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基辛格博士

我认为，我们如果对大多数伟大政治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心理学家可能还不承认。

——亨利·基辛格

我问同事们：“你们想要一个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吗？”他们说：“绝对不要。”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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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1954年的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不仅足以为他赢得博士头衔，而且为他赢得了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奖，该奖每年由哈佛大学行政学系颁发给“从法律、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或种族角度讨论倾向于预防战争、建立普遍和平的手段或措施”的最佳博士论文。三年后论文出版，几乎只字未改，书名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长期以来，该书一直被视为基辛格本人政治生涯的序曲。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政治现实主义的经典陈述”之一，说基辛格在书中“说明了均势外交的总体原则”，认为“后来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时所奉行的政策就具有这种特点”。按照福山的理解，正是在该书中，这位美国未来的国务卿首先“提出了他的一种观点：要实现国际和平不能靠法律或国际组织，只能靠权力分配来控制强国野心”。罗伯特·卡普兰认为该书“有关大屠杀的证据以及现代欧洲的历史叙述使基辛格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是一个和事佬，不是只会“客观地、不加感情地”看待权力问题，必要时还会用“暴力”捍卫“切身利益”。后来给他立传的一些作家同样通过该书对传主将来的行为做出了五花八门的预测。有人说：“基辛格展示了那些想维护世界和平的保守政治家是如何通过巧妙地运用均势策略来对付闹革命的国家的。这样一来，他就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现实政治哲学和保守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另一位作者写道：“在基辛格看来，外交史对于当代决策来说是一件有效工具。”

但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基辛格决定写这么一本基本上是历史书的著作（尽管它依据的完全是出版物而不是档案材料）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学术或公共服务领域有所成就。当时多数研究生都紧紧地盯着当代问题^[1]，而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研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后10年间的欧洲外交史，简直是自寻死路。尽管《重建的世界》出版时写明是献给他的导师的，但选题完全是由基辛格自己定的，跟他在哈佛大学最坚强的后盾威廉·扬德尔·艾略特的个人兴趣毫无关系。确定选题时他从未咨询（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种咨询）过该领域权威，比如其杰作《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于1954年出版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J.P.泰勒。（必须承认，泰勒这本书是比基辛格完成博士论文晚几个月出版，但大家都知道他这本书早在1942年就开始写了。）显然，基辛格也从未找过哈佛大学欧洲外交史专家威廉·兰格。证据显然表明基辛格的朋友斯蒂芬·格劳巴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基辛格的写作目的主要是自我教育”。《重建的世界》的话题太神秘了，以致基辛格在出了第二本书小有名气之后，还是没有哪家美国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后来书稿版权被雄心勃勃的伦敦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给抢走了，韦登菲尔德也是从纳粹德国出逃的难民，他别具慧眼，发现基辛格是个人才（也把书中的美式拼写改为英式拼写）。

但就博士论文而言，这的确是一部杰作，想想从1950年夏开始动笔到1954年年初基本杀青，基辛格碰到了多少闹心的事啊！诚然，论文的时间跨度比原计划要短，本来他是要写从维也纳会议到“一战”爆发的整个“将近100年的和平时期”。1953年年底，基辛格计划好的俾斯麦那一章还没写一个字。然而，谁都不会质疑他对出版文献和二手历史著作有着深刻的了解。最具学究气的学术评论家也不过从基辛格的参考书目当中发现少了两条文献。尤为令人敬佩的是基辛格文采斐然，堪称散文文体家。每讲到一位关键人物时都会妙笔生花，令人难忘。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是一位洛可可式人物，性格复杂，五官俊美，面庞光洁，犹如一面精心打磨的棱镜。他的面部精致但不够深邃，谈话时妙语连珠但骨子里并不严肃”。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爵士“遭国人误解，为人内敛，办事有条有理，不善言辞，表达能力不足，但一向直觉敏锐”。说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生活，写道“只有在期待中他才感到满足”。法国外交家塔列朗“之所以最终声誉不佳，是因为他的行动总是为情绪所左右，是因为没有什么事会让他彻底投入、愿意牺牲个人发展。也许这是因为他衷心希望留在外交大臣的职位上以延缓事态的发展；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我们就原谅他们吧”。

基辛格像A.J.P.泰勒一样，不知不觉沾染了19世纪外交家偏好的那种警句式的写作风格。比如：“庸才的根本特点是喜欢在职位上捞到有形的便利，而不喜欢无形的好处。”“一系列悖论也许会令哲学家着迷，对政治家却是梦魇，因为后者不仅要思考这些悖论，还要解决这些悖论。”“如果无限是通过有限的阶段来实现，无限就不那么可怕，不那么具有诱惑性了。”“运气，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不过是蓄意设计的残余。”“在没有创见的人眼里，所有问题都一样困难，也一样容易。”尽管放在博士论文中有些不合适，但这些内容和其他一些附带论述是构成《重建的世界》这部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的重要因素。

最引人注目的一些表述跟外交艺术有关，值得列举，因为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基辛格的早期（此时全然是理论性的）外交观。当时还是业余外交家的他写道：“能在外交中做到百分之百的变通是外行的幻觉。”“抱着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有同样的出现概率的思想规划政策，那就是把政治才能和数学混为一谈。要想事事准备周全是办不到的，所以假设对手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变通只会引起行动的瘫痪。”这种自我瘫痪的概念基辛格后来不止一次提到。他写道：“算计绝对权力会引起行动瘫痪……实力取决于各国的相对地位。”他对耽于算计的危害洞若观火，深知遭遇危机有弊也有利：“在平静的海面预测方向可能比在波涛汹涌的水域计划航线更难，因为风大浪高的时候你要求生，自然会急中生智。”他高度赞扬从梅特涅等人身上学来的心平气和：“谈判的时候热情高涨可能坏事……因为谈判者一旦热情高涨，就无法装作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假装是最有效的谈判武器。”

本书的中心话题是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欧洲之所以取得某种平衡，不仅是因为梅特涅才智过人，也是因为拿破仑除了打仗，别的方面都不行。基辛格写道：“习惯发号施令的人很难学会谈判，因为谈判意味着让对手掌握一定的权力。”要在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政策模式之间做好转换并非易事，这耐人寻味：

战争有自身的合法性，那就是胜利而非和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谈和平条件简直是亵渎神灵，打小算盘。当权力主宰一切的时候，任何条件都会对施行普通行动的热情构成限制和威胁……只有后人能理解在胜利的时刻保持节制，处于其中的人很少能理解，他们会觉得这个时候保持节制简直就是无谓的投降。

基辛格当过兵，对战士去实现政治目的的能力总有一丝怀疑。他写道：“纯粹基于军事考虑的政策有一个特点，即胜利了就会变得过激，而在逆境中变得惶恐。”他很本分地承认“无论如何谈判，大家都知道最终靠的是武力”，不过他补充说：

要让这种危险仅仅变成一种可能性，让它的范围不是那么明确，让它仅仅是最后一招，那就只能靠外交艺术了。因为一旦权力变成现实，真正意义上的谈判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你威胁动用武力不奏效，那么谈判是不会回到你威胁之前的那一步的。这样你就完全失去了谈判地位，相当于你不是承认自己权力有限，而是承认自己无能。

而且，不能像这样去威胁对手的弱国也能通过“建立道德共识”来达到“不用耗尽资源也能保持现状”的目的。换句话说，心理因素最终比纯粹的军事能力重要，这是基辛格当时的核心思想，之前已提过。

