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扩张不足：经济实力的阈界

去吧，把你们的儿子流放在外

去为你们的俘虏服务

套上沉重的马具

为惊慌的化外之民服务……

——吉卜林

为什么美国如此强大？为什么美国没有更强大？

第一个问题许多评论家会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经济。保罗·肯尼迪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从长期看，生产能力和税收能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有很大关系”。但他也提醒要避免“粗率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地理条件、军事组织、国民士气、联盟体系……敌军情况……以及实战能力”都会影响军事行动的结果。但他再次坚持认为，“在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的主要联合战争上，战争的最终结果和各方可动员的物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胜利总是倒向经济生产力更强盛的那一方”：

事实证明，各国军事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都是源于各国生产力均势发生改变。而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内地位的升降起落，则由重大国际战争的结果来确证，而战争的胜利总属于物质资源最为雄厚的一方。

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俄国以及美国地位的崛起都能从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找到依据。而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肯尼迪还认为，大国地位的下降也可从经济上找到原因。

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夺取或保护财富又少不了军事力量。然而，如果国家将一大部分用于财富创造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这种做法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国力衰退。同样的道理，国家如果采取过度扩张的战略……则扩张所带来的利益有可能不足以抵消扩张需要的庞大开支。安全防护上开支过高会导致国家衰退。本该用于投资的资源被分流，从长远看将使国家陷入困境。

这个观点即是说，如果国家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庞大的国防开支将挤占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源，这必将导致经济产量衰退，长此以往，将既难以满足国民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维持它的国际地位。肯尼迪认为，“过度的军事开支会损害经济发展”这一论点“越来越确凿无疑”。

如今的国家隐伏着这么一个矛盾，即提高军事安全和提高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经济安全的提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要依靠生产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的创新）、产量增长、内外需求旺盛等因素来实现，而这些可能因军事开支过度而受到损害。过重的军事负担将降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导致本国产量的世界占比下降，从而本国财富的世界占比下降，最终致使本国的世界地位下降。

读者自然能想到，肯尼迪这番话针对的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已经“处于‘帝国过度扩张’风险之中了”。他指出美国在军事研究与开发上投入过大，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却可以集中于民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他言下之意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负担相对较轻，因此在经济上迟早会超过美国。那么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互换将不可避免。他总结道：“对于‘美国是否能保住现在的位置’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能’。”

做出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鉴于英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所经历的帝国过度扩张和经济衰退。肯尼迪尖锐地指出“美国全球主要军事部署地图（20世纪80年代）”与从前的世界霸主英国于战略扩张高峰时在世界各地一系列战舰队和驻军基地的地图如出一辙。肯尼迪对美国的警告也呼应了维多利亚及爱德华时期的英帝国主义批评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英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用于维持海军基地、殖民地军队、殖民地政府津贴的费用，比英国可从中获得的利益要昂贵得多。其他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历史学家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同样可以为英国带来利益，而且不需要耗费采用正式帝国统治的开销。更重要的是，纳税人本可以通过爱德华时代的非殖民化，省下钱来用于电力、汽车和耐用品上，从而促进国内工业的现代化发展。

肯尼迪理论只是众多的霸权经济学理论之一。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1982年）一书中指出，霸权地位的盛衰取决于该国内在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外事参与。而在政治经济结构中，一些不利经济发展的垄断集团和代表特殊利益的议会说客遏制了本国的经济活力，因此和英国20世纪70年代停滞的经济相比，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更为活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特权阶级在经历了独裁统治、全面战争和战败之后，已被扫除。由此便产生了一条有悖直觉的推理：即一个国家在军事上一时的失败，反而好过百战百胜。因此，奥尔森开出的决策处方是，废除一切代表特殊利益的法律或条例……加强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打击各种形式的垄断联盟，打击一切利用特权获得高额收益的行为。这样的处方由占领军实施要比通过正常民主步骤实行有效得多。

但是，这种霸权经济学理论尚无法告诉我们，通过这种自我平衡或循环机制，一个国家从经济繁盛获得霸权，随后又因过度扩张或内部僵化走向无情衰弱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在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的宏伟模型中，全球霸权的周期有个明确特征。根据莫德尔斯基的模型，自15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历了5个周期，每个周期都出现一个海军强国，即葡萄牙、荷兰、英国两次、美国。每个周期又分4个阶段，即全球战争、世界霸权、权威消退、四方割据。而沃勒斯坦的模式，运用马克思资本发展论的观点，将自145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分为4个周期，每个周期中的霸权国家分别为哈布斯堡帝国、荷兰、英国和美国。每个周期也分为4个阶段：霸权上升、霸权胜利、霸权成熟、霸权衰亡。然而，和奥尔森一样，肯尼迪的观点也含带着政策意义，即各国政府应该尽量控制军事开支，避免因经济衰退而最终导致军事衰弱。

肯尼迪因为夸大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衰弱的危险而招致不少批评。但这些批评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家，甚至整个北约组织的政治家们，显然很重视这条忠告。如我们在第1章所见，自从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面世后的那些年，西方大国的军事开支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1997年主要西方大国的军事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美国3.4%、法国3%、英国2.7%、意大利2%、而德国仅为1.6%，均为各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而法国和意大利更是创下了自18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显示“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已经实现。这是不是表明美国已经扭转了初露端倪的颓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三个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围，所遭到的国际抵抗的程度，以及美国如何利用它无可匹敌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美国和它盟国所面临的扩张不足的风险有多大：即军事开支过低，以至于在状况频发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外交政治的目标已经扩大到盟国（随着北约的扩大，盟国的数目也增加不少）以外的防御，包括平息某些政治敏感地区的内战，在某些国家偶尔动用一下军事力量来保护受迫害的少数族裔。无论这些外交政策目标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有必要考虑一下西方近年来的裁军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完成这些目标。美国似乎并不缺乏经济实力，但如果不加以利用，实力仍只是潜藏着。这些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有迅速将民用资源转化成军备资源的能力：将黄油换成大炮，就像从前媒体宣传的那样，或者将纳税人的钱换成一个个师，还需要在道义上下定决心，将军事资源用在刀刃上，有效震慑或击退那些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者。此外，如果外交政策不具备公信力，也就是在民主社会下没有得到民众支持，那么就算是哥利亚那样的巨人制定的外交政策，也会被牧羊人大卫轻易挫败，何况大卫那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和平的幻象

