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家族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团结。

伊维莱恩·德·罗斯柴尔德爵士

1996年

今天到新亭的访问者走进的是一座用黑白大理石修建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然而，入口处的大厅里挂的是威廉斯·阿姆菲尔德·霍布迪1820年所画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及其家人的肖像画。如果N·M·罗斯柴尔德公司不重视自己的历史，而且不对自己的历史引以为傲的话，这幅肖像就不会挂在那里。那么，这部书也就不会面世了。然而，很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过去与它的现在和未来到底有着什么样切实的联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N·M·罗斯柴尔德公司是一家世界上最大的而且主宰着国际债券市场的银行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稳定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把美林、摩根士丹利、J·P·摩根，或许还应该加上高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合并在一起所能产生的作用。相反，在今天，该银行在国际金融服务的业务中只是占有了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被那些像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这样过度扩张的企业集团以及花旗集团这样庞大的银行远远地比了下去。那么，我们在这儿回首往事，除了抚今追昔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这就是本篇后记想要回答的问题。从1945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把它当成银行的历史来看，而是应该看成是一篇关于历史在保证其战后的复生以及现在的成功中所起作用的论文。

延续性

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历史或许可以在20世纪40年代画上记号。这并不是因为安东尼·德·罗斯柴尔德的原因。在他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度过了他灿烂的青春年华，并在大战中留下了辉煌的记录后，他开始投身于维护自己的罗斯柴尔德继承物的事业中。与他众多的祖先一样，他是一名热心的收藏者，特别热衷于中国的陶瓷，同时还狂热地陶醉于葡萄酒的酿制中。1925年，他入选了赛马俱乐部，并继续经营着他父亲在纽马基特的马房和宅院。1926年，他娶了伊冯娜·卡恩·德安维尔丝，而新娘的家族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有业务联系（他甚至曾经在他的亲戚克鲁侯爵的家里遇见过她，当时克鲁侯爵出任驻巴黎的大使）。他在犹太人社区事务中的作用也与上几代的前辈一样：像他的叔叔纳蒂，他是百分之四住房产业化公司的董事长；像他的父亲与他的叔祖父老安东尼一样，他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然而，安东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他的家族最根本的作用：银行家。

对于这项工作，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近乎苛刻的勤奋。每天，他都乘火车从莱顿巴泽德（离他在阿斯科特的住所最近的车站）到尤斯顿，之后继续前往新亭。在合伙人餐厅吃过午餐后，按照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描述，在下午两点半“匆忙离开”，“因为此时工作重新开始，罗斯柴尔德企业的巨大轮子开始旋转”。然而，事实上，战争极大地缩小了N·M·罗斯柴尔德的“轮子”尺寸——而且安东尼加入到业务中时并没有想要加快轮子旋转的速度。“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哪里，”罗纳德·佩林记得他这样说过，“如果他们想与我们做生意，那就让他们过来跟我们谈。”作为战后世界的一句格言，听天由命的味道或许太浓了一点。埃德蒙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发现新亭的生活出奇的安定：合伙人在10点至10点半之间来到办公室，认真阅读送来的邮件，“看看是否有什么可能带来生意的消息”：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做法是所有的信件、支票、债券、汇票和其他类似的文件要由合伙人签署……结果就是总是有一大堆的文件等着我们签字……在文件上签上我的名字之前，如果我硬着头皮对托尼说，“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清楚”，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的：“对，你当然不清楚。”

除了在担保信托公司以及库恩——洛布公司短暂又不太愉快的纽约学徒生涯（在那里，他“老是有一种被看成穷亲戚的感觉”），埃德蒙在成为合伙人之前所受到的金融训练非常有限。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他在1956年成为了合伙人——也在库恩——洛布，以及摩根士丹利和格林米尔斯进行过轮训；但是安东尼曾经告诉过他不要在剑桥很认真地学经济课程，原因是他应该成为一个合伙人。劳埃德银行的前财务主管戴维·科尔维尔——他当时以事实上的合伙人身份加入了新亭——也不能说成是新鲜血液：他的后祖母是克鲁侯爵夫人，汉纳·罗斯伯里的女儿。业务的日常管理工作大部分留给了休·戴维斯，他继任了塞缪尔·斯蒂芬尼的总经理的职务，以及他的助理迈克尔·巴克斯——这两人都是在N·M·罗斯柴尔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并不是所有这一切使得这个公司在那些年代金融城里俱乐部式的，甚至是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氛围下显得鹤立鸡群。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战后的英国仍然保持着战时经济的很多管制，其中就有对罗斯柴尔德一直以来的基础业务——资本输出的管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传统的国际债券的发行空间非常有限。另外，这个时期正好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而且尽管艾德礼政府对贝弗里奇和凯恩斯的推崇远甚于对马克思的推崇，他们也很难给金融城以好脸色看。参阅下面来自1948年1月采访中的一个工人党支持者的看法：

我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权拥有太多的财富，除非这些财富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自己的父亲是个有钱人不是一个太好的理由……我们已经与保守党就下面的条件产生了共鸣：失业、缺乏营养、没有规划、国际形象不好、缺乏公平正义……教育和机会、未开发的资源以及没有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些错误得到改正的唯一时机是在战争期间，局势和内阁中的工人党成员迫使国家将基础产业和商品交由政府来控制……战争无情揭示了过去托利党人思想的愚蠢性，他们认为人们只能为私人老板打工赚钱，因而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我希望那种肆意妄为的为私人谋利的私营企业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拥有大量的金钱并不能就让你自动地获得幸福……在社会主义政府里，富人不再拥有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像他们以前所拥有的那么多钱和特权的事实，对于富人来说确实可能会感觉不方便；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我认为你将会发现，很多有钱的人……将不会不合时宜地为这样的前景杞人忧天。

这些话不是出自于安奈林·贝文之口，而是出自于罗斯柴尔德勋爵三世之口的事实，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保持着与新亭的距离的原因。当他最终在1959年离开学术界进入到私营领域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在皇家荷兰壳牌（不可否认，这是一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历史渊源的公司）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自1941年开始，对老的合伙关系进行重组的工作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当时成立了一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作为在出现当时合伙人有一人或者两人在战争中战死的情况时的公司法定的继承人：新公司以其自有的权益成为一个合伙方。在1947年，N·M·罗斯柴尔德在它原来的基础形式上又更进了一步，推出了100万英镑无投票权的优先股以及50万英镑的有投票权普通股。安东尼持有了60%的普通股，确保他是控股的合伙人；在他之后的层级是埃德蒙和维克多，他们每人持有20%（尽管维克多获得了无投票权优先股更大的份额）。这次安排是家族内部力量均衡的一次变化，这种变化在下一辈中将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公司资本的缩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资本接近800万英镑。缩水150万英镑——特别是考虑到英镑的购买力在调整期间损失了40%——意味着一个急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业务萎缩和前所未有的高税收。当列昂内尔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50万英镑的透支，而且他的儿子也还得支付总额为20万英镑的遗产税。

安东尼的战略是重建企业传统的海外业务。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战后的资本流向主要是从美国到欧洲。确实，爱德华和罗伯特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阿姆斯特丹海外公司（与荷兰皮尔森公司的彼得·弗莱克联合），作为罗斯柴尔德业务的纽约基地；但是，这似乎并没有为新亭带来太多的业务。一开始的时候，大量的人力投入到了清理各种战前已经出现拖欠的债务上，比如像智利和匈牙利的情况。新的债券发行——像1951年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常称世界银行）提交的500万英镑3.5%利率的债券——非常少见，而且还必须与金融城内的其他银行分享。罗斯柴尔德过去在南非黄金市场的主导作用也已经在3年之前重新开始，当时国际黄金市场重新开张：又一次，世界的黄金价格在新亭的“定价室”里正式定价。然而，由于国际黄金界的目标是把黄金的价格稳定在每盎司35美元，新亭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得不更多地关注于信用业务和承兑业务。这些业务不能说不挣钱，只是这些业务以前只是银行第二或者第三线的业务。

