在拉斐特大街。然而，4月1日，在他去看过他的兄弟后返程的路上，火车司机警告他，公社已经通知切断与凡尔赛的交通，而且他将要乘坐的火车是入城的最后一班车。他随即下车返回了凡尔赛。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他继续回到市中心，他可能就会被当成人质处死，而且毫无悬念，肯定会在19世纪最残酷的街头战斗中被抓获。非常万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办公室和住宅侥幸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让阿方斯松了一口气的是火车北站也没有遭到太严重的损坏，不像法兰西银行和财政部那么惨不忍睹。当阿尔弗雷德在6月下旬到访巴黎的时候，他还满心欢喜地这样报告道：
房子上到处都是累累弹痕，但是只有吸烟室顶上的天花板被敲掉了一个角，而革命留下的唯一纪念是一把流氓当时准备用来给房子刷什么东西的刷子，以及这些流氓被以各种姿势永久定格下来的各种兴高采烈的照片。
尽管如此，费迪南德还是对这场危机给其堂兄弟的身体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震惊：当他8月在巴黎碰到阿方斯和居斯塔夫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看上去满脸都是“痛苦的绿黄”，这次会面是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
从赔款支付的角度说，巴黎陷入内战是一个挫折，使金融活动几乎都停滞了。不过，这也有补偿。巴黎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看成是对所有国家政府的一种威胁，并对“迦太基式的和平是一种不明智的和平”这种说法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另外，一旦在正规军中重整了军纪，政府就有机会“摆脱那帮为非作歹的人，那些一直威胁着社会、但是实质上胆小如鼠的垃圾”——为“法国和全世界清除所有的垃圾”。很显然，阿方斯也对这些造成流血周最根源的巴黎的“危险阶级”充满了深深的憎恶。
还应该再加上另外的一条好处：公社的失败巩固了梯也尔作为总统的地位。但是，这真的能带来什么好处吗？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个不解之谜是梯也尔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关系的性质。初期的时候，阿方斯把梯也尔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似乎也很高兴把他看成是“局势的主导者”；而且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巴黎保卫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他坚定地站在梯也尔和温和的共和派的后面，成为了他们的坚强后盾。对于阿方斯来说，梯也尔似乎是能够调和倾向共和的巴黎与那些支持君主政体的外省之间矛盾的唯一人选。“我们的朋友”是罗斯柴尔德，这是没有带任何感情内涵的委婉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阿方斯对梯也尔所持的保留态度不久就重新露出了端倪。不管怎么说，梯也尔在路易斯·菲利普的那个时代与阿方斯的父亲关系处得并不好；而且很显然，这位老人让罗斯柴尔德的孩子们感觉并不舒服，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跟他谈话真的很困难，”在他们的一次会面之后，阿方斯这样抱怨道，“特别是对我这样很小就认识他的人来说。”阿方斯对梯也尔只是有一点害怕吗？阿尔弗雷德注意到他“非常害怕拜访这位领导着伟大共和国的小总统”。最常见的情况是，阿方斯通过批评梯也尔的独裁倾向（特别是针对法兰西银行）或者是他对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的热衷，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不满情绪。“一位尽管有庞大的身躯，但是总能从我们的手里逃脱的普罗特斯[1]”是他给出的奇特的结论。早在1871年，阿方斯就预言道，如果梯也尔要倒台，最有可能接替他的就是德奥梅勒公爵，这也就意味着转向了奥尔良派复辟的道路。
无论如何，梯也尔拥有一种没有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低估的素质：他在1871~1873年的复杂局面下在所有问题中优先抓住了金融。“最为关键的是，”阿方斯在6月初告诉梯也尔，“政治局势必须明了，而且对目前的情况而言，它必须完全从属于金融问题。”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梯也尔接受了这个观点。尽管自己拥有傲人的资历，但他总体上说对于金融问题还是比较尊重阿方斯的意见。而且尽管对手银行不断试图挑战罗斯柴尔德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在赔款支付过程中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出面领导的观点。这反过来可以解释，用他自己告诉甘姆贝塔的话说，当他的地位在1872年末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阿方斯竭力保护梯也尔位于权力的核心。按照当时的一份报道：
