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发行和交易欧洲大国的债券系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给整个家族带来了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它仍然存在缺陷。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试图扩张他们在地域上的版图时，他们遇到了困难。历史学家能够发现，这个时期最大的疏漏就是未能在美国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罗斯柴尔德基地。但是，要弄明白为何这样的情形未能发生，就有必要讲明白一个关于尝试和错误的复杂故事，它起源于西班牙与葡萄牙极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迈向美国的第一步就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

王朝内战中的获利

当欧洲其他地方处在革命浪潮中时，伊比利亚则处在一场激烈的王朝内战当中。表面上，与别的地方一样，极端保守的教派、相对温和的立宪自由派以及比较激进的民主派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本质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政治与英国的玫瑰战争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共同点。从一个银行家的角度来看，参与到外国的内战中没有丝毫的对错之分。与其他任何战争一样，内战也需要金钱支撑，但是由于税收系统的瘫痪，这些钱通常需要通过借贷获得。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比其他银行家更为谨慎，但他们也作好准备，并愿意向他们认为可能获胜的一方提供贷款。他们刚开始参与这个国家的内战时，主要的忧虑就是其他国家可能卷入冲突，继而引发欧洲大战，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后来证明，战争扩大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尽管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都试图间接地干预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真正的困难在于，由于缺乏具有决定性的外来势力的干预，伊比利亚内战一直拖了下去。这意味着到19世纪30年代末，几年前筹集的贷款就收不到利息了。随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债券在19世纪30年代的债券市场中扮演了与拉丁美洲债券在19世纪20年代类似的角色：就如詹姆斯简单（并一再重复）地说，它们比“狗屎”好不到哪里去。

这种情况并非巧合。因为之前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不仅将诸如佩德罗这类闹事成瘾的人送回了欧洲，还动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财政系统的根基，这两个国家的财政主要依靠大西洋对岸的王国收入支撑。因此，不仅仅葡萄牙和西班牙政治上不稳定，在许多方面，法国也是如此。1830年之后，法国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王朝内斗迹象。伊比利亚问题是一种慢性的国家破产。试图从两个一直徘徊在破产边缘的国家里赚钱，比乐观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

在两个国家中，葡萄牙的故事没那么复杂，但利润也没那么丰厚。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20年代，内森已经对葡萄牙和她的姐妹王国巴西表现出了兴趣，向两者都提供了贷款，他当时是出于这两个地方都是英国传统利益圈的考虑。这样做的时候，他相当于向即将到来的内战对立双方提供了贷款：内森在1828年支持了米格尔的政变；佩德罗——巴西国王，玛丽亚二世的父亲，而玛丽亚二世正是米格尔推翻的葡萄牙女王。1831年4月，佩德罗被迫将王位传给儿子，并且立刻动身前往法国，打算将他的女儿重新扶上葡萄牙王位。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法国自由派（以及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倾向于认为与佩德罗志趣相投，而把米格尔看做葡萄牙的查理十世。因此，佩德罗在巴黎筹集资金，在英国准备队伍就十分容易。到1832年7月，他攻占了波尔图。但是，由于民心相悖，他直到1834年5月才最终迫使米格尔投降——这一胜利主要归功于英国海军上尉查尔斯·内皮尔的帮助。4个月后，佩德罗去世，刚好可以将自己的女儿重新推上王位。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葡萄牙的政治问题。在玛丽亚第一任丈夫——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婚后4个月去世之后，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她的第二任丈夫——萨克森–科堡的费尔南多王子，比利时国王的侄子——直到1836年才确定。更为严重的是，玛丽亚的支持者很快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温和的“民权派”（维护1826年宪章）以及更为激进的“九月派”（他们寻求恢复1822年版本的宪章）。在玛丽亚和费尔南多婚后不久，九月派武力夺取了政权。民权派在1837年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5年后终于获得成功。但是，1846年，葡萄牙又爆发了另一场革命，最终导致了英国与西班牙在随后一年采取了联合干预行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复杂的心情看着葡萄牙内战的逐步发展，不愿错过每笔利润丰厚的生意，但是又担心冲突可能会升级。到1832年的时候，詹姆斯开始试探性地参与西班牙金融家胡安·阿尔瓦雷斯·门迪萨瓦尔的业务活动，后者于1831年在巴黎为佩德罗发行了200万英镑的债券。这是一项豪赌，尽管英国和法国间接地支持佩德罗，但是奥地利对米格尔的支持仍不能视而不见。此外，米格尔同年在巴黎筹集了4 000万法郎的资金。这也是为何詹姆斯从一开始就对葡萄牙持悲观态度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英国和法国提供担保，提供给葡萄牙的贷款“才是一桩好生意”，但是这一点英国首相巴麦尊拒绝提供。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称，当詹姆斯与内森在1835年为重新上台的玛丽亚二世政府发行400万英镑的贷款债券时，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交易的是今天被称做“垃圾债券”的东西。因为，即便佩德罗去世以及米格尔流亡，葡萄牙为这些债券支付利息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因此，詹姆斯认为那些买他债券的人，用客气一些的话说，太过幼稚。“我们有如此多的傻瓜一直在购买这种垃圾债券。”他在4月初直率地向内森汇报说。3%利率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兄弟发行价格为67.5点——短期内出现了猛烈上涨的势头，但是几个月后，随着里斯本的持续政治动荡继续，债券的价格也一路暴跌。不到一年，它们跌到了55点；到1839年，它们的价格只剩下了25点。詹姆斯后来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其中的原因：这类债券“是我们唯一可以下注和投机的东西，我们能从法国公债里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全世界现在都在投机这种‘垃圾’。人们可以在这些东西上赌一把，但绝不能持有它们。”换句话说，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些高回报的债券从没有被看做一项资产。它们只是投机的目标。

售卖“垃圾债券”的麻烦在于，一些幼稚的投资者或不幸的投机者，在利息停止支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持有债券，他们自然会对最初的卖出者心怀怨恨。为了维持自己的名声，以便在将来发行更多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要保证葡萄牙继续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早在1835年3月，詹姆斯焦虑地建议，在利息到期前两个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派某个人去里斯本，向葡萄牙政府提供协助。我们过深地卷入了这件事，因此不得不向这些人提供协助。”到5月的时候，形势变得很明显，即便更换了财政部长，也缺少足够的现金支付当年到期的利息。“我想我们必须支付利息了。”詹姆斯沮丧地得出结论说。但是这么做的另一个不利之处在于，债券持有人会“习惯地认为你总会伸出援助之手，最终你将无法脱身”。

但是后来，内森计划再发行100万英镑债券的计划遭到了葡萄牙的拒绝，因为戈尔德施密特银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从而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和巴黎报复性的抛售行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托市了，因为其他人涉足了葡萄牙的事务。”列昂内尔在法兰克福他父亲的病床前写信说，“我们可以进出市场赚取利润，只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优势。”詹姆斯对于里斯本政府的行为，也表示赞同列昂内尔的观点：“可怜的葡萄牙首相想要毁灭自己的信用，从而使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地告诉全世界利息能否得到支付，此举似乎告诉人们，他想要推倒一切。”“你们葡萄牙人简直让我发疯，”詹姆斯于1836年12月在伦敦写信说，“在这之前，我从未遇到过如此让我不安的事情。这些人简直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此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说服公众相信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摧毁信誉，而我们正在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脱离这些麻烦，”詹姆斯一天后重申，“因为这里与我们交易的所有人全部品行不端，还有一个投机自己国家灭亡的首相。”

