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焦点

其他人也许会停下来庆祝这个胜利，但西格蒙德·沃伯格却没有。他声称他“痛恨铝战的每一个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他看够了伦敦和纽约金融圈的无能，也不再抱幻想。他曾幻想一个跨大西洋的英美社会，这个社会牢固地建立在金融和战略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正像雷诺兹将帮助英国铝业实现现代化一样，S·G·华宝公司也将帮助库恩–洛布实现现代化。但只有很少人似乎能分享他的愿景。“西方商业世界现在的发展，”1959年3月，沃伯格向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坦言：

经常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以及大小经营者，都在一艘超级“冠达”豪华游轮上航行，这艘游轮也许航行了2~3年，甚至4年，但还是终将撞上冰山。与此同时，所有的乘客实际上都在极致地享受各种鸡尾酒会、晚会和舞会，完全不知道他们势必将从狂欢中被惊醒。这艘漫无目的的轮船朝东方驶去，在冷战中继续前进。

“铝战”后的几个月，沃伯格极力修补关系。他亲自会见嘉诚的安东尼·霍恩比、理查德·弗莱明，以及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也没有立即放弃为库恩–洛布起死回生所做的注定失败的努力，如果不是收购库恩–洛布的话。但他对跨大西洋纽带的不满依然存在。特别是，他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随着美国投资者争抢其他欧洲资产，沃伯格想象着因资本流出美国，而导致美元贬值这令人不安的前景，他对该体系的怀疑与日俱增。早在1961年，沃伯格就预见了——结果证明超前了10年——一个可控但灵活的汇率机制。他认为，美元“与存放在诺克斯堡众多数量的金块挂钩荒唐可笑”，未来的汇率将不受这种挂钩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和纽约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中显得非常突出，但把他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与他在英美之间的活动割裂开是一个错误。他当然没有失去对北约体现出的跨大西洋战略联盟的信心，并鄙视那些要么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联合伪君子们”）的人，要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军事上自治的欧洲人（沃伯格把后一种希望视为“戴高乐主义者的幻想”）。但是，沃伯格最终的商业目标一直是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最佳三角形，连接伦敦、纽约和一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有可能是汉堡、法兰克福或者巴黎。同样的，在政治层面，他设想“欧洲大陆联合会与北大西洋联盟”——他倾向这两种机制——将在“许多方面互补”。沃伯格对“加强英国与北美，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合作”热情不减，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输掉冷战，那么，大西洋社会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在我看来，将需要最大的努力，不只是那些在掌握大西洋社会各种关系方面有经验的商人们需要努力”。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对经济的焦点显然已开始从北美转向欧洲。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是沃伯格奔波于英美之间的10年，那么，20世纪60年代则是他往返于英国与欧洲之间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