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苏联瓦解的反应

西方对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进攻车臣的反应说明，苏维埃集团如果仍然存在，欧洲或美国的政府未必会觉得有多遗憾。

正如1991年夏天布什总统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蹩脚演讲《基辅鸡》中指出的，美国并不希望苏联消失。他在演讲中用了“苏维埃民族”一词，还反复抨击“自杀式民族主义”对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造成的威胁，连乌克兰共产党代表也感到莫名其妙。同时，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也一如既往地声明美国绝不会承认脱离后的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可以说，布什就像共产主义终结时期的梅特涅。他和19世纪的梅特涅一样，努力地维护一个遭到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攻击围攻的旧秩序；也像梅特涅一样，这番努力以失败告终。

撇开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不谈（此后的首相梅杰在政策上有所变化），布什的欧洲盟友同样希望看到欧洲能继续保持“冷战”时期的秩序。1989年10月，据说是科尔（联邦德国总理）最亲密盟友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仍然坚持认为：“那些讨论重新统一德国的人其实一无所知。苏联绝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因为这会导致华沙条约的终结。你们能想象那种局面吗？民主德国就和普鲁士一样。它绝不接受巴伐利亚的玩笑。”在11月27日，即柏林墙倒18天后，科尔对于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发表了言辞谨慎的演讲，此时密特朗仍然希望克里姆林宫能阻止德国统一：“戈尔巴乔夫会非常愤怒。他绝不会接受。不可能！我不需要亲自反对，苏联人会替我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德国……”密特朗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同样也持有敌意。1991年，以他为首的法国政府仍然拒绝承认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在访问欧洲议会时还遭到了让–皮埃尔·科特的训斥，而欧洲议会主席巴龙·克雷斯波则郑重告诉他：“我们宁愿要戈尔巴乔夫。”当然，这些都发生在无武装立陶宛人在维尔纽斯电视塔被屠杀之后，俄罗斯军队在巴库杀死几十个平民的不久之前。1991年8月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此后密特朗在电视上表示，“暴动在第一阶段取得了成功”。他继续提到了“新苏维埃当局”。（当然，后来当叶利钦主使坦克攻击国家杜马或车臣时，西方对他十分关注，急切希望道义上的反击不会削弱他的地位。）

和密特朗一样，欧洲其他的政府首脑都希望由苏联来阻止德国的重新统一，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武力。比如，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就反对两德重新统一，并主张将坦克开上街道（“有时它们是必要的”）以碾碎维尔纽斯和别的地方那些反苏维埃的游行者。只有撒切尔夫人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对重新统一表示遗憾，但对柏林墙的垮塌表示欢迎。

科尔总理或许会发现，就在自己家门口发生了难以处理的大屠杀，不过他的反对者无疑会被驳斥得哑口无言——民主德国示威者正威胁着原已缓和的局面，而且正唤醒新纳粹主义对统一德国的怀念情绪。科尔在重建柏林墙之前也许不得不说点大话来应付局面。当然，社会民主党和西德上层知识分子会支持一切镇压莱比锡示威者的行为，将已习以为常的、不可打破的缓和局面维持下去。毕竟直到1989年，由于民主德国成立了自己的（非法的）社会民主党，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开始表示支持，并且开始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在民主德国的“同志”联合办报和举行会议。