战后那些年里最有野心的——而且同时也是最传统的项目在加拿大，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基本上还是一块未知的大陆。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开发纽芬兰资源丰富地区的规划（他是这个规划的最高负责人）或许是因为银行一直保持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联系而出现的最重要的金融机遇——这种联系因为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是戴维·科尔维尔的兄弟乔克而得到了加强。丘吉尔在1951年10月返回了唐宁街，而且马上被斯莫尔伍德的计划所吸引，他高度赞赏这个计划为“一个伟大的没有帝国主义恶名的帝国主义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英国纽芬兰有限公司就像是昔日辉煌的回声，N·M·罗斯柴尔德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所扮演角色的纪念物。事实上，丘吉尔政府的运输燃料与动力部部长莱瑟斯勋爵甚至问出了这样的话：“你们做成了苏伊士，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做纽芬兰？”然而，尽管如此，安东尼还是显得很踌躇——他的这种犹豫不决甚至几乎使银团里的成员转向了德国的银行。主要得益于埃德蒙的努力，N·M·罗斯柴尔德还得以留在船上，而且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引入金融城里的其他企业，包括施罗德、汉布罗和摩根·格伦费尔。最终的协议在1953年达成，租让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给布林科银团，为期20年，而且经过勘测调查后，划定了矿产和木材资源开发的区域，做出了在汉密尔顿瀑布建设一座水电站的决定。按照19世纪后期的企业通常的做法，当银团内部私下分配200万股纽芬兰有限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丘吉尔自己买了1万股。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间，他们发现无法维持这种“帝国”联系，部分原因是英格兰银行必须通过限制海外投资来支撑战后长期存在的英镑弱势，同时，也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希望减少“外国”对布林科的控制。没有人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商议过首次公开发行“丘吉尔瀑布”股票的事宜，而且，尽管他们还是会同意认购所发股份中的700万英镑，但是遭到了来自加拿大银行的劝阻。魁北克政府的阻碍特别具有破坏力，因为他们控制着通往纽约的跨境电缆线路，因而是电站潜在的最大客户。尽管N·M·罗斯柴尔德参与了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1963年的债券发行，而且8年后还是纽芬兰主要的贷款人，这个项目却一直没有能够从这种政治纷争中真正解脱出来。丘吉尔式的战略最终被证明在这个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是一种倒行逆施。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亭出现了转向的迹象。在1955年，安东尼患了一场中风，这场病痛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提前退休；6年之后，他去世了。合伙权因此得到了双倍的加强。他的儿子伊文利在经过了剑桥、海军和力拓纽约公司、多伦多仲裁公司、R·D·史密斯公司轮训的历练后，在1957年加入了银行；另外，维克多的大儿子雅各布也在6年后经过牛津以及在库贝尔兄弟财务公司、摩根士丹利以及赫尔曼·罗宾诺与克利福德·巴克利的见习后加入了进来。“由于战争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利奥波德想起了安东尼说过的话，“现在得靠你们年轻人去闯，去寻找新的业务。”

现在，开始迈出了缩小佩林所说的“将合伙人分隔开，甚至是产生于最高层成员之间的巨大鸿沟”的第一步。1960年7月，一个半世纪的传统结束了，这时戴维·科尔维尔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合伙人行列的非家族成员（尽管此前的一段时间，他已经在合伙人办公室里拥有了一张办公桌）。1961年9月，总经理迈克尔·巴克斯也得到了类似的提升，随后在1962年4月轮到了经验丰富的税务律师菲利普·谢尔本，因为他帮助建立了新的财务部（负责公司业务）。由于雅各布的到来使合伙人的总数达到了法定限额最高的10名，其他那些服务多年的资深经理人员不得不屈就于“伙伴”的身份，一直到1967年的《公司法案》将合伙人的限制提高到了20名。这次转型在1970年9月结束，当时合伙制变成了公司制，结束了无限责任的时代。当时建立起来的董事会由4名非执行董事和20名执行董事组成，而且决策权也从合伙人转给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

在管理结构上出现的“新亭革命”也在物质上有了切实的反应。1962年10月，在伊文利的提议下，位于新亭的老办公室最终被放弃了。因为现在已经有必要进行扩建，穿过圣斯威辛大街直抵切特温德大厦；在当时的六层大楼建造的过程中，公司不得不在偏远的芬斯伯里广场南边的城门大厦度过将近3年的时光。新建筑业象征着新一辈想要使银行现代化的决心。外界仍然对这家银行的重要性存在一种典型的夸张，一家日本的报纸报道了建造这座六层新楼的消息。实际上，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相对来说还是很小的。当它进行公司改制的时候，所发行的股本仅仅只有1 000万英镑（储备大约在200万英镑），而且其资产负债表显示总资产也只是1.68亿英镑。至于存款，N·M·罗斯柴尔德也比其在金融城里的其他对手要少，而且它也不像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一样，有很多外面的股权投资。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雅各布在1965年时所做的声明：“我们必须尽力使我们自己像过去成为金钱的银行一样成为大脑的银行。”

在第一种情况下面，这意味着向投资银行转变。在1961年7月，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RIT）以300万英镑的资金组建，2/3的资金筹集自外面的投资人。在雅各布的领导下，这个公司茁壮成长起来：开始时的税前利润就超过了本金的20%。到1970年，又出现了4个公开认购的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基金。此后，RIT在1974年并购了3只埃勒曼拥有的投资信托基金后，开始自己独立运作，广泛投资于几乎所有行业，从石油和天然气到旅馆和拍卖行。尽管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恐慌，它的毛收入在70年代末还是达到了接近700万英镑，净资产接近1亿英镑，而在1970年的时候净资产还只是600万英镑。对于雅各布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他刚过了40岁。然而，很重要的一点必须强调，从它诞生之日起，RIT就与其母公司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早在1975年，N·M·罗斯柴尔德就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减到了9.4%。当索尔·斯坦伯格的信托集团在1979年以1 600万英镑收购了RIT 25%的股权之后，它与新亭的联系似乎完全断绝了。

第二步是迈向了资产管理业务。在1959年，在紧随菲利普·希尔、希金森和罗伯特·弗莱明之后，银行成为全国性集团的防御型单位基金的托管人，这只基金是最早的单位信托基金之一。不久之后，银行又介入了直接的资产管理业务，所有这些业务（为满足1986年金融服务法案的要求）后来全部移交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子公司，N·M·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第三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公司金融业务。除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发行了少量的股票，安东尼主政期间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少。在考察银行后来在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时颇具讽刺意味地发现，当丘吉尔政府在1953年建议他们参与到钢铁行业的“去国有化”过程中的时候，安东尼和科尔维尔居然拒绝了，理由是认为这个想法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游戏。N·M·罗斯柴尔德也没有参与1958~1959年的英国铝业公司的争夺，这次事件通常被看成是开启了企业并购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变化，银行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进与企业界关系的努力，在1964年，甚至在曼彻斯特开设了一个分公司，这是自1811年以来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的第一个罗斯柴尔德办公室——两年之后，在利兹又设立一个。必须得承认，银行对公司金融业务的第一次尝试严格意义上说是很令人失望的。在1961年2月，N·M·罗斯柴尔德为奥达姆斯出版社抵御来自《每日镜报》的收购竞价提供咨询服务。《镜报》方的咨询机构是S·G·沃伯格，而且《镜报》最终赢得了收购战的胜利。但是两年之后，一个新亭的团队在为一家国有的南威尔士钢铁集团理查德·托马斯与鲍德温公司做咨询顾问的竞标中，成功击败对手，拿到了怀海德钢铁公司。到1968年，N·M·罗斯柴尔德可以排在金融城内并购联盟中第八的位置，总共组织了5项交易，交易总值3.7亿英镑。两年之后，在证券发行企业名单中排在第五，在一年之间为其客户企业筹集了总额2 000万英镑的资金。

