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言

当听说投资银行S·G·华宝公司使用一种非传统的手法遴选初级职员时，该机构的客户都有些不安。表面上，年轻的绅士们被要求用钢笔和墨水在结实的纸张上写下500个字，然后，这份材料会被送到西格蒙德·沃伯格在瑞士的那位上岁数的女笔相师手中。如果这位女“祭司”不认可他们的笔迹，无论学术成绩多么优秀，或在财务上再精明，也帮不了这些有抱负的年轻人。

|《侦探》杂志1970年7月|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元化个性的所有侧面中，他对笔迹学的信仰——对字迹的分析——给我带来最大的难题。从一开始，我觉得能从一个人的字迹样本推断出这个人性格中任何重大的心理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提供的证据，以及从许多其他来源的证据显示，S·G·华宝公司有关人士的大多数主要决定，都是部分建立在笔迹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一名参加招聘的候选人将首先经历面试，他的资历将受到审查。西格蒙德·沃伯格坚信自己作为性格评判员的能力，他这种信仰也不是没有依据，未通过这最重要一关的人不能继续前进。然而，沃伯格还坚持把字迹样本寄给专业的笔相师进行独立分析，多年来都是请苏黎世的笔相师兼心理学家西奥多拉·德赖弗斯。作为一条常规，笔相师接到的唯一信息包括写字者的年龄、性别和国籍。如果笔相师的裁决非常消极，这位候选人就很难受雇于沃伯格系，虽然不是不可能。然而，一个积极的裁决也很有可能被忽视，如果其他因素对这名候选人不利[1]。当我开始做我的研究时，我以为找笔相师类似于找占星师咨询，那时，我这个观点得到《侦探》杂志的认同。我惊奇地发现，其他一些欧洲公司仍沿用此种做法。我甚至更惊讶地发现，在我采访的前沃伯格系董事中，没有一个人认同我的怀疑态度。我开始想，我是否在写一家银行的历史，还是在写一个邪教的历史。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有大约200份笔相报告被留存下来，这些材料读起来很有趣，特别是沃伯格喜欢请人对一些他曾打过交道的著名政治人物和商人的笔迹进行分析。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对知名公众人物——以年轻的奈杰尔·劳森最出名，他后来成为英国财政大臣——性格的分析，首次读来都是惊人的准确。不过，经过进一步观察，她的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沃伯格也相信后者，通过像赫伯特·宾斯万格这些对笔迹学感兴趣的精神治疗医师的努力，两者的确产生关联。

德赖弗斯掌握了某种像公式一样的东西，它的结论声称，聪明的人会掩盖各种各样的弱点。她很少写绝对否定的报告——虽然，她至少在一个案例中用过“精神病夸大狂”这个词——这使得沃伯格可以从她的评价中提取他想要的东西。她的认定几乎不可能造假，因为它们是有关潜意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在未来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只有偶然情况，她的判断显然有误。比如，“泰尼”·罗兰德证明一点都不像她所说的“在做生意时非常小心谨慎”。吉姆·斯莱特是另一个被西奥多拉看走眼的人（“有关写字者的正直和可靠性，说不出任何有约束力的东西”）——虽然这次经历说服斯莱特在斯莱特沃克雇用一名笔相师。

无论如何，从他们通信的亲密口吻判断，西格蒙德·沃伯格与西奥多拉·德赖弗斯的关系既有浪漫的成分，又有科学的因素，这确实是可能的。他在苏黎世建立欧洲笔相科学和应用基金会，显然主要是为她提供一个体制基础。德赖弗斯甚至是他搬到瑞士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之一。沃伯格也没有隐藏他和她的关系，甚至提出他和伊娃与西奥多拉和她丈夫利奥波德四人同去度假。沃伯格真心地相信（正如他在这个苏黎世机构1963年开幕时写道），笔迹学有潜力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

我意识到许多人仍认为笔相师是骗子和古怪之人。事实上，笔相师开创了心理学知识的新领域。很多科学开始时都是神话。对星星的认知始于占星术，并逐渐演变成精确的天文学科学。今天，没有人会说天文学家是骗子。最终，我确信，笔迹学将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可以登上汇集渊博知识的殿堂。