当同样的问题在1837年出现时，列昂内尔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次拯救葡萄牙政府：毕竟，利息到期的债券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两年前发行的。詹姆斯也找不到其他可替换的方法，只能提供另一笔短期贷款，尤其是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萨克森–科堡家族通过费尔南多与玛丽亚的婚礼参与到了葡萄牙的事务中。1837年的策略是，向葡萄牙提供最后一笔现金，“以阻止一笔罗斯柴尔德贷款将不支付利息的传闻”，然后撤出。即便这样的减少损害的尝试也能奏效，最终导致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葡萄牙政府陷入了长久而且十分尴尬的法律争论。列昂内尔试图弄清楚所发生的一切：葡萄牙政府债券可能是从75点跌到了25点，但是“我们的名声仍然未受影响”。他的叔叔对此并不赞同，“我不希望在这种垃圾上再投机一分钱”可能是他对葡萄牙事务的最后评价。随后试图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这个国家金融事务的尝试均遭到了拒绝。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忘记他们所遭遇的失败。当巴林兄弟在1846年收到提供贷款的请求时，一个合伙人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牙的信用遭到了犹太人和投机者糟糕管理的玷污……”

西班牙政治上与葡萄牙相差不大，尽管经济上的抗击打能力比葡萄牙要强。它发生冲突的源头也是因为王位争夺：《萨利克法典》（倾向于采用男性继承人优先原则）是不是适合西班牙，按照这一法令，费尔南多七世的弟弟卡洛斯将是他的合法继承人，或是将王位传给他唯一的孩子——1830年才出生的伊莎贝拉。从技术上讲，伊莎贝拉显得更正统一些：尽管《萨利克法典》自1713年就已引入，但是它曾被卡洛斯四世在1789年国事诏书中废止过，尽管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费尔南多在他女儿出生前5个月将这一事实予以公开，相当于是先一步下手。另一方面，当他于1832年患病时，形势变得很明显，他的弟弟卡洛斯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势来挑战伊莎贝拉，并迫使她的母亲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暂时撤销了国事诏书。费尔南多出乎意料的康复迫使卡洛斯逃亡到葡萄牙，但是内战此时已经或多或少地难以避免了。费尔南多最终在1833年9月去世的时候，卡洛斯表示他无意承认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摄政地位，并在10个月后返回西班牙，动员他的支持者（争夺王位）。如葡萄牙一样，西班牙王权之争带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卡洛斯是西班牙的米格尔，反动的“邪恶叔叔”；而他的嫂子克里斯蒂娜与“温和的”自由派站到一起，如马丁内斯·德·拉·罗萨，继而获得了更“激进”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后者希望恢复1820年革命的成果。内战同时也有地域上的划分：卡洛斯阵营在纳瓦拉地区的乡村以及巴斯克省实力强劲，伊莎贝拉倚仗的则是马德里的官僚和西班牙主要商业中心的金融家们。

向年轻的女王提供财政支持有4个原因，与葡萄牙的情形类似，可以通过向那些厌倦了越来越容易预测前景的英国和法国公债的投资者出售新的高回报债券来获得短期利润；但是，这些债券对于卡洛斯来说，要发行也是一样容易。支持伊莎贝拉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外交考虑：1834年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后来的）法国达成的四国同盟协议似乎发出了模糊不清的信号：传统上对这个半岛拥有最大影响的两个国家将支持伊莎贝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不同）拥有一种难以抵制其诱惑的资产，它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足够作为提供贷款的抵押品：绵延阿尔马登到雷阿尔城西部的汞矿，这是当时世界两种主要贵金属的一种。在3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金矿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拉丁美洲用汞（或“水银”，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乐意这样称呼它）来提炼银和黄金。这使得水银本身对于银行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关键的一点是，西班牙政府传统上都是将采矿以及出售水银的权利出售给私人公司，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16世纪将它们抵押给了奥格斯堡银行家富格尔家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些金矿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在伊莎贝拉阵营的手里。最后，尽管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大大收缩，但是它仍然与其余的殖民地保持着利润丰厚的商业联系，最著名的就是古巴和菲律宾：前者尤其吸引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它对于烟草贸易相当重要。

另一方面，涉及西班牙的任何金融活动都会伴随着3个难题。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这个国家长期看不到明确结果的内战引发了外界的困惑。直到1839年——费尔南多死后6年——卡洛斯一派才最终被打败。在这期间，马德里的政府不停地变换，温和派和改革派争夺着对政府的控制权，后者要求建立一个更为开明的君主立宪体制，并且反对教会控制，这超出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当初的设想。而随着军队高级将领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当中的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将军在改革派的支持下，在玛丽亚获得胜利后仅过了一年，就迫使她放弃了摄政。埃斯帕特罗1843年遭到放逐，一年后其职位被他的对手——纳瓦埃斯将军取代，后者维持了温和派长达10年的掌权地位，直到另一次革命在1854年爆发。

第二个反对参与这个动荡国家金融活动的理由是19世纪20年代自由派政权发行的债券，以及所谓的“议会”债券，费尔南多国王在镇压了革命之后，拒绝继续履行偿付义务。1831年的一项法令正式将这些债券利息的支付“延期”40年，但是这对于买了这些债券的投资者来说，很难说是一个安慰；英国的西班牙债券持有人决心反对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发行任何新的证券，直到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条件。事实将揭示，在人们对拒绝履行义务的印象仍然记忆犹新的时候，重建西班牙在国际上的信用是何等的困难。最后，所谓“北方王朝联盟”——奥地利、俄国与普鲁士——对卡洛斯阵营的支持被证明比他们给予米格尔的支持要强势很多。梅特涅即便不考虑采取直接的军事干预行动，仍然可以对西班牙的局势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

鉴于这些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开始就不愿在西班牙单独行动。早在1830年12月，詹姆斯和内森就与租赁了阿尔马登矿山的公司建立一种“睡眠”合伙关系（每笔交易得到的回报是2.5%的佣金）。这被看做是进行更大规模参与而迈出的第一步。“当（西班牙）政府希望发行债券的时机到来时，”詹姆斯跟哥哥内森说，“你届时就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准确地知道顾客都是谁，每个人能卖给他们多少债券，你那时也会比较容易地就能提交债券发行总额的方案。”詹姆斯将西班牙的所有金融业务与一个巴黎银行家财团共同分享操作，该财团由西班牙人阿瓜多率领，这一举措后来被证明导致了许多问题。与财团联手为投机西班牙现有的证券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掩护（当时议会债券仍然在交易，尽管价格仍在30点左右徘徊），不过，当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西班牙政府要讨论新的生意时，这种分享制度也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到1833年夏季的时候，当一宗烟草大买卖空手而归时，列昂内尔已经发现与阿瓜多以及他的同伙签订的协议更多的是绊脚石，而不是帮手。

围绕是增加还是减少参与西班牙业务的争论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和睦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这是他们在1848年之前从未遇到过的一个紧张局面；实际上，可以不夸张地说，这威胁到了五家分行的合伙关系。内森显然希望在西班牙金融领域里扮演更大的也更独立的角色，他的这一立场得到了侄子安塞尔姆的支持，列昂内尔勉强表示支持。詹姆斯仍然犹豫不决，有时看到的都是优势，接下来的一天却又只看到风险：“能够从这个国家赚很多钱，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损失太多的名声”——这是詹姆斯在19世纪30年代不停重复的态度。“亲爱的父亲，您知道他（詹姆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列昂内尔不耐烦地跟父亲说，“前一分钟他支持生意，后一分钟又表示反对。”与儿子安塞尔姆的立场不同，萨洛蒙总体上反对直接，或准确一点说，公开参与西班牙的业务，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梅特涅施加给他的压力。但是，他也犹豫不决，“读到萨洛蒙叔叔的信真是太好了，”列昂内尔于1834年3月用讽刺的语调敦促父亲，“第一封信表示支持西班牙的业务，第二封表示反对，第三封又表示支持。”

