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与黄油

因此，并不是政权更替政策以及国家重建的成本给美利坚帝国造成了过度扩张的威胁，而是国内的消费导致的。美国经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于消费和信用——不管是在公众还是私人领域。因为美国的外部实力基于其经济力量，由此便产生了矛盾。从传统上讲，任何帝国都面临着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即军费开支及国民消费之间）作选择的局面，并会被债务所限制。但是美利坚帝国又需要消费来刺激它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就容易解决。而且，为了维持消费的增长，它能够借到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既要大炮也要黄油的帝国。

这个矛盾绝妙地体现在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上，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便是众所周知的悍马汽车。其最初的车型是1979年由AMG公司设计的，作为美军个人轻便运载工具来是用的，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几乎在所有有军事部署的冲突区域巡逻的运输工具的选择。然而，悍马也可以为消费者所承受。自从其民用生产权于1999年被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之后，悍马已经开始以各种非军事色彩的外表出现在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始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悍马是用于军事征服，还是消费用途上呢？答案是，两者皆是。实际上，从其一加仑油所能行驶的低里程数（平均为11英里/加仑）及其巨大的体重和宽度上就可以为美国肆意挥霍原油的行为提供一个很好佐证。

有些人当然会说，为了使加利福尼亚的悍马所使用的汽油维持在较低的价位，伊拉克需要悍马来维持治安。但是，这又一次夸大了石油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战争的决策中的重要性。大炮和黄油帝国的悖论也可以通过小布什总统当选以来，两家美国公司的经济命运的对比来作诠释。那些2000年末投资油田工程公司哈里伯顿的人们寄希望于该公司受益于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结果却大失所望。在2003年11月之前的3年时间里，公司股价下跌超过1/3，而且它不能在激进的中东政策中获取很大利益，这些政策都是这家公司在决策层的朋友们所支持的。相比较而言，2000年末购买沃尔玛股票的投资人，其资本收益则达到了1/5。用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投资于传统的消费品公司的收益被证明比投资于想象中处于军事—石油联体核心的企业的收益更大。

日益增长的个人消费的重要性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成为过去的40年时间里最为瞩目的发展。以GDP百分比来表现，它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62%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70%左右。其必然结果便是银行储蓄的下降：个人储蓄率从1959年的9%下降到1992年仅4%，并在接下来的11年时间里维持在这个水平。实际上，美国人通过借钱来为绝大部分的消费增长提供资金。家用部门的信贷市场债务从20世纪60、70年代占44%的GDP上升到2002年的78%水平。

也不只是普通美国人在靠着贷款来抵消他们在消费上增长的开支。由于不景气、战争和税收的削减，联邦政府承认，2001年所预测的3 340亿美元预算赢余到了2003年7月已经变成了至少4 750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着实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毕竟，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国会预算办公室所规划的财政预算精打细算，所以结余至少还看得见。然而，这些规划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不管通货膨胀或是经济增长，一年到头，联邦政府在每样事上完全按规划数额消费，除社保、医疗和其他各种福利以外。同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信心十足地假定政府的税收将实现每年约6%的增长。2001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为抵制通货膨胀而作调整的支出已不再有效。这个调整把2002年—2011年所预计的赢余从6.8兆美元降低到5.6兆美元。但这个数字与接下来发生的未曾预料的事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两年之后，在经历了不景气、巨大的税收削减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10年赢余跌到了200亿美元。然而，国会预算办公室仍然预测在中期阶段里，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务将有所下降，在未来10年时间里从35.5%的GDP下降到16.85%。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国会预算办公室很方便地假定，调整通胀的支出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即便当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将保持固定不变。事实上，自2003年9月以来那些政府采购，包括额外的军事及安全成本已经上升超过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的两倍。2004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已再次修改了它的预测为2004年赤字接近5 000亿美元。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时间里，先前的赢余变成了2.7万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比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之前所预期的多了9 500亿美元的新债务，而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

然而，即便是国会办公室最新的规划仍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联邦政府的负债规模，因为其“底线”只是以政府债券为形式的部分债务。

美国人喜欢有安全保障。但是他们喜欢的社会保障超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他们所关注的是年老和病体所带来的危险和意外，那被证明是他们国家财政过度扩张的真正原因，并非由于他们过度关注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所带来的危害。今天，隐性的财政危机并非出于过度的海外军事负担的结果，而是早先的社保法律（其中一些法律可以追溯到罗斯福的新政）与美国社会人口变化之间长期失调的关系所导致的。

2007年之后，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开始享受社保福利了，人数大约在7 700万。2010年之后，他们将开始享受医疗福利。到他们退休之时，据一位官员估计，美国的老龄人口规模将会翻番，但支付其福利的纳税人的增长率还不足15%。经济学家将政府对支付现在以及未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承诺看成政府“隐性”债务的一部分。但这些债务丝毫不亚于政府债券本金加利息的总量。实际上，从政治角度看，拖欠债务可能要比停止支付社保及医疗福利容易得多。没人能肯定政府会首先放弃哪一个，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隐性债务和显性债务比较起来，后者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些隐性债务的规模在2003年一篇由贾格迪什·戈卡莱和肯特·史密特斯写的论文里被揭露出来。贾格迪什·戈卡莱是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而肯特·史密特斯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副助理部长。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假设今天政府到手了未来预期会收到的所有收入，但在今天，他们不得不用这些钱来偿付所有承诺过的未来的开销——包括外债偿还，那么美国政府未来所能获得的所有收入的贴现现值是否足以抵消它未来所有支出的贴现现值？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无法抵消。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其缺口高达45兆美元。用透视法来看这个数字，它是公众所持有的现在官方债务的13倍，是这个国家年产出的大约4倍。戈卡莱和史密特斯还问道，要有多少税收或是削减多少开支（在当即和永久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按照现值计的45兆美元。他们提供了四种备选答案（见表14）。政府可以从今天起增加69%的所得税（个人和公司），或是提高95%的薪资税金，它还可以削减56%的社保和医疗福利，抑或是将政府自由裁量的支出的总和降到零。