如果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相应下降，那么西方大国的裁军也无关紧要了。而根据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现实情况也应当如此。因为战争不具备经济理性，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战争就越不可能发生。

这种在自由经济世界中战争已然过时的论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这样写道，如果说战争还能给古代的某些民族带来富裕生活，它只会使现代人陷入贫苦凄惨的境地。康德在他《永久和平论》一书中，认为“商业精神”是“战争的天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结尾写道，弗兰德斯内战以及随后的西班牙政府扼杀了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日的繁荣商业。普通革命战争和政府轻易就榨干了靠商业活动积累的财富。正是基于这点，亚当·斯密对于重商主义者将自由市场运行置于大战略之下的政策深感不满。这种观点在19世纪得到普遍认同。尽管康德承认，在以往的世纪里，“在发明和改进军事器械上所作出的努力，对于工业进步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将战争置于工业发展之下，在康德看来是他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对于理查德·科布登来说，和平和繁荣是相互促进的，他于184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体现了他这一观点，那篇文章的标题为“自由贸易是保障人类广阔永恒和平的最佳手段”。诺曼·安吉尔的《大空想》（1910~1911年）是执著于这一理念的典范。照安吉尔的说法，战争从经济上说不具有理性：军备开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又很难从战败国那里得到补偿，殖民地不能被当做财源。“靠什么来保证一个国家不会与另一个国家兵戎相见呢？”安吉尔问道，“靠的是国家间深厚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不止是经济上，而是各个方面，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不义侵略只会损害侵略国自己的利益。”

这种信念虽然屡遭失望痛苦的打击，但依然不乏生命力。就在1999年科索沃战前夕，英国的一期《展望》杂志的封面还配上了这么一个标题：“战争结束了？”这不禁令人想起100年前伊凡·布洛克的那句话——“现在再不可能有战争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凌志车和橄榄树》中最自恃的一节或许是他称“与现代史上以往时期相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和平可带来更多的利益，而制造战争只会导致更多方面成本上升”。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提出了“预防冲突的金色双拱理论”，即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他这本书于1999年5月17日出版，距美国和南斯拉夫共和国爆发战争不到两个月，弗里德曼显然没有注意到贝尔格莱德的街头麦当劳的广告铺天盖地。当然弗里德曼还没有诺曼·安吉尔错得那么厉害，至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显然和安吉尔持相同观点，认为经济理性将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安吉尔至少活着看到这个信念被证实为不折不扣的大幻想。

20世纪的许多国家，无视自由主义者倡导的经济理性论，一次次走向战争，尽管打败的代价如此惨重，而战胜的代价也同样高昂。这种明显的短视行为，或许可以用“有限理性”来解释，即总是低估战争的成本，高估战争的好处。不过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对一个不民主的政权而言，战争的综合成本和远期成本通常不在考虑范围内，只要战争的直接好处都归统治阶级，而战争的代价由没有发言权的民众承担，战争自然成了十分明智的选择。

给战争一个机会

从独裁政权的角度看，战争费用能产生看得见的回报就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利品、赔款或领土割让（领土可以扩大税收基础和自然资源），当然还有荣誉。有时获胜的回报高于获胜的成本，但只要战争的成本主要由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低下层人民承担，成本大小也就无关紧要了。

据说奥托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皇帝的战争盈利占国家收入的近1/3，主要来自于被占领地区缴纳的贡金。法国革命后上台的政权靠剥削被占领地区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该政权后期，它的收入账目里还添上了被占国荷兰缴纳的税金，该项占法国总收入的近1/3。1795~1804年，荷兰共支付了22 900万荷兰盾给法国，比荷兰一年的国民收入还高。拿破仑1806~1807年的战争收入不但能抵付战争开支，还承担了法国日常开支的1/3。意大利1805~1812年的税收，足足有一半流入了法国国库。19世纪的英国亦深谙战争的发财之道：1842年的英国国防预算有40%可由《南京条约》中中国赔偿的580万英镑来抵补。帕默斯顿甚至在众议院大言不惭地说战争已经盈利了。俄国先后在1829年、1878年、1882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合约中，也压榨到一次比一次多的钱，所获赔款占俄国国防开支比分别为9%、42%、115%。但最后那个数字与1895年日本从中国捞到的钱比起来仍相形见绌。日本获得的赔款相当于当年军事开支的3倍以上，也是那次战争费用的两倍。

不过，将靠战争发财的艺术发挥到极致的还属普鲁士。如米拉博所言，它使战争成为“国家产业”。早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就曾用这个手段于1740~1745年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矿产丰富的西里西亚，虽然为了保住这个省，普鲁士在接下来的7年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西里西亚在此后的200年替普鲁士创造出可观的产业回报。1866年俾斯麦对德意志联邦的胜利基本也可以收支相抵：它那年的军事总开支最多为1.11亿泰勒，而战果除了吞并了霍斯坦、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外，还获得了奥地利价值4 000万泰勒的赔款，又从萨克森拿到1 000万泰勒，从法兰克福拿到5万泰勒，从罢黜的汉诺威国王那里没收了价值达1 600万泰勒的财产，从符腾堡得来的赔款数目只比这略小一点。整个19世纪获利最丰厚的战争要算得上是1870年普鲁士率领的北德意志联邦对法国的战争了，根据1871年签订的和平条约，法国支付了高达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或是普鲁士上年国防预算的4倍，此外法国还要支付2亿法郎作为巴黎的赎金，并承担法国北部诸省占领军的费用。

