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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的危机

诗人吉卜林在《英格兰旗帜》中的发问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应该对英格兰了解多少？可能只有英格兰人自己知道。”对于像沃尔特·沃克这样几乎不了解英格兰，只了解他的丛林的帝国战士来说，问题就不同了。1965年，当他被任命为中欧盟军副总参谋长时，他回到的祖国却是一片未知的土地。法国巴黎、荷兰布鲁姆以及挪威科尔斯充斥着虎头蛇尾的官僚主义式公告。作为北欧盟军总司令（从1969年到1972年），沃克认为他的作用是警告人们斯堪的纳维亚即将成为与苏联冲突的正面战场。（他后来出版了两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名为《后门的熊》和《下一张多米诺骨牌》。）伦敦的政客们并不喜欢他，他们此时已经发现了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好处，而这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的借口。

C.S.福雷斯特小说中的将军在退休后悲惨地坐在浴缸的椅子上玩桥牌。然而，沃尔特·沃克不是这种逐渐消失的老兵。1974年7月，他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共产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已经出现在我们中间，它的同行们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在它的肚子里蠕动着”表示警告，并呼吁一种“充满活力、振奋人心的领导”……“（这种领导）高于政党政治”以“拯救”国家。在他看来，爱尔兰共和军（随后在英国制造汽车炸弹和暗杀事件的组织）是一个共产主义前线组织。他争辩道，“北爱尔兰现在应该被宣布为一个适当的军事行动区，甚至是战区，在那里，携带或使用武器的杀人犯将会受到即刻审判和处决”。当被《新闻晚报》记者问到军队是否应该接管这个国家时，沃克回答：“也许这个国家会选择以枪治国，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沃克声称得到舰队司令瓦里尔·贝格爵士和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索斯爵士的支持，他成立了一个“反混乱”组织，起初被称为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后来被称为民事援助组织，其公开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由“值得信赖的、忠诚的、头脑冷静的人”组成的部队，以在发生大罢工时维持必要的服务。他们甚至怀疑当时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剑桥五人组的第四个人和第五个人的名字还没被公布。沃克是众多保守派的成员之一，被伊诺克·鲍威尔反对移民和欧洲一体化的观点吸引。他也毫不犹豫地站在罗得西亚领导人伊恩·史密斯的一边，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了六次访问。同时，他还谴责同性恋者“把人体的下水道当成游乐场”的行为。（在《谁是谁》一书中，他把自己的娱乐活动视为“正常”。[1]）

其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沃克在萨默塞特郡的家俨然成了“兰布鲁克酒庄”（暗指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乡村度假胜地科伦坡葡萄酒庄园）。沃克公开宣称支持的公众人物之一是喜剧演员迈克尔·本廷，他以前是《傻瓜秀》的演员，现在在泰晤士电视台主持一个名为《如厕时间》的儿童节目，但这并没有对沃克的形象产生正面影响。在电视连续剧《雷金纳德·佩林的兴衰》（1976—1979年）中，雷吉的兄弟吉米（詹姆斯·安德森少校，退役）的角色就对沃克做了讽刺滑稽的模仿。

雷吉：当你的士气进一步上升时，你会和谁对抗？

吉米：无政府力量。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包括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新托洛茨基主义者、秘密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会领袖、共产主义工会领袖、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长发怪人、短发怪人、蓄意破坏者、流氓、足球支持者、多愁善感的缓刑监督官、强奸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强奸犯、外国医生——精神病医师，应该被关起来的人，例如韦奇伍德·本、苦味啤酒、朋克摇滚、狗仔队、“游戏人生”的人、棚户区居民、克莱夫·詹金斯、罗伊·詹金斯、去他的詹金斯，去他的所有人、中餐馆——你为什么认为温莎城堡布满了中国餐馆？

雷吉：就这些吗？

吉米：是的。

雷吉：我明白了。你知道你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对吗，吉米？歹徒、霸凌者、精神病患者、被解雇的警察、保安人员、被解雇的保安人员、种族主义者、攻击巴基斯坦人的人、攻击同性恋的人、攻击中国人的人、攻击任何人的人、海军少将、同性恋将军、中将、法西斯分子、新法西斯分子、秘密法西斯分子、保皇派、新保皇派、秘密保皇派。

吉米：你真的这么认为？我认为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能很困难。

因此，丛林战争的英雄最终成为情景喜剧作家的素材。真正的沃克更悲惨地消失了，他做了两次髋关节手术，那两次手术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然而，尽管荒谬的想法很多，沃尔特·沃克这类人在有一点上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英格兰的某些东西已经腐烂了，即使腐烂的点不在于他们狂热想象中的共产主义阴谋，也不是他们强烈谴责的社会解放和性解放。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英国确实一团糟，通货膨胀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工业动荡不堪。正是这种轻浮的玩世不恭让电视情景喜剧在当时广受欢迎，但同时也让英国的日常生活变得相当糟糕。问题不在于其是否成了“无政府力量”，而是世界大战时期建立的过度中心化的英国国家的崩溃。

