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

到1910年，世界经济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体化了。铁路、轮船航线及电报这些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的纽带，几乎全是由美国发明或为美国所拥有的。西方使世界变小了。如果将美国所有的铁路首尾相接，其长度为地球周长的13倍。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凡尔赛去海参崴旅行。螺旋桨、铁皮船体、复合式发动机及表面式冷凝器这些轮船不断取得的改进，使得穿越海洋比穿越陆地时间上更快、成本上更便宜。“毛里塔尼亚”号（1907年）的吨位是“天狼星”号（1838年）的46倍，而其发动机马力要比“天狼星”号大219倍。因此，“毛里塔尼亚”号要比“天狼星”号在速度上快3倍多。它载着超大货物横穿大西洋只需用9天半的时间，而不是“天狼星”所需的16天。航运费用从1870年至1910年下降超过了1/3。用火车将一吨棉制品从曼彻斯特运至仅30英里远的利物浦需要8先令，而用船将相同的货物运至比那还要远7 250英里的孟买则仅需要30先令。布料航运成本仅占货物总成本的不到1%。苏伊士运河（1869年）与巴拿马运河（1914年）的开通使世界进一步变小。前者将伦敦—孟买航线的距离缩短了2/5多，后者则将从东方到美国西海岸的航运费用缩减了1/3。到19世纪60年代末，得益于古塔波胶涂层的发明，海底电缆得以铺设，电报可以从伦敦传到孟买或哈利法克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消息传到伦敦用了46天——以每小时3.8英里的有效速度传输。1891年，日本浓尾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伦敦则仅用了1天——以每小时246英里的有效速度传输，比前者要快65倍。

劳动力以跨越国境的方式进行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从1840年到1940年，多达5 80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美洲，5 100万俄国人移民到了西伯利亚、中亚与中国东北，5 200万印度人与中国人移民到了东南亚、澳大拉西亚或印度洋沿岸。多达250万南亚与中亚人移民到了美洲。1910年时，美国人口的1/7出生于国外，这一纪录到现在仍未被打破。资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英国将数额巨大的资本输往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银行家”。或许，同时代的人们应该赞赏英国的“储蓄过剩”，而不是抱怨英国的帝国主义。在1872年、1887年及1913年这些海外投资热潮的巅峰时期，英国活期存款余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英国公司准备出口的不仅限于棉花，还有生产棉花的机器与购买棉花所必需的资本。

然而，或许首波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服装。具有鲜明西方特色的着装样式以非凡的速度风靡了世界各地，让传统装束成为了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辛格制造公司公开宣称的目标。为了1892年（新大陆发现400周年）芝加哥“大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辛格委托制作了36种被称为“世界服饰”的商业名片系列。这些卡片描绘的是各种肤色的人们身着各自的传统服饰，兴高采烈地使用着辛格缝纫机。从匈牙利罩衫到日本和服[1]，任何一种服饰都能用辛格缝纫机独特金属臂下的针进行缝制。波斯尼亚人与缅甸人同样受益于伊萨克·梅里特的发明创造；实际上，从阿尔及利亚到祖鲁兰的每一个人都受益于此。因此，辛格缝纫机成为送给暹罗国王、巴西佩德罗二世与日本裕仁天皇等外国君主的首选礼物，这不足为奇。然而，到这里，事情却变了味。这些心怀感激的接受者们并未将他们的辛格缝纫机用于缝补其传统的服装，而是用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即仿制与穿着西式服装。对于男人来说，重要的新服饰是礼服大衣、硬领白衬衫、毡帽与皮靴；对于女人来说，则是紧身内衣、衬裙与抵踝的长裙。