这类战争的收益（按20世纪的术语应该称为赔款）给战败国带来的不仅是羞耻，还有艰难的处境，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足以抵过战胜国的战争费用（更不用说赔款到手还得费不少力气）。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帝国，其收入的1/3来自埃及、叙利亚、高卢和西班牙缴纳的贡金，而这一时期罗马军队的维护费用就耗掉了年收入的一半。1548~1598年，在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收入达1.21亿达克特，占卡斯蒂利亚收入的12%~14%，但同时西班牙在本土外的战争年费用就是这一收入的4倍。单只是与荷兰的战争一年就要耗去2.18亿泰勒。在西班牙继位战中，法国从被占领土地上收缴的贡金还不到其军队费用的2/5。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所得的收益也被1812~1815年战败的高昂代价消耗殆尽。据最新统计显示，滑铁卢战役后，获胜的英、荷、普联军强加给法国的赔款和其他费用将近180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虽然赔款数目巨大，但只占法国的敌人先前20年战争费用的一小部分，赔款额若折算成英镑，则为7 800万英镑，也就比英国在1793~1815年资助大陆盟国的6 600万英镑略多一些。

在20世纪的战争中，战胜国所获赔款远不及战争的费用。根据1918年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停战协议，俄国需向德国缴付14亿美元的赔款，数目不小，但相对于德国200亿美元的战争总成本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在1921年的伦敦最后通牒中，获胜的协约国终于下定决心，要求德国赔款310亿美元，不过像凯恩斯这样务实的人认为能得到120亿美元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这个较低的数目也占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0%。然而在战胜国至少58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中，这笔赔款只占很小的比例。毫无例外，这两个战胜方谁也没能得到足额的赔款。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停止偿付为止，总共支付了不到45亿美元（根据后来的杨格计划，德国理应继续偿付，到1988年付清）。这笔赔款还远远不够协约国自己尚未还清的美国贷款，这反映出德国善于装穷，而协约国又心太软。

而一战的经历并未让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打消念头，它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和金钱上的掠夺。先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后是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它们对占领区大肆掠夺的程度称得上史无前例。从占领区盘剥来的收入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从3%升到1943年16%的最高点，但这仍无法满足德国的战争经费需求。协约国因为太过宽容未能在1918年以后要回德国的战争赔款，而德国却压榨太甚，所到之处各地经济日渐委靡。另一方面，纳粹头目（尤其是戈林），却靠着对国内国外敌人的掠夺，攒下巨额私人财富。这些独裁统治阶级只想着及时行乐，即使对最后的战败也无动于衷。因此独裁政权的气数总比宪制国家的短。如果说有人拼命寅吃卯粮，那就是这些总把“帝国万岁”挂在嘴边的人。

西方大国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赔款问题上的教训，1945年放低了标准：只要求战败的轴心国赔偿70亿美元。而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费用总计达2 750亿美元，不必说英国91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了。美国认为援助西欧（包括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重建是为长远考虑：马歇尔计划是个罕见的“倒贴赔款”例子。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历史的教训很清楚，那就是战争没有好处。战后获得的赔款总比不上战争的经费开支。如果战后的目标是安抚，或者使战败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最可取的方式是予以资助，而不是施以惩罚。但对于独裁政权来说，又另当别论。明知道吞并科威特的代价高昂，也没能阻止萨达姆试一试。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冒险失败的损失转嫁到人民头上，只要他和他亲信们的物质生活不受影响。他们的确没受到影响，因为不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萨达姆的政权没有垮台。

胜利的机会

非民主国家不断制造战争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军事上的结果并不是严格由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事实上，可以通过高明的战略、出色的指挥和得当的战术来弥补经济上的劣势，同样有效动员国民士气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从战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实力绝非由经济实力来决定，尤其是在短期。战争迫使和平时期的领先者在一套不熟悉的规则下去竞争。而在战争中，破坏能力要比建设能力更重要，至少在战争初期如此。这也正是战争吸引和平时期的落后者的地方。

最知名的现代战争最后无疑都是占据经济优势的一方获胜。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一战以及二战朝鲜战争中，最后总是世界总产量份额更大的那方取胜。最近发生的战争也能被归入这一类，比如福克兰群岛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似乎都印证了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假设。不过只要想想法国在越南的惨败，美国和中国，还有苏联在阿富汗的惨痛战争经历，就会发现这条规则也有例外的情况。

18世纪的多数时候，英国的经济似乎都比不上它的头号敌人法国。据现代的估计，1788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2倍多，而人口近英国的3倍。英国尽管经济处于劣势，但相比对头法国，它能以相对更低的费用来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舰船。英国战舰数量和法国相比，从1780年的1.3∶1增加到1810年的3.5∶1。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出色的财政体制。

19世纪也有类似的例子。1866年奥地利率领的德意志联邦武装人数是普鲁士和它唯一盟国梅克伦堡合计人数的两倍多，公民人口是普鲁士的两倍多，军事开支是普鲁士的4倍，然而普鲁士赢了。有人将普鲁士的获胜归结于经济方面的因素：普鲁士拥有发达的铁路系统和更高的钢铁产量。但这些因素在克尼格雷茨会战中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同样在1870年，法国在军事人口、公民人口和军事费用上均比德国占优，但法国输了。日俄战争中，俄国经济优势明显，军事开支是日本的2倍，人口是其3倍，能源耗量近日本的4倍，军事人口是日本的9.5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32倍，但日本赢了。

