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革命

1775年，尽管北美和南美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经济、文化差异，但南北美洲的殖民地仍然由遥远的国王所统治。然而，这种情形即将改变。

1776年7月2日，大群人口集聚在查尔斯顿的老交易所建筑的台阶前，见证南卡罗来纳政府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的历史时刻。这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殖民地。40多年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结束。然而，北美洲的革命巩固了财产所有者的民主权利，催生了一个在100年后发展为全球最富裕国家的联邦政府，而南美洲的革命却使格兰德河以南的美洲陷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分裂、混乱和经济落后的局面。这是为什么？

不论西班牙还是大英帝国，都在18世纪晚期经历了种种危机。帝国政府逐渐加强了跨大西洋贸易的管理，“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为殖民地的暴动提供了可乘之机。18世纪70年代，英属美洲殖民地不断发生起义，而西班牙统治的南美也不例外：1780~1783年爆发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1781年，新格拉纳达（今天的哥伦比亚）爆发了考姆奈罗起义。英属的13个北美殖民地要求获得独立，这是由商人和农民构成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社会，对帝国过度统治的反抗。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起义是17世纪40年代因征税和代议制老问题而引发的英国内战的延续，但事实不仅限于此。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土地问题在美国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英国政府试图限制在阿巴拉契亚以西的定居，这直接损害了殖民扩张主义者的未来愿景，对诸如乔治·华盛顿那样热衷地产的投机商来说，这俨然是对财产的侵占。[1]“七年战争”期间，当伦敦的英国政府与印度安部落达成协议时，华盛顿认为，这些交易仅仅是战争时的权宜之计。当他发现印第安人的土地在1763年公告被承认后，他颇受震动：

对于这个公告，我只能说（但仅限于我们内部），这绝对是缓兵之计，是用来平息印第安人的权宜之策（1767年，他给他未来的合伙人威廉·克劳福德这样写道）。过不了几年，这种交易自然会流产，尤其在印第安人同意我们占有土地之后。如果我们不把握当前猎取上佳土地的机会，不去对土地作测量并占为己有以免他人捷足先登的话，这种良机将再难遇上。如果您在获取土地时遭遇困难，只要有可能，我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来作土地测量、争取土地所有权，将这块土地收入囊中……说到这里，或许您已然明白，我的用意在于获得大量土地的所有权，而您也将随之获得数量不菲的土地……（但）请保守这个秘密计划，或仅将此事透露给能助你发现上佳土地的人。

1768年，华盛顿获取了位于现在西弗吉尼亚的梅森、普特南和卡诺瓦等县、面积达45 000英亩的土地；同时，他也是后来将特拉华、肖尼和明戈等部落驱逐出俄亥俄河以南土地的直接获益人。然而，在他的眼中，1774年《魁北克法案》使当时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该法案不仅使法属加拿大的领土扩张到了当今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及部分明尼苏达，还赋予了说法语的天主教徒信仰自由。这也难怪反叛的新英格兰人将该法案与波士顿倾茶事件后通过的4项惩罚措施一起，视为“无法容忍的法案”了。

在诸如税收和代议制的关键问题上，如果伦敦作出及时妥协，战争或许本可以避免。如果英国豪将军和伯戈因将军在指挥战争方面干得更出色，战争的走向或许也会截然不同。抑或，如果英国在外交关系的处理上更为圆通，英国也就不会被孤立，也就不会有法国后来在1781年约克镇的胜利。如此一来，设想13个州后来会分裂而不会团结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战争及战后的经济问题是严峻的：1779年年通胀率达到顶点，几乎是原来的4倍，随后在1774年至1790年发生的经济萧条使人均收入减半，国家累积的负债规模庞大，179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各州相互征税，而更为糟糕的是，马萨诸塞州农民们，如丹尼尔·谢伊斯，在其财产被征收用以支付税收欠款和私人债务时，被迫公开造反。如果革命的进程在《邦联条款》诞生前就戛然而止的话，或许北美洲的命运可能会更像南美洲的情形：一部四分五裂而非紧密团结的历史。要为新的共和国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联邦体，而不仅仅限于创建洛克式的权力分立——行政、两院立法和最高法庭，还要形成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贸易政策、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军队，（及最为重要的）对于债务超过财产的人还要有统一的破产法，这就需要1787年《宪法》——人类历史上一部政治体制建设的最为鲜明的宪法，同样，我们不能忘记这部《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确保个体享有免遭“无理搜查和没收”的权利。

