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著名的格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些“粮草”如何得来。威灵顿公爵也有一句类似的格言：“填饱肚皮，你才能实现目标。”1793~1815年，欧洲战场上的所有军队都重新采用了古老的补给方法：从百姓中强制征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从自己的领土上运送物资。以武力威胁获取给养会使得军队遭人怨恨，并会出现食物短缺现象，而延长的补给线又非常脆弱，易受攻击。在漫长的战役，如威灵顿的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需要更为妥当、高明的征收军费方法。毕竟，它是能否购买给养以及支付军饷的关键所在。西塞罗（Cicero，古罗马政治家）的格言：“无穷尽的金钱是支撑战争的基础”，在1808~1815年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适用。亨利·邓达斯在威廉·皮特与法国开战前夕也曾说过：“所有现代战争都是金钱的较量。”

早在1809年5月，威灵顿就向伦敦政府抱怨他没有足够的军费。1811年3月，他写信给首相利物浦，威胁称由于缺乏经费，他将不得不终止所有战役。一年半后，入侵法国前夕，这个问题再一次提上台面。他的军队金库每个月的运转资金约为10万英镑，这其中不仅包括英军自己的军饷，还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的补贴。但是威灵顿跟巴瑟斯特伯爵说，他的钱只够支付盟友的补贴。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只能以贬值的纸钞支付军官们的薪水，而低阶军官（拒绝接受纸币）根本就没拿到任何报酬。他警告政府说，“这支军队除非在非常早的时候得到一大笔资金的扶助”，否则：

所有军队的受挫感会变得很严重……而且它也将使我举步维艰……（西班牙军队）处在如此困窘的境地，所以期望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家时不发生劫掠行为，是不太公平的；尤其我们要注意到他们国家遭受别国入侵时遭受的痛苦。因此，我不能冒险把他们带回法国，除非我能够给他们提供军粮，并支付报酬……没有军饷和粮食，他们必定会抢劫，而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会把我们全毁了。

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1813年2月，威灵顿报告说，他“几乎不敢出门，因为债主等在外面索要应该还给他们的钱”。也正是威灵顿的财政窘境给了内森·罗斯柴尔德事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机会，这里，我们有必要花一些笔墨说说威灵顿财政困难的原因。

在所有旧体制(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与社会体制)的国家中，英国拥有最为有效的财政体系。主要的架构在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已经发展成形：一个相对低廉和中央直辖的收入集纳体系；国会中相当透明的预算过程；比较稳定的公开借款体系，有基金支撑的国债体系；一个同样稳定的货币体系（主要涉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纸币与黄金的兑换）。这样的财政体系使得18世纪发动的6场战争没有引发出政治危机，而所谓的政治危机曾拖垮了财政实力比英国更为雄厚的法国。但是1789年之后，战争的成本急速上升（部分原因是革命政权能够投入规模空前的军队）：据估计，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年实际开支是一个世纪前的5倍。1793~1815年间，英国公共开支急剧膨胀，从每年的1 800万英镑升到了1亿英镑左右（约占国民收入的16%）。这一时期与法国开战的所有费用约为8.3亿英镑，其中的5 900万英镑以津贴的形式提供给了英国的盟友。形势需要，英国不得不设立一些新的税收项目，这当中，收入税最为重要，不过这些收入也只支付了1/4的战争费用。结果，英国国债从1793年的2.4亿英镑飙升到了1815年的9亿英镑，几乎是国民收入的两倍。此外，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认为有必要暂停黄金兑换，结果导致了一段时期的货币贬值。由于战争期间的物资短缺加上流通纸币的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1815年前，物价在20年内翻了一番。而威灵顿的战役正是在这一时期打响的。

不过，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公爵先生的窘境，但有一定的关联。即便伦敦的国库丰盈，把钱以西班牙商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提供给威灵顿仍然很困难。1813年之前，有两个渠道能够将英国的金钱输送到西班牙。要么以黄金（以金币的形式）支付，用船运到葡萄牙或西班牙，在那里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要么是威灵顿通过向当地银行出售英国汇票的方式来借贷。由于大规模运送黄金存在着风险，威灵顿经常采用的是后面一种方式。问题是到1812年的时候，伊比利亚的英国汇票市场已经饱和，威灵顿发现，如果要兜售新的汇票，就必须提供一个难以想象的折扣。“里斯本的爱国人士，”他向巴瑟斯特抱怨说，“不会给我们提供金钱，一丁点儿都不会给，因为国库空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内森·罗斯柴尔德出现了。

战争与和平

历史学家一直没有详细地阐述过，一个毫无名气的犹太商业银行家——几年前还是一个走私者、一个小小的纺织品出口商——如何能够成为英国政府与欧洲大陆战场之间的主要资金流通渠道，而正是这种资金的流通决定了1814年以及1815年欧洲的命运。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过程中，内森这一步的意义无疑是最为巨大的，但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

将内森变成“司令”，变成“金融界的拿破仑”，需要3个独一无二的条件。第一，缺少竞争。这一点完全归功于好运，因为1810年之前，伦敦城并不缺乏著名的银行。哈曼、里德、欧文、史密斯、佩恩和史密斯，还有著名的巴林兄弟都期望为政府提供财政方面的协助。实际上，巴林兄弟公司已经以贷款的形式将英国基金输送到葡萄牙。而且，内森也不是期望挑战已有银行的唯一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和本杰明·戈德斯米德自18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与此同时，1802年之后，一批德国银行家抵达伦敦（最著名的是施罗德、布兰茨和胡特），他们也希望在业绩方面迎头赶上。新任军粮供应大臣（由他为威灵顿提供资金）在1813年11月说道：“许多银行已经向我提供他们的服务了。”实际上，他的第一直觉是，巴林兄弟公司“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我们资金转移的最理想渠道”。但很快形势就表明无论是巴林兄弟，还是其他已有银行，都无法投入运行。对于巴林公司，部分原因是公司的领导权刚刚由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死于1810年）传给了儿子亚历山大，但主要的原因是伦敦城陷入了两次重大震荡之中。第一个是1810年的危机，其爆发的部分原因是“金块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不顾英格兰银行的反对，推荐恢复黄金支付方式。银根紧缩的预期——报告所暗示的导致了政府股价的暴跌，也让大量新近发行的政府贷款堵在了巴林兄弟和戈德斯米德公司的手里。巴林兄弟损失了4.3万英镑，亚伯拉罕·戈德斯米德自杀，伦敦城“警报四起，慌乱无措”，恐慌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市场也因为吞并荷兰而崩溃。这也让巴林兄弟在欧洲大陆的合伙人霍普公司变成了一个空壳，而它此前曾在俄罗斯财政中扮演着统治角色。

有利于内森的第二个因素是，1811年10月，约翰·查尔斯·赫里斯被任命为军粮供应大臣。赫里斯对内森来说相当于布德鲁斯，是他在政府高层中的第一个“朋友”。赫里斯是一个小商业银行家的儿子，他在1798年进入财政部担任办事员，此后一路平步青云。3年后，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的私人秘书，他同时还为斯潘塞·帕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1807~1809年掌管国库）工作。但是，赫里斯的金融背景并不是他确定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解决军粮供应难题理想人选的唯一因素。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赫里斯是一个亲德派，他不仅曾在莱比锡学习过，还将弗里德里希·根茨的反法小册子《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国家》翻译成了英文。也有可能，他在莱比锡期间的一个朋友让他意识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用之处。根据史料记载，赫里斯在学生时代与当地一个女子曾交往过，这名女子此时已经成为莱比锡一个有名的烟草商人巴龙·林堡的妻子——更有意思的是，赫里斯与这名女子还有一个私生子。林堡家族后来声称，是他们把内森推荐给了赫里斯，从他们日后要求内森从政府业务中赚到的钱里抽取1%作为佣金（3万~4万英镑）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靠。另一方面，一直到1814年2月——在内森得到政府的第一项委任之后——林堡才写信给赫里斯，称赞罗斯柴尔德家族“热心、精明”，而且同时他也推荐自己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动的管理人，赫里斯一开始对此反应冷淡。但经过考虑之后，他的确决定按照林堡建议的方式雇用他，但是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他在林堡推荐之前就已信任内森。类似的是，一直到1814年6月，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意识到林堡对赫里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可能，林堡只是拿破仑时期欧洲大批无法无天、投机取巧的骗子之一，他可能巧妙地利用赫里斯的私生子实施了勒索。1815年初卡尔·罗斯柴尔德怀疑林堡的妻子是“一个大财迷”，阿姆谢尔则怀疑林堡是在耍赫里斯。最终，林堡得到了1.5万英镑，这个价码更像是勒索，而不是作为合伙人应拿的数目。不过，无论怎么样，卡尔承认，从作为贵族中间人促成兄弟几个与欧洲大陆政府达成交易方面，林堡“帮了我们一个忙”。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与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内森知道如何将钱送给威灵顿的方法。内森后来经常提到他当时所做的事，而且说得轻描淡写：

