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何参战

毫无疑问，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国和俄国政府才开始正式强迫格雷表态。法国人认为，如果格雷打算“在将来可能的德法冲突中……向法国提供支援，那么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数日以来，格雷都在盘算着向利赫诺夫斯基告知此事，但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向法国做出承诺的。诚然，在他的背后，有众多外交部的鹰派人物撑腰，比如认为“道德上的团结”已经通过协约“锻造而成”的克劳，以及认为“我们应当立即下令，让部队进行动员”的尼科尔森。正如自从1911年以来其一再重申的立场，格雷无法在缺少内阁同僚和党派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更别提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常常被激发和唤起的存在——“公众舆论”。他是否可以倚仗它们中的任意力量来支持自己向法国的军事承诺，这仍旧是个未知数。因此一切都是悬而未决的，“如果双方都不知道将要做什么，那么大家都会谨慎行事的。”格雷能做的无非是再一次私下告知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这场战争，那么……英国政府也将被迫迅速做出决定。那样的话，袖手旁观和伺机而动都将是不可行的。”贝特曼对此印象深刻，因为格雷之前的陈述中都没有表露出英国会为保卫法国而迅速行动的意图，这还是头一次。同样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贝特曼提出了英国中立的愿望——就在贝特曼得知格雷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示之前——主要是因为这样使得德国悍然攻打法国的意图过于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尽管这个愿望被断然拒绝了，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使英国做出干涉战争的承诺；丘吉尔在7月28日~29日所做的有限的海军准备显然不像欧洲陆军部队动员令那么有价值。与此相反的是，在发出私人警示之后，格雷向德国军官们说话的口气明显温和了许多，他这是在为四国调停争取最后的机会。的确，7月31日，格雷是这样向利赫诺夫斯基表态的：

如果德国能够提出任何合理的建议，表明德国和奥地利仍然在为保持欧洲的和平而努力，那么俄国和法国还拒绝这一建议，则它们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我赞成这样的提议……甚至说，即便俄国和法国不接受的话，那么您也完全不用为可能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格雷脑海中的“合理提议”是，“如果俄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法国保持中立（或并未向境外派出军队）的话，德国将不会攻击法国”。听完这一席话，就连悲观主义者利赫诺夫斯基也开始思忖，“一旦开战，英国将采取观望态度”。与此同时，法国的反应更阴郁而无望。8月1日傍晚，格雷坦率地向康邦说道：

如果法国无法利用这次机会（即合理提议），那就是因为它被联盟思想束缚了手脚，这不是政党间的合作，对于它的期限我们也一无所知……因此，此时此刻，法国必须自己做决定，不要再考虑我们的支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向你们承诺此事……我们不能向议会提出此时向大陆派遣一支远征军的申请……除非我们自身的利益和责任被深深地、无情地卷入其中。

正如格雷向康邦所言，他私下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的警示并非“像对法国的约定那般”。格雷甚至没有做好给予比利时大使“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帮助比利时”的保证。但这之后，英国政府还是重视并履行了其这一合法义务。

格雷在这危急关头的行动同样也要尊重国内的政治意见。众所周知，英国国内有大批强烈反对对法承诺的自由党政治家和记者。7月30日，22位外交事务委员会后座自由党议员通过阿瑟·庞森比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任何支持加入欧洲战争的决定，不仅会遇到最为强大的阻力，而且其获得的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将大打折扣。”据阿斯奎思的估计，他的议会政党中有2/3的人支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不干涉的观点”。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内阁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支持欧陆承诺。7月31日碰面的19个人明显属于3个势力不均的意见群体：有些人持党派中大部分人的意见，包括莫利、西蒙、约翰·伯恩斯、比彻姆伯爵以及霍布豪斯；有些支持英国进行干预，这其中只有格雷和丘吉尔两人；还有一些人对此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包括麦克纳、霍尔丹、塞缪尔斯、哈考特、教友派信徒约瑟夫·皮斯以及克鲁侯爵的长子，但我们也可以把劳合·乔治，当然还有阿斯奎思本人也算在里面。莫利激烈地驳斥以俄国盟友的身份进行干预的行为，看上去绝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然而，格雷同样坚称一旦“一项不折不扣的不干预政策”出台，他就恕不奉陪了。因此，这种分歧让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内阁称，“英国国内的声音使得我们不能向法国提供支援……我们只能在承担该义务的事情上保持沉默。”