我们也不该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击溃和战胜德国和他盟国上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德国和它的盟国最终失败了，然而，它们显示出的强大破坏力提醒我们，经济上的劣势可以用高明的军事指挥和切实有效的动员来弥补。万幸的是胜利没有站在造成那么多人伤亡的那一方：同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都比轴心国高，虽然它在经济上占据优势。

一战爆发时，协约国与轴心国之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相差了60%，用肯尼迪说的“工业潜力”衡量，则比率为1.5∶1。双方人口比例是4.5∶1。此外，德国的净国民产值在战争中缩减了约1/4，而英国和意大利在1914~191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0%。而俄国的产量在1916年前的3年里上升了20%。虽然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13%，但德国的相应数字下降了31%，德国的钢铁产量下降了14%，而英国增长了25%。1914~1918年德国的粮食产量锐减了近一半，而英国则有所增加。这部分得益于英国的海军封锁，并干涉德国和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减少了德国的进口（包括肥料的进口），而德国潜水艇对切断英国的进口却没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德国还失去不少商业船只和外国投资。得不到国外的资金，国内的资本市场又相对低迷，德国只能比英国更依靠通过印钞来为短期债券融资，从而使货币扩张更为严重。可以说轴心国的失败从经济上说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并不能因此预知一战的结果。德国及其盟国造成的敌方士兵伤亡比己方的士兵伤亡多35%，伤亡差距达140万人。他们的军事优势足以击败塞尔维亚（1915年）、罗马尼亚（1916年）、俄国（1917年）。法国士兵在1917年即将发生哗变时，英国不得不在经济上，并最终在军事上求助美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军事优势，但这一军事优势正被慢慢痛苦地消耗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能够在后方对全面战争做出迅速反应。德国比它的敌手更为有效地组织安排劳动力。英国安排强壮的熟练工人到前线当自愿者，但不像德国那样将很多妇女投入劳动。德国在劳动力管理方面也做得更好：薪资增长没有超过产量的增长，罢工造成的工作日的损失也更少。最后，虽然德国皇帝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帝国政权一直到战争后期，在大部分被统辖的人民眼里仍是合法政权。直到1918年8月，确知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时候，德国的士气才开始涣散。这一变化体现在被英军俘虏的德国士兵人数增至10倍。此后不到3个月，德国国内，也是德国历史学家强调的德国最关键的薄弱点，发生了革命。

在二战中，通过动员手段来弥补经济劣势的特征更为明显。虽然在1939年，后来成为同盟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后来的轴心国要高出40%，人口是后者的1.7倍，但是和一战相比，轴心国在二战中实现的地域扩张更大，制造的敌方士兵伤亡和平民伤亡更多，抵御同盟国的时间更长。这些战绩只能从某些经济角度来解释。虽然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有所增长，不同于1914年后德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但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及美国。此外在军工制造上，和同盟国相比，轴心国也处于全面落后，比率从3∶1（步枪和机关枪）到5∶1（迫击炮和主要海军战舰）。和一战一样，德国在二战期间也比英国更依赖于通过印钞来为短期债券融资，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战时英国的通货增至2.6倍，而德国增至7倍）。只有1944年，德国官方公布的生活成本指数增幅低于英国，这完全是因为德国通过铁腕手段对价格实行强行控制的原因。

然而，在二战中轴心国造成的同盟国士兵伤亡人数是己方的2.5倍，伤亡差距达800万人。如果将平民伤亡也计算在内，轴心国的杀戮更是惊人：同盟国的平民死亡人数是轴心国的8倍多。同盟国的总体伤亡人数是轴心国的5倍，伤亡差距达3 800万人。此外，如理查德·奥弗里所言，没有一个理性客观的人能够在1942年初期预卜到战争最后的结果。当时轴心国由于掠夺和侵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同盟国水平。在人口上轴心国稍劣（比同盟国少20%，但领土周边地区的动员能力比同盟国强）。虽然同盟国占有世界土地的面积比轴心国大（双方领土面积比率为6∶1），但在有决定意义的东线战场，德国在1941年和1942年连续两年在经济上领先于苏联，而这一阶段战争中的军事技术双方并无明显差异。

轴心国（意大利除外）的强势又要体现在军事上：轴心国在更早时间动员了高比例的人力物力，并充分利用了在指挥作战和战略战术上的优势。暴风军团战术；步兵、炮兵、坦克和空军之间有效地协同作战；深度防御；有弹性的指挥链，这些因素使得德国（其次是日本）能够在欧洲和亚洲战争的初期战胜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对手。他们不只是动员战斗人员，德日还在战争中比英美动员了更多的妇女作为劳动力（1944年德、日、英、美的劳动妇女占比分别为51%、42%、31%、30%）。此外，希特勒在提高战争经济效率方面也极为突出，即便在英美一次次的轰炸下，德国194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仍比1938年提高了25%。另外，第三帝国公信力的维持时间也比第二帝国更持久，但德国1944~1945年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逼迫而不是通过鼓动（激起民众自发的热情）促使民众上战场的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1941年之后的几年间，判处死刑的案例剧增，其中民事法庭有11 000例，军事法庭有20 000例，这意味着德国在未能打败苏联后，加强了高压手段，虽然这一时期被德国判处死刑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外的劳役，而不是“普通的德国民众”。

二战期间极权国家在军事上的表现，很好地展示了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位动员所能取得的成效。在至关重要的东线战场，实际上是由另一个极权政权打败了第三帝国。当然，如果不是英美的空军和陆军在西欧战场的浴血奋战，苏联也很难最终取得对德国的胜利。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42~1945年提供给苏联的经济援助才占苏联净物资生产的5.6%，单纯从经济角度讲，这两个政权实力相当，尤其是在1942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尚落后德国20%，但它终于苦战获得了胜利。