但沃伯格与德赖弗斯的关系使这个想法变得不太可能，而不是更有可能。正像他自己尝试向英国笔相师琼·坎布里奇——沃伯格在财务上支持她开的科学笔相师公司——学习笔迹学那样，他开始在带有字迹样本的文件首页向德赖弗斯提供有关他自己评判的示意，这自然对她后来出具报告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有时候，他亲自进行字迹分析，比如爱德华·希思（见第10章）和肯尼斯·希思。很快，他就习惯性地告诉德赖弗斯为什么他对这个人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是以强势的态度纠正了她的看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如此依赖她的观点，以至于他安排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去苏黎世见她，以便让她可以观察字迹背后的这个人，那时他怀疑达林在心理上已经“恶化”。有时，沃伯格会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她，不停地寄给她字迹样本，无休止地询问她对每个人的意见，从刚来格雷沙姆街的实习生，到首相的妻子。至少有两次，他甚至请她分析自己的儿子（见第9章和第12章）。

1972年，戴维·斯科利扭转局面，他请一位笔相师分析沃伯格本人的笔迹。带着性格中固有的放肆，他在沃伯格70岁的寿宴上将这份报告作为发言的一部分大声读出：

你有极大的权威和能力，你的判断力是基于直觉和可靠感。不守时、邋遢和浅薄使你发怒。在你的词汇中，“胡乱开玩笑”是最不受欢迎的词。你节奏掌握得完美，这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谈判专家。

你的字迹很独特，你不是那种有伟大愿景、想象力、效率、彻底性和坚韧性格的人，而是那种有罕见性格的伟人——你完全没有妒忌，你对其他人的表现、标准以及成就持欣赏的态度。看到你教育的成果，比看到你自己的成功更令你感到自豪。

这并不是科学，而是熟练的谄媚。沃伯格没有假装笔迹学是无懈可击的，这倒可以还他公道。他向乔治·斯坦纳承认：“异常情况出现时，可能有10%~20%的个案，我的判断与笔相师的分析不一致。不过，笔相分析与我的直觉对立还是极为罕见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位有良心的笔相师非常害怕出具一份否定的分析，因为它也许能毁了一个人，因此笔相师极为谨慎，避免出具措辞严厉的分析。”

在写这篇附言之前，我询问了是否能看到对我笔迹的分析，作自己的笔迹分析是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受托人同意授权我撰写他的传记之前。鉴定如此准确——不只是讨论我的主要缺点——它打消了我的怀疑。我“缺乏实际的、亲历亲为的机智”，这太对了。我的确“在思想、书籍和艺术创作中找到慰藉，这不会使我置身在竞争性的努力中，或处于感情比我更坚强的人当中”。这位笔相师总结道，“显然，他脆弱和容易受伤的感情架构还有未解决的冲突和情感包袱，这些都重压着他（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他又不能面对或解决这些冲突和包袱……他的脑力工作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和目标感，允许他升华、整合，并找到一处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分析会怎么写，我不寒而栗。）这些评语也许同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看重笔迹学，为什么有可能让我——正是因为我如此清晰的性格缺陷——来写他多姿多彩的人生。

然而，笔迹学没有像沃伯格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事实上，就像优生学一样，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备受尊崇，那时的作家像阿贝·麦肯、朱尔斯·克雷皮约–雅米、艾尔弗雷德·比奈和路德维格·克拉吉斯，都将它作为一项“未来的科学”极力推广。但是，“书写分析”和“完整笔迹学”之间在战后的分歧，像同时期弗洛伊德学派内的纷争一样，都是没落的先兆。今天，笔迹学是过去的一项伪科学。全世界只有4所大学颁发笔迹学学位，它们分别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美国唯一一所颁发该学位的机构是位于新泽西州罗迪的佛里森学院，该机构于2000年停止颁证。原因很清楚。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套用英国心理学会的话说，笔迹学作为测评才能或个性的方法“无效”。在美国，法律还反对使用笔迹学[2]。我无意冒犯本书的主人公，但我因此提议不使用笔迹学来鉴定我的学生，比我职位更低的同事，或者我自己。

[1]1965年，尽管德赖弗斯出具赞美的鉴定，但在彼得·斯皮拉的坚持下，约翰·古德温几乎被拒之门外，因为后者与乔·海曼有关系，海曼作为沃伯格系的客户，给公司带来很多麻烦。最后，斯皮拉的决定被沃伯格推翻，沃伯格召见古德温对他进行面试，并痛快地给了他一份工作。

[2]水银资产管理公司被美林收购后，连沃伯格的忠实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放弃使用笔迹分析，因为美林的律师认定，如果笔迹分析的内容被与公司有争端的员工以《信息自由法案》为由取得，其内容将可能被解释为带有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