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4月29日，一起灾难降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或者说，对于当时的家族似乎如此。在内森突然去世后不到3年，他的第二个女儿汉娜·迈耶放弃了犹太信仰，准备嫁给一个基督徒。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亨利·菲茨罗本应是德国犹太移民女儿的最理想，实际上最梦寐以求的夫婿人选。诚然，他是南安普敦勋爵的小儿子，因此不太可能继承爵位或太多的土地；但另一方面，32岁的他已经（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是北安普敦郡的官员，同时还是刘易斯郡地区的议员，未来的仕途不可限量。但是汉娜·迈耶考虑的并不是这些；在1838年的某个时刻，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黑头发、蓝眼睛的年轻人。她的背教行为永远都不能得到宽恕。

汉娜·迈耶的罪行和惩罚

19世纪小说的经典主题就是贵族家庭不同意与商人联姻。菲茨罗伊的家族毫无疑问坚决反对两个年轻人的决定，中断了对他的资助。但是，他们的反对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激烈。实际上，这并不是汉娜·迈耶第一次与一个异教徒产生恋情：根据记载，在她父亲死前，埃德蒙·德·克拉里王子曾经在巴黎向她求婚。内森当时就断然反对；当他的弟弟詹姆斯听到汉娜·迈耶与菲茨罗伊的新恋情之后，他不再有任何同情：

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在信中提到了让你感到痛苦的社会环境以及汉娜·迈耶的恋情，这让我感到心碎。你能够想到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比这个决定更能够威胁我们家族、我们的持续安宁、我们的好名声以及我们的荣耀。我甚至不敢提到它。背弃我们的宗教，背弃我们先祖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信仰——这种信仰让我们变得如此伟大。

但是，詹姆斯从一开始对再次阻止汉娜·迈耶持悲观态度。主要原因不是他缺少内森家长式的权威；而是内森在他的遗嘱中正式地表明，他小女儿的婚事必须征得她母亲和弟弟们的同意，其他几个叔叔只有在发生分歧的时候才出面作决定。真正的问题是，用于强化这项条款的经济制裁不足以制造障碍。内森死后，汉娜·迈耶得到了1.25万英镑，而她成年时就已获得相同数额的钱，此外存在家族银行里属于她的5万英镑，每年会有4%的收益。如果她出嫁时得到家人的祝福，她还会得到另外一笔5万英镑的嫁妆；但是这笔钱她显然知道肯定拿不到了。詹姆斯建议列昂内尔把汉娜恋爱的事告知萨洛蒙，但是他对于萨洛蒙能否“在这件事上取得比我还好的结果”表示怀疑。他也同意在2月20日前赶到伦敦，亲自劝说他的侄女。“但是，”他有些悲观地写道：

我们的旅程能否获得成功以及对公众带来何种印象，我难以预测，或者汉娜·迈耶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善意的劝告，她十分清楚我们前往伦敦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她的爱情冒险。我更倾向于认为，鉴于这个女孩独立的性格，我们此举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加不可能说服她放弃这份错误的爱情。但是，我更希望看到我们家族的安宁，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伦敦……我十分关注这件事。

实际上，詹姆斯因为突然生病而未能前往伦敦。相反地，他建议汉娜·迈耶——由她母亲陪同——前往瑞士与他住上一段时间，他计划在那里继续休养。但是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建议来得太晚。就在詹姆斯发出邀请的那天，婚礼在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有汉娜·迈耶的弟弟出席了仪式，新娘的母亲只把她送到了教堂门口。几周后，“丑闻”被《泰晤士报》公之于众：

已经证实，罗斯柴尔德小姐嫁给菲茨罗伊先生的条件是她需要皈依基督教。这是第一次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放弃他们祖辈的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上了他们出生地（法兰克福）的印记，他们自那以后，一直以自己坚守犹太教义而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据说，新娘的叔叔们对于改变信仰实现联姻感到十分不高兴。

这是留有余地的说法。“我十分坦白地承认，”盛怒的詹姆斯在信中说：

关于汉娜·迈耶的那篇报道让我如此难受，我几乎没有勇气提笔在信中写到这件事。她不幸地夺走了我们家族的自豪，给我们带来如此严重的伤害，它永远都难以弥补。你说，我亲爱的纳特，她得到了一切，除了信仰。但是，我认为（信仰）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全要依靠它。因此我们要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抹去，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或任何一个家族的成员绝不要见她或接待她。我们现在致以她最好的祝愿，然后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除，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即便她的母亲也有类似的想法。她告诉儿子纳特：“最近的婚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萌生出一个急切的念头，一定要避免如此违背习俗和我们意愿的事情重演。”尽管她承认，“如果每天都收到家人的消息，以及那个我仍然关心的人的消息，我会非常开心，”那个人无法回头地“与我分开了”。只有纳特一个人支持汉娜·迈耶。7月，他写信给詹姆斯，辩称他妹妹“只不过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嫁给了一个基督徒而已”。他叔叔的回应值得我们详细地引述，它反映了老一辈对于这类婚姻的态度。詹姆斯吼道：“从一开始，我就正确地预言了……这件不幸的事……将破坏家族的团结……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让我如此难受，我想我或许难以承受它的重压。”

我想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能比背弃他（她）自己的信仰（更坏），而且自从15岁开始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我亲爱的纳特，作为你的朋友和叔叔，我希望跟你说说我的观点……我们已经决定，只要万能的上帝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或我的孩子不会再与汉娜·迈耶来往，因为这不仅是这一件事（让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还有很多的事，我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

詹姆斯的话部分地提及了家族内部的权威结构以及年青一代应该服从上一代（的决定）：

当一个女孩说：“我将违反家人的意愿出嫁。”这将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怎样的榜样？我甚至不想把信仰问题牵扯进来……我应该被期望欢迎并招待这个女孩，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的孩子们或我孩子的孩子，如果不接受惩罚的话，会遵循他们父母的意愿吗？

但是“问题的关键”，如他所说，正是“信仰”：

我和我们家族其余的人……从我们后代的孩提时代便教导他们，他们的爱只能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他们彼此间的依附将阻止他们嫁（娶）家族之外任何一个人的想法，这样一来财富将留在家族内部。谁将给我保证，如果没有惩罚的话，我的孩子仍将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果我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却说：“我很悲惨，因为没有嫁给一个公爵，尽管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这样做，而且我发现，尽管这个女人背弃了她的信仰，尽管她违背了家族意愿嫁了人，但她仍然被家族所接纳。”我该怎么办？如果不阻止这个想法，你真会认为所有精心筹备的（联姻）计划（都会有所收获）——这是说，迈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列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的另一个成员，这样做才能使巨额的财富以及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保持荣耀并传给后人？

最后，詹姆斯对这桩婚姻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回应纳特的看法）：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社会或许会鄙视这类举措。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个人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今天的社会抵制你，是因为你在你妹妹的问题上对它不是十分友好，你妹妹的行为违反了家族的期望；同样还是这个社会，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它就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尊重。诚实正直的人通常会看重与自己类似的人。

此致。

詹姆斯还为这番言论加了一条“免责声明”。纳特“应该将这些只当做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不要认为我试图影响你的母亲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那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我不会那样做。每个人都有资格做他想做的事。”这些完全是无意义的话。他结尾时要求纳特将这封信给他的哥哥列昂内尔看一下，“我肯定他会认同我的观点。”自他的哥哥内森死后，詹姆斯第一次以家族新领导人无可置辩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地位因为了解到大多数家族成员处在恐慌之中而得到了保证。安东尼（他当时在巴黎）第二天寄出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印象：

他们希望我们做的就是目前不要接待汉娜·迈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说：一个姐妹违反了家族的意愿嫁了人；如果两个月后你接待了她——那将会给家族其余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看到她的堂姐违背家人的心愿嫁人后，仍然受到了他们的接待，那么她会嫁给我希望她嫁的人吗？——不会，她也会爱上一个基督徒，而且天知道男孩们会怎样做……我建议你……现在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维护我们之间的团结——目前不要接待汉娜·迈耶。

纳特做了最后的努力来维护他的妹妹，但是他的叔父一句都没听进去。

当然，詹姆斯回应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将“信仰”与同族婚姻画上了等号：“以信仰而自豪”意味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这样一来财富便会留在家族内部”。我们或许会问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原则与“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因为詹姆斯的观点并不是要年轻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其他犹太人通婚，而是应该只与另外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婚配。汉娜·迈耶的反叛行为会鼓励家族其他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进而威胁到了“所有精心筹备的计划……迈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列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另一个成员的孩子”。在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据说年轻的西多尼亚“根本没有考虑过与一个基督徒结婚，进而破坏他引以为傲的种族纯正性”。但在现实中，在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眼里，“其他可能的考虑”与种族或信仰的纯正同样重要。詹姆斯在他的信里近乎承认了这一点：“我亲爱的纳特，不要认为我扮演了一个教派人物的角色，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十分自豪，并且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也将这样做。”这与我们所知道的他对于信仰的“伪信”相符：纳特也非常了解这一点，詹姆斯在遵守交易方面远没有那么严格。与他的兄弟一样，詹姆斯忠实地履行了犹太族群中的义务，在1843年给贫困犹太人救助协议提供了资助，并在1847年询问教育大臣，“为何没有一个犹太人被任命为波尔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我也像任何一个罗斯柴尔德人一样致力于改善法国（其在1830年实现了宗教平等）以外的犹太族群的公民权益。但从根本上来讲，他对自己信仰的虔诚是有门户之见的：很少甚至没有其他的犹太人能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平起平坐；但是，每个罗斯柴尔德成员必须是犹太人。

詹姆斯的呼吁得到了重视。汉娜·迈耶结婚一个月后，安东尼被怀疑也有类似的倾向，他的大伯阿姆谢尔严格地要求他遵守“精心筹备的机会”，娶他的表妹路易莎（有时也称她为路易丝）。这次压力生效，不仅仅是因为安东尼立刻变得那么浪漫，而且比他妹妹顺从。“阿姆谢尔大伯经常催促我结婚，”他向自己的兄弟抱怨说，“他还写信给萨洛蒙伯伯说，我只有等到他死后才能娶一个基督徒……”对安东尼，詹姆斯显然没有阿姆谢尔那么担心。“我绝对相信，”他从那不勒斯发信说，他的这封信表明了几个叔叔此时对于婚姻问题的重视，

安东尼不打算娶那个姑娘。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但是我想即便只有片刻，这样愚蠢的念头也不能进入他的头脑里。他很脆弱而且容易引导，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也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等我回到巴黎，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了结。我在巴黎的时候，就经常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也十分清楚，我亲爱的阿姆谢尔，人总是喜欢躺在现成的、温暖的床上。遗憾的是，他认为整件事更像个笑话。你也知道，现在人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要求年轻人如何做事情了。由于萨洛蒙也要去巴黎，我们届时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我很高兴地看到与卡尔儿子的讨论成功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愿如此。

詹姆斯最后一句话提到的事情是指一个同时进行的“计划”，即撮合迈耶·卡尔与路易丝，后者是汉娜·迈耶的妹妹。

詹姆斯的自信一一得到了印证。“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亲爱的安东尼，你现在陷入爱河了。”他在1839年11月已经能够满意地这样说；几天后，安东尼与路易莎·蒙蒂菲奥里宣布订婚；1840年2月，他们结婚，安东尼得到了非常热烈的祝贺。3年后，按照预定的日期，迈耶·卡尔在伦敦迎娶了他的堂妹路易丝。同年8月，纳特娶了另一个堂妹——詹姆斯的女儿夏洛特。最后这次奢华的场景与1836年（列昂内尔）与1839年（汉娜·迈耶）悲惨婚礼形成的对比十分强烈：

婚礼在费里埃酒店举行，人们专门为了这次婚礼在花园里搭了举行仪式的帐篷，通向它的路都铺上了玫瑰花瓣。仪式过后，一些人回到了巴黎，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打扑克，玩桌球，在花园里散步等……比利和我拿了一瓶香槟豪饮。晚上7点，我们在橘园里用餐，菜真的太可口了。好多人都喝醉了，你的詹姆斯叔叔在非常动听的演讲里祝国王身体健康。

