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者

终结者

全球化的矛盾在于，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权力却变得越来越分散。多亏全球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全世界几乎最穷困的人们现在所拥有的购买力，让他们的祖父辈们连想都不敢想。生产方式从未如此高效或者说从未如此被广泛地接受——正如中国和印度迎来了它们迟来的经济起飞一样。多亏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得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比他们的祖父们享有明显更多的政治权利。竞选的民主方式从未如此广泛地被作为政府的最佳选择。比起两三代之前的情形，教育也在大多数国家被更多的人口所享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脑力。所有这一切的改变意味着传统上基于垄断——对财富、政治职务以及知识的垄断——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不幸的是，基于现代技术的毁灭性武器也在不断扩散，暴力手段也被更均匀地分布着。火力分布得如此均匀，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我们不应当忘记，实力并不仅仅是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那仅仅是财富。实力是能否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购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它能够使得人们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服务或出售其货物，而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寻求在国境之外施加影响的帝国而言，权力既取决于掌权者的意志也取决于其臣民的支持。然而，权力一旦被分享，便自行消失了。在其他国家一颗原子弹也没有的前提下，单独拥有一枚原子弹的那个国家，比自己拥有1 000枚原子弹，但其他所有国家也都有一枚原子弹的国家更为强大。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美国与阿诺德·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终结者的最后一个相似之处。在军事对抗中，美国具备造成令人震惊的毁灭，而自身遭受的损失则保持在最低程度的能力。如果它想要这么做的话，就没有它终结不了的政权——包括朝鲜。当然，这样的战争也许会留给韩国一片废墟，而美国终结者则会几乎毫发无伤地出现在碎石瓦砾堆之上。在这个终结者的电脑程序中并没有国家重建的设计程序。他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就只是破坏和毁灭。

2003年秋季，布什总统声称他“将不离开”伊拉克；美国“不会逃脱”；中东“必将成为美国政策未来几十年的焦点” ，以此寻求重振美国士气。然而，如果美国最终顺从了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还没取得经济重建工作的成功就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样的场面也不是我们不熟悉的。当这位全球“终结者”最终承认“我再也不会回来时”，美国权力的局限性将暴露无疑。

在写作于2000年并在2001年春季出版的我的那本《金钱关系》一书中，我试图论证美国不仅能够扮演一个更为自信的全球角色，而且它也不能不充当这个角色。任何冒险作预言的历史学家都有责任以其后见之明，来审视当初所下的定论。当时我作的要点如下：

“毁灭的手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廉价……（廉价武器）的主要受益人是中东和黑非洲地区的一些游击部队，西欧的恐怖小组和美洲的贩毒帮派。”
“坦白地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任何国家想要对美国发动直接的攻击的可能性是极其小的，虽说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的一些城市发动袭击还是很有可能的。”
“自从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世界上战争的增长都是由于内战的蔓延……（但是）联合国作为全球警察的记录则不敢恭维……1992年到1999年间安理会授权一系列的人权干预行动……大部分行动即使成功也不起什么作用，糟糕的行动则更是灾难性的。”
“人们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在这里也值得重复如下：美国不是想要废除这些暴君再强加民主政府给他们的国家吗？入侵一个国家，废黜那里的独裁统治者和在枪口下强加自由选举给受侵国通常会作为与美国‘价值观’不相符而被驳回。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永远不能够从事19世纪英国所实行的那一套公开的帝国主义统治——但这恰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在德国和日本的所作所为，而且这种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持久性的成功。”
“美国决不应该像某种巨型蜗牛一样躲在电子外壳里撤退，而应当将其巨大资源以更大的比例投入到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造安全的世界环境中去。与‘历史终结论’幼稚的必胜信念恰恰相反，这些并非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是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坚强来构建其基础的。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合适角色是在那些缺乏这些因素的地方建立这些制度，必要的话……要通过军事武力手段。反对者并没有什么经济方面的理由，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并非高到令人望而却步。对全世界的‘流氓国家’强行实行民主也不会使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5%的GDP。支持这条政策倒是有经济上的理由，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法治，会为它们贸易的复苏和扩大带来长期的利益。”

我在克林顿政府行将结束的日子里，有点过于激昂地作了结论。21世纪的世界所面临的“最令人失望的事情是：能够以其资源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却缺乏这样做的勇气”。我从未奢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灾难发生仅9个月之内，新一任总统便会着力于实行与我所倡导的类似的政策。自从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以来，胆量已不是问题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有不屈服的精神，也就是说，美国能否坚定地完成已经开始了的事业。

那时，我与大多数欧洲对美国的评论家意见相左。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岗位的最佳候选人。经济全球化正在起着作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的飞速增长意味着世界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现象最终正不断地缩小。但世界上有部分地方，在那里司法和政治体制如此失败和腐败，那里的居民实际上完全与经济繁荣无缘。也有些国家通过软弱或是极端的恶意手段，鼓励恐怖组织致力于破坏自由世界的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全球化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撑，正如一个世纪前的情形一样。

美国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不管从其自身安全的角度还是出于其坦率的利他主义的角度来考虑。在许多方面，它也是唯一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的大国。然而，仅仅依靠庞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还不够，如果不对其经济结构、社会组成和其政治文化进行彻底改革，美国仍然很难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

美国新帝国主义分子则喜欢引用吉卜林的《白人的负担》，这首诗写于1899年，以此来鼓励麦金莱总统在菲律宾进行帝国的建造。但是它的一成不变的语言是过去时代的语言——实际上是整个19世纪的语言。虽然我对帝国自我否定的种种危害多次提出警告，但我也不要求美国人在国会大厦的屋顶上宣称美国帝国主义的存在。我想说的是，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来称呼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霸权、独家优势、领导优势——美国人都应当认清在现今的和过去的英语帝国之间，存在职责上的相似性。美国人应当在维持一个难驾驭的世界的治安工作上比它的英国前任做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在向其他帝国历史的学习过程中，美国人学会的将不是傲慢，而恰恰是还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期的乔治·W·布什曾经建议他的同胞们的“谦卑”二字。

在写《白人的负担》的两年前，吉卜林曾经写了另一首诗，也许更为切题。标题是“退场赞美诗”，是对帝国主义衰亡的忧伤宣告，对维多利亚晚期的辉煌错觉是一个彻底的纠正。

我们的舰队消失于长途远征；

土堆和沙滩上火焰已熄：

昔日的自大在今日早已不存，

只剩下尼奈维和泰尔两座枯城：

饶恕我们吧，

主宰世界各民族的法官，

除非你已将它忘却。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巨人所需留心的话语，即便他看起来是多么所向无敌地驾驭着这个世界。正如托尼·布莱尔在2003年7月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简明扼要地指出的：“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在某一个时期内看起来是无敌的，但实际上，这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美国人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希望他们的统治地位持续多么短的时间。虽然野蛮人已经在敲门了——曾经那么蔚为壮观——但就好像吉本笔下的古罗马一样，帝国的衰落看来更有可能来自其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