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帝国

虽然圆桌会议网络无法完全主宰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极少数英国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命运。让我们再思考一下前文提到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英国人是如何融入他们的帝国中其他地方的权力结构的。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唐纳德·卡梅伦爵士努力加强各方联系，“从农民……到他的首领，从首领到副区长，从副区长到区长，从区长到区公所”。在西非，金伯利勋爵认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受过教育的当地人毫无关系更好。我只会和世袭酋长打交道”。在担任埃及新任高级专员之前，乔治·劳埃德坚持认为，“所有东方人都对勋爵的地位尤其看重”。英国西非帝国的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卢格德认为，这个帝国的全部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传统规则，作为社会安全的堡垒……最重要的永远是地位”。[1]卢格德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间接统治”理论，根据该理论，英国的主导地位可以通过将所有地方权力下放给现有精英来维持，只保留中央权力的基本要素（特别是财政权）。在他的著作《英国在非洲热带地区的双重使命》（1922年）中，卢格德将间接统治定义为“有系统地利用人们的习惯制度以作为地方统治的机制”。[2]在所有这些传统地位等级之上，英国人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帝国元等级。印度的礼仪严格受“优先授权令”的约束，该授权令在1881年由不少于77个不同的等级组成。在整个帝国，官员们渴望获得最杰出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位，不管是作为“叫我上帝”（CMG，对最低等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的戏称），“亲切地叫我上帝”（KCMG，对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士的戏称），还是保留给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的“上帝叫我上帝”（GCMG，对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的戏称）。寇松勋爵称，“全世界讲英语的社会都对头衔和优先权有着永不满足的野心”。他可以加上一些修饰语，因为这些几乎是全人类都渴望拥有的。尽管约翰·巴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还是因自己只拿到那么少的奖章而内心备受折磨。

然而，仅仅依靠等级制度——更不用说势利体系了，大英帝国不会达到如此幅员辽阔的程度，也不会持续如此长的统治时间。革命网络在19世纪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卡尔·马克思学说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传播，现代最大的网络之一诞生了：社会主义网络。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等其他革命运动也在19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然而，这个时代的等级结构——帝国和民族国家，很容易控制这些网络，即使它们诉诸恐怖主义的手段。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创造的新通信技术——铁路、轮船、电报和后来的电话，以及国家邮政服务和报纸，不仅建立了一个比社会主义者所能建立的网络更大的网络，还成功地将工业经济中大量涌现的各种形式的劳工组织编织在一起，[3]并很好地让它们处于自己集中的控制之下。

很明显，蒸汽动力和缆绳加速了通信。在航海时代里，横渡大西洋要花4～6个星期；而随着蒸汽船的引入，19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减少到两星期，19世纪80年代，这一路程仅需10天的时间。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从英格兰到开普敦的旅行时间从42天缩短到19天。此外，轮船变得更大更快：同一时期，轮船的平均总吨位大约翻了一番。因此，从一个大都市穿越海洋到另一个帝国不仅花费的时间变少了，成本也低了很多。从纽约运送大量小麦到利物浦的成本在1830年至1880年间减少了一半，在1880年至1914年间再一次减半。此外，电报的发明创造了更大的奇迹，1866年以后，以每分钟8个字的速度跨越大西洋传递信息成为可能。

而此时，控制集中的趋势却不那么明显。英国铁路网是在1826年后建造的，看起来只有很少的国家干预，但是在私营公司建造铁路的过程中，大英帝国还是提供了慷慨的政府拨款，这也保证了政府的分红。印度的第一条铁路线连接了孟买和21英里外的塞恩，于1853年正式开通；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英国相继铺设了近2.5万英里的轨道。其实，该铁路网络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战略和经济目的。电报也是如此，到1857年，电报在印度得到了充分发展，在镇压那一年由当地士兵发起的叛乱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名叛乱者在执行死刑的路上，将电报认定为“勒死我的该死的绳子”。）然而，通信中心化的关键突破是建造耐用的海底缆绳。一种重要的帝国产品（来自马来亚的一种叫作古塔胶的橡胶）使其成为可能。1851年，英国政府批准铺设第一条跨海峡缆绳，15年后，第一条跨大西洋缆绳完工了。当第一条成功的电报线路横跨大西洋时，这显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爱尔兰到纽芬兰的缆绳清楚地表明了哪种力量最有可能主导电报时代。到1880年，全世界共有97 568英里长的缆绳，将英国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和澳大利亚连接起来。这时，一条信息在四先令一个字的价格下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从孟买传递到伦敦。用一位新技术的倡导者查尔斯·布赖特的话来说，电报是“地球的电神经系统”。正如一位杰出的帝国评论员所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传播革命实现了“距离的毁灭”。这也使得远距离毁灭成为可能。《每日电讯报》宣称，时间本身被电报告知已经不复存在。[4]敢于挑战帝国世界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如此说的。

