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若我2003年没有去美国住上一段时间，这本书怕是不会呈现在你眼前。跨大西洋的那些移民们的复兴使我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我带着一只装着“美利坚帝国假说”的皮包来到了纽约，而这个国际大都市在冥冥中给了我一股力量，让我觉得有很多比打开这只箱子研究“假说”更值得做的事。结果是，一个综合性的论述诞生了——并不局限于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书目中旁征博引，还包括不计其数的有关美国国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讨论。美国的过去，毋庸置疑是历史学家所应关注的领域。尽管本书的主要内容更多取材于近期的大事，和对可能的未来的讨论，但我认为撰写一部历史学著作，首要之事便是确定从何处落笔。我的主要目的，是想简单地促使美国人民将他们国家最近的窘况，和过去的那些帝国曾遭遇的状况联系起来。我并不想像一个挑剔的批评家那样写作，而是想以一个期待美国确立其帝国权威且担心它会衰落的狂热崇拜者的立场撰写此书。

不同于我之前的作品，本书是一部将谈话素材与文字素材并重作为研究依据的书，我最大的一笔人情欠在纽约大学，特别是莱纳德·N·斯坦恩商学院。斯坦恩商学院当时的院长乔治·戴利邀请我在纽约大学执教，这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在此，我不仅要向他致敬，也要向他的继任——汤姆·库利，以及斯坦恩商学院所有的教员、管理者致敬。我要感谢经济学院的教授迪克·希拉，他的友善和交际能力帮我缓解了不少矛盾。还有路易斯·卡柏瑞，他是希拉的继任者。一般来说，若整个机构都如此热情，在此却只写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怕是会惹人生厌。但我必须声明，我在斯坦恩商学院乃至纽约大学的诸多同僚，均应得到我特别的感谢。因为他们就讨论会论文所写的评论，以及其他论述观点最终都化作了本书的章节。我要感谢戴维·巴克斯、汤姆·本德、亚当·勃兰登堡、比尔·伊斯特利、尼古拉斯·伊科诺米季斯、谢泼德·福曼、托尼·朱特、法布里奇奥·佩里、汤姆·萨金特、比尔·西尔伯、乔治·史密斯、拉里·怀特和伯纳德·杨。对来自于秘书处及行政人员的支持的感谢也要献给凯思林·柯林斯、梅丽莎·菲尔茨和吉娜·兰兹塞拉（在纽约）、凯蒂亚·匹兹文（在牛津）和玛丽亚·桑切斯（在斯坦福）。

经历近15年在牛津和剑桥的学习后，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逐步去尝试教授那些美国大学生。当发现这种教授过程并非充满痛苦，而是充满快乐时，我心甚慰。塞尔吉奥·丰塞卡和戈帕尔·塔姆比在我于斯坦恩商学院任教期间担任我的助手。我的任务非常繁重，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要感谢所有选我课的学生们，我学到的东西和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一样多。拜富有魅力的学者约翰·塞克斯顿校长所赐，纽约大学是一个适合学者生存的地方，我在此对他深表感谢。

美国科研机构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与活力去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校友。有两位朋友在我在纽约期间给予了我慷慨的支持与信任，他们是威廉姆·伯克利和约翰·赫佐格。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还有他们的妻子：玛乔丽和戴安娜。是约翰和戴安娜在我任金融史系教授期间帮助了我，我以本书作为向他们致谢的礼物。

同样的感谢应给予许许多多用礼貌与善意迎接我这个纽约大学新人的人，特别要感谢的是玛莎·巴约纳、麦克·坎皮西、吉米·卡塞拉、恺撒·科罗纳多、约瑟夫·乔达诺、菲尔·格里尼、乔治·卢约、萨利哈·穆罕默德、赫克托·里维拉、内维尔·罗德里格斯和乔瓦尼·德·萨尔沃。

2003年，与受聘为纽约大学研究员同样幸运的是，我成为了全美顶级历史学研究中心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合伙人。我要感谢选择我成为他们新伙伴的研究院主任及其他同事们。他们所有人都让我在2003年那个加利福尼亚的秋天感到无比温暖。

接下来的感谢要赠给一个遥远的学院——我的母校牛津大学。它给了我成为一名访问学者的机会，我是不会忘记这些的。我同样乐意感谢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主管和其他同事们，正是他们给了我成为一名研究员的机会；还有奥利尔学院的主管及同事们，他们给了我在牛津访问学习的资格。我要特别感谢杰里米·卡托，还有才华横溢的阿米特·吉尔——在牛津大学研究时能拥有吉尔作为助手，实在是我的幸运。