当我在伦敦定居下来后，东印度公司有价值80万英镑的货物要卖。我接下这桩买卖，买下了所有货物。我知道威灵顿公爵一定需要这些货物。我已经以折扣价买了很多他的汇票。政府后来找到我，说他们需要那些货物。当他们得到货物后，却不知道如何运到葡萄牙。我又接下了货物，将他们发到了法国（给了威灵顿），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笔生意。

当然，这个故事后来又被有心人进行了修饰润色，在内森身上增添了许多爱国色彩，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詹姆斯如何化装成一个女子穿越法国防线的情节。而事实远非如此。1811年3月前的一天，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事着从英国走私金块到法国的业务。这一行为从技术上讲，是违背大陆封锁政策的，但是它却为拿破仑所容忍，后来还将其合法化。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负责在海峡的另一边照应生意，在格拉沃兰或敦刻尔克将运过去的金币兑换成英国汇票，那时的英国汇票在法国，价格自然低很多，将其再运回伦敦就能赚得大量利润。1812年4月，内森发给詹姆斯的6船金币的一批价值为27 300英镑，詹姆斯用它们从法兰西银行家奥廷格、达维利耶、法贝尔、莫雷尔等人手里换回了票面价值为65 798英镑的汇票。其他几兄弟则从汉堡和法兰克福将合适的汇票转给詹姆斯。

早年代表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偷偷进行买卖的经历，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一套朴实无华的密码，它或多或少地降低了法国人的怀疑。内森变成了“朗拜因”，伦敦变成了“耶路撒冷”，跨越英吉利海峡运送的金币被称为“摩西先生”或“莫施先生”。寄送的物品被称为“啤酒”、“鱼”或“孩子”。其他关键人物（已经无从考证）则被称为“胖子”和“该死的人”。此外，为了确保跨海峡通信尽可能安全快捷，在多佛尔的代理人被授权替罗斯柴尔德的业务租船。詹姆斯在1813年正是搭这样的走私船前往伦敦见了内森。与官方玩捉迷藏的游戏成为兄弟几个的习惯。实际上，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教自己的儿子有关保密的重要性：萨洛蒙11岁的儿子安塞尔姆拒绝让老师修改他正在写的、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妈妈，”小家伙解释道，“我怎么可能把我和爸爸之间的秘密泄露给萨克斯先生呢？”

可能是由于内森在伦敦进行的金币买卖规模引起了赫里斯的注意，也可能是一些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手回到伦敦的汇票是威灵顿通过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马耳他银行卖给法兰西银行的，这触动了赫里斯。这有可能是詹姆斯已经用内森发给他的金币购买西班牙和葡萄牙银行越过比利牛斯山、提供给威灵顿的汇票。尽管证明这一论断的证据缺乏，但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在1806年和1807年，一些资金就通过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辗转运到了法国，船只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出发，向北经纽约，然后越过大西洋，经伦敦再到巴黎。实际上，有一次，价值1 400万法郎的墨西哥比索竟然是用一艘英国战舰运到法国，交由法国财政部的。一般说来，这种交易的利润被认为比敌人从这笔钱中得到的好处更大。此外，对于这种黄金交易的经济重要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论困惑，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法国官方能够容忍詹姆斯在巴黎以及波尔多的活动（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一些法国警察心存怀疑，拿破仑还是采纳了财政大臣弗朗索瓦·尼古拉·莫利安的建议，莫利安认为英国流出黄金是经济脆弱的标志，对法国来说，能够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优势。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推论；恰恰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跨越海峡运送货币的能力将成为增强英国实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814年1月11日，内森正式被分配了经法国资助威灵顿的任务。按照范西塔特的说法，赫里斯将“在最秘密的情况下，雇用那位先生（内森），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筹集大量的法国金币和银币，总值不超过60万英镑，这些钱能够在今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筹集到”。这些钱之后将被运到停泊在德国赫尔沃茨吕伊斯港口的英国战舰上，从那里再启程，经法国比亚里茨附近的圣让–德吕兹送到威灵顿手里。对这些“罗斯柴尔德先生完全了解……他自己将承担所有风险和损失，在将钱运到国王陛下的船上前，这些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成功，他将获得所运货币总额的2%作为佣金。不过，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这项任务是一个突破，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英国政府手里接过的第一项正式委任，它不仅让内森能够与赫里斯直接联系——他在当年3月见了赫里斯，而且“经常出现”在赫里斯的办公室里——而且，还能直接联系范西塔特以及首相利物浦本人。

需要承认的是，运钱的过程后来被证实比内森预料的要困难得多。内森派到阿姆斯特丹的迈耶·戴维森不停地抱怨，由于法国的占领，在荷兰很难筹集到合适的钱币，而且他很快得出结论称，如果内森要完成合约中规定的数额，就必须自己铸造新的拿破仑金币（老路易金币的替代品）。到1814年2月末的时候，戴维森只筹集到15万英镑的钱币。“这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为什么？因为它是英国政府的一项委任，英国政府能够调用存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金钱，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让他们满意。”戴维森开始担忧交易难以为继，开始商谈是否将目标数字从60万英镑降到30万英镑。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赫里斯仍不为所动。早在1814年2月22日，威灵顿写信向巴瑟斯特表示感谢，因为“巴瑟斯特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到同年4月的时候，内森和詹姆斯将2万英镑换成了古尔登银币，供英国军队急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直为军队提供资金，直到年底英国政府恢复正常的支付方式为止。赫里斯曾向英国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乔治·伯格曼透露：“这个地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提供了多种服务，他做得很好。尽管是一个犹太人，但我们对他有足够的信心。”令赫里斯满意的一个原因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政府付给他们报酬之前，向赫尔沃茨吕伊斯运送了大量现金，这也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内森利用威廉在伦敦的股票作为担保，从伦敦和巴黎借到了大笔款项。这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所涉金额的庞大，这不可能是几兄弟唯一的信用资源。对此，尼尔做了解释，内森“资助反法战争利用了欧洲大陆的资源”——罗斯柴尔德兄弟购买了各国中的英国汇票，然后将它们兑换成黄金，然后以赫里斯的名义输送给威灵顿。到同年5月中间的时候，内森欠了英国政府1.167万英镑——这笔钱的数额吓到了他的哥哥萨洛蒙，而且很明显超出了内森能够承担的范围，但赫里斯对他在法国的代表德拉蒙德说：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向你借钱，而让你感到万分担忧，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现在以他们自己的信用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就难以为继，因为这种介入需要的资金远超过任何个人能够支撑的范围，不论他多么富有。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伦敦所经营的业务非常好，他们似乎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为某人提供资金。

1814年，不仅英国军队收到了罗斯柴尔德通过赫里斯的账户提供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资助的欧洲大陆盟友也得到了补贴。给盟友提供的这些补贴款之前一直由巴林兄弟、里德和欧文银行负责处理，但此时内森赢得了赫里斯的信任，将这些业务一并揽到自己手中。唯一的困难就是要说服借到补助的国家对海峡另一边的罗斯柴尔德成员给予同样的信任。他们很轻易地获得了俄罗斯的信任，比较容易地争取到了普鲁士，只是在奥地利那里遇到了一点困难。小盟国——包括梅克伦堡以及黑森–卡塞尔也通过罗斯柴尔德兄弟接受补助，重登王位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八也不例外。所有款项加起来的总额异常庞大。在1811~1815年期间，英国一共向盟友支付了4 2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介入得比较晚，但却迅速地确立了主导地位。在1814年6月，赫里斯列出了他支付给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国王以及英国军队的款项，包括还没有支付的款项，总额一共是1 260法郎，而且更多的款项还在不断地涌过来。所以，利物浦首相将“罗斯柴尔德先生”称为“非常有用的朋友”毫不奇怪。“我不知道，”他对卡斯尔雷说，“没有他，我们去年（1814年）能做些什么。”

罗斯柴尔德家族确保获得英国与俄罗斯业务中的一个份额被证明相对容易。1813年，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在赖兴巴赫签订了一项协议，英国承诺向俄罗斯提供1 333 333英镑的资助，向普鲁士提供666 666英镑，部分款项以附息短期国库券形式支付。但是，由于现金紧张，英国政府不断地推迟支付款项，直到1814年5月底，协议才真正达成，英国以15个月、每期100万普鲁士泰勒元（以附息汇票形式支付）的分期付款方式向俄罗斯和普鲁士提供资助，其中2/3的款项支付给俄罗斯，1/3给普鲁士。俄罗斯外交人员热尔韦负责将这些补助款兑换成现金，他起初找到了霍普公司，希望预支前7个月的款项，并给予了2%的回扣。但是霍普公司的老板拉布谢尔却犹豫不决，罗斯柴尔德兄弟巧妙地由萨洛蒙和詹姆斯出面，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不仅把预支的价值400万泰勒元的分期付款款项兑换成路易金币和欧洲通用金币，而且还将这些钱运到了汉堡、德累斯顿和华沙，这些地方的俄国军队急等着用钱。

