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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原则

法西斯主义也始于一个网络，特别是在德国的大萧条时期，希特勒的支持率呈指数级增长的时候。大多数法西斯政权，从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开始，都由皇室或贵族任命，然后迅速集中权力。而国家社会主义则不同。没有任何法西斯政党能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在选举中获胜。就投票而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是一种不均衡的现象。令人吃惊的是，1930年至1935年间，欧洲对法西斯或其他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个人选票加在一起，96%的选票是由讲德语的人投出的。[1]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许多选民已经离开了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中产阶级政党，他们对主宰魏玛政治的商界和劳工之间的讨价还价不再抱有幻想。分裂政派和特殊利益集团激增，这是一个缓慢的分裂过程，是1930年政治爆发的前奏，当时纳粹的选票份额跃升至1928年的7倍。党员人数的增长具有类似的指数性质。1928年，纳粹党有96 918名成员；到1933年1月，成员激增了八倍，达到849 009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机会主义者急切地加入获胜的政党，成员又增加了将近三倍。它继续增长，直到第三帝国末期，从1935年的250万增长到1939年的530万、1941年的710万、1943年的730万、1945年5月的800多万。阅读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读者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到1933年，《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达到33万份，1940年超过100万份，1944年每天售出约170万份。[2]

与之前宣称其是农村、北方或中产阶级的政党相反，纳粹党准备吸引整个德国乃至整个社会阶层的支持。但其对主要选区的级别分析却忽略了这一点，同时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最近一项基于最小选举单位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党投票的异常广度。[3]出现的画面几乎具有一种分形特征，每个选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点像国家地图，支持的热点地区（下萨克森州的奥尔登堡、巴伐利亚州的上中弗兰克尼亚、巴登北部、东普鲁士东部）遍布全国。的确，纳粹选票相对较高的地方更有可能在中部、北部和东部，纳粹选票相对较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在南部和西部。[4]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的政治环境中取得一些选举上的成功，其覆盖的德国选区范围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失业率或工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与纳粹的选票没有线性关系。在一些地区，多达2/5的纳粹选民是工人阶级，这令共产党领导层感到震惊。对纳粹选票增长的唯一重大限制是，天主教中央党比迄今为止德国新教徒支持的政党更具弹性。[5]

简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场运动，它的领袖希特勒极具个人魅力，可以说在1930年至1933年间迅速走红。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宗教觉醒。正如一名冲锋队中士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对手……将我们等同于经济党、民主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所有这些党派都只是利益集团，它们缺乏灵魂和精神纽带。而阿道夫·希特勒则是一种新政治宗教的倡导者。”[6]纳粹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礼拜仪式，11月9日（1918年革命和失败的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日期）是悼念日，到处都是火、花圈、祭坛、血迹斑斑的遗物，甚至还有关于纳粹烈士的书。进入精英党（党卫军）的新成员必须念诵这样的话语：“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他创造的德国……我们必须相信元首……是上帝把他送给我们的。”[7]在所谓“棕色邪教”的标志和礼仪中，耶稣或多或少地被希特勒公然取代了。正如党卫军的杂志所说，基督教的道德基础也必须抛弃：“原罪的深奥教义……事实上，也就是教会提出的所有罪行……对北欧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与我们血液中的‘英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8]纳粹的反对者也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伪宗教性质。正如天主教流亡者埃里克·沃格林所说，纳粹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在此时此地救赎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融合了后启蒙时代的社会转型理论”。记者康拉德·海登称希特勒是“现代大众灵魂的一部分”，他的演讲总是以“欣喜若狂的救赎”结束。一位匿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纳粹政权为“反教会”。[9]然而纳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它诞生的制度温床是德国现存的世俗交往生活网络。一个城镇的社团生活越密集，纳粹党发展的速度就越快。[10]

就像之前的教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纳粹党的规模发展得越大，其等级就会越森严。自《我的奋斗》出版以来，希特勒一直坚信领袖原则——元首原则，他的追随者学会了“向着元首努力”。希特勒本人站在第三帝国的顶峰。他得到了一批值得信任的精英，如马丁·鲍曼、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隶属于国家领导人的是省长或区域领导人，负责与德国各州接壤的区域；接下来是郡长，负责整座城市和大都市的区域；然后是地区负责人，负责领导当地事务；更小的则是区长和社区负责人。截至1936年，已经有33个省长、772个郡长、21 041个地区负责人。到1943年，由于帝国的扩张，增长到43名省长、869名郡长、26 103名地区负责人、106 168名区长和近60万名社区负责人了。[11]然而，将希特勒的德国简单地视为斯大林的苏联那样的政党金字塔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希特勒更喜欢混乱的政府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帝国政府的旧等级与该党的新等级，以及与后来更新的安全部门的等级之间产生了竞争。历史学家有时将这一体系描述为“多头治理的混乱”，模糊的命令和重叠的司法管辖导致了“累积的激进化”，因为互相敌对的个人和机构竞相去满足他们所谓的元首的需求。其结果则是低效率、极端腐败和针对所有被认为不属于“种族社区”（即德语中的“民族共同体”）的群体的暴力升级，其中，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尤为严重。

[1]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in Laqueur, Fascism table 15, and Larsen, et al., Who Were the Fascists? table 1.

[2] Herf, Jewish Enemy, KL 463-9.

[3] The definitive work is Falter, Hitlers Wähler.

[4] O’Loughlin, Flint and Anselin, ‘Geography of the Nazi Vote’.

[5]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39.

[6] Burleigh, Third Reich, 116.

[7] Burleigh, Third Reich, 194.

[8] Burleigh, Third Reich, 259.

[9] Burleigh, Third Reich, 5.

[10] Satyanath, Voigtländer and Voth, ‘Bowling for Fascism’.

[11] Herf, Jewish Enemy, KL 34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