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伦理与文字伦理

正如我们所见，经过大约500年的历程，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上升至非凡的统治地位。包括公司、市场和民族国家在内的西方制度结构，成为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全球标准，供其他国家与地区效仿。西方的科学改变了科研范式；其他地区或紧跟，或被抛在后面。西方法律制度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模式，包括民主在内，取代或击败了其他类型的法律制度或政治模式。

西方医学排斥巫医和其他信仰治疗师。首先，西方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模式将所有经济组织的替代模式甩在身后。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仍然在世界文明中处于明显的统领地位。西方五大领先势力——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占据全球制造总量的44%。在科研领域处于统领地位的也是西方的大学，其员工包揽了诺贝尔奖和其他荣誉的绝大部分。那时民主大潮席卷全球，诸如李维斯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西方消费者品牌开始盛行，几乎比比皆是。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招牌也几乎出现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城市。不光苏联垮台了，就连人们预计能赶超美国的日本也跌跌撞撞，不知不觉进入了迷失的10年，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接近为零。国际关系分析家们在描述当时美国这一西方世界领军大国的优势地位时，都要搜肠刮肚，寻找足够宏大的辞藻：它是一个帝国？一个霸权国？还是一个超级强权国？

在本书撰写期间，两大金融泡沫破灭、两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正在发生，尤其是中国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西方世界5个世纪之久的统领地位现在是不是终于要渐进尾声？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西方地位的下滑吗？当然，这也并非第一次。以下是爱德华·吉鹏对公元410年8月哥特人侵略罗马时的描写：

在这野蛮肆虐的年代，每份激情都被点燃，每个束缚的枷锁都被解除……罗马人被残酷屠杀；同时……城市的街道上死尸满地，没有葬礼，只有惊慌失措的人群……每当野蛮人被激怒并发起反击时，他们便对柔弱、无辜和无助的人们展开混乱的屠杀……妇女和少女们惨遭迫害，贞洁的玷污比起死亡本身更加可怕……凶残的士兵们不顾女性俘虏的反抗，只求满足自己的肉欲……在对罗马的掠夺中，公平的优先权只给了黄金和珠宝……但是，勤于抢掠的士兵们把能带走的财富洗劫一空时，罗马帝国宫殿里华丽而昂贵的家具也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获得的财富只会使贪婪的野蛮人更加贪得无厌，他们会继续威胁、恐吓和折磨他们的囚犯，逼迫他们交出隐藏的财宝……被这样抢掠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境况一落千丈，从受人尊敬的身份和拥有富足的财富沦落为苦不堪言的俘虏，放逐他乡……罗马的这次灾难……使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散布到最孤独、最安全、最遥远的地方避难。

《罗马帝国衰亡史》总共六卷，出版于1776年至1778年，讲述了上一次西方世界的瓦解。如今，西方许多人都害怕我们现在正上演着续集。如果你回想古罗马衰落的原因，这种担忧也并非毫无依据。经济危机，侵蚀人类的传染病，移民数量超过帝国承受范围，东方敌对国家，波斯的崛起，对阿拉里克国王统领的哥特人和匈奴王阿提拉统领的匈奴充满恐惧。在历经好几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可能正在面临一种相似的局面？从经济方面看，经历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正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西方以外国家的经济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着。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对流行病的恐惧感，也害怕人类会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发人深省的证据是我们社会里的一些移民社区已经变成恐怖主义者网络的温床。一次核恐怖袭击对于伦敦或纽约来说，与侵略罗马的哥特人相比毁灭性更大。与此同时，一个东方国家也在慢慢崛起：这就是中国，在未来10年内将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鹏最富煽动性的论断当属：基督教是古代西方文明最为致命的瓦解剂之一。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越来越受重视的一神论与各种各样的异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基督教却以特殊的形式——16世纪出现在西欧的一种宗教变体——赋予了现代西方文明与其他地区相比之下的关键优势中的第六项：新教，或者与之相联系的特殊道德规范，即刻苦工作，勤俭节约。现在是时候理解上帝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的角色了，是时候解释为什么20世纪晚期如此多的西方人对上帝不予理会了。

如果你是19世纪末生活在欧洲的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你很有可能是一位新教徒。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许多欧洲国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经济大国也从像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转移为如英格兰、荷兰、普鲁士、萨克森和苏格兰这样的信奉新教的国家。似乎信仰的形式和崇拜的方式与人们经济上的财富有某种关联性。问题在于：新教有何不同之处？路德与其继承人教导并鼓励人们不仅要辛勤工作，也要积累财富，这又有何关系？就这些问题给出最有影响力的答案的人是位名叫马克斯·韦伯且情绪抑郁的德国教授。他是现代社会学之父，“新教伦理”一词由他创造。