一个模式自此建立——更准确地说，重新建立——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类包办的家族联姻有多幸福。詹姆斯与贝蒂的联姻被许多当时的人看做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她漂亮，但他粗俗。”这是英国外交官威廉·拉塞尔1843年的一句评语；其他人则被贝蒂优雅的举止和高深的文化修养震惊（这也是海因里希·海涅对这对夫妇的印象，虽然他从没有低估詹姆斯的智力；这与巴尔扎克笔下的纽沁根以及他的妻子相差不远——尽管他从没有低估纽沁根夫人骨子里的强硬）。不过贝蒂的信显示，她对丈夫有着真实、深厚的爱意，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不和。

在伦敦，列昂内尔和他的堂妹夏洛特在一些外人看来，也是不般配的一对。列昂内尔是一个勤奋、审慎、正直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父亲的公司业务以及犹太解放运动中，但是对个人关系缺乏热情，文化品位也有匮乏。迪斯雷利描写的西多尼亚，“他拥有极深的情感，但不是用于个人”，可能与现实中的列昂内尔相差不远。而夏洛特不仅仅长相甜美，而且也是她那一代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天分最好的一个。从她大量的书信和日记所用的尖刻甚至恶毒的语句来看，很难相信她履行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全部职责——妻子、母亲、女主人和社会改良家。“自从我成为你的妻子，”她在一次罕见的吵架中写信给丈夫说，“我不得不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我希望做的事。我只能祈祷将在天堂里得到补偿。”迪斯雷利在小说《恩迪米恩》中通过描绘那沙泰尔夫妇的关系，影射了列昂内尔与夏洛特之间的关系：

阿德里安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妻子是父亲为他挑选的，那似乎是个好选择。她是一个著名银行家的女儿，自己也拥有银行很大一部分的资产，尽管这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她是一个集才干与高素养于一身的女子……但是那沙泰尔先生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尽管她非常欣赏丈夫伟大的品质，甚至以敬畏和爱慕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她很少将他的欢乐当做自己的欢乐。出于这样的原因……那沙泰尔先生不仅蔑视金钱，甚至非常憎恶它……从某一方面来讲，阿德里安和他妻子之间并非一个不幸的关系……阿德里安……过于专注于他自己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十分平和，意志超群的人，他妻子的优雅对他的一生几乎没有一点影响。

但是，无论族内通婚策略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们也只能假设存在这些伤害——所有相关的人感觉到或逐渐意识到排他性的集体认同感，这也是他们先辈所希望秉持的。没有什么比汉娜·迈耶后来遭到家族其他人报应式的对待更能说明这一点。

汉娜·迈耶不是遭到了永远的驱逐。到1848年或更早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与她的大哥列昂内尔的关系相当好，她能收到哥哥给她两个孩子阿瑟与布兰奇的礼物；并邀请他到他们位于加伯尔迪舍姆的家里做客。更让人惊奇的是，贝蒂在1849年跟她的儿子说，她已经“与汉娜·迈耶和好”，汉娜全家在巴黎的时候，她“邀请她到了我住的地方”。不过在家族的圈子里，汉娜·迈耶一直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沉沦女性”所持有的蔑视；与“好多维利亚女性”一样，她的妹妹路易丝和她的堂姐以及嫂子夏洛特也难以抑制地把她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归结为某种神圣的惩罚。1852年，她们在对汉娜·迈耶的“盛怒”中感觉到了一丝冷酷的满足——她的丈夫未能当选海军部大臣。当她的儿子6岁时夭折时（从马上摔下意外身亡），即便她们只有15岁的侄女康斯坦丝也“忍不住地认为，汉娜·迈耶姨妈遭遇的所有不幸和烦恼，都是背弃父辈信仰以及没有征得母亲同意便出嫁的惩罚。她带给母亲的所有痛苦，此刻让她受到了双倍的煎熬”。第二年亨利·菲茨罗伊的去世让神圣惩罚一说近乎圆满。此时所缺的是汉娜·迈耶与她女儿布兰奇一个比较可怜的结局。而这并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至少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看来是这样的，她写给最小的儿子利奥波德的信记录了菲茨罗伊家族逐年衰落的经历，她表面上同情，内心则带有一丝欣喜。

从1864年2月开始，汉娜·迈耶患了重病，夏洛特报告说，她“背上长了一个巨大的肿块，就像是骆驼的驼峰”，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她的脸色苍白、瘦削，脸上深深的皱纹也反映出了身体内部的痛楚。看到她如此痛苦，真让人心碎。她背上的肿块非常巨大，而且很热。尽管疼痛让她颤抖不已，但她还是念念不忘舞会……她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婚姻。”汉娜·迈耶唯一的挂念就是为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由于罗斯柴尔德亲属不可能成为考虑人选，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基督徒；此外，她的理想与实际的竞争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她不会听到”拉夫伯勒、塞夫顿、考文垂勋爵的名字，尽管布兰福德侯爵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人选。布兰奇可能很漂亮，而且有贵族气质，但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切断了联系，而且她父亲在家族里的地位又低，所以她很难找到称心的夫婿。

成功的合适人选被证明是艺术家及建筑师库茨·林赛，一个有钱但是生活放荡的人，年龄是布兰奇的两倍，在苏格兰有一处房产，每年进账1万英镑；他被怀疑与弗吉尼娅·萨默斯女士有染，并且有多个情妇和私生子。曾数次探访过汉娜·迈耶的夏洛特再次带着恩人式的姿态和猥亵的心态前往汉娜·迈耶的家里——表面上是要向后者表示祝贺，

她发现她（汉娜·迈耶）病得非常厉害，已经完全被病痛打败；她一直喊着、哭着，甚至会大声尖叫。这样的情形让人太可怜她了，祝贺的话我始终没能说出口。不要跟别人说，她非常不满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新郎人选已经年届40，都已经有了白头发。可能她本来的打算要高很多，要为她的女儿选一个有更高头衔的贵族。

似乎是合理的惩罚，布兰奇效仿了汉娜·迈耶25年前的例子，为爱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而不顾及母亲的意愿。尽管后者“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她坚称，库茨是“我遇到过的最迷人的人”——夏洛特仍旧毫不留情地挖苦了新郎（他“像画一样”，“只有一面”，他给未婚妻的礼物非常吝啬，等等）。

这并不是汉娜·迈耶最终的“惩罚”。订婚以后，布兰奇似乎逐渐疏远与母亲的关系，而且几乎完全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按照夏洛特的说法——她既同情堂妹汉娜·迈耶，同时又讨厌“林赛”夫人，后者尽可能地逃避看望生病的母亲。夏洛特描述布兰奇的称呼多种多样，“没心没肺”、“冷酷的新娘”、“无情狡猾的人”、“一根冰柱”、“一个可怕的骗子和无情的伪善者”、“那个无情、让人难以理解的女人”、“不近人情的女儿”以及“那个可怕的布兰奇”。这些尖刻词汇攻击的目标“对林赛夫人来说感到极其开心，以至于对她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可能要死的母亲一点都不担心”。夏洛特探访了布兰奇之后，她发现“那个无情的人问起母亲的病情时，格格地傻笑起来，好像她可怜的母亲只是患了感冒一样”。

11月中旬，结局开始显现。“可怜的汉娜·迈耶姨妈，她的婚姻以及寡居生活已经成为痛苦和折磨的一部分。”夏洛特对儿子说，“为她考虑，没有一个人希望延长她在世的时间。而对于布兰奇——任何一个人都无须浪费片刻时间去同情她。她要么是个怪胎，要么是个谜。她看起来不太像是后者，不过不要分析她的性格。”“我感到非常难过，”她第二天又说，“当我想到如此受折磨的一生，如此孤独地等待死亡。布兰奇晚上5点来了一趟，待了5分钟，然后就走了。不要提这个无情的行为，这实在是丢我们家族的脸，而且也肯定会让家里的人感到震惊不已，他们希望永远保持团结。”这种情形也一直持续了下去，“她借口说她母亲太过虚弱，以至于每天难以忍受亲人超过五六分钟的探访，她从没有在晚上5点之前进入母亲的家里，因为她在林赛先生的画室中的绘画活动一直到傍晚才结束；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小说，而她不幸的母亲则在与疾病和死亡做着徒劳的抗争。”

1864年12月1日，汉娜·迈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夏洛特用精心挑选的词句形容她的一生是“一次冗长的殉难历程”；实际上，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周里，她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意大利画廊和教堂中那些受人敬仰的可爱殉道者之一”。但是夏洛特与她的叔叔詹姆斯一样，并没有将汉娜·迈耶的衰败完全归咎于宗教信仰：让她感到气愤的是汉娜·迈耶的遗嘱忘了处置一个存有 7 000 英镑的存折，结果这笔钱自动地归入林赛一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钱落到外人手里的想法仍让他们心痛，即便汉娜·迈耶最初的过错已经过去了25年。报应甚至一直跟到了墓地和葬礼之后，夏洛特仍然没有漏过布兰奇·林赛的任何一个过错，尤其是她缺席了她母亲的葬礼（而且“格拉夫顿公爵、查尔斯·菲茨罗伊勋爵和南安普敦勋爵对亡者知之甚少，也很少看望过她……葬礼上他们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她，谈论都是铁路和赛马等事情”。）以及她试图卖掉所继承的罗斯柴尔德祖父母的肖像（“要卖掉她的外祖母和外祖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每样东西——拉斐尔时代以前风格的穿着、发胖的体型以及不断下降的视力——都可以解释为她母亲所犯的罪导致的后果。即便到了1882年，汉娜·迈耶尽管遭到了惩罚，但她的罪行似乎并没有得到宽恕。

城市与乡村

没有其他东西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待汉娜·迈耶那样更详尽地告诉我们这个家族对于血缘关系尤为极端的感觉。矛盾之处在于，对她的迫害恰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加速的社会以及文化融合进程重合。汉娜·迈耶不仅嫁给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皈依了基督教，她跨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欧洲社会精英阶层留存的为数不多的障碍之一，而且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唯一希望保存的东西。

萨克雷在他的讽刺文章《势利人脸谱》（1846~1847年出版）中，将“巴黎、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等地的沙尔拉赫·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银行业势利小人”的典型，他们“把全世界收进了自己的圈子里”，摆出“君王般好客的姿态”并“用宴会招待全世界，甚至包括穷人”。这与现实情况相差并不太远。内森死后的第一个10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增加了社会与文化追求方面的时间，詹姆斯是一个先锋。首先，他们的住宅变得宽敞了许多，而且数量众多，不管是城里住宅还是乡下别墅。1836年，詹姆斯雇用一个建筑师、设计师兼剧院建筑商夏尔–埃德蒙·迪蓬谢尔翻修并重新装饰位于拉斐特街的住处，而且全部免费。翻修之后，它成为典型的百万富翁宫殿，并融合了奢华的古典装饰以及现代的舒适感。迪蓬谢尔诸多大手笔其中之一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客厅，里面全部用约瑟夫–尼古拉·罗伯特–弗勒里文艺复兴时的名画装饰（包括查理五世在西班牙，路德传教以及亨利八世的狩猎场景），巧妙地凸显罗斯柴尔德与美第奇（15世纪意大利著名银行家）平起平坐的掌控能力。（还有一个桌球室，里面用弗朗索瓦–爱德华·皮科所画的庞贝风格的壁画装饰。）但是这一切都是融合了现代化生活设备的复古主义。位于地窖的4个砖砌的烤炉为一楼以及餐厅提供了中央供热，各层都有顶楼水箱提供的自来水。地窖里还有4个封闭的垃圾箱，此外还有煤气灯——长着胡子的小雕像举着的小火炬。萨洛蒙位于隔壁的房子也进行了同样的翻修，詹姆斯1838年在更为现代的圣弗洛朗坦街买的塔列朗大厦也如法炮制。

效果显然令人难忘。1836年，詹姆斯举办了一次舞会，展示他重新装修的房子，海涅以羡慕的口吻描述了他口中的“金钱王朝的凡尔赛宫”：

这里的一切凸显了一个理念，即16世纪能够发明的东西以及19世纪能买到的东西；在这里，视觉艺术的杰作与罗斯柴尔德的才智交相辉映。整个宫殿和它的装潢一直持续了两年，开支数额据说非常巨大。每当别人问起这方面的事，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总是笑容满面……但是，人们必须钦佩实现这一切的鉴赏能力，它与高昂的代价一样不可或缺。