然而，尽管全球有线网络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得如此迅速，但其自身的业务仍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实现跨大西洋电报梦想的不是维多利亚女王，而是一位热爱冒险的苏格兰人约翰·普伦德。出生在利文谷的普伦德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棉花贸易中赚到他的第一笔财富，正是他作为一名商人的经历——不断等待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促使他首先投资英国和爱尔兰磁电报公司，然后投资大西洋电报公司。当该公司煞费苦心于1858年铺设好的缆绳被炸毁时，第二笔投资也泡汤了——这是那位不合格的“首席电工”的过错：他试图通过将电压提高三倍以上来提高传输的清晰度。1865年，普伦德再次尝试，将大西洋电报公司合并为一家新的电信建设和维护公司。灾难再次降临：绝缘性更好但更重的缆绳断裂并沉入大西洋中部的海底。普伦德和他的合伙人，英国铁路工程师丹尼尔·古奇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英美电报公司，并接管了这项业务。在第三次尝试中，他们终于成功了。古奇，他亲自铺设了当时最大的蒸汽轮船大东方号的缆绳，他描述了当他们到达纽芬兰时，他和船员们受到的欢迎：

那里……有我所见过的最疯狂的兴奋和喜悦。所有人似乎都欣喜若狂，跳进水里大喊大叫，他们仿佛觉得远在华盛顿的人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缆绳一接触陆地，岸上就发出了信号，港口的所有船只都向它敬礼。我不知道自己听到了多少枪声，但是噪音很大，烟雾很快就把船只包裹起来，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枪声在海湾周围的群山中发出巨大的回响……电报一到……那个被用作电报局的小木屋……另一个激动人心的疯狂场景随即发生。老缆绳手似乎能吃掉缆绳似的，一个人真的把它放进嘴里，然后吮吸起来。[5]

两天后，古奇看到他的一些船员在阅读电传的《泰晤士报》头条新闻庆祝他们的成就的报道。“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说，比尔，我们是民族的骄傲了。’‘是的，’比尔说，‘我们是。’他昂首阔步，背部挺直，至少比平时高出了2英寸[6]。”[7]

尽管英国政府已在1868年将国内电报网络国有化，但并没有扩展至整个跨大西洋地区。普伦德没有因此浪费时间。1869年，他成立了法尔茅斯、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电报公司、英印海底电报公司和中国海底电报公司。短短几年，伦敦通过电报与马耳他、亚历山大、孟买、新加坡和香港连接起来。到1872年，另外两家普伦德公司已经通过新加坡将孟买与阿德莱德连接起来。普伦德合并了一些新兴的缆绳网络的核心元素，组建了东方电报公司，并继续不懈地扩张，1874年他的公司将里斯本与巴西伯南布哥连接起来，19世纪80年代他将手伸向了非洲。他总共创办了32家电报公司，其中大部分最终成为东方电报公司的子公司。到1896年去世时，普伦德控制的公司拥有全球电报系统1/3的股份（见插图15）。

发明家进行实验，商人进行投资和竞争，而政府收取战略利益。国际机构（如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进行监管或协调工作。[8]但最终出现的是国际电报业的双头垄断：1910年，当美国的西联电报公司收购英美电报公司后，它控制了跨大西洋的通信，而东方电报公司则管理着世界其他地区。整个系统的枢纽是伦敦，但是那里的政府不需要直接拥有网络，就像它不需要直接统治印度的王权国家一样。19世纪60年代普伦德成为自由党，后来成为自由工会议员，1888年成为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1892年获得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普伦德是痴迷于地位的英国政治精英的集合体，正如特罗洛普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尖刻地描绘的那样。

