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交接

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是非常英国化的，该基地的面积有威尔士那么大，到1954年，仍有8万名左右的驻军。坎特拉火车站建有10个厕所：三个是供军官使用的（分别给欧洲人、亚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另有三个供不同种族的准尉和军士使用，还有三个供不同种族的其他军衔人员使用，最后一个供为数不多的女仆使用。至少，这里保留了老的帝国等级制度。

但是，在美国驻开罗的大使馆，氛围却截然不同。大使杰弗逊·加菲利和他的政治顾问威廉·莱克兰德非常关注1952年在埃及当权的年轻军官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纳赛尔上校。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是如此。当纳赛尔对英国人施压，要求他们加快从苏伊士撤离的步伐时，他们并未阻止他。1954年10月，英国人至少已经开始同意分批撤出该基地了；到1956年夏，英军全部撤离完毕。但是，当纳赛尔进而着手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政府仍然持有迪斯雷利当初买入的大量运河股份）时，英国再也无法容忍了。“这里（埃及）发生的事，”丘吉尔在1953年声称，“将为我们在非洲和中东的统治树立典范。”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时任首相的安东尼·伊顿也认为，自己要对付的俨然是中东的希特勒，因此，他决定对纳赛尔的“私有化运动”发起反击。

美国人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他们反对英国人插手埃及。他们原本打算撤回他们对新的阿斯旺水坝的经济支持，以此对纳赛尔施加经济压力。但是，一场类似1882年军事侵略的事件让他们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害怕这将把阿拉伯国家推入苏联的阵营。杜勒斯警告道，在埃及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单边行动将“把自由世界的联合撕得粉碎”。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问的：“我们怎么可能支持英国……这么做的话，我们将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但是，这些警告并未得到关注。1956年11月5日，一支盎格鲁－法国远征军从苏伊士运河登陆，声称他们是和平卫士，任务是阻止一场以色列－埃及战争。

接下来的事情，更彻底地暴露了英国新的软肋。首先，入侵者无法阻止埃及人封锁苏伊士运河，阻挠运油船的通过。接下来，当投资者撤资后，埃及发生了英镑挤兑的情况。事实上，大英帝国就是在英格兰银行手中失去的。当该银行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在危机中迅速流出后，哈罗德·麦克米伦（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让英镑贬值，要么向美国寻求大规模援助。如果选择前者，他警告道，那么英国将面临一场“灾难，不仅英国人的生活质量会受损，而且……我们所有的对外经济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如果选择后者，那么英国就得听从美国人的指令了。最后，直到伊顿同意无条件撤离埃及，艾森豪威尔才通过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了一项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美国人拒绝支持英国人推翻纳赛尔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纳赛尔继续与苏联联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迅速地发现了问题，他谴责纳赛尔试图“控制这些石油输送渠道，以获取摧毁西方世界的资金和力量”。但是，苏伊士运河事件却向整个大英帝国的民族主义者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争取自由的时候到来了。但是，具体时间是由美国人，而非这些民族主义者选择的。

大英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以超常的速度——分崩离析了。一旦英国人下定决心撤出这些海外国家，他们就一心赶着头班船回到家乡，而不管他们的前殖民地会出现何种情况。用工党首相休·多尔顿的话来说：“当你身处一个你不再需要的地方，加之你也没有力量镇压那些不需要你的人，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撤出。”

但是，这样做也有其弊端。当英国人匆忙撤出印度时，身后留下了一片混乱，长达两个世纪的有序统治几乎功亏一篑。原本英国统治者打算在1948年下半年撤出印度，但是，最后一届总督蒙巴顿勋爵秉持着其提前做事的一贯作风，将独立日提前到了1947年8月15日。他对以印度人为主的国大党演讲时，公开对穆斯林联盟表示了反对。考虑到当时有传言说蒙巴顿太太与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染，蒙巴顿对国大党的偏向不禁让人吃惊（或许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另外，蒙巴顿还对被认为是中立的边界委员会成员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施压（当时受到了W·H·奥登的无情嘲弄），让其在绘制穿越旁遮普省的边界线时，作出有利于印度的重大调整。结果爆发了种族间的严重骚乱，导致至少20万人，甚至可能有25万人死亡。还有许多人背井离乡：1951年，约700万人成为难民，相当于巴基斯坦总人口的1/10。