巴黎的一份日报《邦东》的报道更为传神：两栋连接在一起的建筑“似乎把《一千零一夜》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样的奢华让那些不具备他们在那不勒斯、巴黎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掌控能力的人感到无比敬畏。”洛奈子爵羡慕地说：“盖壁炉架的是用金丝编织成的天鹅绒。靠椅的罩子是绸缎制成；四周的墙壁全部用刺绣、织锦以及金属织物覆盖，它们如此厚实、坚硬，自身都可以竖立；实际上，如果需要，移走墙壁的话，它们也能起到支撑作用。帘幕漂亮得难以置信；整个宫殿到处可见，两层的，三层的……每件家具都是镀金的；连墙壁也镀上了黄金。”奥地利外交官奥波尼，也参加了海涅所写到的那个舞会，似乎没那么容易被打动：他发现文艺复兴风格的室内装饰“并不适合巴黎的大厦；我更希望在一个城堡里看到它们。”但是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看到更好的仿制效果了”：

画作以金色描底，都是由杰出的艺术家创作，壁炉都经过了精心雕琢。椅子都是用镀金黄铜制成，靠背非常高，上方是珐琅质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柱人物。地毯、枝状大烛台、枝形吊灯以及用大量流苏装饰的帏帐，其用料都是金银——简而言之，每件东西都是相同的风格；镶嵌在瓷质底座上的座钟，还有用宝石和珍珠装饰的纯金花瓶。总之，它的奢华超出了想象。

这也成为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风格”——这种风格在此后的批评者看来，“囊括了它此前的所有最富有的元素……金色飞檐，绸缎做成的幕墙，精心编织并加了流苏的热那亚天鹅绒，大理石和镶木地板……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除了煤气吊灯”。

在现代人的眼里，所有煤气照明时代的镀金装饰显得过于沉重，但当时这是风行的一种时尚。“它绝对比他媳妇（原文如此）家的房子要豪华。”德·迪诺公爵夫人在参观了萨洛蒙的“殿堂”后报告说，“因为空间更大；它的奢华缺乏思想，但很有品位，完全是文艺复兴的风格，没有掺杂其他任何风格……在主会客厅里，靠椅不是用描金木头制成，而是用镀金黄铜造就，每把造价达1 000法郎。”年轻的迪斯雷利对此也表示赞同。“所有值得看的东西当中，”他1843年从巴黎向他的姐姐萨拉写信说，“首当其冲的是萨洛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家里举办的舞会——他的府邸装潢超过了梯尼黑所有的宫殿——仆人和随从的数量超过了梯也尔家族，菠萝多得像黑莓。这栋无可匹敌的宫殿，它的品位能够与它装饰的灿烂、奢华画等号。”他后来在自己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描写西多尼亚在巴黎的住所时借用了对罗斯柴尔德府宅的印象。

（这座房子）在他手里经过了如此大规模的翻新，最初的装饰……几乎一点不剩……大理石的台阶，从一个巨大的庭院升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它同时也是一个橘园和一个雕像走廊。室内的灯光独特、柔和，与周围的静谧，空气中漂浮的异国芳香融合在一起。雕像走廊通向一个内厅，它的风格截然不同；奇异、闪闪发亮、五彩斑斓；摆满了奇形怪状、谜一样的物品。

屋顶以蜂窝式风格雕刻和镀金而成，这种风格盛行于撒拉逊式的建筑；墙面覆盖了皮革，图案丰富鲜活；地板用了大量的镶嵌装饰，装饰许多真人大小的黑人雕像，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他们伸展手臂，拿着银质的火炬，它们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这个内厅里有一个大理石楼梯通向了一系列的套间。

诸多这些高大、宽敞的大厅主要由慕尼黑最著名的艺术家绘制的壁画装饰。三个主要的房间相互间只是用柱子隔开，房间里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幕帷，不过今晚都收了起来。每个房间的装饰物都充分体现了房间的用途。在宴会室的墙上，女神和英雄在西西里如画的风景中或湛蓝的爱琴海岸边漫步。天花板上的女神向宾客抛下花环……一个大会客厅里摆放了大量的垫脚软凳和安乐椅……

詹姆斯也花费了大量的钱翻修巴黎郊外位于费里耶尔的城堡，将它变成了一个艺术人士的乡间休闲场所。这里的主题是英国。建筑师约瑟夫–安托万·弗勒利歇尔仿都德风格建造了一个洗衣店；詹姆斯在1840年加了一个示范性农场，派房产负责人去英国学习一些经验。他后来增加了一个英国风格的奶牛场和一个砖窑以及英国造的机械，为庄园制造水管。那里同时还有一个马厩、一所骑术学校和一条跑道，当然不用说还有一间橘园和普拉西德·马西设计的一个新花园。当他的嫂子汉娜1842年造访时，她发现整个庄园“非常壮观”。奥波尼和利芬公主之类的贵族宾客两年后去了那里，却没那么容易被打动。根据奥波尼的说法——尽管能感觉到他的话里包含了一种贵族式的讽刺——利芬公主对詹姆斯和贝蒂在地上修建的“超级洗衣店”印象深刻。但是，当公主被领进自己的房间——过世的奥尔良公爵曾经住过这个房间——她抱怨床垫全都“又硬又湿”，因此它们必须“更换，烘干，打软，再放进来，再换”。奥波尼本人则对詹姆斯建造的马厩冷嘲热讽：“一个极好但完全被夸大了的建筑，而且还是路易十三时期的风格。”“可能它有点太漂亮了，”他调侃道，“这个宫殿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城堡本身。”这位高傲的外交官同时发现了池塘的缺陷，他认为它“太靠近房子了”，此外也缺少正式的花园和花圃。“公园和花园是不能分开的，”他不赞成地评价道，“这样一来，游戏直接进到了城堡的大厅。”但即便这么挑剔的宾客对于城堡内的装修“想不到还缺什么”：

每样东西都品位高雅，非常壮丽。有许多漂亮的画作以及不计其数的漂亮东西，大量用金银象牙制成的兵器、雕像与大口罐，上面还镶嵌了珍珠和宝石；古老漆器里的铜质、铁质和银质的小物件。然后是各种各样用宝石装饰的瓶子；接着是象牙、银和佛罗伦萨马赛克装饰的古董橱柜。客房的家具也都十分舒适，没有过分的奢华，但是配备了上好的地毯、长靠椅、靠椅、镜子、床、洗脸盆和大量的毛巾……

客人们还能够带去参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布洛涅和叙雷讷的城堡里的花园。在前者当中，花园一直不断地扩大，餐厅与一个用于夏天晚餐的橘园结合在一起。詹姆斯还增加了一个仿造的牧场，养殖了奶牛、鸡和外国品种的绵羊。尽管萨洛蒙很少去叙雷讷城堡，但他在那里花了不少钱。城堡进行了扩建和重新装修，四周增加了玻璃走廊。与他的弟弟詹姆斯一样，萨洛蒙也玩起了农牧业，他建了一个奶牛场，饲养的猎鸟数量也越来越多；但他最爱的是花园，他毕生都在扩充花园，后来增加了一个温室以及浇灌系统。威廉·拉塞尔勋爵于1843年造访叙雷纳时，他发现“自然向金钱低了头，在夏天结的果、开的花，都出现在春天”。两年后，据说詹姆斯从默伦向叙雷讷“移植了大量非常高大的成年紫杉树”，可能作为礼物送给了萨洛蒙。“每棵树，”《泰晤士报》惊讶地报道说，“需要11匹马才能拉动。这足以与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栽种的树相媲美。”

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也为乡村和城市里的住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尽管其规模赶不上法国。当迪斯雷利1843年出席汉娜在冈纳斯伯里花园举办的一个盛会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和一个抵得上一位意大利王子身家的别墅，尽管装修的品位和奢华只有旧时代的法兰西银行家才能与之匹敌……漂亮的庭院、亭阁以及带有路灯的小径”。如果小说《坦克雷德》当中，西多尼亚乡下的房子内部装饰部分以冈纳斯伯里花园为原型，这似乎比较有可能，它的一些地方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住所有所不同：

穿过一个大理石砌成的前厅，坦克雷德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它一半是会客室，一半是图书馆；精心装订的书卷，数量并不是很多，整齐地摆放在入墙的书架上；书架入墙就不会挤占房间的空间。这些墙壁粉刷得五彩斑斓，与圆圆的屋顶相得益彰，后者的装饰风格也大致相同。如果需要，一条紫色天鹅绒窗帘会遮住偌大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布满了花朵的阳台以及绿树成荫的花园；一张阿克斯明特地毯，无论是制造的色彩还是设计的图案，都与房间融为一体；大量奢华的坐椅；一张用象牙镶嵌成图案的大桌子上，有一个雕刻的银钟，它曾经属于一位教皇；一条美人鱼，她手里捧着的金色罐子，是一个墨水瓶；一些短剑被用做裁纸刀，一些法国的书刚刚送到；最近刚从埃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许多漂亮瓶子排放在孔雀石做成的架子上；一位政治要人的肖像，一位国王的半身像以及壁炉里的火光，与周围的一切让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种有趣而又舒服的氛围里……

如果这比仿文艺复兴风格、五星级的巴黎府宅还要舒服的话，就应该是刻意追求的效果。在英国的成员眼里，拉斐特街的房子似乎太大了。1830年路易斯告诉她父亲（萨洛蒙买下房子的第17天，她就去了那里）：“装修完成后，我想它将是最为豪华的房子，它无比巨大，几乎能够容纳三个家庭的人。”列昂内尔于结婚前夕在巴黎买了一栋差不多的房子时，也表露出类似的复杂感受：“可以……媲美任何宫殿；在巴黎，一个富人，不论是一个银行家还是一位王子，都会做同样的事，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样的房子会显得有些荒唐。用做起居室的二楼十分奢华，前几天就花了如此多的黄金，这让人都有些疑惑了。”“这里的房子都十分豪华，”纳特两年后写信给列昂内尔说，“你知道这些，贝蒂婶婶的房间非常漂亮，实际上是太漂亮了。”

英国与法国的乡下住所有两个不同之处。詹姆斯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巴黎：无论是费里耶尔还是布洛涅都离巴黎很远。与他不同的是，他的英国侄子们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5年内，开始寻找比郊区的冈纳斯伯里花园更为遥远的乡村房屋。它仍能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乐此不疲：汉娜把继承得到的76英亩土地又扩大了33英亩，列昂内尔在1840~1873年间把冈纳斯伯里花园占地面地扩大了至少620英亩。但是，正如迪斯雷利在《科宁斯比》中称艾诺家族的房子一样，它并不“时尚”。最重要的是，它太接近城市，使得它的主人不能尽情地享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娱乐项目：狩猎。他们为冈纳斯伯里花园增加了占地面积的同时，也开始寻找更为遥远的土地，可能也是受到了他们的母亲汉娜对于德比郡两处房产热情描述的鼓舞。但是，对于“伦敦人”购买离伦敦如此远的土地仍旧有些不切实际；但是白金汉郡似乎具备了真正乡村生活的所有优势，而且距离适中。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出现在1833年，当时内森租赁一间房子作为避暑别墅。3年后，汉娜在艾尔斯伯里东北角的蒙特摩尔附近买了一些土地；1842年，迈耶受一则报纸广告的启发，在当地买下了几块农场，奠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乡村王国的根基。当时的安东尼正在巴黎出差，他对纳特的举动感到羡慕不已：“把钱投入到土地上没有害处。我如果知道一个好地方，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我希望这些天内就能找到一处。”