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尤其是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如詹姆斯说的那样，热尔韦“需要现金，越快越好”，而且没有其他公司愿意冒险将如此多的现金运到遥远的华沙。从英国政府方面来看，让罗斯柴尔德兄弟接受这起交易也有利可图，他们大大缩减了应付的利息，并且能够获得比之前商定的利率更好的利率来兑换英镑和泰勒元。实际上，詹姆斯声情并茂地宣称，“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达成如此诱人的交易”。“你可以满怀信心地告诉利物浦阁下，”他带着年轻人的傲气对内森说，“这宗交易是一件杰作。”

确实，从多方面来看，这宗交易都是一件杰作。正如他们父亲教导他们的那样，在与政府以及官员做交易时，兄弟几个总是小心地将自己的条件开得具有吸引力。也正是这样，为了确保热尔韦自己有兴趣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做生意——为了把他变成公司可靠的“朋友”或“帮手”——他们向热尔韦本人以及其他俄国官员提供了大量金钱（以佣金和无息贷款的方式支付）。这种做法，兄弟几个私下里也承认，无异于贿赂。在与俄罗斯政府单独签订的一项协议中，1%的佣金直接进了热尔韦的腰包。正如詹姆斯和卡尔说的那样，“我们的朋友津贴”不仅在敲定交易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为将来的交易铺平了道路。戴维森诙谐地解释道：“现在俄国人知道了萨洛蒙，萨洛蒙也了解了俄国人。”有趣的是，兄弟几个对于热尔韦该拿多少钱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萨洛蒙知道——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知道热尔韦的身价。经过一番考虑后，他认为詹姆斯给俄国人“太多的利润了”，而且“显然不知道如何贿赂”：一块手表和一些英国袜子就足够了。但是詹姆斯认为这“非常荒谬”，他向兄弟保证，他能够在俄罗斯的下一次交易中得到更大的生意：“给热尔韦的钱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而我恰巧了解这个人。”在这起争执中，卡尔似乎站到了詹姆斯一边，但他坚持说，贿赂热尔韦的主意最初是他提出来的。

当然，这些给政客和公务员提供的报酬不能用20世纪晚期的英国标准来衡量：政府官员禁止收受贿赂，国会议员必须公布他们的私人生意所得和咨询费数额，甚至礼物也要公布。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贿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是一种常见的做事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需要向政客和公务员送钱。当然，那时的人们也常说，“腐败”的特色和程度因地域差异而异，因时间不同而不同。即使在1814年——几十年后，格莱斯顿首相提出政府廉洁主张——英国官员也被认为比俄国人要谨慎很多；或者说，他们是担心国会和媒体的审查。出于这样的原因，提供给热尔韦的贿赂都被小心地向赫里斯隐瞒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赫里斯自己也收到了类似数额的钱财。但是他收受好处的方式比较隐蔽。1814年7月，阿姆谢尔寄给内森一封信，信是林堡夫人写的，信里提到了她与赫里斯的私生子。阿姆谢尔建议内森把信拿给赫里斯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会大有好处，”他写道，“因为当他看到他的孩子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可能会把普鲁士和俄罗斯的生意给你。如果这个孩子能得到1/4的利润，我们那时也会得到我们的利润。”

俄罗斯补助的交易对英国政府、热尔韦，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来说，都是一件杰作。他们从英国那里得到2%的佣金，额外的2%作为成本补偿以及俄罗斯政府支付的4%，他们在第一笔400万泰勒元款项中赚取的毛利润是8%。后来的款项（370万法郎和530万泰勒元）也带来了可观的收获。其他一些政府也愿意向罗斯柴尔德兄弟支付可观的佣金，以求将他们的补贴兑换成现金。梅克伦堡甚至愿意放弃自己150万泰勒元补贴中的30%，并支付5%的佣金，只要罗斯柴尔德兄弟能够“立刻付钱”。“他们愿意做任何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詹姆斯欣喜地写道，“以便尽快拿到钱。”重回王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同样收到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以法国汇票形式提供给他的资金。争取到黑森–卡塞尔更为容易，由于达尔贝格的离去以及威廉尚未回到国内，黑森政府挣扎着支付盟军的各项费用。俄罗斯第二集团军拿走了全部粮食，而且战争基金也一分不剩，威廉的官员只得从罗斯柴尔德兄弟那里借了25万古尔登。一开始，借款的期限是6个月，但因为从被劫掠一空、筋疲力尽的百姓身上增收税费根本不可能，部分款项的偿还又进行了延期。

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鲁士的生意比较难做，而且利润不高。部分原因是普鲁士的官员比热尔韦难对付。兄弟几个竭力讨好财政大臣比洛王子以及哈登贝格王子的顾问克里斯蒂安·罗特尔，尽管赫里斯的推荐给这几个人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但罗斯柴尔德兄弟得到仍然是“不冷不热”的回应。詹姆斯使出浑身解数，拿到了3笔总额为100万泰勒元的分期付款业务，但是普鲁士人认为他提出的2%佣金太高。“与俄罗斯做生意有利可图，”詹姆斯怀疑道，“但从普鲁士那里一个子儿都赚不到。”6个月后，他仍找不到改变自己这个判断的理由：“与普鲁士人做生意没有任何快乐可言。”他抱怨道，因为此时他的另一项竞标再次遭到拒绝。最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被迫不收佣金来做这笔生意，但他们最终从中赚取的3%利润超过了预期，不过相比其他国家利润还是十分微薄，几兄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认为至少保证了在柏林的地位，这可能会在将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至少，”詹姆斯说道，“感谢上帝，我们成功地挤进了这些生意，它将为我们联络普鲁士王室提供重要的帮助。”

而与奥地利官方建立联系被证明更为艰难。根据1813年的《特雷普利茨条约》，奥地利人应该得到100万英镑的补助；而1814年1月签署的《肖蒙条约》将总额提高了2/3，奥地利每月得到的款项为138 888英镑。法国被打败后，应付补助总额又降到了555 555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竞标处理部分款项的交付，当然还是由赫里斯从中引荐。他们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不仅免除任何佣金，而且按照8.48的比率将英镑兑换成古尔登。但是奥地利财政部副大臣巴比尔以及他的上司、财政大臣乌加特伯爵却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他们认为应该由奥地利自己的银行来处理款项的转移。第二次竞标同样失败，当时几笔款项要从比利时运往奥地利（作为战争赔款），奥地利人试图在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出的条件中添加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条款。

罗斯柴尔德兄弟在1814年成功得到的政府间支付生意有一个共同点：每宗交易中，获取利润的方法至少有两种（有时是三种）。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是以佣金的形式得到，我们从上文中也能看到，它可以是8%，也可以是零。第二个——可能利润更为丰厚，但风险也更大——利用这个时期经常快速、大幅改变的兑换比率来获利。这也是为何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普鲁士的生意能够获利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被运用于大多数其他交易。从根本上说，罗斯柴尔德兄弟充分利用了欧洲各地不同的汇率，这反映了统一欧洲外汇市场的缺失——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而且政治的不确定效果在1814~1815年也达到了顶峰。在某一天，一张英镑票面的汇票或钞票按照古尔登来换算的话，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的差异可能相当大。套汇交易正是试图利用这种差异在一个市场买入较便宜的通货，然后在另一个市场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同样，泰勒元或通用金币的汇率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经典的期汇投机便是在某种通货汇率最低的时候买进，在最高的时候抛出。

罗斯柴尔德兄弟罕见地恰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使得他们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易。他们不仅在伦敦和法兰克福拥有永久性的基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也有半永久性的办公室；几兄弟各自因为生意而经常前往柏林和布拉格。此外，归功于他们与赫里斯良好的关系，他们比竞争者拥有很大的优势。而导致外汇汇率剧烈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英国运到欧洲大陆的金钱，而这些钱恰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按照要求输送的。在1814年前，英国观察家就意识到，如果用英国货币大量购进外国通货，将会导致英镑贬值。英国收支平衡表上的赤字越大——实际上，没有回报的补贴款支出得越多——英镑的汇率下跌得就越多。而内森正是向赫里斯许诺以最小的汇率差异来完成款项的转移，他才成为赫里斯每笔补贴交易的首选；而几兄弟也从没停止让赫里斯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这也是詹姆斯为什么说第一笔俄罗斯补助款从英国方面看是一件杰作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可以通过各种货币市场中的交易获得大量利润。

秘诀就在于控制英镑的汇率，这也是几兄弟在这一时期最为关注的一点。早在1811年6月，当他们第一次进行跨海峡金块走私时，阿姆谢尔就责怪詹姆斯“使耶路撒冷（伦敦）的汇率攀升得过高了”（实际是指，英镑对法郎的汇率下跌）；詹姆斯后一年写给内森的信中提到了他阻止法郎升值所做的努力。他向内森保证：“在保证汇率尽可能低方面，不可能有人比我做得更多了。”这些早期的经历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兄弟为赫里斯转移大量资金，却避免了汇率大幅下跌的原因所在。让赫里斯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内森能够“购买多达70万英镑的荷兰和法兰克福货币，却不会给市场带来一丁点的波动……汇率比他出手时更好了……我相信一个外国大臣或军需部官员谈妥的10万英镑对市场带来的波动都会比罗斯柴尔德的举动大10倍。”法国败在盟军手里自然地强化了英镑，但源源不断的补贴款再次让它面临走弱的困境。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介入，将英镑推高。到这个时候，市场开始跟随罗斯柴尔德的步伐。卡尔曾提到：“我们买时，每个人都会买入。”这反映了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代表英国政府采取行动的，这么做是为了迫使英镑的汇率坚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当然，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几兄弟持有英镑有自己的原因。在英镑升跌趋势或多或少可预测的前提下，就能够在大规模补贴款转移过程中实现套汇。例如，1814年5月，萨洛蒙让内森注意巴黎和伦敦黄金报价的巨大差异。一个月后，轮到内森促使詹姆斯在法兰克福买进估价偏低的英镑。支付给热尔韦的补贴款带来了一系列的汇率差异利润。比如，阿姆谢尔7月底去柏林，利用欧洲通用金币对路易金币的汇率差抛出通用金币；8月和9月运给热尔韦的通用金币则是詹姆斯在阿姆斯特丹以低价购进的，这一系列举动额外地增加了4%利润。

