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金融和全球化思潮停滞不前，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没有了生命力。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布罗姆菲尔德在1946年写道：

对私人资本流动特别是对所谓的国际游资，采取直接管制的实质措施，不仅在未来的几年里，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将是可取的。这种学说眼下在学术界和银行界非常受推崇……这种学说反映了在相互敌对的年代里，由那些资本流动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幻想的普遍破灭。

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即将胜利的同盟国举行会议，为战后世界制定一项新的国际金融框架。在这个新秩序中，贸易将逐步放开，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仍将继续。根据当时的金本位制，实行固定汇率制，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是美元而不是黄金（尽管美元本身名义上仍可兑换成黄金，但大量的黄金储存在诺克斯堡金库，并不流动，只具有象征意义）。正如凯恩斯所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框架之一在于，“资本流动管制”将是“战后体制的永久性特点”。如果政府认为不能让它们的货币自由兑换，游客甚至可能被阻止带着大量货币出国。当黄金跨境流动时，是从政府流向政府，就像“马歇尔计划”^[45]在1948~1952年间援助西欧经济复兴一样。这一新秩序的两个“姐妹”监护人建立在“自由世界”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与国际开发协会合并）后来被称为世界银行。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调节汇率，世界银行应该帮助重建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自由贸易要恢复。但是，资本自由流动已经结束了。“因此，在接下来的1/4世纪，根据一个国家从三项政策中只能选择两项的要求，各国政府要解决所谓的‘三难困境’”：

1. 充分自由的跨境资本流动；

2. 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3. 着眼于国内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世界各国选择了2和3。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管制的趋势在加强而不是放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在1963年通过了《利息平衡法案》，明文阻止美国人投资外国证券。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有一种不可持续的特性。就所谓的“第三世界”来说，通过政府对政府的援助方案来复制马歇尔计划的种种尝试，证明是令人失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美国的援助附加着政治和军事条件，并不总是符合援助方的最佳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像罗斯托^[46] 所设想的资本注入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多数经济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值得怀疑。多数援助流向贫困国家，但援助的大部分不是被浪费就是被贪污。就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它加快了西欧的复苏，确实成功地创造了新的财富，但是却让那些能够识别极端本土偏见带来的风险的投资者感到失望。至于允许各国的货币政策服从于充分就业的目标，有可能在三角困境中的2和3选择之间引发潜在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末，按照今天的标准，美国的公共部门赤字可以忽略不计，但却遭到来自法国的抱怨，认为华盛顿正在利用其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印制美元来收取外国债权人的铸币税，更像是中世纪的君主在滥用他们的铸币垄断地位，导致货币贬值。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断绝与金本位制最后的联系（结束黄金兑换美元），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敲响了丧钟。1973年，阿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突然发生，大多数国家央行倾向于通过更宽松的信贷来应对价格冲击，结果导致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夫所担心的通货膨胀危机。

随着货币的再次浮动和海外市场如欧洲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非政府资本输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苏。特别要指出的是，西方银行对石油出口国快速增长的促进。银行家偏爱把中东石油美元借贷给落后的地区。1975~1982年，拉丁美洲从国外获取的贷款上涨4倍，从750亿美元增加到3 150亿美元以上（东欧国家也进入了资本债务市场，这是即将毁灭的征兆）。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整个南美大陆在即将宣告破产的边缘徘徊。当外国政府行为不当时，投资者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他们的政府派出炮艇去施加压力，然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金融管制的角色不得不由两个没有武装的机构来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新的口号变成“制约原则”：没有改革，没有资金。它们深爱的机制就是结构调整计划。债务国不得不采取的政策被视为华盛顿共识，这是一项100年前让大英帝国管理者欢喜的经济政策意愿清单。首先，实行金融纪律以减少或消除赤字，扩大税基和降低税率，市场重置利率和汇率，贸易自由化等（重要的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被视为非法的“热钱”，突然再次成为热点。

但是，对一些批评者来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比老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好多少。有人声称，任何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贷款，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公司生产的商品，而且往往为残酷的独裁者或腐败的寡头掌权提供保障。“结构调整”的代价将由不幸的民众所承担。采取独立行动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很快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反全球化的抗议成为国际集会的定期节目时，这些论点广为流行。当营养良好的西方青年在标语牌或喧闹声中阐述时，这些概念比较容易被遗忘。但是，当前业内人士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类似的指控，政府应该密切关注。

约翰·帕金斯声称，他在担任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简称美因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时受雇于美国，以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提供的贷款，将用于购买美国公司供应的货物。根据帕金斯的说法，像他这样的“经济杀手”，“经过培训……去建立美利坚帝国……营造一种氛围，即让多数资源尽可能流入这个国家，流入我们的企业，流入我们的政府”：

与世界史上的任何其他帝国不同，这个帝国的建立，采用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操纵、欺诈、引诱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杀手……我真正的工作……是为其他国家提供贷款——大额贷款，远远超出这些国家的偿还能力……因此，这笔大额贷款大部分又回到美国，留给这些国家的只有大量的债务和利息，他们基本上成为了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奴隶。这是一个帝国。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巨大的帝国。

