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乐趣？

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载中，人们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的可能性。那就是，人们之所以坚持战斗，是因为他们乐于这样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战争时期的论文《战争与死亡的思考》中认为，战争象征着被社会事先抑制的原始本能的再现。“这场癫狂的战争即将落下帷幕时”，

士兵欢呼雀跃，胜利凯旋，他的妻子和孩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双手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我们无意识的意志让我们无异于原始人，一群刽子手……我们的无意识让我们在面对陌生人时凶相毕露，在面对亲密的人时却呈现出与之相矛盾的另外一种情感，就像远古时期的人类……战争……撕下了文明在我们身上积淀的伪装，让我们以原始人的面貌裸呈相见。

然而，弗洛伊德同时发现了“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忧虑意识”。战前他曾提出，人们具有一种“明显的‘搁置’死亡的倾向，即将死亡从生活中主动排除出去的意识。我们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精神分析的实验大胆揭示了这样一种论断：实际上，没有人相信自己的死亡……在无意识中，每个人都确定自己不会死”。弗洛伊德并不看好这种本性，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怀疑将“使生命耗尽”。由于战争清除了“对死亡的常规处理”，因此它能够让生活“重新变得趣味盎然”。

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作品《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认为，“本能能够保留有机物质，并将其进行组合，形成更丰满的整体；除此之外，必定存在一种对立面，试图去消解这个整体，并使其恢复到原初的无机状态，即死亡本能和爱欲。”死亡本能和性欲本能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精神的关键：

具有攻击行为的倾向是人类所固有的、独立存在的本能性情……并成为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人类的性欲以结合个体、家庭、族群、种族、国家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体为目的。我们不知道它的机制原理，这是爱欲的杰作。这一大群人必须被“力必多”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单纯的需求以及共同劳动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类侵略性和相互敌对的自然本性与文明的程序背道而驰。侵略本能是在爱欲之外的死亡本能的衍生物及代表。对我来说，文明的进化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个谜。这种进化即爱欲和死亡之间的对抗，生存本能和毁灭本能之间的对抗。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这种解释也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至少是与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相符的。与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与业余人类学知识相结合的方式相比，如今的新达尔文主义者的遗传决定论似乎更具有科学性，但前者却更好地解释了数百万人苦战4年半、经历杀戮与被杀戮的荒谬时光的原因。（然而那些没有结婚也没有养育过孩子的年轻人战死沙场的事实很难与道金斯的“自私基因”相关联。）实际上，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弗洛伊德遗漏的问题：人类嗜杀的本性，即“毁灭本能”，以及对生存渴望的缺乏，即“每个个体……实施破坏，退却到无人情味的原始状态”。

弗洛伊德的理论得到了一些证据支持。1914年6月，战争开始之前，“旋涡派画家”温德姆·刘易斯写道（他本人也参与了这场战争）：

杀掉一个人恐怕是生命当中最充满快感的一件事。既类似于没有在自我保存本能的介入下杀掉了自己，又好像根绝了自我保存的本能本身。

1914年8月，伦敦一位中年男子阿瑟·安斯利由于“感觉到他已无法被选中参军”而自杀：他之所以选择自我了断，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杀戮其他人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说，亲近死亡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如果我从未体验过子弹飞过来的感觉，”欧内斯特·雷蒙德——《正告英格兰》一书中的一位主人公曾说，“那么我将永远不会获得死亡临近带来的一刹那快感和震撼，这种美好的感受不容错过。”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极端，法国的一家战地报纸暗示，消沉和沮丧使士兵“产生厌世的情绪”。堑壕里的士兵执着于注定死亡的命运，战斗打响前夕，云格尔因为“一个出现了死人脑袋的梦境”而备感忧虑。同时他也道出在一处被占领的法国堑壕中第一次见到尸体的那种着迷的心情：

一个年轻人趴在地上，他目光呆滞，手指凝固在最后一次扣动扳机的动作上。看到这些死人和他们迷惘的眼神的感觉非常奇怪……毫无疑问，这种恐惧正是将我们扯进战争的不可抵挡的吸引力……战争开始之前，在我们所有好奇的疑问中，有一个问题尤为突出：躺在地上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当我们头一次看到这种可怕的场景时，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目睹这样的场面，但我们却无法知晓其中的意义……面对这些肢体扭曲、面目狰狞、腐朽得变了颜色的尸体，我们仿佛在梦境中穿梭，梦中的花园栽满了奇怪的植物。