这类交易产生的利润可能占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所赚取的利润的绝大部分。拿破仑战败后，英镑急速升值，阿姆谢尔半开玩笑地写信督促萨洛蒙：“让你的职员利用100万法郎让法兰克福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路易金币让巴黎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英镑把伦敦分部变得更富有。做到这一点，就给发‘军团勋章’！”但是，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策略也伴随着高额风险。汇集输送俄罗斯和普鲁士补贴款所需的现金极为困难。法兰克福分部动用了所有信用资源，但仍不止一次地感到力不从心，卡尔和阿姆谢尔经常抱怨内森的胃口超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卡尔就曾抱怨，搜集到60万古尔登的资金“简直是个玩笑”。与此同时，补贴款转移中涉及的国家自然会眼红罗斯柴尔德家族赚取的大量利润。即便赫里斯和热尔韦有时也有怨言，普鲁士政府则至少将部分因英镑意外走低产生的成本转嫁给了罗斯柴尔德兄弟。汇率也是阻碍罗斯柴尔德兄弟与奥地利达成妥协的绊脚石。

此外，套汇和期汇操作的成功依赖于快速通讯。兄弟几个尽可能地共享可能影响外汇市场的消息：即将到来的新补贴款，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一项和平协议即将签订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快递系统传输比通过官方渠道或邮递系统更快的信息。但是时间间隔仍然非常重要，而内森经常被敦促加快系统的运转速度。当英镑在阿姆斯特丹猛涨了6%之后，詹姆斯难以抑制心中的焦急，写信指导内森：

亲爱的内森，现在如果你认为补贴款即将停止，由于货币少了，你应该知道汇率肯定会上升。但是如果你认为还会有更多的补贴款要转移，那么汇率将再次下跌……让我感到可怕的是，亲爱的哥哥，你竟然不写信告诉我你的看法，现在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阿姆谢尔同样非常焦急地想知道伦敦每天的消息，他让内森通过多种途径给他寄信——经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以及敦刻尔克——并用不同颜色的信封，这样他在邮局里的联系人扫一眼信封就能知道汇率是涨了（蓝色）还是跌了（红色）。

而且，即便拥有了快速通信的便利，仍有可能犯错。1814年7月，内森出乎意料地——“像一个疯子”——给法兰克福的兄弟们汇去了十几万英镑。这立刻导致了法兰克福英镑的贬值；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8月，并且扩展到了阿姆斯特丹，“沮丧”的卡尔开始担忧内森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萨洛蒙紧张地警告内森不要“把英镑压到某个水平以下”：“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你就很难再控制住股票交易所。”即便事态停止了恶化，但欧洲大陆对英镑的信心却遭到了重大打击。这种焦虑也被阿姆谢尔的自信进一步复杂化（这可能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担心的那样，坏消息没有尽快地到达他那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卡尔觉得应该停止投机英镑了：

如果早一点将这点写信告诉（在柏林）的阿姆谢尔，他就会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他会毫不犹豫地买进英镑。没人能够想象我所经历的事。他抵达莱比锡后，立刻以汇率136的价格购进了1万英镑。他的想法是英镑汇率会升到140，但是升到140后，他仍然不能决定是否抛出。他仍然坚持认为它会升到150左右……如果你那时写信给他，在自己头脑中有一个确定的数量，告诉他一半的数量，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买进更多的英镑。

当阿姆谢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感到“目瞪口呆”——他对英镑在柏林下跌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弟弟们的批评，“我还不够小心吗？”他反驳说。“你是希望在雨中跑出去而不淋湿自己。”萨洛蒙忧虑地总结，认为是内森指责过了头：“世界上没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固定住英镑的汇率，除非一个政府做好准备，愿意在一年内拿50万英镑去冒险，以实施一项货币计划……我真的认为，不存在某个时刻买进英镑能够阻止英镑下跌的情况，因为这个世界上这种货币已经太多了。”詹姆斯甚至建议改变战略：以持续下跌为预期，增加英镑的债务。从这时起，兄弟几个才慢慢对英镑恢复信心。到1814年11月的时候，詹姆斯发现时机再次成熟，他应该再次在汉堡股票交易所亮相来推高英镑，他在第二年初访问柏林时也确实如愿以偿。到1815年2月的时候，他能够信心百倍地向内森报告说：“在巴黎，英镑是升还是跌完全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从补贴款中赚取利润还有一种间接的方法：投机价格波动的债券。与汇率一样，债券价格对大规模国际款项转移反应高度灵敏，对相关的政治发展趋势同样如此。譬如，1812年2~10月间，俄罗斯债券的价格从其票面价格的65%跌到了25%，原因是法国入侵导致国债利息暂时停止发放。法国人从莫斯科撤军的消息让债券价格重振旗鼓：1812年11月30日，它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价格升到了票面价格的35%，1813年3月升到了50%，只有当拿破仑6月在萨克森获胜的消息传出后，它才再次跌到41%。而当盟军胜利消息的临近，俄罗斯债券的价格飙升，英国的补助款也为利息的支付提供了强有力的预期。这也让那些预测法国即将战败的人开始购买英国盟国的国债，尽管这些国家当时还处在风雨飘摇当中。罗斯柴尔德兄弟也试图尝试，尽管涉足时已经很晚。内森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巴黎进行一些投机买卖时，俄罗斯债券的价格已经接近票面价格。但是，詹姆斯相信它们的价格还会上升，因为他从热尔韦那里得知，债券利息即将发放。阿姆谢尔在1815年8月也从邻近的德国诸侯国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债券。1815年3月，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依据类似的计算，推高了奥地利债券。但是，从这些交易中赚到的钱远远少于套汇和期汇投机。实际上，持续的债券买卖非常可能导致惨痛的亏损——其中的原因将变得很明显。

内森的滑铁卢

当然，法国人战败以及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时，补贴款生意的结束已经可以预见——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些业务不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1814年的法国财政似乎被战争赔款消耗殆尽。尽管1800年之前累积的法国国债大部分被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抵消，但是拿破仑的战争还是在国内形成了12.7亿法郎的债务，而且国债的市价一直徘徊在面值的58%左右。拿破仑成功地改革了货币体系，将发行纸币的垄断权交给了法兰西银行，并且有效地用新的法郎代替了金银币。但是到1814年为止，巴黎贵重金属的储备量几近枯竭。当时要求波旁王朝复辟的盟军希望法国以附息证券的形式支付占领军的各项费用。罗斯柴尔德兄弟谋划在这些款项的转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毕竟他们在英国补助款输送业务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却落空了。尽管他们处理过一些以法郎为主的俄罗斯补贴款业务，但他们竞标法国给奥地利赔款中的一部分业务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开出的佣金只有0.5%；而且后来希望代理他盟国款项转移业务的愿望同样破灭。

因为如此，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回归似乎是一个喜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好运来了。波拿巴的“百日王朝”把欧洲再次拖进了战争，也让各国财政陷入了能够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如鱼得水的状况。内森从1815年急剧变化的局势中获利的想法是罗斯柴尔德神话的核心：他一再声称，由于首先得到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甚至比政府知道得都要早——内森能够从股市中赚一大笔钱。神话中更为离谱的情节——内森自己出现在了战场上，他骑着马跟随在威灵顿的身边，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奥斯坦德回到了多佛，他的利润在2 000万~1.35亿英镑之间——很久之前就被揭穿了。但是，历史学家——包括维克托·罗斯柴尔德本人——仍继续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从战争爆发以及盟军最终胜利的预判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即便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他们投资英国政府股票的收益就超过了1万英镑，他们从滑铁卢战役中获得的总利润据估计约为100万英镑。

但真实的情形远非如此。在1814年，战火再度燃起似乎能够带来高利润生意所需的环境，这没错——但是并不是因为战争对同一公债的影响，因为当时公债对于内森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当时是巴林兄弟公司获得了在1815年发行一批新金边证券的授权），而是他之前与赫里斯进行的生意此时有望恢复，因为内森认为拿破仑回归将带来资金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的急切需求。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完全正确。但罗斯柴尔德的通信表明，支付给威灵顿以及英国欧洲大陆盟友的资金比起1814年要容易得多。实际上，可能由于兄弟几个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错误估算，他们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在这点上，似乎现实与神话截然不同。