然而，这些海域是危险的，时常有鲨鱼出没。在1969年，N·M·罗斯柴尔德第一次遭遇了热情的骗子金融家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当时他们给索尔·斯坦伯格的利斯科在施泰因贝格以2 500万英镑竞价购买马克斯韦尔的帕加马出版社的过程中提供咨询。这次交易失败了，因为竞标人在派格蒙发现大量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贸易委员会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进驻马克斯韦尔。塞姆·德比在20世纪70年代“虚幻繁荣”期间购买克莱夫控股的交易同样也是问题多多，当时，塞姆·德比的董事长丹尼斯被指控有内部交易，而且在1973年11月被逮捕。然而，当吉姆·斯莱特在1975年10月从病入膏肓的斯莱特·沃克银行辞职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向N·M·罗斯柴尔德寻求帮助，以避免一场新的全面银行业危机——这是爱德华·希思首相对银行新任董事长维克多的肯定和赞扬，维克多终于在那年的4月深孚众望，在家族的银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不久之后，对老旧的管理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合理化改造。

在这个烦乱时期的国内活动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领域，其中之一是N·M·罗斯柴尔德密切关注着自己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像传媒和电信这类成长性的领域。银行投资了ATV，它是第一批独立电视台之一；另外还投资了不太成功的英国计费家庭视讯公司，这是一次失败的早期“收费电视”的探索。另外，伊文利坐镇比弗尔布鲁克报业公司、《经济学人》和后来的电报公司的董事会。与安联保险的传统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因为太阳安联购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公司的股份，而且1973年又以690万英镑并购了格雷斯沙姆人寿保险（6年后以1 500万英镑出售）。

到了这个时候，很显然，N·M·罗斯柴尔德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项目都是国内的内容。无论如何，它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一家国际银行。它继续保持着在黄金方面的长期兴趣，甚至在越南战争给美元带来巨大压力并造成黄金总库的瓦解之后也乐此不疲。尽管黄金铸币精炼厂被出售，银行仍然是主要的贵金属交易商，它不仅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同时也在纽约、香港和新加坡进行交易，而且为其目前在澳大利亚自然资源市场所占有的卓越地位打下了基础（在本书写作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公司为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利润贡献了大约1/3）。与此同时，其传统的将英国资本输入海外市场投资的业务，在1963年取消利息调节税并在欧洲债券市场得到发展后，也得到了恢复。在这里，过去的关系是一种资产。比如，当葡萄牙在1964年发行价值1 500万美元的债券的时候，可以找出的葡萄牙寻求N·M·罗斯柴尔德帮助的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在拉丁美洲，在利奥波德的领导下，银行1965年帮助泛美开发银行募集了300万英镑，帮助智利募集了300万英镑；而在3年之后，又为其老客户巴西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所募集的资金投向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智利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以及里约——尼泰罗伊大桥。1966年，N·M·罗斯柴尔德领导了一个大型的辛迪加为在的里雅斯特与因戈尔施塔特之间铺设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管道筹措第一批款项，而这一地区过去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盘。当1968年匈牙利开了东方阵营经济体向西方银行借款先例的时候，他们找新亭的决定也可以找到无数的历史先例。银行1914年之前与日本的联系也由埃德蒙重新承续下来，他在1962~1969年多次访问日本，为多家日本公司，包括日立和先锋安排了“欧洲美元”债券的发行（与野村证券合作）。

总的来说——这些在决定罗斯柴尔德态度中所具有的意义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这个银行所关注的是那些发展中的欧洲经济体。也是大概在此期间，盖伊作为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领导，被某些人吹捧为“欧共体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同样的头衔可能也被授予了他的伦敦亲戚。

沿着这个方向尝试性的第一步在1960年迈出，当时N·M·罗斯柴尔德与沃伯格一起在伦敦市场投放了34万英镑的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的股票——战争以来在伦敦交易的第一支德国股票。一年之后，英国一签署了罗马协定，N·M·罗斯柴尔德银行就加入了共同市场银行辛迪加（成立于1958年的布鲁塞尔）。想法很清楚，就是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1967年9月，隧道研究集团成立（与摩根·格伦费尔、拉扎德和巴林联手），目的是重新启动在英吉利海峡之下修建一条海底隧道的维多利亚之梦。尽管这次几乎遭遇了与先辈们一样的失败，N·M·罗斯柴尔德一直保持着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且成为在1981年启动现在这条隧道的欧洲隧道集团的顾问。另一个由欧洲所激发的项目是1972年成立的2 000万英镑的新亭欧洲投资信托——此时，欧洲联盟法案刚得到了议会的批准——目的是吸引英国投资人投资欧洲大陆债券。所有这一切中最有远见的当数罗斯柴尔德计划的一种称为“欧币”（欧洲复合单位）的新货币，这种设想的货币是以9种主要的欧洲货币值为计价基础。这种为后来的欧洲货币单位和欧元开路的先驱，本质上说是对于英镑兑德国马克相对贬值问题所做出的积极反应：这个想法是向投资人提供15年期的面值为3 000万欧币（大约1 500万英镑）以及年息8.5%的债券。这次试验是成功的：当为大都会地产发行了价值2 000万欧币的债券时，出现了严重的超买。在随后的争论中，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如《每日电讯》赞同并认为它是“一种令人鼓舞、朝货币联盟迈进的草根举动”。

推进英国金融与欧洲大陆一体化最符合逻辑的方式是建立某种跨海峡的机构性联系。比如在1966年，N·M·罗斯柴尔德与国民地区银行联合创立了一新的欧洲银行，投入资本金100万英镑，并且在两年后与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以及斯科达亚得利亚再保险公司也做了类似的尝试。然而，他们明显的战略是重建过去英国与法国之间跨海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老的伙伴关系的两边是否还能够契合。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战后的经历与他们的英国亲戚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而老一辈的合伙人都没有能够挨到战争结束：罗伯特在1946年去世，爱德华3年之后也走了。尽管1940年之后出现了这么多的动荡，但是新的执政三人组——盖伊和他的堂兄弟艾伦和伊利——他们自己还是继承了巨额的资产。1946年6月，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的资产进行了重新评估（考虑了法郎的贬值），最终为2.5亿法郎（大约1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家族在北方公司的股权，以及他们在跨国公司比如力拓、庞纳罗亚和镍业中的投资。当新的法规允许盖伊和他的合伙人将他们所有的资产装入一个单独的投资基金，北方投资信托（1953年）的时候，总资本达到了40亿法郎（大约400万英镑）。他们的金融兴趣相当广泛——到1964年的时候，北方公司拥有了116家不同的企业，行业范围从冷藏到建筑都有——但是，与过去一样，采矿和资源行业仍然是他们的最爱。尽管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使他们也遇到了麻烦，但是盖伊在这个地区雄心勃勃的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还是结出了果实，镍业合并了庞纳罗亚以及其他多个不同的矿业公司。但是一家从事铝业的公司亨利–恺撒在规划镍业的扩张计划时被分置，盖伊出售了恺撒公司一半的股权给一家政府公司，同时又创立了一家新的综合性的罗斯柴尔德矿业机构IMETAL。不久之后，这个公司也开始扩张，（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收购了一家位于匹兹堡的铜线厂2/3的股份，以及英国铅业集团的部分股权。