因此，如果你以为《重建的世界》是一部未来实践家预先写下的某种治国术指南，那就错了。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与时代背道而驰。基辛格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学本身。他写道：“社会决定论的研究把政治家贬为‘历史’机器上的一个工具、命运的代理人，认为政治家也许能模模糊糊地察觉到这种命运，但这种命运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跟达尔文·斯托曾巴赫就1952年的朝鲜报告通信时基辛格就表明，自己对所有社会科学当时的宣告都深怀敌意，因为它们认为唯物主义，准确地说是实证数据高于思想。他在《重建的世界》中写道：“说政策不能创造自己的实质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在19世纪初，这也是一般性规则：“在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不是看‘事实’，而是看你怎么解释事实。它涉及什么样的行为在根本上是道德行为的问题：这种评价合理不合理，既取决于你怎么看待目的，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现有物质，要以知识为基础，但又不同于知识。”

基辛格的反唯物主义哲学有一个关键例证，那就是他对待国家身份以及一个民族在理解自身利益时历史对其产生的影响的态度。

国家记忆能检验国家政策是否真实。体验越是初级，则人们在根据过去理解今天时它产生的影响越深刻。甚至可能发生这种事：一个国家有过非常惨痛的历史之后再也无法从过去走出来……有谁会对已成为民族记忆的历史大加批评？这是它们面对未来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想象中发生了什么常常更加重要。

对“局外人”（或者说美国政治学家）而言，“国家也许只是安全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国家都“自认为是历史力量的体现”。“它们关心的不是作为目的的平衡，而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作为实现它们历史抱负的手段的平衡”。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保守主义的本质。有必要强调一点，这段时期基辛格毫不隐讳地自称保守派。他就是以保守派身份与公然承认是自由派的小阿瑟·施莱辛格辩论当代美国政治的。需要对基辛格投身保守派稍作解释：那个时候，大多数犹太移民一般都偏向民主党，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很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公开反对犹太教。从《重建的世界》中就能看到。其核心问题就是革命提出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法国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还涉及革命式人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基辛格从未明确表态为何反对革命，但文中有一个强烈的暗示，那就是革命与杂乱或“混乱”有关。有一段文字很关键，基辛格清晰地分出两种不同的自由：“没有节制的自由还是自愿接受权威的自由。前一种自由存在于权威势力范围之外；后一种自由是权威的一种品质。”读者毫无疑问会以为作者喜欢第二种定义。基辛格接着又补充了第二点区别：动机不同。在革命时期（即自由被认为是没有节制的时期），主要动机是“忠诚的观念，这时屈服于意志的行为具有一种象征性甚至仪式性的意味，因为似乎同时存在大量的选择”。相反，保守性的动机在于“责任的观念……因为其他的行动方案不是遭到拒绝，而是难以想象”。

“我的国家是对是错”是忠诚派的语言。“行动起来，让你的行动通过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法则”是责任派的语言。责任表达了普遍性的一面，而忠诚表达了偶然性那一面。

这里毫无疑问能看出基辛格在重复他在康德思想启迪下所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思想。

然而，这里有一个悖论。现代保守派的“基本观点”是“否认权威本质问题的有效性”。因此，一旦他回答了这种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他暗中承认了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基辛格写道：“保守主义的困境就在于它必须靠行动，而非语言，匿名反对革命。”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这种困境有三重含义：“保守派的任务不是打败革命，而是制止革命的发生；一个无法预防革命发生、革命的事实已然展现出其价值观崩溃的社会，是不能以保守方式打败革命的；秩序一旦被打乱就只能通过混乱来恢复。”无论是像伯克一样以历史力量的名义抵制革命，还是像梅特涅一样以理智的名义抵制革命，保守主义都一定主要是一个行动问题，而不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革命者杜撰了太多有关的词语。有一点很重要，基辛格似乎倾向于赞同伯克的观点，他注意到梅特涅“很死板”，而多次谈到伯克的国家和人民是在历史中被塑造的观点。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保守主义根本不是美国本土的思想。基辛格与更为常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永远都说不清楚的。

《重建的世界》的第三个与众不同的主题是它体现了一种明显过时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基本上是一个悲剧性学科。基辛格写道：“历史与复仇女神尼弥西斯联系在一起不是无缘无故的，女神有时是以不同方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来打败人类的，有时是以有求必应来打败人类的。”如果他完成原计划，把书写成关于1815—1914年这100年历史的三部曲，那么很显然它的主题将是：正是因为维也纳会议上政治家们成功地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所以1914年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才不可避免。问题的核心，即1914年7月危机的核心就在奥地利。基辛格写道：“就像希腊悲剧一样，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成功后，他长期奋斗力图保护的国家到头来却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一个古老的帝国，还没有从两次灾难性战争中恢复过来，当务之急是力求生存，这个时候是无法进行改革的。梅特涅选择外交政策时并非所有道路都同样可行。奥地利是多民族国家，打不了民族战争；它已经财力枯竭，打不了持久战。“时代精神”不允许这个多语种帝国延续下去，但若要求这位政治家将民族自戕上升为政策原则也未免太强人所难。

基辛格的结论是，评价梅特涅外交政策的一个更公正的标准不应该是它最终的失败，而是“在避开无法避免的灾难时支撑了多久”。他以梅特涅这个特例概括出一条结论，认为政治家一般都具有一种“悲剧性”，因为人们指责他们是在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因素”较量。基辛格认为（而且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制定外交政策必须带有一种“会发生灾难的预感”。刚刚经历过灾难的国家自然会想到这点，因为那些记忆依旧鲜活。“国内政策的动力来源于直接的社会经历，但外交政策的动力不是实际经历而是潜在经历，即战争的威胁，这一点政治家们都不会说破。”然而，有一条总的原则：“成功的政策都有一个特点，即后代会忘记事情很容易就变得面目全非。”对于灾难记忆比较少的国家，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反事实，即有可能出现或可能已经出现的事实，总会活跃在基辛格所说的政治家的脑海里。这种由政治家实现的和平严格来说是避免了一场灾难。“因此，政治家就像是古典戏剧里的英雄，他能预见将来但又不能把这种能力传给同胞，他也无法证实这种预感的‘真实性’。国家只能从经验中学习，只能到了很晚、连行动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政治家不同，他们行动的时候必须感觉自己的直觉已经变成经验，感觉自己受到的启发就是既成事实。”更不幸的是，通常政治家们不能透露自己的意图，因为“说出自己的目的会招致灾难”。比如，一个国家缺乏抵抗力就只好安抚敌国，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假装与对方合作。但是，基辛格又重拾他首次在《合流》杂志中谈到的话题，“这个时候很容易分清无赖和英雄、卖国贼和政治家，方法不是看行动，而是看动机”。换句话说，政治家不得不忍辱求全。同样道理，革命时期的很多外交活动也可以装装样子。跟一个革命的国家进行会谈只在心理上有一定价值：“意在确立一种行为动机，主要是针对那些立场还不够坚定的国家……革命时期的主要困难在于要说服那些不坚定的国家，革命者其实就是革命者，其目标是无限的。”

《重建的世界》的第四个（也许是最重要的）观点是冷战世界并非史无前例，我们研究19世纪的欧洲可以触类旁通，得到有益的启发。他的历史视角最容易引起同时代人的反对，因此，基辛格先发制人，迅速承认“拿破仑不完全等同于希特勒，卡斯尔雷也不完全等同于丘吉尔”。当然，他做的类比并不意味着碰到的“问题百分之百对等”，而是“很相似”。

