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掠夺性的币制改革

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class="reference-link">一　币制改革的酝酿

法币超高速膨胀，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物价飞涨，社会经济混乱。法币濒临崩溃，赤字财政难以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国民政府时期，原就有币制改革的拟议。早在张群内阁成立之初，即194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向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征询有关币制改革的意见，但遭到张的反对。据张的日记记载，他向蒋陈述了三要点：“（1）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易旧纸，千万不可施行。（2）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办法，至少须有三亿美元借款作为准备。（3）若改用银本位，至少须有价值五亿美元之生银贷款。因此又提及中央银行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之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⁴⁸⁾行宪国大之后，翁文灏内阁成立，就由财政部长王云五筹划币制改革，企图控制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筹措战争经费。

王云五原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企业管理有效而著名，1946年间，以非国民党员的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在张群内阁中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他和财政金融界素无关系，那里原是孔、宋两家控制的部门。不过，他在张群内阁任职时就留意币制改革。王云五回忆说：“原来在张内阁时期，当美援发动之初，我曾极力主张美援应以协助我国改革币制为主，因为国家收支，民间生产，无不因通货膨胀而遭遇重大困难，我国复员之初，外汇充裕，正是可以改革币制之时，既已失了良好的机会，目前为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仍须以获有稳定的币值为枢纽；而欲使币值稳定，莫如使无准备、无限制与不公开的发行，变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换言之，即筹措充分之发行基金，在有限制与公开的发行下，改革币制。如此，则币值可望较为稳定；同时辅以平衡国家收支的必要措施，并极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耗，则财政经济始有改善之望。……当美援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成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似为方案之误——引者）⁽⁴⁹⁾

翁文灏受命组阁后，王云五原打算退出官场，但蒋介石授意翁文灏邀请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蒋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当为可以向金融界开刀筹款。当翁邀王去见蒋时，蒋表示：“军事好转与美援发生效力，物价当不致象过去几个月一般的狂涨。”⁽⁵⁰⁾另据阮毅成记述王云五的谈话称：“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⁵¹⁾当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正陷于自欺欺人的豫东大捷的幻觉之中，王云五经不起蒋介石的劝诱，并在企图尝试一下自己主张的欲望支配下，作为一个金融界的门外汉，不知深浅地出任财政部长一职，来主持币制改革。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所以，有人估计：“也许他早有腹案，密向蒋介石献策，得到蒋的赏识，才当上了财政部长。”⁽⁵²⁾而王云五一上台，张公权就在6月1日的日记里忧虑地记道：“微闻王部长为主张取消法币改发新币之人。深望新内阁对于此举慎重考虑。”⁽⁵³⁾看起来，蒋介石事先应该知道王云五关于币制改革的基本观点，选择他当财政部长并不是盲目的。

5月31日，王云五正式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即将财政部中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都找出来加以研究，亲自考虑并秘密起草改革方案。王云五回忆说：“偶然有出题目征取意见的必要时，我也只将有关征取意见之一点，托辞属人研究，却没有透露全盘的关系。”7月7日，王云五即将秘密起草的改革方案交给了翁文灏。8日，翁文灏偕王云五向蒋介石面报，逐条申述理由⁽⁵⁴⁾。蒋介石本人对王云五的改革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同时指定徐柏园、严家淦、刘攻芸三人组成专家小组，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一起，协助翁文灏和王云五对这一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并草拟各有关方案的详细办法⁽⁵⁵⁾。翁文灏同时向蒋报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经济和币制改革计划不甚赞同，以致处置为难。蒋介石即于9日接见中央银行理事席德懋，询问外汇存数并研究发行新币事宜。蒋介石听了金融界的意见，“以兹事关系国计民生者匪浅，不可轻率更张，故再三考虑，卒以尚非其时而决定暂缓实施也”⁽⁵⁶⁾。但这时，物价已如脱缰的野马，狂涨不已，迫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蛮干的经济措施。

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以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相配合，企图从根本上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一方案，采用管理金本位制，发行中华金圆，与美币联系，十足准备，不兑现，黄金外币一律收归国有，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登记，转入国家指定的银行，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增收节支，平衡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王云五认为：“我之所以亟谋改革币制，即以自三十七年四五月以后，我国因通货膨胀已达于恶性时期，以致币值之低落，物价之高涨，初则一月数倍，而循着几何级数之进程，预计不久将变为一星期数倍，或一日数倍之状。到了那时，人民根本已不承认旧有的货币，不是把一到手的旧币，急遽兑成其他可供交易媒介，便是立即易取实物。到了那时，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⁵⁷⁾据张公权说：“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期间，金融界领袖已经向政府力争恢复整个经济之稳定，为此必先紧缩政府开支。新任财政部长（指王云五）却认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之前，国家财政是无法进行改进的。他相信：改变货币本位是可以恢复经济稳定的，而国家预算亦可因之而自动达到平衡。他遂拟订了一项用新通货取代法币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积极支持。在该方案尚未付诸实施之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过，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但他们这些反对意见竟被斥为陈词滥调，不足取也。”⁽⁵⁸⁾但事实上，紧缩开支既做不到，法币的崩溃就在眼前，这就为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尝试的前提。王云五本人或许有种种理论的幻想和合理的图上作业，但从当时实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这只能是一个以暴力为后盾，以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案，因此是一个野蛮掠夺的方案，是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时的垂死挣扎的金融措施，失败也就是可以预期的。

