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在布莱顿工党年会上发表了一番救世主式的讲话。在演讲中，他热情地谈到“全球化的政治”，谈到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层面”，谈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需求。他暗示，为了推翻并取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即将打响的这场战役，不是建立这种新秩序的第一步，也不会是最后一步。此前，国际社会早就对其他流氓政府进行过成功干预，比如对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及对在塞拉利昂企图夺权的“杀人如麻的黑帮集团”。“我告诉你吧，”他宣称：“如果今天卢旺达再发生像1993年那样的事情，让100万人遭到冷血屠杀，我们也将义不容辞地在那里采取行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然是通过干预手段取得成功的典范，而卢旺达则成为不干预政策酿成恶果的可悲例子。当然，他赶紧补充，不能指望英国会经常采取这种行动。但“国际社会的成员只要愿意”，就可以“采取行动”：

在我们的帮助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可以找出持续困扰这个国家的症结，过去10年间，那里有300万人民死于战争或饥荒。如果愿意，我们会与非洲结成伙伴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这种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基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交易”：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提供更多的援助、不附加条件的贸易、减免债务、帮助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培训士兵……以解决冲突、鼓励投资、提供进入我们市场的渠道……而非洲方面：实行真正的民主、不要再为专政找借口、不要侵犯人权、不要容忍恶劣的治理体系……杜绝某些国家盛行的腐败……建立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

这还不是全部。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布莱尔又宣布了他对“正义”的渴望：

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还有为世界各国人民……饥饿的、悲惨的、无依无靠的、无知的、从北非沙漠到加沙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区，生活在肮脏和匮乏中的人们……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这种正义同等宝贵：它们同样是我们的事业。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够这样毫无保留地纵情谈论英国能为世界其他地区作出何种贡献。事实上，继格拉德斯通之后，我们就很难想象会有哪位首相愿意将这样听上去纯粹是利他主义的政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令人震惊的是，只要稍作改动，这样美好的承诺听上去又完全像是一个更具威胁性的项目了。动不动就插手推翻被认为是“坏的”的政府；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帮助当地建立“好的”政府和“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权力。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将自己的“文明”出口世界的项目存在诸多相似。正如我们所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将阿比西尼亚的流氓政权驱逐到奥德，完全是文明进程的合法组成部分；印度文员机构常常对自己用“好”政府取代了“坏”政府引以为豪；而维多利亚传教士也深信，把基督教和贸易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他们眼中的这些人民，也正是如今布莱尔希望传播“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人群。

与历史的相似之处，还不只是这些。当英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苏丹的托钵僧作战时，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为的是“惩处”流氓政权。迈赫迪从很多方面来看，就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奥萨马·本·拉登——恐怖主义叛徒——他对戈登将军的谋杀俨然一场小型的“9·11”恐怖活动。乌姆杜尔曼战役则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对伊拉克、塞尔维亚、塔利班战争的原型。正如美国空军在1999年以“人权”的名义轰炸塞尔维亚一样，19世纪4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袭击西非海岸，甚至以战争威胁巴西时，同样也是打着结束奴隶贸易的旗号。当布莱尔为插手推翻“坏”政权辩解，承诺会以援助和投资作为回报时，他不自觉地呼应了格拉德斯通自由派的主张，后者在1881年军事占领埃及后，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理由。甚至以女权主义的姿态藐视塔利班政权对待妇女的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在统治印度时期，为杜绝妇女殉夫自焚和杀害女婴的习俗而作出的努力。

在布莱尔讲话的几个月后，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阐述了这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政策背后的本质。如果“前现代”流氓国家变得“太过危险，让老牌国家无可容忍的话，”他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防御性帝国主义的诞生”，因为，“在过去，处理骚乱的最合理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实行殖民统治”。不幸的是，在“后现代”世界里，“帝国和帝国主义”等词汇已经成为“一种贬义词了”：

今天，不再有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殖民国家了，虽然殖民的机会，甚至殖民的需要都像19世纪一样……帝国主义存在的所有条件仍然具备，但帝国主义的供给和需求都已枯竭了。然而，弱势国家仍需要强势国家，而强势国家则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需要一个支持高效、有序的出口稳定和自由的世界，一个鼓励投资和增长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看来还是极为可取的。

库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个关注人权和国际化的世界可以接受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就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如今它依靠的是自愿原则”。要知道这种“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确切本质，他暗示，我们也许可以看看现有的“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权力，这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以及他所称的“邻国帝国主义”——指的是我们在邻国的不稳定因素可能蔓延到境外的情况下，干涉邻国事务的惯用策略。欧盟其实就是践行库珀的新帝国主义机构：

后现代的欧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作性帝国的愿景，这个帝国致力于内部成员共同的自由和安全，消弭了过去的帝国所常常带有的那些种族统治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色彩，同样地避免了民族国家标志性的种族排他问题……一个协作性的帝国可能是……一个合作框架，每个国家都在帝国政府中拥有股权，没有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不论种族，法律至上。中央政府权力最小化；“帝国官僚”必须受到控制，承担责任，他们是联邦的仆人，而非主人。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其成员国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一样，这个联邦将向其公民提供法律的保护，资金的后盾，有时还有道路的指引。

或许，布莱尔的讲话和库珀的文章都无比清楚地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的头脑中，帝国的思维是多么根深蒂固。但这两人的论点都存在一个突出的缺陷，即暗示理想主义将战胜现实主义。可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布莱尔所说的国际社会，还是库珀所说的欧洲联盟，都不能扮演一个新的大英帝国的角色。理由很简单，这些组织既没有财政资源，也没有军事资源。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的运营总费用每年约为180亿美元，约占美国联邦预算的1%。而欧盟的总预算只不过是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不到国家政府支出的50%。就此看来，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盟，与其说像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倒不如说像罗马教皇统治下的罗马——斯大林曾就罗马教皇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他有多少个师？”

说实话，目前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现代世界里扮演帝国的角色，那就是美国。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在扮演这一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