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之后的艰难岁月里，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们一直劝诫大国避免开战。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实有些夸大了他们对于大国外交的影响力；实际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平。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和平主义的核心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因为那些采纳他们的建议避免国际冲突的国家，同时也在缩减他们的军事开支，进而减少了对贷款的需求。这意味着1833年之后，所有大国都一一停止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往来。和平似乎让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变得多余。

这一现象对于巴黎分行尤为明显，在那里，对于新贷款的需求几乎完全消失。1834年成立的关税联盟让普鲁士的收入增加，而开支则没有增加抑或下降，这使得它能够将总体开支减少一半，需要借贷的比例已经从1821年的22%减少到1850年的11%。到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收入增加了3倍，而公共债务只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在1844年当重新谈判恢复转换1818年英镑债券的有关事宜时，罗斯柴尔德希望以此带来新贷款业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们的老朋友罗特尔已经用不着贷款了。

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184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公共借贷几乎缩减为零。1835年，补偿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是英国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筹措的最后一笔大额贷款。这首先反映了英国公共财政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这与保守领袖罗伯特·皮尔的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35年之后的数年里，辉格党政府遭到了皮尔的猛烈攻击，因为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尽管从经济环境的角度看，这些赤字的数额微不足道。1836~1841年这5年内，政府的净借款只约为400万英镑。但是，辉格党仅够糊口的财政收入也让皮尔的攻击站得住脚，此外，大多数超出收入的开支来自于海外“冒险”的事实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1839年资助的一项涉及500万英镑国债的业务（由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愉快地独自接受）便是这些冒险当中的一个例子。皮尔1841年压倒性地赢得了大选，他一上任便提出经济“疗法”——花费20年时间思考自由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产物，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为常规的举措，是实施了一次转换债券行动，将2.5亿英镑的股票利息从3.5%降到了3.25%；第二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他重新采用了收入税（统一税率，超过150英镑的收入，每增加一英镑征收2.92便士），将其作为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第三个利用他从1819年领导货币政策委员会时就开始制定的货币政策概念，他重新修订了英格兰银行的章程，试图进一步完善金银本位体系。最后，效仿赫斯基森19世纪20年代的做法以及遵从经典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原则，他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削减了大量的进口税。在1842~1846年间，共有605项进口税被废止，另有1 035项进口税被削减。这一过程的高潮是《玉米法》的废除，这一举措也触及了皮尔等大部分支持者的利益，他们将其视为背叛了1841年大选期间对农村选民所作出的承诺。

现在看来，当时这一系列的改革对于皮尔来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清晰。除了政治上自我破坏的特性外（这点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上并不罕见），它的经济后果也很难让人满意，即便按照所谓的“赎罪时代”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说，较低的进口税能够提供贸易成交量，从而带来额外收入。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通缩情况下，这一政策并不能见效；而《银行特许条例》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这一法令限制了纸币的流通。于是，收入税——本认为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很快开始变得像是一个永久性的税种，即便皮尔的继承人格拉德斯通也从未想过放弃这项税收。皮尔也难以减少国家的债务：1844~1845年间，英国政府才能够消除财政赤字，而且也只是在1847~1848年之前的3年，财政有所盈余；这之后的危机再次将政府拖进了赤字行列。但是，“皮尔式财政”在当时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实际上，它确立了19世纪后期的财政与货币正统理论的基准点。3%利率的统一公债在1841年10月的价格为87点，3年后便攀升到了101点，这是伦敦获得认同的一个清晰标志。

另外，银行家们仍然可能会抱怨政府给他们所开的“药剂”，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些对国家的财政是有好处的。在这样的情形下，皮尔在1830年筹划恢复收入税就别有寓意了，他计划将其作为一种“接触巴林、他（皮尔）的父亲、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人，以及爱尔兰的富豪们……的方法，调和底层阶层与上流阶层的收入，从而消除穷人身上的税收重担。”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2年确实被“接触”时，很难开心起来。当然，他们敌视皮尔政府还有其他原因。不仅是因为保守党政府反对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还因为保守党政府的出现使得英国–俄国联手对付自由法国的可能性再次浮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反对皮尔的财政政策，其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收入税。

尽管纳特能够看到平衡政府预算的好处，正确地预见了统一公债价格将随即攀升，但是他并不喜欢皮尔所采用的方式。比如，他预见了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收入将面临非常多的困难。“税收征稽人员怎么可能确定商人和银行家的真正收入？”他在皮尔的财政大臣公布的第一份预算案之后思索道：“总体来说，这些人自己也只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才能知道收入是多少。”一年后，他坦率地问他的兄弟，他们准备缴税时：“是否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所有股票，然后将新的利润加进收入里，或是否以上一年的价格评估未兑现的股票，只计算以兑现股票的利润和收入的应纳税额？”——这个问题揭示了向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些人征税时存在的一些固有困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会计方法一直十分专横。“与你那个让人恶心的纳税官相处真是件最不舒服的事，”纳特在1844年年初写道，“尤其是需要将你的账本提交给税收长官审查时更是如此——跟我说说你们的资产负债表是如何编制的，我建议你们不要计算未售股票的利润。”

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偷税。恰恰相反，纳特“极为强烈地”建议他的兄弟们“（向税收官员）提供利润的准确数字……数百英镑的收费无足轻重，但是一旦被罚款，就会让人颜面扫地，甚至会在办公室里遭到异教徒的嘲笑”。他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讨论中的应纳税额”是“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的并不是纳多少税的问题，而是这个新的税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国外投资所得的利润要纳税，那么债券持有人就会转而投资国内产品——这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资本输出的银行来说，前景值得忧虑。“我亲爱的列昂内尔，”纳特从巴黎敦促道，“我想你应该坚定地向政府表明，对所有外国债券息票征收收入税……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将会使得这类生意失去存活的空间。”至少，英国（非其他国家的）债券持有人投资外国债券所得需要纳税的事实，似乎可能让一些英国人用伪造的外国名字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收入税的出现——詹姆斯担心其成为一个范例，其他国家很快也会如法炮制——似乎宣布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政府一直从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家手里借贷，从而成为他们的客户，而不是征收他们的税。

尽管在奥地利和法国，对财政体系进行类似的修正仍然遥不可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4~1841年间的收入相对较少。在奥地利，公共开支相对稳定，不需要筹措新的贷款。它甚至能够偿还“要塞借款”，这是它于1831年以日耳曼联盟的名义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得的。在法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尽管七月王朝实施了公共工程计划，但这些用的钱都是1841年之前的税款。实际上，1839年的开支比1831年的开支还略微下降了一些，国债实际上减少了1.69亿法郎。莫莱能够提供的只是另一次的债券转换业务，而詹姆斯由于之前的失败经历，对此已经毫无兴趣。

俄国的财政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截然不同，尽管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其最终的效果实际上没什么差别。从面值上来看，俄国的公共开支在1833~1839年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俄国通过印刷卢布的方式来减少赤字。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因为康克林在1839年与1843年的货币改革而暂时得到抑制，他用一种新的“硬”卢布代替了纸质卢布，新的卢布以金银储备作为支撑。这种改革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通过筹措一笔稳定贷款，建立新的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詹姆斯急切地提议在伦敦和巴黎同时筹措这笔贷款。“让俄国政府意识到此举的优越性并不困难。”他在信里写道：

不仅仅是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的信用，而且还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此举可以确保英国和法国所有的富豪都在俄国身上投下巨资；如果这两个国家试图威胁俄国或与俄国开战，抑或抨击俄国的某一个州，英法的富豪们都会蒙受损失，所有这些都是有利因素……我对这起交易活动的成果抱有极高的期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获得利润，而是因为我想重建我们过去与俄国的关系。

萨洛蒙对此也完全赞同。他认为，向俄国提供贷款，将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甚至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交易”：“除了金钱方面的回报，这样一笔贷款对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意义，与俄国达成全新、紧密的关系将使我们重新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座上宾”，提供给俄国的贷款向来能够激发我们家族的斗志。”阿姆谢尔对萨洛蒙的想法也表示了赞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取代霍普公司在圣彼得堡的主导地位的尝试再一次宣告失败。年青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尤其是英国的成员显然对这一计划抱有疑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让萨洛蒙大吃一惊：

俄国3%的年利率的债券你们出价70点，除去2%的佣金，只剩下68点！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吗，你们想想……奥地利3%年利率债券的价格为81点，比利时年利率3%债券的价格为71点？而一个刚从革命中脱身的国家，它的债券价格只值这么多？对此我们必须持有怀疑态度，否则这样一个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案将会使我们沦为笑料。除了定价过低以外，你们还提议只承销100万英镑的债券，剩余的部分只收取佣金（不负责销售），这样的条件即便在欧洲或美洲的两个大国爆发战争前夕也不会被附加到协议里。