7月26日，蒋介石偕夫人到莫干山避暑，考虑对时局的决策。29日，蒋介石下了决断，在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商谈币制改革问题，决定实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方案。蒋介石在紧迫的形势之下，仓促地推出币改方案，连印刷新钞票的准备时间都没有，俞鸿钧就决定动用抗战初期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的20亿元分别印有孙中山像、蒋介石像和林森像的钞票。因为当时这批钞票面额都是1元至100元的小票，跟不上货币贬值的形势，一直没有发行，这时就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秘密送到各省分支行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所以，这批钞票上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⁵⁹⁾。当天，蒋介石自记道：“今日对于剿匪方略之修正，与币制改革、经济管制之措置，皆能作一大体之拟定，此为半年来所未能决定之问题，而山居三日，居然整理就绪，足征静处冥思之效大矣。”⁽⁶⁰⁾然而，实际上是形势迫使他作出孤注一掷的决断，贯彻的结果，只是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所谓大效无非如此。

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class="reference-link">二　币制改革方案的发布

蒋介石、翁文灏等于7月30日先后下山，返回南京。在途经上海时，蒋介石曾召见张公权，张的日记说：“总统告我，目下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问我意见。当即答以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和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而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总统唯唯未置可否。”蒋介石于8月9日又至庐山避暑。张公权应蒋之召于17日到庐山，并于17、18日两次向蒋介石陈述反对意见。据张17日日记：“总统仍以币制不能不改革为言。我告以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总统云：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现决定各大都市派大员督导，彻底实行。我答以：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制。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18日又记：“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圆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而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故请总统慎重考虑。”⁽⁶¹⁾但蒋介石主意已定，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

为了避免立法院的反对和泄密，蒋介石专门选择了立法院休会期间来决定和宣布这个改革方案。18日，蒋从庐山回到南京，19日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对原方案稍作修正后通过。随后，翁文灏于下午6时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内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也通过了这个不能不通过的改革方案。紧接着，蒋介石就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即发布总统命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左：

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⁶²⁾。

此令总统蒋介石签署，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署。文件所署日期为8月20日，实际于19日夜签署后向全国广播。

根据上述各项办法的规定，以新币金圆为本位币，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金圆券则是代表金圆的不兑换纸币，不打折扣，十足流通行使，发行总额法定以“贰拾亿元为限”，“采十足准备制”，与法币之比为1∶300万圆，与美金之比为4∶1。办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如发现金圆券之准备不足，或金银外汇之准备不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之百分比时，应即通知中央银行停止发行，收回其超过发行准备之金圆券，并分别报告行政院及财政部”，“中央银行接到前通知后，应即兑回其超额部分之金圆券，或补足其发行准备；非经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认可后，不得继续发行。”这就是说，这次币制改革，按照设计蓝图，自然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了全面控制金融市场，防止游资冲击，又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存储于中央银行。总之，是要全面地将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控制在政府手中，仅将现有金银首饰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否则，一律没收。对于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必须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除生活等费用可以保留外，均应以原币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存款之使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拒绝申报及转移资产的，将处以徒刑和罚款。

上述办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强化了国家垄断和统制，按照规定，要增加收入和节省支出，监控对外贸易和外汇收支，由官方严格管制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不得擅自加价，停止以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禁止囤积居奇，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继续管制金融业务，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等等。

总之，这次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更新，而是以管制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强烈变动。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币制改革为出发点，建立起强力的支持内战的社会经济动员模式。这个模式，是以上海为中心，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指挥，予以强行建立的。虽然，币制改革方案是王云五草定的，但整体的构思和指挥，实际上是由蒋家父子来进行的。蒋经国在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动员说：“这次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性的革命运动，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要当做是自己的事，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应替上海五百二十万市民着想，不惜任何牺牲彻底消灭经济的反动力量……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⁶³⁾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1日，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运用政治控制力量来保障币制改革。上海则是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域，蒋介石实际上是派蒋经国负主要责任，以便雷厉风行“打老虎”，以民间实业界为主要对象，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戡乱军事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当日自记说：“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⁶⁴⁾