从根本上说，关键全都围绕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说，最注重实效性、在独立战争中获益甚多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华盛顿。1800年签字生效的遗嘱中，他列出的土地共计52 194英亩，遍及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纽约、肯塔基、俄亥俄谷，以及弗吉尼亚各城市，包括亚历山大、温切斯特、巴斯（现今的伯克利斯普利斯、西弗吉尼亚）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创建的城市。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土地和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了。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在耕耘土地。在北美洲，他们失去了土地。

西蒙·玻利瓦尔本该是南美的华盛顿，他也推翻了一个帝国——西班牙。但是，他却没能创建一个南美的合众国。美国革命不仅在前英属殖民地之间实现了统一（当然，加拿大和加勒比殖民地仍然忠于大英帝国，正如很多忠诚的亲英美国人选择离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殖民地的独立把美利坚合众国送上了一条兴旺发达之路，其财富之多，实力之强大，迄今没有哪个国家超越。然而，南美洲殖民地从西班牙的独立给南美洲留下的却是持续不断的冲突、贫穷和不平等。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没能在拉丁美洲开枝散叶呢？我曾问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拉丁美洲是否属于西方？他不能给出肯定答案。为什么玻利瓦尔没能成为拉美的华盛顿呢？

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可可豆种植主家庭，不满10岁便成了孤儿，14岁进了军队。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和法国游学。1804年，因为西班牙发生食物短缺，所有外国人（包括拉美的黑白混血人种）均被驱逐出马德里，于是他们留在巴黎。玻利瓦尔于1807年返回委内瑞拉，此时他一方面深受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革命的鼓舞，一方面也厌恶西班牙人的统治。玻利瓦尔梦想着有朝一日在他祖国发生类似的变革。但是，当南美真的迎来革命时，却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1808年拿破仑突袭西班牙之后，南美突然迎来了权力的真空带，革命便趁机而动了。两年后，玻利瓦尔被派往伦敦，任务是如果法国进攻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话，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他没能如愿，但他遇到了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委内瑞拉独立中身经百战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之交好。当他们于1811年7月返回委内瑞拉时，他们宣布成立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

然而共和国以失败告终。1811年宪法明确地将投票权限制在财产拥有者群体内，但是，正如我们将读到的，相较于北美的法令，人口比例大得多的群体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了。结果，无产者，包括为数众多的被解放的奴隶，都站到了保皇党这边。保皇党派牢牢控制住卡贝略后，玻利瓦尔对米兰达的幻想破裂了，将他出卖给西班牙人。逃往新格拉纳达后，玻利瓦尔着手联合那里的黑白混血人种，为第二次独立备战。

以独裁者角色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后，玻利瓦尔发动了所谓的令人钦佩的运动，将保皇党人从梅里达、波哥大、加拉加斯和特雷西略赶走，并为自己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他于1813年颁布的《战斗至死法令》表明了这场冲突与日增加的邪恶性：“任何西班牙人，如若不积极采用有效措施，代表这场正义的事业反抗暴政，都将被视为敌人，受到惩罚；作为祖国的叛徒的任何西班牙人，必将被行刑队枪决。”处死囚犯已成惯例——有一回，一次处死了800人。直到他的一个绰号为魔鬼的下属给他送来一位上了年纪的西班牙人的人头时，他才有所收敛。然而，尽管借助于恐怖手段，非白人仍在不断叛逃至保皇党一边。1812年，加拉加斯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大约10 000人遇难，这似乎应验了教会对独立运动的谴责和诅咒。[2]玻利瓦尔以其特有的藐视态度宣布：“如果自然与我们作对，我们将与之战斗，并使之顺从我们。”然而，他面临的最大麻烦却不是自然，而是何塞·托马斯·博沃斯这个西班牙叛徒，他领导的乌合之众，包括印度安人、流浪奴隶和逃兵，他们对自由的兴趣远不及对财产掠夺的兴趣，而玻利瓦尔却没能将他们收服。在吃了一连串败仗后，玻利瓦尔被迫再次逃亡，这次去了牙买加。在牙买加的短期逗留进一步使他相信，解放委内瑞拉的奴隶现在必须成为他的策略之一。只有以这场独立事业感召黑白混血群体和黑人，他才有希望取得胜利。现在，他联合的对象转向了包括“有色人种”的所有南美人。