一开始，拿破仑的回归如内森说的那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个“让人不快的消息”。1814年3月初的时候，兄弟几个因预测维也纳和伦敦股市即将进入牛市，从而买进了奥地利股票。当拿破仑从厄尔巴逃脱的消息在同年3月10日传到内森那里时，这种预期落空了。他通知萨洛蒙，“资金转移出现了停滞，我被阻止向你汇送大额款项”。而在巴黎，情况更加糟糕：“目前不可能继续生意了。”詹姆斯报告说。但内森很快就重新投入到投机当中，这是事实。基于英国政府即将再次需要将现金运往欧洲大陆的设想，他开始在伦敦囤积黄金，后来将这些黄金卖给赫里斯，运送给威灵顿。涉及的金额是巨大的：单单4月的第一周，内森就买了“10万金币、5万英镑的外国金币、10万西班牙币以及近20万优质票据”。为了尽可能多地向赫里斯提供黄金数量，内森还将萨洛蒙派去阿姆斯特丹，将詹姆斯派去汉堡，“为军队采购大量黄金”并发回伦敦。赫里斯运往欧洲大陆的第一船黄金——价值3 000英镑的3个金锭4月4日起航；5月1日第二船价值2.8万英镑。到6月13日，他一共运送了价值超过25万英镑的黄金。4月22日，内森卖给赫里斯总价约为80万英镑的黄金；到10月20日为止，他提供的金币总价为2 136 916英镑——有884箱55桶那么多。此外，他再次接下了向英国盟友输送补助款的生意，最高峰时，一个月就要输送多达100万英镑的资金。这次，不仅俄罗斯和普鲁士，而且还包括此前反应冷淡的奥地利，都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现金——其他一批国家也同样如此，包括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魏玛、黑森、丹麦和撒丁。1815年，赫里斯与内森的交易金额总数达到了9 789 778英镑。

试想一下，这些款项的转移业务所收到的佣金与1814年一样，在2%~6%之间，仅此一项获得的利润就可能有39万英镑。但是，这还没有考虑到动荡汇率所扮演的角色，与1814年一样，它是补贴款交易获利的关键因素。内森在伦敦进行的黄金交易立竿见影的影响就是英镑的走弱，进而将金价推高，升幅高达23%。这是一场豪赌，因为整个3月份，英国是否再次对拿破仑开战还不确定。（如果战争推迟，内森可能会发现自己囤积的是一批没人要并且不断贬值的黄金。）当开战的决定最终确定时，内森寻求再次用欧洲大陆的货币推高英镑的汇率——他将英镑的汇率从对法郎的17.50的水平推高到22。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此时对自己控制交易所的能力十分自信。“任何地方都无须担忧，”他告诉詹姆斯，“我们在这里的资源就像‘狮子’，能够满足所有需求。”他在写给卡尔的信中表现出了同样的自信：“我不再为汇率的细小差异所限制，它给了我控制市场的力量。”内森还认为，他敢确定与赫里斯签订的协议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任何运到欧洲大陆的款项能够立刻从赫里斯那里得到偿还（之前他必须替政府预付大量的资金）。

但是他的计算在两个方面犯了致命的错误：设想击败拿破仑还需要冗长的战争，一年前欧洲大陆财政瘫痪的状况会快速再现，自己将不会遇到任何竞争。但事实上，拿破仑从厄尔巴回归，再到兵败滑铁卢，只不过是3个月的时间，而且前两个月只有两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这种情形的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能够在货币市场与他们展开竞争，这种情形在1814年可是从未出现的。麻烦的第一丝迹象出现在汉堡，让内森感到沮丧的是，詹姆斯发现自己购买金银并不能控制住汇率。接着阿姆斯特丹传来消息说，威灵顿拥有的金银比他预计的要多得多，因此1814年5月5日，内森“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要求我终止行动，因为你们发送的钱币太多了”。盛怒的他把矛头指向了詹姆斯：

我对你未能遵循我不断跟你重复的指令的原因自然会感到迷惑不解……我肯定你不知道你对我造成的伤害……由于你的疏忽，我失去了至少7/8的应得的生意……你所做的遵循的是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我的指令，我之前就提到过。我请求你立刻停止购买钱币或以伦敦的名义出票，如果这样做了，我将不会再支持你的任何业务，也不会接收任何汇票，我会让他们返回给你，以示抗议。希望我无须再重复这一点。

但这一切很难说是詹姆斯的错。如戴维森指出的那样，原因很简单，内森遭到了诸如赫克舍等欧洲大陆银行家的偷袭，赫克舍洞察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运送金银的秘密，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汉堡以及阿姆斯特丹向伦敦运送金银的目的，是要将它们再次运回欧洲大陆：

当我离开伦敦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先生和军需大臣每个人都焦急不安，因为要尽可能筹集尽量多的金银。要完成这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由伦敦花钱筹集。但形势自那时起发生了逆转，长久期待的战争只停留在准备阶段，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打响，其后果就是金银能够从四面八方筹集到。此外，波拿巴再次占领法国时那些无意参与金银买卖的银行，现在都想分一杯羹。

詹姆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巴黎，萨洛蒙此时到了阿姆斯特丹与卡尔会合，试图扭转英镑的下滑势头，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滑铁卢的战争形势到了结束一个时代的最高潮。毫无疑问，首先接到拿破仑战败的消息非常值得高兴，这归功于罗斯柴尔德消息传递系统的迅捷，使得信使能够将消息版的第5份公报——1814年6月18日午夜在布鲁塞尔发布——经敦刻尔克和迪尔，在19日夜里送到了纽考特。这离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在战场上胜利会师只过了24小时。近48小时后，亨利·珀西上校才派威灵顿的军官向内阁报告获胜的消息，而消息送达时，内阁大臣们正在哈罗比爵士的家里共进晚餐（21日晚上11点）。实际上，内森20日就将有关消息转达给了政府，但没人愿意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名信使从根特带来的消息同样没人信。但无论消息到得多么早，在内森看来，滑铁卢获胜的消息一点用也没有。他并不期望决定性的结局如此快速到来；实际上，就在战役结束的5天前，他刚为英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借了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而且就在他的信使即将到达伦敦时，他正在安排一笔支付给巴登的补助款。现在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让他以反法联盟的名义进行的金融业务显得过早了，而且会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兄弟几个不仅持有大量不断贬值的金银，而且还持有需要在阿姆斯特丹出售的100多万英镑的国库券，更不用说一系列只完成一半的补贴款业务，和平协议一旦签署，这些业务全部要终止。当军队报告抵达纽考特证实战争结束指日可待时，内森面对的不是传说中巨额的利润，而是沉重且不断增加的亏损。他在英国军队中的代理人约翰·罗沃思描述了他从蒙斯步行前往热纳普的经历，白天顶着烈日和滚滚灰尘，晚上在战场上露宿。当他最终找到威灵顿的军需官邓莫尔时，后者将他带去的价值23万英镑的普鲁士币退给了他，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尽管内森让兄弟们继续为威灵顿提供货币，但是只有停止这样做才能存活下去。7月底，“惊恐的”卡尔暂停向军队提供款项。两个月后，詹姆斯发现自己现金极为短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与他们不同的是，阿姆谢尔此时沉浸在法兰克福的钱海里，但是那些钱没有一个人需要。卡尔承认，“现在我们不需要为军队找钱，它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到这年年底，詹姆斯减少了向德拉蒙德在巴黎的存款机构提供的资金，试图收回一部分货币——这一建议遭到了断然拒绝。更大的困难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卡尔发现很难以内森与赫里斯达成的相对理想的折扣卖出英国国库券。事实上，和平的突然到来使得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流动性变得极强，这类长期的票据根本卖不出去，兄弟之间新一轮的争执再次出现。法国的崩溃也对补助款业务带来不利的冲击。在柏林，詹姆斯与普鲁士政府的谈判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滑铁卢战役的消息让英镑的汇率飙升。其他的德意志公国很快开始为自己的补助款争取更好的汇率。更加让几兄弟感到痛苦的是，家里传来了噩耗：朱莉·罗斯柴尔德去世，年仅35岁。“我真的感到非常沮丧。”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两周后跟卡尔说：“我难以支撑着去参与原本希望参与的生意。妹妹去世的消息让我精神恍惚，由于这个原因，我今天只做了一点生意。”所以，威灵顿获胜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的并不是大量的利润，而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在伦敦，狂乱的内森希望从损失中寻找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被传出购买英国股票。7月20日，伦敦《信使报》的晚报版报道说，内森买了“大量的股票”。一个星期后，罗沃思听说内森“利用得到的滑铁卢大捷信息赚了不少钱”，并且希望参与更多的政府证券的买卖，“只要你认为哪些是值得买的”。这似乎证实了一种看法，即内森确实凭借他对战争结果的信息优势，买了统一公债。但是，他从中赚到的利润不会很多。维克托·罗斯柴尔德已经证实，统一公债的价格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前一周左右已经从最低点攀升到53点，即使内森在6月20日在公债价格为56.5点时，以2万英镑购买了最大数量的公债，一周后在60.5点时抛出，他的利润也仅仅约7 000英镑。有关信托债券（Omnium，另一种政府债券）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它在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升了8个点。实际上，几兄弟的消息人建议这类交易的规模不宜过大，等到和平协议真正签署之后再大规模投入。一封来自内森的信中透露出了不寻常的焦虑，信中暗示，这些债券都是颇伤脑筋的投机，因为它们全部建立在法国人将无条件接受任何和平条款的假设之上：

