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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的平均工作量少于美国人，更少于亚洲人。再加上受教育时间延长，退休时间提前，欧洲实际可以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小。例如，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比利时人和希腊人中有54%是劳动力，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是65%，在中国则为74%。1980~2010年，这些劳动力在欧洲的失业比例比其他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值要高。欧洲发生罢工的可能性也较高[1]。再加上工作日短，假期长，欧洲人工作的时间便更少了。2000~2009年，就业的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仅稍低于1 711小时（该数字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滑，许多工人工作时间变短）。德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仅为1 437小时——整整少了16%。这是差异期延长的结果。1979年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间差异较小，实际上当时西班牙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美国的要长。但从那时开始，欧洲的工作时间便减少了1/5之多。亚洲工作时间也有所下降，但日本劳动者的年均工作时间仍与美国相当，而韩国则增加了39%。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人每年工作时间也比美国人要长。
令人震惊的是，大西洋两岸在工作模式上的差异同可与其相比的宗教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吻合。欧洲人不仅工作得更少，而且祈祷得也更少——也就意味着拥有信仰的人更少。有一段时期，欧洲可以毫不过分地将自己称为“宗教王国”。欧洲人在欧洲大陆上建造了最富丽堂皇的殿堂供他们做礼拜。他们在圣餐变体论和圣餐合质论的分歧上争吵不休。他们作为朝圣者、传教士和征服者，航行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致力于让异教徒皈依真正的信仰。但现在欧洲人反倒成了异教徒。根据2005~2008年《世界价值调查》显示，只有4%的挪威人和瑞典人以及8%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一周至少去做一次礼拜，但相比之下，36%的美国人、44%的印度人、48%的巴西人和78%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每周至少做一次礼拜。这些数字要显著高于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国家，例如意大利（32%）、西班牙（16%）。与信奉新教的欧洲相比，宗教活动更加不活跃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日本。对于德国人和荷兰人来说，10个人中才有一个认为上帝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比例在法国只是稍高一点。相比之下，有58%的美国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上帝在人们观念中则更为重要。将宗教信仰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是一些穆斯林和中东国家。认为上帝重要的人数比例（5%）比欧洲少的只有中国。有不到1/3的美国人认为不信仰上帝的政治家不适合在政府机关工作，相比而言，挪威和瑞典的这一比例却仅有4%，芬兰为9%，德国和西班牙为11%，意大利为12%。一半的印度人和巴西人可以容忍无神论者作为政府官员。与西欧相比，认为宗教信仰对政治影响更小的只有日本。
工作伦理：东西方每年的工作小时数（1950~2009年）
宗教的信仰程度，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0年中期
从英国人19世纪传播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决心来看，英国的情况尤为有趣。《世界价值调查》显示，17%的英国人称他们每周至少做一次礼拜——这一比例比欧洲大陆要高，但仍不足美国的一半。不到1/4的英国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这仍不足美国的一半。的确如此，从1981年以来英国的相关数字上升甚微（当时只有14%的人说他们一周做一次礼拜，不足1/5的人认为上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调查中并没有区分宗教类别，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基督教衰退程度不止于此。从2004年的一项研究可以看出，每周去清真寺的穆斯林要比去教堂的圣公会教徒多。最近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有所增加，而这一增幅可以说完全是由非白种人集会引起的，在福音派教会和圣灵降临教的教堂尤其如此。在2005年5月8日星期天，基督教研究院对18 720座教堂进行了一项普查，结果显示：实际参加礼拜的人数比例只有人口的6.3%，自1998年以来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再进一步分析的话，英国似乎也例证了宗教仪式和信仰在西欧的崩塌瓦解。