历史教导我们用的是类比，而不是等同。这就是说历史教训从来都不是自动产生的，因此只能通过一个容纳多种经验意义的标准来理解，我们得到的答案永远不会超出我们提出的问题……外交事务研究，即对一个个整体的国家进行研究，如果意识不到历史环境，就不可能得出任何重大结论。

因此，历史具有双重重要性：一是政治家进行类比的源泉，二是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诚然，“实证主义学者”可以咬定“任何时候国家都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界定自己的身份时“看的是对共同历史的认知……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忆”。

所以，在《重建的世界》中，基辛格同时阐述了理想主义方法论、保守主义思想、历史哲学和悲剧感受力。现代读者很难通过类比充分把握其观点的丰富内涵，因为很多时候他都说得很含蓄。

基辛格明说的内容直截了当。维也纳会议体系成功创造了1815年后的“合法秩序”，而《巴黎和约》却没有带来1919年后的合法秩序，两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领袖希特勒和斯大林“崛起”后挑战合法秩序，犹如拿破仑和后来又出其不意冒出来的俄国沙皇挑战1789年前的旧秩序。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相似，都是近海国家，封闭孤立。在下文中还将看到，有着很强历史直觉的基辛格认为，美国应该尽量扮演英国在1815年后所扮演的那种角色：能发挥制衡作用的近海国家。然而实际上美国扮演的角色与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很像，积极参与大陆争斗，不遗余力地维持一个联盟，与革命国家做斗争。这个关键点我们要把握好，因为它能说明基辛格在谈到梅特涅时为什么总是摇摆不定，而这种矛盾心理往往被人忽略。

基辛格认可梅特涅吗？显然他敬佩梅特涅。“他无论参加哪个联合政府，最后都会成为主导者，两位外国首脑都认为他比自己的大臣可靠，实际上他担任了三年‘欧洲总理’，这样的人可不能小觑。”但是下面这段话想来大家也不会误解：

梅特涅决心玩的游戏……不是那种大手笔的游戏，不是孤注一掷、希望很快把对手置于死地的游戏。他玩的是一种很费心思、很诡诈的游戏，高明之处就在于逐渐转变对方立场，在对方调兵遣将之际找到机会先让其动弹不得，最后再一举歼灭。玩这种游戏必须耐得住寂寞，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面对敌友的不解和谩骂；必须将勇敢无畏与沉着冷静相结合，因为一旦走错一步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一旦失去信心就可能陷入孤立状态；这种游戏的过人之处不在于给人多大启发，而在于其蕴含的技巧性。

以为外交家都善于隐藏和编瞎话的记者慢慢就会把基辛格跟这种策略联系起来。在基辛格看来，缺乏创意是梅特涅战略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基辛格在另一段关键文字中写道：“梅特涅喜欢说自己外交上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自己奉行的准则在道德上高人一筹，但其实那些成功更多时候是得益于他卓越的外交技巧。他的天赋在于能推进事态发展，不在于创新；他的强项是操纵，不是建设。”

梅特涅既刻板……但也会绕弯子，他信仰坚定，所以选择手段时极其灵活；遇事冷静，处之泰然；冷静地追求治国艺术。他的特点是机敏、体察入微……他是个平庸的战略家，但在战术方面造诣非凡，在既定框架下，或者当目标是外部强加的时候，他的固定战打得非常漂亮。

他的优点“不是创新，而是在别人看来似乎随随便便就能很好地适应环境”。《重建的世界》中有一点很重要，基辛格强调“梅特涅才干的局限性”：“因为对政治家的评价不能只看行动，还要看其对其他方案的理解。那些最终被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不管结局看上去多么确定，都不会听天由命。”他的最终结论其实非常明确：

梅特涅自以为是、沾沾自喜，但外交技巧精湛，所以他的声誉还不至于那么可悲……梅特涅身上缺少一种让人的精神在历史中众多危急时刻绝处逢生的禀赋，即一种认真思考险境的能力，但不是像科学家那样超然物外，而是不成功，便成仁。

《重建的世界》中真正的英雄不是梅特涅，而是在追求均势的过程中殒命的卡斯尔雷。这位贵族出身的托利党外交大臣虽然性情冷漠，行为笨拙，无人爱戴，但他心里明白“欧洲的宁静重于一切”，“任何政治教条必须服从于国际安宁”。卡斯尔雷跟梅特涅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悲剧性政治家，原因就在于他不寄希望于说服他狭隘的同胞只有永久的欧洲联盟才能“巩固和平”。“他通过诚信实现欧洲统一的设想……不过是海市蜃楼，这种设想注定要破灭。”然而，这还不主要是个性问题。书中一些非常犀利的文字将两位外交家的境遇做了对比。基辛格是研究地缘政治的，他清楚地阐述了卡斯尔雷的英伦三岛和梅特涅的中欧帝国在地理上的根本差异。但同时他也非常清楚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差异：

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在公正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调和。被认为是公正的东西取决于本国内部结构；被认为可能实现的东西取决于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他国的资源、决心和内部结构。卡斯尔雷深知英国是孤立的安全岛国，因而一般只会反对明目张胆的侵略。但是，梅特涅的国家位于欧洲大陆中央，他的重中之重是防止叛乱。英国深信国内制度坚不可摧，所以在对待别国内务时提倡“不干涉”主义。多语种的奥匈帝国在民族主义时代迫于国内结构脆弱不堪，坚持行使普遍干预权，只要出现社会动乱马上镇压。

2

基辛格深知很多读者会认为《重建的世界》这本书不合时宜。他在该书前言的开头这样写道：“在面临热核武器灭绝威胁的时代，我们抚今思昔，研究那些外交不会带来严厉惩罚、战争鲜有发生、简直无法想象会有灾难存在的历史时期，这不足为怪。”是啊，1815—1914年这段时期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但它是“正常的”“平衡的”：“它也许没有满足理想主义一代的所有愿望，却给了这代人或许最宝贵的东西，即一段稳定的时期，让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没有大战，没有长久的革命。”何以至此？在基辛格看来，答案具有一种讽刺性：“回过头来看那些看似很和平的时期，人们很少去追求和平。那些人似乎在无休止地追求和平的时期却难得安宁。”基辛格认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时代的实际意义在于：他们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稳定而不是永久和平。全书最值得背诵的或许是这么几句话：“一旦和平，即人们想象的不打仗，成为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主要目标，那么国际体系就只能任由国际社会中最残忍的成员来摆布了。如果国际秩序认可即使是为了和平也不能做出一些原则性让步的话，那么至少可以想象一下均势基础上的稳定。”这里暗指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失败，我们可以推测20世纪50年代必须有所不同。但是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重建的世界》中与早期的冷战最直接有关的观点是怎样才能结束革命时期以及重建稳定。稳定的关键在于它源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意味着所有大国都接受国际秩序框架（至少没有国家很不满意）……要通过一种革命性的外交政策表示出来”。1815年以后的100年能一直稳定，这本身就证明一种合法的秩序得以建立。基辛格写这本书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1954年，苏联仍然让人感觉是个革命国家。基辛格指出：“革命国家的动机也许只是防御性的，它遭到威胁的惶恐之情也许是发自肺腑的。”