一切都还好，比想象的要好。我十分满意，我去见了赫里斯，他让我感到……挺好的。他发誓一切都很好。我在61.125和61.5两个价位买进了证券，赫里斯发誓说……一切会很好，我们都信心十足。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按照萨洛蒙的说法，内森还以107点的价格购买了45万英镑的信托债券；如果他采纳了他兄弟的建议，在120点的价位抛出，他的利润将可能达到5.8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显然没能打动内森；他懊悔当初怎么没有多买一点，并且仍旧持有债券，等待第二年冲到更高的价格。事实上，直到1816年后期，内森或许才在证券投机中获得最大的胜利：他以62点的平均价格购买了65万英镑，其中的大多数他在1817年以82.75点的价格抛出，赚到了13万英镑。但是，这并不是他自己能保留的利润，因为最初的资金是按照赫里斯的建议，以政府基金投入的。

弥补滑铁卢战役损失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途径是，尽可能地延长英国支付盟国补贴款的时间。在这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盟国中有着许多“无价的共犯”，这些人也希望在和平协定签订、补贴款终止前，尽可能多地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10月，普鲁士代表约尔丹私下里承认，欧洲大陆多国正在拖延和谈，以确保获得多一个月的补贴款；而价值为1 100英镑英国证券的礼物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处理普鲁士的补贴款。另一个合作的官员与之前一样，是俄罗斯的热尔韦，他得到了一份大礼（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的补贴款的2%份额）。“最重要的事情，”詹姆斯从巴黎报告说，“是热尔韦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特使。他昨天对我说：‘罗斯柴尔德，我们一定赚钱’！”之前不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地利政府也将其一部分补贴款业务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部分归功于林堡的游说）。正如卡尔发现的那样：“与奥地利人做生意并不容易……但是你只要赢得了他们的信心，你就一劳永逸了。”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竞争的增加导致佣金减少，套汇获利也变得艰难。一些政府——比如，萨克逊–魏玛就急切地希望避免“钱最后全部落到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手中，他毕竟是个犹太人”。几个兄弟不断提及这段时期他们的利润十分微薄（经常是1%），而阿姆谢尔是否值得为那些由他代理补贴款业务的德意志小公国——包括法兰克福、萨克逊–科堡和科堡–萨菲尔德感到“心碎”，让人怀疑。萨洛蒙和阿姆谢尔都非常冷静：“你不可能每天都能挣到百万利润。”萨洛蒙提到与普鲁士的谈判时这样说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被迫发生的事情。做你能做到的事；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整个世界不可能“属于罗斯柴尔德”。“这里的情形与英国不同，在伦敦，每周都有数百万的交易发生。而在德国，10万古尔登已经是笔大生意了。”这些“宿命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给在伦敦的内森听的。

1815年的夏天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无疑是个大丰收的季节。这年3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似乎表明，兄弟几个的总资产与1810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1815年，至少2/3的金额是内森名下的，而他并不是1810年家族协议的一分子。考虑到1810年的资金全部是其他4个兄弟的，这意味着欧洲大陆方面的资金实际上可能出现了减少的情况。此外，1815年的协议签署在百日王朝危机前，因此可以被看做是早期成功的证据（主要是，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1814年为赫里斯进行的业务利润丰厚）。1816年夏天，兄弟几个估计他们所有的资金总额在90万~100万英镑之间，这暗示资金在1815年3月~1816年7月间翻了一番。1818年6月，资金总额已经是177.2万英镑了（两年内增长了3/4），这是个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就是这种高速增长出现的时期。

困难在于几乎不可能准确地判定罗斯柴尔德兄弟财务上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回归让整个局势变得一团糟，他们的各种补贴款生意在1814~1815年间巨大的变化，让他们原本就已混乱的会计程序彻底崩溃。

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是在1814年6月，卡尔继续筹集一笔大额补贴款生意所需的资金。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诈骗”（发行融通汇票,或与真正商品买卖不相关的票据）。当詹姆斯抱怨这一点时，卡尔指出，“记账”并不是他的职责。在这个时期，萨洛蒙被认为是家族的会计师——他是能够让父亲一直感到高兴的人，因为他能够“在一分钟之内让他在纸上变得富有”。但即便是萨洛蒙，也很快发现难以追寻内森以几个兄弟的名义进行巨额生意的去向。到1814年8月的时候，萨洛蒙和阿姆谢尔只能承认：“完全陷入混乱，根本不知道钱在哪里。”“我们加在一起非常富有，即使我们五个人各自分开来看，身家同样不菲。”萨洛蒙焦急地写信跟内森说，“但是钱在哪里？”内森的回答（可能更尖刻）是“（卡尔）应该有一个账本”。

问题在1815年9月再次出现，当时在欧洲大陆的几兄弟出现了现金短缺的危机。“但是亲爱的内森，”萨洛蒙写道，“你那里一定有大量的资金，因为我现在已经陷入了负债状态，而阿姆谢尔的现金也所剩无几。钱肯定全部到了你那边，但你却写信说你也有如此多的债务。那么我们的现金储备去哪里了？”经过计算，萨洛蒙发现自己仅巴黎一个地方就欠了12万英镑，他几天后再次质问内森：

我们的钱一定在你那边。我们这里近乎赤贫，没有一分钱可以动用。阿姆谢尔剩下的钱不足100万，因此大部分钱一定在你那里……找出家族的钱在哪里，亲爱的内森。我不知道我们的钱去了哪里。这很荒谬。但愿我们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它们能够冒出来。

内森则回信暗示，阿姆谢尔才是一个“大财主”时，形势变得近乎恐慌。

问题是阿姆谢尔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有一系列的补贴款业务要处理，最终也将面临现金干涸的局面，而卡尔的基金在阿姆斯特丹几乎全部被英国国库券套牢。巴黎的形势同样紧急。“这种无穷无尽的债务真让人苦恼。”詹姆斯抱怨说，“我们必须支付的款项巨大，非常巨大。”萨洛蒙也应声说：“亲爱的内森，你写信说你那边有一百万或两百万英镑。你实际上一定有，因为我们的哥哥阿姆谢尔已经没钱了，我们都没钱了。但我们中的一个人一定有钱才对。”实际上，欧洲大陆的几个罗斯柴尔德这段时期避免“破产”的办法只能是短期借贷和进一步使用融通汇票。当然，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指责内森应该为他们的窘境负责。与他们的父亲早年批评内森一样，萨洛蒙尖锐地指责他弟弟管理不善：“我们只能依靠奇迹和好运，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的账做得十分糟糕。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样重要的交易应该非常精确地进行。不幸的是，你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毫无章法可言。”他们的账记在“头脑里”的太多，而不是写在纸上。奥地利政府担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破产”，这让人觉得惊愕吗？

内森试图向兄弟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阿姆谢尔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族财富脆弱的一些证据。“你说我无须质询钱到底在哪里。”他向内森抱怨说，“在这方面，我与小安塞尔姆（萨洛蒙的儿子，当时13岁）很像，他总是问钱在哪里。‘人们说我父亲有500万英镑。’他说。他希望看到堆在一起的这些钱。”安塞尔姆想知道，父亲和叔叔们是百万富翁，还是破产的人。现实的不确定性让阿姆谢尔感到无比困惑：“我必须告诉你，自从1815年10月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我不能再承受下去。如果你希望你的哥哥身体健康，那么你就必须减少他对钱的忧虑。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我必须放松下来……我已经丧失了投机的激情。”他抱怨说，兄弟几个“生活得像酒鬼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欠英国政府的钱。”

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段混乱的时期到来时，赫里斯也在下院中面临着“管理不善”的指责，然后他向内森索要所有详细的财务报表。赫里斯在下院里最主要的批评者亚历山大·巴林突然发难，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盘算。但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指控并无不妥。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的交易中，至少与一个国家（俄罗斯）的交易获得了额外的佣金，并进行了贿赂，而这些赫里斯并不知悉。此外，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补贴款业务的早期曾利用汇率差异赚取利润。因为需要润色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账本，所以尽管面对“非常挑剔”的赫里斯的再三要求，罗斯柴尔德兄弟还是竭力拖延了好几个月。即使这意味着需要让巴黎的办事员通宵达旦地赶工，但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伦敦的声誉免遭破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萨洛蒙说：“英国是我们的粮仓。”1816年初，如此害怕卷入丑闻的内森写信给阿姆谢尔，建议他暂时不要在法兰克福买新房子：

我问过赫里斯，他给了我了一个没头没尾的回答，让我别购买奢侈品，因为报纸会立刻写文章针对我，英国官员也会开始质询我……你最好能听从我和赫里斯的建议，别买房子，等到我的账目理顺了再说。