盖伊在这个时期的其他主要目标是与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竞争，这些银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过吸收存款、增加投资人股权以及发展分行网点等手段，已经超过了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尽管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在战后的头20年存款增加了7倍，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总数在1965年第一次公布时还是只有4.215亿（新）法郎（3 100万英镑），而里昂信贷的数字是200亿法郎。随着1967年从法律上消除了事务性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区别，缩小这个差距成为可能。于是在经过整整15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终于变身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一个资本金大约在350亿英镑的有限责任制企业，而且在位于拉斐特大街的历史建筑里新设立了现代化的办公室。银行的目标，用盖伊的话说，是“从最广泛地区、最广大的潜在客户处募集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正式地来看，新的结构要求稀释家族的控制权：三个合伙人只持有30%的股份，而剩余的部分由北方公司持有（而这个公司本身有大约2万名股东）。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控制着北方公司，这个“民主化”就只是概念性的。在1973年，伊利很诚恳地对一个采访者说：“你不可能比较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0年和1972年时的实力差异。在那时……我们是第一。今天，我们不会愚蠢地认为我们是什么超出自己本身实际的东西，我们是第十五。”但是，这仍然是过分保守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忘了北方公司的规模，而现在的北方公司已经实实在在地是银行的母公司了：1966~1968年，公司的资本金从5 280万迅速增加到3.35亿法郎（大约2 5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可以借力于它与詹姆斯·戈德施密特的关系（詹姆斯·戈德施密特参与了它的董事会），以500万英镑获得它的贴现银行72%的股权，而且通过继续并购其他的三家银行后，将它的分行总数增加到21个，雇员大约2 000人。当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78年整体吸收了北方公司之后，它的资产总额达到了130亿法郎（大约13亿英镑）。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不在20世纪30年代把莫里斯排除在外，而且一直坚持分裂的话，应该还要大很多。这位曾经被看成是害群之马的人在战争期间的纽约混得很不错，在商品投机方面非常成功——而且又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当他在1957年去世的时候，他可能是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最富有的。尽管他的儿子埃德蒙曾经在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中做过金融方面的学徒，替跨洋公司打过工，但他很快就决定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并资助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地中海俱乐部假日公司（旗下也还有其他公司）。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复活不仅是表现在金融方面。尽管（与英国的情况一样）战后很多的房产如果不是被迫出售，就是被迫捐赠给国家，盖伊和他的堂兄弟们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恢复了罗斯柴尔德传统的在巴黎社交界的最高地位。盖伊与他的第二位妻子出现在花边专栏和赛马专栏的频率几乎与出现在金融版的频率一样高：是她敦促他重开了费里耶尔，并推出了奢华的主题化装晚会，比如普劳斯特舞会（1971年）和超现实主义舞会（1972年）。家族中的其他法国分支在这个时候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木桐的葡萄园里，这是菲利普于他的父亲亨利在1947年去世之后继承下来的，另外还有附近的阿尔梅亚酒庄（1933年购得）。 更老一些的拉斐特葡萄园仍然由詹姆斯的男性继承人共同拥有，尽管主要的经营管理由伊利以及后来艾伦的儿子埃瑞克负责（家族中的木桐和拉斐特分支之间就前者产品的分级所爆发的经久不息的战争在吸引公众注意力方面与费里耶尔舞会的魅力几乎难分伯仲）。

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立场分歧，还存在着政治方面的界限。1954年雇用前公务员乔治·蓬皮杜执掌状况不佳的下属企业跨洋公司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为旅游事务副专员，蓬皮杜只是一个低位卑微的小公务员。然而，蓬皮杜将自己总经理职务的升迁与戴高乐精心的培养结合在了一起，当时的戴高乐正处于自我放逐的政治反思之中。当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把戴高乐送回到一个新组建的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宝座上时，蓬皮杜离开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去做戴高乐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当六个月后宪法修改完毕后，他又回到了银行。1962~1968年，他以戴高乐政府第二任总理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尽管或许是意义有限，蓬皮杜过去与拉斐特大街的关系为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维系罗斯柴尔德势力的神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令人感觉到讽刺意味的是，他做总统——1969年戴高乐离职后继任——期间，恰巧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危机深化的时候。

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和N·M·罗斯柴尔德存在结构上的不同，恢复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之间联系的程序早在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罗斯柴尔德法国方面投资了60万英镑在由盖伊任董事长的新公司里，而且这个新公司明显是为了大力促进罗斯柴尔德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延续公司。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合资项目。为了管理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加拿大采矿业中的权益，设立了一个名为“五箭”的控股公司，巴黎方面在其中占60%的股份。另外，罗斯柴尔德伦敦方面以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辛迪加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沃伯格以及另外的两家公司。在次年，伦敦方面与法国方面在设立欧洲资产公司的过程中携手合作，而且在1968年盖伊·德·罗斯柴尔德成为了N·M·罗斯柴尔德的合伙人，而伊文利被任命为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董事。在这个大背景下，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将纽约的分支机构阿姆斯特丹海外银行转型成新亭证券公司，股东中不仅只是包括了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包括了埃德蒙在日内瓦创建的私立银行。当国民地方银行在1969年降低了对他们的参与程度（在被并入到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后），他们又采用类似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实体：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在这个银行中，不仅有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28%的股份）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占6.5%），而且还有埃德蒙的私立银行（占2.5%），甚至还有皮尔森，以及两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大陆企业：布鲁塞尔的兰伯特银行以及科隆的小萨尔·奥本海姆。

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是更为广阔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在1971年，它参与了为墨西哥融资1亿的项目；同时还努力恢复罗斯柴尔德与亚洲的联系。比如，在1970年，N·M·罗斯柴尔德与美林和野村共同建立了东京资本控股公司，为菲律宾和韩国融资。然而，在1975年，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被（以1 3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的金融巨人美国运通。全球化战略出现了停摆。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其特征是西方经济体出现了通货膨胀，而这个问题因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11月决定把油价提高四倍而更加恶化。石油危机对于银行来说有它的优势，因为石油出口方会把他们巨额增长的收入存放在西方的银行，这些银行可以通过把这些钱借给那些在拼命挣扎的石油进口方，让这些钱转起来。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些业务中却没有任何优势。在1963年，阿拉伯联盟——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主要成员——正式把所有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列入了黑名单，原因是这个家族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个禁令在1975年公布。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他们在运转阿拉伯“石油美元”的过程中不能扮演主要的角色（尽管他们有可能间接地参与）。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联盟的黑名单反映了罗斯柴尔德神话般的影响力还在继续。事实上——与过去一样——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并不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每个分支中都是一样的强烈。吉米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英国和以色列政治家之间达成和解，因为以色列推翻了巴勒斯坦托管政府（因为后者在1955年提议吸收以色列进入联邦），他在遗嘱里留下了600万英镑资助在特拉维夫建设一座新的以色列议会大楼，以及魏兹曼科学院，而他的寡妻多萝西建立了雅德–哈纳迪夫教育基金会，雅各布和其他人对这个基金会一直都给予支持。有一名罗斯柴尔德 ——盖伊的姐妹贝萨碧——确实定居在以色列。与他同名的祖父一样，埃德蒙对这个新国家奉献精神特别强烈。他在1958年访问了以色列，讨论为从红海过来的输油管融资的问题，而且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甚至还飞到了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支持。相比较而言，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现得更加节制，尽管有报道说，他们在1967年的犹太人巴勒斯坦请愿活动中捐了钱。

从另一方面看，有越来越多的罗斯柴尔德——包括家族男性成员的第一次婚姻——现在开始与信仰不同的人结婚。盖伊的第一个妻子是按照罗斯柴尔德传统娶的：阿利克斯·谢尔·冯·克罗姆拉的母亲是一名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也就是表亲中的第三代），而且两人在战前的法国犹太人社区中的表现都很活跃。然而在1957年，他离婚了，再婚则娶了玛丽·海伦·冯·珠伊兰·德·尼耶维尔特，一位离得更远一点的表亲（她的祖母海伦是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的女儿），但是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不久之后辞去了犹太人宗教法院院长的职务，尽管他一直到1982年都还是犹太人统一社会基金的总裁。家族中其他在法国和英国的成员先后学着他的榜样与非犹太人结婚，尽管当时埃德蒙娶了一名天主教徒（内丁·罗彼塔丽娅），但是她皈依了犹太教；而且在玛丽亚·比阿特里斯·卡拉乔洛·迪·弗伦诺在1983年嫁给埃里克的时候，她也皈依了犹太教。当盖伊的儿子戴维也娶了一名天主教徒奥利姆匹雅·阿尔多郎迪尼的时候，他们达成了妥协：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按照犹太人来培养，但是他们的三个女儿却不这样。戴维自己并不认为在娶一个非犹太教的妻子与将自己大量的时间奉献给犹太人机构，比如法国与以色列联合运动以及法国犹太教基金会之间，有什么矛盾。但是从这个方面说，至少家族传统的影响力无疑在下降。