与他们的看法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乡村土地并不标志着他们资本家的“精神”出现了稀释，或与“封建”旧政权达成了某些妥协。列昂内尔是少数对他所探访过的贵族府宅不感兴趣的人之一：他认为霍华德城堡“是一个好地方，但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它实际上与布莱纳姆宫很相似，只是小了许多……总而言之，这个地方不值得去看”。他和他的弟弟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事便是购买农场土地，如果他们不是将这些交易至少部分当做投资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形就有些反常了。当家族试图获得克莱斯罗的一处房产时，列昂内尔无疑经过了艰难的讨价还价。“我不会介意买下它，”他在1844年对弟弟们说，“33%的买卖将会给我带来3%的回报，那里周边有许多小地方，它值这个价，加上周边的土地可能会带来合理的收益率。”实际上，他和弟弟安东尼后来在蒙特摩尔南部购买的土地（当时白金汉公爵破产，第二年约翰·达什伍德爵士去世）是典型的罗斯柴尔德猎物：在市场最低点时买入。我们还将看到，在一个郡购买几处房产还有一个次要但同样出于实用考虑的原因：英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制度使得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变成了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有用工具。（根据一项记录，这也是他们的土地代理人霍伍德和詹姆斯建议他们只在一个地方买土地的原因。）直到19世纪50年代，兄弟几个才开始修建自己“堂皇的家”。

我们也看到，在法国和英国之外，作为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多少土地，是受到约束的。1830年之后，这些约束开始变得宽松。1841年，卡尔在那不勒斯附近买了皮尼亚泰利别墅，这座房子给他的女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人间的天堂，可以一览海湾与岛屿；坐落在著名的维苏威火山山麓，那里有最富活力的街道和皇家别墅那不勒斯肯辛顿花园。”但是在维也纳，购置房产还是比较困难；萨洛蒙继续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当然，他在别处拥有房产：巴黎和法兰克福。但是有个想法却正在酝酿中，萨洛蒙于1837年向梅特涅提交的“特别呼吁”中说，这个想法是有关“我们共同信仰族人的命运……如此多父亲的希望以及数以千计族人最高的期待。”当政府再一次拒绝解除任何形式的歧视，以防“公众……突然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在筹划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萨洛蒙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梅特涅暗中告诉他，国王在经过考虑之后，愿意以特权的形式，允许个别犹太人在维也纳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王子与“宫廷犹太人”之间的老故事，国家收了犹太银行家的钱，进而给了他们特权。萨洛蒙并没有立即使用这个特权；直到5年后的1842年，他才向国王屈服。他希望在城里拥有自己住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允许他购买了星光酒店以及相邻的房子，他将这些房子拆除并重新修建。他承认，拥有住所以及随后获得了荣誉市民的身份，让他“在我的族人当中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例外，他们应该也享受到其他宗教信徒们所享受到的同等权利。”

有人可能会认为，萨洛蒙的这种妥协与家族其他成员在犹太人公民权问题上的立场相冲突，但是，与他们之前的迈耶·阿姆谢尔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犹太人的整体权利和个人特权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如果前者难以实现，那么后者是可以接受的。萨洛蒙并没有因为接受了梅特涅的条件而受到指责。实际上，他在英国的一个侄子就敦促他“得到梅特涅王子的允许，在波希米亚购买一处房产”。1843年，萨洛蒙接受了这个侄子的提议，尽管实际上住所就购置在邻近的摩拉维亚，他不仅希望国王批准他购买房产，而且还允许他可以传给后人。他再一次被迫用谦恭的语调，列出了他对于王国的各种财政贡献，作为“他坚决效忠奥地利国王的证据”，并表达了他自己“最热切的希望，期待能在一个统治者向他发出如此多支持信号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次请求同样得到了批准，其实萨洛蒙当时已经预订了摩拉维亚的房子。如当时一个官员解释的那样，萨洛蒙“社会地位如此有别于他人，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犹太人普通的生活环境；他高贵的品质和罕见的才智，使得加诸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法令用在他身上显得有些不合适。”大法官因扎吉伯爵更为直率，他认为：

人们热切地希望，罗斯柴尔德男爵把他的钱投入这个国家的房产中，从而更紧密地与奥地利帝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他特别希望永久居住的国家拒绝向他提供特别的权利，会给国外的人带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积极地参与（金融）活动已达数年，他通过大量重要的交易与征服建立了联系，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萨洛蒙除了在摩纳维亚的科里斯查购买了房产——加上他在维也纳的房产，总价达200万古尔登——他还在普鲁士购置了房产，在1842年买下了席勒斯多夫城堡。正是普鲁士这处房产所附属的权利引发的争议，让海涅在1846年提出了警告：“普鲁士贵族希望借普通民众之手，煽起反对‘特殊家族’（这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众舆论。”

让人有些惊讶的是，鉴于法兰克福官方1814年之后要求犹太人重返聚居区的举措，“特殊家族”在法兰克福购置新的房产理应受到敌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遇到——这可能反映了法兰克福在1830年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1831年，阿姆谢尔犹豫许久之后，最终委托在巴黎学习过的弗里德里希·伦普夫重新设计并扩建他的房子——当然是位于他心爱花园里的那座房子。伦普夫将原来像个立方体的房子改造成了带有中央塔楼的仿古别墅，增加了带有科林斯式支柱的两翼，并重新规划了花园，使其严格对称。这种混合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形式，是这个时期城内异教徒最为喜欢的一种形式，这反映了阿姆谢尔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自信——这与他刚得到这个房子时的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于这个房子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1844年，汉娜看望自己出嫁的两个女儿夏洛特和路易丝时，发现花园里又增加了“一个漂亮而且很大的橘园和许多种类的高大树木”。

认为自己与贝特曼和贡塔德家族平起平坐的另一个更为清晰的信号出现在1834年，阿姆谢尔当时在著名的蔡尔街34号购买了一栋4层的城中住宅。同年，安塞尔姆在附近的新美因茨街（45号）购买了一套类似的“宫殿”（实际上出自同一个建筑师之手）；卡尔于1818年在这条街33号购买的住宅比安塞尔姆的还要大，而且后来委托伦普夫又增加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屋并扩建了房子。伦普夫后来还受迈耶·卡尔的委托扩建了他在1846年购买的缅因河岸的房子，不过此时，单纯的模仿已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目标。乌特缅因凯街15号——现在是法兰克福犹太人纪念馆——1821年，银行家约瑟夫·伊萨克·施派尔在一排漂亮的仿古风格的房子末端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让它与邻居区别开。（转手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后）伦普夫通过自己的改造，让它更加特立独行。尽管他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色，尤其是多边形的前厅，他把它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增添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东方特色（两个突出的窗，摩尔人风格的角柱和阿拉伯风格的栏杆）。这种设计效果领先于街上其余的建筑——也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中已经确立的主导地位。

在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法兰克福附近购置乡村的房产。1835年，阿姆谢尔在格鲁纳堡买了一栋乡村城堡；两年后，卡尔也购置了类似的房子。实际上，“城堡”有些夸大了这些房子的规模，它们占地面积为150英亩左右，相对来说只是中等规模。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人比他们的亲戚更富野心，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建造自己乡村房屋的家族成员，而不是简单地翻修已有的房子。这也使得家族内部对于审美方面的争论越来越多，在其中，英国成员（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和迈耶·卡尔的妻子路易丝）的意见完全未受到重视。

1840年，迈耶·卡尔委托伦普夫在冈瑟斯堡建造一座新的“乡村住所”。它的设计与乌特缅因凯街的房子并不相同，一楼和二楼用的是多利克式壁柱，再上面用的是科林斯柱式。“房子很大，装修结束后一定是个豪华的住所，”迈耶·卡尔的岳母汉娜在信里说，“但是地面以及花园不符合英国的品位。”她儿子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它将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大得足够把我们全部装进去”，花园会很“漂亮”，“但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大房子不是坐落在离城区10英里地方，也不是位于1万英亩的土地中间。”当安塞尔姆决定在格鲁纳堡建造一座新的“花园式房屋”时，出现了同样的争论。他妻子夏洛特无疑难忘在冈纳斯伯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她坚持新房子一定要以“完美的英国样式”来建造，并让她的兄弟从伦敦发去设计图。“我还在伊丽莎白式和乡村别墅式之间徘徊。”她告诉母亲，“她想要的是混合了哥特式、伊丽莎白式和其他各种样式的房子，”列昂内尔有些蔑视地报告说，“它不是一个宫殿，只是一栋尺寸比较大的房子。”但是她的建议显然遭到了否决。她和她丈夫最终同意的设计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房子，是卢瓦尔风格的城堡。四角有塔楼一样的尖顶，地板由砂岩铺就，加上栏杆、方尖石塔、螺旋形楼梯以及烟囱，整个是一座“折中”而成的大厦。唯一向夏洛特作出让步的地方是一个高高的仿歌德风格的砖塔，位于花园的北端——很明显带有英国特色。

精英追求

这种对于建筑风格的争议是内森去世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态度发生突变的一个标志。我们发现，1836年之前，内森和他的兄弟们倾向于用实用的眼光看待购置更宽敞住所的举动：除了更舒适之外，它们还能作为招待达官贵人的地方——并获得有用的消息或利润丰厚的生意。1836年之后，无休止的晚宴派对和舞会仍旧继续着。詹姆斯在1836年3月举办的舞会，展示他重新装修的住所可能非常具有代表性，海涅写道：“罗斯柴尔德的所有晚会上，宾客的名单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出席的都是名望响亮，或官衔很高的人，或漂亮优雅（的女士）。”当时的人都认同这一点：1830年之前，仍然有一两个复辟时代的贵族拒绝詹姆斯的邀请；“中产阶级王朝”出现后，住在近郊的那些贵族们就没有什么继续保持疏远的理由了。“出席的全部是巴黎的上层人士。”这是迪斯雷利对萨洛蒙1843年举办的舞会出席宾客的简要评价。詹姆斯给出的宾客名单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伦敦，罗斯柴尔德招待客人的活动也变得更为奢华，更为时髦。1838年7月，列昂内尔在冈纳斯伯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夏季舞会，他邀请了500多位宾客，其中包括剑桥、萨塞克斯、萨默塞特和威灵顿公爵。顶尖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的音乐会过后，是丰盛的晚餐，接着是（按照摩西·蒙蒂菲奥里的描述）“一个盛大的舞会……在特地搭建的巨大帐篷里举行”。剑桥公爵一家在同年的9月再次赴冈纳斯伯里参加晚宴；5年后，他们出现在另一次舞会上，当时出席的还有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和萨克森–科堡的恩斯特一世。即便在法兰克福，最后的社会樊篱似乎也被打破。比如，1846年，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在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舞会”。这个时期，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宾客名单中，能够见到符滕堡国王，勒文施泰因王子和维特根施泰因王子。迪斯雷利再次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这次是在小说《恩迪米恩》中）：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不仅大使和大臣的夫人们出现在了游园会、舞会、宴会和音乐会上，变幻无常的时尚界也像一个被突然推翻的国家一样举手投降。造访纳沙泰尔家族成为一种时尚；所有人都请求成为他们的宾客，一些请求显然徒劳无功。

这类描述出现的频率显示，罗斯柴尔德接待客人的规模和阵势从没有停止过迷惑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有抱负的作家，如迪斯雷利。在小说《坦克雷德》中，有一段对西多尼亚家里精美晚宴的描述：“餐具是紫色的塞夫勒瓷具；一头骡子驮来你的盐罐，或一个海里的女神用新鲜的贝壳给你盛来，或者你发现它躺在一只鸟巢里；每位宾客面前的盐罐都不相同……桌子的形状变换着，就如施了魔法一样，如梦一样轻柔。”在《恩迪米恩》中，他描述了在冈纳斯伯里参加的一个周末舞会。“星期天真是棒极了，皇族和股票交易所的人是常客；他们通常会得到机会接触到一些公众人物，有时能碰到财政大臣，或枢密顾问官。”晚宴上，一个名叫圣巴布——萨克雷的一个漫画人物——的阿谀奉承可以看出作家对主人大为赞赏：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族！”他说，“我之前对财富没有概念！你看到那些银质盘子了吗？我一只手都拿不动……它如此的沉。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盘子……但是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他接着说，“没人因此而妒忌他们。当我吃松露时，我觉得心里冒起了一股暖流，我必须向主人致以谢意……纳沙泰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果我一年前就认识他的话，我肯定会把自己的小说献给他。他是那种能够立刻给你一张支票的人……如果你把小说献给一位勋爵，他最多会邀请你共进晚餐。”

