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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

C.S.福雷斯特在他的小说《将军》（1936年）中描绘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典型英国将军的形象——20世纪中期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化身。对他的描写是：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下属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些下属挑选更下一级指挥官时的选择。他选择的都是不怕担责任、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只要身体允许，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家人都可以为战斗计划出力。没有想象力的人必须执行一项没有想象力的军事政策，这一政策也是由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制定的。从竞选计划来看，任何具有奇异性和独创性的东西都是可疑的。每一位将军都希望下级军官绝对服从命令，不畏惧困难、损失也不对未来恐惧；每一位将军都知道人们对他的期望（并认可这一点），人们会小心翼翼地在他手下成为他期望的样子。当要系统地使用武力时，他只需要那些能够快速融入系统的人，而不需要考虑其他人。[1]

对于当时的等级制度，这是最贴切的描述。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军队在经历了痛苦的战争之后意识到，军队需要一种不同的、更有活力的领导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看到德国军队的非凡效力并不依赖于作战计划的严格执行，而是取决于在战争迷雾中的分散化决策和灵活性。[2]例如，1940年，自由移动的德国装甲部队利用无线通信和法国公路网深入敌人前线的后方，敌人最终在混乱中崩溃。战场越难进入，就越有必要将军官（包括非委任军官）从中央指挥和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没有任何战役能比在亚洲对日本发动的那些反侵略战争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在缅甸战争中，一个拥有全新面貌的英国将军出现了——这与福雷斯特笔下意志坚强、缺乏想象力的保守分子正好相反。在缅甸的丛林中，“奇异性和独创性”非常重要。

沃尔特·克耶尔·沃克（见图43.1）出生于1912年，是阿萨姆一名茶叶种植者的儿子，当索姆河和伊普尔河屠杀发生之时，他还非常年轻，并没有目睹这一场面。沃克为了一个错误的目标而奋斗终生。在英国的学校里，他认为对付欺凌行为最好的方法是“左直拳击打对方鼻子或上勾拳击打对方下巴”。在桑德赫斯特的军校，他对操练感到厌烦，渴望开枪实战，而不仅仅只是擦枪。随后，作为1/8的廓尔喀部队的军官，他在瓦济里斯坦与伊皮[3]的法基尔作战中表现出色，成为伏击技术专家。1944年，沃克接管了4/8廓尔喀部队的指挥权，经过两个月的培训，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为自己建立了直属部队。此时，英国人正在学习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在一本出版于1943年的名为《丛林之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权力必须下放至各个级别较低的领导者中，让他们知道自己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时，必须毫不拖延地做出决定并履行自己的责任……”[4]这是沃克的准则。战争结束后，作为驻吉隆坡的总参谋部官员，他被授予训练“雪貂部队”的任务，这支部队由英国人、廓尔喀人、中国人和当地迪雅克人组成。1948年至1949年，当马来半岛陷入紧急状态时，沃克指挥远东陆军训练中心在哥打丁宜县建立了后来的丛林作战学校。[5]这所学校的教义被载入《马来亚反恐怖主义行动指南》，这一指南后来成了英国军队的反叛乱手册。[6]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游击队袭击不会干扰合法政治统治的进程”。[7]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协调情报收集（通过警察和军队）的基础上无情地消灭共产党，这背后还有小分队的积极巡逻和精心策划的伏击。[8]1958年，沃克负责老虎行动，99个廓尔喀人消灭了在柔佛州活动的最后一批共产党人。沃克后来宣称：“我的特别行动队的人认定了反叛分子会来，28天后他们来了，并且在沼泽中被消灭。”在沃克看来，能够在酷热天气中耐心等待长达四周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当他被告知伦敦正在实施一项计划，裁减军队中的廓尔喀人，使其数量从1万人减少到4 000人时，他勃然大怒。[9]他用多米诺骨牌式的比喻争辩道：“马来亚是这个地区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如果马来亚倒台，东南亚的局势将无法挽回。”[10]

43 - 图1 图43.1 沃尔特·沃克将军，婆罗洲科纳雷纳西的英雄，反叛乱的先驱。他的格言就是“主宰丛林”。

沃克正是在婆罗洲（世界第三大岛屿）茂密的丛林中证明了他的观点的。婆罗洲没有铁路，甚至几乎没有道路，仅有几个零散的着陆点，唯一行得通的就是分散决策。该岛被英国和荷兰帝国任意分割，在沙捞越、文莱和北婆罗洲的英国领土和印度尼西亚（前荷兰）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内部边界，即加里曼丹。英国在这一争端中优雅地退出了，但其更大的计划是将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与马来亚和新加坡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然而，在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反对文莱计划的行动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支持。1963年4月，印度尼西亚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沙捞越东部，摧毁了古晋附近打必律地区的警察局，开始了所谓的对抗。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愿望是扩大印度尼西亚的国界，至少能囊括整个婆罗洲。而沃尔特·沃克作为英国军队在婆罗洲的指挥官（后来也是行动总指挥）的任务是以最低的成本打破他的愿望。在前往新司令部的路上，沃克根据自己在马来亚紧急事件中的经历写了一份指令，列出了他所说的“成功的六大要素”：

统一行动；及时准确的信息（这需要一流的情报系统协助）；速度、机动性和灵活性；我们基地的安全，无论它们在哪里，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机场、巡逻基地等）；……统治丛林……赢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当地人的民心。[11]