内森最开始的策略是确保在旧议会债券上获得一些协议，作为发行新西班牙债券的铺垫。但是，罗斯柴尔德接触的所有西班牙谈判对象对这一问题都采取了谨慎回避的态度。经过无比艰难和冗长的谈判后，内森决定无视梅特涅、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俄国大使波佐以及不少于3位法国大臣的警告，所有这些人都强烈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避开西班牙。尽管詹姆斯和列昂内尔保留态度，仍然希望继续联合巴黎财团并匿名参与西班牙事务，但是内森还是在4月18日单方面决定提议向西班牙政府提供1 500万法郎的资助，用来支付没有延期债券6月底到期的利息。他并没有获得马德里坚定的重新估价议会债券的保证，只得到了一个空头承诺：议会召开时将讨论重新估价的事。而且，6月7日，他和西班牙大使以及圣·费尔南多银行的一名代表在巴黎签署协议时，他也没有收到贷款的任何抵押品。支持卡洛斯一派的威灵顿公爵嘲讽地评价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确实“上了贼船”，而且就如梅特涅和其他的人所预测的那样，“贼船”几乎立刻开始下沉。鉴于西班牙臭名昭著的不履行义务的记录，内森决定介入西班牙金融业务遭到嘲讽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两幅漫画将他描绘成“精明的蛋糕贩” （前面一个词是利用同音词），内森站在他标志性的柱子旁边，兜售印着“贷款”的“蛋糕”（见图1–1与图1–2）。“谁要一块？”第一幅漫画上写着这样的说明，“全部是热的！全部是热的！注意别烫着你的手指，（别处的）蛋糕有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他的口袋里露出一张写有“西班牙”字样的票据。第二幅漫画显示，这个“蛋糕贩”提着货摊，已经卖完了蛋糕。“那个蛋糕卖得很好——我希望它很合顾客的胃口——我会再做一个。”

图1–1 佚名，第一幅，《伦敦政治——精明的蛋糕贩：谁要一块？》（1834年或1835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5插图页。

图1–2 佚名，第二幅，《伦敦政治——精明的蛋糕贩。那个蛋糕卖得很好》（1834年或1835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5插图页。

不难看出内森这样做的原因。他可能（与安塞尔姆一起）受到了四国同盟声明的影响，认为内战的危险即将过去，尽管这方面巴麦尊政府并没有给出任何正式的指示；恰恰相反，巴麦尊在马德里的心腹查尔斯·维利尔斯愤怒地指责内森“以不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为西班牙政府“服务”。内森此举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希望优先获得竞争对手托马斯·威尔逊或阿瓜多正在竞标的生意，并将自己（或詹姆斯）塑造为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御用银行家”。他预计，西班牙议会召开后，将会筹集一笔巨额贷款并转换之前的债券。内森已经准备了一个计划，用来转换旧的议会债券，他可能也希望从中获得短期的投机利润，认为罗斯柴尔德预支现款的声明将提升债券的价格。一个（很明显怀有敌意的）奥地利外交官回忆内森当时说的话：“我必须拿到这笔贷款（债券）的发行权，如果我拿不到的话，别人就会拿到。”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提供现款的举动并非一个鲁莽的决定。如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预测的那样，其他法兰西银行家迅速起诉了詹姆斯，理由就是内森的举动违反了他们与财团签订的协议。詹姆斯后来与阿瓜多签订了一份新协议，承诺提供将来贷款中的一个份额给后者，他才避免在法庭上遭到代价沉重的失败。西班牙政府将延期债券的问题提交到新议会的承诺也未能让伦敦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感到满意。在巴黎，市场同样没有被内森的举动所说服：西班牙债券价格在6月下旬急速下挫。更糟糕的是，1 500万法郎刚支付给西班牙政府，它的财政大臣就换了人，而且这位大臣一个月后就背弃了与内森签订的协议，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本来承诺提供 3 000 万法郎的贷款；这种情形，内森之前也曾收到过警告。

这位名为托雷诺的财政大臣为何成了“敌人”（詹姆斯语），原因并不确定。他可能是迫于国内压力，与阿杜安等西班牙银行家达成了交易，后者向他提供了一笔400万英镑的替代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托雷诺打算大规模“削减”西班牙公共债务的规模——债券转换将使得西班牙债券的面值减少75%——此举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是“宣布破产”。雪上加霜的是，托雷诺的上台恰逢卡洛斯回归西班牙以及在马德里爆发了霍乱疫情。此外，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发出可怕的警告，一旦法国干预反对卡洛斯，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西班牙债券价格暴跌，巴黎股票交易所出现了自杀和死亡威胁的情形。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加入了抛售大军，但是亦不能冒险对托雷多发起全面的金融“战争”，因为这次挫折中的首要事项是尽可能多地拿回内森提供给西班牙政府的1 500万法郎；如果只是以“这些不断发臭的（债券）来作为抵偿，那么他将会破产”。如詹姆斯所说，这是“一个糟糕的乱局”，它反映出金融力量面对一个不惧怕国际债券市场的政府显现出致命的弱点。“我们希望你宣告的就是，我们可以拿回我们的钱，我不会再向你们索要任何东西。”詹姆斯哀求西班牙代表。“我们的委任期现在已经结束了，”后者回答说，“我已经接到了召回的命令。”绝望中詹姆斯向西班牙大使、向法国政府以及托雷多本人发出了呼吁。“我亲爱的内森，”他坦白说，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致命弱点，“我们没有任何军队可以迫使政府做它不愿意做的事。”

自始至终，罗斯柴尔德对于西班牙事务都缺乏第一手的认识，这让他们吃了大亏：在这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过马德里；直到这年7月，才设了一名全权雇员。这也是1834年8月决定派列昂内尔（由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陪同）前往马德里的原因，他们希望他与托雷多进行面对面的协商，竭力达成一些协议。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对列昂内尔的谈判技巧印象深刻，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显示，托雷多说服了列昂内尔，使其相信再次向西班牙提供一笔巨额贷款是避免破产以及出现一个共和党政府的唯一途径。这一提议，只有安塞尔姆一个人表示赞同。詹姆斯和内森此时只关心如何拿回提供给托雷多前任的钱。1835年1月，他们不情愿地同意用之前的1 500万法郎入股阿杜安将要发行的新一批债券。萨洛蒙后来估计，他们在西班牙合约上损失了160万法郎。

不过，列昂内尔的谈判也获得了一个成果，这被证明是托雷多作出的一个重要让步：在列昂内尔停留马德里期间，阿尔马登汞矿的合约到期，准备重新签订。上文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涉足这些矿产的业务，他们在1834年已经开始考虑加强对西班牙汞市场的控制。实际上，列昂内尔已明确表示，希望以汞矿作为已经提供给西班牙的1 500万法郎的抵押品。他此时击败了四家其他公司，获得了新的合约——主要是通过贿赂托雷多和女王，并以高出对手最高报价5%的价格（并不是通过密封投标）确保了合约。第二年，合约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签订，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获利颇丰。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估算，1835年协议签订时，汞矿每年出产1.6万~1.8万英担水银。按照1835年合约的规定，他们付给西班牙政府的费用（每英担54.5比塞塔或2.18英镑）比之前合约高了很多（37比塞塔）；但是他们在伦敦卖出水银的价格是每英担76~80比塞塔，卖给墨西哥白银炼制厂的价格可高达150比塞塔。按照英镑来计算，汞矿每年的利润至少为1.3万英镑，而且如果矿山产量增加、价格不跌，利润还有增长的可能。当产量在1838年出现增长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每年从汞矿中的收入增加到了3.2万英镑，尽管这个水平的产出被证明是难以持久的。这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净利润总额中，超过13%的份额来自矿山收入——至少占伦敦分行利润的38%（尽管一半的收入要与巴黎分行对分）。到19世纪40年代，詹姆斯希望从阿尔马登获得的收入占家族总利润的20%。

获取矿山的经营权也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营策略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不再以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纸质证券作为抵押，为西班牙政府发行债券，而是提供预付期限相对较短的资金，抵消他们经营阿尔马登所需缴纳的税款。后来，类似的预付款所采用的抵押品是来自古巴的铜和烟草。商品因此也成为向动荡国家提供贷款的最好的一种抵押品。海涅在一首谐趣诗中开玩笑说，门迪萨瓦尔（他在1835年成为财政大臣）典当了一条古董珍珠项链“以填补国家财政的赤字”，这些珍珠自然会在“蒂伊尔里……萨洛蒙男爵夫人的脖子上闪烁”。