即便一笔4 000万卢布的贷款在1841~1842年以更好的条件浮出水面，双方依旧未能谈拢。这次是萨洛蒙发出了警告。显然是收到了梅特涅的情报，他认为康克林声称将钱投入铁路中去，但实际上这只是个幌子，他是要用来应对军队开支的提高。他同时还响应了阿姆谢尔的观点，认为俄国贷款与其他大国的任何一笔贷款都有所不同：“提供给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的钱仍旧保持着流通，很快就从政府的保险柜中流到公众领域。但是在俄国，任何流入的钱都被‘埋了起来’，然后扔到它的欧洲，甚至亚洲的庞大疆域里。”

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因为条件开得过高而未能打破霍普公司的垄断，他们拒绝只购买一小部分的债券，同时反对以收取佣金的方式销售债券（销售不完的债券可以返还给俄国）。此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国在1844~1846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谈判也无果而终。一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不再需要大国支持了；而现在，情况似乎变成各个大国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拓展网络

我们将看到，对于政府业务萎缩的一个应对措施——也是詹姆斯与萨洛蒙最为热衷的举措——就是涉足工业金融，尤其是成立铁路公司。另一个途径就是招揽较小国家的生意。这也是法兰克福分行所采取的策略。伯格菲尔的研究记录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交易有：法兰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间，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发行了总额为350万古尔登的债券，为拿骚公国发行了990万古尔登的债券；1845年，他们又为家族的老客户黑森–卡塞尔发行了670万帝国元的彩票债券，同时也向黑森–卡塞尔的邻居黑森–达姆施塔特提供了一些贷款；同年，也向巴登提供了1 400万古尔登的贷款。1835年，他们向巴伐利亚提供的贷款让卡尔和安塞尔姆获得了“宫廷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其他各种荣誉（包括安塞尔姆的巴伐利亚驻法兰克福领事头衔）。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也为符腾堡和法兰克福自身筹措了贷款。他们也接触了汉诺威，但交易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活跃在德国西部。1835年，他们通过一笔300万英镑的贷款试图恢复与丹麦王国的联系。如果其他国家都像普鲁士一样吝啬的话，这些交易无一能获得成功。而普鲁士是三月前期^[3]的德国公国中，唯一债务没有增加的国家。汉诺威、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在1825~1850年之间，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唯有普鲁士呈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德国西部的公国在这段时期，逐渐参与了铁路建设；此外，普鲁士于1819年颁布的国债诏令也限制了普鲁士的借贷行为。）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即便提供给中等大小公国的贷款，也只是一些相对较小的交易；但是，他们为这些贷款所花费的时间经常与提供贷款给大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分上下。另一方面，生意的成交量显然也回报了所投入的努力——这点可以从法兰克福这段时期的利润中看到。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协助他的侄子们，他显然并不在意与他们做生意的公国的政治特性：比如，巴登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而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在1837年废除宪章之后——是德国最为保守的政权之一。

在德国的公国看来，如果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筹措贷款将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他们在德国的资本市场占据了如此牢固的支配地位。在德国西南部，情况更是如此。不仅在法兰克福，在其他商业中心，如科隆，罗斯柴尔德家族都能够施展如中央银行一般的影响力：当地人称为“罗斯柴尔德的钱”。这种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大多数都是敌意的。如19世纪20年代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自由党人认为支持反动政权。“许多小公国政府，”奥地利一名外交官报告说，“完全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拒绝受臣民不满情绪的影响，这些不满情绪时常可见。”这种不满日积月累，已达到危急关头。比如，汉诺威自由党人约翰·施蒂韦在1848年执政之后，他寻求避免“与罗斯柴尔德进行肮脏的交易”，他将这些交易与梅特涅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除了向中等大小的德国公国提供贷款外，法兰克福分行也通过向小公国的王子们提供贷款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比如冯·本特海姆–特克伦伯格王子和伊森堡的维克托王子；他们同时也向大贵族地主提供贷款，比如雨果·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伯爵。从许多方面来讲，这可以看做是迈耶·阿姆谢尔时代生意模式的延续。19世纪40年代新增加的内容就是这种生意扩展到了哈布斯堡帝国内非德国的地方。1843~1845年期间，萨洛蒙与维也纳的合作伙伴向一个奥匈帝国的贵族团体提供了1 230万古尔登的贷款，这些贵族都拥有庞大的房产以及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其中只有一个人——哈布斯堡大公卡尔·路德维希——不是匈牙利人。当然，最大规模的贷款提供给了保罗·艾什泰哈齐王子，这不是提供给这个权势显赫家族的第一批罗斯柴尔德贷款。不过，大量贷款突然流向了其他匈牙利权贵，还是让人很吃惊。客户名单中的莫里茨·山多尔伯爵、约瑟夫·匈雅提伯爵和洛约什·塞切尼伯爵（匈牙利全才改革家伊斯特兰·塞切尼的哥哥）等人，都是匈牙利社会地位极高的人。总体来说，这些交易与伦敦西区的银行，如库茨银行提供给英国贵族的贷款没什么差异。（实际上，白金汉公爵家族里有一个可以与艾什泰哈齐“媲美”的人，另一个拥有大量土地但现金匮乏的贵族。）但是，这种与匈牙利上层精英发展的新关系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将被证明在政治上是一种资源，但在金融方面却是一个困扰，因为仅仅过了几年，匈牙利与奥地利就陷入了分裂战争。

在意大利，罗斯柴尔德家族追求类似的多样化经营战略。他们继续在两个西西里波旁政权的财政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尽管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担心当地银行家迟早会挑战卡尔的统治地位。与西班牙一样，意大利1830年发行的传统债券也正在转型。比如，国有的西西里硫矿被认为可以作为向政府预付现金的抵押品。另一个可能性是彩票贷款（发生变化），詹姆斯对这种贷款并不欣赏，因为它被禁止在巴黎交易所交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通信明显表明，他们对于那不勒斯政府评价很低（它在1850年也遭到了格拉德斯通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继续与“通心粉陛下”做生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迟疑。“你们的财政大臣并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詹姆斯于1839年访问过那不勒斯后对卡尔说，“他是真正的无赖。他害怕与国王交谈，如果有人想在那不勒斯做成什么事，那么国王自己以及内政大臣是唯一（原文如此）能胜任的人，后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皇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特点：对于罗马政府的根本性蔑视并没有妨碍维持有利可图的生意关系。比如在那不勒斯，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竞争对手试图打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0年之后确立的对于教皇财政的垄断地位，但都无功而返，教皇债务的管理事宜牢牢地掌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罗马的伙伴托洛尼亚手里。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教皇政府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萨洛蒙至少两次通过梅特涅向罗马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其境内的犹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也强化了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用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犹太人现在凌驾于教皇和基督教之上。”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在这个方面不应该被夸大，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关注的是从教皇政权中获取利润，而不是寻求改革政权。

而与皮德蒙特–萨丁尼亚王国建立金融关系被证明更为困难，这个国家后来最为成功地挑战了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势。1834年，詹姆斯的巴黎分行受到位于都灵的这个政府的邀请，竞标一笔贷款为100万英镑的管理权。从一开始，竞争就无比激烈，列昂内尔被派往都灵，试图敲定交易。这次任务中，他和詹姆斯之间的通信不仅揭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谈判技术，而且也揭示了与一个本质上是专制政权的政府谈判所遇到的困难。列昂内尔发现皮德蒙特的财政大臣根本不可能被收买时，他准备与大臣的秘书达成幕后交易，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国王对于贷款如何安排的意见。詹姆斯建议说：

如果我们的竞争者找到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找他们），说他们愿意对于贷款的事宜与你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希望你接受他们的条件，与他们签订一项协议，让出1/4或1/2的业务份额给他们，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处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必须只用你一个人的名义来完成，因为你是在现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我们这些在后方的人，把我们的名字加到里面也不合适。

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这样的提议，列昂内尔应该提高条件，因为“我们决心要拿下这单生意，即便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超出我们的对手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生意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即便它可能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如果有必要向那些先生证明，只要我们想阻击他们，我们甚至都可以损失二三十万法郎。”詹姆斯仔细地向列昂内尔列出了与皮德蒙特政府谈判的细节，以打压其他竞争者：

