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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络

在获得所有成就之前，内森·罗斯柴尔德最开始在英国展开他的职业生涯，他购买成品布出口到欧洲大陆。那些早期留存下来的记录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的经济形态。从1799年他第一次到达英国，到1811年他在伦敦正式成立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段时间，罗斯柴尔德不仅走遍了兰开夏郡，还去了诺丁汉、利兹、斯托克波特，甚至格拉斯哥，寻找纺织品运送给德国的客户。他不仅购买成品布，还进行了一番调研。“我一到曼彻斯特，”他后来告诉下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就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东西实在太便宜了，我获得了很好的利润，因为我很快发现有三种东西（材料、染色和制造）利润巨大。于是我对制造商说，‘我给你提供材料和染料，你将向我提供制成品’。所以我获得的就是三种东西而非一种东西的利润。这样我出售的商品会比任何一个商家都便宜。”[1]随着新的纺纱和织造技术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中部迅速传播，以及众多小制造商相互竞争，一个积极进取的中间商所获得的机会是巨大的。正如他在1802年12月所解释的那样：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住在曼彻斯特周围20英里的乡下织工把他们的货物带到这里，有20到30件，有的多一点儿，有的少一点儿，他们以两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的信用期卖给这里的商人。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普遍缺钱，并且愿意牺牲一些利润来获得这些钱，一个携带现钱的人有时可能会得到便宜15%或20%的货物。[2]

此外，随着业务的扩大，他开始向除了他父亲的公司以外的公司出口，罗斯柴尔德一开始不仅提供低价商品，还提供合理的信贷条件，告诉这个买家，他的钱“在你手中跟在我口袋里是一样安全的”。[3]然而，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价格和利率极不稳定，供应商未能交货的次数几乎和买方未能付款的次数一样多。此外，随着1806年和1807年拿破仑下令禁止与英国的所有贸易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经济战争，罗斯柴尔德不得不转向走私活动。

像19世纪的知识和政治革命一样，工业革命也是网络的产物。尽管一些政府行为（尤其是针对从印度进口布料的歧视行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但没有统治者下过明确的指令。除了内森·罗斯柴尔德所属的信贷网络之外，还有一个资本网络允许企业家和投资者汇集信息、资源和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交换创新。詹姆斯·瓦特正是通过网络的力量才实现了他对蒸汽机的改进，该网络包括格拉斯哥大学的约瑟夫·布莱克教授和伯明翰银月社的成员。[4]大多数纺织制造公司规模小，相对容易融资，但资本密集型企业，如合资运河公司或保险公司则严重依赖投资者网络。[5]在前工业化时代，国际进出口在很大程度上由商业网络管理着。在所有这些网络中，亲属关系、友谊和共同的宗教信仰都发挥了作用。当新的制造技术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时，情况也是如此。[6]如图26.1所示，瓦特和费城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后者却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四度分隔的联系。[7]但是创新的冲动，即“改善心态”，几乎像宗教信仰一样传播开来（据一位学者说）。[8]在工业革命的每个阶段，网络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传播新的工艺，更重要的是汇集人才和资本。正如日益高效的蒸汽机的发展是一个网络集体努力，而不是个别英雄发明家个体努力的结果一样，后来航空领域的突破要归功于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些核心成员，如莱特兄弟。在那个“小世界”里，《飞行机器发展》（1894年）的作者奥克塔夫·沙努特是最重要的连接者——在第一架飞机的发明中扮演了保罗·里维尔的角色。[9]

26 - 图1 图26.1 “蒸汽网络”：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和蒸汽机技术的社会网络，约1700—1800年。

工业化时代，英国历史的核心难题是为什么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为什么18世纪末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的网络强大到足以催生现代制造业，却不足以推翻英国君主、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1848年，在整个欧洲大陆，那些签署了各种请愿书的人被卷入另一波革命浪潮——这一次革命蔓延到柏林和维也纳，并导致了梅特涅的垮台。[10]在英国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著名的辉格党演说家亨利·布鲁厄姆试图创建一个传播有用知识的社团，而不是一个传播共和思想的社团。就连宪章派在组织扩大选举权的运动时，也是有条不紊地聚集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成分在其中。对此，有的解释是，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很大种程度上向“下层社会”灌输了一种观念，即作为“英国人”，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中有着爱国主义的利害关系。[11]汉诺威时代最大的骚乱是狄更斯在《巴纳比·鲁吉》中生动描绘的反天主教的戈登骚乱。还有一种解释是，英国精英以高超的技能适应了迅速变化的工业时代。总的来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政治倾向上是自由的，而他们的汉诺威亲戚则不然。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金融精英们在政治上比许多批评家所赞赏的更加灵活。