在巴勒斯坦，英国人撤出后也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政策，结果在1949年留给了世界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家、“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临近的阿伯拉国家之间究竟应该怎样相处。正是在苏伊士事件之后，多米诺骨牌才一张张地倒下。

战后，许多人迅速为“新的”大英帝国制定了各种不同的设计方案。比如外交部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就相信，国内经济的复苏之路始于非洲。正如殖民部的A·H·波因顿在1947年告诉美国的：

我们在非洲的基本目标就是促进大规模社区的建设，通过非洲国家和当地有效的民主政治及经济机构实现自治，共同致力于不断进步和西方价值的实现，并以有效的生产和改良技术为后盾。

当时成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发展公司和一个海外食品公司，并制定了一些听上去无懈可击的计划，比如，在坦噶尼喀种植落花生和在冈比亚生产禽蛋。王室代表周游列国，向任何付得起钱和付不起钱的殖民地政府兜售英国的火车和轮船。他们对西印度殖民地联盟、东非、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马来亚、新加坡，以及沙捞越和婆罗洲都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计划，甚至还有人在讨论重新建立殖民部。原来的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吸引着源源不断的移民：1946~1963年，离开英国的移民中，有4/5的人去了英联邦国家。

如果美国和英国联手，那么帝国复兴或许能更进一步，因为美国人的支持是帝国复兴的必要条件。战后英国第一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显然就认识到了这一必要性。“一个平庸的人自然有自甘平庸的一大堆理由”，丘吉尔曾颇不公平地这样评价艾德礼，但是，在英国的未来这一问题上，艾德礼却是两人中更为现实的一个。艾德礼认识到，远距离空军力量和原子弹等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意味着“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的整体……当年凭借驻防在岛上的一支舰队就能守卫散落在五大洲一连串领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他在1946年3月声称，现在有必要“将英伦诸岛视为以美洲为中心的战略框架向东延伸的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向东觊觎地中海和东方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战后美国和英国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成功合作。在塞浦路斯、亚丁、马来亚、肯尼亚和伊朗，英国人的统治本质上是由美国人支持的。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美国人日益意识到，苏联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远胜于大英帝国。“当俄国与我们之间也许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时，”一位美国官员甚至在冷战前就观察道：“关键问题就变成谁是我们的朋友……是在冲突中被我们削弱的，还是被我们加强的？”也许大英帝国主义确实有其存在的必要。因此，美国海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战略调查委员会一致同意，英国的军事基地网络将与美国自己的基地形成有效互补。这让贝文感到非常乐观：

西欧，包括它们在海外的附属领土，现在肯定得依靠美国的援助……（而）美国也意识到，英国及英联邦……对美国的防御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这已经是……两国之间部分相互依靠，而非彻底相互依附的一个范例。随着时间的流逝（再过10~20年），相互依附的元素将会消失，而互利互惠的元素将会增加。

但是，这种情景并未出现。相反，苏伊士运河事件折射出，美国人对大英帝国的敌意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当美国人投了反对票后，新帝国主义的光鲜门面便轰然倒塌。“想想我们在埃及遭遇的困境，”一位常年在世界各国之间斡旋的外交部官员记录道：“在我看来，我们的困难本质上源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缺乏力量……从一个严格的现实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力量的缺乏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会导致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投降或者近乎投降的政策。”

正如希特勒所预言的，推动大英帝国殖民地独立进程的，并非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大英帝国的敌国。当冷战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白热化时期时，美国和苏联相互较劲，以赢得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沿岸独立运动的支持。1960年走访非洲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的“改革之风”，不是从非洲温得和克或马拉维吹来的，而是来自于华盛顿和墨西哥。不幸的是，它们虽然吹走了殖民统治，却激起了内战。