至少，这种策略奏效了一阵子。受政治代议权利的吸引，很多棕色人种加入了玻利瓦尔的军队。他们渴望的是，成为曼纽尔·卡洛斯·皮耶这样的人。皮耶来自库腊索岛，是西班牙商人的儿子，拥有一半荷兰血统、一半非洲血统。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混血人种来说，能得到总司令的头衔，这就表明玻利瓦尔在确实地实践他作为南美所有人解放者而不论人种的宣言。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对重新恢复皇室权威的支持也在不断减弱。1820年，即将穿越大西洋被派去“重新殖民美洲”的14 000人在加的斯发生兵变，这对巴勃罗·牟利罗这位保皇派司令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支撑西班牙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的重任可谓费力不讨好。

机遇之轮正在渐渐靠向玻利瓦尔，但是，他还有很多仗要打。为了进一步充实听他调遣的军队的实力，玻利瓦尔开始寻求海外的支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找到了支持力量。

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为委内瑞拉开国元勋建立的宏伟的纪念碑上，赫然刻着几位极不相宜的名字：布朗、麦格雷戈、弗格森，而奥康纳、奥利里和罗伯逊也自然在内。而在1810~1825年，为拉丁美洲的自由事业而战并献身的英国和爱尔兰士兵有很多，以上所列只是其中几个而已。

共计有大约7 000名英国和爱尔兰志愿者报名入伍，协助玻利瓦尔将南美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些士兵是拿破仑战争后退伍的老兵，战火停息后的太平并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有些志愿者无疑受到了玻利瓦尔所象征的更崇高的事业的激励：缔造自由、统一的南美。1815年后，解放事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有些理想主义者，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拜伦，他跑到希腊，帮助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早期移民北美的英国人一样，远涉重洋来到委内瑞拉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是被给予土地的承诺所吸引：作为在军队服役的回报，他们将得到军事资产。这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上尉，他来自曼彻斯特，名叫托马斯·费里尔，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已升任玻利瓦尔所领导的英国军团总指挥。

费里尔对新成立的玻利瓦尔式的美利坚的第一印象，来自一个叫做安格斯特拉（苦味物原产地）[3]的镇子，地处奥里诺科河不适宜居住的两岸——玻利瓦尔正是在此建立了他的根据地。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和战友从大西洋沿岸打到太平洋，经历了数次战斗。1819年，在博亚卡战役后，玻利瓦尔参与了夺取通哈和波哥大的战斗，随后，他在波哥大宣布成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接着，他们剑锋北指，向委内瑞拉挺进。1821年的6月24日，他们终于进抵了卡贝略港南部的卡拉沃沃。这是玻利瓦尔此行委内瑞拉攻势中决定成败的关键之战。共和军大约6 500人，他们面对的是忠于西班牙的5 000保皇派将士。如果玻利瓦尔的军队那天可以获胜，那么东进加拉加斯的大道便畅通无阻了。

西班牙在俯视战场的山上构筑了掩体工事，玻利瓦尔命令费里尔指挥600士兵对西班牙人实施迂回包围。借助于隐蔽性很好的沟壑，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敌军。但是，西班牙人一发现他们便即刻开火，至少有两门大炮和3 000支步枪的火力。费里尔顶着酷热徒然等候玻利瓦尔的增援。最后，他下达了前进的命令。接下来进行的是刺刀肉搏战，这是南美历史上的最为悲壮的军事壮举之一。有历史如此描述，“这不仅需要超人的勇气，而且要具备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下去的巨大耐心和顽强的意志”。当敌军阵地最后被拿下时，费里尔已因致命伤躺在了地上。因为胜利而欣喜若狂的玻利瓦尔称这些英国士兵为“我们祖国的救星”。

玻利瓦尔成为了他所称的大哥伦比亚——包括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基多（即如今的厄瓜多尔）——的主人。何塞·圣马丁——那位阿根廷和智利的解放者，将政治领导权交给了他。1825年，玻利瓦尔的军队将所剩的西班牙军队赶出了秘鲁，为了纪念他，秘鲁以北地区重新命名为“玻利维亚”。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成立一个包括大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邦联。

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没能确立其作为拉丁美洲合众国的核心地位，为什么？乍看之下，答案在于他决意要集中权力，同时还在于西班牙失败后地区军阀乘机进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地带。但这种解释还忽略了他们所面临的更为深层的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南美人民事实上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即从一开始北美殖民地议会就习惯的那种民主做法。确切地说，因为权力如此集中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本土人士手中，混血人种事实上几乎不具备任何形式的行政管理经验。玻利瓦尔在1815年曾这样说过：

