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通货膨胀的选择

问题依然是，超级通货膨胀的灾难是否可以避免。

很明显，任何试图将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英国式”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产出下降5%还是失业率超过10%（1920~1921年英国的通货紧缩带来的结果）都可能影响政治局面。但马克真无法稳定在1美元兑换50马克，或是战前价值的8%吗？可以说，这种货币稳定程度（类似于南斯拉夫、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情况）是不会造成英国式经济萎靡的。

德国在1920年向持久稳定迈进的第一步是更大限度地降低预算赤字。作为国民生产净值的一部分，1919年赤字下降的幅度为18%，1920年为16%，而1921年则为12%。此外还需多管齐下。合理的税收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韦伯认为，如果直接税收的收益并没有被1921年中期后出现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所侵蚀，那么1920年7月到1921年6月之间的实际赤字将仅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更实际一点儿说，如果埃茨贝尔格同样提高了消费税，他的整个税收体系在中产阶级眼中可能也不会显得如此“财政社会化”。在埃茨贝尔格的改革下，来源于直接税收的帝国税收获益份额从1920~1921年的60%上升到1921~1922年的75%，与此相比，战前水平仅有14.5%（包括印花税）。此外，更高的消费税——在左派人士眼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实际上变得更容易征收。公共开支也出现了相应的削减。为了将1920年的赤字减少一半，需要将税收增加15亿黄金马克，同时削减开支。

当然，仅凭财政政策是无法解释失去持续稳定的原因。尽管货币政策深受政府债务货币化的影响，但也不至于出现具有依赖性的彻底的可变因素。问题可以得到简化。从流通货币方面看，1920年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实际上高于1919年或1921年。由于当时非帝国银行持有的国库券出现上升趋势，这种扩张仅有很小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于政府的持续性赤字。上述情况反映了货币市场的高度流通以及德国银行的静态贴现率政策，导致直到1922年，市场利率保持在3.5%，贴现率在5%。尽管德国银行在1919年确实受到国库券贴现停止的威胁，但它并不会收紧私营部门的信用状况。实际上，当这种紧缩初具形态时，它出手进行了干预，试图通过对商业票据进行贴现来保持经济流通性。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实行另外一种货币政策。直到1921年5月，德国银行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储备金要求。显然，由于将储备金中的战时附加纸币与黄金视为等价物，这些规范被大为削弱了。但1920年年底，这些纸币的总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2.5%；而德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却与其1913年的水平旗鼓相当（10.92亿黄金马克），占流通货币实际价值的19%（1913年这一比例为18%）。因此，实际稳健的货币政策在1920年能够得以实施，而且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实际货币收缩。为了避免内部货币改革的法律困境，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马克纸币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5或10黄金芬尼。

这些措施为何没有落实？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该时期内德国经济理论的不足，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出于完全虚假的原因而反对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政治家们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让通货膨胀恣意发展所带来的风险。1920年6月28日，康斯坦丁·费伦巴赫总理敦促国会代表，“当下极为紧急的是要促进帝国财政的改革”：

浮动债务的大肆增加抑制了货币的购买力，限制了我们的信用并将物价抬升到虚高的地步。纸质货币的数量并不意味着繁荣（太对了！），而是仅仅体现了日益增加的贫穷程度。货币价值越低，对薪资的抗争就越发激烈——没有什么能够与飞涨的物价比肩。它给贸易和交通运输，给工业部门和劳动者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国家财政和经济崩溃的可怕局面，那么就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来解除这种危险。

他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也明确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对赤字财政风险的认识，并深知自己不得不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

那么，此时有没有反对这种稳健政策的声音呢？其实，确实有些人反对货币贬值。例如有人认为，对于拥有战时外币债务的企业和个人来说，这意味着马克就无法在长期内实现复苏。然而，更重要的是存在国内流通危机或“信用短缺”的危险。就算没有实行稳健的政策，1921年上半年出现的破产情况也会比1920年上半年高出2.5倍。当然，应该忧虑的并非破产本身，而是由此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但紧缩政策确实可能会引起价值重估的“二次革命”。

毫无疑问，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造成失业率的增加。货币贬值虽然可以停止国外的马克投机并阻止未来面向马克的资产投资，但它同样可以消除出现在1921年和1922年的德国贸易赤字的扩张，并因此为国内的消费设定一个最大限度。而且，稳定的物价和货币贬值也可以刺激1920年开始的投资项目的继续发展（但随后还是被取消了）。同样，我们也无法设想国外贷款有任何永久性停滞的可能性。毕竟，它在1924年迅速恢复，但可能会承担比1920年造成的货币贬值更加严重的损失。可以想见，1920~1921年的稳定政策危机的危害性会次于1923~1924年的紧缩局面；当时，货币经历了彻底的崩溃，国民生产净值下降了10%，工会成员中的失业率达到高峰（25%），其中还不包括超过40%的临时工。如此级别的失业率直到1931年才再次出现。与此相反，1920年的失业率只在两个月内就超过了5%（7月和8月），全年的平均水平为4.1%。法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失业率将会翻一番。与1923年和1924年的情况相比，工会成员中约10%的失业率象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软着陆”。

魏玛政治家对失业率造成的社会结果的担忧未免被夸大了。实际上，在1920年马克相对稳健时期，失业率引发了无数的小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反卡普总罢工之后，同时伴随着一些消费者针对过高物价的抗议活动，因此难免会引起当局的恐慌。然而，将这些多发性的群众表达不满的活动当作潜在的革命威胁，并将两者混为一谈，未免不合逻辑。稳健政策可能会通过稳定物价以及消除为争取更高工资而罢工的动机来降低有组织劳动者的激进性以及消费者的不满。与此相反，对政府敏感部门的工人（如运输部）实行的补贴政策只能带来最虚妄的社会和平，因为对这些工人的人数和薪资待遇的提高只会助长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中最为激进的因素，导致雇员产生敌对心理并因此而激化工业摩擦。

实际上，在相互矛盾的机构中有许多经济利益瓜葛，这使魏玛政府将有可能成功实行轻度通货紧缩政策。就连在1923年和1924年——费伦巴赫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之时，改革货币的唯一途径也只能利用总理手中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当然，这正是1930年之后所采取的削弱魏玛体系的措施。如果德国早在10年前便拥有更为独裁的政府，那么事情会缓和许多。如果马克在1920年成功稳值，而不是跌至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便将会重写，从而避免毁灭的道路。但事在人为，很快，凯恩斯又在为下一场战争的赔偿而劳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