阿方斯告诉甘姆贝塔，他喜欢梯也尔先生，但是梯也尔却一直很不公平地斥责他为敌人。在整整一年中，他都拒绝接见他。梯也尔说：“推翻我的是罗斯柴尔德。”“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甘姆贝塔打断阿方斯的话说。“千真万确！”阿方斯很激愤地说，“很显然，我对大部分的代表具有某种影响力，而且我努力使他的在位时间比在没有我帮助的情况下延长了6个月。我告诉我在国会的朋友们说，‘不要赶梯也尔下台、否则可能会是国家的悲剧……至少等那笔巨额贷款的工作结束之后，因为在这上面寄托着法国的信用和财富’。我根本就没说什么其他的话。”
无论两人之间如何猜忌，但他们还是被利益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其他银行是否可以同样完美地处理好赔款的支付——或许甚至成本更低？这确实很难说。3%票面利率的国债50~53的价格在1871年上半年看起来似乎是低估了。布雷希罗德肯定不是看到从这个“大型行动中”获取暴利机会的唯一的欧洲银行家，因为可以赚取的不只是佣金，而且还有资本收益——如果可以在如此低价上稳稳地吃进国债的话。按照自1815年以来国债作为一种投资产品的走势情况看，巨大的上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和其他德国银行家在5月的时候就蜂拥进入巴黎，试图能在这个行动中分得一杯羹。法兰西银行也试图击败罗斯柴尔德银行，同时还面临来自J·S·摩根的竞争，因为J·S·摩根还是在1870年冒着巨大风险给法国提供战争贷款的银行。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在作为一个发行银行所拥有的国际网络方面与罗斯柴尔德比肩：正如里昂信贷银行的马扎莱特所说的，“罗斯柴尔德无与伦比的欧洲关系以及他的资本源泉的强大实力，为其提供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关键所在。为了从发行中筹集到足够数量的硬通货，梯也尔和法国财政部长奥古斯丁·坡耶尔–科蒂埃希望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出售尽可能多的国债，而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在伦敦。阿方斯不仅可以合法地使自己代表巴黎的高级银行表态，还可以代表纽考特表态，这最终成为了他的王牌。他向伦敦汇报道：“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我们的意见将会对（财政）部长正在考虑的最终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我们的态度必须受到你必要的影响。”“部长不再把他的想法告诉除我们之外的任何人。”他稍后又补充道，“而且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向你们保证，由你们负责在英国的全部工作。”阿方斯还建议在德国的国债发行由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处理，而不是交由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特别是，在我看来，政府要直接通过德国银行来进行认购似乎会有些困难，原因是罗斯柴尔德的银行拥有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名称。”对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竞争对手们的抱怨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按照马扎莱特所说的，阿方斯已经成为了“所有即将要形成的金融组合的轴心，根本不可能再有可以与他的项目比肩的业务”。
因此，随着政府把这些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剩下的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运作的机制问题。阿方斯1871年6月的信中提供的或许是现有的了解进行此类谈判的最好的途径。问题的焦点很多：发行的时间（在7月2日选举之前还是之后）；发行的数量（20亿法郎还是更多），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市场的相应比例；债券的应付利息以及偿还期，发行的价格（所讨论的数字范围从80~85），认购的付款时间表（每月分几期），银行的准确定位（它们应该按实际价格购买债券还是认购全部发行债券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佣金、回扣以及其他费用的规模，支付给国外认购人的利息的汇率（是否需要与未来法郎的贬值挂钩）。
在经过对这些问题数天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有了结果：对5%票面利率的价值26亿法郎债券的认购于6月26日开盘，发行价格82.5，扣除认购的费用后，实际的价格大约为79.5。对英国利息支付的汇率固定在25.3法郎兑1英镑。由罗斯柴尔德银行领军的伦敦和巴黎的两个辛迪加正式认购的只是总发行中的1.06亿，作为回报，他们为此获得票面价值2%的佣金（2 120万法郎），因此，他们认购的实际价格大约为77.5（阿方斯算出来为77.7）。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从技术上看，这些辛迪加认购的不是发行的头10亿（按照柏林银行业者所期望的），而是第二个10亿。如果发行不成功，他们手上留有大量国债的机会因此会很高。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发行得太好，公众买了大头，银行业者就只能满足于它们的佣金收入，柏林人认为这“断然不可接受”。然而，法国政府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秘密协定，允许他们可以持有部分或者全部他们所认购的国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占的份额因而达到了4.105亿法郎——超过认购总额的1/3，或者说是总发行量的16%。因此，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得出他们所挣的利润——光佣金就值800万法郎，这种算法还忽略了所涉及的巨额资本收益。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持有所有他们按77.7买入的债券，然后在下一波市场高峰的1871年11月卖出（97.1），他们可以赚大约8 000万法郎（也就是300万英镑）。
