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勾画的图景

问题在于，以上与少数民族合作的建议提出者在政治上都缺乏影响力。作为对比，希特勒本人的言论很清楚地表露出，从政治上分析德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的各种可能结果，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希特勒的《席间谈话》中收录了他对雅利安人的耶稣、恺撒军团的素食主义、史前的狗的评论，以及诸如“鞑靼人喜欢偷猎”的只言片语等。由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希特勒在被“东方”吸引的同时，又表现出厌恶之情。他称苏联为“一片荒原”，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他认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将让这个国家成为历史。大量的道路会沿山而建，这样风会吹走路上的积雪；这些道路将穿过德国的城镇和村落。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

很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对这番图景的另一面有更清楚的认识，即将“当地人”纳入一种极为野蛮和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是惨无人道的，就像他读过的某本书里所描写的那样耸人听闻。他自己更偏爱将这种统治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作一种拙劣的对比：“我们在苏联的角色和英国在印度的角色差不多……苏联就是我们的印度。我们会像英国人那样，让少数人来对这个国家进行统治。”他计划将苏联这个“空间”留给德国的“农民兵”（即服役12年的老兵）安居，虽然波罗的海地区也有很大的空间，但这些空间留给了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移民——而这种所谓的“特殊安排”，并没有什么针对性，显得很古怪。德国殖民者将享有大片的农场、气派的官员宅邸和地方总督的“豪宅”。这个德国殖民地社会无论从实际来看还是从隐喻意义上说，都将称得上是一个“堡垒”，不容外人侵入，原因则在于“我们最不济的马夫也比任何当地人优越”。当地人“天生就是一群奴隶，他们感到需要有一个主人”。外来者（即德国人）让当地人有了组织性社会的概念，而他们原本只会像“野兔”一样违反社会法则地行动。健康和卫生问题都将成为过去：“不得给苏联人种牛痘，也不要给他们用来清洁身体的肥皂……不过，酒精和烟草就让他们尽情享用吧。”1941年10月17日，希特勒冷漠地说道：

我们不会扮演小孩的保姆，我们对这些人也绝对不需承担什么责任。消灭肮脏杂乱的住处、驱赶各种各样的虫子、提供德语教师、出版发行报纸——我们可不会做这些……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看懂公路的标志，免得他们被我们的汽车碾死！

如果苏联人发动反叛，“我们将不得不在他们的城市上空投放炸弹，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经济方面则充满了剥削的味道：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会在所有重要的地区中心建起市场。我们将在市场上收购所有的谷物和水果，再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没什么用的东西卖出去……我们的农业机械厂、运输公司和家用品生产商，都会在那里找到巨大的市场。便宜的棉制品也会有极好的市场。这些棉制品色彩越鲜艳越好。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人对亮丽色彩的向往呢？

至于乌克兰人，头巾、串珠“以及殖民地居民喜欢的任何东西”，都将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希特勒这样的情绪（他的将军们也同样如此）为德国在苏联的占领政策确定了基本方向，完全没有利用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满（尤其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斯大林掌控的地区），也没有利用苏维埃内部潜在而深刻的民族宗教裂隙。希特勒不愿意仅仅为了赢得当地人的支持而撇开纳粹专横的意识形态。他关于德意志种族的优越性意识，使得对任何民族自治区的让步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纳粹不愿意移居的地方，或该区域居住有大量穆斯林或土耳其人。

这对罗森伯格及其支持者来说，有着直接的政治影响。罗森伯格在他那广大（只是概念上）的封地上，对高级官员的任免竟没有决定权，因此他不得不容忍埃里希·科赫被任命为乌克兰行政长官（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斯拉夫农奴）、欣里希·洛泽被任命为奥斯兰行政长官（为向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下放极有限的自由权，罗森伯格百般努力，但不出我们所料，都被他否定了）。实际上，分离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地理的重新划分）的活动受到德国严格控制，而且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自决因素。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宗教流亡者，都狂热地想要利用德国人的入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大多数都计划落空。他们被拉拢、被忽视，有时甚至被监禁、被杀掉，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在伺机报复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