你的主要目标（他写道）就是要很好地迷惑住财政大臣，必须非常明确地向他证明，他与我们而不是与其他人签约更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要向他透露你的最终决定。你必须向他表明，如果他不能让你超越其他人开出的条件，他就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你必须亮出最终的决定时，你必须坚持保证它确实是最后的决定，你开出的条件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被接受。

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足够聪明，占据了与你同等甚至更好的位置……你的计划必须要让他们尽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你只有种下了许多荆棘之后，才将“田地”让给他们，他们只能收获一些草籽。这种情况能让我们比较容易地得到安慰……胜利比昂着头撤退付出更高代价的事例数不胜数……

这番话意味着，如果詹姆斯独自在都灵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能获得成功。但是，经验不够的列昂内尔最终被阿格曼率领的法兰西银行家团队（列昂内尔称为“黑帮”）击败——甚至是竞价失败。之后直到1843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再次尝试与都灵做生意，而且双方的关系在1848年前一直若即若离。

这种新领域里的扩张解释了为何截至19世纪40年代早期，许多观察家开始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是欧洲国家的盟友：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各大国，它几乎是世界性的。亚历山大·魏尔（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众多作家之一，对罗斯柴尔德现象颇为痴迷）在他的《罗斯柴尔德与欧洲金融》（1844年）一文中，简洁明了地指出：尽管“罗斯柴尔德”一直需要各个国家变成“罗斯柴尔德”，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1842年，自由派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日志中宣称，詹姆斯“通过一个个王子了解了欧洲，通过一个个大臣洞悉了股票交易所”。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两次最著名的失败——葡萄牙与美国——以及比较例外的西班牙投资经历，他们在西班牙对水银矿的控制已经优先于筹措贷款；他们在1848年之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他们手里获得贷款的国家排成了长长的一串。保守国家借贷以避免议会对财政政策施加影响，通常是要求进行税收改革；更多的进步国家借贷用来进行公共建设，比如铁路，当时私有领域似乎难以或不愿出资建设这些项目。几乎没有国家考虑过雇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银行家和保险商。这种拓展的金融网络，其好处显而易见；但其风险直到1848年才变得清晰起来。

比利时金融的主人

1848年之前，罗斯柴尔德策略最成功的例子可能是他们参与了刚刚诞生的比利时王国的金融业务。詹姆斯和他的哥哥们在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统治的前夕，就迅速地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金融根据地，在新政府成立后风雨飘摇的前3年里，向其提供了生死攸关的资助。1833~1838年这段相对平和的时期，詹姆斯积极地寻求维护和巩固比利时通用银行在布鲁塞尔确立的主导地位。一系列交易帮助维持了罗斯柴尔德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国家贷款资助了利奥波德一世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核心部分是修建铁路网络。

在直接参与铁路（和运河）的建设过程中，比利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英国人的惯例，修建铁路的资金刚开始或多或少地全部由私营部门负责。但是这一先例随后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比利时人所期待的是拥有一个铁路网带来的战略意义——这种远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与荷兰的紧张关系，比利时尤其需要避免依赖现有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的运河网络，因为荷兰控制了这些国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这种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一直感觉发行政府债券的风险要小于私有铁路股份。更为重要的是，比利时铁路系统的发展与一项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计划能够“无缝结合”，而詹姆斯对于后者已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比利时工业化发展战略如果缺少自身银行系统的同步发展，那么只能是一纸空文。詹姆斯与通用银行携手创立了3个新的机构（布鲁塞尔商业协会、英国工商协会和土地银行），他竭尽全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是，比利时银行（1835年成立，资金大多来自法国）是一个真正的对手，詹姆斯必须决定是抵制该银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还是与其联手。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繁荣时期，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与比利时通用银行紧密合作，将一系列比利时矿业公司在巴黎交易所上市。但是在政府金融方面，就如1837年围绕债券转换进行的谈判不欢而散一样，即便通用银行也必须被看成既是盟友，也是对手。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关系非常紧密，但是他们从未能安享独立金融家的荣耀，尤其是注意到比利时议会和媒体经常以质疑的目光审视他们。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在外，即比利时政府将来或许会将铁路网络用于军事用途，或者它实际上用借来的钱支付组建军队的费用。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政府在组建军队上所花的钱大约是铁路投资额的3倍。

当荷兰–比利时问题在1838~1839年再次回到欧洲外交日程表上时，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必须仔细斟酌。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比利时政府是否应按照1832年协议条款的规定从卢森堡和林堡撤军，换取荷兰对其独立的承认。除了领土上的牺牲，1832年的条款还让比利时付出了经济上的牺牲，因为这两个地方在1830年前欠荷兰的债务均分给了比利时。和谈重启也恰好与比利时筹措3 600万法郎的提议巧合在一起，这给予罗斯柴尔德家族比以往更多的外交杠杆优势。尽管只分到了非常小的份额，但詹姆斯急切地希望参与这笔新贷款业务，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筹集资金相对容易，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是内森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经手的第一笔较大额度的贷款生意。换个角度来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此宣布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维持了债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宣告了他在家族里的地位。他在1838年5月宣称，如果条件合适：“我会立刻应允，不管会遇到多少政治难题，因为不会再有战争了。比利时将被迫让步，全世界都急切地想（到那里）做生意，我们真应该抓紧了。”詹姆斯分析说，比利时人可能会暴跳如雷，但没有法国人的支持，他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的话音刚落，普鲁士就占领了卢森堡，试图迫使比利时政府屈服，詹姆斯有些犹豫了：“隆隆的炮声”为巴黎股票交易所带来了一如既往的效果。但是，即便这样的情形也难以让法国在边境地区采取支持布鲁塞尔的行动时，他迅速地提供了贷款，以便在外交局势出现任何恶化迹象之前，尽快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售出债券。尽管债券市场走向比詹姆斯预想的要艰难一点，但其发行进展得还是非常顺利。比利时煤炭泡沫在1838年破灭的事实，可能进一步巩固了詹姆斯的地位，因为突然下跌的工业股票几乎让比利时银行濒临破产，通用银行自身也遭遇了重重压力。此时，正是詹姆斯向两家银行伸出了援手。

詹姆斯预料得很准，比利时问题的谈判迟早会遇到麻烦，尽管对他来说，这一麻烦出现之前，新发的比利时债券大部分已经幸运地售完了。在比利时（以及法国），对于1832年协议存在着大量的反对意见，尽管当时的事实是比利时仍然不具备抵制该协议的财力，因为筹措新贷款的债券虽然已经发售完毕，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尚未将筹集到的资金支付给比利时政府。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地位，詹姆斯在1838年12月要求在贷款协议中增加一项条款，即“如果爆发战争或出现任何争端，那么我们将有权废除条约”。比利时人仍乐观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谈判，希望以国债作为担保，获得后者提供的预付资金。“比利时人都是混蛋，”詹姆斯听到布鲁塞尔进行军事准备时评价说，“看到所有军队集结，我一点也不高兴，他们真的可能把一个玩笑转变成一起严重的事件，尽管只要大国反对战争，他们就难有作为。”比利时政府预付资金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萨洛蒙（危机期间他在巴黎）如之前一样，利用了梅特涅对“革命”政权的敌意，他向奥波尼展示了他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布鲁塞尔代理人瑞琪森柏格的信件内容：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比利时）政府因我们拒绝国债有关的要求而不满的事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这些先生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只有采取明智且温和的政策，才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显然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证据来显示我们乐意支持和帮助比利时政府，但是我们的良好意愿也必须审时度势，不能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换句话说，提供（比利时人）发动战争需要的钱，最终会将我们目前全心全力维持的信用破坏殆尽。你可以一字不漏地告诉这些先生们我所写的一切。

为了防止奥地利对罗斯柴尔德的政策有所存疑，萨洛蒙随后又给维也纳分行写了一封信，写有“提供给梅特涅王子的信息”字样，详细地记录了里希滕贝格与比利时政府的对话：

他们只有让步才行，否则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我离开之前，也会给我的弟弟詹姆斯留下类似的指示……我希望比利时政府现在就签署24项条款，尤其是他们现在缺少“本质上的忧虑”，只要没有签署条款，比利时政府就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半个便士，尽管他们已经哀求了几个月。虽然我发现一直拒绝十分困难，但我仍会感到得到了补偿，如果比利时屈服并且和平得以恢复，那么我就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

