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拉彭到弗里敦

英国人向非洲派遣援助的传统可谓久远。在我撰写本书期间，英国军人就已经在2000年5月被派驻塞拉利昂进行维和工作。他们的使命从根本上说是完全利他的：帮助一个因内战而动荡多年的国家恢复稳定。^[1]就在不到200年前，一支皇家海军中队也曾驻扎在塞拉利昂，他们的使命也很合乎道义：阻止贩奴船只离开非洲沿海去往美国，从而结束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180度大转弯，尤其诧异的是非洲人自己。^[2]1562年当英国人首次来到塞拉利昂后，很快就成为贩奴商。正如我们所见，在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里，300多万名非洲人坐上了英国人的船只，被贩卖为奴。但随后，在18世纪末，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好像有人转动了英国人心智的开关。突然，他们开始将奴隶运回西非，赋予了他们自由。塞拉利昂成为“自由之省”，它的省会被重新命名为弗里敦（自由之城）。被释放的奴隶们穿过自由之门，上面镌刻着一行字“藉英国的无畏和慈善之手脱离奴隶制”，如今这行字已经被野草遮住了。奴隶们非但没有在大西洋另一头的庄园了却余生，而是回到了家乡，他们被给予10公亩的土地、一个烧饭锅、一支矛，还有他们的自由。

弗里敦就像是由多个袖珍小国组成的，今天依然如此：刚果镇里住的是刚果人，威尔伯福斯住的是富拉尼人，凯西住的是阿善堤地人。过去，奴隶们被锁链捆着带到海港边，锁在铁柱上等待大西洋过来的航船。而如今，他们又回到弗里敦解开奴役他们的锁链，开始新的生活。是什么让英国从世界最大的奴隶主变成了世界最大的解放者？答案就在于狂热的宗教复苏，而它的中心就在克拉彭。

扎卡里·麦考利是塞拉利昂的第一任总督。他是因弗雷里一位传教士的儿子，也是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的父亲。麦考利曾经在牙买加做过一段时间的甘蔗种植园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他无法让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妥协：每天目睹鞭打奴隶的现象让他感到无比“厌恶”。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他返回英格兰。在那里，他又很快被银行家兼议员亨利·桑顿招入麾下。后者是塞拉利昂公司的主要出资人，该公司起初只是一家小型的私营殖民公司，主要目的就是遣返生活在伦敦的为数不多的前奴隶。在桑顿的提议下，麦考利于1793年被派往塞拉利昂。为了正义事业任劳任怨的麦考利很快被提升到总督的位置。在接下来的5年中，他致力于研究他决心消灭的奴隶贸易的运作机制，他与在非洲内部供应奴隶的非洲部落头领吃饭，甚至乘坐奴隶运输船跨越大西洋，亲自调查船上奴隶的苦难。当他返回英格兰后，麦考利已经不仅仅是奴隶贸易方面的研究专家了，他还是唯一的权威专家。

在伦敦，像麦考利那样的人只有一个地方可住，那就是克拉彭。在那里，他必定能找到志同道合者。我们或许可以说，大英帝国的道德逆转就始于克拉彭广场北端的圣三一教堂。麦考利的教友，包括桑顿和议会雄辩高手威廉·威尔伯福斯在内，共同将圣公会的虔诚信仰与实用的政治智慧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大家逐渐认识到的，克拉彭的教民擅长动员新一代的草根积极分子。有了麦考利对奴隶贸易的一手记录，他们决心为奴隶制的废除奋战到底。

我们很难解释人们的道德理念何以发生如此深远的逆转。有人曾辩论说，奴隶制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利可图了，但所有的证据却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尽管奴隶贸易依然利润丰厚，但是它却被废除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民意集体转变的原因。其实，所有伟大的变化皆始于微不足道的萌芽。在大英帝国，早就有少数人出于宗教原则反对奴隶制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教友派信徒早在17世纪80年代就呼吁推翻奴隶制，认为它违反了《圣经》中的教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页，12行）。18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所谓的“大觉醒运动”的爆发和英国卫理公会的兴起在新教徒的圈子里引发了对奴隶制的质疑。其他人则因英国启蒙运动的教导，也开始反对奴隶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都是反对奴隶贸易的。亚当·斯密的反对理由是：“自由人的劳动力最终会比奴隶的劳动力更便宜”。但直到18世纪80年代，反奴隶制的运动才积聚了足够的力量，迫使立法者立法。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奴隶制被废除，紧接着北部其他各州也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废除了奴隶制。1788年，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法律改善了奴隶运输船上的条件；4年后，逐渐废除奴隶制的决议在众议院通过，不过后来被参议员驳回。

废奴运动是在议会之外发起的民众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的领导者也来自广泛的各个阶层。奴隶贸易废除会的奠基人格兰维尔·夏普和托马斯·克拉克森是圣公会教徒，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助手都是教友派信徒。废奴运动的影响蔓延到了克拉彭之外，支持者中甚至包括了英国政治家小庇特、前奴隶主约翰·诺顿、埃德蒙·伯克、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尔里奇，以及陶器大王乔赛亚·韦奇伍德（他本人也是一名神论者）。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组织集会，将废奴运动当做共同的事业，戴维·利文斯顿在艾克特堂所参加的集会就是其中之一。

