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历史的两个根本问题是：第一，何为力量？第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运转？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宏伟篇章的结尾处里，托尔斯泰不仅嘲笑了那些通俗历史学家、回忆录作家、传记作家，还嘲笑了那些黑格尔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试图从某种角度来解释自1812年以来那些撼动世界的事件。托尔斯泰认为，像天意、运气、枭雄、观念等都不足以解释拿破仑入侵俄国而最终又遭失败的原因。他指出历史学家“不应只研究力量的表象，而应该研究力量产生的原因……如果历史的目的是描述人性和民族的变迁，第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运转”。

能量在物理学上能用瓦特来衡量，但在历史学上，能量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单位来衡量。斯大林曾问起教皇“他有多少个师”，由于教皇在19世纪的演进中逐渐丧失了属地上的权力，如今他所拥有的精神力量与斯大林握有的雄壮的军事力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也不及二战中其他主要参战国。这种观点看上去显然没错，在1944年，苏联红军超过1 200万，占全苏联劳动力近1/5。当然，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软弱，他对蔓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蓄意退让，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缺少军事力量，也是出于他从思想上对这种看似保守的运动的认可，他希望借此可以帮助教廷来抵抗共产主义。但梵蒂冈在二战中的地位也充分显示了它并无实权，它地域狭小，几个童话剧式的兵就可以保护它，它又像是一幅昨日帝国的缩影，缩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但其后不到半个世纪，波兰发生的种种大事，显示出教廷仍然拥有某种力量，在适宜的情况下，它的力量更为强大。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波兰的事件显示出教皇的力量更为持久。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国波兰的访问无疑构成该国共产党政权瓦解中的一个关键事件。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的运转？”用“动员”这个词来代替“推动”，这个问题或许要容易回答一些。显然这种力量不仅指购买力。经济资源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的攻击力不仅由它的钢铁产量决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战略战术、指挥作战上更胜一筹的话，它也能战胜占据经济优势的敌手。而仅具备军事动员能力仍然不够，我们还要将国家在财政上的复杂情况考虑在内：它合理有效征税的能力，筹措借款的能力。在遇到重大冲突时，国家必须能够最优化地进行人口动员。为了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战争资源最大化，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需要取得平衡。另外和军事机构质量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官僚机构的质量。

本书强调了作为财政力量的四大要素的重要性：税收机关，代议制议会，国债发行，中央银行。我在本书导言中称之为“四角机制”。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提到英国在18世纪成为第一个发展这些要素的大国，但这些要素随后被西方所有大国采用，其中也包括美国。战争是引发体制革新的驱动力。正是军事费用难以预知的波动促使各国开辟灵活的财源。在税收领域上来说，国家财政无法完全依靠间接税，而要通过直接税获得充足的收入，则须借助于代议制。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付薪的官僚体制，相对于法国旧政权下的包税制，这种制度显然更为优越（比如费用更低廉）。

但仅凭税收仍是不够的。为了摊销战争的费用，将战争费用延展至和平时期，就需要建立一个的政府借债延续体制。中世纪意大利所开设的公债体系就是解决之法。第4章指出，相比国债的绝对数或相对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或未来）的偿债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像汉诺威王朝这样的国家就可以通过低债务利息来维持相当大的国债规模。第5章和第6章探讨了造成国债利率出现差异的原因，论述了无论是出于过去经验，还是出于对未来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的预期，都会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从而增加了新债的成本。由于缺少现代财政金融指标，投资者通常通过一些政治事件比如战争或革命，来推断债务拖欠和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另外还可能发生“回馈”效应，即收益率的上升将压缩国家财政可以调控的空间，进而增加了政治危机的可能性。

要了解这些机制运作的有效性，首先要认识到它们所能产生的社会结果可以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第7章的主题。下面的维恩图解（图37）以某国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这个例子中，该国的选民范围达到最大（即全民享有选举权），大部分选民，但并非所有选民都是纳税人（这里指直接税纳税人），此外还有相对较大的领取养老金的群体（既包括各种转移支付的受益人，也包括食利者），还有相对较小的政府雇员（包括军事人员和公务员）。但这只是无数种组合中的一例。如果依照这个模型绘出旧的苏联体制下的利益圈的话，则会发现苏联的选民范围非常小（事实上仅限于政治局内的人），但政府雇员的规模极为庞大。如果认为在这种群体的各式组合中只存在一种最佳的平衡模式，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难想出由于失衡无法维系下去的例子，比如这么一种情形，即纳税人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和政府雇员。

图37 利益圈

在民主体制下，投票者的范围是四者中最大的，政客们一直试图利用财政机制来提高他们获得当选的机会。第8章讲述了对税率、失业率、国家债务、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操纵成为政客们追求支持率的手段。然而这种“政治商业周期”并不能长久奏效，主要是因为选民的表现不再契合巴甫洛夫简单的“富足感”理论模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主要经济指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的确定关系逐渐淡化。