英国的去基督教化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在他的《英格兰简史》（1917）中认为，把基督教看做文明的同义词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任何人想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教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时候，我们想说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种粗略但简单的表述，就是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的”这一词汇的众多用法中，哪个才是最普遍的……长久以来普通大众之间的谈话中一直蕴涵着一种含义，它意味着文化或是文明。实际上本·刚恩在金银岛上并没有跟吉姆·霍金斯说“我觉得自己对某种文明一无所知”，但他确实说过“我还没有品尝过基督教的食物”。
事实上英国的新教徒并没有特别积极地参加宗教活动（例如与爱尔兰天主教相比），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不算出席率的情况下，教会会员数量才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且稳定的水平。即使是在1960年，在英国总人口中也只有不足1/5的人是教会会员。但在2000年，这一相当小的比例又降到了1/10。在1960年以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婚礼都是在教堂中举行的；随后该比例便开始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大约40%的婚礼在教堂中举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圣公会复活节圣餐者人数达到英格兰人口的6%；直到1960年这一数量才降到2%。苏格兰长老会的该数字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1960年以前保持稳定，随后下降了近一半。坚信礼人数的下降尤其惊人。1910年英格兰坚信礼的人数为227 135，2007年此数字仅为27 900——比仅仅5年前下降了16%。在1960年到1979年之间，12~20岁的人做坚信礼的比率下降了一半多，从那以后该比率仍继续下降。受洗礼的人中只有不到1/5进行坚信礼。对于苏格兰长老会来说，该比率下降更为严重。现在在伦敦或爱丁堡没有人会以本·刚恩的观念使用“基督徒”这个词。
这样的趋势好像一定会持续。以基督徒为职业的人正在变老：1999年38%的循道宗教徒和联合归正教会会员年龄都达到或超过65岁，而所有人口中这一年龄段的比例为16%。年纪较轻的英国人信奉上帝或极乐世界的可能性更小。据统计，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盛行无神论的社会之一，有56%的人从没有作过礼拜，这一比例在西欧是最高的。
2000年为迈克尔·布尔克的电视系列节目进行的一项名为“英国之魂”的调查，为人们揭示了日渐萎缩的宗教信仰。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信奉基督教是追寻上帝的最佳方法，其中32%认为所有宗教都同等有效。尽管其中只有8%自称是无神论者，有20%的人也承认他们不知道要信仰什么。超过2/3的调查对象说他们没有明确的道德方针，其中85%的人年龄在24岁以下。（奇怪的是，45%的调查对象说人们信仰上的衰退让国家变得更糟。）
一些最杰出的20世纪英国作家预料到了英国的信仰危机。牛津大学教师克莱夫·史泰博·刘易斯（尤以其儿童寓言故事而闻名）写了《地狱来鸿》（1942年），希望对恶魔的嘲弄可以将其制止。伊林夫·沃在编写《荣誉之剑三部曲》（1952~1961年）的时候，也指出自己正在为英国罗马天主教编写墓志铭。两位作家都意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基督教信仰带来了重大的威胁。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预言的世俗化才成为了现实。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丢失了他们传承已久的信仰呢？像许多难题一样，乍一看答案似乎十分简单。但在我们像诗人飞利浦·拉金那样将责任归咎于充斥着披头士、避孕药和迷你裙的60年代时，我们要提醒自己，美国也在享受这种世俗之乐，但却仍然是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问一问当今的欧洲人，他们会说宗教信仰只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是中世纪迷信遗留的残骸。他们对美国《圣经》地带的宗教狂热不屑一顾——但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异常的是他们自己不信教。
如果不是约翰·列侬，那又是谁扼杀了欧洲的基督教呢？正如韦伯预料的，因为唯物主义腐蚀了原本虔诚的禁欲主义，脱胎于新教理论的资本主义精神会不会注定将其毁灭（“世俗化假设”）？这与小说家同时（在晚年）也是神职人员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十分接近。他看清了基督教义与“我们称之为文明、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之间的基本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中的哪个部分对宗教信仰敌意最为浓厚呢？是妇女地位的改变、小家庭数量的减少吗？这也似乎可以解释家庭大小的萎缩和西方人口的下降。是科学知识吗？韦伯将其称为“世界的去神秘化”，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颠覆了《圣经》故事的神圣。是平均寿命的提高吗？它让来世显得更加遥不可及。是国家福利吗？像一个牧羊人守护自己的羊群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对我们严加看管。或者有可能是欧洲基督教被长期自我膨胀的现代文化扼杀了？