表14 为取得美国财政政策总平衡所要求的税收增长或消费削减的百分比

另一个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如果政府对以上四项政策一项都不执行的话，将我们自己一生的税收负担同下一代人一生的税收负担进行比较——因此有专门术语被用来形容此类的计算：“世代会计法”——此类账目隐讳地显示，不幸出生于今天美国的人比起20世纪40或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来，整个工作生涯中将要承受非常高的税率，可能是其父辈或祖父辈的两倍。虽然布什政府削减了税收，但是今日美国人的税收负担依然很高。因此，退一步说，将下一代的税收提高现在的两倍的想法似乎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然而，这些数字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并非由于这些数字所基于的计算数据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这些数据难以被美国人接受。说得直白一点，这个消息太糟糕了，几乎没人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但并不是说人们要完全遗忘这个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常识问题，美国人的寿命变长了，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部分的支出将会变得更加昂贵。人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有多昂贵。美国人的一个通常的反应是，这些经济学家政治上另有企图，因此他们将预设的假定通过计算，描绘出一张最黑暗的图画。但现实是，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研究是受保罗·奥尼尔的委托，当时他还是财政部长。而史密特斯当时也在财政部，戈卡莱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此外，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数据并不属于最糟糕的一种预测，这些数字是基于官方对于未来医疗保障与寿命增长的乐观估计而作出来的。在美国历史上，每名受益人所享受的实际医疗保障福利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2.5个百分点。但是官方的预计只假定未来只有1个百分点的差异。（他们还乐观地假定，美国人要达到现在日本人的长寿水平，还需50年时间。）如果用稍有不同的假设来计算，财政失调的总额甚至还可能会大于45兆美元。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像这样令人不愉快的财政算术会受到排挤，没人会对此感到惊奇。精神正常的总统候选人是不会以“增加2/3的税收”为竞选口号的。也不会有哪个有理性的当政者会愿意将社保及医疗福利减半。由此，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进行假设，短期之内是不会有解决这个世代失调问题的办法的。不幸的是，这意味着问题将会变得更糟糕。根据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观点，如果财政政策到2008年仍然维持不变的话，所得税将不得不再提升74%以缩小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世代会计法的算术暗示着在未来某一天，美国不得不考虑财富分配的问题。政府迟早得降低其开销或者增加其税收收入。很遗憾，小布什政府对于这个潜藏的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办法似乎应了列宁的一句旧口号：“越糟糕越好。”面对扶摇直上的赤字，总统和他的一班人马仍然在国会力推三项重大削减税收的措施。政府官员们有时还为这些举措作辩护，说它们是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这正是“巫术经济学”的版本，曾几何时还被前任总统的父亲讽刺挖苦过。然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质疑，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削减税收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些富人。

实际上，世代交接出现失调的一个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已经在英国得以实施，很简单：就是在通货膨胀全面爆发之前，废除允许福利权利上升的机制。1979年，新当选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认真地改革了长期以来建立的基本国家养老金制度，该制度是根据两个指数，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收入指数中较高的一个指数每年增加。撒切尔的第一次预算修正了规则，从而使得养老金的增长幅度只根据零售价格指数，打破了其与平均收入指数的关联。因为1980年之后，收入的增长幅度远高于通货膨胀，在很短的时间里，政府财政的节省量便十分巨大。长远来看，节省甚至更大。今天，英国短期的公众养老金债务比大多数欧洲大陆的政府要小得多，到205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在意大利为70%，法国为105%，德国为110%。撒切尔的此项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使英国成为在世代账务上没有重大漏洞的主要发达经济国之一。

按照美国现在的情况，必须采取重要措施将医疗保障的支出控制住，因为这一块是45兆美元的预算黑洞的罪魁祸首，仅这一项便占到82%的份额。每年仅削减每个受益人付款增长率0.5个百分点，就能从45兆美元的长期预算缺口中剔去15兆美元。给医疗保障支出的增长定一个上限是一定有办法的，同时又不危及为相对不是那么富裕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能力。很不幸，由小布什总统提议并于2003年国会通过而且生效的，对处方药物成本实行补贴的医疗改革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二项政策选择是对社会保障实行私有化（现在正在被认真考虑之中）。

这两项政策中，有一项能够实施吗？ 由于美国老年人的政治组织以及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加强，所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社会保障有时被称为美国政治家的第三根扶手，因为触碰这个议题的政治家如果建议对福利实行任何形式的削减，就会遭到来自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猛烈政治攻击。美国退休者协会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验牢记于心，该机构已经出资进行了一项研究，确定美国政府如果用养老金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来替代养老金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它得出的结论是，同价格指数挂钩将导致平均替代率（即福利收入占退休前收入的百分比）在75年的时间里下降一半，从而“根本上”改变工人工作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所得到福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今天的老年人对75年后的退休金水平如此关切，实在令人不解。然而，这个结论不仅在退休人群中引起共鸣，而且还在即将退休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保护未来利益比起降低他们当前工资税收对他们而言更加重要。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加入了美国退休者协会，该协会最近发出的会员申请表格对它的50年历史表示祝贺。只要人们对于老年待遇的态度保持不变，只要退休人员以及行将退休人员拥有强大的组织，要对美国现行福利体制进行激进的改革——从而达到政府财政的平衡的目的——看来只能是遥遥无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