这就是网络化的战争宣言——与旧英国军队僵化、等级森严的作战模式相对立。沃克最喜欢的词是“联合术”。他在马来亚学到的重要的一点是“武装部队之间、武装部队和警察之间以及整个安全部队和民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团结”以及“在所有时间和所有级别上的联合规划和联合行动”的重要性。[12]陆军、空军和海军总部聚集在一起，被迫与民政当局和警察密切合作。[13]

在地面上，沃克强调的是“完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14]在前沿地区，任何驻军中至少有2/3“总是处于进攻的角色中，日夜控制着丛林和伏击路线，这样敌人就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并且敌人总是容易被发现并被野蛮攻击”。正如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观点——关键是主宰丛林：

仅仅通过攻击和射击敌人，然后返回基地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你必须主导整个局势，通过连续几周在丛林中的生活，赢得当地人的心，在那些不友好的村庄里安插我们自己的眼线。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把“基地”的必需品背在背上：一个轻量级的塑料板，一大堆粮食和一袋弹药。丛林必须属于你，你必须主宰它，你必须控制和支配它。[15]

沃克的三大有效创新包括对边境巡防队员、特种部队和直升机的使用。边境地区的人至关重要。用负责培训他们的官员J.P.克罗斯的话来说：“如果边境人民能感觉到他们在积极参与守护自己家园的防御，并且政府支持他们，对抗可能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边境巡防队对胜利至关重要。”[16]沃克的愿景是“边境巡防队在前方像一道屏障一样扫荡，成为常规部队的耳目，设下圈套。这就需要他们融入身后的环境：脱下象征身份的丛林靴，不带着鼓舞士气的步枪，这样看起来就像农民、渔夫、商人、伐木工等等”。克罗斯训练他的手下不仅要融入当地环境，还要记住他们遇到的任何敌人活动的痕迹，并跟踪敌人“使用刺激战术对付他，潜入后方，跟踪他，干掉掉队的人，留下标记，以便后面的人能够轻易了解发生了什么”。[17]与边境巡防队密切合作的是来自22个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大约70名士兵，他们的任务是“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协助解决医疗和其他问题”，同时“监测入侵”。[18]最后，沃克充分利用他所能掌控的直升机（不超过80架），将重型武器从一个热点快速转移到另一个热点，给人留下了每个前沿基地都有大炮的印象。[19]

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在婆罗洲最黑暗的地方，他们对马印对抗的成功镇压，可能是因为其完成得过于彻底了。正如沃克所说：“在1 000多英里的丛林中，深入100英里，对敌人加以控制，并且在他们每次试图入侵时都粉碎他们，这对有关的13个营队来说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20]此间，伤亡人数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英国和英联邦部队有114人死亡，181人受伤；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确认590人死亡，222人受伤，771人被俘。当我们将婆罗洲的战争和越南北部700英里处同时期发生的战争相对比，这些较小的伤亡数字就有了更多价值。此时在越南，美国军队正处于战争初期。其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代价惨重、最终难以实现的维护南越独立的努力。正如沃克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他在婆罗洲的目标是“防止冲突升级为公开战争，就像今天在南越一样”。他不仅赢得了“丛林战斗的第一回合”，而且赢得了“边远地区部落村民和村庄的心理战”。[21]最重要的是，他主宰了丛林，因为：

一支秘密行进的军队，大部分是小团体，只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才会合的话，很少会遭到伏击。这就是越共通常的行军方式，也是我们的士兵领悟到的进军模式：并且我们比敌人做得更好。通过作战经验和良好的训练，我们用游击战的方式成功打击了原本的游击战。[22]

我将在本书的第50章说明，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和牺牲一代人的代价来学习这种网络战争的艺术的，而与沃尔特·沃克所拥有的热带雨林不同的是，他们的战斗最终会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丛林中进行。

[1] Forester, The General, 222.

[2] Samuels, Command or Control; Gudmundsson, Stormtroop Tactics.

[3] 伊皮的法基尔被他的追随者称为“Haji Sahib”（尊敬的朝圣者），在一名殖民法官裁定一名未成年女孩的婚姻无效后，他宣布对英国人发动圣战，该女孩的家人声称她被绑架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法基尔成功地将瓦济里斯坦的穆斯林部落团结在一起，并持续开展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力运动。

[4] Marston, ‘Lost and Found in the Jungle’, KL 2065.

[5] Pocock, Fighting General, KL 1537-77.

[6] Mumford, Counter-Insurgency Myth, 37f.

[7] Beckett and Pimlott, Counter-Insurgency, 20.

[8] Strachan,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from Malaya to Iraq’, 10.

[9] Pocock, Fighting General, KL 2113-33.

[10] Pocock, Fighting General, KL 2204-9.

[11] Walker, ‘How Borneo was Won’, 11.

[12] Walker, ‘How Borneo War Won’, 19.

[13] Walker, ‘How Borneo War Won’, 9f.

[14] Walker, ‘How Borneo War Won’, 10.

[15] Walker, ‘How Borneo War Won’, 14.

[16] Cross, ‘Face Like a Chicken’s Backside’, 142f.

[17] Cross, ‘Face Like a Chicken’s Backside’, 157.

[18] Rosentall, ‘“Confrontation”: Countering Indonesian Insurgency’, 102.

[19] Beckett and Pimlott, Counter-Insurgency, 110.

[20] Walker, ‘How Borneo Was Won’, 12.

[21] Walker, ‘How Borneo Was Won’, 9.

[22] Walker, ‘How Borneo Was Won’,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