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一个介于本国合法业主和西班牙篡权者之间的群体……我们被隔离了——事实上，是脱离了行政和国家管理技能意义上的世界。我们从没就任过总督或地方长官，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形；很少担任大主教或主教；从没做过外交官；而作为军人，只是下级；即使是贵族也从不具备皇家的特权。简单地说，我们不是行政长官，不是金融家，也极少是商人。

新格拉纳达由混血人种组成的议会中，派系倾轧，暗斗不止，对此玻利瓦尔十分沮丧。在他1812年发布的《卡特赫纳宣言》中，他嘲弄道，“那种致命的宽松体系……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谴责它的软弱无能”。他也不屑于“那些慈悲的空想家，他们在脑袋中勾画出完美的共和国，又认定人性的完美，便一心要取得政治上的完美”，玻利瓦尔认为这是一种“有罪的慈悲”。同时，他谴责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探索联邦体制之路的实践：联邦体制“使得人们各行其是，践踏社会公约，把各族人民引向无政府状态”。在他第二次流亡牙买加时，他已确信，“完全代议制的体制与我们的国情、习惯和目前的认识水平不相符”。在卡拉沃沃之战打响的前两年，面对在安格斯特拉新组建的国会，他曾以类似的心境如此说过：

虽然那个国家发源于自由，成长于自由，又仅靠自由来维持……但以联邦体制如此软弱、如此复杂的政府组织，竟然能够在过去艰难困苦的时局中勉力运作，真是让人称奇……

在他看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要发挥作用，则需要一个“由圣人组成的共和国”。这样一套体系不可能在南美取得成功：

不论北美所采用的这种政府形式是否有效，我必须要说，我在任何时刻都不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形有英属美洲和西属美洲之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所以，玻利瓦尔的梦想并非民主体制，而是独裁政治；并非联邦制政体，而是集权力于一身，正如他在卡特赫纳宣言中所陈述的，“因为我们的同胞还没有能力最大程度地自己行使权力，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具有的典型政治德行”。在他设计的宪法——除了其他具有鲜明特征的条款外，还有两院议会体制——之下，玻利瓦尔就是要终其一生做一个独裁者，有权任命其接班人。“我至为深切地确信，”他陈述道，“美洲人只能由一个合格的专制主义体制所统治……以法律制约领袖，以原则来限制公众，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他1828年颁布的《组织独裁令》清楚地表明，在玻利瓦尔时代的南美洲，根本就没有财产所有者的民主政治，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

第二个问题与财产本身的不平等分布有关。要知道，玻利瓦尔自己的家庭拥有5栋物业，占地面积超过120 000英亩。在战后的委内瑞拉，仅占全国人口1.1%的约10 000人的黑白混血精英几乎拥有了所有的土地。在这方面美国与之的差异可谓惊人。北美独立革命后，新迁来的居民获得土地甚至更为容易，这或许因为政府信誉（1787~1804年颁发了不同法令），或许因为诸如1841年所颁布的《优先购买权法》——赋予擅自占公地的定居者以法定权利，也或许是因为1861年所颁布的《宅地法》——事实上使边疆地区小农规模的土地成为免费资源。在拉丁美洲，因为在乡间保有大量地产、在人口稠密的沿岸地区拥有廉价劳力的利益集团的反对，没有实施此类措施。例如，在1878年至1908年间的墨西哥，超过全部土地面积1/10的土地，大批地让渡给了土地开发企业。1910年，在墨西哥革命的前夜，农村地区竟然只有2.4%的家庭拥有一点土地。阿根廷的土地拥有率高一些，从拉潘帕省的10%到秋波河的35%不等，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土地占有率接近北美洲。1900年，美国农村中的财产拥有率仅略低于75%。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现象。加拿大农村地区的财产拥有率甚至更高，达87%，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部分英属非洲地区，情形也大抵相似，这就表明，（白人）土地所有权思想的广泛传播显然具有鲜明的英国而非美国特色。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南北美洲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在秘鲁，直到1958年，仍然是2%的地主控制了所有适耕地的69%；83%的人仅拥有6%的适耕地（包括12英亩或更小块的土地）。以至于抱着获得军事资产土地份额的希望前来为玻利瓦尔而战的英国志愿者，最终十分失望。在起程前往委内瑞拉的7 000人中，只有500人最终留了下来。有3 000人战死沙场或死于疾病，其余的人则回英国老家了。