说实话，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来说，这些场合被看做是一种责任——早期的一种生意款待——而不是一种快乐。“我们这里每晚都会举行舞会，”纳特1843年向他的兄弟们抱怨说，“你们不知道，一曲长的华尔兹之后，那些法国老夫人的汗味有多浓烈。”招待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晚宴也没多少欢乐可言：1847年4月30日，即便宾客中有荷尔斯泰因–格吕克斯堡王子、德文希尔公爵和霍兰德勋爵夫妇这样的人，奥波尼也注意到纳特的妻子感到“非常的头疼”。至于19世纪上层社会最典型的娱乐项目：扑克牌游戏——这似乎也是那不勒斯主要的娱乐方式——一段时间后，也变成了例行程序式的活动。家族的大多数成员对于每年在艾克斯、加斯泰因、维尔德巴特和基辛根的温泉中花费的时间也显然有不同的意见，泡温泉最初为詹姆斯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采用。尽管这是件“做过的”事，但詹姆斯对于接受一次“治疗”没什么热情，他似乎主要把它看做一种必要的治疗方式，每次生病或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后，他就会去泡温泉。年纪越来越大后，他更多地用这种方式来避暑，恢复精神。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措辞专横的信件呵斥在巴黎的侄子或儿子们，并坚持要求知悉生意上的任何进展。萨洛蒙在1841年对加斯泰因的“空气、山峦、瀑布和温泉”念念不忘，安东尼开玩笑说，温泉对詹姆斯的性欲有帮助；但是迈耶对维尔德巴特的反应更为经典。“你们不知道，”他在1846年向列昂内尔解释说，“这个地方多么无趣，要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泡完规定的次数，我早就冲出去了。”

不过，想冲出去的念头揭示了19世纪30年代另一些更为有趣的娱乐项目，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当时正在发掘。这些项目中，狩猎是早期的最爱。这里需要对三种不同的狩猎活动进行一下区分，不过它们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的嗜好。第一，用枪捕猎，对象主要是野鸡，这是詹姆斯19世纪30年代初在费里耶尔最常做的事。第二，狩猎牡鹿，这是19世纪40年代吸引他的英国侄子们前往白金汉郡的一个活动。最后，与狩猎有关的赛马，尽管这需要精心挑选马的品种并要加以训练——更不要说请专业的骑手了。

在这三种形式的狩猎活动中，第一种与19世纪20年代形成的社会交往模式联系最紧密。1832年9月，七月革命的余波仍在振荡，列昂内尔“陪同蒙塔利韦和奥波尼出去打猎，可能其余任何时候打猎都要比现在更有意思，但目前与这些人在一起能够听到局势的进展，而不是为了娱乐”。这种实用的方法也反映了他叔叔詹姆斯这个时期的态度，最明显的是在1835年，他为了招待奥尔良公爵一家，安排了一次“大屠杀”，猎杀了506只鹌鹑，359只野兔和110只野鸡。这是一种比较怪异的招待方式，不幸的鸟儿和野兔等都是特地买来的，每个贵客配备一名仆人、一只狗和一支枪。不可避免的，老练的猎人对这样的大屠杀会嗤之以鼻。卡普费格对费里耶尔的运动主题就大加鞭挞：“糟糕的狗舍，糟糕的猎犬，马跑了一圈就跑不动了，贪婪的猎场看守，廉价的游戏，鹿骨瘦如柴，仆人傻笑着，一点头脑都没有。”即便詹姆斯的侄子，都意识到狩猎招待有改进的空间。1843年，为了再教育他们的叔叔，他们邀请他前往苏格兰打鸟。“用枪打猎与我们习惯看到的方式不同，尤其与我们的叔叔在费里耶尔的那种方式更是不同，他在那里所有的游戏都是围绕他转，他只要开枪就行了。”列昂内尔有些尖酸地评价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跟在猎狗后面，寻找猎物；这样的游戏具有更大的刺激性也更累人。刚开始的时候，男爵（詹姆斯）显得非常急切，与猎狗配合得挺好，而且很幸运地打到了15只鸟，但是他很快就累了。那时我才有空开几枪，打到了与他差不多数量的鸟……行路有点累人，因为大多数地方的灌木齐膝深。

年轻一辈显然对“男爵”的狼狈举动暗暗发笑：纳特和安塞尔姆很开心地看到詹姆斯返回巴黎时“就像一个真正的高地苏格兰人，穿着格子呢绒衣服，手里拿双刃大砍刀，粗壮的腿露在外面”。

詹姆斯的英国侄子们喜欢的狩猎模式是骑马带着猎犬的狩鹿活动。可能是在迈耶的鼓动下，他们从1839年开始带着一群猎狗在艾尔斯伯里河谷狩鹿。正是这种新的爱好，促成了3年后蒙特摩尔的房屋买卖。到1840年的时候，“出去狩鹿”不仅仅成为吸引罗斯柴尔德男性成员的一项消遣活动，也吸引了他们的妻子前往白金汉郡，尽管直到5年后，他们才觉得做好了进行一次公共狩猎活动的准备。提及狩猎乐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记录来自纳特这个流放到巴黎的英国成员，他早期的信件提到了狩猎活动。“在那里，穿上皮革短裤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他1842年写信回家说，“我真想穿上一件，然后在布洛涅的灌木丛中飞奔——老托普（迈耶）会喊道，‘去吧，你这个伦敦人！’多写点有关狩猎的事，老托普跌进了肮脏的黑色水沟，H·菲茨罗伊怎么和你们一起带着猎狗出去打猎的——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来说，任何事都十分有趣。”同一年：“今晚我们将去艾尔斯伯里女士的家里。我宁可奔跑40分钟穿过河谷，也不愿看着她那张没有戴面纱的丑脸。”1841年，弗兰西斯·葛瑞特爵士受委托画一幅四兄弟骑马打猎的场景，四人穿着深红色的外套，戴着高高的帽子。实际上，四兄弟很少能够一起打猎。

这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认为狩鹿的爱好只是富家少年寻开心时做的事，不过它后经瑟蒂斯和西格弗雷德·萨松之手，变成了流传至今的一项运动。但是，纳特的一句话暗示了这种活动还有更多的含义。“骑术就像是王牌，”他在1840年劝告他的兄弟说，“不要让女王的人知道我们骑术不精。”在巴黎，狩猎不可避免地带有重要的社交意义：它意味着与贵族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包括陪同骑手的那些随从。自己骑马越过白金汉宫所有的树篱和障碍门，这对于纺织品商人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来说意义重大。当然，这也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这是他们局限在犹太街的祖父难以接触，让他们的父亲不屑的一项运动。很可能，老一辈罗斯柴尔德成员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引起的疾病夺走了内森的生命。另一方面，纳特一次在骑马意外中受伤，也证明他父亲多年前就发出的一个警告：银行家与马匹是不相容的。

几兄弟涉足赛马领域也极为类似。我们从巴克斯顿那里获悉，内森曾经满足过他儿子对阿拉伯马的喜好，列昂内尔自己也坦白地承认，在巴黎学徒期间，他在马匹上面的花费“非常惊人”。但是，一直到1840年左右，安东尼才开始拥有赛马资格并参与赛马比赛：在那年，他的一匹赛马在巴黎获得了3月冠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时期罗斯柴尔德追求上流社会喜好的一个顶峰，当时巴黎最知名的赛马拥有者莫过于奥尔良公爵。他在1842年马车事故中丧生也让赛马领域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开放：如迪斯雷利那年10月所写的一样，“安东尼接过了奥尔良公爵对赛马场的赞助，并为各种比赛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杯，他的赛马经常在这些比赛中获胜。”仍然沉浸在河谷狩猎记忆中的纳特对弟弟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他警告说：“赛马都是一些难以对付的东西，当它们赢得比赛时，你会因为收获颇丰而欣喜若狂，但一旦输了，则完全是相反的情形……亲爱的托普，坚守深红色的外套而不是丝绸夹克，前者对健康更为有益，也没那么昂贵。”但是迈耶显然受安东尼成功的鼓舞，不久之后便在纽马基特建造了一间马厩，也正是他在1843年以深蓝色和黄色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征色。

投资艺术

投身野外并不是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在1830年之后发现的唯一乐趣。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新的快乐和威望源泉，便是赞助艺术；这方面，我们能够清楚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很多，而不仅仅是“模仿”贵族的习气。

当然，有一些人错误地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当成一个市侩的人。“如果我有罗斯柴尔德（那么多）的钱！”冈普利诺（海涅大约写于1828年的《卢卡浴场》草稿中的人物）喊道。3年后，海涅离开德国前往巴黎：

但它们对他有什么用处？他缺少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如未出生的小牛，对绘画的理解像猫，对诗歌的理解如阿波罗——这是我的宠物狗的名字。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了钱，他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什么是钱？钱是圆的，可能会失去的，但是教育却是永恒的……如果我将失去我的钱——但愿不要如此——我仍然是一个艺术、绘画、音乐和诗歌方面的行家。

15年后，他已经非常了解詹姆斯，他的看法也变得完全不同，尽管赞美的话藏在字里行间。此时，他承认：

詹姆斯已经有能力找到，甚至能够判断出大部分领域的顶尖从业者。他的这一资质可以与路易十四媲美；与他在巴黎的同僚们也确实形成了对比，后者喜欢将一堆庸才揽在身边，而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身边围绕的似乎都是任何领域的杰出人物；即便他对一个主题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可能并不理解任何一个音乐音符；但是罗西尼一直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朋友。阿里·谢佛尔是他的御用画家……冯·罗斯柴尔德男爵丝毫不懂希腊语；但是希腊文化研究者列特络尼是他最推崇的学者……诗歌，不论是法语的还是德语的，也非常突出地代表了冯·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情感；尽管这对我来说……似乎男爵对当前的诗歌没有对过去的诗歌那样狂热，比如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是已经过世的诗人、人类文明的天才，他们全都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远离了名利的需求，而且也不会要求在他的北方铁路中占一个份额。

我们也将看到，最后的评价所指的是海涅自己与詹姆斯的关系，但除了那个，上述这段话（1843年发表在《奥格斯堡汇报》）所写的詹姆斯很显然不可能对艺术毫无兴趣。即便詹姆斯自己不是专家，但是他欣赏专业人士——而这与市侩人士有着天壤之别。当另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与海涅一样，也是皈依了其他教派的犹太人）此前一年在巴黎的晚宴上第一次遇到詹姆斯的时候，他的印象颇为切实。“我发现了他，”本杰明·迪斯雷利告诉他的姐姐，“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和粗犷男孩的快乐混合体。他很随和地跟我说，‘我想你应该认识我的侄子’。”用“粗犷男孩”来形容詹姆斯，最明显的原因是他说法语时浓厚的法兰克福口音，以及他与伦敦的哥哥一样的不容置疑的处事风格；而“法国花花公子”则是内在的詹姆斯，他通常喜欢带着一群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一个英国人于19世纪50年代在巴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德·罗斯柴尔德夫人……诗一样的住宅更像是富有艺术家的宫殿，而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府邸。”尽管处事风格粗犷，但詹姆斯内心深处有点像个审美家——甚至是个波希米亚人（极其脱俗）。从他的英国侄子们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特征，他们对于狩猎的热爱只是他们在账房高墙之外广泛爱好的其中一种。

正是在其他地方的墙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文化方面“代代相传”的效果立刻显现了出来——尤其是在他们自己房子的墙上，它们逐渐地被非常名贵的画作所覆盖。罗斯柴尔德成员购买的第一幅名画是法国艺术家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乡村新嫁娘》，这是典型的后洛可可风格乡村风情画作，詹姆斯早在1818年便将其收入囊中。格勒兹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喜欢的一个艺术家：詹姆斯1845年从费什主教房产拍卖会上买了他的另一幅画《拿花的小女孩》。列昂内尔开始他的艺术品收藏生涯也是从购买格勒兹的画开始的，他在1831年从拍卖商手里购得了他的《美德蹒跚》；他后来又获得了格勒兹的另外4幅画，包括《临别之吻》。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收藏了两幅，其中一幅是《幼儿园》。这些画作补足了这个家族的藏品，他们之前收藏的都是一些古董家具和装饰品，比如詹姆斯拥有的安托瓦内特书桌和塞夫勒瓷器。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的另一个艺术家是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利罗，列昂内尔可能是1834年前往马德里时发现了牟利罗的画作。列昂内尔承认，他当时“花费了我所有的空闲时间……搜罗画作，它们数量众多，但珍品甚少。”到19世纪40年代末，列昂内尔、詹姆斯以及列昂内尔的母亲收藏了牟利罗的全部作品。