但是一个革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它总是感到遭到威胁（这种威胁感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固有的本质），而是什么也无法消除它的疑虑。只有绝对安全（让对手无能为力）才足以让它放心。所以一个国家希望得到绝对安全就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得到绝对的不安全……外交这种限制使用权力的艺术无法在这种环境下发挥作用……因为在革命形势下，竞争体系双方不关心调整彼此的差异，而更关心颠覆忠诚，因此外交要么被战争取代，要么让位于军备竞赛。

这里，基辛格虽然说得很隐晦，却批评了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他给某些抱有幻想的人泼了一瓢冷水。这些人认定与苏联对话会取得很多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会是“毫无作用地重复基本立场，指责对方不讲信义，或者指控对方‘不可理喻’，妄图‘颠覆’美国”。只要有一个革命国家逍遥法外，会谈只能是“设法让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加入我方或者敌方阵营的精致的舞台剧”。尤其是他嘲讽有些人赞成“善待革命国家，好像它的声明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好像它真的接受现有的合法性，只是出于谈判目的才夸大了自己的不利处境；好像有限的让步可以减轻它心中特殊的悲痛”。1956年他写过一篇文章，用当代美苏超级大国会谈进行类比，态度非常明确地指出“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并没有将谈判桌上的气氛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混为一谈”。

然而，不管是凯南最初倡导的那种遏制，还是后来尼采提倡的更军事化的遏制，都与基辛格的观点无甚区别。我们只有认真解读基辛格叙述1812—1822这10年的方式，才能发觉他真正的创意所在。

《重建的世界》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梅特涅是如何在奥地利势力最弱小的时候与法国合作，后来转向结盟、调停、中立直至彻底对抗的。梅特涅的目标是要在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合法的情况下重建合法秩序，这跟卡斯尔雷的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的根本计划是建立五国均势，由英国扮演“平衡国”的角色。英国跟奥地利不同，它打仗“是为了安全，不是为了主义，是要反对普遍占领，不是要反对革命”。交战双方都要劝说其他参战国家这也是它们的利益所在，交战者要力求做到一点：“本来可能被人理解成在追求一己私利，现在要让人家认为这是在宣扬一种纯粹的正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梅特涅只有一个办法，即通过“曲折而老谋深算的外交”建立一个“联盟的道德框架”。梅特涅跟卡斯尔雷不同，他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让解决争端的协议合法化这个根本性的道德问题”。

基辛格对梅特涅“八面玲珑的本事”叹服不已。但梅特涅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拿破仑没有自知之明：拿破仑万万没想到，奥地利皇帝，他的岳父大人，竟然跟自己兵戎相见（见第5章）。本来梅特涅的政策就面临不小困难，偏偏又杀出个在拿破仑兵败俄国之后，满心指望自己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的沙皇。一来拿破仑自取灭亡，二来沙皇虎视眈眈，面对此情此景，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要将一个温和的和平协议强加给法国，必须百般小心。在此，基辛格把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进行了明确对比，这对他如何看待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的欧洲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全面战争的逻辑是和平条约会带有惩罚性，要么选择对过去念念不忘的报复性和平协议，要么选择放眼未来的宽宏大量的和平协议。前者，就像在凡尔赛订立的协议一样，“试图镇压敌人，叫他无法再战；反之则宽待敌人，叫他不愿再进攻”。一个对过去念念不忘的和平协议会无意间制造新的革命形势，“因为战败国除非彻底四分五裂，否则绝不会善罢甘休”。相反，一个放眼未来的和平协议认为“治国任务不是要惩罚，而是要整合”：只有和解协议为战败国所接受，才有望为合法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谁都无法得到“绝对安全”，绝对安全不过是一个妄想。

稳定秩序的基础是成员国的相对安全，也就是相对的不安全。这种稳定性反映的并不是不存在未得到满足的索求，而是说不满的程度还不是特别强烈，没有强烈到通过框架内调整也无法修正，非推翻现有的和解协议不可。一个被所有主要国家接受的秩序结构才是“合法的”。

合法的国际秩序靠的不是机械的、数学的平衡，也不是各方追求和谐的共同愿望。这种秩序需要在多个行动者之间不断进行调整，每个行动者都受到各自历史观的驱使，他们只能在游戏的大体规则上达成一致。

正因如此，《重建的世界》的主角是卡斯尔雷，不是梅特涅。基辛格认为，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达成妥协使得和解协议得以签署的正是卡斯尔雷。正是卡斯尔雷违背伦敦指令解散了战时联盟（见第9章）。同样是卡斯尔雷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后，在其他国家众口一词要求瓜分法国的时候，努力推行克制政策（见第10章）。而梅特涅则恰恰相反，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妄想恢复旧的秩序（见第11章）。最终，即便梅特涅怂恿俄国沙皇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主意，英国也无法捍卫他希望建立起的反对革命的欧洲秩序。在梅特涅看来，西班牙、那不勒斯以及后来的皮德蒙特都会极大地威胁到新秩序；而在英国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不起眼的局部问题，一旦干预便会打乱现有秩序的平衡。在梅特涅将外交手腕运用得出神入化的特拉波会议上，他居然将他注定失败的“反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战”说成是欧洲的事，不是奥地利的事（见第14章）。卡斯尔雷心里清楚得很，如果是像在巴尔干地区一样，针对的是奥斯曼帝国，那么俄国也会同样愿意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进行干预（见第16章）。但是，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心力交瘁，彻底失望，用一把小刀割喉自尽，结束了他悲剧性的一生。维罗纳会议之后只留下既反对革命又反对法国的“合法化原则”，这成为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国建立“神圣同盟”的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重建的世界》其实是基辛格对“一战”后各种和平协议的回顾和批评。国际同盟（也暗指接替它的组织联合国）所代表的“集体安全”就是基辛格严厉批判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弊端之一。但是该书也旁敲侧击地批评了美国“二战”后的政策。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基辛格希望从维也纳会议中得出的教训：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其中没有一个国家非常不满，以致不愿在和解框架下对事情加以补救，而只想推倒重来……建立一种不包含‘革命’国家的政治秩序，各国自发地维护好彼此关系，因为存在一种日渐明显的趋势：不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动乱”。但是只有将梅特涅的技巧和卡斯尔雷的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错误已经酿成，即要求第三帝国和分裂的德国无条件投降。因此存在这么一种危险：怀有复仇之心的德国会以革命国家的形象再次登场，一心想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没有发生这种事，就认为基辛格及其同时代的人可以对这种危险置之不理：有一点很清楚，当时基辛格打算在下一部历史著作中用大量篇幅探讨“德国问题”和俾斯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第13章已有预示）。更重要的是，有一点是不可想象的，即我们能以可接受的代价在苏联问题上取得同样的成功。因此，要建立国际秩序唯一的办法是将苏联从一个革命国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当然是革命国家），转变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这里就埋下了将来所说的缓和政策的种子。这粒种子之所以能在基辛格心里生根发芽，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的很多领导人就不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了，更谈不上是基辛格眼中不共戴天的“预言家”。