并不是所有人都排斥尸体带来的恐惧。A·P·赫伯特坦言他与云格尔一样，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着迷”。另外一位诗人W·S·利特尔约翰的作品完美地阐明了弗洛伊德的论点——但死亡本能似乎变成了有意识的死亡意愿：

正当我埋头苦干时，内心却充斥着欢笑的死亡之歌

我只需要一块6英尺长的草地

再盖上一块简单的木头——请把剩下的我交付上帝。

最后，当战争结束之后，幸存者往往心存愧疚，正如约瑟夫·罗思的《皇家陵墓》一书中，那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去死”的主人公一样。作为一名瓦格纳的崇拜者，托马斯·曼战后对威廉德国的评价是，其文化过多地被渲染了死亡的气息：这正是其致命的缺陷，战争是这种情绪达到顶点的表现。

更糟糕的可能是，人们作战的目的可能仅仅出于乐趣。对此，马丁·范克里菲尔德（并非弗洛伊德的追随者）颇有见解：

战争远远不只是一种手段，它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终结，这是一种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活动，其他所有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仅凭战争，人类便可获得动员全体公民、冒险使用一切、检验其根本价值的机会，去反抗一位与自身实力不相上下的敌人……然而事实让人颇为不快：我们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出于我们对它的热衷。

以下这种关于战争绵延不断的解释或许是最为理想的。《啊！可爱的战争》的作者朱利安·格伦费尔——典型的上流社会骑士，认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游戏，因而别具一格：

我们4个人走在路上，高谈阔论，欢声笑语；这时，12发子弹呼啸着冲我们飞来。所有人都冲进了离我们最近的一扇门，里面是一间盥洗室；我们摔倒在地，高声欢笑……我太喜欢战争了。它就像一场盛大的野餐，却又摒弃了野餐的无目的性。我从未如此精力充沛，从未感到如此愉快。

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亚历山大·吉莱斯皮在卢斯对他的父亲说：“这将是场伟大的战斗，不管我有多想念您，我都不想错过它。”不久后他便战死沙场。索姆河战役打响后不久，当东部萨里第8部队的W·P·内维尔上尉带领他的连队冲锋陷阵时，他忙中偷闲将一只足球踢向了德国防线（虽然他最后被子弹射中了头部）：在他的脑海中，体育与战争的概念已经融为一体。另外一些人将战争视为打猎行动。弗朗西斯·格伦费尔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致信其司令：“猎犬已经在奔跑了！”一位苏格兰狙击手一天完成的“猎杀目标”是“命中7个目标”，以及4个额外目标。德国人同样将1918年3月的大屠杀戏称为“打猎游戏”。我们能够在罗伯特·尼科尔的诗歌《袭击》中感受到这种将战争视为体育项目的纯粹冲动：

“小心，长官！当心点儿！”

哈哈！一群猎物在等待着。

左轮手枪迅速瞄准！

啪！啪！

鲜红如血。

德国人。德国人。

太棒了！嘿，太棒了！

冷静的狂热。

根据一位加拿大士兵的回忆，战争“是我这一辈子最伟大的冒险，我的余生将保留这段记忆，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它忘怀”；另一位英国堑壕搬运工说，“战后发生的事情让一切陷入低潮”。对于查普曼来说，战争是一位“情妇”：“一旦被圈入她的臂弯，你便不会接纳其他任何人。”之后他又坦言自己怀念“那种精神和肉体高度紧张，脑海中充满可怕冲动的感觉——稍纵即逝，无比珍贵”。法国牧师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曾在战场上当一名脚夫，他也产生了这种共鸣：“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中汩汩涌动着象征澄明、力量和自由的溪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会有这种感受。”

没有人比恩斯特·云格尔更加享受战争了。对他来说，战役成为“能够立即刺激神经的鸦片，但它的最终效果是要杀死它们。”一次近乎灾难性的突袭被当作“用来消遣的短暂插曲”以及“良好的神经滋补剂”。他之后还说，战争已经成为“无可比拟的心灵锤炼”。云格尔并不是没有志同道合之人，他发现他的手下同样具有这种态度：

经常呈现出一派愉快的气氛，我们中的许多人从这项工作中得到消遣。鲁莽的急性子永远都在苦苦思索着如何用自制弹弓发射炮弹……其余时间，他们爬出堑壕，在铁丝网上拴上铃铛，再系上一根绳子；他们拉动绳子，刺激那边的英国士兵。战争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玩笑。