从普伦德的大胆创业到全球电报网络的创建等一系列事件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类似的过程也推动了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发展，这里是古塔胶的来源地，没有古塔胶，海洋缆绳网在技术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位任性的海外冒险家亨利·威克姆在马来西亚从事种植业，但生意失败了，之后他从巴西获得了巴西橡胶树的种子，并把它们送到了伦敦。他的工作得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的资助，他真正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查尔斯·达尔文的朋友约瑟夫·胡克是该植物园的主管）以及锡兰和新加坡的植物园完成的。最后，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各州种植园的大规模投资是由私人资本完成的。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价格暴跌时，马来亚殖民当局才适当介入。[9]

因此，大英帝国规模大、统治长久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相对较少的干预。尽管它的理论是等级制的，就像约翰·巴肯一样，维多利亚州的种族理论家根据继承的智力水平对人类进行了排名，但实际上，它是将相当大的权力授予了地方统治者和私人网络。与拿破仑短暂的欧洲帝国不同，大英帝国不是由一个统治天才治理的，而是由一群绅士、一群业余的“统治爱好者”管理的，他们看似毫不费力的优势依赖于当地代理人和本地合作者的默默努力。英国扩张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这样管理的，从财政[10]到传教工作。[11]总部虽在伦敦，但是当地管理者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只要他没有表现出“诉诸本土”的迹象。在某些情况下，英国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中心方向。拉丁美洲初级教育的监督制度的推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统治阶级是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这一教学系统是由约瑟夫·兰卡斯特和安德鲁·贝尔开发的，用于英格兰和英属印度。19世纪，西班牙裔美国政治家詹姆斯·汤姆森在伦敦知道了这一系统后，他作为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以及西班牙皇家学会的往来代表将其带回了南美洲。[12]

然而，19世纪后期的经济趋势无疑是规模收益的递增和集中，几乎每个工业部门都有明显的集中趋势。公司变得更少，一小部分的规模却变得很大。除了一些明显的案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合作伙伴关系，最大的公司不再由创始人家族拥有和管理。克莱德河畔影射着整个工业世界：股份公司成了大规模企业的主导形式。[13]安德鲁·卡内基，一个移居美国的苏格兰移民，可以被称作“工业上的拿破仑”，其同名钢铁公司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巨兽之一。“这是社会为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他在18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

但是这项法律的优势更大，正是由于这项法律，我们的物质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为我们的培训带来了更好的条件。但是，不管法律是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我们都必须讨论它，就像我们讨论人类状况的变化一样……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无法逃避，也找不到替代品。虽然法律有时对个人来说很难，但对种族来说却是最好的，因为它确保了每个部门的适者生存法则。因此，我们接受环境的巨大不平等，商业、工业和商业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当然，还有它们之间的竞争法则。这不仅是一种良性的系统，而且对种族的未来进步至关重要……促进种族最大利益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会给少数人带来财富。[14]

但是卡内基没有建立一个家族王朝，相反，他鄙视财富继承，几乎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了。他的卡内基钢铁公司本身是1892年合并的结果，九年后被美国钢铁公司（尽管不是垄断性的）兼并。而资本的集中并不局限于电报和钢铁领域。国际金融体系变得像一个无标度网络，大量的金融财富集中在少数金融中心，其中伦敦是最重要的一个。[15]新闻业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当地报纸的数量是巨大的；但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国内和国际新闻的供应被三家欧洲新闻机构（路透社、哈瓦斯通讯社和沃尔夫通讯社）组成的集团垄断，其他报纸的报道大部分只是转载。[16]

到19世纪后期，甚至教育界也出现了集中化的迹象。随着德国大学重要性的显著提高，科学革命松散的国际网络发生了变化（见图29.1）。[17]德国教育在等级结构的刚性上似乎是在借鉴普鲁士军队。在精英高中文理中学，男孩们根据他们在成绩排名中的位置坐在教室里。[18]在伟大的大学——哥廷根、海德堡、耶拿、马尔堡、图宾根，教授们都是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他们专横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生。在提高从古典文学到有机化学等领域的出版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该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德意志帝国在海外领土面积上落后于英国，但在科学和工业方面，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9 - 图1 图29.1 19世纪科学实践的网络。