当然，西班牙政府本来希望汞矿的交易能够诱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大规模的贷款。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无疑相当失望。诚然，到1835年春天的时候，随着阿杜安的贷款获得胜利，詹姆斯对西班牙更加有信心。但是，这种信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卡洛斯阵营似乎占了上风。此时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别国进行干预，从而决定内战的结果。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法国10年前就曾干预过西班牙战争，而且1830年革命后，一次远征计划也未得以实施。四国联盟似乎也计划以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政权的名义采用英国的一些行动。但是内森在托雷多搞砸了他的财政计划后，才转而相信可能会发生国外军事干预的情形，列昂内尔也是如此。而被召集到伦敦商讨下一步对策的詹姆斯，再一次出现了犹豫不决的情形。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经历，使他对法国鹰派政客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更倾向于支持路易·菲利普的和平倾向政策，而不是梯也尔的干预政策。另一方面，他发现在西班牙事务上，很难反对哥哥内森的立场，逐渐地同意支持干预政策。而他们的兄弟萨洛蒙此前一直对参与西班牙业务持怀疑态度，此时则竭力反对内森的干预观点，在他写给梅特涅的信中，他竭力将自己与其他兄弟的举动分离开来。

梅特涅通过奥地利驻伦敦代办胡梅劳尔，对内森的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另一个帮梅特涅搜集情报的是名为基希纳的高级官员，名义上协助内森履行领事职责。因此，梅特涅知道内森正在游说英国进行干预；实际上，内森似乎公开向奥地利大使艾什泰哈齐承认了这一点。萨洛蒙为了撇清自己与整件事的干系，写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件，地址写的是给他在维也纳的高级秘书利奥波德·冯·威瑟姆斯泰因，但显然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的开头就声称，托雷多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后，西班牙的债券价格出现了崩溃，这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托雷多采取了“报复”行动，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巨额亏损。按照萨洛蒙在信中的说法，内森至少抛售了200万英镑的西班牙债券，毁坏了托雷多的信誉，这表明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是“西班牙坚定的敌人”。他的举措还不止这些，他和詹姆斯还接连见了塔列朗、基佐、布罗伊和路易·菲利普，声称“如果法国采取干预行动，那么法国的信用将毁坏殆尽，也将会面临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向西班牙再提供“一分钱”。似乎为了让梅特涅相信自己的忠诚，萨洛蒙的信件末尾数落了内森。“我的弟弟内森·迈耶，”他写道，

在支票业务以及价格走向方面是个行家，但对于其他事情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在政治方面还是个小孩子……认为各国乐于看到干预……在其他与股票交易所无关的事务上，他尤其愚钝；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无人能敌，但一离开那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拼不全。但是，我的这个弟弟如此憎恶西班牙，他几乎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像我们一样；尤其是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没有征求任何一个合伙人的情况下，就向西班牙提供了1 500万法郎的贷款。

这还没完。萨洛蒙甚至暗示，内森的错误已经威胁到了几兄弟合伙关系的未来：

我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几兄弟何时碰面；西班牙贷款是否会导致分裂，还有待观察。我已经60岁，在法兰克福的哥哥已经62岁；我只有两个孩子，如果我小心谨慎地活着，我靠自己资本的利息就够了；我很幸运地能够让我的儿子，还有我的贝蒂能和他们父亲一样富有。我并不是说要放弃生意，只是想能够安稳地入睡。西班牙事务完全扰乱了我的神经；这损失的并不是钱，即便1 500万法郎全部亏掉，我的份额也只有300万法郎；我们损失的是往日的快乐。现在，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有4个成年的儿子，卡尔有两个年纪小一点的儿子，因此，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手可供差遣。因为我的父亲如此希望我们保持团结，我们可能还会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真让人筋疲力尽。

你的，

萨洛蒙·迈耶·德·罗斯柴尔德

另外，萨洛蒙还指责俄国大使波佐诽谤詹姆斯，这是因为前者被排除出奥地利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这不是单纯的猜字游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信件显示，萨洛蒙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何等强烈。以至于一直到1840年——卡洛斯已经被击败——詹姆斯仍然能够对侄子们说：

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向西班牙提供贷款，除非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担保……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想做任何与它有关的事情……只有（英法）政府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担保，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给“北方国家”提供一个理由，否则，我可以告诉你们，亲爱的侄子们，我的哥哥萨洛蒙要做的一定是从生意中退出。

外界普遍认为，在这起事件上，梅特涅的政治权势压过了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利益。由于掌握了高质量的情报，以及抓住了萨洛蒙急于给儿子和侄子寻求奥地利领事职位的心理，梅特涅似乎成功地阻止了英法联合担保提供给托雷多继任者门迪萨瓦尔的一笔贷款。与英国驻西班牙的大使一样，西班牙金融家门迪萨瓦尔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会支持这笔贷款的计划，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詹姆斯之间的生意来往，两人在葡萄牙债券上也有过来往。但是内森——显然迫于萨洛蒙的压力——选择将英法计划透露给了维也纳，这或多或少地是故意让此计划破产，让门迪萨瓦尔孤立无援。实际上，他告诉巴麦尊，他对西班牙政府的偿付能力失去了信心。当英国外交大臣指出西班牙计划出售王室土地来筹集资金，内森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给予了答复：“是的，貌似很及时，但是对5月的利息来说并不及时。这就好像我想在7点吃早饭，但是（却告诉我）一头小牛还在1英里外的地里养着。”与外交圈普遍认为的情形相反，他们并不渴望提供这样一笔获得担保的贷款，实际上，内森和詹姆斯一起逐步地退出了西班牙债券事务。

西班牙内战的决定性时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峰会”以及内森的去世恰巧重合。最终，尽管法国政府由于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而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加了压力，但他们仍然持续地抛售了西班牙债券；事实上，内森临终前给儿子们的指示就是抛出手中所有的西班牙债券。在他死后，这种清仓行动一直在继续，因此到183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已基本退出西班牙债券市场。此时的西班牙首相是那个“非常令人讨厌的门迪萨瓦尔”，詹姆斯对他“从未信任过”；西班牙债券——此时交易价格只有19点——与“垃圾”无异。萨洛蒙在内森死后，如此迅速地确保了列昂内尔担任奥地利驻伦敦领事的职务，似乎也说明了梅特涅当时的影响力。

但是，尽管梅特涅似乎成为赢家，但罗斯柴尔德的私人信件却表明，如果法国和英国采取军事干预行动——而不是财政干预——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会立刻恢复向西班牙提供大规模的贷款。为了抛开门迪萨瓦尔，内森不只是屈从于来自维也纳的压力，也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相信，如果没有军事干预，提供给西班牙的任何贷款最终都会以失败收场：不管什么样的西班牙政府，此时都无力支付外债的利息，也无力承担更大规模的军费开销，以击败卡洛斯一派。尽管萨洛蒙向梅特涅说了那么多，但詹姆斯在1836年3月还是私下游说法国采取干预行动。在与路易·菲利普以及梯也尔一次无果而终的会晤之后，他对内森说：

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幸运，我们（法国）决定干预（西班牙内战），这会给我们带来数十万英镑的生意，我们能够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届时可以冷静地交易汇票、水银和其他一切东西。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任何影响力，实际上没人有这样的影响力来左右国王……我希望上帝能够帮忙，让他们决定干预，你那时就可以想象这会带来多少生意。我（为支持干预）竭力游说，我的嘴几乎都起泡了。