第三个也是与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没能确立其拉丁美洲核心地位密切联系的难题在于，种族差异和分裂程度在南美更为严重。诸如玻利瓦尔这样的黑白混血人种对伊比利亚半岛人极端仇视，其程度远远甚于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与“英军”之间的敌意程度。而有色人种和奴隶对混血人种也一样并不友好。玻利瓦尔呼吁黑人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从心底持种族平等信念，他只是将它当成一项政治权宜之计。当他怀疑皮耶计划团结他周围的混血群体反对白人时，就把他抓起来，并以叛逃、违抗命令和阴谋反对政府为由对他进行审判。1817年10月15日，面向安格斯特拉大教堂站着的皮耶被行刑队枪决，附近玻利瓦尔的办公室里都能听到枪声。玻利瓦尔也并非完全没有兴趣将享受政治权力的范围扩大，覆盖到原住民，但宪法中规定的所有投票人应识字的要求，实际上将他们排除在这个政治主权国家之外了。

南美洲的种族分裂情形比北美更为复杂，要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切实了解玻利瓦尔时代之前便已存在的差异。1650年，美洲印第安人在南北美洲的人口占比大约都在80%左右，巴西也不例外。但到1825年，南北美洲的人口比例便截然不同了。在西属美洲，原住民在其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大约为59%。然而在巴西，相应比例却降至21%，而在北美，其占比却在4%以下。在美国和加拿大，来自欧洲的移民工作已在进行，而靠军事武力又能更为轻易地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使他们背井离乡迁至边远的“保留地”。在西属美洲，印第安人不仅人口数量更多，而且在缺乏北美相应的大批移民的补充情况下，他们也自然成了大授地体制不可或缺的劳工力量。此外，如我们即将读到的，非洲奴隶制度对各式欧洲定居地区也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方面的影响。

因此，到头来，玻利瓦尔所构想的南美统一愿景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基多发生暴动后，安第斯邦联提议遭到拒绝，当委内瑞拉和基多退出邦联时，大哥伦比亚也就解体了。胜利者是玻利瓦尔以前的同僚何塞·安东尼奥·派斯，他将自己放到了策动委内瑞拉独立的先锋位置。玻利瓦尔于1830年12月死于肺结核，他在一个月前从总统和总司令职位上退下来，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充满沮丧之情：

……我已经统治了20年，从中我仅能肯定如下几点：第一，（南）美洲是我们所无法统治的；第二，效力于革命的都是远渡重洋而来的那些人；第三，美洲人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移民；第四，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落到难以驯服的大众手中，随后又会以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落到一小撮暴君手中，不论其肤色和种族如何；第五，既然我们已被各种罪行和纯粹的暴力所破坏、所消灭，欧洲人甚至都不会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值得征服；第六，如果世界某处有可能回归到原始的混乱状态，那么，它最终会是在美洲。

不幸的是，这是对拉丁美洲此后一个半世纪的精确预测。新成立的独立国家从一开始便没有代议制的传统，有的只是极为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因经济不均等而造成的种族裂痕。结果，在无产者努力争取更多的几亩土地，而混血精英又死抱着庄园不放手的过程中，革命和反革命、政变和反政变便交替上演。

[1] 华盛顿17岁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边疆县库尔佩珀的土地测量员。这种技能使他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殖民者所言的“七年战争”）担任军官时具有不少优势。1752年，华盛顿开始了他作为土地投机商的事业，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县布尔斯金河沿岸地区购置了1 459英亩的土地。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他和他的战友获得了俄亥俄河以西的土地，作为此次战争胜利的合法战利品。

[2] 然而，有些牧师的确是支持这场独立运动的，尤其是在新格拉纳达，因为他们对西班牙在南美教会的征税极为不满。为镇压这些持异见的牧师，保皇主义者发起了卡塔赫纳审查活运动。

[3] 事实上，安格斯特拉苦酒是一位在玻利瓦尔军队服役的德国人所发明的，他就是约翰·戈特利布·本杰明·西格特博士。他于1824年按照一种至今无人知晓的秘方首次制造了酒精浓缩汁。皮斯科酸如果不加上几滴西格特研制的浓缩汁的话，就愧对了它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