很典型的反应是，阿方斯认为这比他们应该赚到的要少得多。事实证明不可能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垄断的情况。不仅是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想方设法要分得一小部分，而且除伦敦和巴黎以外的其他市场事实上都已经“完全开放”，因此，布鲁塞尔的经纪人早在正式认购开始前就已经开始非正式地交易了。“我承认这确实是一团乱麻。”阿方斯抱怨道，他对毫无经验的坡耶尔–科蒂埃的评价一直都不高，“但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们的错误，要想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我们就得自己变身为财政部长。”然而，在几天之内，当整批贷款的成功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时候，这样的抱怨就开始消失了。首先，认购的数字据说是发行量的两倍，到7月20日阿方斯的估计是8倍。还不仅如此，连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都被挤出去了。当巴黎在此之后不久又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募集贷款的时候，它们又再次遭遇了败绩。正如里昂信贷银行的马扎莱特所抱怨的：
自从战争以来，所有外包事务中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由它主导的高级银行集团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就是罗斯柴尔德和他的朋友们，在法兰西银行的支持下，向巴黎市政当局提供了他们用于支付战争捐的2亿法郎借款；而该集团为自己争取了发行20亿债券的机会，作为一种鼓励，通过信用的建立就能够在最后的时候赚来罗斯柴尔德辛迪加为自己渔利的2 000万佣金中的大部分……现在，下一笔给巴黎的贷款又公布了，条件是同样的……
由于阿方斯现是法兰西银行中重要的理事之一，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长期亲密朋友”塞耶现在是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股份合作制银行发现自己成了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在8月5日，他们因此签署了一个协议，几乎就可以将此看成是一个反罗斯柴尔德联盟。正如马扎莱特所说，股份合作制银行故意诬蔑罗斯柴尔德的爱国热忱，它们团结起来，“以法国组织”的形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将德国银行排除在行动之外的目的也得以实现——尽管很难说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沟通不畅、柏林胆小或者是巴黎恶意的预谋所造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斥不仅针对布雷希罗德、汉森曼和奥本海姆，同时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银行。安塞尔姆申请了多达3 100万法郎的新国债，而商工银行申请了4 700万，但是，当这些申请送达巴黎的时候，认购已经结束了。迈耶·卡尔仅只得到了200万法郎的认购。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划分欧洲资本市场的红线正在打破罗斯柴尔德各银行间的传统合作关系，基本上只剩下英——法轴心还算保持完整。这种情况没有引起阿方斯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后悔，”他以有点儿固执己见的自鸣得意的语气说，“这能够向这些先生们表明，尽管我们是出于好意，但在我们安排一项交易的时候，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做，就像没有那些错失了赚取丰厚利润的柏林代表参与，我们也能做一样。”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和法兰西银行大获全胜，首批梯也尔国债还是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股团结的泛欧洲势力进一步走向瓦解的开始。
