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斯大林接受了西方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会怎样？

假定斯大林大大超乎西方的预料，很早地确定了行动的路线，那么这种假设是否必然正确呢？与极权主义理论家和简单化传记作家正好相反，斯大林一直以来所采取的决策方式，是预先对各种可能的前进道路进行讨论，而非只盯着一种可能。在战后的欧洲和远东，斯大林都制定有应对不同将来的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利特维诺夫手下一个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计划主张在战后的欧洲实行“盎格鲁–苏维埃”的共同统治，但合作基础是西方国家都已熟知的势力范围的概念，而非斯大林最终所采纳的那种。假设斯大林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没有坚持他的决定，情况会怎样？“冷战”会因此被避免吗？

或许这么说有些幼稚，但的确是直到苏联红军解放了中东欧地区，西方国家才真正明白了斯大林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更接近于人们理解的殖民地。公认的势力或利益范围是美国在美洲实行统治所遵循的门罗主义——除了美国可以间或、短暂地实行军事干预，该地区以外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将遭到强力阻止，以便该地区内国家根据自己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我管理。低地国家与英国的关系也遵从同样的原则。英国认为自身的安全取决于这些国家不受外力的直接干涉，而这个关键原则也是英国在1794年、1914年参战的部分原因。与刚经历了纳粹恐怖占领的国家相比，近期尚未被侵犯的大国更容易接受这种对国家安全进行最低纲领式的维护方法。不过，西方国家认为在德国被盟军击败后，莫斯科将把它的盟国看做它在欧洲一个重要的（如果不能说是主要的）安全保证。

常常有观点认为，苏联与西方在划定势力范围上未能达成共识，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拒绝作出承诺。然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协议在实行时，也改头换面成了苏联用以殖民的方式，而违背了英国签订协议时的初衷。而且让西方国家不安的不仅是苏联的野心，还有苏联的作风。因此我们没有太多根据认为假如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能更友好，苏联就能对他以礼相待。

但假如斯大林满足了西方的预期，结果会如何？在认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而经他许可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确也推荐这种做法。对于美国政治学家R·C·塔克这样的实在论者而言，斯大林的性格注定了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将斯大林外交政策全部归因于他的性格，那又怎样解释20世纪30年代他在政策上有悖初衷的彻底转变呢？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假设，斯大林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狂妄的倾向，但他的决策中仍然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特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他能够受到其他人的有效影响。

在西方，以传统方式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是由瓦尔特·李普曼（美国）和E·H·卡尔（英国）提出的。明确地提出这个主张是在1943年3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卡尔在文中提到，“除非东欧得到安全，否则西欧也谈不上安全。而东欧的安全只有在苏联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他继续说道：“英国和苏联应该密切合作——任何一个开明而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明显而中肯的事实。”他还特别强调，如果“英国的边境在莱茵河，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苏联的边境在奥德河（尽管人们嘴上并没有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是很贴切的）”，那么伦敦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应该由衷地达成无条件的协议。

这样一篇引发了很多争议的文章，自然也会对莫斯科有所影响。并非巧合的是，仅过了一周，1944年3月31日，在外交部副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的主持下，一个筹备和平条约和战后建设的委员会成立了。早在9月21日调查程序完成之前，利特维诺夫8月4日就开始构思他的调查报告；11月15日，他提交了报告。自从1939年5月被解除人民委员职务以来，尽管利特维诺夫在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参战后担任了驻美大使，但斯大林仍然没有对他给予信任和尊重。假如斯大林决定和西方国家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会再次需要利特维诺夫；因此，他活了下来。他一开始就因为信任西方国家而被开除了。莫洛托夫是绝不会有这项罪名的。不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不会排斥任何可能的选择，这也促使他成立了利特维诺夫委员会。诚然，这个委员会只是做了些外国剪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情报资料，其相对低下的地位也是事实。不过，利特维诺夫的敏锐和20多年的苏联外交经验仍然有其价值。利特维诺夫认为，苏联与英国之间的长期对抗，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如说是围绕亚洲边界发生的帝国主义争端。换句话说，利益冲突并非无可挽回，而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在他看来，沙皇时代如此，苏维埃时期也是一样。至少从1920年开始，他就一直持有这种观点。而正是因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这种非意识形态方式，让他与苏联的主流思想发生了不一致。利特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就说明了他与主流思想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不过，利特维诺夫希望能够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同盟的短暂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一种持久的结构。他感到战后最危险的对抗来自英国和苏联，因此认为双方应该达成一种协议，进而实现对欧洲的盎格鲁–苏维埃共同统治。

很明显，利特维诺夫所谓的势力范围与英语国家所说的有着同样的含义，因为他引用了李普曼和《泰晤士报》上卡尔的文章作为论据，来说明同盟国的行动应该采取这个方向。“这样的协议是能够实现的。”他写道，

但条件是在睦邻合作原则下对欧洲安全范围作出某种界定。苏联在其中是最大利益范围的拥有者，应该考虑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势力范围则无疑包括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

他还建议与英国在伊朗、阿富汗等地的势力进行调解（并对其利益作出一定让步）。

这种模式符合卡尔在《泰晤士报》社论中的提议。但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通常还颇具权威性的英国外交政策喉舌人物，不再代表官方意见的取向。事实上，西方国家对此都不乐意。由于重大外交决策都需要议会参与这种政治体系的束缚，美国人也坚决避免这样的做法；尽管当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英国似乎正在按照利特维诺夫的路线行动。不过，当时斯大林已经派兵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局势不可逆转。利特维诺夫在后来的谈话中暗示，他认为苏联与一次真正的良机擦肩而过；假如民主国家早一点有所行动（最好是在苏联还没强大起来时），协议也许就能实现。

假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出了这种选择，而不是将自己的体制强加于那些被解放和占领的国家，“冷战”是否能就此避免呢？允许东欧其他国家对国内事务自行管理很可能会让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并不打算用武力来扩张共产主义。而这也就证实了卡尔的断言：这种革命的雄心壮志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经偃旗息鼓了。而且，正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西方很有可能会担忧苏联支持中欧和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其原因在于战争使物质资本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经济陷入极大的混乱。这样的形势难道不正好是社会动荡因素的温床吗？这会导致希腊出现那种革命吗？在法国和意大利，对共产主义党派大量可观的投票，也清楚地表明了西欧舆论的倾向，英国的工党政府当选也是如此。此时，苏联红军占领地区展开的苏维埃化运动显然打破了人们认为革命不会再爆发的想法。

当然，事情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令人吃惊的是，利特维诺夫的建议中忽略了德国，而德国恰好是伏罗希洛夫委员会简报中的主题。在很多方面，德国都是东西方分歧的关键因素。斯大林坚信德国的命运不应该不经苏联表态就让西方国家来决定。而且，就算不是斯大林，他的拥趸中也有人怀抱十月革命后十几年的古老希望，认为红旗可以一路插到柏林。要确保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的决定性地位，唯一的方式就是保持军事占领的状态，而如果不能保证波兰境内通信安全，又如何确保和维持这种占领？假如波兰人可以自行选举政府或随意发动军事政变，其当权者无疑会敌视苏联在波兰的利益，那么又如何保证得了通信安全？

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不管东欧是否实现苏维埃化，同盟国内部仍然会就德国问题发生争执。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沙皇掌权，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也说明，关键问题在于东欧的苏维埃化不仅仅是针对长期安全问题的地理政治学式的回应。许多人都曾为此百般努力（包括卡尔和利特维诺夫），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从国际关系中剔除意识形态的因素，代之以18世纪和19世纪下半叶有关力量平衡的机械论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格拉德温·杰布所说，“冷战”也许确实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