当然，迫使比利时人屈服的不仅仅是缺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400万法郎的资金，还因为法国政府对比利时未提供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布鲁塞尔的影响力还是举足轻重的。此外，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巩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比利时金融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在条约签署之前，詹姆斯便敦促他的侄子们，“比利时的证券销路一直都很好，我建议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前往布鲁塞尔，认识新上任的（财政）大臣，以便与他建立紧密的联系，并告诉他，你们现在准备负责筹措所有的贷款并接受国债（作为抵押）”，国债此前曾遭到詹姆斯的拒绝。詹姆斯此时的目标就是确立垄断地位。他也非常直白地表示：“比利时问题的安排将带来对金钱的需求，这是我们应该利用的时刻，以便让我们自己成为这个国家财政的绝对主人。”即便以罗斯柴尔德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取得的地位应该是近乎完全掌控了比利时政府的借贷业务，尽管这必须与通用银行分享。1840年年初，詹姆斯前往布鲁塞尔讨论一笔6 000万~8 000万法郎的新贷款时，他发现比利时政府“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我让那里的所有人对我的到来感到无比开心，并给他们作了如何让他们获得更好立足点的演讲。他们十分乐意得到我们的指导，因为我向他们指出了试图撇开我们、自行其是的时候所犯的所有错误。”

经过冗长的商讨，贷款的协议最终在11月达成，并且两年后提供另一笔（2 860万法郎的）贷款。无论是支付给荷兰的赔款还是建设新铁路项目的资金，比利时政府似乎都“沉迷于”借贷，它们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搜罗债券买家的依赖几乎是全方位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1842年詹姆斯与一个比利时大臣年闹翻后，他要求列昂内尔“星期天去温莎城堡，面见比利时国王”：

你会在适当的时机收到康斯坦丁写的一封信，信里说明了布鲁塞尔目前的形势，你可以根据信里的内容跟国王说，如果……现在（这个）大臣仍然留任，那么比利时债券就不会有任何市场，同时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活动，你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透露反对（这个大臣）的话，让国王陛下听出你话里的意思就行了。

1830~1844年期间，比利时一共筹集了5笔大额贷款，票面总值接近3亿法郎，几乎所有的债券全部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承销。

而且，比利时财政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控制的唯一目标。1840年10月，安塞尔姆造访了海牙，当时荷兰政府正要求比利时人支付最高赔款额（作为对其未遵守承诺在1839年支付500万法郎赔款的惩罚）。荷兰人指责其财政赤字就是因为比利时人拖延支付这些款项造成的，安塞尔姆适时地（替比利时）提供了一笔规模适中的预付款。两年后，比利时与荷兰达成了一项协议，用债券的形式冲抵赔款，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替荷兰政府提供现金买下了债券（享受了非常大的折扣）。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表两方负责此类国际款项转移的典型事例之一。

在比利时与荷兰，对于罗斯柴尔德在公共财政领域扮演的角色也都存在着大量的反对声音。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认为参与了法国“流产”的一起阴谋——与比利时结成关税同盟。布鲁塞尔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觉察到法国图谋以这项“用心险恶的”计划经济上吞并比利时，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证据显示罗斯柴尔德支持了这一阴谋。安塞尔姆担心，比利时赔偿给荷兰的债券在1841年可能需要转换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荷兰可能也将遭到自由派媒体类似的攻击。他抱怨说：

荷兰财政大臣竭尽全力地讨好我们，但是他受舆论以及报纸的影响太大了，有报道说他把自己卖给了我们。实际上，这个人没有勇气与我们接触，尽管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我们所拥有的方式、信誉以及影响力，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能够筹集如此巨额的贷款……他被报纸的文章吓坏了，他告诉我，“最热切地希望与你合作，只要我能够保住我诚信的声誉或向其他人证明，他们不可能与你做得一样好”。

这位财政大臣的担心是对的；3个月后，他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被迫递交了辞呈。

尽管安塞尔姆能够继续保持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比利时所欠荷兰的4 000万古尔登款项拥有控制权，但荷兰与比利时政府此时已经开始寻求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控，两个政府希望以公众预订的方式发售债券，而无须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承销。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极为敌视，担心其他政府会效仿跟进，就如英国的收入税一样。纳特尤为悲观：“我担心各个地方的人都变得聪明了，当所有政府（无须我们帮助）能够管理债券的话，它们就不会支付佣金了。”“如果政府成功了，”他沮丧地对他的兄弟们说，“这很可能，他们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再需要我们了——我们不能公开地反对他们。”但是，他的叔叔詹姆斯从不会轻易放弃生意。“男爵希望政府不会成功，”纳特报告说，“相应的，要避免帮助财政大臣——政府如果发行公共债券向民众筹措资金，肯定触犯了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那么采取相应行动将是我们的职责。”

詹姆斯侵略性的立场似乎获得了胜利。“比利时财政大臣会发现通过订售的方式来获得贷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纳特几天后写道，“我认为他将被迫再次向我们求助，这将会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试着卖出一些1840年或1842年的债券，让比利时债券价格下挫，如果他们从各地写信给布鲁塞尔宣称市场重挫，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抛售债券，“教训”那些不合作的政府。抛售比利时债券的目标就是迫使比利时政府毕恭毕敬地重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怀抱。这招似乎收到了效果；因为尽管4.5%年利率的债券继续向公众发售，但没过多久，政府就再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同时，安塞尔姆在海牙不知疲倦地进行谈判，最终让荷兰财政大臣相信，应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价值600万英镑的比利时2.5%年利率的债券，这些是他想兑现的债券。1845年，比利时政府“翻然悔悟地”回到了罗斯柴尔德的怀抱，詹姆斯也能够为1846年以及1847年规模不大的预支款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法国驻布鲁塞尔大使报告说，没有罗斯柴尔德（的帮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想要从股票交易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无法获得一个便士”。这稍微夸张了一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罗斯柴尔德对比利时公共金融领域的垄断都是难以撼动的——尽管比利时政府失败的反抗尝试（直接向公众发售债券）为将来如何打破这种垄断提供了方向。

拯救犹太族人

从许多方面来讲，比利时在1838~1839年间爆发的危机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对法国的冲击。由于之前在西班牙以及瑞士遭遇了外交惨败，奥尔良王朝不愿出面支持比利时的做法受到了广泛批评，反对派认为这是取悦法国的传统敌人：保守的奥地利与背信弃义的英国。自1830年革命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担心法国重归传统政治的模式：对内激进，对外富有侵略性，这种模式在18世纪90年代让整个欧洲陷入了战火之中。当另一次国际危机——这次出现在中东地区——让法国面临外交孤立境地时，罗斯柴尔德的担忧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被迫面对的众多“东方危机”之一。它的后果——好战的梯也尔政府倒台，法国再次遭遇了外交羞辱——也揭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权势所达到的高度。

实际上，詹姆斯从未停止过担心，他害怕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会导致巴黎的政权发生改变。1837年4月，当听闻梯也尔可能重返政府时，他发出警告说：“法国公债的价格将会下跌，因为梯也尔偏好干预（西班牙）政策。”后者在1836年曾经试图派遣军队跨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实际上，另一个梯也尔政府可能出现的想法，已经足够让詹姆斯相信需要“从法国基金中抽身，因为结果不是很妙”。“一个好政府”，按照詹姆斯的定义，从其本质上来说，对外应该追求和平政策，对内应保持预算平衡：他认同4月上台的莫莱政府，准确地说，就是因为它很“脆弱”。当莫莱在第二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时，詹姆斯认为他们“运作得不错”；当梯也尔1838年12月提出新挑战后，詹姆斯敦促政府“保持团结，相信自己坚强有力”，并承诺提供“坚定的支持”。

而1839年3月大选之后，莫莱最终下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忧虑起来，他们担心政府被“梯也尔的政党”以及“空想自由派”完全掌控。“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安东尼不安地在信里说，“国王被迫让步并且只能按照梯也尔的意愿行事——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变得有点害怕了。”不过结果是，梯也尔对于外交政策更为侵略性的坚持，仍然让路易·菲利普觉得难以接受，所以由苏尔特元帅组成了另一个温和派政府。但是苏尔特政府存在时间也不长，1840年3月1日，梯也尔最终重返政府。因无法抵制他的崛起，让詹姆斯感到很悲观：

一个新政府组成后，没人对这一事件有任何想法，尤其是在这个夏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非常难过，法国只有发动战争才能从目前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如果路易·菲利普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和平就能得到维持，但是他的儿子，我想，将别无选择，只能发动战争。我亲爱的侄子们，因为局势将进一步恶化，我倾向于坚持我之前提出的观点，慢慢地，但一定要抛出我们持有的3%年利率的法国公债……任何政府都无法组成，这是个耻辱，而且最终不论谁组成了政府……我们也能预见到议会里的各个政党依然钩心斗角。但是如果各种证券价格下挫，我们就能够重新买进，因为在法国，人们就像在西班牙一样，前一天打得不可开交，但第二天他们又变成了好朋友。