韦伯是一个早熟青年。在德国宗教改革中心之一的埃尔福特长大。13岁的韦伯将一篇题为“结合君主与教皇的地位谈德国历史进程”的文章献给他的父母作为礼物。在14岁那年，他就开始写信，信中参考的经典作家从西塞罗到维吉尔，尤其是积累了有关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哲学的大量知识。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他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22岁的他已经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律师。在3年内，他以一篇名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文章获得了博士学位；在27岁时他的教授论文“罗马土地历史及其对私法的重要性”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讲师的职位。他在30岁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建立更加野心勃勃的德国帝国主义，为他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恶名。

然而他的学术生涯中这一不断上扬的弧线不幸在1897年戛然而止。韦伯的父亲在与韦伯激烈争吵后去世，韦伯因此精神几近崩溃。在1899年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学术职位，并用了3年的时间来恢复，其间他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研究宗教及其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的父母都是新教徒；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而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亚麻布商人。他的母亲是彻头彻尾的禁欲主义加尔文教徒；相反，他的父亲则是一个讲究享乐的人，靠继承的财富充分享受生活。宗教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联对于韦伯自己来说一直是个谜。是父亲还是母亲选择了对待世俗财富的正确态度？

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徒对宗教的虔诚才显得与世界物质生活相去甚远。有息贷款是一种罪恶，富有的人比穷苦的人进入天国的概率要低，但虔诚的生活赢得的奖励在来世才能享受。所有这些观念在16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至少在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回顾韦伯的个人经历，他开始思考宗教改革为何能够使北欧比南欧更加容易接受资本主义。这要穿越大西洋才能找出答案。

1904年韦伯为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人文科学大会来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举行世博会的公园占地面积达200英亩，但似乎并不足以为美国资本主义想展现的东西提供足够的空间。韦伯在灯火通明的电力宫殿里被晃晕了眼睛。直流电之王托马斯·爱迪生本人也在场，他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从电话到动画，整个圣路易斯市都为现代技术而震惊。这个社会的活力甚至使工业化德国都显得死气沉沉，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其活力所在呢？韦伯焦虑不安、近乎狂躁，他跑遍整个美国寻找着答案。这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以他漫画人物似的形象给他美国的堂妹们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她们被他一身奇怪的装扮惊呆了：上身穿褐色的格子西装，下身着短灯笼裤，脚上穿着过膝长袜。但这比起美国给韦伯留下的印象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韦伯从圣路易斯市乘火车到俄克拉何马州，其间穿过像波旁和古巴这样的密苏里州小镇时，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种地方真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有工人们的帐篷营，尤其是还有无数在建铁路的护路工；“街道”以自然面貌示人，通常会在每个夏天泼洒两次柏油以防扬尘，因此闻起来也有柏油的味道；有4到5种宗教的木造教堂……此外还有缠作一团的电报和电话线缆，错综复杂的在建电力铁路线延伸至看不到边际的遥远“城镇”。

圣詹姆斯小镇在圣路易斯市往西约100英里处。它是数以千计的新定居点中典型的一个，这些定居点沿铁路散布，在整个美国向西延伸。当韦伯100多年前穿越美国时，他惊讶于这座城镇中各式各样的教堂和小礼拜堂数量如此之多。在世博会那铺张华丽的工业化表演仍然历历在目之际，他开始领悟到美国物质成功与其蓬勃的宗教生活之间有着某种神圣的关联。