独裁政权似乎比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更占优势，从短期看，它虽然不能从整体上消除经济上的差距，但至少可以有效地缩小差距。它似乎能够在平民和军事人员上做出更大的牺牲。德国由于资源差距过大，加上战略缺陷过多，在两次大战中均败北。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不人道的动员方式能够弥补经济上的劣势，并且也有取胜的可能。

民主带来的和平

综上所述，人们很容易推断出，光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不能消除战争，而民主化同样也有必要，因为从理论上说，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不容易走向战争，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康德曾说过：“在共和政体下，如果开战与否要经民众同意，那么民众就会颇费踌躇。因为开战无异于祈求将战争引起的种种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比如亲赴前线、从自己的资源中挤出战争的费用、痛心修补战争带来的破坏……还得亲自担起债务的重担，债务使到来的和平如此苦涩，而且债务永远还不清，因为又会有新的战争威胁。”不过独裁者不会这样考虑，“因为国家的领袖不同于普通人，他是国家的拥有者，战争不会让他做出什么牺牲。他只操心舞会能不能照开，狩猎能不能继续，他的宫殿和朝廷能不能保得住”。康德强调他的论点只适用于共和政体，而非民主国家。但是当代研究者却倾向于模糊两者的界限，换句话说，民主国家“受代议制约束”。

毫无疑问，国防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小和民主有很大关系，民主程度低的国家在军事上的开支更高。如果以成对的国家为单位来做分析，那么战争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可能性似乎比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要小。基于这一点，可推断“如果未来所有的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世界上的战争无疑会减少”。但是，如果取单个国家进行研究，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战争几率是一样的。也有证据显示，两个专制国家之间，和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一样，更倾向于避免彼此之间的战争。“民主带来和平”这一理论与事实不符之处在于，民主化早期的国家尤其容易卷入战争。对此有一种解释是，民主往往与政治分裂有关，如我们上一章所见。这种“民主带来和平”论点所面对的关键性难题是，民主（见第12章图32）与战争次数（见第13章图36）之间找不到任何相关之处。

军国主义的好处

军事侵略不能绝迹的一个理由是，高额的军事费用不一定会损害经济，这点肯尼迪曾提出过。但是支持他这一观点的经验数据相当少。

肯尼迪在他的书中以注脚的形式，就他说的“高额的军事费用”下了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他说，“历史数据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0%用于军事开支（在一些结构不均衡的国家，这一比例为5%），这么做可能会限制该国的经济增长”。大英帝国1760~1810年的平均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超过了肯尼迪的阀限，但它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肯尼迪本人也承认，更让他困惑的是，英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初显颓势时，它的国防开支相当低。他对英国20世纪上半叶的战略给予的批评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批评战争期间历届政府的国防开支过低，“控制这地球上1/4的土地，但国防开支仅占生产实力和战争潜力的9%~10%”。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抨击他所谓的“英式的战争方式”，即在欧洲战争中依赖“殖民地军事行动，海上封锁，突袭敌方海滩”，而不是让军队深入大陆作战，“英国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看上去省钱……但往往收效不大，有时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从人力和财力上看，大陆军的花费更高，但它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从他的观点中我们很难看出英国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些政府因为国防开支高而受到抨击，另一些政府却因为国防开支低而受到指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算）不是发生在大肆吹嘘的克林顿时代，而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在1942~194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比1995~1998年高出两个百分点。而美国从1942~1990年，除了1948年和1976~1979年之外，其他各年的国防费用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虽然低于肯尼迪为结构性强国限定的10%的上限）。无论英国还是美国，从长期看，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管是正相关还负相关，都找不到最终统计上的相关性。即便算是有关联，从美国的例子上看也隐隐地呈现为正相关。另外，即使将5年或10年的时滞考虑在内，同样也无从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对1990~1997年各国国防预算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的全球性调查，其结果显示两者只呈现极轻微的负相关。在接受调查的59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的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一个国家（俄罗斯）的经济为负增长，另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以色列的国防开支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稍低于肯尼迪的阀限，但经济增长率却达到5.8%，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苏联解体后，肯尼迪对他的观点稍加修正，他在《为二十一世纪作好准备》一书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高额国防开支是否会导致经济下滑，而在于经济机构的问题。他说，“如果经济活力旺盛，产业基地繁荣，技术先进，研发投资踊跃，经常性项目收支平衡，没有外债负担，那么该国经济机构良好，可以配以3%，6%甚至9%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防上”。肯尼迪认为美国经济结构状况良好，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相当缓慢，并将60年代平均超过4%的年增长率与1991年可怜的–0.5%作了鲜明对比。但是，一份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3%，比70年代（3.2%）和80年代（2.8%）要高。

但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由于过重的国防开支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观点，仍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是苏联而不是美国经历了过度扩张，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6%，而同期美国的相应比率仅为6%。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增加国防开支，使苏联突破了可持续的国防开支的限度，最终促成西方在“冷战”中的最终胜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里根的政策获得了巨大回报。但称之为“和平红利”不太合适，因为赢得胜利的是鹰派而非鸽派。简单的计算足以说明这点。1981~1989年，在里根和布什的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平均每年国防预算为3 780亿美元（根据通货膨胀略有调整），比卡特任职期间高出1 000亿美元，这种增加使得里根政府的批评者和美国衰退论的预言家们忧心忡忡。但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国防开支又回落到了2 700亿美元（1998年数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假如是五角大楼的消耗战致使苏联后来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的话，那么里根政策的实际费用则要低于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字。政策的改变使美国一年多花了700亿美元，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如果这样做能多方面打击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代价不算太高。