当法国干预的可能性在7月再次浮现时，詹姆斯和列昂内尔也出现了短暂的狂喜，但最终被法国虚情假意的措施泼了一头冷水。1837年春天，类似的故事又出现了一次，这次是梯也尔未能克服国王对干预的反对。而且，也不能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向门迪萨瓦尔提供全面的贷款，意味着他们完全退出西班牙金融业务。不久，以阿尔马登水银为抵押的预支贷款业务就得以恢复（尽管这与萨洛蒙向梅特涅所作的承诺相抵触），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10万英镑。詹姆斯对西班牙从古巴获得的收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1837年1月，由门迪萨瓦尔参与的一些交易方案被提了出来，计划用古巴汇票回购议会债券。有趣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包括萨洛蒙——对这件事非常热心，当然前提是保密。他们在这个时期还继续支付西班牙驻巴黎大使的薪水，这一安排可以追溯到1834年。他们的底线就是不再发行债券。即便以古巴收入作为贷款抵押的想法得到认可之后，他们也没有对债券发行产生什么兴趣（尽管这种犹豫可能被1837年发生在古巴的美洲危机以及卡洛斯同一时期在西班牙得到的权势进一步加强）。

当然，不向西班牙政府作出一些让步，就很难继续控制利润丰厚的水银生意。在1837年8月，门迪萨瓦尔政府倒台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面临着失去汞矿的危险，西班牙议会寻求重新签订阿尔马登合约，声称两年前的合约被不合理地修改了。马德里支持1835年合约的人则警告说，如果剥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阿尔马登矿山的经营权，他们可能会倒向卡洛斯，“他们是欧洲的货币王朝，是平衡大国的新杠杆，他们可以通过提供大规模的资助，把冒充者推上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只有在同意以水银以及古巴汇票作为抵押，提供更多贷款的基础上，他们才能继续保留合约；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允许他们的代理人咸斯维勒在处理这些预付款项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甚至对他与女王所在州的州长曼努埃尔·加维里亚建立了合伙关系都睁一眼闭一眼。在威胁到他们对阿尔马登控制权的所有危险中，最大的一个可能来自银行家阿瓜多，他在埃斯帕特罗政府上台前提出提供更大一笔贷款的意向，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阿尔马登的垄断。新任财政大臣亚历杭德罗·蒙尽一切可能让詹姆斯相信，如果不提供500万英镑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失去矿山。但是被梅特涅卡住脖子的萨洛蒙对参与这类贷款仍然持反对意见，除非通过诸如圣·费尔南多银行这样的“代理”机构进行；詹姆斯则对其中涉及的经济风险保持戒心（不仅仅是因为卡洛斯一派在1838年4月短暂地占领了阿尔马登）。再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提供预支款继续掌控着矿山，预支数额在20万~40万英镑之间波动。1839年，随着卡洛斯一派的势力基本消亡，围绕贷款的谈判再次出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不愿参与其中，而是对建立某种烟草垄断权更感兴趣。如詹姆斯精明地预测，卡洛斯的失败只是解开了温和派的手脚，使得他们能够起来反对埃斯帕特罗政府，从而用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动荡代替前一个动荡。

这种策略的代价——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与债券发行同样多的钱，甚至更多——就是让奥地利政府大为恼火。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对梅特涅隐瞒自己的行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基希纳是一个密探）。但是后果并不严重：就连詹姆斯对列昂内尔可能会失去奥地利领事头衔的担心都被证明是多虑了。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政变和军事革命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始终没变：继续掌控阿尔马登（尽管利润已经没那么丰厚），扩大对于古巴和菲律宾贸易的参与程度，但绝不碰债券发行。政治上，他们仍然保持了骑墙派的角色：他们显然仍充当着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银行家，即便她被埃斯帕特罗推翻之后也是如此；但同时又让咸斯维勒继续为埃斯帕特罗以及他的继任者纳瓦埃斯提供优先服务。这被证明是协调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三家分行尖锐冲突的唯一途径。他们在1843年与西班牙政府签订的一项进口1 200万支哈瓦那雪茄的协议，可以被看做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伸出的橄榄枝，目的是让梅特涅接受这种与西班牙以及它的殖民地之间的生意。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个十分不同的外交困境浮现，当时各国开始围绕伊莎贝拉女王的婚事展开了争论。法国人希望她嫁给可能患病的（而且他们希望，没有权能的）表兄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她的妹妹嫁给路易·菲利普的一个儿子蒙庞西耶公爵；英国首相巴麦尊认为，法国的做法有一天或许会让路易·菲利普的孙子登上西班牙的王位，他更倾向于科堡家族；而梅特涅则希望伊莎贝拉与卡洛斯儿子蒙特莫林联姻，象征性地弥合王位争夺造成的伤口。当然，与以往一样，各国的计划中包含了经济因素，法国与英国寻求与西班牙达成贸易协议，同时还有一直在讨论的国际担保贷款问题，以及英国债券持有人希望获得未支付利息的问题。这件事在当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马德里流传的怪诞传闻中就包括：詹姆斯拒绝借钱给西班牙，除非伊莎贝拉生出一个儿子，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后再谈。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些事务中只不过是一群不情愿的看客，偶尔充当信使的角色：女王的婚事只坚定了他们放弃西班牙债券的决心。当基佐和他在马德里的大使将詹姆斯拒绝向纳瓦埃斯和蒙提供贷款的举动解释为他对法国的婚姻计划没有信心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只是罗斯柴尔德10年前便已确定的一个政策。再一次，大国间的利益冲突威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但是这次中立的地位更容易维持，因为女王所有可能的配偶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阿尔马登的垄断不会带来威胁。控制汞矿继续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西班牙政策的唯一目标。他们后来还涉足矿物冶炼（以及再后来的精炼），但这也不是他们跳离“纯”金融和商业的最后一步。

即便对阿尔马登的控制也不是无条件的。恰恰相反，1847年合约重新签订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条件毫无兴趣，进而开始考虑撤出西班牙。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水银市场的评估。列昂内尔·戴维森在1845年证实墨西哥蕴藏着大量的水银，进而使得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开采水银变得可能。（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水银的垄断权支付的成本已经由最初的每英担54.5比塞塔涨到了1850年的每英担70比塞塔，而随着新的汞矿的发现，水银在国际上的价格开始滑落。）对水银需求的下降，尤其是1847年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下更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西班牙政府给予更好的条件也合情合理。对于一直在财政匮乏中挣扎的西班牙政府，它的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从矿产收入中攫取最大的回报，要么确保将来的现金资助。选择了前者之后，当选财政大臣相当于关上了讨价还价的大门。结果是僵持不下，西班牙政府希望得到60万英镑预付金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因为汞矿合约的条件难以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如果能得到20%的利润，那么我就会接受这笔交易，而现在我们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利润……我认为这笔交易不会给我们带来大笔的财富，我们为何要在这样的时机将我们的钱投在这类高风险的项目上？”到这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詹姆斯已经发现了更具赢利潜力的机会。

“被诅咒的国家”：美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的投资，不仅让他们与古巴、菲律宾和墨西哥建立了新的联系；而且也让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新兴国家美国建立了一个永久性代理机构，不过后者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是，尽管美国在1820年之后呈现出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发展的迅猛势头，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罗斯柴尔德从未遇到过的一个挑战。

其中的原因，此前没人解释过。当然，美国的商业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非常特别”是纽考特曾经用过的一个词，狄更斯在他的小说《马丁·霍述伟》中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赞同。但同样可以很容易地说，美国不过是更有特色的巴西而已，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后者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关系。外界普遍认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在美国之前，这里的市场已经被巴林兄弟所占据，而且后来美国本土的银行家也迎头赶上，比如摩根大通，他们最终不仅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地位，而且也动摇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但这点也很难说得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通过无数个事例告诉我们，只要他们看中的生意，他们总是能够将最强劲的对手赶出局。他们为何在美国没有做到这点，需要一个更好的解释。