本书的部分写作素材来源于报章杂志。在这些为我展示了美国报业写作技巧的编辑中，我要感谢安妮·巴罗克拉夫、埃里克·艾希曼、托尼·爱默生、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达米扬·德·科尼耶维克–米斯科维奇、迪安·罗宾逊、吉迪恩·罗斯、阿利森·西尔维、罗伯特·西尔维斯、索菲娅·斯莫兹、唐库·瓦拉达拉金、迈克尔·杨和法里德·扎卡里亚。同样要感谢乔治·埃姆斯、里克·伯恩斯、彼得·卡瓦纳、布莱恩·莱勒、凯文·卢西、汤姆·莫罗尼、彼得·罗宾逊和杰弗里·沃里尔，为了那些天马行空般的重要讨论。

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最初在2001年发表于《恐怖的时代》一书中，当时题为“文明的冲突或疯狂的毛拉：非正式帝国与正式帝国之间的美国”，编辑者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曾被题为“大英帝国和全球化”在《历史之声》发表。第六章的部分内容的首次发表是在《纽约时报杂志》，题为“帝国偷偷溜了回去”；还有部分被题为“真实的谎言”发表在《新共和国》中。最后，第八章的部分内容是劳伦斯·柯特利科夫与我共同撰写的，初次发表在2003年秋季的《国家利益》（季刊）中，题为“走向临界：超负荷的美国财政”。我很感激所有那些允许我在本书中重新刊载以上内容的书刊媒体。

书中的其他内容曾被一些阅读过本书草稿的人改进过。理查德·库珀在草稿的引言部分发现了大量的谬误。埃里克·罗威以善意的眼光审阅了本书的前几章，帮助我这个美国史领域的新人提高文稿水平。迭戈·阿利亚友善地就第四章提了很多建议。朱迪思·布朗为第六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任职的蒂莫西·加顿·阿什，还有在英格兰银行任职的马丁·托马斯是我的朋友，他们阅读了第七章的草稿并作了大量改进。而戴维·黑尔和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于芝加哥人文艺术节上提交的一份较早版本的演讲稿，还有与罗纳德·麦金农在斯坦福与我的谈话内容，都给了我灵感以对本书第八章进行值得注目的结构修正。

还有很多感谢要给其他那些阅读本书草稿并表达意见的人们。他们是：格雷厄姆·阿利森、安妮·阿普尔鲍姆、克里斯·巴斯福德、马克斯·布特、艾米·蔡、戈登·克拉维茨、拉里·戴蒙德、杰拉尔德·多尔夫曼、莫琳·多德、迈克尔·埃德尔斯坦、弗兰克·艾格、博妮塔·艾格、格里·费尔德曼、诺玛·费尔德曼、马克·弗兰德鲁、本·弗里德曼、芭芭拉·弗里德曼、安德鲁·冈拉克、芭芭拉·冈拉克、约翰·霍尔、帕特里克·哈彻、保罗·海因贝克尔、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哈罗德·詹姆斯、罗伯特·卡根、哈里·克莱斯勒、梅尔文·莱弗勒、彼得·林德特、艾琳·麦克维茨、查尔斯·梅尔、诺曼·内马克、约瑟夫·奈、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凯文·奥罗克、林恩·德·罗斯柴尔德、伊芙琳·德·罗斯柴尔德、西蒙·沙玛、莫里茨·舒拉里克、彼得·施瓦茨、扎克·肖尔、拉迪克·西科尔斯基、劳伦斯·萨默斯、杰赛普·塔塔拉、艾伦·M·泰勒、迈克·汤姆斯、马克·威登密尔、巴里·温加斯特、詹姆斯·沃尔芬森、林奈丽和明克·沃登。

安德鲁·怀利和他的怀利版权代理公司的卓越团队，妥善安排了我以作家身份进行的跨大西洋之旅。我想感谢企鹅出版社纽约部的安·葛多芙还有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他对草稿进行了严谨的审阅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终稿的质量。企鹅出版社伦敦部的西蒙·温德尔为本书所作的增补、删除工作也同样出色。作为一个撰写者，我认为没有比他们更好的编辑者了。同样的感谢也要给予安东尼·福布斯–沃森、海伦·弗雷泽和斯蒂芬·麦格拉，还有我的文字编辑波尔·哈尼格、克洛伊·坎贝尔、莎拉·克里斯蒂、索菲娅·菲尔斯、罗琦·格莱舍、蕾切尔·罗基奇以及其他不可或缺的企鹅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个作者可以不见到他们，便将自己的书稿交给他们全权处理——我对他们无比信任。

本书的一些章节被预期作为一部英国纪录片的旁白使用，我要感谢第四频道的珍妮丝·哈德洛和哈米什·莫拉，他们给了我巨大的支持；还要感谢德尼斯·布莱克韦及其优秀的制作团队：罗塞尔·巴恩斯、提姆·克拉格、梅勒妮·福尔、凯特·麦基和阿里·席林。同样的感谢也应献给卡西姆·德干、利亚斯·埃布拉欣、马赛厄斯·哈恩切斯和阮胡强（音）。

而我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苏珊，还有我的孩子们：菲利克斯、芙蕾娅和拉克伦。尽管我忙于写本书而忽视了他们，但他们无疑是我的灵感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