同样也有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它内部的矛盾，而不是里根的国防开支。当然，里根的战略防御措施在其中起的作用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大。事实上，在东欧展开一场对德国的全面常规战争时，实行计划经济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要和遥远的美国展开一场军备竞赛的话，这种模式则未必有效。苏联认为一旦他们的导弹弹头取得优势，就可以打赢一场“热战”。在和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这一政权证明了自己承受得起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和军队的伤亡；如果发生“热战”，它所面临的公众要求和平的压力也要小于美国，大规模人员伤亡在苏联已经不是第一次，而美国却从未经历过。不过不愿冒核战争的风险迫使苏联与美国展开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并不属于能在短期内实现最大军事动员的那一方，因为那只是打赢“热战”的关键，而“冷战”获胜的关键在于能够在长期内耗费得起军备的高额开支，同时又不会抑制民用消费、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

1950~1974年，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美国不相上下，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期甚至高过美国的增长水平。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滞后。而我们知道，相对于美国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高额的国防费用带给美国的负担越来越轻。而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和计划经济的停滞，苏联的军费负担日益加重。简而言之，1980~1989年，美国的实际国防开支增加了50%，人均消费水平增长超过20%；而苏联的实际国防开支增加了15%，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仅5%。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苏联的这种体制无法从军事研发中获得派生利益，即军事技术不能转化到私营部门，事实上也没有私营部门可言。戈尔巴乔夫原指望能缩小东西方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决定在经济“重建”上放手一搏，不料却引起计划经济生产的崩溃。他同时采取的政治“透明化”结果也功败垂成，只能说明这种体制已经失去了公信力。由此看来，里根政府的国防预算可以看做是美国体制优势的象征，但不能算是使苏联解体的原因。这也说明了高额的军事费用本身并不会损害经济。在适宜的情况下，增加在国防科技上的公共开支与增加消费并不冲突：这是大炮加黄油的神奇组合，更精确地讲，是导弹加麦当劳。

美国和苏联这两种制度并不像当时一些评论家预想的那样趋于一致，而是更趋分化，这种分化可以从财政角度上来解释。回到第4章的主题，美国政府享有一项巨大优势，那就是能够通过公开发售国债，来为不断上涨的军事费用筹措资金。里根任期内联邦债务的大幅增长也许让那些过度扩张论的预言家们担心，但它也不失为支付上涨的国防费用的方法。发行国债可以“摊销税收”，从而避免造成经济扭曲。肯尼迪忽略了美国可以在财政上轻松应付债务负担。在1991年债务高峰期，美国政府的净利息支付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1957年暂停了国债发售，而更多依靠容易造成经济扭曲的方式来支付上涨的国防费用（比如以赊购方式购买国有企业商品，或是对普通储户实行强制性借款）。这些方式致使经济盈利性下降。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终于转向国际市场时，不得不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当债权人后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才发现当初的风险溢价还不够高）。英国对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胜利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在每个例子中，公债市场发达的国家掌握更丰厚的资源，因而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持其军事开支。

防患于未然

在对国防开支做成本效益分析时，不能只是将军事预算带来的负担和军事研发所带来的派生效益做简单相加。因为评估某一特定的国防政策的经济价值时，比较一下实际成本和潜在成本是很有必要的。在历史分析中，采用“反事实法”更有助于解答这类问题。过去人们曾就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作了比较，下面我将重点谈谈英国和美国。

真如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所说，大英帝国是“浪费钱财”的吗？似乎并不是这样。有理论认为，采取大英帝国贸易同盟方式所获得的利益不如采用开放式的国际贸易。理论上这是对的。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国际贸易”并非天然的贸易方式。有人坚持认为英国本可以在1846年后从大英帝国体系中全身而退，这样既不受损失，还能缩减军事开支，节省下25%的收入。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竞争对手纷纷采取对英实行贸易保护，英国霸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正式帝国控制，将导致这些地区对英国的出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或者采取其他贸易歧视。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事实为证。美国和印度独立后，均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政策。英国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国在1878~1914年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从预防这种贸易保护的侵害角度看，英国在一战前的军事预算只能算是最低的保险金。而推行强制性的自由贸易可获得的经济利益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盛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英国在这10年间通过大英帝国体系获取的利益：英国对英联邦国家及后殖民地的出口额占比从44.4%上升到47.6%，从这些地区的进口额占比从30.2%上升至39%。）此外，英帝国在1914年前的国防负担相当低（见第1章）：英国在1913年的国防费用只占净国民产值的3.2%，比俄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低。

而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在1914年侵略欧洲大陆时，对英国利益构成的威胁相当有限，因此很难说英国花在一战上的钱是否值得。一战前的10年间，英国政策的重大缺陷就是，它看到了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威胁，要遏制这个威胁，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创建庞大的陆军，但英国并未为此作过太大努力。军队还没训练好就匆匆上了战场，边打仗边琢磨现代的陆地战该如何打，因此在这4年中，英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征兵制在早些年被否决了，不是因为费用，这方面英国完全承受得起，而是受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若不是征兵制的否决，英国在1914年很有可能可以吓退德国的进犯行动。

英国参加二战的成本有必要与假设英国战败了或和德国讲和所需的成本做一比较。根据我们了解的希特勒的全球霸权计划，英国在1939~1940年寻求和平解决、扭转局势的设想完全不可能实现。如果在1938年希特勒入侵捷克后，英国能够更早一些做出反应，并以战争相威胁，这样做或许比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后才在1939年做出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最后通牒的效果要好一些。那些替张伯伦辩护的人谁也没有令人信服地指出，当时政府只有绥靖政策这一条路可以走。他们的说辞中最没说服力的是，在国防上开支过高会引起经济动荡、劳动力短缺，以及其他种种问题。1937~1938年，英国的通货膨胀情况略有好转，通货膨胀带来的危险，相比1939~1940年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而英国完全置身事外的危险而言，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绥靖政策最大的错误是认为它是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试图先在一段时期内扩大英国对德国的相对优势，事实上从签订《慕尼黑协定》到战争爆发，德国也在同步壮大，某些情况下它壮大得更快（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

