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力挽狂澜　发动兵谏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3月1日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职，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在武汉时期，曾讲过：“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又说“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学习伟大的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也应当能容”。并提出“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莫属。”“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此时他已开始孕育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935年10月2日，张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职务。11月1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在10月1日至11月21日的五十多天内，东北军经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剿共”战役，竟然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师长何立中受重伤不久死去。团长高福源被俘。师长牛元峰兵败自杀，数千官兵被俘，震惊了整个东北军，给张学良以深刻影响。最令张愤感不平的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部队的一一〇师的番号；他为阵亡师长请求十万元的抚恤金，也遭蒋的拒绝。在实践中他进一步识破了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促使他不得不寻求脱离“剿共”战争，走联共抗日的新路。

是年10到12月间，张在西安、上海秘密会见东北爱国人士李杜、杜重远、高崇民等，共商开创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以推动蒋介石形成全国抗日大联合的新局面。李、杜受张之托，介绍刘鼎（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见张，并被留在身边工作；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遵照张的电令，介绍宋黎（中共地下党员）、李政风等先后到西安见张学良，宋被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工作；张还电令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陕北前线设法和红军取得联系。1935年秋，由张学良的幕僚高崇民等人沟通了张、杨关系，消除了隔阂与误解。并于翌年3月经过张学良、杨虎城、高崇民三人于洛川密商，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争取把东北军改造成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翌年1月，派回被俘的高福源团长做王以哲、张学良和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自1月21日至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张学良与周恩来先后在洛川和延安（即“肤施”）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达成了“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张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张也建议中共放弃抗日必反蒋的政治口号。是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明确建议：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在此前后，张在物资、财政上给极度经济困难的红军以援助，为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师提供了方便；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尤其是对红军在西北安下大本营做出了特殊贡献。

蒋介石于1935年11月起，也在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谈判的渠道。1936年11月周恩来派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进行了三次谈判，蒋妄图收编红军。这与张学良和中共的谈判有本质上的差别。正如1936年，毛泽东在致王以哲的信中所称：“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

1936年4月，张学良创办《西京民报》；6月，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之演说；是年秋，又发表《抗日理论与实践》等文；7月，成立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领导；10月，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从思想、组织、政治和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6年7月，张学良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毫无结果；8月萌生用“苦迭打”方式逼蒋停止内战，但不放弃“哭谏”；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饬张“剿共”，张表示反对。11月爆发绥远抗战，是月27日，张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称：“今绥东事（指绥远抗战）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遭蒋拒绝。11月23日，蒋下令逮捕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12月2日，张自驾飞机到洛阳向蒋“哭谏”，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并允许东北军出兵援绥，均遭拒绝；张学良指斥蒋介石为袁世凯、张宗昌。12月4日，蒋再次进驻西安，调动数十万大军逼近西北，带领军政大员到西安，准备对陕北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张若不从，就将其调离。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大会，向临潼蒋之驻地进发，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赶上游行队伍劝阻无效；在群情激奋中，张学良表示：“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并将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兵援绥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再遭严词拒绝。12月10日，张和蒋在“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张带白凤翔、刘桂五到临潼谒蒋请训，以认清路线和察看地形及蒋的住室，为兵谏做准备。

12月12日，张、杨毅然发动兵谏⁽²⁾，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张、杨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张向同胞们诉说：“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同时，电邀中国共产党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在电告共产国际的同时，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荚、秦邦宪等十七人于17日抵达西安。

蒋的顾问端纳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分别于14、20、22日先后飞至西安。由于他（她）们的反复劝说、中共代表的有力调解，张、杨的赤胆忠心和蒋介石固有的民族性，最终使蒋不得不口头答应六项条件，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

12月25日，为恢复蒋的威信、打压南京亲日派的嚣张气焰和目睹蒋介石兑现在西安答应的条件，张学良送蒋返京，负荆请罪。对此，毛泽东曾有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这既肯定了张送蒋返京的意义，又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起的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