1921年，两个皇室与帝国的继承人——未来的昭和天皇日本裕仁皇太子与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威尔士王子爱德华——比肩而站摆出姿势照相。他们将要继承的王位在地域上来说几乎远得不能再远了。然而，现在他们却都穿着萨维尔街服装店亨利·普尔裁缝店[2]的款式，穿着几乎别无二致。大婚前，日本皇太子在伦敦疯狂购物。亨利·普尔的代表早已坐船赶到直布罗陀为其量尺寸，并将这些获取的尺寸提前打电报发到伦敦。亨利·普尔该年的分类账中有大量以裕仁的名字订立的订单：军服、刺绣背心、晚礼服及晨礼服。清单中有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一套高档山羊绒西装，一套蓝布西装，一套条纹法兰绒西装。”裕仁远不是唯一定制整洁的英国西装的外国政要。从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到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亨利·普尔的地下室里保存着成千上万个为这些顾客设计的西装纸样。普尔最忠实的顾客则是库奇比哈尔王公吉特德拉·纳拉扬，其一生中购买的定做西装超过了1 000套。无论哪种情况，目标都是相同的，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而绝不是穿着“世界服饰”。发人深省的是，日语中的西装一词为sebiro，即“萨尔维街”。即使时至今日，东京最时髦的西装设计也为英款，因此字面意思为“英国商店”的Eikokuya品牌颇受欢迎。东京都中央区银座眼光敏锐的崇英者们，仍青睐一番馆——该店由从英国萨维尔街上学艺归来的裁缝所创立。

日本在衣着方面的改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以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为名义，明治时代的帝国上层人士脱去了武士装与和服，穿上了仿欧洲的西服与裙装。这一举措主要是受到了明治时期的大臣岩仓具视所率领的代表团对美国与欧洲进行的两年之旅的启发。岩仓具视不得不承认，在经过多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之后，“我们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们”。1853~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派里来势汹汹的“柚木舰”的威逼之下，日本被迫进行贸易，日本经济重新对外开放。也正是从这时起，日本开始努力求索西方世界远远富于且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这种寻求灵感的游历西方世界的做法非常普遍，但仅仅是提出了更多的疑问。这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吗？这是由于他们的教育制度吗？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吗？抑或是由于他们的着装方式吗？由于无法确定地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日本决定不去冒险。他们照搬一切。从1889年普鲁士式的宪法到1897年英国黄金标准的采用，日本的所有制度均依据西方的模式进行了重新制定。军队像德国人那样操练，海军如英国人那样航行。日本国立中小学也采用了美式体系。日本人甚至开始吃一向禁忌的牛肉，有些改革者竟然提出舍弃日语而学习英语。

不过，最为明显的变化当属日本人的外表了。这种变化始于1870年正式禁止在宫中染黑牙齿、刮眉。大约在同一时间，大臣们开始按照西方样式理发。1871年的一项帝国法令要求高级官员们穿套在高领白衬衫外面的欧式礼服大衣。到1887年，这种装束成为所有公务员的统一着装。一年以后，根据其致力于改革的顾问们的建议，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明治天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穿着（根据奥地利大使的说法）“一件奇怪的欧式制服，既像水手，又像大使”，那是一件饰有许多金色穗带的燕尾服。海陆空三军武装力量也被要求采用欧式制服。新的海军服是根据英国皇家海军式样进行制作的，而新的陆军服最初则是根据法国陆军服式样进行制作的，后来又转成了普鲁士式样。1884年，尽管和服在非公开场合依然存在，但那时上流社会的日本女性已开始穿着西式服装，在新建成的鹿鸣馆[3]迎接外国宾客。甚至孩子们的服装也被西化了。在高级私立学校男孩们的制服采用了普鲁士式制服之后，20世纪20年代女孩们的制服也采用了这种款式的制服（而且从那时开始至今没有太多改变）。对于新的西方式样的追逐，没有人比明治维新主要元勋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更热情了。曾经的照片上，他如一位挎剑的武士，穿着飘逸的长袍骄傲地盘腿而坐，西化之后，他身穿剪裁精致的黑色燕尾服，手拿一顶大礼帽，笔直地坐在椅子上。1872年，当大久保利通所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英国时，《纽斯卡尔日报》报道说：“这些绅士们穿着普通的晨服，若非他们的肤色与具有东方特色的外表，几乎很难将他们与其英国同伴们区分开来。”17年后，在日本新宪法正式通过的当天，天皇穿的是欧洲陆军将军制服，其配偶穿的是迷人的蓝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晚礼服，政府大臣们则穿的是带金色肩章的黑色军服。