英镑危机：每英镑可兑换的美元（1900~2000年）。

底线当然是经济。在胜利的成本下不堪重负的英国，在日本和德国战败后又得不到重新开始的机会，显然，它不再有能力承担大英帝国的成本了。民族主义者的叛乱和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迫使大英帝国的防线拉得过长，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847~1987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一个世纪之前，这个比例是2.6%。在19世纪，英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可以用海外一系列投资收益填补。而如今，英国只能靠岌岌可危的外债来解决问题，而且，全民健康医疗、交通和工业成本的增加也让英国财政部疲于应付。

正如凯恩斯所说，1945年战争结束——《租借法案》到期后——英国向美国借债，“主要是……为了筹措海外的政治和军事开支”。但是，借款的附加条件立刻产生了削弱英国海外势力的效应。答应出借37.5亿美元贷款的同时，美国人要求在12个月之内，英镑能够兑换美元。这直接导致了英格兰银行发生挤兑，拉开了一系列英镑危机的序幕，从而加速了英国从帝国领土的撤退：到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时，这一势头已经无法挽回了。20世纪50年代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宣称，英国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作为一个第二世界国家，要么向建立第三个大英帝国迈进。”而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就只剩下第一个选择了。

英镑兑美元的贬值，只是这个国家经济加速下滑的一个征兆：1950~1973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中的占比从25%跌落到9%；在世界商船制造吨位中的占比从超过33%下降到4%；在世界钢铁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从15%下滑到不足5%。由于英国本土并未受到战争摧毁，因此，英国在战后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到1973年，它已经被德国和法国赶超，也几乎被意大利赶超。1950~1973年期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欧洲是最低的，只有德国的1/2。但是，我们也不要仓促地下结论，认为英国在经济合作方面不得不放弃英联邦而扎根欧洲大陆。虽然1952~1965年，英国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在英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了18%，但是，英国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占比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比例——虽然从45%下滑到35%，但其重要性仍然是欧共体贸易的两倍。直到英国进入“共同市场”后，欧洲的保护主义关税，尤其是农产品关税的降低，才使得英国的贸易从英联邦大幅转向欧洲大陆。正如我们经常所见的，政治决策会导致经济决策的变化，反之则不然。

对英国来说，英联邦的经济重要性降低了，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出在英联邦对英国的政治重要性增加了。英联邦本来只包括英国及其白人自治领，1949年，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也加入了。到1965年，英联邦已有21个国家，接下来的10年，又有10个国家加入。目前，英联邦有54个成员，地位相当于联合国旗下的子集团或者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们之间的沟通不必借助于专业翻译。英语成为英联邦各成员之间共有的特征。

大英帝国在1945年已经成了一个待售的帝国，它被击碎了，而不是被接管了；它被清算了，而不是找了个新东家。历时3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大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曾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1/4，统治着全球1/4的人口，然而，就在短短30年间，它却分崩离析了，只留下一些零散的岛屿——从阿森松岛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作为纪念。

回顾1892年，年轻的丘吉尔正确地预见到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大英帝国将会爆发“激烈的剧变”。但是，到他1965年去世时，他拯救大英帝国的希望却被证明只是一个轻狂少年的幻想。

在取悦还是反抗历史上最恶劣帝国的问题上，大英帝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甚至是丘吉尔这样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提出让大英帝国与纳粹化的欧洲一起生存的肮脏交易后，丘吉尔很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1940年，在丘吉尔鼓舞人心、不屈不挠、无与伦比的领导下，大英帝国与真正邪恶的希特勒帝国孤军作战。虽然大英帝国没有像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屹立1000年，但是，这段时期确实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大英帝国真正伟大、真正高贵之处在于，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了胜利。最后，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建立它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难道这样的牺牲，还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国的其他罪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