这当然还只是个开始：怎样把国债发行筹集来的钱转给德国政府仍然是一个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政府在伦敦购买银行票据——当时最流行的流动性金融工具——然后把它们递交给柏林。这与第一批18亿法郎中的1/3所采用的方式一样，但是让阿方斯不太满意的是，这种方式已经证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对法国政府购买票据的垄断模式。然而，德国人现在也开始来找麻烦了，他们坚持要黄金或者是德国塔勒的票据而不是这种时间相对较长的英镑票据。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布雷希罗德试图通过把他的“朋友”的意见转达给巴黎方面来增加显示自己重要性的砝码，但是阿方斯不为所动。“这些先生们也许是伟大的（战争）胜利者，”他刻薄地评论道，“但他们肯定是比较蹩脚的金融家。他们想锁定我们汇给他们的钱，又不为支付提供任何的便利。”转款的难题在1871年的最后一个月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货币危机，因为碰巧碰到了农业歉收（因此，法国需要进口粮食），交易所里投机气氛严重，另外还面临着有关税收政策的首次严重争论。为了保证自己的储备，法兰西银行不得不发行新的小面额钞票，并向政府施压，要求减少其发债的规模。这些做法在交易所催生了泡沫：债券价格在11月迅速拉高到顶点，但是在1872年的上半年下跌了大约5个百分点（见图1.1）。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后果，对1872年5月应付柏林的款项的讨论不得不推迟到新年的时候。
图1.1 法国3%票面利率国债周收盘价，1860~1877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法国政府的困难给罗斯柴尔德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招徕生意的机遇。这次挑战由法兰西银行挑头，作为德国利益的急先锋（阿方斯这样怀疑），而“德国利益”主要以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为代表。“法国巴黎银行”的董事苏贝然在1871年夏季的票据纷争中占据了比阿方斯更为有利的位置，而且对于5月份到期的3亿法郎债券的问题，也迫使阿方斯不得不做出让步：经过几番角力之后，他和其他的私人银行家们确保了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留给了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这还只是争夺对剩余30亿待付款项控制权的残酷竞争的一个预演。布雷希罗德再次步步紧逼，当坡耶尔-科蒂埃访问柏林的时候，布雷希罗德与他建立了联系。他采用那些或多或少显得浮躁的小把戏来纠缠阿方斯，而根本的目的是想确保他在接下来的大动作中能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他提出应该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法——德股份合作制银行来处理后面的贷款；30亿应该用法国铁路的股份来做担保（换句话说，就是法国铁路股东要把这些换成国债，把法国铁路网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柏林）。就像汉高·冯·多纳斯马克的彩票型贷款的建议一样，所有这些德国计划绝对偏离了问题的本源：法国本土爱国热情突然高涨——一种想尽快结束德国占领的急躁情绪——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好像又要再次重复1871年的国债行动。唯一的问题是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否还能够在新的发行过程中重复他们早期发行时那种让人叫绝的控制能力。
首先，从法国政局的动荡和由于1872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对法德关系造成了轻微损害这样的现实出发，阿方斯对于是否还有提前还清30亿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然而，到了6月底，对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能会抢跑业务的担心刺激他采取了行动。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在第二轮的时候不可能会像第一次时那么大方。为了确保能够重复上次认购的体系，银行必须答应向政府提供7亿法郎的硬通货。按照阿方斯的说法，这只有在“为了平衡更高的佣金”时才有必要。发行的价格也提高了——给公众的价格是84.5，而给认购者的实际净价是80.5。而且，股份合作制银行将成功取得较大参与份额的可能性也将无法回避。然而，阿方斯再一次拿到了最后的胜利结果。由于在上一年，总数35亿法郎中只有10亿是有担保的：在这10亿中，罗斯柴尔德集团（也就是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以及其他高级银行企业）占了64.3%，只留了近1/3的份额给股份合作制银行，这个比例也用在了7亿法郎的国外借款上。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承担了有担保的那10亿中的2.82亿，以及7亿短期借款中的1.975亿——每种情况下均占总额的28%。
尽管1872年和1873年转账赔付中的大部分金额都是用塔勒票据支付，德国的银行仍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布雷希罗德甚至亲自跑到巴黎，与他所认为的汉森曼垄断德国市场的最邪恶的阴谋进行了斗争，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全部加起来，德国的认购只是300万法郎。而对于迈耶·卡尔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抱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荣幸地看着我们的巴黎朋友发来的写着为大局考虑这样的长句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信件。”而那些身处其间的幸运儿，又一次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佣金是有担保的那10亿金额的1.5%（1 500万），以及2 500万来自于7亿法郎兑换汇率的收益，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两家银行享有1 120万法郎。这些还不包括由于国债快速上涨，远高于买入价格的那部分资本收益。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罗斯柴尔德银行资金在投入认购的同时，可能也投入到了发行之中。