A阿姆斯特丹，A1阿维尼翁：B1巴塞尔，B2巴思，B3柏林，B4博洛尼亚，B5波恩，B6布雷斯劳；C1卡昂，C2剑桥，C3哥本哈根；D第戎；E爱丁堡；F1菲拉拉，F2佛罗伦萨，F3弗赖堡；G1日内瓦，G2吉森，G3格拉斯哥，G4哥廷根；H1哈雷，H2海德堡，H3黑尔姆施泰特；J耶拿；K1基尔，K2柯尼斯堡；L1莱顿，L2莱比锡，L3伦敦，L4里昂；M1马尔堡，M2摩德纳，M3蒙波利埃，M4慕尼黑；N纽伦堡；O牛津；P1帕多瓦；S1圣彼得堡，S2斯德哥尔摩，S3斯特拉斯堡；T1图宾根，T2都灵；U乌普萨拉；V1威尼斯，V2维也纳；W1维滕贝格，W2维尔茨堡；Z苏黎世。

英国精英则相对开放一些。贵族投资铁路，加入银行董事会，将他们的女儿嫁给犹太人或美国人的“新贵”。德意志帝国生活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现代化似乎已经移植到了一个前工业社会结构中，普鲁士的“乡绅”阶级似乎仍然占据着上风。根据19世纪对中欧和东欧农村社区的研究，对于很大一部分欧洲人来说，即使在1850年，现代化也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而且越往东走，这个时间点就越早。帝国之外的德国社区是一个伦敦人只可能在格林兄弟的童话中遇到的世界。[19]在奥地利盖尔山谷，自16世纪以来，“内部通婚”的模式主导了婚姻决策和家谱。[20]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利沃尼亚省平肯霍夫的土地上，多个家庭在一个指定负责人的领导下一起住在木制农场的大宅子里，一起在田地里工作。[21]然而，世界的现实是工业化和民主化——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被介绍给大多数德国人，这对旧秩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特奥多尔·冯塔纳1899年出版的小说《施泰希林》中，玻璃工厂象征着勃兰登堡州旧农村秩序的崩溃，正如老乡绅施泰希林感叹的那样：

他们将制造的蒸馏器送到其他工厂后，就马上开始在这些绿色气球中蒸馏出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酸、硝酸……每滴物质都能烧出一个洞，不管在亚麻、布还是皮革上，一切都被烧焦了。当我想到我的同乡也参与其中，并且非常高兴地为伟大的世界大战提供工具的时候（韦尔丹·布伦南将军）——啊，我的天哪，这让我感到痛苦。[22]

名门望族的家族网络曾经长期主导着地方权力结构。[23]如今，这个网络不仅遭到新的国家政党的持续挑战，也受到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日益增长的官僚机构的持续挑战。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努力成为日耳曼人的理想教授，最后却精神崩溃）将这一进步理解为政治进程的合理化和对世界的“祛魅”。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传统网络日益消减的政治环境中煽动者能够发挥的力量。

[1]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124.

[2] Ferguson, Empire, 230.

[3] Ansell, ‘Symbolic Networks’.

[4] Standage, Victorian Internet, 97.

[5] Gooch (ed.), Diaries, 26 July 1866, 143f.

[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7] Gooch (ed.), Diaries, 147.

[8] Spar, Ruling the Waves.

[9] Jackson, Thief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170. See also Dean, Brazil and the Struggle for Rubber.

[10] Klaus, Forging Capitalism.

[11] Lester, ‘Imperial Circuits and Networks’.

[12] Vera and Schupp, ‘Bridges over the Atlantic’.

[13] Ingram and Lifschitz, ‘Kinship in the Shadow of the Corporation’.

[14] Carnegie, ‘Wealth’.

[15] See Flandreau and Jobst, ‘Ties That Divide’.

[16] Tworek, ‘Magic Connections’.

[17] Taylor, Hoyler and Evans, ‘Geohistorical Study’.

[18] Heidler et al., ‘Relationship Patterns’.

[19] 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1812年为儿童所写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俗称《格林童话》）是19世纪最成功的出版物之一。兄弟俩是严肃的民俗学者，在著名法学家卡尔·冯·萨维尼的指导下在马尔堡学习。他们是当时那一代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事实上，雅各布在1848年革命时被选入国民议会。

[20] Brudner and White, ‘Class, Property and Structural Endogmany’.

[21] Plakans and Wetherell, ‘Kinship Domain in an East European Peasant Community’, 371.

[22] Fontane, Stechlin, 77.

[23] See Lipp, ‘Kinship Net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