8月1日夜，丘吉尔得知德国对俄宣战，于是他成功说服阿斯奎思，得到了动员海军的权力。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打破意见不同导致的僵局。这一事件同时促成了次日的会议上莫利和西蒙以辞职相威胁，以及多数派再一次联袂反对格雷直截了当地宣示承诺。在这气氛严肃的一周时间内，第一个有可能达成一致的议题是，“如果德国舰队取道海峡，或穿过北海，对法国的海岸或船只进行恶意攻击，英国舰队将倾力对其进行保护。”尽管这并不是开战的信号，而且德国海军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但对于贸易大臣约翰·伯恩斯来说，这还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他选择了辞职。塞缪尔斯曾记载，“这件事情的后果将是，阿斯奎思站在格雷那边……另外3个人继续坚持己见。我认为剩下的人都可以辞职了。”当日，在比彻姆家举行的午宴上，包括劳合·乔治在内的7位大臣，表达了对有限的海军行动的保留意见。事后莫利认为，如果劳合·乔治在这群犹豫不决的人中带头进行表率的话，“毫无疑问，内阁将在当晚垮台”；然而，哈考特呼吁劳合·乔治“代表我们发言”的希望也同时落空了。如果他们意识到，格雷已经暗中“放弃”了向利赫诺夫斯基提议在俄德战争中让法国保持中立，后者还在阿斯奎思的早餐桌旁不禁流泪，他们可能就会按照保留意见行事了。的确，莫利、西蒙和比彻姆也步了伯恩斯的后尘，递交了辞职申请。原因是当天下午，格雷一边提出辞职的威胁，一边向比利时做出了承诺（这也是他仅能付诸行动的承诺）。一位叫查尔斯·特里维廉的政务次官也因此递交了辞呈。

但为什么在如此巨大的分歧下，英国政府还没有垮台？正如阿斯奎思在其日记中记录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劳合·乔治、塞缪尔斯和皮斯对那些辞职者进行了有效的安抚：“少安毋躁，先不要离开，至少也要先观望一段时间。”因此，那些冲动的人们“同意当日之内不再有任何表态，重回自己的岗位”。但是，为何最后离开的人只有莫利、伯恩斯和特里维廉？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原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比利时。

的确，外交部向来认为，“如果德国的铁蹄……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那么英国完全有必要代表法国加以干涉。之后，劳合·乔治等人将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行为作为说服自己的同事——以及“公共舆论”——的最重要的论据。乍看之下，这一点似乎无可辩驳。1914年8月6日，英国以法律和荣耀的名义保护比利时中立的“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以及“维护小国家的原则”，成为阿斯奎思在下议院演讲《我们为何而战》的两个中心主题。这同样也是劳合·乔治在威尔士招募新兵的主要噱头。

然而，这种说辞同样有许多质疑。我们知道，1905年，外交部一致认为，1893年的条约并没有强制英国“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卫比利时的中立。当问题在1912年出现时，只是劳合·乔治道出了这种忧虑：如果发生战争，英国的封锁战略会因为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而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内阁于7月29日提出该议题时，它决定将英国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为所采取行动的基本立场由“职责”变为“政策”。因此，政府的口径变为间接警告德国，侵犯比利时的行为将会被英国国内舆论推向风口浪尖。因此，格雷对德国在该问题上的搪塞做出相应的回应，他以婉转的内阁式口吻告诫德国人，“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侵犯……那么我们将无法阻止国内舆论的讨伐。”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政府的意见。这不足以为奇，因为比起比利时问题，多数官员还是热衷于继续逃避现实。