扼杀欧洲新教工作伦理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正是弗洛伊德？他是摩拉维亚教徒、心理分析之父，他在《幻想的未来》（1928）一书中开始对韦伯进行反驳。对于弗洛伊德这个放弃了信仰的犹太人来说，宗教也许不是西方文明成就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幻想”，一种避免人们让步于本能（特别是他们的性欲望和暴力及破坏冲动）的“普遍存在的神经症”。没有宗教就会陷入混乱：
如果一个人想到自己所有的禁欲被解除，便会选择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作为其性对象，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对他造成干扰的对手，会不经他人许可夺走其他人的物品——只要是他想要的。
宗教不仅阻止了猖獗的性乱交和暴力，也使人们顺应了“特别是死亡所体现出的命运的残酷”和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贫困”。当一神论宗教将上帝塑造为一个人时，“人类与他的联系就变得如同孩子与父亲间的关系一样亲密和牢固”。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父亲做了很多事情，那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回报——至少作为唯一的宠儿和被选中的人，他应该得到。
弗洛伊德对人类能够完全将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完全不抱希望，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正如他所说：
如果你想要将宗教驱逐出我们的欧洲文明，你只能借助另外的教义体系办到；而且这个体系要从一开始就能代替宗教的一切心理特征——一样的神圣、严肃、不容异说，同样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出于自我防卫。
这在20世纪30年代来看当然是可行的，那时希特勒在传播他荒诞的邪教。然而这种情况中极权主义政治宗教未能抑制住弗洛伊德宗教理论中所描绘的最原始的本能。直到1945年，在暴力的狂欢后，欧洲终于精疲力竭地倒下了——这种暴力包括以群奸形式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性暴力，这是从帖木儿时代以来都见所未见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被这场大屠杀迫害的国家（如苏联），对此作出的最初反映是恢复真正的宗教，并以它经久不衰的方式安慰和悼念死去的人。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太过年轻而不能记住全面战争与大屠杀的一代，开始为他们被压抑的欲望寻找一个新的后基督教出口。弗洛伊德理论对克己复礼的消极态度以及对性欲冲动的认同，无疑起到了鼓动欧洲人离开教堂进入性用品商店的作用。在《文明及其缺憾》（1929~1930年，但于1961年才首次在美国出版）中，弗洛伊德曾认为从存在之时起，文明就与人类最原始的冲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这种攻击性倾向的存在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且有理由认为其他人身上也存在。它是破坏我们与邻人之间关系的因素，是迫使文明消耗如此多（能量）的因素。由于人类这种本能的相互敌视，文明社会面临着无休无止的分裂威胁。共同的工作兴趣不能使其团结一致；本能的欲望胜过合理的利益。文明必须尽其最大努力对人类的攻击性本能加以限制，并且运用心理反应结构来控制它们的显现。因此……对性生活加以限制，因此……爱邻人如爱自己的戒律——实际上，事实证明再也没有比该戒律更为强烈地违背人类本性的了……文明就是为爱欲提供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将单个的人类行为统一起来，并将家庭、种族、民族与国家统一起来，实现一种大统一，即人类的统一。这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得而知；但爱欲的作用的确在于此……性欲使人类彼此联结……但是，个人对所有人的敌意及所有人对个人的敌意这种人类攻击性的天然本能，却抵制了文明的这一计划。这种攻击性本能，是我们发现伴随着爱欲，并与爱欲共同统治世界的死亡本能的派生物与主要代表。所以，现在我认为文明演进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难以理解。其必然呈现出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呈现出生存本能与毁灭本能之间的斗争，正如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演进本身一样。这种斗争贯穿了人的一生。
读到此处，人们就会明白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的那种精神分析是“伪装成疗法的疾病”的含义了。但是，这却被嬉皮士们解读成了一条新的玉律：宣泄情感。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Hombres乐队的《情感宣泄》（1967年）是20世纪60年代较少的圣歌之一，但其开篇的内容——“亲爱的朋友，你将收到布道/关于约翰·巴雷库恩、尼古丁与夏娃的诱惑”——却很好地总结了当时所流行的风尚[2]。对于今天西方最令人注目的评论家们来说（至少不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60年代为后弗洛伊德反文明创造了机会。这种反文明的特点是：颂扬自我快乐的享乐主义，赞同色情而排斥宗教信仰，为了以宣扬暴力、战争为主要特色的荒诞暴力电影与视频游戏，而抛弃和平之主耶稣基督。