3

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的最后用一篇文章讨论了政治家和两种革命者（征服者和预言家）的差异。跟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一样，他在这篇学术论文中倾注了发自肺腑的个人信仰。他写道：“预言家的声明是一种完美的建议，完美意味着整齐划一。但是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除非采用一刀切或错位的方式，这就必须损害一切责任模式……而完全依靠个体的道德纯洁就等于放弃了限制的可能性。”基辛格反对预言家，支持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必须永远对人们的行为怀有疑心，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耍些小手段，而是因为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政治家有一个可悲的地方，即他们总是少数，因为“给人激励的不是平衡而是普遍性，不是安全而是不朽”。人们渴望超越，所以很容易受到预言家的影响。再者，人们对自己国家所主张的“正义”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此，基辛格很显然是带有美国人思维的，他跟美国人一样，一般在判断世界大事的时候用的是他们自己所谓的普遍标准，其实这种标准带有个性色彩。

如果一个社会用所谓的既有普遍性又有排他性的原则让自己合法化，简言之，如果“正义”观不能容忍不同合法原则的并存，那么这个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会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很多国家对外国政策持有一种强烈的或许是下意识的反感，这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政治家往往与预言家遭遇同样的命运：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尊重。如果政治家远远走在本国人民的前面，那么无论其政策多么睿智，也不会得到国人的一致认可。

但是，政治家的可悲之处还在于其政策必须被兜售给政府官僚机构。这里首次展示出基辛格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个主旋律：杰出政治家与为他落实政策的办公室文员之间的矛盾。

政策精神与官僚机构的精神截然不同。政策的精华在于其偶然性；政策能成功靠的是准确的估计，而估计有时候得靠猜测。官僚机构的精华在于追求安全，其成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以官僚的方式施行政策会使你费神计算，勉力计算你就容易被外部事件捆住手脚。

基辛格眼里的理想政治家是一个美国式的卡斯尔雷：一个在追求合法的、自我强化的、以内部存在分异的国家间的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不得不既要教育具有狭隘理想主义观念的公众，又要激励疏于进取的、不愿承担风险的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政治家。

今天，我们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可以把《重建的世界》看作基辛格未来职业生涯的序幕。自然，该书首次出版的时候读者可不是这么想的，人们主要是把它当一本纯粹的历史书来读。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研究卡斯尔雷的顶尖权威）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基辛格的论述“很矫情”，尤其是基辛格居然对梅特涅“大言不惭地”声称的“一切都预见到了，一切都做好了手脚”信以为真。

他受梅特涅的影响太大了，有时候他的说法都带有偏见，他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他甚至模仿梅特涅的晦涩风格，经常在分析问题时套用梅特涅使用的那种行话，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道理偏偏要用几页纸的篇幅叙述。

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比尔克对基辛格比较尊敬，但还是（像韦伯斯特一样）忍不住指出他的参考书目里少列了一本书。只有寥寥几位美国学者能理解基辛格的真实目的。《世界事务》的评论员认为这本书“很有启发性”，讲治国术的最后一章“尤为重要”。历史学家汉斯·科恩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肯定。最具洞察力的一篇书评出自芝加哥大学的昆西·赖特之手，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他独具慧眼，发现基辛格想对梅特涅时代和早期冷战做一种类比，便热情地把这本书推荐给“国际政治的研究人员和参与其中之人”。

对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赖特的评论自然很受用。不过就基辛格的学术生涯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最初的博士论文在哈佛受到了好评。论文获得萨姆纳奖表明，至少行政学系的一些高级教职人员对其是赞许的。看过这篇论文的有大权在握、时任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他的评论没有保留下来，但从基辛格的反应来看，邦迪同意韦伯斯特的意见，认为基辛格受梅特涅的影响太深，特别是他的文风。基辛格反驳道：“要想在梅特涅身上做出点儿文章来极其困难，因为一方面他的治国理念毫无新意，另一方面他的外交技巧又非常高超。”他认定自己并没有被梅特涅所迷惑。梅特涅的成就“不过是一个绝活”，“就像是一个纸牌屋，吹口气就倒”。

但为了证明它的脆弱，我要先展示它的成功之处。在我看来，梅特涅治国艺术的问题不在于短期内没有创新，而在于缺乏长远眼光。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清时代潮流，要说明这一点易如反掌，但仅仅如此又难免过于简单化了。他认清了时代潮流，但又竭力阻止。

邦迪还反对基辛格论述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时所提出的一种假设：政治家的性格是单一的。

（基辛格回复时说）我……同意您认为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完全“单一的”这一命题。然而，在任何既定情况下，这可能说不通。我认为，我们如果对大多数伟大政治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心理学家可能还不承认……艾奇逊这样的人跟我所考虑的政治家的差别不在于后者更智慧，而在于他们任职时间长，国内压力小，因而他们实施准则能一以贯之。

4

那么，研究19世纪初的欧洲究竟对基辛格关于迪安·艾奇逊等人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得益于基辛格创作博士论文期间所写的大量书信和未出版的备忘录还保留至今，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第一封信是基辛格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时写给导师艾略特的。

当时的事态很蹊跷。朝鲜得到苏联准许悍然入侵韩国。杜鲁门总统受到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和遏制政策的启示，设法取得联合国同意后进行了干预。但是，美军最初的行动没能阻止朝鲜的进攻。基辛格写这封信是在1950年7月，当时他还没有开始做博士研究。他在信中起笔就给了官僚机构一击。他写道，美国方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情报障碍”，“对苏联意图的预测相当模糊，完全不能具体预测存在什么明确的威胁”。

任何熟悉官僚机构运作的人都知道，在替代选择明显有限的情况下，安全方案也会预测出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对这些可能性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信息，因而这些可能性大多数是不相干的。安全意识一般就成为平庸的托词，想象力也就淹没在肤浅之中。

然而，朝鲜危机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结盟的方式从道义上说是一败涂地”。基辛格的观点“不是基于目前的战况（我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逆转），而是基于一种事实：几乎完全靠美国主力部队作战，韩国到头来还会是老样子”。韩国抵挡不了朝鲜的进攻，很快就失败了。

这凸显了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外交政策观：美国援助的接受者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他们，通过一味迁就的方式来赢得“朋友”并不能代替某种内在的韧性和基本目标意识……美元不能提供道义上的控制，而任何政府若没有道义上的控制都难以长期存在下去。无论我们在朝鲜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希望大家都不要误解这种成功的本质。军事胜利不应该被看作我们唯一的目标，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条件来重新评估以前的工作。有些政府因为自身无能，受到一丁点儿压力就会垮台，我们老是认为这样的政府让步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担心联邦德国和西欧的抵抗能力不会比韩国强多少。

一个刚刚拿到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能说出这番话来，也真是坦率无惧。基辛格的意思是说，如果接受国不能自保，那么经济援助几乎毫无战略价值。

5个月后，1950年12月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在仁川和汉城（现已改称首尔）击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占领了平壤，不幸的是他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又被打回三八线以南，于是基辛格旧话重提，对遏制政策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评。年轻的基辛格信心满满地写道：“我国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败，原因是对苏联的意图和战术估计不足，误把聪明的公式当作现成的办法。”

有关“和谈”“会议”“谈判”的种种说法表明，目前的危机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误解或者说不满，需要理智的人本着妥协的精神来化解。然而，局势非常明朗，苏联扩张主义针对的是我们的存在，不是我们的政策。因此，任何妥协只会引发新的诡辩说辞。

基辛格承认，遏制“包含了一个深刻思想的萌芽”。但是在实际运用时，它“暴露出一种根本性的怯懦，时而暴露出观念的肤浅，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