但是17世纪荷兰的艺术品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才最具吸引力。1840年，詹姆斯从乔治四世的收藏品中购得了伦勃朗的《领袖》，他把这幅画挂在拉斐特街的住宅里；他同时还藏有伦勃朗的《一个年轻男子的肖像》（挂在詹姆斯的卧室里）以及佛兰斯·哈尔斯的《一个贵族的肖像》。此外，他的收藏名单上还有安东尼·范戴克、彼得·保罗·鲁本斯、雅各布·梵·雷斯达尔和菲利普·沃弗曼的作品。1836年，列昂内尔在法兰克福购得了杰拉德·特·伯赫的《年轻女子与她的侍从》。一年后，他又在贝里公爵夫人藏品出售中买到了4幅沃弗曼的作品以及3幅范德海登的作品，其中包括《罗森达尔城堡》和《哈勒姆风景》。1845年，他又从乔治·鲁西手里购得沃弗曼的另外两幅作品以及皮特·德·霍斯的一幅作品。大约在1850年，德国艺术专家居斯塔夫·瓦根探访在皮卡迪利的詹姆斯时，后者的藏品包括了3幅迈因德特·霍贝玛的画作，3幅范勒伊斯达尔的画作，一幅波勒斯·波特尔的画作，一幅凯勒·杜·雅赫丹的画作，一幅亚当·班阿克的画作，两幅扬·韦南茨的画作和一幅阿德良·奥斯塔德的画作。他后来又增加了两幅尼可拉斯·贝甄的画作，5幅阿伯特·盖普的作品，包括他的《冰河的风景》，6幅范梅里斯父子的作品，两幅加斯帕尔·内切尔，3幅赫拉德·特尔·博尔希，7幅小达稚特·泰尔以及扬·戴维·德海姆、扬·惠瑟姆、拉赫尔·吕希、扬·韦尼克斯和彼得·居泽尔（Peter Gysels）的静物画。列昂内尔这方面的品位显然也得到了他弟弟安东尼的认同：1833年他购买一幅带有伦勃朗签名的作品，内容是一个护士和一个孩子与山羊玩耍，后来这幅画被证实是尼可莱斯·梅兹的作品，画上的签名是伪造的。1850年，他已经收藏了沃弗曼、泰尔尔、范戴克、鲁本斯和范奥斯塔德的作品。

集体性的“罗斯柴尔德品位”在这个时期形成并不是一件让人吃惊的事，这个家族几乎一致参与，他们彼此知会重要的买卖，并为彼此在不同的市场中进行买卖。1840年，詹姆斯要求安东尼“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处理掉伦勃朗的画”，而他“经过思考”后，决定不通过他的侄子买进一幅穆律罗的作品。1841年，他和他的侄子们试图确保一次重要的罗马收藏品拍卖在巴黎举行，而不是在伦敦。“我们想一起运作它，”詹姆斯在信里写道，“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漂亮的画作。”比较典型的是，当穆律罗的作品1843年在巴黎拍卖时，纳特考虑替他的母亲买下那些画，尽管最终他把画全部留给了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汉娜去世的时候，她的收藏品中包括了穆律罗、盖普和泰尔尔的画，可能全部是她儿子买给她的。此外，罗斯柴尔德成员在搜集宗教题材的作品方面有着很自然的相似性——这可能也解释了他们为何如此青睐荷兰艺术家的原因——尽管这远不是一条规则。有趣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购买了《旧约》场景的作品（比如保罗·德拉罗什的《摩西在芦苇丛中》），也购买了明显带着基督教特征的画作。1840年，列昂内尔从一个伦敦交易商的手里购得了穆律罗的《襁褓中的基督》。他后来又买了多米尼基诺的画作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的《圣母与圣婴》。詹姆斯则买了扬·凡·艾克和彼得鲁斯·克里斯蒂以及卢伊尼的一幅《圣女与圣子》。1846年，安东尼的岳父送了一幅范戴克的画作。但是，即便在开始收藏的初期，夸大罗斯柴尔德收藏品的和谐性也是错的。当纳特购买了委拉斯凯兹的《执扇女子》，他发现“画作有点像女人，每个人必须让自己感到开心，按照自己的品位进行挑选……这幅画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她的脸庞并不漂亮，尽管画得很好。”他的哥哥列昂内尔对18世纪的英国艺术家推崇有加，但詹姆斯对此却毫无兴趣。1846年，列昂内尔从佳士得拍卖行得到了约书亚·雷诺兹的《贝迪尔大人的肖像》，这是雷诺兹最早的一幅作品。后来，他又转而收藏托马斯·庚斯博罗的作品，1871年以1 50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后者的画作，第二年又从佳士得拍到了《谢里登夫人》。他同时还拥有乔治·罗姆尼的《爱玛》和《汉密尔顿女士》，以及威廉姆·毕奇和约翰·霍普纳的作品。对这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一无所知）而且时间相对较近的个人作品有如此大的热情，确实让人有些吃惊，尽管这类作品在19世纪后期变成了抢手货。列昂内尔的弟弟迈耶也拥有一幅庚斯博罗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猎狐的场景——他也购买了克拉纳赫和提香的作品，当时其他家族成员没有收藏这两个人的画作。

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再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收藏品位。比如，很难想象威廉·蒂施拜因的《歌德在罗马乡村》（迈耶·卡尔于1846年购得）能够挂在巴黎或伦敦的房子里。不过，迈耶·卡尔对金银装饰物的兴趣远远大于画作。尽管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收藏此类物品——列昂内尔引以为傲的藏品中，有一件“莱克格斯酒杯”，古亚历山大或拜占庭的玻璃酒杯——但是他们缺乏系统性。到19世纪70年代，迈耶·卡尔积聚的“黄金物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 000件，在它们当中包括文策尔·雅姆尼策的“餐桌中心装饰品”，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件杰作——实际上是同时代的莱因霍尔德·瓦斯特斯仿制的一件赝品，不过那也是件杰作。

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他们当时的艺术品没有什么兴趣——尽管神话制造者们将这种漠视夸大了。詹姆斯因为一幅肖像画的讲价行为而与两名艺术家雅丹与霍勒斯·韦尔内交恶的故事似乎并不真实；韦尔内也不太可能在《通往部落之路》一画中，把詹姆斯画成那个懦弱的犹太人，因为后者与詹姆斯或其他罗斯柴尔德成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真实的情况（只有极个别例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同时代画作是他们委托画家给他们画的肖像画：比如，阿尔弗雷德·德·德勒笔下《驾马车的列昂内尔》（1838年），弗朗西斯·格兰特爵士画的《四兄弟狩猎图》（1841年），阿里·谢佛尔画的詹姆斯女儿夏洛特的肖像以及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绘制的《贝蒂肖像画》（1848年）——更不用说无数幅莫莱·奥本海姆画的家族画像，以及夏尔–埃米尔·卡普马丁、路易–阿米埃·格罗克洛德和希波利特·佛兰德林绘制的詹姆斯的肖像。

如果将收藏的一切行为仅仅归结为家族（或个人）的“品位”，这无疑是一个错误。“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吸引詹姆斯、列昂内尔这类人的不仅仅是因为严格的审美观点。著名的画作在当时远不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象征”来对待的，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投资形式，就如今天一样。詹姆斯全部藏品保价1 000万法郎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投资规模的一个衡量指标：1844年，这个数额相当于詹姆斯在家族资金份额的1/4。此外，市场相对活跃，法国革命带来的涟漪仍在荡漾：如此多的法国贵族被推翻，从而使得大量的私人收藏品流入市场，拍卖的方式也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也正是1830年的革命最终带来了贝里公爵夫人藏品的拍卖，她售出的藏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收藏品的重要来源；1848年又进行了斯托大拍卖。尽管这类交易经常进行，但是对“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迈耶1843年购买伦勃朗的《执扇女子》花了1.27万英镑，比6年前银行家阿瓜多买入时的价格翻了3倍多，这一事实说明了这类作品的抢手程度。

鉴于他们巨大的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能够买下所有人的作品，家族里的一些成员似乎也确实有此打算。迈耶1846年购买意大利的雕像时曾经说，“我们应该总是买最好的东西，而不要在意价格”，因为“最好的东西”只会增值。但是1848~1849年的政治动荡，导致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一样急速下挫，使迈耶对这个牛市的判断受到置疑。詹姆斯在晚年的岁月里竞买一幅画时，如果觉得价格过高，便会收手，任由别人买走。1860年，他出 3 000 金币竞买一幅鲁本斯的作品，但那幅画最终被别人以7 500金币的价格买走。“难以置信的价格，”詹姆斯评价道，“我没钱去买一幅开价1万金币的穆律罗作品”（尤其是20年前，他的《襁褓中的基督》才值3 000英镑）。当然，詹姆斯并不缺钱，但是作为强迫型的投资者，他不愿在市场最高峰时买入。

对音乐的热情

那时，艺术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装饰。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音乐的热情可能不太容易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19世纪一些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是众所周知的事；此举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这些音乐家对于舞会的成功必不可少。比如，1828年1月，内森便以伊格纳茨·莫舍勒斯的演奏招待了用过正餐的客人，莫舍勒斯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导师。类似的，之前一年，卡斯特拉内元帅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明星演奏者是罗西尼；他是5年前经梅特涅介绍，认识了萨洛蒙。而且也有说法称——尽管学术界对故事的真实性存在争论——肖邦在巴黎的职业生涯便是从1832年在拉斐特街的一次演出开始的。他在1843年与他的学生卡尔·费尔茨克在那里再度出现，据说詹姆斯对他们的演奏十分“敬仰”。其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府宅中表演过的著名的演奏者包括门德尔松自己、弗朗茨·李斯特、钢琴家和指挥家查尔斯·哈莱以及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

但是，比他们作为演奏者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老师的角色。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尤为重要，她们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鼓励在琴键上玩耍（19世纪与现在的电视最接近的东西应该是钢琴了，唯一的差异是后者需要演奏技巧）。内森和他的兄弟们给自己的女儿们提供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老师，这点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夏洛特的留言簿（她让老师写下一些音乐上的指导）上记录了他们中的许多名字：默舍尔出现在其中，门德尔松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文森佐·贝里尼，题献了1821年作曲的一首歌）、路易·施波尔提供了自己的一首歌）、罗西尼和贾科莫·迈耶贝尔（提供了一首叫做《罕见的花朵》的歌曲）。在19世纪40年代，夏洛特的导师还包括年迈的路易吉·凯鲁比尼和肖邦。罗西尼也为她写了一首厚达6页的钢琴独奏曲，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夏洛特的妹妹汉娜·迈耶也是一个接受过全程教育的竖琴演奏师，并学习了帕里什·阿尔瓦斯的课程；当她们最小的妹妹路易丝展现出对音乐的爱好时，罗西尼亲自教授了她歌唱课程。她对父亲说，罗西尼“性格非常随和，总是在我喜欢的时间和日期前来（上课）”。当两人3年后在法兰克福再次相遇时，她每天都跟着罗西尼上课。肖邦也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女性上过课：不仅包括内森的女儿夏洛特，还包括她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以及贝蒂的女儿——另外一个夏洛特。实际上，他还为这个家族的两个成员写了两首曲子。拥有如此富有启发性的资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努力地摸索作曲就不足为奇了：小夏洛特出版了4首比较短的钢琴曲、汉娜·玛蒂尔德则谱写了钢琴曲、一部管弦乐华尔兹和6部歌曲，谱写的对象包括维克多·雨果、特奥菲尔·戈蒂埃、歌德和朗费罗的作品——其中最成功的一首（《如果你不听我说》）由女高音歌手帕蒂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雇佣音乐家演出和教课，他们还与音乐家一起参与了社交活动，他们喜欢音乐家的陪同。比如，迈耶贝尔于1833年与贝蒂和詹姆斯共进晚餐；1836年，罗西尼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出席了列昂内尔的婚礼——“以增加我们宴会的庄重性”——而不是以一个演奏者或教师的身份。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全部的目的……就是前往法兰克福参加我最亲爱的朋友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婚礼”。在他们的一生中，詹姆斯与罗西尼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类似地，肖邦据说“热爱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这个家族也喜欢他”，他在1848年英年早逝，他的学生夏洛特保留了“一件让人动容的纪念物”——她亲手给他缝制的一个靠垫。与音乐家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些不合传统。当罗西尼一家在婚礼前不久与内森共同出席一个贵族参加的晚宴时，格伦维尔女士有些轻蔑地评述道：“我想这是罗西尼夫人……第一次出现在如此高贵的场合。”但是罗西尼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婚礼的过程更为活跃。安东尼记述的李斯特在1842年给他私下演奏的故事具有启发意义，这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从这些19世纪浪漫主义巨星的演奏中获得了快乐，而且也从他们的陪同中得到了收获。“这个世界上最超凡的演奏家，”安东尼向他的妻子写信说，