如果贷款失败，迈耶·卡尔显然不会有什么遗憾；事实上，正如阿方斯已经预见到的，这次担保甚至比上一年度更显得多余，尽管他被超额认购的程度所震惊：认购率超过了8倍。这使他觉得“很荒谬”，而且在短期看，这种看法似乎也被证实了。1872年晚期汇兑困难再次压制了汇率，而国债创了战后的新低。这一次，德国政府对导致困难产生的以票据在汉堡到期的方式支付提出了异议。然而，7月份的过度认购反映出的情况并不是市场对国债中期走势的真实预期：在1872年12月（81.5）到1877年3月（107.88）这4年零3个月的过程中，5%利率国债持续上涨了超过25个百分点，上一次见到这个价格是在帝国倒台的前夕。
再也找不出比1870~1871年的危机更能说明法国金融和政治实力没有相关性更好的例子了。我们一定会问：如果法国可以如此迅速地通过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赔付价值50亿法郎的赔款来“赢得和平”，那它为什么就不能赢得战争呢？为什么法国人更愿意在事后为失败埋单，而不愿意在战争爆发前为胜利的机会出钱呢？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波拿巴政府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发行50亿法郎的国债来扩充军备，他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不足。
借与贷
因此，他们的利益转给了胜利者。但是胜利者拿着这些利益会怎么做呢？在赔款转款的最初期，阿方斯就已经表达了对获得战争赔款一方的金融能力的怀疑。“柏林市场现在是一种惊恐的状态。”他在1872年声称，“那么，我们支付过去的这50亿去哪里了呢？俗话说得好，不义之财不生利。”1873年夏季横扫中部欧洲金融市场的危机似乎为他提供了例证。“我们的50亿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那年9月有些释然地说。
在政治分离的另一边，迈耶·卡尔也对“大繁荣”的可持续性表示了怀疑，这种繁荣在色当战役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力量重新爆发出来。具体来说，他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德国大地的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搅得心烦意乱。当然，他反对这股潮流有他自己的利益考虑。“所有的这些银行，”他在1871年1月的时候抱怨道，“在获得了投资的机会，趾高气扬地成为贷款的唯一银行，而把我们推向一旁的时候，高兴得有点过头了。”另一方面，他正确地认清了经济过热的表征，尽管他并不真的清楚过热的根源在哪里。“对于这些新的银行股份的过度投机，”他在1871年10月报告道，“一直是人们谈话中的主要话题，而且没有人明白，吸走了大量资金的所有新推出的这些垃圾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疯狂特性。”“开办新银行的狂热和地产信贷银行正在变成一个常见的公害。”他在一个月后又补充道，“而且将毫无疑问地以一个大灾难收场，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组织会怎么用他们所募集来的那些股民的钱。”到1872年5月，迈耶·卡尔明确地预言了“一次货币危机很可能爆发，原因是已经发行的所有这些垃圾股份，以及这些溢价，而且已经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了”。
另一方面，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大量业务远远抵消了不断增加的竞争所带来的烦恼。甚至当新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迈耶·卡尔还在为给威腾姆伯格的一份贷款奔忙，尽管这一次他输给了“艾兰格尔以及所有他的那些垃圾银行”。当巴登在同年重返资本市场后，他获得了更多的成功，而且还为莱提斯本的市政当局安排了一项小额的贷款。另外，莫尼黑躲开了他。所有这一切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对德国南方的金融控制已经成为了过去。因此，对于迈耶·卡尔来说，发展他与汉森曼企业的联系，并通过他与日新月异的柏林市场联系起来，就成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用维多利亚式的夸张这样跟他的英国堂兄弟们说道：
比布雷希罗德这样徒有虚名而且野心勃勃、只会追逐个人名利，并且一切以自利为原则而不考虑我们的利益的人好千百倍的我们银行的伟大朋友……汉森曼先生对我是如此诚挚，他不会做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害我们利益的事，这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除非你能与他保持友好互谅的关系，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政府做任何业务，因为他特别受重视，而且他的影响力正在急剧提升。我因此只能重复我经常说的那些话，如果我们想做得聪明一点，我们应该与汉森曼先生建立最好的关系，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不会背着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伦敦和巴黎的银行能同样与他相处好。