根据帕金斯的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披露，两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厄瓜多尔的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和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在1981年被暗杀，是因为他们反对帕金斯所称的“那些目标是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企业、政府、银行领导的关爱”。不可否认，有关帕金斯的一些故事多少有些传奇色彩。不见得是美国借钱给厄瓜多尔和巴拿马。20世纪70年代两国的贷款总额分别是9 600万美元和1.97亿美元，不及美国全部赠款和贷款总数的0.4%。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不见得是美国的主要客户。1990年，两国分别占美国全部资本输出总额的0.17%和0.22%。这两人似乎并不值得暗杀。正如鲍勃·佐利克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危机中的国家提供贷款，而不是给那些为美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的国家。”

然而，对新帝国主义的有关指责并未消除。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市场至上的拥护者”，而且应用“帝国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它的作用。此外，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许多政策，尤其是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引发全球动荡……工作受到系统性的摧毁……因为泛滥的热钱流入和流出一国如此频繁，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结局就是大破坏……即使那些经历过有限增长的国家，那里的富人，特别是更富的人也会受益。”在斯蒂格利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华尔街）的主导思想中，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并非仅仅只有这些机构才赞成20世纪80年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回潮。实际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辟了资本自由化的道路，其次是（法国社会党人雅克·德洛尔和米歇尔·康德苏转变之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事实上，在华盛顿共识（虽然在许多方面建立在更早的赞成自由资本市场的波恩共识基础上）之前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巴黎共识”。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单方面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并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鼓励。相反，里根政府随后效仿英国政府的做法。

厄瓜多尔的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

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抱怨就是，它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了总额为95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附加华盛顿共识式的条件（高利率，政府低赤字），结果使这场危机加剧。这种观点得到了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响应。1997~1998年的危机毫无疑问是这样的。1998年，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等国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既不是斯蒂格利茨也不是克鲁格曼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即按照凯恩斯主义标准方法如何更好地处理东亚危机，同时允许货币自由浮动、政府赤字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斯·罗格夫在给斯蒂格利茨的公开信中，用尖刻的语言写道：

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据说是“经济杀手”的牺牲品

当政府发现难以找到其债务的买主，并且货币价值明显下跌时，它们通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援助的请求。斯蒂格利茨式的处方就是要提高财政赤字的规模，也就是说，要发行更多的债券并且印制更多的钞票。您是否相信，一个焦头烂额的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它的公民们就会突然认为这种货币更具有价值？您是否相信，当投资者不再愿意持有政府债券时，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增加供给，并且它会像刚出炉的蛋糕那样畅销？我们这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工作的人，或者干脆说我们这些在地球上生存的人，已经拥有相当的相反经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已经发现，当一个国家处于财政困境时，总是试图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去摆脱困境，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局势往往是难以控制的。在您的伽玛象限（gamma quadrant）部分中的经济学法则也许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发现，当一个几乎破产的政府未能令人信服地约束其财政赤字的时间范畴时，事情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马来西亚在1997年所采取的临时资本管制并未对整个危机期间的经济表现有显著作用，这一点很清楚。克鲁格曼至少认识到，借入短期美元而贷出长期本国货币（通常贷给政治上的盟友）的东亚金融机构承担了危机的大部分责任。然而，他的有关“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谈论现在看来过头了。东亚从未有过萧条（也许除了很难被描绘成不负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害者的日本）。1998年冲击之后，所有受影响的经济体迅速复苏并快速增长，事实上，增长如此之快，到2004年，一些评论家甚至怀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姊妹”是否还在起国际贷款者的作用。

事实上，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杀手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绝不是帕金斯所描绘的靠恐吓起家，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诉诸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这批新生代来说，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在成功的投机活动中赚到10亿美元。随着冷战即将结束，他们对奉行美帝国主义的行为规则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与此相反，他们声明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而非保守主义。他们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就职，相反，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完全是私人性质的，甚至没有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他们的企业被称为对冲基金，也就是我们在第四章首先谈到的一种风险管理的替代形式。如同中国的崛起，对冲基金的迅猛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有目共睹。正如很少受限制的高流动资本流一样，对冲基金验证了大冷战之后热钱的回流（在大萧条的开始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之间盛行）。乔治·索罗斯是公认的新经济杀手的元凶。不巧的是，1997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该国货币林吉特在货币危机中遭受重创归罪于别人而不是他本人时，被马哈蒂尔斥责为“白痴”的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索罗斯。

[45]　“马歇尔计划”的对外援助总额大约相当于乔治·马歇尔将军发表开创性讲演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4%，或者相当于该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该计划始于1948年4月《对外援助法》通过，到1952年6月援助款项最后拨付完毕为止。如果“马歇尔计划”在2003~2007年间实施，可能会花费5 500亿美元。相比之下，小布什政府在2001~2006年对外经济援助总额实际上不到1 500亿美元，平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

[46]　《经济成长阶段》（ 1960年）一书的作者罗斯托为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党政府提供大致相同的经济和战略咨询。他担任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职务，与越南战争的升级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