N·M·罗斯柴尔德集团

到20世纪70年代末，N·M·罗斯柴尔德与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走到了非常不同的交叉路口。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在选举中上台，这个政府强烈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带来了伦敦金融城的巨大变化，最著名的是在1979年放弃了汇率管制，而且在1986年结束了对股票交易的限制性规定（所谓的“大变革”）。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好地回应这些变化。对雅各布来说，罗斯柴尔德派生机构，比如像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和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的成功表现，意味着一个完全新式的银行模式，而与内森所创建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在他的眼里，传统的伦敦商业银行现在都显得太小，连银行自己都维持不了。一边是像Amex这样的庞然大物，他后来辩解道，与之相比，甚至最大的英国清算银行都显得太小。而另一边，就是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克兰沃茨·本森（市值为2.35亿英镑）、希尔·塞缪尔、汉布罗与施罗德。他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在靠近他的名单尾巴的地方——N·M·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因为当雅各布在银行以660万英镑出售他的股份的时候，那意味着总市值只是6 000万英镑（年度报告显示的是一个更小的数字4 000万英镑）。到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已经完全地超过了他的母公司：它的市值大约在8 000万英镑。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雅各布就开始想要将N·M·罗斯柴尔德与一个更为年轻的商业银行——S·G·沃伯格（它的创始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新亭做过银行的学徒）进行合并。这个罗斯柴尔德——沃伯格的合并就有可能将所能提供的服务扩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但是这个计划——代号“战争与和平”——不仅遭到了伊文利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了雅各布自己的父亲维克多的反对。另一可选的战略（内部称为“潘多拉”）是将N·M·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合并，以便原先的银行不再是私人的家族控制企业。这也遭到了伊文利和维克多的反对。对他们来说，维持家族的控制远比扩张更重要。

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雅各布1980年离开新亭的原因。由于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仍然持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公司（当时的市值是5 700万英镑）11.4%的股份，与N·M·罗斯柴尔德持有的8.2%相比，这一定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分裂；另外还需要在两个现在已经完全独立，但是都使用罗斯柴尔德冠名的实体之间进行区分。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之后，最后同意新的业务称为J·罗斯柴尔德公司，管理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的资产（此后大家都只记住了这个名字的缩写）。这在家族的英国分支中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裂痕。

伊文利在 1976年从维克多手上接过了N·M·罗斯柴尔德的大印，那么他设想的另外的战略是什么呢？有观察家甚至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有人认为，雅各布的出走对N·M·罗斯柴尔德可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一个本质上牵涉发挥银行传统力量的战略。

从一开始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就专注于满足政府的金融需求，尽管过去曾经主要是与政府贷款有关；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比如当政府出售铁路公司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到出售政府资产的工作中。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却成为了银行工作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撒切尔政府发现了这种被称为私有化的过程中的财政利益，急迫地想要“撤回”政府对经济的参与，而且用降低直接税去回报保守党的支持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私有化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之前。尽管他的贡献是间接的，但是维克多在1970~1973年出任爱德华·希思的中央政策顾问班子（或者叫“智库”）的领导人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回到了那种直接与政治人物沟通的传统做法上，而这种做法与他们在19世纪所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1971年7月，希思政府授权N·M·罗斯柴尔德出售产业重组公司的原因。一年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代表托管人出售破产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公司。由于没有获得任何超过3 500万英镑的出价，银行冒险以3 840万英镑的价格向公众出售股票。由于受到工人怠工的威胁以及工会发言人托尼·本提出的重新国有化的影响，股票的上市过程是一波三折；但是他们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在后面的年月里，出现了大量的N·M·罗斯柴尔德与政治领域的联系。1976年8月，当能源部准备出售所持有的北海油田的股权的时候，要求银行派出迈尔斯·埃姆勒去给他提供顾问服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托尼·本，这次的股权转让，从次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批股票出售开始。不到12个月之后，前农业部长以及后来的枢密院大臣克里斯托弗·索姆斯以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银行，而克劳斯·莫斯特爵士在1978年离开政府的统计局，出任副董事长。这些从公共部门进行招募的活动为新亭带来了很多无形的影响与关系，而且随着政府业务量的增长也发挥了作用。

业务的流向也改变了，变成了从新亭流向了公共部门和政府。在撒切尔政府于1979年开始掌权之后不久，执行董事彼得·拜罗姆被基思·约瑟夫委派到英国造船商理事会。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约翰·雷德伍德的作用，他从万灵学院加入N·M·罗斯柴尔德，而且他在发表于1980年的《危机中的公营企业》（Public Enterprise in Crisis）一书中，为私有化提供了理论基础。1983年8月，雷德伍德辞去了在N·M·罗斯柴尔德股权研究小组中的工作，加入了撒切尔夫人的唐宁街政策局，3年之后又回来主管海外私有化的工作。他与迈克尔·理查森——他在1981年从股票经纪公司卡赞诺夫加入N·M·罗斯柴尔德——完全有理由宣称将私有化的想法变成政治现实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尽管说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参与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在撒切尔政府的资产出售过程中是由N·M·罗斯柴尔德主导的话，那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在1979年10月新政府再次出售英国石油公司股份，以及在出售电信公司股权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得到任何的事情做。然而，N·M·罗斯柴尔德确实负责了1980年7月国家电力局在弗兰尼蒂公司的股份的出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在1982年2月负责处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出售高科技公司爱默森国际——第一次把一家完全由政府拥有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流通。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股票上市时引发了政治矛盾。作为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的决定是以每股142便士的固定价格出售股份，但是当预订超出了23倍，将股票价格推高至193便士时，工党发动了一场失策的攻击。影子政府的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要求进行公开听证，并且非常不明智地暗示“在对托利党的捐助和从政府获得业务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的。当最终证实N·M·罗斯柴尔德并没有给保守党人捐款后，他不得不收回了这些话。类似的攻击在BNOC（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于1982年出售的时候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一次股票是采用招标人最低限价的方式。而且人们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英国石油的领导人曾经是N·M·罗斯柴尔德的董事（菲利普–谢尔本），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只是六家承销商之一，而且给能源部长奈杰尔·劳森做顾问的是沃伯格。一年之后的1983年12月，N·M·罗斯柴尔德购买了股票交易经纪公司史密斯兄弟29.9%的股份，迈出了建立一家合资的股票经纪公司史密斯–新亭公司的第一步。看起来，能够为大变革提前做准备的罗斯柴尔德似乎并不只是雅各布一人。

尽管N·M·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电信的合同中没有作为，但是却在1985~1986年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们在为英国天然气公司60亿英镑的资产处置提供咨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或许是保守党政府为推动其“持股民主化”的理想所进行的所有尝试中最有效的一次，这次行动被广告商拟人化地称为“希德”，而且这个称号无所不在。这个计划保证所有申请人都能得到最低250英镑的股票，并限制海外及机构投资者只能够买总数的35%，希望通过这种安排能避免一直困扰市场的超买问题。当上市工作在12月3日启动后，总共有400万投资人申购了价值56亿英镑的股票。这次活动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N·M·罗斯柴尔德以及其他参与的银行对国内买家收取的认购手续费奇低，前4亿英镑也为0.25%，而对后面的25亿英镑也只收了0.075%。普遍的看法是，银行接受如此低的费率一定是为政府作奉献；尽管作为对私有化市场份额的考虑，这种做法或许是精明的。

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中，对可能涉及的风险也不应该低估。N·M·罗斯柴尔德在1985年帮助政府以1.9亿英镑出售皇家军械公司给英国宇航系统公司的咨询过程中，就遭到了国家审计署的批评，理由是贱卖了。但是英国石油公司最终销售完毕后两年的经历显示，这种估值实在是太困难了。1987年4月，N·M·罗斯柴尔德赢得了处置政府剩余31.5%的英国石油公司股份（价值大约在57亿英镑）的合同，并且发行15亿英镑的新股。计划是将新股的大部分以固定的每股120便士的固定价格出售给普通的英国投资者，剩下的部分用拍卖的方式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以及海外的买家。到9月，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认为投资人能获得20%的收益，而付给政府的认购费将微不足道。然而，在认购前夕，出现了1987年10月19日的股票市场跳水。银行认为应该停止出售，并正确地预见到股票将会再次跳水。但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坚持按原计划进行，只是在经过艰难的劝说之后，才为股价设定了一个70便士的“底线”，如果突破这个底线，英格兰银行同意出手维持股价。这种安排也意味着重大的损失：史密斯–新亭的损失超过了850万英镑。