实际上，部分答案可能源自美国民主的独特性。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将公共财政作为首要业务，他们在一个国家进行商务活动时，几乎都会借钱给当地政府。但是，这一做法在美国被证明很难行得通。美国的联邦制意味着中央政府财政方面的需求受到了严格限制，其中一些州被证明是19世纪最不可靠的债务人。另外，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是美国人对于大银行的不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总体上喜欢在当地找到一个可靠的合伙人来负责他们的国际业务，这个合伙人通常是类似于英格兰银行或法兰西银行的国立银行或中央银行。在西班牙，这个角色由圣·费尔南多银行扮演。但是在美国，从政治上来说，要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几乎不可能。第一家美国银行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创立，但20年后即关门大吉，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给它发放执照，理由则是它违反了宪法。第二家美国银行成立于1816年，注册资金为2 500万美元，但是很不幸，它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攻击焦点，被认为是导致持续数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尽管它熬过了马里兰州提出的一项法律挑战，但是这家建立在费城的银行还是成为平民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受害者，杰克逊在与对手亨利·克莱竞选的过程中，通过攻击“野兽（美国银行）”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当美国银行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于1832年申请更新执照时，遭到了杰克逊的断然拒绝，后者还发誓说：“这家银行试图杀死我，但是我会消灭它。”尽管比德尔试图制造金融恐慌来实施报复，但“老山核桃”——杰克逊的绰号——还是成功地对美国银行下了手，该行在1836年失去了联邦银行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州立银行继续存在于宾夕法尼亚州。此外，我们也将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本能驱使他们希望与美国银行合作，但是杰克逊的攻击给这个银行的地位带来了致命打击。而且，美国对于大银行心存疑虑，对外国银行，尤其是犹太人银行同样如此。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亮相后不久，密西西比州州长麦克纳特就宣称“罗斯柴尔德男爵的血管里流着犹大和夏洛克（莎士比亚剧作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的血，他……身上集中了这两个人的阴暗面”。

罗斯柴尔德与美国最早的业务往来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安排了一笔数量为100万英镑的资金由法国支付给美国财政部。这次行动也使得他们取代了巴林兄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在伦敦的代理机构。与此同时，内森和詹姆斯也第一次对美国州政府债券和商业金融产生了兴趣。美国对欧洲的棉花与烟草出口飞速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伦敦和巴黎分行已经处理了大量由这些贸易带来的票据生意，向许多美国银行家预支了大量款项。在1836~183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两家著名美国银行以及其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生意来往的银行均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迫对自己在美国的将来作出决定，最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在美国存在。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完全是出于偶然。贝尔蒙特15岁的时候作为学徒加入了法兰克福分行，随后其职位不断提升；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语、英语以及算术水平。到1834年，他以一个合伙人秘书的身份访问了巴黎、那不勒斯和罗马；183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派他前往大西洋彼岸。但是，与《犹太人消息报》的报道相反的是，派遣贝尔蒙特的动机并不是要他充当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巴黎的代理人，他接到的命令是去那里评估金融危机的情况——让“我们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些什么，使我们能够采取相应的对策”——然后再转道前往哈瓦那。在詹姆斯眼里，这个事先设定的行程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古巴的利益才是重中之重：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已经在那里投入的10万英镑，“西班牙所有的收入也来自那片土地，这是利润最为丰厚的商业冒险之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到1837年4月底，他和他的侄子们竭力将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减少到了9 000英镑，而且詹姆斯准备将这些剩余的投资当做“投资损失”来对待。但是，在纽约设立罗斯柴尔德分行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计划外，因为詹姆斯意识到美国市场的潜力，并且相信银行业危机留下的“废墟”中存在不少获利的机会，但是他显然认为这样一个工作远远超出了贝尔蒙特的能力范围。他的旅程被安排得非常短暂，甚至连接管哈瓦那办公室的问题都没有提及。詹姆斯真正希望的是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前往美国。

但是，派谁去呢？围绕这一问题发生的争执，反映了在这之后数十年一直折磨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难题：没人希望去那里——詹姆斯劝说侄子们接受这个任务，但一次次无功而返。詹姆斯声称，安东尼“很久之前就表示，他希望去美国，很乐意抓住这次机会”：

我强烈地敦促他立刻付诸行动，一刻都不要延误。我们在那个国家以及哈瓦那存在太多利益了，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应该立刻动身去那里。但是，我认为，我亲爱的安塞尔姆，你不应该去那里。应该让安东尼去那里。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个惬意的旅程，但是生意必须要做，但是你，我亲爱的安塞尔姆，你不能去那里。第一，因为我的哥哥阿姆谢尔在今年夏天可能不会与我的弟弟卡尔一起留在法兰克福，后者也想去大西洋那边……第二，你是一个已婚的人，而安东尼是个单身汉，我找不到不让他去美国而让你去的理由。而且，我这里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我认为在美国我们能够赚到很多钱。在伦敦售卖的美国基金在美国那里几乎一文不值，因为没有一家银行在那里拥有信用度……所以我们能够获取非常丰厚的利润。一旦你到了美国，你就可以把贝尔蒙特先派去哈瓦那……简而言之，我亲爱的侄子，我希望你再仔细地考虑一下，无论你决定处理主要事务的计划是什么，要立刻付诸实施，不要延误。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一提议最后被放弃或遭到否决，可能是由于安东尼母亲的反对。但是，一个月后——贝尔蒙特抵达纽约一周半后——詹姆斯又尝试了一次。“难道你不认为，”他有些虚伪地问他的侄子们，“贝尔蒙特从美国到哈瓦那，我们在美洲的利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吗？我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派遣），如果你们如此希望（我去），我就会去那里。这样一来，贝尔蒙特就可以动身前往哈瓦那。因为美国之旅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就像孩子游戏‘过家家’一样。”如果詹姆斯此举是向他的侄子们下最后通牒的话，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从詹姆斯的下一封信里，我们看到：

我亲爱的纳特，你问我说“如果我年轻一点的话，我就会去哈瓦那”这句话，是不是想给你一个重要的暗示。我将十分坦白地告诉你，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如果年轻一点的话）我肯定亲自去哈瓦那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乐意接受的一个旅程。但是，如果我的一个侄子想去那里，我会尽一切力量阻止，我不会允许他前往哈瓦那，因为那里太过遥远，而炎热的气候也非常危险。此外，它对我们生意的重要性还没到值得冒这么多的风险。

当然，这只是在故意兜圈子。詹姆斯逐渐说到了重点。

但是，美国的生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务，因为去那里的旅程不会比从加莱到多佛安全，而后者所需花费的时间我们预先就可以计算出来。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难道我们不想介入美国政府的生意吗？如果答案是“不想”，那么我就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必要去那里了，因为我们难以获得成功，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那边的事务。但是，（如果答案是“想去”）我就要说，我们有必要近距离地审视，如何在那里开展业务……十分坦白地说，为何安东尼不能去那里呢，他或许可以与安塞尔姆一起去，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的旅程对我们来说大有裨益的话？如果汉娜不赞同的话，我们就想都不要想这个问题了，但是将我们的信任完全托付给陌生人，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一点也不反对为美国的生意成立一家公司，但是由那些实际上不用承担职责的人建立一个分行的目标能实现吗？现有的分行在那里会不会享有优先权？那些同意加入我们行列的人会不会只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也能够同样分得一点利润？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没有让人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詹姆斯再三保证，他们在那里只要待“3~6个月”，但是纳特、安东尼或迈耶都没有去纽约，尽管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和萨洛蒙几年后去了美国，但是他们也没有在那里待下去。最基本的问题是，詹姆斯对美国的热情高涨，但家族与美国的大部分生意是由他的侄子们在处理，因为英国相对于法国来说，一直是美国棉花和烟草的大客户。因此，詹姆斯也不得不尊重侄子们对于美国市场业务的精通，即便他认为他们错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他也经常坦白地承认：“美国业务更适合于英国，而不是法国。”（伦敦与巴黎分行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性也增加了利润以及损失分配方面的摩擦。）