劳合·乔治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据比弗布鲁克回忆，他试图说明德国人“只会在其南部稍稍越界”，而这只意味着“对中立的微弱损害”。“瞧，”他会指着地图解释，“就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德国会处理好它造成的影响和损害。”人们普遍认为（当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比利时人都不需要英国的支援；在德军借道阿登时，他们将简单地组织一场正式的抗议，仅此而已。7月29日，德国呼吁英国保持中立，这已然成为入侵比利时的明确信号；甚至到8月2日，雅戈果断采取打破比利时中立立场的措施之后，劳合·乔治、哈考特、比彻姆、西蒙和皮斯才勉强同意，只有在“比利时遭到全面侵入”的情况下，英国才考虑开战。查尔斯·特里维廉也持此观点。因此，克鲁向国王传达了当天傍晚内阁言辞谨慎的解决方案：“对比利时中立的实质性侵犯将我们置于格莱斯顿先生1870年所提出的那种情况之下：冲突和干扰让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了。”

因此，当阿斯奎思于8月3日早晨收到德国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时，他着实松了口气。小毛奇关于比利时全境通道彻底开放的要求，以及阿尔伯特国王后来发出的呼吁……都证明，比利时要对侵犯其中立的行为进行反抗。毫无疑问，德国次日的入侵“将事情简单化了”，用阿斯奎思的话说，是因为它迫使西蒙和比彻姆将辞呈收回。小毛奇和利赫诺夫斯基在最后时刻所保证的比利时在战后的统一也因此破产，正如德国人宣扬的法国入侵比利时的恶意谎言一样无效。当贝特曼向高慎惋惜地表达“为了那‘一纸合约’，英国应当为比利时的中立而采取行动”时，他并没有将问题看清楚。正是入侵比利时全境的“施利芬计划”，才保住了英国摇摇欲坠的自由党政府。

然而，比起使内阁分歧不断的比利时威胁，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为巨大。格雷和外交部的鹰派人士已经多次重申，如果法国沦陷，那么英国也无法幸免于难。这一点可以从阿斯奎思8月2日写给情人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中推测出来。其中，他列举了6项指导原则：只有第6条提及英国“帮助比利时避免被德国利用和吞并的责任”。第4和第5条最为重要：虽然英国无义务对法国提供援助，“但是如果法国作为一支劲旅而败在德国人的手下，那么这也是对英国本身利益的威胁”，并且“我们不能允许德国把海峡变为其邪恶的基地”。同样，格雷8月3日的著名下议院演讲——在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法国在经历生死存亡后沦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让我们对面的西欧大陆免遭落入侵略者魔爪中的厄运。”不干涉行为——对对方的孤立和不友好——所冒的战略风险，要远远大于武力干涉。正如格雷次日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所言，“比利时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将接踵而至，先是荷兰，然后是丹麦……如果德国因此成功统治欧洲，那么英国的地位也将不保。”他告诉内阁，德国人的目的，是要“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欧洲征服者”。很明显，这个论点说服了哈考特这样犹豫不决的人。他8月5日也说：

我从来不依据什么职责义务和条约条款行动，因为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我不能忽略的是以下3条超越一切的国家利益：

1.在我们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的舰队不得占领北海及英吉利海峡；

2.不得攻击并占领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西北部；

3.不得侵犯比利时的独立主权，不得占领安特卫普，从而对我们形成持久的威胁。

这正是皮特攻打法国的论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根植于海上力量是英国国土安全的重中之重。（第一次齐普林突袭又揭示了其过时的陈腐。）因此，当莫利称比利时已经提出“希望英国能够代表法国加以干涉的请求”时，他并非错得离谱。劳合·乔治的情人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也持同样的观点，8月2日与劳合·乔治共进晚餐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也是如此。