20世纪英国的军事威慑力不够，以至于它的外交政策不时被打乱步伐。无论是20世纪初还是30年代，英国都没能让德国与其盟国相信，与英国开战的风险是很大的。而英国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扩张不足”，也就是说它在国防上面的花费还不足以威慑可能的侵略者，导致几年后，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耗资更多的全面战争（福克兰群岛受阿根廷侵略之前也是类似的情形，只是规模较小）。如果英国的各任政府愿意在国防上多投入一些，威慑潜在的敌人，英国也许不会在20世纪衰败得那么快。英国若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耗了国力，也不会被迫削减国防开支或进行非殖民化。

英国由于扩张不足致使军事脆弱，这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吗？当然这两大强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10章曾指出过其中几点。英国是个资本输出国，美国则是资本进口国。英国把它“抚育的精英送走”，而美国却吸纳移民。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对美国发动直接攻击，但针对美国各个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却比较大。美国哪怕大幅缩减国防开支，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技术上无可匹敌。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4倍，是俄罗斯的22倍。真正问题在于，有没有国家可能攻击美国的盟国，或使用暴力威胁到任何一个可能危及到美国利益的地方。基于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欧洲各国以及苏联一直在裁军，而某些地区的国家在重整军备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自1994年以来，出口到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武器数量有明显增加，某些亚洲国家拥有核武器（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一直拒绝联合国对它的生化武器进行调查。据五角大楼估计，至少有20个国家拥有短程或中程弹道导弹。

比较一下过去10年中各国的军事预算（见表25），世界军事均势的转变也就一目了然了。表25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方的差别很耐人寻味。北美、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自1989年以来国防开支有显著下降，美国的军事预算下降了1/3，英国为1/4，俄罗斯的降幅则超过90%。美洲国家中，包括没列入该表的较小的国家，只有墨西哥和巴西军事开支有所增加。在欧洲只有芬兰、希腊和土耳其的军费有所增加。但在中东，除了埃及和阿曼，其他各国都增加了军事预算，尤其是伊朗增幅达70%。这种趋势在亚洲的主要强国中尤为明显，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70%，而新加坡则超过100%。

表25 世界主要大国（及地区）的军事开支（单位：百万美元，按1995年价格和汇率计）

增加国防费用并不一定增加战争的风险。要是两个可能的对手间，双方都增加军事预算的话，这种增长就意味着相互抵消。1989年以后，大多数北约国家和前华沙条约的国家纷纷裁军的趋势十分明显，而相同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亚洲，原因就在于此。另外，该表只是列举了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要在较小的国家中作同样的统计，一些重要的地区差异便会显现出来。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乌干达等国都增加了国防开支，而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则被列入国防开支减幅最大的国家之列。在拉丁美洲，巴西和墨西哥的国防开支增加，而智利和阿根廷则有所减少。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那些多数的“不合作国家”，比如利比亚、伊拉克、塞尔维亚和朝鲜，无法得到它们国防开支的可靠数字。

科索沃的维和成本

如果上述这些地区差异不是发生在美国扩大外交政策范围的时候，也许不会显得这么要紧。这种认为美国与其盟国有权对别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该国受迫害的少数族裔的观念，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警察”角色的加重，那么美国担当得起这个角色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计算一下1999年将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让阿尔巴尼亚人回来总共的花费。这笔费用事实上并不是很高。《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家认为，多国部队共出动了3.6万架次战机，投下了2.5万枚炸弹，集结了近5万陆军，北约为此共花费了48亿美元，平均每天花费6 200万美元。不过，这只是账单上的第一项，要算出战争的实际费用还要再加上三个项目：救济科索沃难民的费用，在战后的一段时期每周共花费600万美元（共计2 400万美元，帮助难民在短时间内返回家园）；该省的重建费用，欧盟估计达25亿美元；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5万占领军的开支，这项费用光英国一年就要支付1 000万~1 500万美元，其中480万美元是预算达7 700万美元的科索沃国际行动的英国摊派额。假设占领军在科索沃驻扎至少5年，那么战争的总费用将达77亿美元，这次行动比花费了630亿美元的沙漠行动要低廉得多，但要承认的是，沙漠行动的费用实际上主要是由没有参加作战的富裕国家日本和沙特支付，因为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于他们有利。无论是战略上还是财政上，1999年的战争象征低花费的“炮舰外交”的回归。

但是这77亿美元的花费都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根据北约1999年公布的评估报告，北约部队直接击中了93辆坦克，153辆装甲运兵车，339辆其他军事车辆，389门大炮和迫击炮。有记者目击到约占其1/3武装力量的塞尔维亚军队撤退。另一方面，北约军队中没有一人在对敌行动中被杀。两位美国直升机飞行员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丧生，3个美国士兵因为愚蠢而被俘，除此之外，这支部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安全的部队，甚至比一些美国高中还安全。与此相比，北约称南斯拉夫士兵阵亡人数达5 000，另有10 000人受伤。这些数字仅凭猜测得出，但即使这把实际伤亡人数高估了3倍，南斯拉夫仍输于北约。事实上，即使塞尔维亚官方公布的北约阵亡人数为576人属实，北约仍是赢了。北约空袭战略的主要缺陷，就是它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了民用目标。根据经济学家智囊库的统计，北约的轰炸造成1 500名平民丧生，大多是塞尔维亚人，这个数字未包括战后被没有即时爆炸的集束炸弹炸死或炸伤的大致人数。我们难以确定有多少在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族杀害，国际法庭的专家估计总共将近2 500人。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算高，在北约轰炸中丧失的平民人数也接近这个数字，这是不可原谅的。