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是一个能很好地说明英国为什么避免革命的案例。废奴主义运动始于议会之外的宗教少数群体（主要是贵格会教徒）和新组织，如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等，后来社会减少了奴隶并逐渐废除了奴隶制。早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就渗透了下议院。1789年5月12日，就在巴黎三级会议开幕一周后，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下议院发表了他的重要演讲《关于恐怖的奴隶贸易》。不少于40万人在1792年签署了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2%——也是曼彻斯特人口数量的一半。[12]1816年，反对恢复法国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上的签名数量为137.5万。[13]1833年，骚动更大了，当时议会收到了将近15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中包括一份长达半英里的请愿书，由35万名妇女联名写成，由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的女儿普里西拉缝到一起。[14]然而，与美国殖民地和法国不同的是，这个网络从未威胁要将国家拖入革命的旋涡。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涉及远离不列颠群岛的人们的利益：非洲奴隶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这一请愿在18世纪90年代步履维艰，但政治精英对议会施加的压力得到了相对迅速的反应，最终，1807年英国废除了奴隶贸易，然后在1833年解放了近80万名英国属地的奴隶。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西印度种植园主是一个太小的利益集团，无法行使否决权。

长期以来，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英国糖料生产商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就已经陷入危机，还是在经济辉煌时期戛然而止的争论非常激烈。令历史学家一直不解的是，英国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导者转变为公开和活跃的反对者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15]很明显，尽管英国的食糖消费量激增，但糖价在整个18世纪却在持续下跌。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其价格又大幅飙升——因为圣多明各奴隶起义造成的生产中断仅被古巴、毛里求斯和印度种植园产量的增加部分抵消了，但在1807年之前又下降了，后来随着和平的到来价格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奴隶的平均价格却没有下降。然而，有人认为这些趋势注定了西印度糖业的灭亡——“废除奴隶制是西印度群岛困境的直接结果”[16]，这样的论点却并不令人信服。随着整个欧洲对糖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古巴，更不用说在巴西了，保持奴隶制的机会对于英国种植园来说也是存在的，但是废除奴隶制不可避免地会推高劳动力成本。对英国种植者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经济的迅速多样化，用于生产和再出口的棉花进口在重要性上迅速超过了食用糖。到19世纪20年代末，棉花已经占了英国出口的一半。作为英国纺织业的主要城市，曼彻斯特在伦敦的政治影响力比在牙买加更大，并且很容易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和持续的奴隶贸易视而不见，而兰开夏郡的原棉份额正是从那里来的。不得不说，正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从棉花贸易商转型成了银行家之后）资助了1833年废奴法案公布后政府补偿奴隶主所需的1 500万英镑贷款。[17]事实上，在解放奴隶的立法通过后，内森立即与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共进晚餐。[18]之后，内森的儿子们在英国犹太人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维多利亚女王也将他的孙子纳撒尼尔晋升为上议院议员。

1815年英国的社会极其不平等。土地财富高度集中在世袭贵族手中，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旧政权下的法国都要多。税收制度异常落后，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税，大部分支出流向陆军、海军，以及富有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债券的持有者。然而，19世纪早期的议会外运动（不是废奴运动，也不是随之而来的选举改革运动）都没有严重威胁到已经建立的秩序。这是因为，与法国不同，英国的等级制度知道什么时候该顺应潮流。废奴主义者认为，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的继位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而不是一个障碍，年轻的君主很快就会因为压力而支持他们的运动。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阿尔伯特亲王，他在结婚仅三个月后，在一次“奴隶贸易废除和非洲文明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阿尔伯特亲王说：“我深感遗憾的是，英国用仁慈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试图阻止这种残酷的人口贩运行为（同时也是荒凉的非洲和文明的欧洲最黑暗的污点），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也真诚地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不会放弃努力，我们会坚持到这种违背基督教精神和人类天性中最美好感情的事情永远停止的那一刻。”[19]

[1] Buxton (ed.), Memoirs, 354.

[2] RAL, I/218/I, Nathan to J. A. Matti, Frankfurt, 29 December 1802.

[3] RAL, I/218/36, Nathan to Sichel & Hildesheimer, Frankfurt, 17 October 1802.

[4]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KL 492-4.

[5] Pearson and Richardson, ‘Business Network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659f.

[6] Lamoreaux et al.,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16.

[7]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KL 498-504.

[8] The idea come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ian Anton Howes: http://antonhowes.tumblr.com/post/143173119024/how-innovation-accelerated-in-britain-1651-1851.

[9]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KL 2128-37.

[10] For a network study of 1848 that focuses on petition-signers in the city of Esslingen in Württemberg, see Lipp and Krempel, ‘Petitions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169.

[11] Colley, Britons.

[12] Davis, Inhuman Bondage, 235.

[13] Drescher, ‘Public Opinion and Parliament’, 64.

[14] Davis, Inhuman Bondage, 245.

[15] See the seminal work of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which is now outdated. A more compelling recent account is Ryden, ‘Does Decline Make Sense?’

[16]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50.

[17] Loewe (ed.), Montefiore Diaries, vol. I, 97ff.

[18] Buxton (ed.), Memoirs, 353ff.

[19] Dimock, ‘Queen Victoria, Africa and Sla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