梯也尔担任总理之后，詹姆斯警告他的侄子们说，他对“基本形势，即事务的内部状态感到很不开心”。法国政权“失去了那些贡献最多的人”。尽管詹姆斯很快——秉承以往多变的风格——又开始谈论“与（梯也尔）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但这被证明并不现实。

导致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梯也尔爆发公开“战争”的事务通常被称为“东方问题”：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其概念上统治着大部分北非、巴尔干以及几乎整个中东，它能够保持完整吗？如果不能，谁能代替它的位置？经济落后，宗教林立，政府摇摇欲坠，政治暴虐——奥斯曼帝国囊括了所有这些特征。当然，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也是如此，但是程度没那么严重，而且它们是基督教国家——因此现代史当中，试图将奥斯曼帝国赶出欧洲大国“五头统治”行列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此时，“五巨头”中的4个对奥斯曼的统治呈现衰落态势的地区垂涎不已。奥地利与俄国出于明显的地缘原因，与他们南方的邻居存在着悠久的领土争夺史，而英国与法国对奥斯曼土地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是出于商业、战略和宗教等多方面原因。

在整个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连接所有东方危机的主线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谁都不能单独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方问题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创造新的势力平衡结构，都需要资金；统治这些地区（奥斯曼疆域）最基本的一个难题就是税收长期处于微薄状态。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斯曼帝国事务感兴趣的第二个，也是非常不同的原因是：他们“共同信仰者”的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资助希腊成功独立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卷入东方问题。围绕希腊疆域以及宪章的外交纷争一平息，他们就非常开心地提供了希腊赔偿土耳其人所需的资金，并且让雅典的新政府恢复了健康。这笔贷款最初看起来似乎只是冲着生意去的，因为希腊债券得到了对该地区感兴趣的3个大国的担保：英国、法国和俄国。但是，詹姆斯在巴黎被迫苦战了一番，以便从阿瓜多以及戴希塔尔手里获得比较满意的份额，后者在这起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得益于他与希腊新国王的紧密关系（都来自巴伐利亚）。此外，交易的执行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本来，希腊计划发行6 000万法郎的债券，3个大国各自担保1/3。筹集的资金中，1 100万法郎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用于支付土耳其的赔款，剩余部分通过戴希塔尔交给希腊政府。

但是，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出现时，安全局势几乎立刻被打乱。1831年11月，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兵反抗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理由是他当年出兵在巴尔干地区对希腊采取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合理回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阿里派儿子易卜拉欣入侵他最为垂涎的地区：叙利亚。几个月内，易卜拉欣攻占了加沙、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土耳其苏丹开始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来镇压反叛的部下，但是巴麦尊否决了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建议，拒绝提供帮助；相反，他试图从中斡旋，希望两方达成妥协。于是，苏丹转而向俄国求助，沙皇在1833年给予了军事援助。5个月后，让英国与法国感到沮丧的是，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包含了一项秘密条款，要求苏丹在“必要时”——实际上，是在俄国要求时，封锁黑海海峡，禁止任何国家的战舰通行。当奥地利与普鲁士也在条约上签字后，俄国获得了外交上的完胜。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只是许多威胁欧洲和平的事例之一。萨洛蒙匆忙地以梅特涅的名义警告詹姆斯，法国不应通过支持穆罕默德·阿里采取报复行动，后者在巴黎类似于拿破仑的公众形象因为他进步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得到增强。但是，这次危机的金融寓意还不那么清晰，因为法国对于希腊贷款的担保没有获得批准，而赔给土耳其的款项已经到了支付日期。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也能够预测这些交易受到了（表面上的）技术上的困扰。比如，希腊推迟向英国发送必要的债券，而土耳其则宣称，如果希腊代表团乘坐战舰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土耳其将拒绝承认其身份。纳特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幻想着从苏丹那里获得有异国情调的装饰品，作为对他帮助赔款顺利支付的回报。但是，到他离开时，他“厌恶且厌倦了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欺诈感到羞耻，非常后悔来到这个让人憎恶的地方做生意”。

1836~1837年间，又出现了一些难题，希腊政府威胁停止支付贷款利息，这场危机让国际担保受到了考验，最终勉强平息。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了与同时期在葡萄牙类似的债券发行方式，利用新债券发行筹集的资金来支付之前债券的红利，但是金融市场很快学会区别对待希腊债券，英国担保的债券比法国和俄国担保的认可度高。这个难题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担保国试图只支付到期的利息，而不理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佣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与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出现分歧。1836~1837年间，法国再次将奥斯曼之前的属地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始于波旁王朝末期，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夺得。另一方面，巴麦尊此时的政策偏向于支持土耳其，其目的是要破坏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导地位。当1839年4月，苏丹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法国政府发现给后者提供支持后，自己面临着孤立的局面。在各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中，英国与俄国达成了交易，《斯凯勒西村条约》将被一个国际协议取代，黑海再次被打通，而穆罕默德·阿里也将被迫退出叙利亚，但可以继续保留阿卡要塞。1839年，法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它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就如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向纽考特报告的那样，“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实际上……法国政府要么被迫接受（巴麦尊勋爵的提议），要么发现自己在东方问题上完全陷入孤立境地”。对于比利时危机迟缓的反应与这次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外交转变似乎给了梯也尔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一个机会。

直到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注视着外交方面的进展。1840年2月5日，埃及占领的大马士革发生的一些事情戏剧性地改变了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在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一个名叫托马索的行乞修道士以及他的仆人易卜拉欣在大马士革失踪，音信全无。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城里的犹太人社区，于是很快有传言说，他们在那里遭到了谋杀。在法国领事拉蒂–蒙顿伯爵的唆使下，埃及总督逮捕了许多犹太人，并施以严刑。一个声称在穆斯林市场看到过托马索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拷打致死，他的仆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个犹太理发师被打了500个耳光后声称，他看到过托马索与两个拉比以及犹太社区的7个主要成员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叫戴维·阿拉里。这些人全部被捕，而且另一个拉比也被逮捕。当这些人自称清白时，不幸的理发师再次受到抽打，为了逃避刑罚，他声称疑犯曾经给他钱，让他谋杀修道士，以便他的血可以涂到逾越节的面包上。尽管他拒绝了疑犯，但理发师说他目睹了托马索在阿拉里的家里“遭到了残忍的谋杀”。

阿拉里的仆人遭到拷打并得到免于其他刑罚的承诺后，承认谋杀了托马索，而且在一条下水道里“发现了”托马索的遗骸，于是，7名疑犯遭到进一步拷问，直到他们“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其中一人——为拯救自己和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证实了残忍的谋杀故事：他说，托马索的仆人死于同一种方式。就如现代早期“猎女巫”的情形类似，故事变得越古怪，涉及的人越多。一共有70个人遭到逮捕，而且差不多还有同样多的孩子被扣为人质，迫使那些逃到大马士革的“疑犯”自首。整个过程中，法国领事扮演了“猎女巫”行动的总指挥，他不仅利用了天主教社区的反犹情绪，而且也利用了犹太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化。

正是由于一个犹太商人伊萨克·德·皮乔托被捕，将这个“捕猎女巫”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因为皮乔托碰巧是一个奥地利人。为了阻止皮乔托遭遇到拉蒂–蒙顿其他受害者同样的命运，奥地利领事卡斯帕·吉奥瓦纳·莫拉托向大马士革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请求他的上级、驻埃及总领事安东·劳林在亚历山大也提出同样的抗议。3月31日，劳林——他认为整件谋杀事件是伪造的——不仅向穆罕默德·阿里发出了抱怨，并且试图向法国驻埃及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其对拉蒂–蒙顿加以约束。另外，劳林同时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举措，他将自己所写的报告以及从莫拉托那里收到的报告直接抄送了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劳林建议说，驻巴黎总领事应该迫使法国政府“发布一个强硬的命令……严厉批评在大马士革的领事”并且“让那里的政府采取负责的态度……（防止）非犹太人口的仇恨发展成为对犹太人的迫害”。