然而，新亭的私有化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在1987年，罗斯柴尔德银行被指定为给电力部门下属的12个区域性电力局私有化提供咨询的银行之一，并且成功地否决了能源部长塞西尔–帕金森提出的“突然死亡”或者“打包”的私有化计划，认为有可能把各个电力局作为单独的单位出售。同年，银行又领取了私有化10个水务部门的任务。次年进行的是25亿英镑的英国钢铁公司的资产出售。在1991年，矛盾再次出现，当时，N·M·罗斯柴尔德受命为英国煤炭公司的私有化提供咨询服务，由于银行的报告中提出只有14座采坑符合股票市场的上市要求，这直接导致了迈克尔·赫塞尔廷在1992年宣布，剩下的采坑不得不全部关闭，这将丧失44 000个工作岗位。此后，罗斯柴尔德银行相继参与了英国铁路公司和北爱尔兰电力公司的私有化工作，还就住房贷款和学生贷款为政府提供过咨询。

要想实施好私有化这种如此敏感的计划，如果没有政府与金融城的紧密联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的合同要想躲过政府的批评家们的嘴，也同样是无法想象的。199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任期届满之后，对保守党政府的政治支持迅速地下降；而新亭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反对党批评的靶子。在1992年结束的大选中，保守党获得了微弱的优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财相诺曼·拉蒙特，甚至连内阁部长托尼·纳尔逊以及环境部长约翰·雷德伍德都是前N·M·罗斯柴尔德的雇员，另外还有前N·M·罗斯柴尔德的雇员参加了候选人选举（奥利弗·莱特文和后来的罗伯特·盖伊）。但是，更加引起公众议论的是前部长们（以及高级公务员）在新亭里的职位。彼得·沃尔克，前威尔士政府秘书长，出任罗斯柴尔德银行威尔士分行以及史密斯–新亭的非执行董事。诺曼·拉蒙特在1993年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下来之后，加入了N·M·罗斯柴尔德的董事会。前内政部常务副部长克莱夫·惠特莫尔爵士也加入了董事会，同样情况的还有前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弗兰克·库珀勋爵；以及前能源部长韦克厄姆勋爵，他以前曾经委托N·M·罗斯柴尔德对英国煤炭公司的可持续性（以及私有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然而，私有化在政策层面取得的无可置疑的成功为让那些对这些委任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闭嘴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工党完全放弃了对被私有化的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想法，而且很多外国政府也加紧了向英国学习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都把N·M·罗斯柴尔德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仅在1988年一年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就在8个不同的国家处理了11项私有化业务。在1996~1997年，它为巴西政府出售所持有的淡水河谷铁矿公司的股权、为赞比亚铜工业的私有化以及为德国的德意志电信60亿英镑的股票上市提供了咨询服务。从总体来看，这次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进行的巨大的资产转移是20世纪末期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其意义可以与19世纪创立真正意义的政府债券国际市场相媲美，而这个市场以类似的方式销售政府的债权。N·M·罗斯柴尔德对私有化革命的贡献，让人不由得想起其作为现代债券市场主要奠基人的早期作用。

无论从什么方面说，为政府的私有化提供咨询只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自1979年以来所从事的公司金融业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对于公司总体盈利更为重要的部分还在于它在私营领域的持续的成功。在1996年，N·M·罗斯柴尔德已经连续两年位列《并购月刊》并购咨询企业龙虎榜的第五位，处理了总价值超过90亿英镑的24项交易。这距离这个市场的领头羊巴林银行差距并不是很大。7年之前，它还是位列第七。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N·M·罗斯柴尔德的新的衍生机构。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的任务是集中管理罗斯柴尔德银行离岸的各类投资基金。到1987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集团总体上拥有供其管理的资金总额超过103亿英镑，其中大约有43亿英镑由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维克多的小儿子阿姆谢尔的运气非常不好，他在1990年1月接到出任首席执行官任务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国际性的经济衰退的开始，这使得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业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把母银行与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合并起来看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似乎在快速拉大。从另外一方面看，史密斯–新亭已经从1987年的股票市场打击中恢复过来，其利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当1995年决定把罗斯柴尔德在史密斯–新亭的股权出售给美林的时候，得到了1.35亿英镑，而当初以1 000万英镑购得的时候距今还不到10年的时间（它现在的债券销售业务由N·M·罗斯柴尔德和德国银行合资的荷兰银行合作操作）。还必须提到的，还有生物技术投资基金，这是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基金。另一项得到他的批准的计划是在1992年参与塔特索尔领导的投标经营新成立的国家彩票公司的银团，可惜投标没有成功。作为1978年皇家博彩委员会的主席，他当时建议的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彩票。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新亭证券——由英国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在纽约成立的分支机构——转型成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首席执行官鲍勃·皮里和他的继任者汉克·塔藤的领导下，这个公司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大串公司客户名单。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所赚得的钱与它所代理的那些经济衰退的受害者比如奥林匹亚与约克以及“垃圾债券”专家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所拿回来的钱相比，只多不少。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伊文利的领导下，经过10年的持续增长，N·M·罗斯柴尔德公司给予了卡桑德拉一个响亮的耳光，后者曾经预言说罗斯柴尔德在现代的金融世界里是没有前途的。从拥有1.52亿英镑股票市值，一份44亿英镑价值的资产负债表，红利总额1 200万英镑以及净利润500万英镑的成绩单上看，这个银行不再是巨人。以600名员工、39名管理人员以及26名非执行董事的名单看，它也不应该是。另外，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就是它事实上是否有必要成为“巨人”来闯20世纪80年代的关。雅各布·罗斯柴尔德自与新亭分道扬镳后的经历似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一开始，雅各布就表现出了要实现他的建立新的金融庞然大物梦想的强烈愿望。在1981年，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与大北方投资合并，成立了RIT & Northern。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他收购了新成立的早间电视公司9.6%的股份，纽约的商业银行（互不相关的）L·F·罗斯柴尔德、昂特伯格、托宾各50%的股份，以及金融城的证券经纪公司Kitcat & Aitken 29.9%的股份，而且与渣打集团合并组建J·罗斯柴尔德渣打公司，市值达到了4亿英镑——这个规模是N·M·罗斯柴尔德的两倍。在1983年——也就是他离开新亭3年后的一次讲话中，他预言，随着国际金融管制持续放开，“这两个类型迥异的巨大机构，世界范围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具备全球性贸易能力的国际商业银行将会自己交汇融合，形成最大限度的、全能的、多头金融企业集团”。他自己的帝国正开始走向那样的境况。

然而，它的分离几乎与它的合并一样快。拐点出现在1984年4月，当时雅各布公布了另一项并购计划——与马克·温伯格的保险公司汉布罗人寿保险。面对着金融界对他的公司做得太复杂的批评，他放弃了这项交易，这导致了J·罗斯柴尔德渣打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雅各布卖出了他在渣打公司和Kitcat & Aitken的股份。在1987年，轮到L·F·罗斯柴尔德（它随后申请了破产保护）；而且在一年之后，他把RIT资本合伙公司从核心企业J·罗斯柴尔德控股公司单列出来，作为投资管理机构。这个“瘦身”的过程持续到了1990年，将JRH分成两个独立公司：单位信托投资公司主教门增长基金公司以及圣詹姆斯–普莱斯资本公司。简单地说，这种流星般的业绩与经济周期有关，而且特别是1987年的股票市场暴跌（尽管雅各布与他的股东们在各种并购案中兑现了大量的利润）。但是这也同时反映了一些具体的挫折，比如他在1989年（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和克里·帕克一起）为烟草巨头英美烟草公司所做的130亿英镑投标的失败，极大地降低了税前的利润。尽管此后也有一些新的投资，雅各布在1990年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勋爵四世后，将他的精力更多地投向了公共事务——最有名的就是在1992~1998年担任国家遗产纪念基金会主席。

一个更为显著的对比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主旨——规模并不总是一个优势——是一样的。在盖伊1979年从银行和IMETAL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及艾伦从他最后的业务职位（贴现银行主席）上离开之后的次年，新一代在伊利的领导下走上了前台，特别是盖伊的儿子戴维，他与1968年在庞纳罗亚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而且作为北方公司的董事长，指挥了公司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工作。但是，这次高层的变动正好发生在危机累积的时候。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利润从1976年的2 000万法郎急剧下跌到了1977年的850万法郎，而且随后的3年并没有看到什么起色：1980年的利润是1 830万法郎（190万英镑）。对于像N·M·罗斯柴尔德这种规模的公司，这些数据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排名第十位的储蓄银行，存款大约34亿法郎（3.46亿英镑）——用失望这样的字眼都无法表达这种心情。1981年5月，社会主义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击败季斯卡·德斯坦——在次月，这个胜利得到了再现，他的党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取得了绝对的多数。这个时候，规模与弱势的复合就变得很致命了。