要让遏制发挥作用意味着要控制苏联行动，威胁他们说美苏之间会有一场大战。不是说（就美国人力情况而言不可能是说）无论在苏联外围出现什么威胁，美国都会现身予以反击。我们把苏联行动当作军事问题，苏联就能通过选择干预那些让美国极其不安的地区，分散美国兵力，使美国只能顾及那些战略上无意义的地区。我们的反应是试探性的，把世界舆论的规劝作为一种定义美国政策的手段，把所有措施都限制在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种种现象都让苏联领导人相信一点，任何探索过程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以地方化，就算美国主动强制性地在根本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对决也不可能引发美苏大战（这是唯一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威胁）……由于我们总是把苏联行动当作孤立的突击，而不是一个模式中的组成部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强制执行一个完整的方案，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让苏联总参谋部在战略上调配我们的资源，在战术上引诱我们的部队进行无休止的冒险。

在此，基辛格重复了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对遏制的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首次提出“全面重新评估苏联战略”。他认为，美苏之战“不可避免，不是因为美国政策有问题，而是因为美国象征着资本主义民主”。苏联不愿“争取虚幻的和平”，而要“在最佳条件下开战”。因此，美国必须如法炮制，谋求在有利的条件下开战，利用“控制海域、科技优势及外部沟通渠道”带来的优越机动性，避免发生任何可以让苏联利用其“大规模人力”和“极度的残忍”的冲突。如果苏联妄图引诱美国进行大规模陆地战，美国的回击措施应该如下。

一、应该明确划出一条线，一旦越界就意味着要打一场大仗，不一定就在苏联军队行动的地方开战……

二、一旦开战，美国应该设法（至少等欧洲打完头阵之后）迫使苏联到这样的地方作战：地势不开阔，让人多势众的大部队占不到便宜，而科技知识又极端匮乏，比如中东。如果在冲突初期（或者在似战非战时期苏联故意分化美军致使其部署受限时）能避免惨重损失，就应该有可能（1）在苏联外围取得局部优势（尤其是通过阻断其通信系统），（2）通过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行动打击苏军士气，（3）分散苏军兵力，这样最后决战时我们的敌人就不会那么强大。

就1950年12月来说，这一建议可谓令人惊叹：实际上就是要划出一条红线，莫斯科一旦越线就将引发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而战场最好选在中东等美国占有优势的地区。这段话说明，在这个阶段，基辛格跟很多人一样认为苏联这个革命国家绝不会妥协，休想和它达成任何和平均势。这也说明基辛格是多么悲观。他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认为朝鲜事件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这场战争的直接对手只能是苏联。令人深思的是，他对艾略特坦言自己“从去年8月以来就预感到要出大事”。

1951年3月，基辛格给艾略特写了一封信，再度谈及这些观点，并不断加以完善。他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对所谓“灰色地带”（地理位置远离美国、没有美国地面部队驻扎的地区）的评论启发。基辛格再次将“遏制”定性为“在苏联外围的所有地点集结优势兵力，对之进行有形遏制”。他再次主张，外围的有限战争达不到有效的制止效果，只有“威胁说要跟美国打一场大仗”才能有效阻止苏联侵略。他再次表明观点，“如果把在苏联外围的每一个地点都营造一种强势环境，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实际上是让苏联参谋部调配我们的部队，引诱我们的军队进行无休止的冒险”。他再次强调美国正被卷入苏联外围的局部冲突，苏联因为其内部通信线路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还补充说这些冲突中的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他再次敦促划一条“明确的”线，“一旦越线就会卷入一场大战”。他再次敦促美国把中东及土耳其建成“美国集中的、高机动性的战略储备”基地，使“苏联的中心地带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基辛格在此引入一个新观点：在见证朝鲜半岛的破坏之后，没有几个“灰色地带”愿意充当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试验场。艾奇逊的遏制政策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增加了被威胁国家的精神压力，促使它们通过寻求中立来将苏联行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最好的方法是鼓励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坚持大幅度地增强防御力量”，这样又会“反映出一种心理条件，一种斗志”，而“这种斗志可以通过有限的美国地面支持、一贯自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确定性及其他心理措施来增强”。

在这种坐而论道的决策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历史语境是隐晦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外：1951年11月基辛格给中情局心理战主要理论家之一的威廉·金特纳写的信。当时，朝鲜战争已陷入僵局，不像是“二战”，更像是“一战”。信中他表述得比写博士论文时要大胆得多，他阐述了1951年与1815年的相似性（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阐述了两者的差异）。他写道，“均势的先决条件如下”。

（1）一个地理上确定的地区；（2）那个地区各方实力均衡；（3）一个外来的平衡方，它对国家战略有深入了解，不受意识形态的妨碍；（4）在“大国协调合作”中各方就基本价值达成广泛一致……要想取得均势，首先要有能被制衡的各方。平衡方自身不能是均势的一部分，因为这会让天平倾斜。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把政策想象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战争不过是实现确定目标的一个工具。均势与宣称绝对价值是不兼容的。

但是，基辛格强调，“当前局势不符合以上任何条件”。不仅全球均势（而不单单是欧洲均势）几乎无法实现，而且美国也无法发挥传统上英国发挥的那种平衡作用。

也许欧洲会恢复士气，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或许新兴的东方会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如果是这样，美国就应该对欧亚大陆起到一个岛国对大陆所起的那种作用：阻止大陆在单一统治下联合。但是，目前美国不是一个平衡者，而是世界和平格局中的一个竞争者，再者，这也不是美国自己的选择。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差异。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已经与其军事盟国紧密纠缠在一起，无法选择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开展行动。再说，此时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那种“英式”战略不管用了。

要突然发挥英国传统上的那种作用，对美国智慧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但是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可怕的责任。如果将意识形态因素纳入政策当中，自我限制将会是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理想。那样的话，政策一开始就会被想象成达到绝对态度的手段，而不是被定义为一种持久关系。这样难免会出现一种不信任的氛围，各方都想达到绝对安全，这就意味着对手的绝对不安全（中立）。哪怕只有一方引入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封信的结尾，基辛格思考了美国前途，其观点令人惊讶。

我知道会有人指着宗教改革战争后的宗教宽容说，这可以代替意识形态冲突。但无疑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平衡只有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现在的世界不会再走17世纪那条路。我认为我们会最终扮演迦太基战争后的罗马那种角色，所以我用了“可怕”这个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将来。

换句话说，基辛格信心十足，期待美国式的罗马战胜苏联式的迦太基。他真正担心的是下一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会发现在自己处于一个必须从自身内部提供挑战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深刻的原则”。1951年的时候，有一件非同寻常烦心事：美国战胜苏联之后帝国主义就开始衰落。

尽管读过乔治·凯南发表的文章，但基辛格和凯南不同，他不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在1951年12月题为“苏联战略——美国可以采取的对策”的备忘录中表述的观点相当传统。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苏联一般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出于防御性考虑，它会设法扩大自己的安全带。迫于全面战争的威胁，它暂时会有所收敛，但将来的情况不太好说。随着战略空军力量和核战能力的增长，有朝一日它会谋求与美国在西欧一决雌雄。如此看来，朝鲜危机就像是先来虚晃一招，意在分散美国在全球驻扎的地面部队。因此，美国必须紧急转换政策，放弃艾奇逊实施的“有形遏制”，采取基于“心理”考虑的“全面军事战略”，包括建立基辛格所说的中东机动战略储备。