有些人对这种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感到厌恶。实际上，一些西方漫画家将西化了的日本人描绘成了大猩猩。同时，这种自卑的元素也令日本传统主义者们感到反感。1878年5月14日，在前往一个于东京赤坂宫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途中，大久保遭到突袭，被7名武士残忍谋杀。对其咽喉的致命一击非常有力，以致剑刺穿脖子插在地上。大村益次郎改革西化了日本军队。他是传统主义暗杀者们的另一个明治时代的牺牲品。在20世纪30年代前，这些暗杀者们频频对亲西方大臣们进行威胁。然而，日本无路可退。尽管日本人仍然信仰武士道，但大多数日本人已接受了大久保的主张，即如果日本想要从在贸易协约与国际法中获得普遍平等对待开始，实现与欧洲及美洲帝国的平起平坐，则西化必不可少。根据一位非常了解日本的西方观察家的说法，日本人的动机是非常合理的：

他们的伟大志向是：被视为男人、被视为绅士、被视为与西方人平等的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穿着过时的服装，他们或他们的国家绝不会被认真对待。不久，我们发现了服装上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士兵与武士的身上，而且发生在所有的政府官员身上，甚至发生在日本天皇本人身上……这种服装上的改革有力地使日本作为兄弟国家平等的一员受到全世界的认可。

日本人明白西方的服装对于发展来说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推动力。就此而言，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外部改革的内涵。它是历史上人类取得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之一，因为日本成为第一个见证了工业革命变革力量的非西方国家。

在新服装标准传播的同时，日本的纺织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从1907年到1924年，日本纱厂的数量从118家增至232家，翻了一番，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而织机的数量则增长了7倍。到1900年，纺织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占了所有日本工厂工人的63%。10年之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线、纱与布的净出口国。实际上，它的出口量那时已超过了德国、法国与意大利。日本纺织工人是那时亚洲最富产生效率的工人。从1907年到1924年，日本棉业每位工人的产量增长了80%。正如安达银杏1887年的画作《贵女裁缝之图》清楚显示的那样，纺织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仅为17岁。诸如钟渊这类的日本公司，它们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期”，利润超过资本的44%。凭着不仅穿着西式服装而且制造西式服装，日本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于现代制造业的垄断。

正如西方世界一样，日本的工业突破一个接着一个。由英国人设计的日本第一条铁路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东京与横滨之间建成。不久，从东京的银座区开始，该国具有特色的城市开始架起电报线、路灯、铁桥，并用砖墙替代纸壁。四大企业财阀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初露头角。它们是：三井、三菱、住友与安田。很快，在英国的指导之下，日本人由购买汽机车转而生产汽机车[4]。到1929年，在一个世纪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纺织机械生产商奥尔德姆普拉特兄弟，却在向丰田自动织机的日本发明人支付技术使用费。

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如日本一样以如此大的热情接纳西方的生活方式。相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表现出来的则是民族主义者们为保存印度穿着方式进行的自觉抗争。从甘地的腰带到尼赫鲁的无领夹克，再到后来英迪拉·甘地的纱丽，无一不表现出这种抗争。这种对西方标准有象征意义的排斥是可以理解的。英国的保护主义与生产力已经摧毁了印度传统手工生产纺织业。然而，与日本人不同，印度人对于工业革命中技术的吸纳与运用表现迟缓。这也是19世纪历史中众多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英国人并未谋求对其新技术的垄断，相反，他们在整个帝国内广泛传播。印度人认识纺织厂、蒸汽发动机及铁路这些事物的时间要比日本人早很多。到20世纪初，纺织设备在亚洲的价格与在欧洲大陆的价格一样便宜。煤也是如此。亚洲的工资成本为英国的16%，亚洲工厂的工作时间不像英国工厂那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原棉的获取在距离上比英国更近。然而，工业发展并未在印度腾飞，同样，也未在中国（其劳动力成本甚至更低）腾飞。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印度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但这一优势被极低的生产率抵消了。使用完全相同的设备，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平均要比一个印度工人的生产效率高6~10倍。英国与美国的专家们为此提供了从固有的种族劣势到糟糕透顶的旷工与怠惰等各种不同的解释。“很显然，每个地方都几乎没有监管，即使有监管也极其不力，完全缺乏纪律。”一位到孟买一家工厂进行参观的美国人失望地表示。“空的纱锭与松散的线轴或绕线筒在脚下滚来滚去，废料与线轴一堆堆乱堆着。提篮男孩，甚至一些年纪更大的工人，一伙伙聚在一起咀嚼印度大麻与朱南。大部分由马拉地人担任的监工们则懒散地来回溜达。”在现代对此的解释或许是因为糟糕的工作条件：作为常态存在的通风不良与超时劳动，还有气温因素与对兰开夏郡与洛厄尔来说陌生的疾病。但这很难解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惊人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已经迫使15%的孟买纺织厂关闭。