然而，英国于1914年8月4日晚11时开赴前线有着另外一个、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纵观7月31日到8月3日的这些日子，最能够使内阁保持团结的原因，即是对保守统一党乘虚而入的担心。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14年，这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仍十分紧张。在关于劳合·乔治的预算问题及上议院权力的争执过后，自由党对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决定再次触动了保守党的神经。白金汉宫的会议上，让北爱尔兰暂时独立的尝试流产了。北爱尔兰新教徒发生暴乱，抗议强加给自己的“地方自治”政策。他们集结了10万大军，武器装备中至少有3.7万支步枪。由此，一场内战迫在眉睫。而保守党领袖们，更不用说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都对这场抗议表示理解。然而正如阿斯奎思所言，突如其来的欧洲外交危机平息了这场爱尔兰风暴（并且成为“这场恼人的战争中唯一可圈可点之处”）；但同时，它也给予保守党一次扳倒政府的绝佳机会。因为长久以来，保守党领导人明显要比自由党领袖更为严肃地看待德国的威胁。例如1912年，鲍尔弗就英德关系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明确地将德国政府描述成发动一场旨在复兴神圣罗马帝国并扩张领土的不义之战的始作俑者：

而英国则在这些妄图统治欧洲的侵略者暴虐的行为下痛苦度日；我们深知所面临的危险，但是一旦成功，我们将在这些恶行面前无所畏惧。

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在保守党眼中是个能够顶住来自其“相当不可靠”的同僚们的压力、尽自己最大努力执行政策的“可靠的人”。但是自1911年以来，这位外交大臣不是在妥协，便是处在防御状态，踟蹰不前。诸如弗雷德里克·奥利弗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一想到重大外交政策的决定权竟在“一个如此胡闹、如此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政府”手中，便胆战心惊。回首1914年12月的危机，以奥斯丁·张伯伦为代表，保守党表达了对于自由党的危机处理能力的最普遍反响：

在官方的演讲和出版物中，从来没有任何信息告知我们的人民，他们需要做好承担责任和保卫应有利益的准备。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沉默，我们所需要的指引都被忽略带过，在公共事务上，我们的民主和它决定性的声音仿佛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被搁置一边。它本可以由那些能够合理领导它的人们来指引，可事实上却被一些自认为有权这样做的人误导着。

他的兄弟内维尔同样感到十分沮丧。他于8月声称：“一想到我们差一点儿就造成了永久的耻辱，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保守党计划采取的行动可以从8月2日那几场前途未卜的内阁会议中得到暗示。当日早晨，在鲍尔弗、兰斯多恩和沃尔特·兰的倡导下，博纳·劳致信阿斯奎思，阐明了保守党的观点：“在支援法国和俄国的事情上，任何犹豫都将对联合王国的荣誉和未来的安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博纳·劳打算为“英国加入战争所需要的所有办法”提供“联合支持”，其潜台词便是，如果政府不同意这些办法，那么保守党将打算篡夺自由党的领导权。在经过保守党多年带有挑衅意味的批评后，这是唯一对阿斯奎思的决定的支持。他告诉内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中，递交辞呈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们国家当下面临的情况十分特殊，但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另外一个政党中有一群有能力应对这个局面的人。”塞缪尔斯和皮斯立即抓住这一点，向伯恩斯汇报：“内阁中大部分成员的离职意味着我们先要打赢内阁这场战争，而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正如皮斯所言，“备用政府一定不会比我们渴望和平。”3天后，他向特里维廉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时，西蒙和朗西曼也对此老调重弹。阿斯奎思之妻玛戈·阿斯奎思之后评价说，“自由党1914年的执政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一个信奉侵略主义的政府的统治下，对如此之糟糕的决策的默许会招致人们的怀疑。”

可能不为其他内阁成员所知的是，如果中立的意见获胜，那么他们中的一位成员会随时准备离开。早在7月31日，辞职人数将要突破8个时，丘吉尔就暗中通过F·E·史密斯向博纳·劳打听，“在野党是否会通过联合执政、填补空缺职位的方式……力挽狂澜。”博纳·劳谢绝了8月2日丘吉尔请他一起和格雷共赴晚宴的邀请，但是劳在致内阁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联合执政的设想并非第一次由阿斯奎思政府成员提出。而正是劳合·乔治，在1910年将该设想首次提出。