5

此后将近两年，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等到他重新研究当代战略领域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哈里·杜鲁门卸任总统，20世纪唯一一个当上美国总统的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任。人称艾克的艾森豪威尔并不是很想当总统。1952年，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北约总司令，而且也是“二战”期间盟军胜利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足以名垂青史，本可以彻底退出政界。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头号人物、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仇视北约（实际上是受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驱使）迫使艾克参加竞选。虽然艾克对外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祖父形象，打打高尔夫球，看看西部片，画画，但他一直都是个坚毅的战略家。他不想让朝鲜战争出现任何升级，于是向苏联和中国暗示也许会动用核武器打破僵局。结果是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在国内问题上他同样很果断。当约瑟夫·麦卡锡想拿美国军队作为他的反共迫害运动的下一个目标时，艾森豪威尔让副总统谴责他的“鲁莽言论和可疑方法”。

苏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1953年3月1日凌晨，斯大林中风，4天后逝世。继任的是“三人执政集团”：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缓解国际矛盾。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宣布才9天，马林科夫就在最高苏维埃发言说：“没有任何具有争议性的、未解决的问题不能通过有关国家的相互协定进行和平解决。这适用于我们跟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苏联宣传的语气也变了，由此开始所谓的和平攻势。这就出现了新的威胁：不是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是心理战，采取的是建议德国统一的那种形式，1952年3月斯大林提过一个类似的建议，这种建议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够真诚，但却深受普通德国人的青睐。强烈要求德国重整军备的美国人低估了营造恰当“心理氛围”的必要性。他们低估了基辛格所称的“反向铁托主义”的危险，所谓反向铁托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政府为了证明自己不依赖美国，选择逐渐依靠苏联。因此，基辛格认为“苏联的和解态度”“比继续实施冷战更加危险”。

可喜的是，斯大林不在了，冷战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又回到人们更为熟悉的地缘政治模式。因此，基辛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为他1951年批驳的那种类比有其潜在的适用性。

美国与欧亚大陆的关系，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样。它是一个岛国，资源不足，目前仅仅是人力资源比较欠缺，以后还会在工业产能上出现欠缺^[2]。因此美国不能允许欧亚大陆在一个国家的统治或控制之下进行联合，无论这个国家采取的政府形式如何……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美国的战略应该是设法在欧亚大陆建立均势。这就是说绝不能允许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实际上，我们应该缩小苏联势力范围，因为中–苏–东欧卫星集团的巩固有朝一日必定对美国安全造成致命威胁。

这是一次重点的重大转移：现在美国可以希望像一个英式平衡国家那样发挥作用。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要强制性削弱苏联集团核心显然做不到，因为这就意味着爆发战争。然而，“分裂苏联和其卫星国家”显然是“可以做到的”。这里就埋下了另一种战略观的种子，过了整整20年，这粒种子才结出果实。

基于这种分析，基辛格提出一个具体建议。他认为，斯大林之死为美国外交提供了“天赐良机”，借此可以“大胆挫败和平攻势”，办法是召开四国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尤其是两个德国的问题。会上美国应该提出“出台一个和平协议并召开所有德国人参加的选举”，换言之，促使德国统一。基辛格认为，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不怕而苏联怕”，当然有一点很明确，必须保证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德国边界线。诚然，这一举动即便不会阻挠也会延缓各方正在讨论的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EDC）的计划，但基辛格的话很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获批的前景渺茫”。相反，如果美国这一步成功了，就会在亚洲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一个牺牲苏联一个卫星国的四国会议对中国可能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如果下一次亚洲会议没有成效的话……如果将四国（不包括中国）互相确保各自的边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不信任有可能加深。”基辛格承认苏联很可能不会同意召开这种会议。但是，“一旦会议失败，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冷战将会在一种更健康的政治气氛下重新开始”。

基辛格的“苏联和平攻势”备忘录广为流传，几乎同样广受称赞。邦迪对此赞赏有加，对基辛格说“你的文章很短，内容却非常丰富”，并把它推荐给政策规划办的朋友罗伯特·鲍伊。但他以前的同事、作战研究办的乔治·彼得并不完全信服。他的批评很有说服力：“你对过去的情况和知识运用得出神入化，但有时候你把适用于过去但也许不适用于将来的特征拿来讨论将来。我是指你说洛迦诺这类公约可能很重要的这种情况。”

基辛格辩护时咬定他的意思不是想重复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人们之所以对条约有看法，不过是因为条约会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用他的话说，“无论如何，我提出所有这些建议只是想重新夺回主动权。按理说如果苏联政府机构跟我们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机构在实质上有什么重大差别），我们往漏斗里扔的想法越多，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时间就越少，他们可调整的空间就越小”。然而，彼得表明了一种想法，其他人无疑也会有这种想法：基辛格过于喜欢跟过去比较，很不情愿承认某些方面今非昔比。

到1953年夏，基辛格开始感到沮丧，所有业余战略家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他满脑子的点子，可就是没人听。鲍伊可能见过他写的有关德国统一的文章，实际上可能还读过。说实话，东柏林事件发生后他及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1953年6月13日开始出现的罢工潮被苏军镇压。然而，没人召基辛格去首都。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跟志同道合的人私下通信，比如施莱辛格。施莱辛格是左派，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是历史学家。很多人以为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基辛格却不以为然。就像1948年的情况一样，基督教民主党赢得1953年意大利选举是中情局帮了大忙。但是基辛格认为这个结果只不过“再次证明靠耍花招来实施外交政策是白费功夫”。“可惜，外交政策不能像打官司那样：陪审团决定一经宣布，你说过的谎言便不会再回来纠缠你。”再说了，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似乎也不比艾森豪威尔好多少。

我同意史蒂文森的观点，如果意大利赤化，我们也不能轰炸莫斯科，但是我认为事前就宣布我们绝不会轰炸莫斯科，这种做法同样毫无道理可言。我认为再攻打朝鲜这样的国家也不明智。

我也希望候选人最终都不要谈什么“将赢得和平”，似乎某一天“和平会突然出现”，矛盾会奇迹般地消失。我不知道历史上除了罗马帝国时期之外，还有哪个时期出现过这种现象。即便将来克里姆林宫由大天使掌管，我也无法想象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能让我们说将来不再存在矛盾。因为只要世界上存在两个拥有主权的超级大国，矛盾就不可避免。

这种观点跟卡尔·弗里德里希10年前的观点没什么大的差别。问题是基辛格拿罗马帝国来说事，真有这个必要吗？

6

1954年的哈佛大学能否在一个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就给他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这一点不得而知。尽管导师艾略特为他陈情，学校还是没有给予基辛格这种职位。基辛格申请加入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也未获成功，这个协会是一个类似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精英机构。基辛格为何处处碰壁？众说纷纭。有的教员说他太世俗，有的认为他不务正业，不好好做他的助教，在帮塞缪尔·比尔教授上“社会科学2”这门课时，投入了太多精力办什么国际研讨会、编《合流》杂志。我们知道1953年春季学期，他没答应做邦迪教授的助教，帮他上“行政学180”。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相信他原来同事的这种认为他不务正业的回忆，这些回忆显然居心不良，因为这些人20世纪70年代成了他的政敌。还有一种可能：有些接近同时代的人（尤其是亚当·乌拉姆）已经开始不喜欢他了。还有一种说法更有道理。据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艾略特“问我们能不能给基辛格一个职位，因为哈佛没有空缺。于是我问同事，‘你们想要一个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吗？’他们说，‘绝对不要。’”基辛格只好像许多刚毕业的博士那样靠博士后基金勉强度日：他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4 000美元的资助，“让亨利·A.基辛格先生研究1870—1914年关于政治准则的遵守是如何走向式微的”。项目资助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法律与政治哲学新计划。哈佛大学只需聘用基辛格为政治学研究员即可。