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及上述引用信件的作者，当然就是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劳林的信只是许多寄给他以及其他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信件中的一封，这些信件都是希望为大马士革以及同样受迫害的罗兹岛犹太人寻求帮助。3月15日，同样内容的求助信寄到了荷兰犹太人领袖希尔施·勒伦那里，信件出自贝鲁特的一个犹太人之手，他希望信件能够由勒伦转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他们可能“能够与国王和大臣们说上话”。两天后，另一封来自英国驻中东商人的信敦促勒伦写信给詹姆斯，声称只有“名声响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拯救受难同胞的权势”。3月27日，君士坦丁堡犹太人社区将来自大马士革和罗兹岛的信件寄给了萨洛蒙、卡尔和列昂内尔，号召“建立一种紧密团结整个犹太人族群的纽带”。

詹姆斯按照劳林的建议做了。但是，法国外交部只是命令他们在亚历山大的副总领事调查拉蒂–蒙顿的行为，这样做，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敷衍行为，因为副总领事的官阶比领事要低，所以他根本没有权力让后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4月7日通知萨洛蒙：

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是万能的方法：呼吁媒体支持我们，我们现在根据奥地利驻大马士革领事的报告，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事件描述，我们将其提供给《辩论日报》和其他报纸，同时也安排将这一事件详细地刊登在奥格斯堡《汇报》上。

利用媒体也是为了回应支持谋杀理论的法国媒体，比如《每日报》和《世界报》。詹姆斯下决心要尽可能有效地应对法国媒体，他找到了法国犹太人宗教法院的副主席阿道夫·克雷米厄，后者不仅擅长法务工作，文字功底同样深厚。克雷米厄针对叙利亚犹太人问题的长信第二天便出现在《判决公报》和《辩论日报》上。在随后的媒体争战中，詹姆斯同时授权克雷米厄出版劳林寄给他的文件——这让梅特涅感到大为恼火，尽管他同情犹太人，但是对于不受限制的（按照奥地利标准）媒体参与表示了憎恶。

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释放大马士革（犹太）囚犯运动的开始。在伦敦，当英国犹太人代表局4月21日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时，列昂内尔出席了会议，克雷米厄也出现在那里。9天后，巴麦尊同意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列昂内尔是其中一员。6周后，纳特建议克雷米厄给列昂内尔与犹太人代表局写一封正式信函，“那样会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使你能够向巴麦尊勋爵陈述这一事件”；此外，也正是纳特建议列昂内尔“准备好一大笔捐款，尽快资助克雷米厄前往中东”。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想法的形成，即克雷米厄与摩西·蒙蒂菲奥里高调公开“远征”亚历山大，此行的目的便是讨回囚犯们的清白，确保他们获释。罗斯柴尔德家族捐献了一大笔资金——至少2 500英镑——资助了这次探险，同时还充当了大马士革犹太人基金的“出纳”。在维也纳，萨洛蒙说服梅特涅迫使梵蒂冈处理一则谣言，这则谣言声称托马索实际上还活着，藏在一个修道院里（实际上并不是）。在那不勒斯，卡尔给蒙蒂菲奥里补充了供应品，传授他一些谈判的技巧，后来还帮助他说服天主教堂将“谋杀”的字眼从托马索的墓碑上去掉。在巴黎，安塞尔姆定期与劳林进行沟通，详细地了解蒙蒂菲奥里在亚历山大谈判的进展。

很容易地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拯救大马士革犹太人事业，是因为自己的族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们感到非常愤怒。海涅——詹姆斯给予暗示的记者之一——将詹姆斯的利他主义与其他法国犹太人的漠然进行了对比，尤其是铁路金融方面的竞争对手伯努瓦特·富尔德。海涅评价说，詹姆斯“在同情犹太人方面，比他的竞争对手显示出了更为高贵的精神”。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对他们共同信仰者的遭遇表示了同情。纳特说，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尽力阻止针对我们信仰的诽谤流传，必须阻止针对我们不幸的东方同胞的酷刑”。他几天后又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普遍地意识到，某一个教派可以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法国政府试图维护拉蒂–蒙顿的做法激怒了纳特：“当法国总理在议会宣布，他认为犹太人实施了谋杀，目的是得到基督徒的血用在希伯来宗教仪式上……这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这样的中伤那些血管里流着犹太人血液的人都应该予以驳斥，并证明其荒谬绝伦。”他和家族里的其他人对于蒙蒂菲奥里远行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后者不仅从穆罕默德·阿里那里得到了一个庄严的指令，宣布残忍谋杀并非是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一周之后，又“体面地释放了”囚犯们。这一切揭穿了19世纪3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指责：他们对犹太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谁能站出来，”《汇报》编辑路德维希·菲利普森1839年就曾质问道，“说说这些人为犹太教、为了它的解放、为了它的公民权或精神地位的提升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美国作家曾经声称詹姆斯并不“关心巴勒斯坦贫瘠的海滨（的犹太人）”，与这个作家一样，菲利普森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只能自食其言。

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中东地区犹太人解放运动的雄心也不应被夸大。即便在1840年之前，就有一个说法在媒体以及其他地方流传，即罗斯柴尔德家族计划为犹太人重新索回圣地。早在1830年，一份美国报纸就声称，“土耳其苏丹财政上的窘境”可能迫使他将耶路撒冷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的富有超出了渴求甚至贪欲所能企及的程度；以目前的显赫地位，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得到了（圣地）——这或许可以用钱买到——他们可能立刻建立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很快就能捍卫自己，并且会对东方的商业与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给犹太人的后代提供补偿，将那个曾经积聚“古代”大部分财富的地方重新交还给他们。对苏丹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犹太人手里，在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指引下，即便在非常短的时间，什么是它不能改变的？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个记者直接地问内森：“为何你们这些拥有影响力的人，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从土耳其皇帝、埃及统治者以及欧洲大国手里重新要回巴勒斯坦呢？那可是你们祖先的土地。”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在1836年的一本小册子《希伯来护身符》中给予了回答；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作家同年正式向阿姆谢尔提议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也认为，“重建希伯来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一位先生最豪华的加冕礼：如埃斯拉和所罗巴伯一样，为了建立罗斯柴尔德王朝，他们能够带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再次竖起大卫王与所罗门的王冠”。《世界报》（Univer）于184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也描述了类似的画面。英国的福音主义者也被这一想法吸引。如巴麦尊夫人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评论说：“这个国家……狂热与宗教因素……绝对决意认为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将等待犹太人回归；这是他们唯一的渴望。”尽管11年后迪斯雷利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时，斯坦利感到很吃惊，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想法。实际上，或许从基督徒的千年祈愿中就能找到类似的话语，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被认为是基督再生。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此类打算；这个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是很久之后的事。

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即便对于释放大马士革囚犯一事所采取的方式都持保留态度。从纳特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出，列昂内尔对于克雷米厄和一些更为喧嚣的英国犹太人所制造的“喧闹”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些人表露出的“热情太过了”。实际上，建议蒙蒂菲奥里陪同克雷米厄前往亚历山大的一个原因是“平和（后者的）狂热”。而且，纳特或安塞尔姆也没有期望那次远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当确实获得成功时，安塞尔姆“反对举行任何公共示威活动”，并且强烈反对像法兰克福与其他地方那样以英雄般的方式欢迎克雷米厄。大马士革的胜利鼓舞了全欧洲的犹太人，随后出现了各种各样改善犹太人生存状况的计划，最著名就是菲利普森提出的一个方案：在耶路撒冷修建一个犹太人医院。起初，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似乎愿意跟随蒙蒂菲奥里的领导，后者支持菲利普森的计划；但是他们在捐助医院旁边的牧师学校时附上了条件。当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反对这一计划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收回了资助，直到1853~1854年，修建医院的计划才再次浮出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如既往地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改善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的生存状况（如俄国控制的波兰）；但是他们的努力通常被更为激进的犹太人所质疑，后者的目标不仅仅是得到经济上的改善。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大马士革事件真正的意义只有置于外交环境中才能领会到。尽管，他们毫无疑问对大马士革的囚徒给予了同情，但詹姆斯和萨洛蒙更为看中其中的外交意义。因为大马士革事件给了詹姆斯一个理想的机会来破坏梯也尔的地位，后者在托马索神父所谓的“谋杀案”之后几个星期当选了总理。从本质上说，这起事件能够凸显法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问题，而这正是帮助梯也尔上台的因素之一。英国政府支持释放犹太人的运动也有自己的原因。巴麦尊决意打破穆罕默德·阿里的权势以及孤立法国，他很高兴地看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政权被描述得无比邪恶。同样的，梅特涅也很高兴得到机会挑战法国，后者声称由它负责捍卫圣地所有天主教徒的利益。另一方面，梯也尔几乎没有对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政权提出过任何批评，更不用说他自己的领地了。相反的，他的言行更为出格。5月初，他对詹姆斯说：“整件事是基于事实；我们最好平息它……因为中东的犹太人仍然如此的迷信……”他跟克雷米厄也说了类似的话。6月2日，为了回应富尔德在议会中的一个演讲，梯也尔嘲讽地质疑了法国犹太人的爱国主义：

