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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易

当有些人正在历经杀戮时，另一些人却在接受着知识的洗礼。尽管宗教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乱（这可能也导致了之后在1745年，已经被推翻了的天主教斯图尔特王朝试图在苏格兰复辟），但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仍是以一系列由网络驱动的创新思潮为特征的，而其中以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为突出。在这两项运动中，创新思想在学者的网络中传递，这使得自然科学和哲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印刷技术的传播非常相似，科技的传播也有其特定的地理路径。如今，这条路径基于个体科学家的事业得以再现。在16世纪，科学网络的主要中心是帕多瓦，它位于意大利其他大学城的中心。帕多瓦将这些大学城与九座南欧主要城市，以及遥远的牛津、剑桥、伦敦联系起来。两个德国的节点维滕堡和耶拿只是彼此相连。在17世纪，帕多瓦成了科学活动网络的五个中心之一，另外四个分别是伦敦、莱顿、巴黎和耶拿。这时，哥本哈根也是处于地理外围位置的众多新节点中的一个。[1]

通信网络的发展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科学革命的演变。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伊斯梅尔·布利奥也是一名历史、神学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他的通信数量巨大，从1632年到1693年，除了在《布利奥信集》中出现的4 200封信件，还有800封他与各地的往来信件，这些信跨越法国，远至意大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到达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2]能够与其“一较高下”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书记亨利·奥尔登堡，他在1641年至1677年共有3 100封往来信件。除了英格兰，奥尔登堡的通信网络还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和一些英国殖民地。[3]确实，就数量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也写了数量相当的信件：伊拉斯谟写了3 000多封信，路德和加尔文各有4 000多封信保存下来，而耶稣会的创始人伊格内修斯·罗耀拉流传至今的信件超过6 000封。同时，商人和贵族也制造了大量的信件。[4]但不同的是，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的出现，科学革命时期的通信慢慢地变为一种集体行为，而不再局限于双方的交流。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对痛风治疗的研究是科学通过这种信件网络传播的一个极佳例证，该研究揭示了首次在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现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观察到的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列文虎克本来是向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提供的研究报告，却将新知识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与非协会会员的通信——这是经典的弱关系——使得伦敦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接触到这份报告。[5]《英国皇家学会宪章》明确规定其主席、理事会成员及其继任者拥有这样的自由：“在不受任何骚扰或干扰的情况下，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和外国人，无论是私人的还是集体的、商业的还是政治的，共享知识与智慧。”[6]知识共享的唯一条件是其必须符合社会利益。

从奥尔登堡开始，历任秘书在管理这些信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埃德蒙·哈雷的管理下，学会收到的信件（包括列文虎克的信）未被阅读而大量积压，但是他的继任者物理学家詹姆斯·尤林却让学会成了一个国际科学学者网络的枢纽，这些学者包括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教授、牧师和药剂师，他们中1/4的人在欧洲，大约5%的人在北美殖民地。1723年12月，尤林发表了《关于协同观测天气的建议》，提出利用通信者网络协同进行气象观测。这一建议的前提是“真正的气象理论不能从一个地方的天气变化中获取”，而是“必须由许多观测者协同合作”。[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收到了来自柏林、莱顿、那不勒斯、波士顿、吕内维尔、乌普萨拉和圣彼得堡的观测结果。

相比之下，巴黎科学院最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1666年12月22日创立之初，它是国王的私人图书馆，实行的是官方的保密政策。所有讨论和审议都是私下进行的，非成员被禁止参加会议。[8]因此，其成员实际上被排除在迅速增长、后来产生科学革命的泛欧网络之外。在欧洲大部分天主教地区，情况也类似。能够加入更广泛的科学网络的葡萄牙知识分子被称为“疏远者”，意思是“外国化的人”。[9]与之相呼应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网络的出现催生了网络理论本身，同时出现的还有欧拉在“七桥问题”上的研究。欧拉出生在巴塞尔，师从约翰·伯努利。20岁时，他在巴黎学院问题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从此声名鹊起。1741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工作，他解决了柯尼斯堡谜题，而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邀请下搬到了柏林（尽管两人最终决裂，欧拉后来又回到了俄罗斯）。

在18世纪，这种知识的交易不仅限于数学定理。随着欧洲商人和本地人利用北美迅速下降的运输成本和几乎免费的土地，以及西非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此时的跨大西洋贸易和移民所建立的网络呈指数级增长。18世纪的大西洋经济被描述为“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人人都相互认识，而且可以认识朋友的朋友”。[10]准确地说，这就是以港口为中心的多个交错网络。[11]

当时苏格兰商人在马德拉岛的葡萄酒贸易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到1768年，岛上43名外国常驻商人中有1/3是苏格兰人，包括十大葡萄酒出口商中的五家。虽然一些葡萄酒商是互相联系的，但网络中的大多数连接都是在“通信者”和“代理人”之间发生的。诚然，这些联系有相对松散的缺陷，因为委托人通常很难让他们的代理人遵守指令。信息流浩如烟海，但经常被闲言碎语干扰；交易成本很高，因为交易员经常相互讨价还价。[12]另一方面，这个网络是动态的，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13]