在联邦德国，并不存在严肃的政治势力鼓吹重新统一。绿党反对统一。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口头上也不会提及这个理想。自由民主党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他们的联合伙伴基督教民主党，因为抢先诱使昂纳克在1987年9月访问联邦德国而扬扬得意，这是勃兰特和施密特没做到也没有勇气去做的事。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世界报》在1989年夏天不再坚持拒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态度（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并终于放弃了在提到民主德国时总是加上引号的做法。无论是谁在努力推动德国的统一，都不会是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是一个彻底“被渗透”的社会。马库斯·沃尔夫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不仅遍布波恩，而且还渗入到了联邦德国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部门。从总理办公大楼里的秘书到媒体的舆论制造者，四处都是国家安全局的耳目，有必要时还会出动喉舌。如果将安全局在联邦德国的内线全部列出来，其厚度不亚于波恩的电话号码簿，其中有不少是值得一提的。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后来的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的床头电话，就被装上了窃听器。20世纪80年代伊始，弗利克丑闻给联邦德国政治带来一场巨震：据发现，当时政界的许多重要政治家都从弗利克公司商行收取了现金，而发放现金的核心人物是阿道夫·坎特，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同时还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维利·勃兰特直到1989年9月仍然对德国重新统一不予考虑，认为这是联邦德国“活生生的谎言”。1989年1月，西柏林新市长瓦尔特·蒙佩尔声称，重新统一的问题不再重要。他在与民主德国官员私下会谈时认为，西柏林人对柏林墙最大的不满是禁止他们带着宠物狗去参观民主德国的首都。总是亲切待人的昂纳克删除了他所谓“反法西斯防护壁垒”中的这条太让人讨厌的规定。一个月后，昂纳克的边防卫兵射杀了克里斯·格弗罗伊，就像射杀一条狗一样——这是柏林墙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在德国，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波兰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情绪。1985年，勃兰特拒绝会见瓦文萨（尽管他邀请了波兰共产党总理拉克夫斯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由于稳定的局势让联邦德国人日益心宽体胖，德国总理科尔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这种稳定的波兰民众运动。1985年，他告诉密特朗：“我们将不得不帮助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下台，事情会更糟糕。波兰人总是眼大胃口小，抱着不切实际的野心。”

如果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纳兹真的认为“德国问题不解决”欧洲就无法建立任何正常关系，并由此设想德国重新得到统一，那么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联邦德国政府中大多数人希望永久关闭的大门。尽管1990年科尔很高兴地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奉送的统一，但他一直以来都认为统一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科尔在谈判时很注重与对方有个人感情的交流与接触。撇开他的大块头身材不提的话，他的确与德国主张统一的第一人很不一样：俾斯麦对于国外的政治家绝不会有科尔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情绪。1994年12月，在叶利钦向车臣发起进攻后，科尔对叶利钦面临国内危机表示出真实的同情。我们无法想象俾斯麦（或阿登纳）也这样做。此后，科尔对联邦议会说：“对于能和叶利钦建立友好关系，我很骄傲。如果在朋友遭受危难时我拒绝帮助他，我这个人会多么可悲……即使叶利钦犯了错，我也不会现在与他断交。”如果昂纳克的部队在几个月后打垮了反对者，这位1989年6月造访联邦德国并让许多西德人不安的“戈尔比”^[1]还会遭到彻底反对吗？当然戈尔巴乔夫到时候可以“装聋作哑”。（很奇怪的是，里根在危机出现时的困倦状态被视为不称职，但1989年4月9日，当戈尔巴乔夫的特种部队在第比利斯杀人时，他的昏昏欲睡却被认为更加体现出他的仁慈。）而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应付桀骜不驯的臣民时遇到了“麻烦”，科尔会不会拒绝像1994年12月支持（派出坦克和战略轰炸机的）叶利钦那样向他表示支持？我们只需想到，当1993年10月叶利钦猛烈炮轰国家杜马中（尽管是左翼）的对手时，西方别国对此表现十分欣喜。炮轰刚一结束，克林顿就致电叶利钦表示热情的赞誉：“你变得更强更厉害了。”

西方人接受了这个观点：只有专制政府的改革才能在苏联人的社会中取得成效。苏联人注意到了他们观念改变的速度。当1991年8月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苏联议员加林娜·斯塔洛维托娃正在英国。正如她看到的，“第一天，密特朗和科尔乃至整个西方的反应都是见风使舵的。政变一开始我就受到劝告（不过不是来自撒切尔夫人），应该再观望一阵，看看苏联人民是否接受这场政变”。斯塔洛维托娃感觉到西方领导人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更不必提一个解体的苏联：

他们也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强势的统治。他们认为，西方需要稳定，害怕苏联的瓦解。

除了里根和撒切尔，西方其他国家的统治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者构成。正好相反，1989年，里根已不再是总统。而如果1987年戈尔巴乔夫没有出于同情地邀请撒切尔夫人访问莫斯科，或许她的执政生涯也不会延续至1990年。或许尼尔·金诺克会就此上台。他在1989年11月仍然急切地希望，“如果有必要，应该秘密地”与继昂纳克之后担任民主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埃贡·克伦兹达成协议。克伦兹在政治态度上更为温和，很有张伯伦式托利党人的风格（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1] 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