当今的民主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宣传来获得重新当选的机会，他们营造出来的更多是繁荣的主观感受，而非繁荣的客观事实。通过宣传进行竞选也会涉及到政党的财政问题。随着党费的锐减和竞选费用的上升，政党如今的处境相当困难，如果过于依赖富有的私人资助者，则会导致腐败，而过于依赖公共资金则会导致另一种腐败。第9章指出这也是构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矛盾之一。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四角机制”模型推演到全球层面。20世纪80年代，英美金融体制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似乎回归到了1914年前的全球化浪潮中。这前后两次全球化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现今的劳动力流动性不及19世纪，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趋同化不如一个世纪前的效果。此外，今天的国际货币体制中也缺少一个可以和1870年以后的金本位相提并论的货币“架构”。事实上，在当今货币纷纷脱钩的情形下，欧洲实行单一货币似乎是逆流而行。第11章还论述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可能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各国财政体制内的世代失衡程度不一致，而世代失衡问题目前尚属于各国各自的内部问题。

是不是经济的全球化就意味着民主的全球化呢？第12章给出的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彼此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它们对教育、法治、财政稳定这些要素的依赖程度。另外，民主化通常与多民族国家的分裂相关。第13章指出政治分裂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时代特征，但它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同时也不必认为21世纪的超国家组织会比20世纪更为强势。纯粹从财政角度看，像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并不比它们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前身更强大。

最后一章认为，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也就是帝国力量。作为资本进口和民主政治的国家，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享受着丰厚的“和平红利”，但它无意继承一个世纪前由英国担当的警察角色，虽然以它的经济能力显然可以做到。而英国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扩张不足”的危险。并不是帝国的过度开支损耗了英国的力量，而是它在帝国防御上做得不够充分。日本和德国是英国在20世纪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但这两个国家在体制上尚不能与英国抗衡。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经济结构不足以维持该国领导者推行的军事计划，导致两次大战都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德国的军事表现表明，一个军事动员能力卓著的独裁政权能够对一个准备不足的民主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害。这并不是说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遇到这样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了强调美国应该防患于未然，只要进展不错，美国就应当利用它的力量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带给那些“流氓”国家。

什么是力量？托尔斯泰这个问题最终仍无法给出一个物质形态上的答案。一个国家的公信力在它民众眼里并不是由所得税率、选举权、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决定的，也不是由黄油配给决定的。我设想的体制模式是，它既能体现个人意志，也能体现集体意志。无论税收体制的效率如何，议会的代表性如何，公债市场的流动性如何，货币的管理如何，最终一个国家的公信力是建立在一些无形的事物上的，比如传统（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怀念），领袖魅力（领导者的凝聚力），普遍的信念（对未来物质回报或精神回报的信念），以及宣传（国家利用媒体资源对上述几点进行宣扬）。虽然卡莱尔担心现代社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转变为经济关系，但是真正的经济人，即任何行为都要达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人，还是相当少的，而且在我们多数人眼里也会被视为怪物。每天世上的男男女女都会将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置于其他动机之下，它有可能向往玩乐、向往闲散，又或者是交配欲、破坏欲。

在这种意义上，金钱关系只是长长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动机链上的一环。毕竟《战争与和平》真正的结局并不在第二次收场白，而是在第一次。在第二次收场白中，托尔斯泰圆转的哲学思索最终也没能就他提出的关于力量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游离到就自由意志的虚幻本质进行复杂的论证。不过，在第一次收场白中，皮埃尔和娜塔莎，反英雄和女英雄的角色，最终走到一起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当然，皮埃尔仍有他的梦想，只是他最后一个理想——“给俄国乃至全世界指明一个新方向”——未免太天真了。

你知道，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们大概是被误解了。我要说的是：“联起手来，热爱正义的人们，让千万个声音汇成一句口号——那就是真、善、美……”我整个想法就是，既然邪恶的人团结起来汇聚成力量，那么诚实的人也应该这么做，就这么简单。

而娜塔莎却象征着更实在的现实，她匆匆赶回家去喂他们的儿子。皮埃尔的侄子的梦也很实际，这个梦是关于他死去的但被偶像化了的父亲安德烈亲王。“啊，父亲！父亲！是的，我要干一番事业，连他都会满意的……”正是这些愿望构成了推动人们前进的内在力量。

然而皮埃尔和他的一家得到的和平却是战争的产物，这是一场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几乎蔓延全球的漫长战争。要了解是什么动员法国大军的，是什么让它打到莫斯科，又是什么使得它最终羞耻地撤退，我们不应该仅把它归咎为俄国的严冬，或是拿破仑犯下的大错。拿破仑失败的关键原因或许看上去不够花哨，它在于帝国政权下基本体制的缺陷。

拿破仑帝国对于被占领地的横征暴敛，它的独断专权，它根基薄弱的公债市场，它粗率的重商主义货币政策等，我们只有了解了力量机制，才能明白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钱关系虽然不能对现代社会进行充分的解释，但至少能提供必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