对大多数英国平民精英来说——不论是怀特霍尔街的公务员，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师以及有着“伟大和善良”称号的成员，他们似乎从1918年和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得到一个启发：集中化的计划奏效了。战后，似乎每个官僚都在计划着政治中心的设计和运行，并且只在当地实施。[2]从住房到医疗保健，从学校牛奶到苏格兰水电，一切都需要规划。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MONIAC）绝佳地展现了技术官僚们的自信，它是新西兰人比尔·菲利普斯设计的一种液压装置（见图44.1），旨在模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英国经济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即使是最好的政府计划也有可能陷入滞胀和腐败的泥潭。从苏联农业集体化到巴西利亚和坦桑尼亚的强制乌贾马村庄的建设，现代主义的高度规划在其鼎盛时期造成了各种破坏。然而，它自身却总能在这些灾难中幸存下来，只要它们的作用是消灭任何一种形式的反对。在其自身的衰败的过程中，计划系统才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3]

计划者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适合战争的等级制度是完全无法适应消费社会的——前者属于一种以垄断和标准化为特征的活动，因为国家是唯一的买家，并且毁灭比生产简单得多。那些参加过世界大战的人都得到过迎接繁荣和胜利的生活的承诺。但实际上，只有当数百万的家庭能够自由地做出数十亿的选择，并且成千上万的公司能够做出回应时，这一点才能实现。其结果是复杂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横向交互变得更加重要，任何组织内部子系统之间的边界……流动得更加频繁”。[4]正如物理学家扬尼尔·巴哈彦主张的那样：“集体行为由一个人控制的群体，其行为不能比实施控制的个体更为复杂。”五年计划可能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行得通，在那里，个人只不过是集体农业、重工业生产、全面战争和刑罚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但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的英国，它一定会崩溃。作为一般原则，一旦“对集体人类系统的需求变得复杂……变得比个人本身更复杂时……等级将不再能够强制个人之间产生必要的关联或协调。相反，像在大脑这样复杂的系统中，网络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机制是必要的”。[5]

44 - 图1 图44.1 威廉·菲利普斯与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1949年在英国建造，是一个表现英国经济的液压模型。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无数种向更加网络化的世界转变的方式。其中的驱动因素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组织。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自发秩序一定会优于“任何组织通过深思熟虑所实现的秩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首批重新解读亚当·斯密旧观点的人之一。正如哈耶克提出的：“有的人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进行规划，但其实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对现代社会的完全误解……事实是，我们只有通过强制执行和改进有助于自发秩序形成的规则，才能间接地保持如此复杂的秩序。”[6]其他人则很难发现这一点。在福特汽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开始注意到，他们已经被需要处理的巨大信息流淹没了，装配线自身已经如此紧密优化，导致汽车设计的微小人为变化都需要长时间的生产中断。它们已经“变得太好了”。[7]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发现，在经济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市场革命”[8]中，它们面临着破产的压力，因为它们无法应对将供应链外包出去的竞争对手。[9]西方政治精英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贸易的增加也会促进社会繁荣，加速等级制的转化。20世纪中叶，人们自给自足的梦想让位于一个快乐而自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比较优势能够再次被利用。“全球化”一词于1951年首次出现在《韦氏词典》中，被定义为“在范围或应用上实现全球化”。[10]1983年，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关于“市场全球化”的开创性论文。[11]

然而，政府计划被全球市场取代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正如沃尔特·鲍威尔在1990年一篇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指出的，国家和国际两级商业网络的增长不仅仅是市场对等级公司的胜利。他认为：“在市场上，标准策略是在最即时的交易中尽可能地讨价还价。而在网络中，首选的往往是拉长战线，寻求长期的负债和经济依赖。”[12]

在资源分配的网络模式中，交易不是通过离散的交换或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通过参与互惠、优惠和相互支持行动的个人网络进行的。网络可能很复杂：它们既不涉及市场的明确标准，也不涉及父权制中常见的家长式作风。网络关系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方依赖于另一方控制的资源，资源的集中会带来收益。本质上讲，网络各方同意放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13]

网络显然有更明显的优势，比原有的等级制度更灵活。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对原有网络成员与新进入者之间勾结程度的衡量。[14]这种看法对于试图使公共部门适应20世纪70年代新环境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显而易见的是，由全知但无能的“怀特霍尔人”化身的集权等级体制已经失效。他们此时尚不清楚如何将市场的力量引入当初“国有化”的宁静日子里所创造的那些或自然或强加的垄断之中。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智利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开始，艺术的术语就是“私有化”。然而，在实践中，高层建筑往往会被关系密切的网络取代，而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15]人们可能总是误以为“市场力量”会以某种方式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局或英国铁路公司等棘手的机构产生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宏伟的计划总是让位于通过个人信任和礼物往来所联系的关系网络。[16]从总体上来看，这种网络所产生的结果是正面的：各种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变得更有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掌管这些公用事业的“半官方机构”和“魔法矩阵”永远不可能奢望获得民众的认可。

[1] ‘General Sir Walter Walker’, Daily Telegraph, 13 August 2001.

[2] O’Hara, From Dreams to Disillusionment.

[3]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348.

[4] Bar-Yam, ‘Complexity Rising’, 26.

[5] See Bar-Yam, Dynamics of Complex Systems, 804-9.

[6] Quoted in Thompson et al. (eds.),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297.

[7] Barabási, Linked, 201.

[8] Lamoreaux et al.,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43f.

[9] Lamoreaux et al.,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48f.

[10] Chanda, Bound Together, 248.

[11] Theodore Lev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1983).

[12]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quoted in Thompson et al. (eds.),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270.

[13]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quoted in Thompson et al. (eds.),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271f.

[14]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quoted in Thompson et al. (eds.),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273f.

[15] Rhodes, ‘New Governance’, 665.

[16] Thompson, Between Hierarchies and Markets,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