当然，英国服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没有什么能像精心定做的服装那样清晰地体现英国阶级体系的微妙等级了。这是一个你理所当然以其服装的剪裁来判断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世界。但是，对于裕仁，对于整体日本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也是一个理所当然地以其肤色及体貌特征来判断一个人价值的世界。

就在裕仁带着定制的西服回到日本的时候，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与其朋友爱德华·达德里“疯癫的”梅特卡夫少校去参加了一个化装舞会。他们都装扮成了“日本苦工”。就他们而言，如此装束恰似日本人穿着西装一样荒诞不经。事实上，在给情妇的一封信中，爱德华称裕仁为“十足的猴子”，说日本人民“类似兔子”。在裕仁长大成人的时期里，日本这个国家对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满心佩服，同时又对西方世界的傲慢自大充满了愤恨。要想被平等对待，看起来日本必须获得西方的基本要素，成为一个“帝国”。这并未用很长时间。1895年，日本欧式海军在威海卫全面打败落后的中国北洋舰队。在那一时期的插图中，作为胜利者的日本人看起来几乎是十足的欧洲人（甚至于包括面部表情）；而中国人的穿着则是一副失败之相，袖子过于宽大，还梳着辫子。而这仅仅是个开端。让日本人感到失望的是，他们被迫只能接受现金赔偿，而不是获得作为战利品的领土。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欧洲楷模可能不愿给予他们平等的帝国地位。日本外相井上馨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必须在东海上建立一个新型的欧式帝国……如何才能使独立自治的大胆精神与态度深入到我们3 800万人民的心中呢？在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与欧洲人进行碰撞，以使他们亲身体会到麻烦，认识到他们的劣势，汲取西方蓬勃发展的意识……我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实现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真正自由的交往……唯有如此，我们的帝国才能在条约方面获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我们的帝国才能独立、繁荣与强大。

1904年，随着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正式到来了。日本在海上与陆地上所取得的胜利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西方的霸权地位并非神授。凭借着恰当的体制与技术——更不用说恰当的服装了——一个亚洲帝国足以击败一个欧洲帝国。一位经济预言家于1910年已经预测到，在20世纪结束之前日本可能甚至将赶超英国。实际上日本真的做到了。1980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英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910年到1980年的发展轨迹并非直线前行，而是跌宕起伏，充满了波折。

[1] 实际上，和服不需要缝纫机所达到的这种严密的缝合。

[2] 亨利·普尔的父亲詹姆斯·普尔于19世纪初开始在伦敦做裁缝。他于1828年在老伯灵顿街4号建立了自己的营业场所，该营业场所还有一个位于萨维尔街32号的入口。他开始制作军服。他的儿子为平民设计的球服极受欢迎，获得了意外成功。

[3] 在由英国人乔赛亚·康德所设计的鹿鸣馆里，日本上流社会的人们穿着长舞裙与长礼服，踏着最新的欧洲音乐节拍跳着方舞、华尔兹、波尔卡与玛祖卡。讽刺的是，在日本对西方文化进行全盘吸纳的时候，西方也在流行对日本艺术的追求（即使凡·高也短暂地信奉过这种艺术），尽管这一过程要短暂得多。

[4] 帮助日本人于1893年在神户制造出其第一台机车的是理查德·特里维西克的孙子理查德和弗朗西斯·特里维西克。他们是明治时代日本如饥似渴吸收其专业知识的所谓的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