自从1973年与共产主义者们达成协议以来，社会主义者们就做出了“将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国有化的承诺。而对于这种政策，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只有29%的投票人表示反对。现在，密特朗处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去履行这个承诺；事实上，他的政府中有4名共产主义者部长，他也不得不去做。慌乱之中而且明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拆分他们的产业企业和银行股权，但是遭到了政府的拒绝，政府要求将所有存款超过10亿法郎的银行变成大众持股的企业。39家银行，包括罗斯柴尔德银行被一网打尽。这家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创立的银行因而变成了国有的法兰西公司——欧洲银行。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纳粹式的公然掠夺。补偿依据1980年年底股票价值以及所分配的红利进行计算，并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个案例中，应付的金额只是4.5亿法郎（4 100万英镑），其中，按照他们在银行权益中的比例，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1/3。事实上，有些观察家认为，国有化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公司来说，是一种掩藏在痛苦下的幸福。但是盖伊对于这种40年间的第二次政治打击感到特别悲痛。“贝当政府压制下的犹太人，密特朗政府统治下的贱民，”他在一篇发表在《世界报》头版的怒火中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真是受够了！”

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跌宕起伏的是，政府中负责对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国有化改造的一名部长，亨利·埃玛纽埃利，是埃德蒙在瑞士创立的与他的儿子本杰明共同经营的金融公司驻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尽管埃德蒙对他的父亲用非常糟糕的条件留下来的这家银行现在所面临的命运是否感觉到幸灾乐祸，我们无法确定，但不容争议的一点是，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中，他是20世纪80年代在金融领域最为成功的。在1992年，他的金融公司的资产大约有11亿英镑，而他的私人银行在1995年的时候可以控制的资产预计在108亿英镑。

如果各家不同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相互间一点联系都没有的话，那么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想从国有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可能就是天方夜谭了。然而，在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被撤销3年之后，一个新的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新的巴黎银行的母公司是一家叫做巴黎奥尔良管理公司的控股公司，这个公司由戴维和埃里克在国有化之前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机构外面设立。与戴维同父异母的兄弟爱德华一起，这两个兄弟现在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基金公司作为巴黎奥尔良（也拥有葡萄酒业务，罗斯柴尔德男爵属地）的分支机构。前后花了3年时间，他们才说服财政部长雅克·德洛斯勉强发给了一张银行的执照，而且，甚至在这个时候，政府都还坚持禁止使用家族的名字，以至于在新的企业于1984年7月开张时只能起名为“PO银行”。银行的股东情况显示，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国罗斯柴尔德实体：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见后）出资总资本的12.5%，埃德蒙的金融公司10%，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苏黎世）7.5%。银行的文具上使用五个箭头的标志以及“罗斯柴尔德集团”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这个企业是成功的：在它成立的头两年里，其股票市值翻了3倍，而且到1986年，它管理着大约2.73亿英镑的客户基金，总资本金超过400万英镑。

法国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失败，“共同家园”思潮的出现，以及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在1983年3月出任总理，接受日趋保守主义的密特朗的领导，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全面复辟成为可能。学习英国的榜样，新的法兰西银行参与了私有化的进程，为政府对法国巴黎银行的上市提供咨询服务；并在1986年10月，重新申请使用家族的名称，变身为罗斯柴尔德联合银行（后来又改为过去的合伙制结构，称为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从那时起，新的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法国的公司金融活动中。凭借1.5亿法郎（1 900万英镑）的资本金与大约150亿法郎（19亿英镑）可以调配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成为法国最大的5家从事公司金融业务的银行之一：按照伦敦金融城的标准看像个小摊贩，但是却非常具有活力。

在巴黎的这次第二次复兴只是伊文利在力主重建那种在19世纪曾经是罗斯柴尔德最大力量源泉的国际合伙人体制广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他的话说，就是“重新像一个家族一样走到一起”。从这个意义看，在瑞士建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扩张“罗斯柴尔德商业银行集团”的母公司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以来，第一次采取正式的手段去团结四分五裂的家族权益，而之前造成这种分裂局面的原因是由于3/4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局势的动荡。我们可以这样说，伊文利的战略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即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用家族企业的传统美德与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编织一个传统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现代图景：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个紧密交织的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组成的集团，外面是扩展出去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组成的网络，再往外一层是各种程度不同的卫星企业。

在本文写作时，集团的结构可以简化成下面的方式。在金字塔最顶层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苏黎世成立的控股企业，其主要的投资是下面的19个企业，在这里按地理位置进行分组：

• N·M·罗斯柴尔德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公司金融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

• N·M·罗斯柴尔德（英属群岛）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英属群岛）有限公司（英属群岛）

• 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以及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国）

• 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瑞士）

• 罗斯柴尔德欧洲公司与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国际控股公司（荷兰）

• 罗斯柴尔德北美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美国）

• N·M·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有限公司、N·M·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澳大利亚）

• N·M·罗斯柴尔德（中国香港）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 N·M·罗斯柴尔德（新加坡）有限公司

N·M·罗斯柴尔德集团因此是一个跨国实体（它的资产目前有一半以上在英国以外的地区）而且地理区域跨度很大——让我们禁不住再次想起了由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在1815年之后所创建的公司体系。但是，今天的这个体系还通过另外一家瑞士公司——罗斯柴尔德协和有限公司，它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权（52.4%），受到家族的控制。与这个结构紧密相连的是巴黎奥尔良控股公司，它控制了位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股份的37%、罗斯柴尔德北美公司的大约40%、罗斯柴尔德加拿大的22%、罗斯柴尔德欧洲的40%。金融公司的金融参与度不高；但是，委任埃德蒙的儿子本杰明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表明以后的参与度会提高。

除了上面所列出来的公司，还有一些较小的附属机构让人无法忘怀19世纪那些老的代理机构。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是1989年5月宣布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将会在法兰克福开设分行：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两个月之后，传来了罗斯柴尔德意大利分行开业的消息。到1990年9月，类似的举动在西班牙（罗斯柴尔德西班牙有限公司）和葡萄牙相继出现了。这个网络也不仅限于欧洲。在1997年，很多办事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阿根廷、百慕大、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尼西亚、马恩岛、日本、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波兰、俄罗斯、南非和津巴布韦。不用说，现在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的结构与其在19世纪中叶高峰时期由5家银行共同运作的体系肯定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在很多方面看，它们表现得很相近。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分支所起的作用与一个半世纪前罗斯柴尔德的那些代理所起的作用类似。或许，更为重要的——与大多数的大金融机构相比——是对集团的所有权和领导权都由主要的家族成员分享。在19世纪，五兄弟与他们的儿子通过偶尔更新的合伙合同把自己与银行绑在一起；今天，家族的6个成员之间在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15个主要成员公司中已经有总共37个董事席位（包括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在19世纪，家族的合伙人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在资本比例方面及领导权方面总是倾向于有一名起领导作用的合伙人；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由伊文利出任了罗斯柴尔德协和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延续控股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N·M·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延续有限公司这几个关键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还有很多集团内公司的董事。而且，与过去的情况一样，由于伊文利接近退休年龄，继任者的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92年1月任命戴维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副董事长。在这样一个当其他金融城里那些老的家族正在失去对自己所创立公司的控制权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却重新确立了他们的主导地位。5个月之后，伊文利在对《世界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明了继任的问题：“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有戴维在。如果戴维有什么不测，有阿姆谢尔在。像一个家族一样工作，一直都是我们的商标。”阿姆谢尔在1996年7月一次讨论合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国际资产管理业务的会议之后的辞世，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打击。但是我们似乎依然有理由相信，当伊文利决定退休的时候，戴维将会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继承他：戴维现在经常往伦敦跑——这种旅行现在做起来比当初詹姆斯不得不做的时候不知道快捷和容易了多少倍。