有关新教在欧洲灭亡的所有理论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它们如何解释欧洲的去基督教化，它们都无法解释美国延续不断的基督教信仰。与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他们已经变得更为富裕。他们的科学知识有所增进。而且，与欧洲人相比，他们甚至更多地接触到精神分析与色情。但是，新教在美国并未遭遇其在欧洲所经历的衰退。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依然如40年前一样广受欢迎。每逢星期日，数以千万的礼拜者蜂拥至美国的教堂便是最好的证据。
看似矛盾的地方在于，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性、毒品与摇滚乐新三位一体的出现与福音派新教的繁荣同时发生了。比利·葛拉翰牧师与甲壳虫乐队较量着，看看究竟谁能将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体育馆。与其说这是一种抗拒，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模仿。1969年，葛拉翰在迈阿密摇滚节上发表讲话时，呼吁观众“聆听上帝的声音……感受上帝的力量”。1972年，高校基督教团体学园传道会在达拉斯举办了题为“探索72”的福音会议，该会议于旨在打造基督教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来被概括为嬉皮士反文化的1969年摇滚音乐节）的音乐会中宣告结束[3]。当芝加哥的天主教少年，被称为“石膏连铸机”的辛西娅铸造吉米·亨德里克斯、罗伯特·普兰特与基斯·理查兹（尽管最不可能是克利夫·理查）的勃起的阴茎石膏模型时，她只不过是应验了弗洛伊德关于爱欲战胜死亡本能的观点。毕竟，正如保险杠贴纸上所说，上帝即爱。美国既重生同时又色情。
西方文明似乎一分为二：东边是不敬上帝的欧洲，西边是敬畏上帝的美国。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基督教在欧洲急剧衰退的同时却能在美国如此持久呢？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我们可以找到最佳答案。该城镇被人们称为“欧扎克斯女王”，它也是战间期修建的芝加哥至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的发源地，因巴比·楚普1946年的歌曲《在66号公路上（找刺激）》而闻名于世。如果说马克斯·韦伯一个世纪前在此经过地时，新教教派的多样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他会感到更为震惊。今天的斯普林菲尔德，大约每千名公民就拥有一座教堂。有122座浸礼会教堂，36座循道会教堂，25个基督教会，15个神的教会。总计约有400个可以作基督礼拜的场所。现在，行进在66号公路上不再是你的乐趣，而是你的十字架。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教会都面临着争取信徒的激烈竞争。正如韦伯所见，美国各个宗教派别会展开竞争，浸礼会、循道会与其他教派在其当地教区中竞相展示彼此谁真正虔诚。但在今天的斯普林菲尔德，这种竞争是教会之间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如同汽车经销店或快餐店之间的竞争一样激烈。在这里，教会要具有商业头脑，以吸引并留住信徒。就此而论，很清楚赢家是詹姆斯河大会教会。在欧洲人眼里，它可能像一个购物中心或商业园区，但事实上却是斯普林菲尔德最大的教堂，也是美国最大的教堂之一。这座教堂的牧师约翰·林德尔是一位才华出众、魅力非凡的传教士，他将旧时的精神说教与摇滚巨星式的舞台技艺相结合。的确，有时他仿佛是1971年《时代周刊》所报道的“耶稣革命”运动顺理成章的传人。“耶稣革命”是一场由摇滚启发的基督教青年运动，崇尚英国摇滚歌剧《耶稣基督超级巨星》（1970年）中的精神。然而，林德尔也有一种儒雅和殷切的特质，当他颂扬上帝时（“上帝，您是如此伟大”），他不像是最初的《耶稣基督超级巨星》专辑中演唱耶稣戏份的头发蓬乱的伊安·吉兰（英国摇滚乐队“深紫”的主唱），而像是展示苹果公司最新便携设备的史蒂夫·乔布斯（比如，展示iGod产品）。对林德尔来说，新教道德仍然充满生机，并且在斯普林菲尔德不断得到传承。他毫不怀疑，教众们会因为信仰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自己也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每个周日三次繁忙的仪式并不轻松。当募款筒在人们之间传递时，圣灵似乎与资本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幸好，他没有像明尼阿波利斯的永恒箴言基督教中心的麦·哈蒙德那样厚颜无耻地募款。哈蒙德宣称，其《圣经》信条可以“提升你的精神成长，帮助你在工作、爱情和金钱方面取得成功”。
要了解新教在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差异，只需到詹姆斯河神召会参观一下。欧洲的宗教改革被赋予了国别属性，并且建立了一些国教，比如英格兰国教和苏格兰国教。但在美国，宗教和国家一直是严格分离的，因此新教的不同教派可以公开地竞争。或许，这便是宗教在欧洲走向没落而在美国却焕发青春的原因。宗教和商业一样，国家垄断总是低效的——虽然国教有时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参与宗教（前提是政府提供巨额补贴，并极少干预牧师的任命）。在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中，不同教派间的竞争会鼓励创新，从而让礼拜活动和宗教成员身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这便是美国宗教永葆青春的原因。