看起来与传言中的一样令人好奇，（演奏中）他长长的头发有时会垂到脸上，但他的头猛地一甩，头发又全部甩到了后面；他大大的眼睛不停地打转，有时似乎在说“我神气吗？”大部分时候，他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当中。最亲爱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且健谈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亲切而又令人感到快乐的同伴。

音乐家也不仅仅通过他们的演奏施教和提供娱乐。作为回报，罗斯柴尔德家族很乐意向他们欣赏的音乐家给予一定程度的财务资助——通常是以个人银行服务的形式提供。老约翰·斯特劳斯1838年的英国之行由列昂内尔提供了部分资助；1842年之后，罗西尼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办理业务；尼科罗·帕格尼尼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将2万法郎作为礼物送给了柏辽兹；而帕蒂在阿根廷巡回演出时，从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借了4 000多英镑。即便音乐上极度反犹的理查德·瓦格纳据称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过银行业务方面的接触，他的第二个妻子在巴黎分行有一个账户。受惠人得到的特权比他们意想中的要好：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只给那些忠诚者和政治精英提供这些便利。这是他们对于自己与音乐世界的关系表示重视的一个迹象，可能只来源于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就像一个自力更生致富的百万富翁崇敬他的钱一样，音乐巨星对自己精湛技巧的极度爱慕也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新贵（也都是外国人），内森在上述的宴会上与罗西尼夫妇的地位其实一样。实际上，19世纪最有名音乐家当中的许多人，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从犹太解放运动中获益。

受惠的作家

音乐家教授私人课程并参与演出。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19世纪的作家为广大公众写作，因此被认为能够脱离金钱资助的束缚。但是，作家们其实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受惠人——两个记录得非常详细的例子就是海因里希·海涅和巴尔扎克，两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与詹姆斯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由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列昂内尔与迪斯雷利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单独在后面讨论。）

表面上来看，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国王和大臣的心腹知己与这两位作家之间能走得如此近。仅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两个作家都是激进人士：海涅因为他的自由派观点而被德国放逐，而且他一生都对革命和民族主义事业保持了高昂的热情。与海涅不同的是，巴尔扎克从性情上来说还是个浪漫的保守派，他曾在1831~1832年间寻求参选成为波旁王朝的一名立法者，而且毕生都在用一种不那么献媚的笔触描绘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从个人财务方面来说，他们都比较窘迫，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良好关系是有利益动机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地把詹姆斯写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且他们所运用的方式，如果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肯定立刻冲去找律师（对付他们了）。但是詹姆斯明显很欣赏这两位作家，他与他们之间形成的并非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但似乎他希望他们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其他事比这件事更能洞察詹姆斯复杂的个性了。

我们已经看到，海涅针对1830年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进行了非常锐利的评价。现在，有必要说一下他与这个家族的关系了。海涅是汉堡银行家萨洛蒙·海涅的侄子，他母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名银行家；1827年，他在伦敦有些偶然地遇到了内森——“一个肥胖的犹太人”。实际上，内森可能是“著名的商人，我希望成为他的学徒”，但内森认为他“没有经商的潜质”。但是，到1834年，他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现存的许多逸闻将海涅描绘成了詹姆斯男爵家中可以肆意开玩笑的人。当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跟海涅（和罗西尼）共进晚餐时，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很明显，主人们畏惧海涅，他则利用这种畏惧，抓住每一个机会狡猾地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不关注某些人，就不应该与他们共进晚餐。如果你轻视某个人，也不应与他共进晚餐。实际上，这次晚宴之后，我们的熟悉程度并没有增加。”

格里尔帕策提及的尖刻言语，常常使得詹姆斯成为海涅身边迟钝的滑稽剧配角。“海涅，”他问，“你能告诉我为何这种酒叫做‘拉克利玛·克里斯蒂’吗？”“你要做的就是翻译（我的话），”海涅回答说，“当基督看到富裕的犹太人能够买得起这种好酒，而如此多的贫困家庭却饥渴难耐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chenil’的？”詹姆斯欢迎宾客入到家中时说道。“难道你不知道‘chenil’意思是狗窝吗？”海涅说道，“即便你如此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广而告之啊！”詹姆斯辩称尽管塞纳河污秽不堪，但它的源头却非常干净，海涅则回答道：“是的，男爵先生，而且我也听说你过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有一个人表达了非常想见詹姆斯的愿望。“他只是想去了解他，”海涅讽刺道，“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他。”

按照海涅对于詹姆斯更为尖刻的报道来看，这些讽刺话语看起来似乎挺合理的。但是，现存的信件却表明了两人之间其实一直是截然不同的关系，海涅越来越多地扮演了谦恭乞求者的角色，希望得到詹姆斯慷慨的资助。我们也看到，海涅对詹姆斯最初的一些描述出现在《路德维希·博恩》一书当中，他在其中认为詹姆斯金融资本的增长使得他变成了与黎塞留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社会“革命者”。尽管这三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说还是有些夸大了詹姆斯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要羞辱詹姆斯。让人吃惊的是，海涅对自己的冒昧之举感到非常不安——很明显，提及的是他与詹姆斯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他采取了一些警戒措施，寄了一份证据的复印件给了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到你手里的是我的一些‘犯罪事实’，它们让我很不安。”他在信中写道，“我还能在你们面前出现吗？……或许你们会用一个微笑宽恕我。对于我自己，我如何苛责自己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一个隐藏了如此多高尚情感和善良意愿的家族，我竟然如此评价，尽管没有恶意，但方式极不合适。”

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海涅公开否认自己是《每日》专栏中一些恶毒言论的始作俑者，这些言论针对的是詹姆斯举办的一次舞会。19世纪40年代初，在他发表于《奥格斯堡汇报》的文章里，一再重复地赞美詹姆斯。比如，将詹姆斯与其他诸如贝诺伊特·福德等银行家进行了有利于詹姆斯的比较，并表扬了他的博爱工作。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依稀带着玩笑的成分——颂扬出现在1843年6月出版的文章（后来收录进他的《鲁特西亚》一文）中，他将詹姆斯与路易十四相比，认为他发掘他人潜质的能力高人一等：“为了确保不带来冒犯，我今天要把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比为太阳。我可以做到这点，首先，这不会花费我任何代价；第二，我现在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点，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向罗斯柴尔德表达了敬意，以获得他的金色光芒带来的温暖。”几个月后，海涅除了颂扬詹姆斯之外，又做了其他的“贡献”：他的出版商坎佩给他寄了一份猛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手稿——激进共和派人士腓特烈·斯迪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一书。海涅回信说，如果手稿能够压住不出版，将会得到回报，“罗斯柴尔德先生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向我提供这样的回报，要这件事能够完成。”

后来的许多作家认为海涅这个时期友好地对待詹姆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财务。但是1845年之前，没有任何詹姆斯向海涅提供财务资助的记录，因为当时的海涅无须此类帮助。实际上，《鲁特西亚》一文中，紧接着詹姆斯与路易十四对比的那段文字，其主要观点就是，海涅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愿加入围在詹姆斯身边的乞讨人群里：

如果我能够自信地说，这种疯狂的崇拜对可怜的太阳来说是一种苦恼，他得不到一丝喘息的机会……我真的认为金钱对他来说更像是诅咒而非祝福；如果他的心肠更硬一些，他或许能够忍受少许的不适……我建议每个急需用钱的人去找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并不是（让他们）从他那里借钱（我怀疑他在这方面是否有过慷慨之举！），而是让他亲眼看看金钱能够带来的痛苦。

海涅认为，詹姆斯备受折磨“是因为他有太多的钱，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钱全部流进了他巨大的口袋里，因为他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的周围挤满了向他伸出双手的饥民和窃贼。这些手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海涅然后讲了一个笑话，在其中，他变成了一个捧哏者，而詹姆斯则是一位智者，“‘您近来怎么样？’一个德国诗人有一次问男爵先生。‘我快疯了。’后者回答说。‘我才不相信，’诗人说，‘除非你开始往窗外扔钱。’男爵用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话，‘准确地说，那就是我发疯的事情：我有时没往窗外扔钱’。”

当海涅10年后把最初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集结收录进《鲁特西亚》一文中时，他又在这个笑话里加了一些附注。

我曾经慷慨帮助过的那个可怜人听到我说将来自己可能钱不够用的时候，嘲笑了我。我不是与各类百万富翁都有联系吗？百万富翁中的“总司令”（罗斯柴尔德）不是称我是他的朋友吗？我一直没能让我的客户弄明白的一点就是，这位伟大的“总司令”之所以称我为他的朋友，是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要过钱。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我们的友谊早就画上句号了。所谓莫逆之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得到我帮助的可怜笨蛋认为从富人那里得到东西很容易。他们从没有像我那样看到过那些钱箱上重重的枷锁。

要了解这些论述的重要性，有必要了解一点海涅当时的财务状况。在叔叔萨洛蒙·海涅1844年12月去世之前，海涅每年从他富有的亲戚那里获得 4 000 马克的补助。萨洛蒙·海涅的遗嘱留给海涅一笔多达8 000马克的遗产，但是他从侄子卡尔那里获得的补助比之前少了一半，这使得海涅家族陷入了持久而又尖锐的争吵当中，一直到1847年，这种状况仍未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个时候，海涅第一次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力资助以及他们的友善帮助。刚开始时，他只是寻求投资建议，但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他逐渐地要求得到金钱上的资助。1846年，詹姆斯让海涅一起参与投资铁路股份，他赚了2万法郎。第二年，詹姆斯又给他的“朋友”提供了新发行的法国政府债券业务中“最优先待遇”。但是，到了1852年，海涅的言语中已经透露出“乞讨者”的意味：

无论何时，当你巨大的业务获得收获时，你不仅让你家族最亲密的朋友，也让诗人的孩子们分享一些甜头。现在，当你再一次占据巨大企业的领导地位，从革命的风暴中以一个胜利者，更多的则是以一个百万富翁的角色出现时，我冒昧地提醒你，我还没有死，尽管我的情况很难被称为“生活”。

当他的请求得到满足后，海涅有些感伤地感谢了“你最近的仁慈……上帝很明显会祝福你，你签订的任何合约都会给你带来好运”。3年后，他再次向安塞尔姆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请求，希望获得新成立的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的股份，他的这一请求同样得到了满足，得到了100股份。海涅的感谢信——夹杂着阿谀以及尴尬——表明他发现减少“乞讨”是多么艰难。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去世了。

在这其中，詹姆斯的妻子贝蒂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海涅在19世纪30年代与贝蒂的关系或许可以描述成优雅的暧昧关系。他们在詹姆斯的布洛涅城堡中第一次相遇：海涅回首往事的时候，在写给贝蒂的一封信里说：“那是在布洛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神奇的魅力。”那次会面一定发生在1834年之前，当时海涅寄了一本他的新书《沙龙》给贝蒂，他在书上的署名是“你忠实的受惠人”。一年后，他向一个朋友描述贝蒂时，称她是他在“巴黎最早的资助人”。当他在信中承诺将拜访她时，他禁不住加上几句，称她“美丽的笑脸”一直“停留在他的记忆中”。海涅也不仅仅在私人信件中表达这类赞美之情，还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称赞她“不仅是巴黎最漂亮的女子之一，还因为她的智慧和学识而出类拔萃”。历史学家从少量的文字资料中搜寻这种吸引力的程度以及这样一种关系的真实面貌，基本上是徒劳无功；这些言行似乎只是对一个资助者妻子的正式恭维。“我有一天偶然发现，”海涅于1840年写信给贝蒂说，“我所认为只是聪明、善良的漂亮女士，还拥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詹姆斯男爵实际上是最富有的人——但不是因为他的钱……请相信我，男爵夫人，我对你们家族产生兴趣，并非如常人那样（冲着钱去），请接受我的保证，我会奉献我的余生。”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两人的友谊开始褪色。他继续给她寄他的书：1847年，寄了《阿塔·特罗尔》和一首名为《天使》的诗，后者的灵感可能来自于贝蒂；1852年，寄了《论浪漫派》；两年后寄了《漫谈》，1855年寄了《诗歌与传奇》。但是，他们很少再碰面——如他所说的那样，她对他变得“疑心重重”——可能是由于海涅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可能是由于他不认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就如海涅自己预言的那样，他对于金钱的需求毁了他们的关系。