最后，奠定他们19世纪在美国成立分公司的决定，由当时在美国的贝尔蒙特自行决定的。尽管詹姆斯一再要求，但贝尔蒙特并没有前往古巴，相反，让他的主人们感到恼火的是，他在华尔街78号购置了一间办公室，宣布成立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他的计划是充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我们收到了一封贝尔蒙特的信，”暴怒的詹姆斯说，“但是我没有耐心读完它”：

他是一个愚蠢的年轻人……我们对新生意还没有到达如此渴求的程度，更不会把旧的生意抛到一边，因此没必要派人去美国。这就是我们对于像贝尔蒙特这样的无赖所寄托的看法。他不仅没去费城收取科恩的30万法郎，反而说：“我应该留在纽约。”这样的混蛋，应该牢牢地拴着他。

但是，詹姆斯发现自己也别无选择，只能回信；自那年9月开始，形成了定期通信的规则。当贝尔蒙特要求有权打折票据（可能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时，詹姆斯难以拒绝：“他每天都写信给我，希望得到打折的授权。对此，我表示十分理解，他做得很对。当一个人提到‘A’的时候，他一定还会想要‘B’（詹姆斯最喜欢用的口头禅），尽管这样做通常都很危险。”第二个月，詹姆斯又同意将贝尔蒙特的薪水提高到500英镑，由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共同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贝尔蒙特在伦敦分行中拥有了1万英镑的信用透支额度。当他希望提高这一限额时，他采取的方式是威胁要与别的银行做生意。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贝尔蒙特如此复杂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认为他不可靠（贝尔蒙特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加深了这一感觉，比如他在1841年参与了一场决斗，以及为追求社会地位而皈依了基督教）。“我今天收到了贝尔蒙特的信，”安东尼于1838年8月写道，“它让我们感到无比惊恐。这个家伙怎么会如此疯狂地想到做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我并不介意跑一趟……如果你们认为我去那里能够起到作用，我会立刻动身，并写信让安塞尔姆来我这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在未经询问的前提下做他现在做的这些事。”两个月后，詹姆斯指责贝尔蒙特今天“给英国分行一点儿好处，明天给巴黎分行一点儿好处”来挑拨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贝尔蒙特是一个大混蛋。”纳特于1840年说，“他如此轻描淡写地对待生意，我一点也不喜欢把他当做我们的代理人。”他太过“无能，以至于难以离开纽约一步，他管理的每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詹姆斯对此表示赞同。“我对贝尔蒙特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评价说，“因为他做生意只为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断断续续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取代贝尔蒙特，或至少派遣另一名代理人前往纽约牵制他。后面的这个建议是安塞尔姆提出的，因为当时贝尔蒙特被传有自杀倾向。1839年，列昂内尔·戴维森被派往纽约，主要就是为了控制贝尔蒙特。“他似乎是一个聪明人，”纳特评价说，话里也暗含了与贝尔蒙特相比较的意味，“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他的话，他便会出色地完成工作。”这句话也反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代理人的态度。但是，将戴维森派往墨西哥与美国西部更有意义，哈瑙在1843年也被派往美国的新奥尔良。贝尔蒙特继续留在了纽约，随后不久他转入政坛，此举让他最终获得了美国民主党内呼风唤雨的地位。

围绕美国代理机构的争吵暴露出伦敦与巴黎分行之间的重要利益冲突，这也反映了詹姆斯对于侄子们的影响力有限。谁对谁错毫无疑问非常清楚：拒绝在纽约设立一家分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可能犯了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战略错误。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发现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因为，他们即便勉强同意贝尔蒙特作为代理人，可以有限地参与美国市场的活动，这边花费了他们大量的资金。而且，即便安东尼或纳特出现在贝尔蒙特的位置上，能否避开灾难也不得而知。

其实在贝尔蒙特抵达纽约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面临着一个难以抗拒的诱人机会，即取代亚历山大·巴林空出来的一个位置。美国银行曾经雇用巴林兄弟作为它在欧洲的代理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1836~1837年间破裂，罗斯柴尔德连忙提供了自己的服务。比德尔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一笔200万英镑的货物、股票预付款的担保生意”，这是个类似于垄断棉花出口的计划。对詹姆斯来说，这似乎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满腔热情地认为，这些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并不比法兰西银行的地位差。他也立刻开始幻想他的水银将“布满美国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因此，6个月内，我们将成为美国市场的主人”。

一开始，与美国银行的合伙关系进展得很顺利。罗斯柴尔德发现自己接收了大量美国州政府债券，这些债券不仅来自于纽约，还来自于更小的州，比如印第安纳、密苏里甚至密歇根，它们只有在北方联盟内部才能得到承认，此外还包括许多新的银行和一家运河公司的股票。但是，到了1839年9月，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开始知道为何巴林兄弟与美国银行分道扬镳了。没有了执照以及政府业务，美国银行变得极为脆弱，当美国的棉花歉收时，它出现了大麻烦，所有的资金全部冻结在长期投资中，它的经理们依赖高回报的债务、汇票（6个月到期的期票）以及外国汇票。为了确保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资金，美国银行在欧洲的代理人萨穆埃尔·若东警告说，他可能无法承兑他的票据。罗斯柴尔德意识到，他们预支给美国银行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0万英镑——“都是以一些难脱手的股票为抵押品”——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别无选择，只能向若东伸出了援手。他们也不情愿地同意接收美国银行开给法国奥廷格银行的550万法郎的汇票，尽管他们希望通过出售美国银行信用债券的方式将这些东西转嫁给其他投资者。詹姆斯对此表示反对，如果美国银行崩溃的话，罗斯柴尔德的声誉可能会因此受损。“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列昂内尔向他保证说：

每个人都了解信用债券是以什么东西作为抵押品发行的，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兑现，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认为这个世界最疯狂的事就是给予某种道义上的担保，一只股票的利息达到了10%~20%，而且准时支付利息，那么购买者必须抓住他的机会，同时也必须了解要承担的风险……即便我们遭遇了最糟糕的情况……我仍然持同样的观点，即我们非常恰当地脱离了一起凶险的事务，我们应该对自己能够如此轻易地拿回自己的钱而感到高兴。

这反映了列昂内尔的无情，有人怀疑，他父亲对此可能甚为赞同。此外，如纳特指出的那样，正是詹姆斯起初敦促他们参与美国银行的业务：

你似乎忘记了，正是巴黎分行（从若东那里）接受了550万法郎，这与我们的信件内容以及期望完全相反；你也似乎忘记了，正是巴黎分行而不是我们，鼓励贝尔蒙特将生意扩大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我们尽一切力量，通过发行可流通证券拿回我们的钱……你写信给我们，似乎劝你发行类似数量的信用债券会让你失去好名声。

没有其他事情比美国问题更能刻画此类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年底。

但是，詹姆斯的悲观理论是合理的：因为1839年10月，美国银行暂停支付款项，1841年该银行最终破产。它的失败与各州一系列草率的过失巧合地同时出现，其中包括若干作为抵押品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州政府债券。这次惨败，给伦敦分行以及巴黎分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非常乐意将美国联邦政府银行家的位置还给巴林兄弟：“你可以如实地告诉你的政府，”詹姆斯据称如此告诉美国财政部的代表，“你们认识的那个人现在是欧洲金融业之首，这个人现在告诉你，他不会再借1美元给你们，1美分都不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让詹姆斯懊悔不已，他希望“从没有涉足美国”。他总结说，将来除非联邦政府“准备为所有的州提供担保，并通过我们支付各种款项”，可以建立一个官方支持的中央银行，否则他将继续远离美国市场。他的侄子们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1842年，安东尼写信给他的兄弟，敦促他们抛售“所有还未支付利息的纽约州以及其他州的股票”：