赫里斯此时已经接到德拉蒙德从巴黎发回的不安信息，德拉蒙德说，詹姆斯向他保证说，为了避免引起汇率变化，进行“虚假交易”是必要的。“这一点我敢说是千真万确的。”德拉蒙德焦虑地说，“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将接受审计人员核查的账目，要竭力避免的就是弄虚作假，因为这通常是审查的重点……但要求所有的会计人员摒弃所有虚假，这是合适的要求吗？”德拉蒙德不知道的是这种虚假的程度。当他的同事邓莫尔1816年3月探访詹姆斯时，詹姆斯承认：“我的心剧烈跳动，我害怕他可能要求我把他的钱送交军队。”詹姆斯当时手里只有不到70万法郎，远低于邓莫尔可以合法要求的数字。

最终，几兄弟无人能够承担解决账目问题的任务。这一重担落到了本杰明·戴维森的肩上，他必须重组前一年超乎寻常的交易，并竭力隐藏无数的违规行为。他面对的困难是令人畏惧的。首先，罗斯柴尔德兄弟没有一个采用复式记账法。就如阿姆谢尔说的那样，柏林的银行家门德尔松“知道如何处理每个（联合账户），而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我们只能依赖簿记员所说的话。加塞尔告诉我，‘我们在普鲁士交易中赚到了不错的利润’，我只能相信他”。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毕竟，复式记账法1494年就由威尼斯人卢卡·帕乔利发明，至16世纪末期时，已被欧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采用它的事实也说明，资本主义化的法兰克福犹太社区在技术上是相当落后的（但当然，这也意味着商业天才可以在没有会计的情况下运作生意——至少一段时间）。第二，会计记录之间存在巨大的缺漏，这反映了在法国占领期间，在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养成的保密习惯。第三，便是大量利润来自汇率波动的难题，这些也是赫里斯不知道的。最后，最让戴维森感到头疼的是，几个兄弟发行了“虚假”的融通汇票，总额达到了200万英镑。戴维森无奈地说：“他们早就应该想到……赫里斯有一天会查看这些账目。”

幸运的是，戴维森能够将账目“修葺一新”，向政府展示的数字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补贴款以及其他支付业务的主要受益人；最后，萨洛蒙的论断似乎被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同僚所接受，即“即便100家银行也不可能在9个月里承担如此规模的业务，并为政府带来利润”。当军需部1816年10月撤销时，赫里斯在得到了一笔补偿金后光荣地离任，而且下院阻止他担任皇室专款审计员的动议也被否决。但无论怎样，直到1818年1月，萨洛蒙仍然担忧账目的事情：

我们现在仍然未摆脱政府的怀疑……只要政府仍然怀疑与赫里斯有关的账目，我们就难脱干系。我们富有还是我们能够逍遥自在？在我看来，没什么钱的仆人比我们还自在。为什么？因为他手头没有一个拙劣的账目，而且政府不会时刻掐着他的脖子。

因此，公平地说，1814年和1815年的巨额利润获得的途径比传统的滑铁卢神话中提到的方式要更神秘，也更危险。

兄弟互助的典范

在19世纪的欧洲，兄弟互助的想法极其重要。互济会成员、自由党人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均将兄弟互助的关系理想化，寻求超越家庭建立一种虚幻的兄弟情谊。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宗教教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但是《欢乐颂》这首席勒的诗被贝多芬谱写成曲后，兄弟情谊便被赋予了革命性的重要意义。正如法国大革命广为人知的口号所喻示的那样，想象把所有的人变成兄弟，是把他们想象成自由平等关系的关键。

当时的人们经常从罗斯柴尔德兄弟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得到启发，认为他们是兄弟互助理想的典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今天的欧洲，一个家庭像迈耶·阿姆谢尔夫妇一样生5个儿子，或再生5个女儿，也并不少见。弗朗西斯·巴林也有5个儿子。实际上，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18%的已婚妇女都有10个或更多存活的子女，超过一半的妇女有6个或更多的孩子；德国的统计数据也大致相同。让当时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似乎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协作关系运转着家族生意。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根茨在他为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写的那篇著名文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点：

五兄弟以巨大的责任心谨遵他们父亲临终的教诲，维系牢不可破的团结，在所有生意中保持协作……每一宗生意的提议都出自集体的考虑；每项业务，即便不是那么重要的业务，也都根据一致同意的计划进行并展开分工协作；生意的成果由五人平分。

他们在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也认同这一观点：“五兄弟之间的和谐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着挑另一个人的毛病，不会批评另一个人的生意，即使生意的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盛，”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评论说，“归功于他们的团结，这种团结的感情似乎遍布于那个家庭的所有分支；这种团结与他们的资金和能力一样重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是阿拉伯的部落。”这很快演化成了“五个法兰克福人”的神话。一个德国作家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

这五个弟兄一起组成了一个难以攻破的方阵……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从不单独地从事任何一件事，所有业务都由几个人共同完成，总是遵从相同的体系并追逐相同的目标。

如果兄弟间的和谐一直是这样的话，这些评论便显得多余。矛盾之处在于，与诗歌中颂扬的理想化兄弟情谊不同的是，真正的兄弟很少能很好地共事。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知道约瑟夫和他兄弟的故事，有关兄弟阋墙的著名案例：加德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弟弟约瑟夫的憎恨，约瑟夫与弟弟本杰明亲密的兄弟情，大哥鲁本复杂的感情，暴力的冲突和最后的和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的霍普兄弟以及巴林兄弟，兄弟之间也少见吵闹，但却未能以兄弟团结的名义超越个人的差异。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财力上超越他们时，他们似乎成为了混乱理想的化身。

但是，在现实中，在1814年和1815年混乱的环境下，维持兄弟间的友爱远不是那么容易。由于他们的资源被一系列巨额、高风险的生意套住，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个人关系经常恶化——有时甚至到了破裂的边缘。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便是内森对生意伙伴日益傲慢的态度。从技术上讲，根据1815年的协议，五兄弟都是平等的：利润平均分配，内森给每人一张价值5万英镑的本票，以补偿他在资金中占据的超大份额（而多出的利润）。但是萨洛蒙和其他几个弟兄当时评论说，内森富有攻击性的脾气以及公司业务以英国为核心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使得其他几个兄弟沦落到了代理人的地位。萨洛蒙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内森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其他几个则是他的“元帅”，而他们要处理的资金则是“士兵”，这些士兵“必须时刻准备好”。内森也被人们拿来与拿破仑——而反对拿破仑成为罗斯柴尔德兄弟金融活动的最终指向——相提并论，便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例，而他的兄弟们在这个对比中也没有被落下。

斯温顿·霍兰德1824年对他的合伙人亚历山大·巴林说：“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对他的金融活动并不感到忧虑。它们通常经过精心策划，被聪明、熟练地执行——但他就如战争中的波拿巴一样，所不同的是他身处金钱和基金的世界里；一旦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就将和法国人一样一败涂地。”对路德维希·伯恩来说，内森和他的兄弟都是“金融波拿巴”，这样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被作家们刻画着。但是实际上是内森成为银行业世界中的波拿巴，他与法国皇帝一样对风险有超越常人的兴趣，并且难以容忍无能的部下。

早在1811年——甚至在他们父亲去世前——内森的兄弟们就开始抱怨他在来信中偶尔出现的自大语调。但直到1814年年中，他才真正开始以主导合伙人的形象出现，更别说他“作威作福”的做派了。1814年6月，他命令萨洛蒙去阿姆斯特丹协助詹姆斯，并抓住机会抨击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我告诉你，阿姆谢尔和卡尔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你不会知道他们写信给我时是多么的愚蠢，向我要钱时就像疯子一样……老天爷作证，他们如此愚蠢地写信给我，今天我太生气了。阿姆谢尔写信给詹姆斯，似乎觉得詹姆斯可以独自处理生意。”这些话显然让几个弟兄极为不满，而戴维森希望内森停止“蔑视性通信”的呼吁也来得太晚。心力交瘁的卡尔气得病倒了，他警告内森，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一个合伙人很快便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萨洛蒙也抱怨说“我心里绞痛”，他的语调比卡尔更为愤怒：

我一刻也不能相信，即便我是学识过人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也不能将其他四个兄弟看做是愚蠢的学童，自己是唯一睿智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比现在更加难过。坦率地说，我们既没有喝醉，也不愚蠢。我们有一些伦敦显然没有的东西——我们的账目清晰有序……如果我的眼泪是黑色的，那么我就能更轻易地写更多的内容，而不是用墨水来写……每到英国通信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这些信件……一个人不能这样给他的家人、兄弟和合伙人写信。

但是他们所有的抗议，得到的回应只是内森强硬的威胁——解散家族生意：

我必须承认，我彻底厌恶了周期冗长的生意和令人不快的后果……从今天起……我想如果萨洛蒙关闭巴黎的业务、带着账本来伦敦将再好不过。戴维森可以带着阿姆斯特丹的账目过来，届时我们就可以清理账目了。我也希望得到法兰克福的账目……因为我厌倦了合伙人制度……我知道你们全都非常聪明，现在感谢上帝，我们5个人将会和平了。