韦伯返回海德堡大学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此间他完成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部分，该论文由两部分组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包含了有关西方文明的最有影响力的论断之一：经济活力是新教改革始料未及的结果。相较于把神圣与放弃世俗之物相关联的其他宗教——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山洞里的隐士——新教认为勤劳和节俭是体现努力与虔诚的新的形式。换句话说，资本家的“呼唤”实际上起源于宗教：“要获得……自信（作为上帝选民的一员）就要加入激烈的世俗活动……因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大踏步地走入了生活的市场。”韦伯口中那些“不知疲倦的劳工”是最能肯定的上帝选民中一分子的标志，被选中的这群人注定会得到上帝的救赎。他断言，新教“有让财富的获得从传统派伦理观中挣脱的作用；它打破了不得争取利益的禁令，不仅使其合法化，也……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志”。此外，新教伦理为资本家提供了“冷静、尽责、能干的工人，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并将其视为顺应上帝意志的生活目的”。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新教徒们则为了工作而活着。韦伯说，正是这种工作理念让现代资本主义应运而生，他将其定义为“合理组织自由劳动力的、冷静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韦伯的论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他将“基于呼唤者的观念之上的合理行为”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基本要素之一”。但在其他地方，他又承认“基督教禁欲主义”有不合理之处，“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理想类型……除了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一非理性的成就感外，他的个人财富并不能为他带来什么”；他“不为其他，只为了自己的生意而存在”，这“从个人幸福的视角来看”也是“非理性的”。韦伯对犹太人的猛烈炮轰更是问题重重，这也是他的论证中最明显的漏洞^[1]。韦伯认为：“犹太人站在以政治和投机为导向的冒险资本主义一边，他们的观念是……贱民的资本主义。只有清教才持有这种合理的组织资金和劳动力的观念。”韦伯还不可思议地无视了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企业家们的成功。事实上，他对证据的处理是他论文中较为明显的缺陷之一。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引语，以及（明显不理想的）德国巴登州关于新教与天主教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数据，均与马丁·路德的话和威斯敏斯特信条有些相左。后来的学者们，尤其是费边主义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都倾向于对韦伯就宗教教义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导向的潜在论断提出质疑。对于伦巴第和弗兰德斯镇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向资本主义精神进发的第一步已迈出了大半步，同时许多领军的宗教改革者们也发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呼声。至少一项对1300年与1900年间德国27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最起码从城市规模扩张角度来看，“新教主义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一些跨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当然，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韦伯别有用意，即使他因为错误的理由而侥幸成功。事实上，据他个人称，在宗教改革后欧洲的新教国家呈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比天主教国家发展更快，以至于到17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明显赶超了后者。到1940年，天主教国家的人民平均要比新教国家的人贫穷40%。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前的新教徒殖民地在经济上也比天主教殖民地发展得更好，尽管宗教不能充分解释这一差异。因为路德把独自阅读《圣经》看成头等重要的事，新教主义便鼓励人们读书识字，《圣经》的印刷也就更不用说了，单这两件事就鼓励了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科学研究。这一提议不仅对一些像苏格兰一样在教育、学校招生和识字率上花大价钱的国家有效，同时对整个新教世界有效。不管新教徒传教士走到哪里，他们都倡导人们读书识字，为了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益处，他们甘愿对他人进行教育；从反宗教改革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年）期间，同样的事情天主教传教士却不能保证做到。英国殖民地的学校的入学人数平均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高出了4~5倍，这是新教传教士们功劳。1941年，在如今的喀拉拉邦有超过55%的人有读写能力，这一比例大大超过印度其他地区，比印度平均水平高出4倍，与一些诸如葡萄牙的相对贫困的欧洲国家相当。这是因为新教传教士们受喀拉拉邦的古老基督教徒聚集区的吸引，在该地区的活动比在印度其他地方更活跃。然而在没有新教传教士出现的英殖民地（例如穆斯林区或像不丹、尼泊尔和锡金这样的保护国），人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也就表明新教传教士的活跃水平是独立后的经济表现和政治稳定的风向标。近期的意见调查显示，通常新教徒相互之间信任水平较高，这是构建高效信用网的重要先决条件。一般说来，任何种类的宗教信仰（与正式仪式相反）似乎都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特别是有些地区天堂和地狱的观念激励人们人生在世多做善事，这种关联尤为紧密。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仅要努力工作、相互信任，也要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对人坦诚，这些都是对经济发展有益的特性。

宗教的影响的确存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中国曾想要创造一种促进了西欧创新的竞争体制，但以失败告终，也看到了儒家思想的“稳定伦理”是如何对此造成影响的——尽管韦伯在其“新教伦理”的续篇《儒教与道教》（1916）中描绘的静止不变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社会相去甚远。我们看到了罗马天主教怎样扼制了南美的经济发展，但这也可能是宗教为西方文明史作出的最大贡献。新教不仅让西方人学会了工作，也学会了节俭与识字。工业革命实际上是技术革新与消费的产物。但是它需要人们进行强度更大、时间更久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人们存款和投资来积累资金。最重要的是，它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新教带来的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以上这些条件都是至关重要的。仔细想想，我们最好还是来谈一下新教的文字伦理。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今日的西方，或至少西方大部分地区，原有的宗教及其伦理已丧失殆尽了吗？

[1] 事实上，20世纪犹太人在美国的表现要比新教徒更胜一筹。他们收入更高，个体经营比例也较大。《财富》杂志2003年公布的世界100强公司中的首席执行官中，至少有10%是犹太人，《福布斯》4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犹太人的占比也不低于23%。犹太人不仅在开创金融公司方面以压倒性优势取胜，同时也是一些世界最大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或共同创始人，例如戴尔、谷歌、英特尔和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