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联网的好处与分级管理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在形式上，在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董事控制了印度和西欧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事实上，正如公司贸易商4 500多次的航行记录显示，船长们经常进行非法的航行，私下交易。[14]到18世纪后期，由此产生的贸易网络中的港口数量超过100个，范围从马德拉斯这样的开放商业中心到广州这样的受监管市场。[15]实际上，私人贸易产生薄弱环节，将原本互不相连的区域集团联系在一起。[16]这个网络（如图18.1所示）拥有自己的生命，身处伦敦的董事们根本无法控制。事实上，这是东印度公司成功的关键之一：它更像一个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重要的是，其荷兰竞争对手禁止自己的员工从事私人贸易。这可能解释了后者最终被取代的原因。[17]只有当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遇到等级森严的有序港口，如拜蒂克洛（被僧伽罗王室垄断的港口），这种网络战略才会失败。[18]当东印度公司退出亚洲内部贸易，专注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时，事实证明，其海上网络的密度至关重要。[19]只有当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从贸易转向像印度那样的税收时，它的结构才变得更加等级分明。事实上，在罗伯特·克莱夫的时代，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殖民地政府。

18 - 图1 图18.1 1620年至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网络。交易者从东印度公司的基础设施中获利，而公司能够从交易者在多个港口中间建立网络的能力中获利。

对于曾经在苏格兰很常见的那种野心勃勃、敢于冒险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20]来自邓弗里斯郡的韦斯特霍尔庄园的约翰斯通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称其为“一个荒凉而多山的乡村，除了荒凉和阴沉之外，什么都没有”。詹姆斯和芭芭拉·约翰斯通的11个孩子都活到了成年，他们几乎都在苏格兰以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詹姆斯、威廉、乔治和约翰四兄弟最终当选下议院议员；从1768年到1805年，议会中至少有一个是属于约翰斯通家族的。这个家族的二儿子亚历山大在格林纳达购买了一个大型糖料种植园，他把这个种植园改名为“韦斯特霍尔”。他的弟弟威廉·约翰斯通·普尔特尼爵士领导了投资者协会，该协会于1792年购买了纽约州西部100多万英亩[21]的杰纳西河土地。到他去世时，他在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多巴哥和佛罗里达也积累了财产。三个最年轻的家族成员——约翰、帕特里克和基甸，都在印度次大陆上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约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精通波斯语和孟加拉语，积累了大量财富。帕特里克不幸于1756年19岁时在加尔各答的“黑洞”事件中死去。约翰斯通家族曾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服役：乔治担任西佛罗里达州州长，亚历山大担任加拿大和纽约北部的军官，基甸担任大西洋海岸的海军军官。约翰斯通家族最年轻的成员也曾在毛里求斯的巴士拉和好望角待过一段时间。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个阶段，他经营着一家向印度朝圣者出售恒河水的企业。[22]（有关约翰斯通家族的网络，可参见插图11。）

全球商业网络的枢纽是港口城市，如爱丁堡、伦敦、金斯敦、纽约、开普敦、巴士拉、孟买和加尔各答。但是，不仅仅是货物和黄金沿着连接这些大都市的海上通道流动。奴隶们也以百万计渡过大西洋。数百人在格林纳达的约翰斯通种植园辛勤劳作；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员输掉了官司，标志着苏格兰法律承认奴隶制的终结；约翰斯通家族（约翰）拥有的贝琳达，就是最后一个被苏格兰法院承认为合法奴隶的人。然而，思想——包括解放思想，也在18世纪的商业网络中流动。玛格丽特·约翰斯通是一个狂热的雅各宾派分子，她从爱丁堡城堡的监禁中逃脱，在流亡法国时死去。威廉·约翰斯通和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一样，是爱丁堡“精英社团”的成员，他们都对他的才智推崇有加。威廉的儿子约翰加入爱丁堡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协会。他的叔叔詹姆斯和约翰也反对奴隶制；威廉则站在另一边。乔治对美国革命表示支持，并于1778年作为命运多舛的和平委员会成员被派往殖民地。约翰斯通夫妇认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死敌亚伦·伯尔，他们都曾经去过贝蒂在爱丁堡的家。[23]约翰斯通夫妇可能是全球化家庭的极端案例。但是，即使在波尔多北部的一个法国城镇昂古莱姆，18世纪也有相当多的居民去过或居住在法国以外的地方（见插图14）。

[1] Taylor et al., “Ge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2] Hatch, ‘Between Erudition and Science’, 51, 55.

[3] Hatch, ‘Between Erudition and Science’, 55.

[4] Edelstein et 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 Digital Age’, 411-13.

[5] Lux and Cook, ‘Closed Circles or Open Networks?’

[6] From the 1661 Royal Charter: http://royalsociety.org/uploadedFiles/Royal_Society_Content/about-us/history/Charteri_English.pdf.

[7] Rusnock, ‘Correspondence Networks’, 164.

[8] Lux and Cook, ‘Closed Circles or Open Networks?’ 196f.

[9] Carneiro et al., ‘Enlightenment Science in Portugal’.

[10] Lamikiz, Trade and Trust, 152.

[11] See Gestrich and Beerbiihl (eds.), Cosmopolitan Networks, and Cara-causi and Jeggle (eds.), Commercial Networks.

[12] Hancock, ‘Trouble with Networks’, 486-8.

[13] Hancock, ‘Trouble with Networks’, 489.

[14] Erikson and Bearman, ‘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15] Erikson, Between Monopoly and Free Trade, figure 5.

[16] Erikson and Bearman, ‘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219.

[17] Erikson, Between Monopoly and Free Trade, 19.

[18] Erikson, Between Monopoly and Free Trade, 26.

[19] Erikson and Bearman, ‘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226f.

[20] Rothschild, Inner Life of Empires.

[21] 1英亩≈4 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2] Rothschild, Inner Life of Empires.See also http://www.fas.harvard.edu/~histecon/innerlife/index.html.

[23] http://www.fas.harvard.edu/~histecon/innerlife/geograph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