你们以犹太人的名义进行抗议；那么，我以法国的名义抗议。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犹太人中间正在发生一些荣耀的事。公众一获悉这一事件后，他们的担心便会在全欧洲范围内显现出来，他们用热情和狂热情绪处理它，在我看来，正是热情与狂热情绪使他们感到荣耀。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他们的力量要比假装展现出的强大得多，此时此刻，他们正向每个外交大臣提出抗议。他们也狂热地做着这件事，这种狂热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总理必须有勇气保护受到此类攻击的下属。

梯也尔的这番话引发了法国媒体的攻击浪潮，“在拉斐特街上拥有豪宅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武力反对……我们在大马士革的领事”（《世界报》）以及“罗斯柴尔德先生”的“难以置信的傲慢”［《每日报》（Quotidienne）］等词句，不一而足。

当时，很容易将这类评价当做一种反犹言论，整个19世纪这种言论不时地出现在法国政治中。但是，还有一层含义是，梯也尔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捍卫拉蒂–蒙顿。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詹姆斯——已下定决心要动摇他的地位，尽管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了国际稳定，而不是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更不用说他威胁到了法国的犹太人）。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梯也尔赶下台，那么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简单了。除了大马士革事件，1840年夏季，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地恶化。梯也尔不仅拒绝了解决问题的英国–俄国方案，还寻求在阿里与苏丹之间达成双边协议。但是，这只促使其他国家于6月15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在必要时采用武力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他们的条件，其中，他们将确认他为世袭埃及帕夏，给予他阿卡帕夏的称号，但是只让他控制南叙利亚的政府。此时，毫无疑问，巴麦尊赶在垂死的国家间友好协议发挥作用前，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力。8月份的路易·拿破仑“流产”的回归图谋以及9月在巴黎发生的骚乱也打击了梯也尔。但是，无论怎样，纳特在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几乎不可能推翻他（梯也尔），实际上，这么做也十分危险，而且不明智”。另一方面，当纳特痛斥“所有新贵中最傲慢的人”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而且……民族主义的顽疾”和“虚假自由主义”时，他内心想的显然是“更为美好的将来”。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多快地把梯也尔拉下台。

表面上，在1840年8~9月的动荡时期，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可靠的外交沟通渠道促进和平的到来。列昂内尔向克拉伦登勋爵保证，法国不会开战；詹姆斯向梅特涅转达了路易·菲利普一再发出的请求：希望奥地利派出一个斡旋的人；列昂内尔试图让比利时国王从中调停；詹姆斯拜访了好战的奥尔良公爵；列昂内尔向巴麦尊转达了纳特的警告：不要过分地压迫法国，等等。这种外交活动的背后目的是从财政上削弱梯也尔的地位。关键因素是危机对于法国公债价格的冲击。8月3日，“公债价格出现了暴跌”，这让纳特和詹姆斯飞速赶回巴黎，与安塞尔姆一起静观形势发展。这只是一个冗长下跌的开始。当英国海军远征军包围易卜拉欣帕夏时，巴麦尊断然拒绝了梯也尔提出的保存颜面的妥协方案，而法国公债价格随之再次暴跌。公债价格从7月的87点跌到8月初的79点，到10月初只剩下73.5点。毫无疑问，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造成了公债价格的下跌是错误的，这是巴黎股票交易所里出现的普遍恐慌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检查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与19世纪30年代初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他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可以从纳特8月2日的评论中看出端倪：“感谢上帝，我们几乎没有持有任何公债。”非常简单，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就一并抛出了所有法国政府债券。这也是法国驻伦敦大使基佐未能发觉的一件事。“你认为他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的财产安全吗？”他9月9日拜访完列昂内尔之后，这样问列文公主。海涅也被詹姆斯紧锁的眉头所欺骗：“已经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的法国公债又跌了两个点，据说罗斯柴尔德先生昨天牙痛，也有人说他得了疝气。这意味着什么？风暴更加接近了。已经能够听到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死神奥丁的婢女）的羽翼扇动的声音。”实际上，詹姆斯是在假装维护海涅读者们的利益。纳特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投机，他开玩笑地说：“我不能发一笔横财。”

梯也尔进行了反攻。10月12日，支持政府的《宪章报》（Constitutionnel）炮轰“德·罗斯柴尔德先生与他的骗术”：

［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位金融人士，并不希望发生战争。没有什么事比这点更容易理解。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个奥地利国民，也是奥地利驻巴黎领事，他对法国的荣誉与利益并不在意。这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议会，德·罗斯柴尔德先生，股市大师、梅特涅的代理人，你会做什么样的祈祷？这个“金融之王”凭借什么权力、什么权威来干预我们事务？他是我们荣耀的决断人？他的金钱利益可以凌驾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之上？谈到金钱利益，十分让人惊讶的是，如果能够相信受高度认可的报告，犹太银行家对内阁不满的还不仅仅是金融上的困境……另外，受伤的虚荣心也需要得到安抚。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已经向与他拥有共同信仰的同胞承诺，将把我们驻大马士革的总领事解职，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逮捕犹太人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多亏了议会主席（梯也尔）的坚持，大银行家的这些要求被一一拒绝，拉蒂–蒙顿先生得到了支持——因此，将大银行家卷入纷争的愤怒以及狂热让他一无所获。

这个攻击忽略了一个事实，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金融之王”处在一个能够“干预”政府政策的地位上。如果梯也尔真正考虑进行战争准备并最终开战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他如何承担起相关的费用？考虑到法国政府已经十分紧张的预算，借贷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在公债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政府根本不可能借到钱。这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整个金融市场对他们不赞成的政府所能施加的压力。金融危机剥夺了梯也尔的借贷可能，进而有效地破坏了他的外交政策。在回复《宪章报》的文章时，詹姆斯以巧妙的恐吓语调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从没有鼓动过反对政府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从不希望承担政治角色。就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金融家。如果我期望和平，我会真心诚意地期望它的到来，不仅仅为法国，而是为全欧洲祈祷。金融家任何情况下都有机会为国家提供服务，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向来都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次他可能不会提供服务。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在10月20日，“小无赖”辞职。10天后，一个新政府由苏尔特组成，基佐也在其中。纳特满意地说：“股市得到了最大的信心。”

当然，安排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战争狂热”的迹象不仅在法国出现，在德国同样如此。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梯也尔的倒台是这场危机的转折点。海涅在1841年3月报告说：

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有段时间似乎感觉不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看起来气色很好。股市占卜师，擅长解读伟大男爵外貌的专家向我们保证，和平之鸽在他的笑容里筑巢，对于战争的每一丝担忧都已经从他的面容中消失，他的眼里也看不到一丝预示风暴的光亮，因此，如战争般威胁整个世界的风暴天气，已经完全消散。这些占卜师告诉我们，他的喷嚏都是和平的预兆。

受制的权势

东方危机的结果证明了国际紧张状况能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好处——因为国防费用的攀升并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利用他们的金融力量促进和平。但是，当大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处于克制状态时，新贷款的需求也趋于枯竭。形成对比的是，当他们采取重整军备的政策时（从1840年后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不再构成威胁。