为什么美国与其盟国不直接使用地面部队来对付塞族军队，或使用特种部队来代替轰炸平民的方式呢？显然这不是出于财政负担的考虑，费用容易解决。科索沃战争显示出，或者可以确证，美国的军事力量并非受限于军事干涉的费用，而是受限于公众对美方人员伤亡的反感。

1914年前的英国外交大臣称他们的作战行动常被“民意”左右。实际上这无非是那些绅士俱乐部的老主顾们酒足饭饱后的情绪。而广大的民众，或从现代意义来说的成年人口，能够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这些民众受沙文主义的煽动不亚于受和平主义煽动。即使在今天——部分是因为以色列30年来的恐怖主义，部分是因为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英国选民对军事行动并不那么反感，甚至也能承受伤亡的代价。俄罗斯的平民也表现出它能承受在车臣战争中的军事伤亡，如果俄罗斯军队看上去会赢的话。相反，主要由于越战中的惨痛记忆，今日许多美国人似乎都不愿意为任何领土外的战争搭上美国人的性命，无论战争的目的有多高尚。1993年，当索马里危机达到白热化时，克林顿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说：“现在普通美国人还没看到，我们的利益受威胁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需要有美国人为此作出牺牲。”当他得知有3名美国士兵在科索沃被塞族人俘虏后，他的公开回应是，“我们照看着自己的人民”。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对于在巴尔干半岛展开地面战将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很少有政治家像越南老兵或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那么坦率。但是在私底下，大多数政客也都怀着同样的恐惧，他们想象着整飞机整飞机的裹尸袋和受到重创的选举得票率。因为在21世纪的民主看来，任何军事伤亡都是不可接受的。对塞尔维亚的平民进行轰炸，就是将美国人的危险降到最低的一种策略。

如此一来，美国在科索沃的战略无法取得实质成果，因为仅靠空袭是无法迫使塞族军队撤出这个省的。而俄罗斯中断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外交支持同样也无法迫使塞族军队离开。战略的关键一环是北约部队在科索沃附近稳步集结，因为如果空袭过后不进行地面搜查，就无法迫使塞族军队撤离；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地面军事力量，在塞族军队撤离之后，北约也无法对该地进行有效保护。然而假如米洛舍维奇决定不撤出他的军队，很难相信克林顿会授权一次肯定会有牺牲的地面攻击。即便是现在这种战略，公众在上次轰炸行动后对下一次轰炸的支持率也已经降到50%以下。

科索沃战争的结果不能算是北约大获全胜。根据战后的“军事技术协定”，塞尔维亚对朗布依埃计划作出了改动，这一计划也正是当初引发战争的原因。安理会终于获得科索沃多国部队的控制权。预定3年后在该省举行公投的计划也被放弃。科索沃解放军此时的境遇与当初在朗布依埃的情形不同，此次被排除在谈判席之外，并被要求解除武装。米洛舍维奇原指望能得到俄国人含糊的支持。结果可能是这样的，米洛舍维奇同意撤出他的部队，再依靠俄国的力量获得科索沃东北部的控制，让那个地区成为塞尔维亚的根据地。然而不管怎样，科索沃的实际情况是在空袭过去一年半以后，虽然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但当地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萨达姆吞并科威特的野心失败后，其后10年仍在当政。这些事件说明“外科手术”式的军事干涉以及过分仓促的“退出机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军事扩张的理由

美国废除像萨达姆这样的暴政，在他们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难道不好吗？这个问题一再被问，也值得再问。用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废除独裁政权、实行自由选举由于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不符而被弃绝。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行公开的帝国统治。但人们常常忘记在二战结束时，对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就是这种做法，并获得了巨大持久的成功。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令人信服地指出，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就属于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本质上和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没有区别。它通过国内政治合意，运用新的交流技术，将迈尔称之为组合主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模式出口到别的国家。迈尔的坦诚令人称道，他说：

战后我们（美国）依靠的是一种非常类似于帝国主义的模式，它能够巩固“和平与繁荣”，我们为此需要对各地域作均衡调整，整顿目前混乱的局面…… 1945年后西方民主社会的稳定无法单靠民权社会和市场经济来保证，也无法靠封闭的民族国家来保证。

迈尔的这种战后稳定论的观点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理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金德尔伯格认为两次大战间歇期内的混乱局面，就是因为美国在一战后没有继承英国遗留下来的霸权主义衣钵。罗伯特·吉尔平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1945年后西方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有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而“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联盟（如欧盟或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得更独立更自信，相应的美国的霸主地位也随之下降。迈尔只是担心“冷战”后的放任政策不能保证持久的稳定。

美国抽身退出这种战后非正式帝国主义体制的迹象相当明显，只要看看美国仅以国民生产总值的0.1%用于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它违反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大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这些事实，就可从中窥知一二。这种根深蒂固的狭隘封闭的岛国性质与世界对于一个最强盛的国家的期望显然是南辕北辙。

美国不应该像一只巨大的蜗牛，躲在电子雷达筑成的壳里，过着隐退的生活。美国应该贡献出它庞大资源的一大部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本书竭力说明，这些进步和自由贸易一样，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发生，它需要强大的法律和秩序作为制度基础，若有必要也可以诉诸武力（就像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实行这种政策的费用也不会过于昂贵，因而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即便肯尼迪的理论是正确的，将民主加在世界上的这些流氓国家头上，也不会使美国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种做法也可获取经济利益，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实行法治，随着该国贸易的恢复和扩大，美国也可从中获得长远的经济回报。

如果上述设想不能实现的话，原因有三条：其一，美国这么做会被视为挥舞帝国主义大棒，面临意识形态的窘况；其二，夸大了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其三，胆小者对军事伤亡的恐惧。或许这就是在21世纪即将来临时的最大失望：美国拥有的资源足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它的领导者却没有勇气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