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州都会变得一样……没有一个州会支付利息，因此采纳我的建议——让我们从中抽身——持有这些股票，我很难脱身，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接受我的建议，让我们远离这个受到诅咒的国家——不管我们能获取多少利润。它是世界上最该受诅咒，也是最让人恶心的国家——我们必须远离它，另外，也要远离那个让人恶心的贝尔蒙特。

当然，这种极端的解脱行动并没有出现：尽管仍然沉浸在美国银行贷款的余痛中，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恢复了他们在美国棉花以及烟草的贸易中的业务（因此将哈瑙派去了新奥尔良）。我们将看到，在1848年，派遣一名罗斯柴尔德成员前往美国的计划也再次提上日程表。但是，美国银行事件留下的伤疤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佳解释——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怀疑主导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之后的政策。

艰难时期

但是，美国危机的负面冲击并没有就此终结。1836~1839年间的金融危机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关系紧张到极点。退一步说，这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个艰难时期。在英国，1825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的通缩趋势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着：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流通在1825~1840年间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也部分地反映了金本位制缺少重大黄金矿产的约束效应。同时，美国金融危机也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支付体系，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地流向美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继续保持在美国的新投资，另一方面也要承受来自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要求保持欧洲流通性的巨大压力。

困难在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1836年的法兰克福峰会期间浮现。美国危机一开始，詹姆斯与患病的内森就敦促纳特“不要仅仅因为行长的反对，就让人牵着你的鼻子走，并说服你不再运送任何黄金。你应该一直要考虑这样的情形：任何你没有做的事，其他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巴林会因为胆怯而不运送一些黄金出美国吗？”“只要可能就会运黄金过来，”列昂内尔也说道，“不要劳烦你自己和银行行长，用钱打发他。”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伦敦分行至少欠英格兰银行30万英镑，这是1835年借出的钱，1836年10月到期；另外，还有一笔于6月1日商定的12万英镑的短期预支款，其目的是“应对货币市场的压力”。在返回巴黎的路上，詹姆斯就迅速承诺向法兰西银行提供白银，同时猛烈地批评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指责他让该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到如此低的水平。直到11月底，他才向伦敦发送黄金。不久之后，一则传言让他感到惊恐不已：

你的政府希望引进白银标准，就如当时的黄金一样。我认为此举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黄金就会）从这里流到你们那里，这将给所有地方带来一场危机。我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动议。

当然，他指的是，此举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如果英国开始与法国竞争，把白银当做储备金属的话：当英格兰银行在1837年夏天确实开始买进白银时，詹姆斯会立刻威胁停止向伦敦运送黄金。另外，他指责英格兰银行在他（以某个价格）提供黄金时犹豫不决，使得黄金没有立刻被接收。他抱怨说，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想法每天都在变，他明天的想法可能都完全不一样”。更糟糕的是，这位行长似乎无视詹姆斯的建议，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一家美国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前行长蒂莫西·柯蒂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试图从中调和，他向詹姆斯保证说，“我热忱地希望与你的侄子们在外汇领域里进行合作”，并且“尽我们一切可能与你的银行保持合作”，但是他坚称，“英格兰银行持有大量的白银既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一政策的损害已然造成：到第二年3月的时候，詹姆斯认为“你的英格兰银行破坏了我们的生意”。英格兰银行在第二年12月向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提供的20万英镑的贷款也未能修补两者之间的裂痕。

双方的摩擦在1839年达到高峰，英格兰银行的储备资金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减少到了370万英镑，它转向法兰西银行寻求帮助，增加库存资金数额。当詹姆斯听说法兰西银行行长达尔古特伯爵准备向英国提供协助时，他起初表示完全反对：

法兰西银行很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求与英格兰银行达成谅解，因为他们完全出于一种自傲的心态，希望能够向世人宣称英国欠他们的钱。但是，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局势该如何收场？如果法国将来也需要钱怎么办？我在报纸上看到，两家银行正准备达成谅解，这也是我写这封信给你的原因。我们自己的利益与这一计划相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这一计划获得成功。

尽管法兰西银行副行长苦苦哀求“像我们这样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杰出服务的银行应该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但是詹姆斯和安塞尔姆不为所动。为了坚定他在伦敦堂兄弟的想法，安塞尔姆特地加了咄咄逼人的附言：

不要鲁莽地参与任何大型的业务活动。你们的母亲告诉我，赫里斯在她在场的时候，跟你们的父亲说，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不要相信英格兰银行……因为这家银行目前困难重重，可能会突然关门。注意，你们不像你们的父亲，也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除了引导你们审慎，他还能够采取别的方式实施行动。

这一观点几天后也得到了汉娜的印证：“我不会向英格兰银行预付任何东西，除非能有国债或其他政府证券作为抵押，这是绝对需要事先准备好的，对获得足够的资产供给也是必需的。我不会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当时赫里斯就认为英格兰银行有可能会停止付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相信英格兰银行可能会停止支付款项吗？似乎不太可能。真正的问题是法兰西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在不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况下能否解决货币危机。但是，如果詹姆斯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抵制行动就足以破坏两家银行达成协议，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詹姆斯在意识到难以阻止协议的达成且利润又非常丰厚的情况下，被迫来了一个180度转身，“尽我所能地与英格兰银行做生意”。但是为时已晚，生意已经交给了巴林兄弟以及巴黎诸多银行组成的一个财团。这是压垮詹姆斯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1825年）我们向英国输入了数量如此巨大的黄金，从而拯救了英格兰银行，但是现在巴林接管了一切。英格兰银行至少应该将业务平均分配……这样生意才能合理地分配……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没人比柯蒂斯更像个卫道士了，他是个“两面三刀”的无赖……如果黄金应该让位给白银，那么它对巴黎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异，我非常肯定地会给予黄金优先权，这次我不会说，“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关系，我不会做这些生意”。不！一方面，我要明确一点，如果我们在一桩交易中有利可图，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为英格兰银行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我们只有不择手段地参与，才能继续保持公众对我们的注意，并敬畏我们。巴林不可能说，“我不会给罗斯柴尔德任何东西”。

但是，这只是徒劳的恐吓罢了。尽管詹姆斯发出了破坏市场的言论，因为巴林需要买进大量在伦敦兑现的票据，但是詹姆斯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有英格兰银行做客户，“每个人只能舔他的屁股以希望得到一笔生意”。没有任何现实的途径来“与英格兰银行开战，至少目前不行”，因为，他也承认：“他们比我们强”。他所能做的只是悲惨地总结什么地方出错了，并疯狂地策划报复行动：

就英格兰银行而言，当时机来临且我们的力量足够时，我们就能向他们展示，跟我们保持友好关系才是最佳选择。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给柯蒂斯写信，告诉他我们下次可能不打算再提供5 000英镑的资金了（可能是提供给柯蒂斯的个人贷款）。此举需要深思熟虑，因为它毫无疑问会使柯蒂斯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敌意。实际上，他最近并没有表现出是我们朋友的意思，要不是替伦敦分行考虑，我才不在乎他的友谊呢……如果当时我们从英格兰银行的佣金中给他一个小份额，可能会更聪明一些，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管用。这个人与我们一样，都是生意人，完全没有朋友的感觉，他不会总是优先对待我们。

尽管在当年年底，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一些努力，试图重建相互间的联络关系，但是损害已经造成。“我还没准备好跟在副行长的后面溜须拍马。”当围绕美国银行的谈判进行时，詹姆斯这样说。1843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冻期过后，列昂内尔封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

事实上，这种纷争的出现、发展大大偏离了本该持有的态度：如纳特事后敏锐地观察到，“我认为央行的唯一优势就是能够给你提供资金，无论你什么时候提出需要，在意别人怎么说都是很愚蠢的事。”詹姆斯决心压倒巴林，并在美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谋求一个占上风的位置，这使得他失去了应有的视野。他对于美国的热情——他的侄子们从未完全赞同他的这股热情——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银行带来的巨额坏账，以及对于英格兰银行产生的同样巨大的憎恶之情。

[1] 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译者注

[2] 萨克森–科堡皇族为英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