梯也尔的倒台几乎立刻为詹姆斯带来了新生意。军备开支的攀升是梯也尔留下来的遗产——尤其巴黎周边的新防御工事更是花费不菲——迫使苏尔特元帅的新政府在1841年筹措了一笔新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万个原因不喜欢防御工事项目：除了引燃欧洲的战争气氛，它也使得萨洛蒙位于叙雷讷的别墅价值面临暴跌，它离计划中的防线非常接近。但是，他们丝毫没有犹豫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坦诚地讲，詹姆斯对筹集贷款的债券数量以及新任财政大臣提出的发行价格满腹牢骚，新财政大臣泰奥多尔·于曼此前也是一个银行家，詹姆斯私下里将其视为一个“流氓”和“无赖”。实际上，整个谈判过程，即便按照詹姆斯的标准来衡量，也一直充满着扣人心弦的气氛。当于曼要求在巴黎会面时，在加斯泰因和维也纳办事的詹姆斯甚至未能抽空看望一下萨洛蒙，而且詹姆斯不止一次地表明，如果条件不提高的话，他就把生意让给别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生意的打算：他解释说，“我们希望——实际上必须拿到这宗贷款生意”；他也十分自信地认为于曼不可能放弃他，因此更加坚定地讨价还价。1.5亿法郎的贷款债券最终在10月发行，协议条件或多或少地遵照了詹姆斯的要求。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只证明了詹姆斯对于法国金融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笔贷款的重要性可能在于“武装和平”的特征，正是这一新式和平使得贷款成为必要。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此时詹姆斯与纳特不仅愿意证明重整军备政策的合理性，也乐意资助这一政策，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梯也尔当政时所反对的。他们向伦敦以及维也纳分行保证，新法国政府重整武装只是为了安抚民意。“过去10年中，没有一个政府比10月9日组成的政府更渴求和平，但是它需要考虑一些事情，克服一些怀疑，防备狂热的敌人。”一旦军备增加的成本为人所知，民众的情绪便会变得更为平和。3月8日，詹姆斯能够报告“赢得大捷”：“处理预算的委员会拒绝批准建立36个新军团的计划，这也给了梯也尔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此前一直想扩大军队的规模，这也将节省4 000万法郎，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这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证据。我买进了法国公债……”

1841年的贷款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国财政部的“正常服务”得以恢复。1842年与184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提供了另外两笔贷款（每笔两亿法郎），尽管他们的主导地位遭受了奥廷格、巴林和拉斐特的挑战。国际紧张形势也增加了德国各公国的军备开支。“只要法国持续武装，”安塞尔姆分析说，“德国必须跟上。”而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意味着新的生意。这样一来，在平淡的7年之后，奥地利政府在1841年再次筹措了一笔3 850万古尔登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与希瑙以及阿恩施泰因和埃斯克尔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两年后，他们又筹措了另一笔4 000万古尔登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视和平为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武装的和平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认为这个时候的詹姆斯像个“总督，甚至像个国王”，就不足为奇了。詹姆斯告诉她，他认识法国所有的大臣，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如果他们采取的政策“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他能够直接向国王表示抱怨；詹姆斯所说的这些并非夸大其词。“如他所知，我有太多的东西会失去，我并不渴望和平，他对我非常有信心，仔细听并斟酌我所说的话”：在那个句子里，除了巧妙地提及法国政权在财政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依赖外，也揭示了詹姆斯掌控“中产阶级王朝”的关键因素。当海涅称詹姆斯是一个“风向标”时，低估了他影响世界风向的程度。1840~1847年间，罗斯柴尔德给基佐提供的资助有效地让他避免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并增加了修建铁路而非防御工事的资金比例。这个时候，即便纳特和他的兄弟们对于叔叔在巴黎所拥有的影响力也都感到很吃惊。当英法围绕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产生争议，又在1844年平息纷争时，纳特评价说，“国王陛下让人吃惊的礼貌，几乎亲吻了他，他如此高兴”，法国国王（错误地）赞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约束住了（英国首相）皮尔。

但是，詹姆斯的权势是受到限制的，就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在19世纪30年代受到限制一样。1846~1847年间，英法之间围绕西班牙问题爆发了更为严重的争执，这让詹姆斯感到非常恐慌，当时路易·菲利普决意让自己的儿子与西班牙女王的妹妹联姻，而这可能被巴麦尊看做一个开战的理由。詹姆斯不停地来回奔波，试图让法国同意签署一个英法贸易协定，作为对蒙庞西耶（法国王子）婚姻的一种补偿，但是基佐这个时候却坚持不让步。詹姆斯于9月26日寄给伦敦的信里透出了内心的不安：

我们非常焦虑……因为，就如我得知英国大臣（诺曼比勋爵）的状况一样，他非常忧虑，因此可能采取非常坚决的举措。我不能想象他们将立刻宣布开战。真相是蒙庞西耶定于星期一前往（西班牙）。但是，基佐跟我说，即便英国准备宣战，婚礼仍将如期举行……我亲爱的侄子们，这让人感到太恐怖了。我没有想到形势会变得如此糟糕，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最后肯定会发生一些事。英国大臣告诉我：“我们不能冷静地坐着，等待局势发展。”他是否有意这样说，以便让我放出风去，只有上帝知道……我认为前景不容乐观。

詹姆斯甚至向基佐提议，蒙庞西耶应该宣布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但是，安东尼焦虑地报告称：“基佐认为我们一直在跟他对着干，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必须多么小心谨慎……我向你们保证，我非常忧虑——法国人不想战争，也不能开战，但是他们让形势变得如此糟糕。”实际上，纳特不愿意将列昂内尔的来信转交给路易·菲利普，因为其中明显包含了巴麦尊所说的强硬词句：

我们叔叔支持英法同盟的理由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巴麦尊勋爵担心，万一西班牙女王中毒（身亡），万一她没有任何后裔，万一女王的某个继承人为了王位不让她的女儿生孩子，那么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将会与蒙庞西耶公爵爆发冲突，勋爵了解什么将给我们的政治家带来恶劣的影响，让他们相信巴麦尊勋爵……跟你讲了一堆废话——我非常不幸地成为传递这类公文的信使。

到1846年10月的时候，詹姆斯已经非常悲观，他预测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将可能在任何时候开赴西班牙，而且也担忧英国增加军舰的消息。当他在29日看望基佐时，他被确切地告知，法国不排除蒙庞西耶将来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可能。局势的最低点出现在詹姆斯寻求支持诺曼比的决定时，后者决定在蒙庞西耶从西班牙回到巴黎时，不参加他的欢迎仪式。如纳特报告的那样，基佐“非常生气……并告诉他，鉴于自己所处的境地，他坚持对他（詹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詹姆斯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我担心这里与英国之间的所有外交沟通渠道将被打破，这里的政府准备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强硬的政府。我认为，即便现在的举动导致战争爆发，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便他向他的老朋友、比利时国王寻求帮助时，他得到的依然是“冷冷”的接待。

英法之间的这种公开冲突，不可避免地让海峡两岸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阿方斯对巴麦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当列昂内尔于1847年年初造访巴黎讨论英国事务时，他嘲讽地问道，是否法国的政策应该“要谦恭地亲亲英国狮子的脸颊”。差不多同一时期，前往法兰克福的汉娜尴尬地发现，安塞尔姆和卡尔都站在了法国一边。“我不时地与我们的朋友爆发口角，”她跟列昂内尔说，“尤其是安塞尔姆，他是基佐的狂热支持者。”安塞尔姆也对詹姆斯充当调停人不愉快的经历进行了评价，他建议叔叔“不要在伟大的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掺杂进个人因素”。

每个人都担心的战争最终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在19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外交领域中经常可见。到1847年2月底，詹姆斯报告说，西班牙事务已经非常妥善地解决了：“奥波尼此刻和我在一起，他说现在即便想象战争都是多虑了。诺曼比邀请他和基佐在周二探访他。因此和平将在一杯香槟中达成，我和我的妻子将见证那一刻，感谢上帝。”但是，在香槟酒的软木塞还没拔出来之前，巴麦尊又找到一个新的争议话题：希腊拖延支付英国持有债券的利息。这是另一场英法“口水战”的开始，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再一次充当了不情愿的信使。“基佐告诉男爵，”纳特于1847年4月厌烦地报告称，“如果英国打算针对这一愚蠢事件大吵大闹的话，那么她将独自面对希腊……（基佐）将能够拒绝恭维，然后让他的国家进入一个让人担忧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要以这样的条件重复这一点。”

此外，即便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没有出现过，但是出现了第二个危险——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些忽视的危险。在19世纪40年代，如此多的欧洲国家背着赤字运转的趋势，对它们的银行家来说，不仅意味着利润丰厚的好生意，而且也标志着这些国家中出现了基本性的政治不适。实际上，军费开支并不是造成19世纪40年代各国财政赤字的唯一原因。我们将看到，各国对于铁路建设的补贴，以及税收不景气甚至下跌——经济低迷的一个副产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足地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添加到他们的客户名单中，他们也能够为此举获得的外交影响力而恭贺自己。比利时与叙利亚危机实际上证明了一点：谨慎地操控欧洲国家的财政便可以避免战争。但是金融力量也不是绝对的，毕竟，它受制于欧洲国家的内部稳定。当这点难以维系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证明与那些财政受他们控制的王子和大臣一样无能为力。七月王朝最终垮台并不是因为一场战争，而是因为一场革命；而对于革命，巴黎周边的防御工事形同虚设。

[3] 三月前期指1815~1848年期间德国境内的历史发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