毫无疑问基辛格很失望。1954年6月8日，基辛格做出惊人之举，饱含深情地致信麦乔治·邦迪，谈论“高等教育以及哈佛大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研究生和初级教员的心态”。这封信虽然措辞笼统，但无疑是一曲个人悲歌。这封信一开始便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地定义了研究生的心态。

这些人的心态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有不安全感，又自以为是；既彬彬有礼，又有极为狡猾的操纵；既有紧张的运用，又有懒散的放任自流。没有诙谐，没有欢乐。貌似潜心学问，却总是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说是具有普遍性，实则几乎完全孤立。偶有力作问世，只能说明个人有能力超越环境，而非从环境中得到动力。这对创造性、自发性和灵感的培养毫无用处。所有压力都是教人循规蹈矩，达到一种高度的平庸和安全的状态。

他接着写道，学术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我也曾好好想过放弃学术生涯去上法学院”。这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除非开始改变目前的态度，否则不管工资有多高，学术这一行都是很枯燥的”。

没有哪一行像搞学术这么依赖同行认可，但也没有哪一行这么需要自我创造。无论哪一行的创新与接受之间的差别都没这么显著。因此，搞学术研究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这一行跟其他行业不同，必须为学术而学术。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不约束灵感的氛围。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很多势力都想消除它的标准，而它必须维护自己的标准。但是，正因为不存在任何“客观”标准，正因为真正的创造性常常超越现有规范，萎缩或平庸的危险总是潜伏在其表面下。问题不在于质量会被有意压制，而在于质量意识会丧失。

基辛格强烈谴责哈佛“日益狭隘甚至了无生机”的氛围，以及它致人衰弱的“原子主义精神”：“谁都不在意别人的工作，甚至连自己人性的发展也很少关注。”一个难得的例外是他年迈的导师艾略特，“他对我的成长高度负责，他这么做主要不是因为学问大，而首先是因为他有仁爱之心，他让我感觉到一个我尊敬的人在关心我的成长”。但是，在他透露的下一个怨言中显然艾略特也未能幸免，那就是研究生的生活主要是围绕行政学系的“老鹰们”（资深教员）在转。因为哈佛的研究生都梦想将来成为哈佛的终身教授，他们只能像仆从一样对这些人百依百顺。在长篇大论的最后，基辛格提出三点具体建议：在哈佛大学建立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机构，鼓励高层次的交叉学科研究；聘用权从系里转到院长（比如邦迪）手上；提早授予终身教职。

退一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敢给文理学院院长写这样一封信可谓不同凡响，要知道邦迪在很多方面可是仅次于校长的二号大人物啊！即便基辛格跟院长的关系比较亲密（这特别要归功于他主编《合流》杂志），像这样袒露心迹也很危险，甚至可以说很鲁莽。他不可能真的以为院长会采纳他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显然带有个人目的。然而，既然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他也就情不自禁要发泄一些怨气。哈佛的档案里找不到邦迪的任何答复，也许他以口头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两人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邦迪继续接受基辛格的邀请，给暑期学校的学员做演讲，基辛格也继续应邀与来访嘉宾（例如明尼苏达州前州长、连续4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哈罗德·史塔生）共进午餐。然而，如果基辛格希望他的信帮他获得终身教职的话，那他只能感到失望。1954年秋，邦迪似乎给基辛格提供了某种职位，可能是“教员”吧，即最低一级的学术职位，但是基辛格反应冷淡，那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即便基辛格后来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邀请函，他还是没能拿到母校相应职位的邀请函。1954年年底，这位在哈佛大学曾经红极一时的人物似乎就要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涯了。

7

近20年以后，基辛格再次反思了学术生活的病态。那是1972年3月，他和尼克松总统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克松问道。他指的是美国学者，他们许多人都批评自己的外交政策。下面这番对话显示在时隔多年以后（自己也功成名就以后），基辛格的看法依然没怎么改变。

基辛格：但是学术生活很郁闷的，所以他们都……

尼克松：怎么会郁闷呢？他们不是都取得了谁都看得见的成就吗？

基辛格：这个，首先，因为你是在陪一群青少年，总统先生。毕竟，他们不仅没有帮助青少年成长，自己也因为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而变得没有责任心。其次，这不是一份稳定的职业。对于高层人士来说不是……

尼克松：是啊。

基辛格：那些全国知名人物，嗯，例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和我。不过就连一般的哈佛教授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要过10年极不稳定、叫人发疯的生活才有可能拿到终身教职。假如得不到一个好的职位，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够好，但不像在法学院，第二年你就知道自己好还是不好。

尼克松：是的。

基辛格：你还不能造假。

尼克松：没错。

基辛格：而且你能很清楚地从现在能去的律师事务所来预测你能升到什么职位。

尼克松：是的。

基辛格：在学术生活中，你完全要依靠某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个人推荐。谁都不知道你多优秀。真的，我于1954年在哈佛毕业，我一直是个古怪的人，在那个意义上一直是个局外人。那段时间真是糟透了……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19世纪外交，一般人不怎么感兴趣……这是一本思想性很强的书。讲的是1815年是怎么实现和平的，而且……

尼克松：没错，是这样。

基辛格：那是，那是一本带有思想性的书，但是学术这一行很不稳定。那时他们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很大。而且……

尼克松：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要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一直都是这样，但是……

基辛格：他们信奉操纵，总统先生。因此，他们觉得很难受。在我们这个社会，学者这个阶层并不是很受人尊敬，所以他们很恼火。

学者们对学术政治的厌恶可谓司空见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在哈佛念书，毕业后留校教哲学，从1890年一直教到1912年。他说：“我没交到一个当教授的真朋友。”于是他问自己：“这是出于像女人一样的嫉妒，因此暗中就是不愿真心接纳对方，还是爱认为教授或女人就是要假模假样，因此大家对这种可怜虫就会既鄙视又同情的观点影响？”这种情绪不光是哈佛大学教授才有。有人编了这样一句话，说“学术政治中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所争之事无关紧要”。这句话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教授、《管理纽约市》（管理纽约市的危险性显然比较大）的作者华莱士·斯坦利·塞尔说的。但是，不用说基辛格喜欢经常使用塞尔“定律”：“不管讨论什么问题，情感的强烈与问题的价值成反比”，并把哈佛学术政治作为典型例子来引用。

但是，在基辛格看来，学术政治的危险性并非那么小。1954年夏季的某一天，他黯然神伤地走在哈佛校园，寻思着一度辉煌的学术生涯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他见到好友小阿瑟·施莱辛格，打了个招呼；瞧人家多好，已经稳稳坐上了历史系终身教授的宝座，还得了个普利策奖。但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接下来的一番谈话将改变他的人生道路。这位“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马上就要搞核武器了。

[1] 1954年获得哈佛行政学博士学位的还有13人，其中6人关注的是当代国际问题：一人讲日本被占时期的劳工政策，一人讲伊朗民族主义，两人讲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还有一人讲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国际难民问题。唯一和基辛格一样关注19世纪的博士生是戈登·刘易斯，他的论文主题是1848年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2] 在冷战的大多数时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专家，包括基辛格，都一直高估了苏联体制的经济能力和潜力。1953年，苏联的经济体量仅为美国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