那些参与过行动的女性同样乐在其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世界大战”，当梅·辛克莱提到她在比利时的战地急救工作经历时（那是她最难忘的时光），她如是评价；她还回忆了一些“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同样担任过随军护士的薇拉·布里顿和维奥莱塔·瑟斯坦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前线附近生活带来的“震撼”和“趣味”。同性恋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在战后完成的故事《奥格尔比小姐寻找自我》中说，女英雄在娘子军中度过的时光被形容为“光荣的岁月”。

战争给许多人带来乐趣的原因是它的危险性。范·克里菲尔德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谋而合：“战争的本质不仅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杀伤行为，还包括人们对自己的死亡的准备。”杀戮和死亡在士兵的脑海中是同生共存的。

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渴望，人们为何要以自身的性命为赌注来杀敌呢？导致这种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是复仇心理。这种心理鞭策着约翰·路西（1914年9月在埃纳河以及新夏佩尔）——在地狱般的蒙斯大撤退发生之后，在经历了与兄弟的生离死别之后。这是将痛苦还给德国人的机会：

我们要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我们强大的攻势对他们造成了巨大伤亡。他们大批大批地倒下，在我们密集的炮火下，行军纵队一蹶不振。队伍被冲散了，没有人能够在我们的视线内存活超过5分钟。几个生还者痛苦地挣扎，试图向后撤退逃跑。我们向他们的背部射击，让他们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血腥的5分钟……我们用愤怒的报复抵消了我们曾遭受过的折磨和痛苦。

索姆河战役中，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第九军甚至要将敌军伤亡人数扩大到与卢斯战役的损失持平。一位来自法国多姆山的农工向他的父母描述了他“对这些野蛮人有多么愤恨”：“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来。我保证，不久之后他们之中一个活口都不会留。当我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倒下时，我无比骄傲。”云格尔在他的德国手下中也察觉到了类似的情绪。当一个士兵在阿尔滕堡的阵地中阵亡后，“他的战友们在掩体后趴了很久，伺机进行报复。他们满怀盛怒地抽泣着。此刻他们全然忘记了战争的客观性，将那些射出致命子弹的英国人当作私敌。而我完全理解他们。”当他带领手下在1918年3月21日采取行动时，他们已经不再是那些满口尽是“粗俗的玩笑”的士兵了：

“现在轮到我们出手做第7连队未竟的事情了。”

“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

“为第7连队报仇。”

“为布里克森上尉报仇。”

请注意这句话：“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复仇的欲望通常伴随着对自己生死的全然置之度外。读到萨松描写1915年到1916年冬季作战的经历时，我们一定能够体察出他从杀害德国人中获得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同样来自于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在他的挚友迪克阵亡之后，他便开始了对德国阵地鲁莽而不计后果的疯狂袭击，寻求报复以及自身的毁灭：

我冲向他们，我只想杀人……这种感受让我每获得一次机会，都要爬到坑道外面去侦察敌情……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必死的决心，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可能去想其他的事情。

然而，对有些士兵来说，战争的乐趣仅限于杀人。1914年10月，朱利安·格伦费尔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小插曲。他来到无人区，看到一个德国人正在“谈笑风生”。“他的牙齿在瞄准器上闪闪发光，我沉着地扣动了扳机。他只是咕哝了几声便倒地而死。”在加利波利作战的澳大利亚军团为他们狙击和使用刺刀的技巧感到骄傲，部分原因是要“报仇雪恨”，还有一部分原因只是因为“这样做很漂亮”。这种冷漠而无所谓的态度与其他士兵所表现出的对“德国佬”的深恶痛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皇家伯克郡军团的两位军官眼中，德国人是“十足的害虫”。“他们丝毫没有同情心和良心，”其中一人说，“他们的哲学就是，杀人越多越好。”在士兵当中，这种憎恶也普遍存在。当被一位俘虏问到其对德国人的看法时，一位英国士兵只是简单地回答：“你们就像一摊呕吐物。”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者》中雅勒茨基所感受到的那种后悔和自责。他将自己失去左臂的原因归结为“将一发手榴弹丢在一位法国士兵裆下”的惩罚。但他同样认为：

当一个人故意做出某些行为时……他没有必要去考虑他的余生……这就是我的感受……他获得了该获得的东西……这也是战争为何永无止境的原因。

在杀戮的同时，杀戮者自身的性命也岌岌可危。当然，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意愿并非出于自觉的死亡意志，这是因为人们无法（或不去选择）对其生存概率进行判断所致。在法国服役的英国士兵中有1/2的人伤亡；那些真正在前线作战的人——特别是当进攻打响时——牺牲的概率尤其高，更不用说负伤或被俘。法国士兵的死亡概率甚至更加糟糕。“在战斗开始前，死亡就已等待着我们了”，一位士兵在1917年如是说。尽管人们对于自己存活的概率不得而知（作为机密，伤亡人数需要高度保密），但通过一系列的经历，对此不难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有些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被杀害的可能性。诺曼·格拉登仍然记得“战役打响前的若干小时里……所经受的心灵痛苦和折磨”：“我实在找不到自己能够再次逃离死伤命运的确切原因。”