就是通过汉森曼，迈耶·卡尔才参与到了很多盈利不菲的铁路项目中，包括科罗尼——明登铁路。“我敢肯定你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他这样向纽考特报告道，显然说明在这个业务中拥有股份，“而且，想一想老查理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蠢。”——法兰克福合伙人开始感觉到了他金融地位的逐步下降——他能参与到南方德国铁路项目似乎也与汉森曼有关系。情况似乎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迈耶·卡尔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贴现公司进行工作，而且当伦敦和巴黎又一次表现出对他的忽视时，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如果假定法国赔款与把德国金融带入1873年的停顿的崩溃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可能会显得过火。但是无论如何，5月8日~9日间危机首先开始于维也纳，而不是柏林。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赔款支付期间的德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本没有注意战后的“疯狂”。“我在上院看到了财政部长，”迈耶·卡尔在1872年3月写道，“而且他问我我是否用钱，因为他的钱太多，他都不知道用它做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夸张：如果我们接受战争花费了德国2.2亿塔勒的说法，这事实上以赔款的形式产生了13亿塔勒（50亿法郎）的预算盈余。德国政府的花钱方式在很多方面对股票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动力。经过批准，1.2亿塔勒放入了朱丽叶大厦的“战争保险柜”，以备下次战争之需——效果与限制货币的政策所能达到的一样。但是德国人花了大约6 000万在那些主要位于新帝国首都柏林的恢宏的建筑项目上，剩下的大多用于减少德意志帝国成员邦和北方德国联邦的债务上。这些都为已经充满泡沫的经济增加了额外的流动性。
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的困难是德国货币安排的不确定性。在1871年的新德意志帝国内部，存在着至少7种硬币体系，大多是以白银为基础的。然而自由派的银行家，像挑起了1870年之后的货币争论的路德维希·邦博格，支持的是采用一种合并的以黄金为基础的新德国币制体系，他有这种倾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来说在下跌。最早在1871年10月，第一次朝这个方向的法律程序迈出了一步，但是一直到1873年7月，《制币法》才得以通过。到了1875年3月，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才建立起来，管理新的货币。 到了这个时候，泡沫的生长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现存的统计资料显示，1871~1873年，货币的供应增长了大约50%，而价格的通胀程度与此类似。1873年的崩盘吞没了那些收益，而且把千千万万的公司推入了破产的深渊。
这是对在凡尔赛时表现出的傲慢的报复吗？起码艾尔封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1873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后续出现的所谓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解决法国的战略性弱点的问题。早在1874年1月，也就是在最后一批德国军队撤出法国领土后仅4个月，梯也尔的继任者德卡泽斯公爵就谴责德国在谋划一场针对法国的战争。次年，俾斯麦在德国报界的代言人问道：“看到战争了吗？”这造成了法国市场恐慌。
这个警告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许，俾斯麦从来没有打算把战争的战鼓敲到国内政治以外的范围。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搁置对中亚在欧洲和平中的利益争议的决定。至少，迪斯雷利是这样呈现给他们的。“昨天晚上，”夏洛特这样告诉她的儿子，“迪斯雷利过来短暂地拜访了你的父亲，而且告诉你父亲他在维护大陆和平的谈判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位总理看上去又沉湎于他所习惯的夸张之中。当然，1870~1871年，他与格莱德斯通之间在个人作为方面的差异，无法逃过列昂内尔的注意。这两年之间的是是非非暴露了两个问题：大国之间的纷争，尽管对他们的家族关系有伤害，但是对他们的银行来说却带来了不菲的获利机会；国际稳定的关键不在巴黎，也不在柏林，而在伦敦。
[1] 希腊神话中能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海神。——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