海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和巴尔扎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对比十分明显；实际上，他们像是彼此的映照。当海涅担心詹姆斯可能迁怒于他的作品时，巴尔扎克则欢快地用嘲讽的笔调刻画了詹姆斯，而且只敷衍地表示自己不是嘲讽后者。当海涅儒雅地讨好詹姆斯的妻子时，巴尔扎克试图将自己的一个老情妇“推销”给海涅。而当海涅对于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股权而感到备受折磨时，巴尔扎克则欣然地从詹姆斯那里借钱，并尽可能地拖着不还，越久越好。在一段著名的旁白中，巴尔扎克描述了1837年在大街上遇到海涅和詹姆斯的情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全部的精神以及金钱（的化身）。”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后者，尽管带着强烈的自大色彩，他一直坚持错误地把詹姆斯的姓拼写成“罗斯特柴尔德”（Rostchild）。

詹姆斯与巴尔扎克第一次碰面是在1832年的艾克斯。詹姆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睿智的作家，他结合了拜伦的内在品位和狄更斯的外在特性。詹姆斯立刻给巴尔扎克前往意大利的计划提供了资助，提供了一份写给卡尔的介绍信，并用他的信使送到了那不勒斯。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听到巴尔扎克的任何消息，詹姆斯写信提醒巴尔扎克自己对他的资助，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责备他回到巴黎也不拜访他们。两年后，在维也纳，巴尔扎克利用詹姆斯的这种好意，从萨洛蒙那里借了500法郎，而担保人则是他在巴黎毫无戒心的出版商。同年11月，他与另一个出版商谈判时，似乎也要求贝蒂提供过类似的担保。

两人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1842年，巴尔扎克给詹姆斯提供了一些票，观赏他的话剧《奎诺拉号的消息》（描写的是一艘蒸汽船的沉没）。两年后，他又将《实业家》献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先生/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和银行家”。作为回报，詹姆斯将巴尔扎克的情书转给了后者正在追求的一个波兰女伯爵，并且在她前往那不勒斯的时候，帮助她通过海关。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于1846年向巴尔扎克提供了北方铁路150股股份，支付完首期款后，巴尔扎克从詹姆斯那里又借了1.7万法郎，将自己的股份作为抵押。他还以未婚妻在波兰的房产作为抵押，借了另一笔钱——大约为5万法郎——用来在福托奈街购买一栋大房子。当他1846年准备前往波兰时，他甚至请求詹姆斯帮忙把他之前的女仆（也是他的情妇）安置到一个邮票店里，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值得引用巴尔扎克对一次谈判的记录，因为它彰显了詹姆斯应对粗俗玩笑的能力：

罗斯特柴尔德……问我“她”漂不漂亮，我是否跟她发生过关系。“发生过121次。”我告诉他，“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她，我会把她让给你。”

“她有孩子吗？”他问道。

“没有，但你可以跟她生几个。”

“对不起，我只保护带着孩子的女人。”这是他逃避的方法。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他就会说他从不保护不道德的人。

“您真的认为，男爵先生，你可以跟我抠字眼？我是北方铁路的股东！我将给你写张便条，你就会全心照应我的生意，仿佛它是价值40万股的一条铁路。”

“这怎么可能？”他说，“如果你能让我这样做，我就会更加敬重你。”

“你会做的。”我告诉他，“否则，我会让你的妻子任由你放纵，然后再死死地盯着你。”

他大笑了起来，倒进靠椅里说：“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认输，生意简直要杀了我。你写便条吧。”

于是我写了便条，然后去看望詹姆斯夫人。

巴尔扎克可能认为他那年寄给贝蒂的作品全集，偿还了詹姆斯之前提供给他的所有资助。

但是，我们也将看到，1847年之后，詹姆斯难以再纵容他的债务人，不管涉及的金额有多小，也不管债务人多么幽默。1848年10月，巴尔扎克——此时隐居在威尔卓尼——吃惊地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接受巴尔扎克从其他银行家那里开出的2 500法郎的汇票。巴尔扎克认为，这意味着詹姆斯将要讨要他所欠的1.7万法郎，由于担心詹姆斯会从别人寄给他的汇款里扣除所欠的债务，这位作家想出了一个蹩脚的作弊方法：他让一笔3.1万法郎的汇款不直接寄给他，而是寄给他的母亲，而且用的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这一策略显然未能奏效，到1849年2月，巴尔扎克有些抓狂地试图用另一个银行家的汇票支付北方股份的下一期款项。“你不知道，”他在那年3月暴怒地写信跟母亲说，“欠罗斯柴尔德的那1.7万法郎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困扰，限制了我所有的行动。”巴尔扎克并不是仅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败家老手，他经常能够洞察债主的想法。“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承认，“就如暴雨之后的海狸，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修补工作中去，1848年这一年给它的金融业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等到他1850年夏天回到巴黎时，正常的金融业务已经得以恢复：6月11日，也就在他因一连串小病去世前的两个月，巴尔扎克仍在安排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买入100股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他去世后，跟在他灵柩后面的，除了詹姆斯，还有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和一群巴黎的文人墨客，就好像从他的《人间喜剧》当中冒出来的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32年后还帮了巴尔扎克一个忙，他们从他的遗孀手里买下了福托奈街的房子，价格则是巴尔扎克当时所付金额的10倍。

缺乏想象力的现代学家倾向于怀疑詹姆斯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银行家纽沁根的原型。他们指出了两者明显不同的地方：纽沁根据说来自于阿尔萨斯，他是一个皈依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的儿子，他没有兄弟，相对于詹姆斯来说也太老（1829年时已经60岁），只有一个女儿等。但是，巴尔扎克于1844年告诉未来的妻子说，詹姆斯——“金融封建主义的伟大男爵”——“跟纽沁根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甚至比后者更坏”。如果仔细阅读巴尔扎克巨著的相关章节，就能看出纽沁根身上闪现着詹姆斯的影子。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家能够比詹姆斯更适合当作原型，尽管增添了虚构成分，但纽沁根就是詹姆斯，至少巴尔扎克如果不认识后者的话，也不可能塑造出前者。

纽沁根第一次出现是在《高老头》一书中，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商人葛朗台的女婿，他娶了葛朗台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儿的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出生于德国的银行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头衔”，操着一口浓重德国口音的法语（比如，某某事的“quelque chose”在他嘴里变成了“keke chausse”），居住在拉泽尔街，“那些灯火通明房子中的一个，带有细细的柱子和狭小的门廊，典型的银行家的房子，里面摆设的全部是昂贵的装饰品，楼梯平台用大理石镶嵌而成”。在这样早期的具体刻画中——以及他第二次在《塞沙·皮罗多兴衰记》一章中露面——纽沁根的形象粗俗而且无情。当破产的香水制造商皮罗多最终获得和他面谈的机会时——还是在上述拥有“高级楼梯”和“奢华房间”的房子里——却被迫接受一次令人困惑的交谈，最终被引荐给了另一个来自蒂耶的银行家，而这个人恰恰是导致皮罗多破产的“罪魁祸首”。巴尔扎克也再一次凸显了纽沁根糟糕的法语发音：“精明的男爵为了背弃自己许下的诺言，一直保留着可怕的德国犹太人口音，那些德国犹太人总是吹嘘自己能够讲法语。”

欺诈性操作手法在《纽沁根银行》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在其中，对纽沁根的出身和发家方法也进行了说明。巴尔扎克认为，纽沁根成功的关键是制造一系列自己破产而停止还债的假象，借此迫使他的债主接受贬值的股票抵债。他在1804年和1815年耍了两次这样的把戏，他准备实施第三次也是最具野心的阴谋，它的代价是牺牲一个年轻贵族以及一个阿尔萨斯银行家的遗孀和女儿，而他（纽沁根）正是从那个银行家那里赚到了第一桶金。很自然地，由于涉及犯罪，巴尔扎克小心地确保他的角色与罗斯柴尔德截然区分开：因此纽沁根被描述成“某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毫无斗志”，而且据说“私下里非常妒忌罗斯柴尔德兄弟”。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难以抹杀的。比如，他的第二个大阴谋就是在滑铁卢战役前大量买进基金。对纽沁根外形的描述也是话里有话：“像个立方体，肥胖，像一个沙袋那样沉，如一个外交官那样笨拙。纽沁根手段严厉，冷酷的脸上从没见过笑容；他的死并没有公布，反而隐瞒了起来；他是不可理喻的。”纽沁根可怕的金融影响力也具有启发性：“他的天才头脑让他拥有了一切。这个金融大亨将副手卖给大臣们，将希腊卖给了土耳其。对他来说，商业是……所有杂耍的汇聚，是各种专长的结合。”有一次，纽沁根甚至与内森一样被拿来与拿破仑相比。而且，可能最为直白的一点，纽沁根据说“通过七月革命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贵族，荣誉军团的一个高级军官”——后面那项荣誉，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确实从路易·菲利普那里获得过。

当然，《纽沁根银行》并不是对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进行了一个真实的刻画。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讽刺19世纪30年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纽沁根这个人物提供了一个例证。它潜在的“寓意”是“债务人比债权人要强势”，它最让人难忘的段落总结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黄金时代的真实规则”，这些规则使得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何政治“左派”人士在巴尔扎克去世以后试图将他归为自己阵营一分子的原因：“社会中存在着恣意妄为的行为，如果某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这种行为，那就是犯罪，但扩展到对无数个人实施这种行为，罪行就被清除了。就如一滴氰酸在一大桶水里消失于无形一样。”

但是这远不是巴尔扎克对纽沁根最后的评语。在《交际花盛衰记》中，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一个厌世的老头爱上了他在万塞讷森林里见过的妓女。实际上，她是人格卑劣、野心勃勃的吕西安的情人，吕西安本人受犯罪头子伏脱冷操纵，三人试图从陷入爱情陷阱的纽沁根身上敲诈100万法郎。巴尔扎克再一次抓住机会，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浪漫批评：“所有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要么归功于幸运的发现，要么得益于合法的盗窃……1814年的宪法宣告了金钱的统治地位，成功地变成了无神论时代的超级准则。”但是，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了如此多罗斯柴尔德的影子。纽沁根在文中被形容成“金融界的路易十四”。实际上，巴尔扎克对于纽沁根作为资助人的描述， 与海涅在《鲁特西亚》中所用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如此相似，似乎有剽窃之嫌）：

德·纽沁根先生，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除了计算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创造能力……他只相信确定的价值。对于艺术，他会用钱让专家们给他弄到这些东西；一旦需要建一栋房子，做一次体检，需要得到某些赝品或一处物业，他就找最好的建筑师、最好的外科医生、最杰出的书画和雕像鉴定师和最好的律师。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对纽沁根给予了同情，这意味着巴尔扎克与詹姆斯日益增长的友谊产生了影响。纽沁根知道自己是在愚弄自己：“在这个年纪陷入爱河，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又能如何呢？任由天命吧！”当她拒绝了他进一步的请求后，他恢复了一些尊严，用非常完美的法语给她写了一封优雅而又充满情感的信。

[1] 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产石油。——译者注

[2] Medicis，15世纪掌握整个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贵族，家族成员多是实力强大的商人和银行家。——译者注

[3] Machiavellian，意即狡猾的。——译者注

[4] gulden，古金币。——译者注

[5] Star of David，即犹太教的六芒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