乍看之下，保守党比自由党更渴望战争，这似乎注定了英国不可避免地将进行军事干涉。如果阿斯奎思下台，那么博纳·劳也同样会让英国走向战场。但两者会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干涉吗？让我们先假设劳合·乔治在其金融法案流产、被财政恐慌所困扰，并受《卫报》和《英国周刊》等媒体围攻、质问的情况下，于8月2日那场至关重要的内阁会议上放弃了格雷的立场，并将领导权交至反对参与战争的领导人手中，这样会造成何等后果？格雷必会辞职，丘吉尔也将立刻投奔博纳·劳。阿斯奎思还能坚持下去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多短的时间内才能组建一个保守党政府？上一次的政府更迭已经是拖泥带水了：早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问题上，鲍尔弗的保守党政府的施政陷入分裂的隐患便初现端倪。1905年7月20日，他被下议院击败；11月，政府重臣张伯伦对其失去信心；次月，鲍尔弗终于结束了他的职务。然而，自由党在大选中的绝对胜利直到1906年2月7日才被最终敲定。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阿斯奎思于1914年8月初被迫下台，那么事情应当能够进行得更为迅速。丘吉尔关于联合执政的设想确实能够将拖延的时间大大缩短。然而，在普选之前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对德国宣战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国王对此有很大的发言权。正如他在柏林和圣彼得堡的表兄们那样，他一想到未来所面临的万丈深渊，就对战争失去了热情。不难设想，政府的改组能够将派遣远征军的时间至少延迟一个星期。

无论如何，即便这种改组没有发生，派遣远征军也并非是提前敲定好的计划；事实上，根据与法国总参部的协商结果，该计划并不需要执行。原因很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英国从来没有在大陆承诺上明确表态过，因此，当战争爆发后，所有反对的陈词滥调再度卷土重来。海军主义者认为——正如其一贯坚持的那样——仅凭海上力量便能够决定战争胜负；截至8月5日，大部分大臣都接受了这种观点。的确，伯蒂在巴黎向英国报告，没有必要派遣远征军；法国总参谋部副部长德卡斯泰尔诺向其保证，“即使法国的情况不容乐观，它仍旧会是最终的胜者，前提是英国需要在海上提供支援，封锁德军的必由之路。”他们同样倾向于将部分或全部英国远征部队留在本土，虽然这并不是这支部队的任务初衷，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当时，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确已经初露端倪了）。8月5日，在阿斯奎思称为由“成分趋于混杂”的将军和大臣出席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上，乱象丛生，在与一位法国总参谋部代表人商议过后，会议仍毫无结果。次日，内阁决定仅向亚眠派遣4支步兵师和1支骑兵部队，而亨利·威尔逊则早就决定向莫伯日输送所有7支步兵师支援法国。仅6天后，基奇纳被从埃及紧急召回，直接出任陆军大臣，调至莫伯日；直到9月3日，内阁才同意将最后的剩余部队派遣到法国。

是否如其支持者和辩护者所称，该计划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的意义？奥利万特少校于8月1日在致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中写道，“英国军队的到场或缺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法国的命运。”但事情真是如此吗？众所周知，施利芬计划很有可能在英国远征军不参与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或许法国可以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遏制德国的攻势——只要他们不是一味试图发起自杀式进攻，而是专注于防守——但是它没有进行有效的防守。德国也同样犯下了错误，在蒙斯不得不进行大撤退，在奥斯坦德的佯攻也以失败告终，英国军队8月26日在勒卡托以及9月6日~9日在马恩河地区的出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德国的实力。不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击败德国。继安特卫普沦陷和第一次伊普尔战役（10月20日~11月22日）之后，双方陷入一种血腥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在西线持续了3年半。如果当初的中立政策或海军战略占了上风，并且英国没有派遣远征军——抑或是其出发时间因为政府的改组而被推迟——那么毫无疑问，德国战胜法国的概率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