当然，将不同的罗斯柴尔德业务一体化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还不仅是1991~1992年苏黎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遭遇危机打击那么简单。在对原来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国有化改造之后，伊文利成为了苏黎世银行的董事长，并任命了阿尔弗雷德·哈特曼出任总经理以及后来的副董事长。麻烦的迹象最初出现在1984年，当时瑞士银行委员会正因为它卷入了一次非法的5 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活动而对它进行调查。6年之后，更加令人难堪的事出现了，当时在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一次菲利普·莫里斯对苏卡德公司竞标的前夕，苏黎世银行购买了苏卡德公司的股票。在1991年7月，为了制止腐败事件，N·M·罗斯柴尔德收购了这个公司51%的股份，而伊文利出任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在那里的发现引发了我们对安塞尔姆在1848年到达维也纳后的经历进行比较（或者是与小列昂内尔在遭遇信贷银行危机时的情况进行比较）。起初，宣布说6 350万瑞士法郎的银行秘密公积金可能将不得不用来偿还大约1个亿瑞士法郎（4 000万英镑）的坏账损失，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数字。然而，这只是清扫垃圾成堆的地方所挥动的第一下扫帚。在1992年9月，人们发现银行中的一名高级经理吉格·希尔批准了不少金额很大而且是非法的贷款，贷款主要流向了两家地处德国和加拿大的金融企业。这些交易总的损失最初估计是2亿瑞士法郎（8 0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随后不得不调整为2.7亿瑞士法郎——超过了公司全部的资本金。要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独立的实体的话，这应该就是它的末日了。然而，作为一个广泛的罗斯柴尔德机构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给它注入1.205亿瑞士法郎来拯救它，而且，所损失的资金随后也基本都被收回了。

苏黎世危机是一个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跨国组织所遇到的危险的一个警示：小的问题可能酿成大祸。然而，与发生在1995年那场吞没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的老对手巴林银行灾难——一名“流氓”交易员在新加坡进行违规投机时致使公司倒闭——相比较，苏黎世危机真不值得一提。巴林随后被荷兰国际集团购买掉的命运，是对于一个传统的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可能出错的极端例子。然而，这并不是唯一被非英国买主买走的银行。如S·G·沃伯格已经属于瑞士银行有限公司，摩根·格伦费尔归到德意志银行名下，克兰沃茨·本森被德累斯顿银行纳入囊中，而汉布罗银行集团则已经是法国兴业银行的猎物。在曾经组成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那些金融城里的精英银行里，罗斯柴尔德成为成功保持着独立性的硕果仅存的四家银行中的一家。

再一次，我们又想到了历史上的类比。在整个19世纪中，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经受住那些吞噬了很多他们的竞争者的金融危机、革命和战争的冲击而屹立不倒的原因，单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家银行所遭遇的危机可以在其他银行的协助下被控制住并解决掉。1830年对巴黎银行以及1848年对维也纳银行的救助，是两个经典的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苏黎世的重建又让人重新回忆起那些早期的故事。

因此，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发展需要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在一个金融巨头越来越大的世界里，保卫好罗斯柴尔德独立自主的传统，而不是采用成为这个巨人俱乐部成员的战略。在本书写作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公司拥有的所有者权益（资本、储备以及累积利润）为4.6亿英镑，或者如果使用一个更宽一点的定义的话，拥有的总可用资本大约是8亿英镑。此外，巴黎奥尔良控股公司拥有资本大约1亿英镑。当然，这些数字使集团的排名远逊于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它的合计资本大约为550亿英镑；但是这样的比较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最好是与施罗德这样一家已经为数不多的金融城内仍然独立的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结果是略有超出；或者与一家和N·M·罗斯柴尔德有限公司一样在1970年重组的公司进行比较。资本和储备从1 200万英镑增加到4.6亿英镑不能说只是平常的成绩：它代表了增长，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是接近400%的增长。仍然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伊文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打造的这种家族控制的“微型跨国”企业组织怎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这种局面下求生存，谋发展。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的金融行业与过去的金融行业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有人辩解说，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过去，而且得益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易的速度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快。公共和私人的规则体系也赶不上创新——比如金融衍生物——发展的步伐。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与天量的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相比也是望尘莫及。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民族本身已经过时；家族公司更是如此。未来属于巨无霸式的国际企业。然而，读过本书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对这种武断的假设提出质疑。可以肯定的是，与1914~1945年的那段时间相比——而且或许也可以与1979年之前的那段时间相比——金融行业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多年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看起来差别并不太大。与19世纪的世界人口统计以及经济发展相关——而且当然也与民族国家非常有限的金融资源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在19世纪相当巨大。与过去的情况相比，19世纪的通信进步极大地加速了商业活动的速度。法规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的创新步伐。市场的涨跌很剧烈；微小的失误就有可能给某个公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不仅能够兴旺发达，而且还能够存在十几二十年的最好的公司类型，就是像这个由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创立，而且由他那拿破仑式的儿子内森领导着从犹太人聚居区走出来并走向伟大的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一种独特的理念，提倡家族团结、宗教伦理以及勤奋工作——这种理念最终证明，尽管所有的大家族都存在分离的倾向，面临社会同化的腐蚀影响以及对财富无尽的贪欲，但是却具有强大的持久性。与此同时，其跨国的结构提供了独特的灵活性，使它能够经受住甚至是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打击。

一家现代的金融企业也能够复制这种灵活性。或许，通过对各种管理职能的合理化调整派生出衍生公司，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经营管理”，而这些公司最终甚至可能超过其原本的公司。但是，却不可能复制更早期的那种结构的理念，因为没有任何公司的理念能够将其广泛分布的大量的股东、董事、经理人以及雇员变成一个家庭。弗兰西斯·福山等人认为，现代西方机构，比如股份公司的弱点之一，是它无法得到每个雇员或者投资者的信任和忠诚。或许，家族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要好得多，就算是它为此付出了规模经济的代价。

作为银行家，了解自己的历史对自己是否有益？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正如A·J·P·泰勒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只能是教我们怎样去犯新的错误，而且对于一个职业投资人来说，太多金融史方面的知识可能导致过度的风险厌恶。至少，一名在N·M·罗斯柴尔德集团内部的高层人物曾经说过，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未来的兴趣，远甚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兴趣。他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N·M·罗斯柴尔德父子以及其他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历史对于他和他的同事来说，起码在一个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是实用性：在很多领域，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是一份与出现在罗斯柴尔德集团资产负债表上的任何数字同样大的资产。这是一个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无可匹敌的品牌；而且如果对此还有任何疑虑的话，这本书已经做了详尽的解释。

另外，历史总是对现实产生着非常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为公司的宣传册提供素材的那点价值。那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一种需要维护的名声。而且，那还是业务过程中一种通常与更为普遍但是比较短视的利润动机同样有效的动机。本研究中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发现，是罗斯柴尔德的几家银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取得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这个现象可以部分地由他们一直保持资本对负债的高比例来解释。他们在银行业取得长期成功的部分秘密，当然是不冒进；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属于风险厌恶的类型，这是他们取得了更长的金融寿命的一个原因。这个解释的本源在一个家族企业的心理层面——准确地说，是更长的时间范围——要求在考虑目前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下一代的利益。

在1836年，随着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的去世，他的兄弟、他的儿子以及侄子通过一份新的合伙协议将他们全部绑在一条船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回想起了大约30年前，他们的父亲迈耶·阿姆谢尔曾经告诉他们的：“一致行动肯定是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途径”；以及他曾经是如何“不断向他们提出把保持男性成员之间的和谐作为获得神佑的源泉”。作为一条原则，他们总是告诫家族的后人必须谨记：

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的日子里遵循同样的目标，以便通过维护家族的永久团结，使罗斯柴尔德银行永远枝繁叶茂，而且进入完全成熟的境界……也希望他们能像我们一样能够谨记住我们高贵祖先的神圣箴言，并且把这种神圣的齐心合力的亲情和工作的美好愿景传承至千秋万代。

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的是，在内森首次到达英国的两个世纪之后，这些话听起来依然是那么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