（这种见解并非首创，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将设立国教的国家与允许宗教竞争的国家进行了对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于当今美国福音主义者的一些做法，亚当·斯密或许尚能接受，但马克斯·韦伯肯定会提出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一些最成功的教派之所以繁荣兴旺，是因为它们发展出了一种消费主义基督教，类似于人们对沃尔玛的崇拜。这些教堂便于人们开车抵达，看起来也赏心悦目，去教堂与去大型影院感觉没什么不同，而且还提供软饮料和星巴克咖啡。此外，这些教堂对信徒的要求少之又少。相反，信徒对上帝却有要求：詹姆斯河神召会的礼拜经常包含让上帝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的附加环节。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圣一体已经被分析师、心理辅导师和个人健身师的三圣一体所取代。如今，随着2/5的美国白人一生中会改变宗教信仰，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反复无常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当美国人将宗教变成一种休闲方式时，他们已经远远偏离了马克斯·韦伯对新教道德的定义。韦伯认为，延迟的满足是资本积累的自然结果。他说：
新教的禁欲主义全力对抗着对财物的放任享用；它反对消费……由于这种对消费的制约，再加上追求利润的自由，禁欲主义的节约精神必然导致资本的产生。
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刚刚经历了一场实验：没有储蓄的资本主义。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降为负值，他们不但花光了所有的可支配收入，而且不断消耗着对自家住房所拥有的权益。事实证明，节俭的缺失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始于2006年的房价下跌引发了连锁反应：贷款金额超过房屋价值的人们不再支付按揭利息；按揭抵押证券的投资者损失惨重；高额举债投资这种证券的银行先后面临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的处境；为了扭转大量银行面临倒闭的局面，政府通过救援计划进行干预；一场私人债务危机演变成了公共债务危机。今天，美国的全部私人和公共债务负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5倍以上。
这种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也在其他英语国家上演：爱尔兰和英国，以及程度较轻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是金融杠杆时代的分形几何学：相同形态的问题以多种不同的规模重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房产泡沫更加严重，因为其房价相对于收入的上涨比美国更加严重。最可怕的是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公共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在与德国处于同一货币联盟的同时，错误地维持了很高的赤字。虽然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但其发源并不具有全球性。这是一场由于过度消费和过度金融杠杆而在西方世界酝酿的危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亚洲，情况大不相同。
一般而言，东方的储蓄率要比西方高很多。在东方国家，私人债务负担要低得多，购房时经常是全额支付或者首付比例很高。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扮演着较小的角色。而且我们都知道，亚洲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要比欧洲人长很多，亚洲的年度平均工作时间从中国台湾的2 120小时到韩国的2 243小时不等。但我们不太了解的是，节俭和勤奋在亚洲的兴起也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是西方化过程中最出人意料的副产品之一。
[1] 然而大西洋两岸间的差异比过去小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有所上升，比大部分欧盟国家都要高。在本书撰写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只有匈牙利、爱尔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比美国失业率高。将5年里（1996~2000年）每千名雇员因罢工而未工作的天数进行计算并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丹麦、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和法国比美国更易发生罢工，但是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发生的罢工却更少。
[2] 该歌曲后由英国歌手、唱片制作人、被定恋童癖罪的乔纳森·金（剑桥切特豪斯学校与三一学院）进行了翻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制作了《雀跃》（《在空中挥舞你的短裤》）与原创专辑《洛基恐怖秀》。
[3] 在真正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谁人”乐队甚至首演了彼特·汤申德的摇滚音乐剧《汤米》的部分片段。该音乐剧描绘的救世主耶稣又聋又哑又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