这场运动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在于，它竟然动员了那么广泛的支持。韦奇伍德制作了几千个反奴隶制徽章，徽章上画了一个在白色背景衬托下的黑人，旁边有一句话“我难道不是人，不是你们的兄弟吗？”这种徽章很快就变得无处不在了。仅曼彻斯特就有11000人（也就是当地2/3的男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终止奴隶贸易，这相当于呼吁更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而且呼吁的影响力之广让政府不敢忽视。1807年，奴隶贸易被废除了。从此以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犯了错的奴隶被流放到了英国的监狱殖民地澳大利亚，而改革者们对阶段性的胜利也并不满意。1814年，750000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废除奴隶制本身。

由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即压力集团的政治。多亏了那些用笔、纸和道德武装自己的热忱的积极分子，英国才能够向奴隶制宣战。更令人称奇的是，奴隶贸易是顶着一些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被废除的。西印度庄园主曾经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来威吓埃德蒙·伯克和雇用詹姆斯·博斯韦尔。而利物浦的奴隶主同样势力强大。但是，他们却被圣公会的思想潮流扫到了一边。利物浦商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新的生意。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从西非进口棕榈油作为制作肥皂的原料。废奴后，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不义之财，也许可以用这些肥皂洗去了。

一个胜利又带来了另一个胜利。因为奴隶贸易终止之后，奴隶制本身也就消亡了。1808~1830年间，英属西印度的奴隶总人口从80万缩减到了65万。到了1833年，反对废奴的最后抵抗势力也溃退了。奴隶制在英国本土境内被宣布为非法；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被解放，他们的主人则通过一项特别政府贷款收益得到补偿。

当然，这并未终止美国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美国的奴隶制。奴隶制不仅仅在美国南部各州存在，而且在巴西也大规模地存在；总的来说，就在英国废奴法令颁布后，还有190万名非洲人被运送到大西洋对岸，大部分是去了拉美。而英国人则在尽全力地终止这种奴隶贸易的继续。一支驻西非的英国海军中队从弗里敦被派去巡查非洲沿海，在指定区域内，他们有权拦截并解放他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奴隶。英国人怀着真诚的悔过之心，决定“清除蔓延在非洲和美洲沿海的罪恶贸易”。

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也被迫接受了奴隶贸易禁令，皇家海军因而得以起诉这些国家中涉嫌贩奴的国民，使之再无豁免可能；甚至负责仲裁的国际法庭也建立起来了。而法国人则半推半就地加入了海上巡查，虽然一边忍不住抱怨，英国人之所以阻止其他国家从这项贸易中获利，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地禁止了这项贸易。只有飘扬着美国国旗的船只才会无视英国政权。我们不得不看看废奴运动的影响力：它不仅动员起立法者禁止了这项贸易，也鼓动了皇家海军来执行禁令。同期，这支皇家海军也参与了用鸦片贸易来打开中国口岸的活动，这表明，废奴战争的道德力量显然不是来自于海军部。

圣三一教堂的东墙上纪念克拉彭教民的纪念碑缅怀了麦考利及其朋友，他们“一直战斗到奴隶制的祸根从英国的每一个角落被清除的那一刻为止”。但这只是一个更宏伟计划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这块纪念碑也歌颂了他们“为了国家的正义事业，为了教化异教徒而呕心沥血”，这事实上才是新的开始。200年来，大英帝国一直忙于奴隶贸易、战争和殖民。它输出了英国的产品、资金和人。但现在，它又希望输出它的文化。非洲人也许是落后而迷信的，但是在英国新一代的福音派教徒眼中，他们似乎能够被“教化”。正如麦考利所说，“给（非洲）阴郁的大陆播撒光明、自由和文明”的时刻到了。传播上帝的旨意，并解救愚昧的异教徒的灵魂是拓展英国势力的理由中与利润无关的一个新理由。也可以说，这是19世纪最成功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既定使命。

教会组织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援助机构，为“欠发达”地区带来精神和物质的援助。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福音促进会（1698年）和福音传播会（1701年），但是这两个协会关心的完全是驻海外的英国殖民者及军人的精神福利。与废奴运动一样，教化原住民的运动则始于18世纪末。1776年，《福音教会杂志》针对“非洲，那灾难深重的国家”发表了一篇社论。杂志编辑呼吁向“这个愚昧而深受压迫的国家传播基督教福音……因为这是超越最苦难生活中的邪恶力量的完美祝福”。16年后，威廉·凯里在诺丁汉作了一次启蒙布道，劝告他的听众“期盼最伟大的神迹，为神作最伟大的奉献”；不久，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就在异教徒中组建了一个福音宣传浸信会。接着，1795年，伦敦传教士协会成立，接受来自英国国教之外的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入会；1799年，圣公会传教士协会成立，宣布其目标——或者说其基督徒的职责——就是“在异教徒中宣传福音知识”。1796年，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苏格兰人也建立了类似的协会。