这番话收到了效果；这之后，内森下命令时很少遭到挑战，萨洛蒙在1814年8月写给萨洛蒙·科恩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我在伦敦的兄弟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我是他的陆军元帅，我必须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必须向司令提供报告、评论等。我有时必须把事情描述得夸张点，以显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多么认真，但是我仍然十分迷茫……做一个好司令，你应该知道一个好司令应该知道的东西，不要总是想着往前冲，你应该偶尔采取防御的策略，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那样，萨洛蒙仍然担心内森做事过了头，但是他显然将自己看成了一个从属和顾问的角色：“我们把你看成是司令，我们自己则是将军。上帝可能会给予我们幸运和祝福以及成功。这点上我们仍然是将军。那些缺少平和、运气的人甚至连下士都不是，但愿不是这样。”卡尔也接受了内森的统帅地位，尽管他说得比较隐晦：“我只是马车的最后一个轮子，只把自己看做是一部机器。”他和萨洛蒙可能并不喜欢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内森让他们待在那里的话，他们便会照做。即便萨洛蒙请求回法兰克福——他在之前3年只在法兰克福待了3个星期——看望他的妻子或出席他孩子的洗礼，都被内森认为是不合理的；第二个请求被批准的前提是萨洛蒙在法兰克福待一天后便要回到巴黎，而且在法兰克福期间还要参与整理那里的账目。内森只关心一件事：生意。“你所有的来信，”萨洛蒙厌烦地抱怨说，“都是付这个钱，付那个钱，发送这个，发送那个。”

自从1811年以来……哪里的业务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如果今天西伯利亚需要我，我就会去西伯利亚……请帮我一个忙，不要再给我寄让人不快的信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小旅馆里，经常在一支蜡烛的昏暗光线下，等待他弟弟的来信。而读完信，他并不是满心欢喜地上床睡觉，而是极度沮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年轻时的欢乐已经离我们而去；不幸的是，我们还要跟它们说“晚安”。我们的胃口如此的差，再难享受到饕餮美食的快乐。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远离了我们。我们应该放弃通信的快乐吗？

但是内森仍旧沉迷于他唯物至上的信念：

我写信给你以表达我的想法，写信给你也是我的职责，见鬼……我不止一次地通读你的信件，可能不下100次。可以很好地想象那便是你自己。晚饭后，我通常没事可做。我不读书，不玩牌，不去剧院，唯一的欢乐就是我的生意；出于这点，我读阿姆谢尔、萨洛蒙、詹姆斯和卡尔的来信……就卡尔的信（说的是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来说，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保持富有，所有人都会讨好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赚钱的人则会妒忌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太好，如果一个好事者向他耳朵里吹一些风，他就会想，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但事实上是，他们追逐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私下里，即便根茨也承认，现实中，内森才是“护民官”（五兄弟之首），是他拥有“敏锐的直觉，让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两个好的选择中，挑对更好的一个”：

巴林最复杂的推理启发了我，由于我近距离地目睹了所有的事情，巴林和霍普兄弟比更聪明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中拥有良好判断力的一个（五个兄弟中，一个不那么聪明，另一个聪明却有些软弱）少了一点自信，如果巴林和霍普失败了，我能很自信地断定，这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罗斯柴尔德更聪明，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段话中使用的是单数“罗斯柴尔德”，而不是罗斯柴尔德兄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的“金融波拿巴”。

而根茨提到的“不怎么聪明以及聪明却有些软弱的人”可能是指阿姆谢尔和卡尔。这有些不太公允：更准确的性格描述是，他们比起其他兄弟，更倾向于少冒风险。阿姆谢尔是五个兄弟中最谨慎的，经常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我，不想吞下整个世界。”他在一封典型的家信中写道。他的理想是“安安静静地工作”，不用担忧任何事，而这恰恰是内森的拿破仑式方法必然带来的东西。

排行第四的卡尔则一直紧张而且缺乏安全感，他和阿姆谢尔一样野心不大。“我厌倦了生意，”他在写给大哥阿姆谢尔的信中这样说道，“希望上帝能给我小小的、足够住的地方，能够让我有衣服穿，有面包吃。我并不想飞上天。”这种感觉在阿姆斯特丹遭遇英国国库券买卖惨败后，无疑更加强烈，那次惨败使他遭到了猛烈的指责。在这之后，如萨洛蒙提到的那样，卡尔心理上开始“恐惧”内森，尽管他仍然能够在“老板的背后”小声地数落他的不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萨洛蒙自己有智慧和信心质疑内森的策略；但是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高级雇员，如戴维森和博朗的说法，萨洛蒙太“安静而且思前顾后”，“把许多事情埋在心里”以容忍他弟弟好斗的性格。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更倾向于和内森一样反对其他兄弟。

但是，内森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合伙人制度并没有降格为独裁制度。这其中有一些原因。首先，内森的小弟弟詹姆斯——1815年才23岁——与其他三个相比，不怎么顺从他的意思。在1814年兄弟几个争执最火暴的时候，詹姆斯仍然保持着冷静，他有些讽刺地告诉萨洛蒙·科恩，他允许内森“指挥他数百万次，他会把它们当做是苹果和梨，乐意承受”。尽管詹姆斯有时想要离开巴黎，但他却一直留在那里，而他这样做不可能是因为内森的要求。最小的弟弟与内森一样聪明，脾气也类似，而且詹姆斯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敦促他的哥哥们采用复式记账法。实际上，只是年龄上的差异才迫使詹姆斯在之后的20年里继续顺从内森。即便承认了内森的领导地位，詹姆斯也远不那么恭敬。“现在重要的一点是为英国制订一个明智的计划，”他在1818年3月写信给内森，“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让你自己做决定。我的职责就是让你注意到这件事，而你作为统帅的责任，就是要拿出解决办法。”早在1816年12月，卡尔就抱怨詹姆斯措词尖刻的信件，詹姆斯在信里说法兰克福公司挣的钱不够多。他这时已经表露出与内森相似的特性。与此同时，内森（以及后来的詹姆斯）有时需要其他兄弟来牵制一下。阿姆谢尔在滑铁卢战役后生意最糟糕的时候，写信给詹姆斯说：

一个人不应该感到困惑。这里就涉及合伙关系的好处。如果一个合伙人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必须保持平静。如果他们全部失去了理智——那么说晚安吧！我希望这封信能让你安静下来，并感谢上帝，我们获得财富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实际上，内森有时确实非常乐意将一个困难的决定推迟做出，声称需要咨询兄弟们的意见。有时，这是一种谈判策略；有时，他确实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最后，不论他们争吵得多厉害，兄弟几个仍是相互间最信任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萨洛蒙模仿内森的笔迹在一些票据上签了名，因为内森忘了背书，而这意味着其他人也能这么做。即便最好的办事员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一个叫做费德尔的人似乎对阿姆谢尔产生不适当的影响时，卡尔的反应不能被看做仅仅是嫉妒。同样的，他们的姐夫（妹夫）或妻子的哥哥弟弟都被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们被看做是有意染指家族生意的“外来人”。詹姆斯曾特地提醒内森，他过于信赖他妻子的亲戚萨洛蒙·科恩和妹夫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摩西的兄弟）了，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

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即便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东西，也无外于吹捧，没有一句真话，这很难得；当他们走开时便会嘲笑你的轻信。亲爱的内森……你聪明坦诚，你了解这个世界……在你的书信到达之前，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因为萨洛蒙告诉我，伦敦现在已经与以前不同了，不仅蒙蒂菲奥里和萨洛蒙·科恩不允许再阅读和仔细研讨信件和生意，即便戴维森也不允许这样做了。这点从你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

类似的是，兄弟几个都密切关注卡尔试图在汉堡找一个妻子的事情，因为卡尔与哪个家族联姻是关系到他们共同利益的大事。说到底，他们之间有着兄弟情谊的深厚纽带，它发源于犹太街，也是其他任何关系所难以替代的。“当我们全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时，有人答应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吗？”萨洛蒙有一次这样对内森说，因为内森埋怨他过早地卖出公债。这些记忆从没被完全忘记，不管兄弟几个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不管他们在信中争吵过多少次。

兄弟团结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次，便是兄弟几个争执是否要修改1815年的合伙人协议。1814年和1815年大交易的结果是几个兄弟之间财务上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这很难解开。而此时的问题是，詹姆斯是否被允许在巴黎以“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名字来成立一家新公司，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兄弟五人。尽管詹姆斯反对合并各个分公司的账目，阿姆谢尔仍然心存忧虑，他担心詹姆斯会把他扯进风险业务中。他和卡尔只有在詹姆斯保证不公开合伙人资金的情况下——为保密起见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也将成为一个被沿用的举措——才能同意了詹姆斯的要求。结果是一个折中妥协，花费了近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1818年的协议相应地将兄弟五人的合伙人关系定义为“三家联合商业机构，按照五个合伙人的相互责任进行运作”，与此同时“形成协调一致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分，它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五兄弟以更深远、持久的兄弟互助情感来协调个人分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