但这种想法似乎根本无法阻止人们战斗的脚步。这是因为人们成功说服自己，死亡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个人在战场上的时间越长，目睹的死亡情况越多，就越发让人感觉他成为超越“概率律”的一个特殊的侥幸。云格尔注意到，尽管面临着殒命狙击手枪口的危险，人们仍然选择借道阿尔滕堡阵地的公路，这正是“老兵固有的对子弹威胁的免疫力。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每天仍然有人因为这种疏忽和无所谓的态度而丧命”。同样，有些人对未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不屑一顾。当云格尔目睹自己的亲兄弟在枪林弹雨中被担架抬走时，他甚至比他兄弟自己还要担心。“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幸运信心满满。人们都认为自己会是幸运的，会安然无恙，这使得他们低估了危险。”同时，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子弹不可预知的飞行轨迹夺取或幸免，因此他们开始相信宿命。“谢天谢地，我们只能死一次”，1918年春，云格尔的手下在向枪林弹雨进发时如是说。帕特里克·麦吉尔曾写道，“在死亡的众多可能性中，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控。”科鲁特韦尔注意到，“几乎所有士兵在服役期间都成为一个宿命论者，他们绷紧的神经也因此得到宽慰，将自己生存的机会托付给老天。但这种宿命论总归是建立在相信自己仍有机会活下来的侥幸心理之上的。”有时候，这种宿命论是通过对别人的生死近乎麻木不仁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许多亲历者都目睹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在见到他们的队友突然被杀害或受伤时无动于衷的表现，一个士兵的阵亡突然之间“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成为了死亡的替代品”。简而言之，每个人（如同弗洛伊德的观点）都相信作为个体，自己不会是被剥夺生命的那一个：

我们体内不存在为自身的死亡做准备的本能，这或许就是英雄主义的关键所在。对英雄主义的合理解释是，它存在于一种信念或决定当中——个人的生命不及某种抽象而普遍认同的理想那般珍贵。但在我看来，它往往是基于“我会安然无恙”的轻视死亡的英雄主义本能或冲动。

或者正如英国士兵在他们开赴前线的道路上的歌声：“死亡的钟声叮当叮当/它在为你而不是为我而响。”他们的歌声中充满讽刺，他们笃信这一点。

这种偏见导致了士兵们对战争的时间观念上的扭曲。许多士兵开始相信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当1917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曙光开始显现时，法国士兵是如何逐渐表现出悲观情绪的。1918年8月，安德烈·卡恩是众多希望战争能够再进行一年的士兵中的一名。1917年，在一位军官的计算中，如果按照索姆河、维米岭和梅讷西战役的推进速度，那么需要花费180年才能到达莱茵河。甚至有人开玩笑，预测1950年时前线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萨松仍然梦想着重返战争。1937年，艾弗·格尼死于一家精神病院；直到那时，他仍然相信战争还没有结束。

然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时间却变得飞快：在战斗打响之前的一晚，人们时刻惴惴不安，只想着未来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正如格雷夫斯所说：“我不想死，无论如何，在我没有完成《还乡》之前我还不想死。”）这使得真正的战斗反而成为一种解脱，一位法国士兵说，“进攻让我们从痛苦的等待中解放——从战争刚开始的那一刻起”。无数的士兵回忆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以及战役对人们精神的麻痹作用。正如皇家韦尔奇燧发枪手团的一位士兵所回忆的那样：

马梅茨战役中，逐渐消失的是生存意识，而不是死亡的意识。我逐渐进入到一种无法思考、无法感知、失去视力的状态。我穿过树丛，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人在我身旁经过，相互扶持，有人在哭号，有人在咒骂，有人则缄默无言。他们都化成了一个个影子，我也融入了这片人影中。生存还是死亡，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两者是等距的，但却很难达到任意一方；在这个沟壑前没有桥梁可通过，它让我和曾经的自己相分离，也让我和自己希望把握的事情相分离。

这种兴奋和病态的感受解释了为何那些“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的士兵很少是士气低落的士兵。只有在对自己生还的概率做出一番考量之后，士气才会受到影响。但在战斗中，士兵根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们遵循冲动做事，而不是理智地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此他们坚持战斗，坚信自己总是那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