在非洲开始传教工作的理想之地，显然就是弗里敦。早在1804年，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就开始在那里活动了，不久，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也来了。两个教派都开始教化约鲁巴的“被解救者”（因英国海军干预被带到弗里敦并释放的奴隶）。不过从一开始，他们的传教士就不仅仅是派往非洲。圣公会传教士早在1809年就被派往英国最偏远的殖民地新西兰。在1814年的圣诞节，塞缪尔·马斯登向一群心存狐疑的毛利人宣读“看吧，我将带给你巨大的喜乐……”。他在那里幸存下来的事实也吸引了其他教会。1823年，卫理公会派在当地建立了教会，1838年，罗马天主教在当地建立了教会。1839年，圣公会在新西兰共建立了11个教会据点，卫理公会也建立了6个。也许早期在新西兰传教的传教士中，最成功的就是圣公会传教士亨利·威廉。他曾经是一名勇敢的水手，从1823年开始在新西兰传教，直到1867年去世。他（在派西亚）建立了第一个教堂，并将《圣经》翻译成了毛利语。威廉最终获得了毛利人的认可，特别是他插手干预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提醒战斗双方记住福音的教义。但是，并非所有的传教士都能成功地挑战传统思想。19世纪50年代，雷夫德·卡尔·S·弗尔克纳来到新西兰。1865年当地的奥波蒂基毛利人与敌对部落爆发战争时，他极力劝阻这一流血冲突，因而触怒了奥波蒂基人。一位奥波蒂基的头领在其教堂里将其吊起来射死，并砍下头颅，喝了他的血，生吞了他的两颗眼珠。

教化异教徒是一项危险的工作。要取得成功，传教运动就需要派出年轻强干的传教士团队——充满理想和利他精神的冒险者，甘心深入地球的另一端传播主的话语。这些传教士的动机与上一代的帝国缔造者、恃强凌弱者、奴隶主和殖民者的动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威廉·思雷尔福尔在1824年乘船驶往南非，当时他年仅23岁，是卫理公会派中最有前途的人之一。可南行的航程差点要了他的命，因为他乘坐的船只上爆发了斑疹伤寒症，上岸后不久，他就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躺在床上，想到开普敦也许就是他的葬身之地时，他抓着一位朋友的手，“最热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是一名黑人，如果那样的话，就可以深入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之间，而不会被认为受了邪恶的驱使，或遭到世俗观点的质疑”。但这次，思雷尔福尔却克服了病魔，重新站了起来。不过一年之后，他和一位同伴却死在了丛林原住民的刀斧之下。

思雷尔福尔与千千万万像他那样的人，都是新的福音派帝国主义理念的先驱。他们随时准备着为了上帝而非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这也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不同于以往所有存在过的帝国。在每一个传教士背后——也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非政府组织的背后——都有英国无数的男人女人在支持和资助着他们的活动。狄更斯在他的小说《荒凉山庄》中就嘲讽了以这些人为原型的耶利比夫人，她可耻地忽略了她身边的家人，却满腔热情地投入公益事业：

她在不同时期醉心于各种不同的公共活动，目前（在其他事情吸引她的注意力之前）她最关心的是非洲问题，比如咖啡豆的一般种植和本土居民的教化，以及将英国本土膨胀的人口移居到非洲河流两岸的快乐殖民……她是一位漂亮、娇小、丰满的女人，年龄在40~50岁之间，眼睛很漂亮，但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好像总是在向远处张望。就好像……她没法瞅见比非洲更近的地方！

从各个方面来说，伦敦传教士协会在贝专纳的库鲁曼（开普敦东北近960公里处）建立的教会堪称非洲教会的楷模。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文献中经常提及库鲁曼，以此显示一个运作良好的教会应有的模式。只要你亲自走访一番，便能明白这一点。这里就像非洲腹地的一个小巧精致的苏格兰村庄，茅草屋顶的礼拜堂，白色的小屋和红色的邮箱。库鲁曼项目的本质很简单，就是在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时教化他们，不仅让他们改变信仰，也改变穿着、卫生和建房的习惯。《教会杂志》热情地报道了库鲁曼项目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

人们现在穿着英国制造的服装，体面地出现在教堂里。以前不穿衣服、外表肮脏、令人生厌的小孩子们现在都穿戴整洁了……他们不再居住在像猪圈一样破败的茅草屋内，而是建起了像样的村庄，村子所在的山谷不久前还是杂草丛生，如今却建起了规划整齐的花园。

换句话说，那里不仅仅被基督教化了，也被英国化了。

随后，在1841年7月31日，这个理想的教会受到了一次人为突发事件的打击——这位当事人一心想改革教会运动，并永久地改变英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关系。

[1]不仅利他，而且非常成功。当我在2002年2月，也就是该国举行自由选举的3个月前走访弗里敦时，我在街头遇见一个人，他知道我的国籍后，兴奋地欢呼：“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感谢上帝。”

[2]用每年卖掉9000名奴隶的盖佐国王的话来说：“奴隶贸易是我国人民的主导原则。这是他们光荣和财富的源泉。他们吟唱着歌颂他们胜利的歌，母亲们用战胜并奴役敌人的歌曲来哄孩子入睡。我能够通过签订……一个条约改变整个民族的感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