这次币改，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比较好地保守了机密的。但仍然发生了币改前夕，上海股市抛售永纱一案，后来就查出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漏币改机密一案。但范围很有限。蒋介石命令发布后，一般经济学界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方案出笼。“因为在半年以来各报纸杂志上所载各经济学者的论文，讨论币制改革问题者，真如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总觉得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美国对我改币的借款，亦始终未有具体的表示，所以即是具有眼光的人，也不能断定当时盛传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即是现在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⁶⁵⁾。

蒋介石命令发布后，王云五于19日晚即发表谈话，解释币制改革方案。他指出：“本紧急处分令包括四种办法，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他申述币制改革的理由说：“政府就当前局势深思熟虑，认为法币之发行，最近虽急遽增加，然以美金比值，只需要五六千万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我国国库目前所有黄金、白银与外汇，虽未必甚丰，然以之应付此举，实绰有余裕。况且国家其他资产可供发行准备者尤多，在理法币不应如是贬值，惟是由于平时发行之未采公开制度，发行准备亦未确定，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自始即确定充分准备，建立公开发行之基础，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额，以昭信于国人。”他承认：“关于平衡岁出入总预算者，改革币制而不能平衡预算，纵可收效一时，断难维持永久。此固不易之论，亦即对改革币制怀疑者之有力主张。”但他认为，币值稳定后，税收增加，可以接近平衡，再以美援和金圆公债来抵补赤字，可以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⁶⁶⁾。

方案出台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无疑的是当前政府对财政经济措施的最后一张王牌”⁽⁶⁷⁾。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⁶⁸⁾然而，币制改革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币改方案遭到国民党内外的普遍怀疑和批评。

蒋介石于命令公布后，曾召见卢郁文等七位立法委员，征求意见。立委黄元彬曾提出过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当时形势下，他的方案当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这个金圆券的方案，他向蒋介石严重指出：“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他解释说：“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的。”⁽⁶⁹⁾留沪立委于20日正好有个座谈会，沪上行政首脑也参加了。市长吴国桢首先不客气地说：“要抑平物价，先决条件要政府能够把握物资。”而事实上，当时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屡遭失败，社会生产萎缩，物资紧张，这一条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就我个人做过财政部长经验，不设法紧缩开支，实在难以维持。”事实上，军费开支不是财政部长管得了的。后来王云五也说：“我最感苦闷者，即在我国现行制度之下，财政部长只能主管岁入，而不能主管岁出。”⁽⁷⁰⁾显然，在国民党当局不能停止内战的形势下，军费是无法控制的。立法委员黄绍竑则指出：“问题在许多人民把黄金美钞掉换金圆券后，是不是和信任黄金一样，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他们可能把所有掉换的金圆券，拿到市场上去抢购物资。万一造成这种现象，物价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人干脆不去掉换金圆券，难道要经济警把豪门之流的房子都拆掉去检查？刚才俞总裁说，政府发行金圆券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既然准备得这样充分，何以要收兑人民的黄金美钞呢？所以我觉得执行得不好，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⁷¹⁾这一切怀疑都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就更尖锐了，有评论指出：“在军事与政治危机的压迫下，政府自不能不于财政上寻求一自救之道。本来，停止内战是挽救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政府既已决心戡乱到底，这当然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因之，政府只有设法进一步收集人民的财富供继续戡乱之用，八月十九日公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这一点早经财政部长王云五氏道破：‘法币经八年抗战，与战后数年动荡不安之情况，逐年递增其发行，致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形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倘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从王部长的谈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政府此次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不在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在满足戡乱财政的需要。”⁽⁷²⁾

国际上的舆论也认为，“经济改革，似应与政治改革并行，始可收效”，“我们觉得良好的新币制或新的经济命令，若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军事改革方案的支持，将不能成功”⁽⁷³⁾。他们对金圆券的保值措施表示怀疑，指出：“虽说新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但中国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财源真正用来保卫通货的。准备额的数值，只可当成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办法能使金圆券在国内自由兑现，中国人民对于新币不久就将失去信心。这样，过去的物价飞涨，又将重现。”对于法定的20亿元的最高限额，也表示怀疑说：“在这样艰苦的局面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与能力来实行它，实为疑问。”⁽⁷⁴⁾

实际上，王云五原方案以为可以有折合成3亿美元的现货准备，以与美元3∶1的比例，发行9亿金圆券，也就是全部现货准备。而当他实际查询的结果，中央银行未通知财政部，已将1亿美元拨作他用，消耗殆尽。结果，改为发行20亿金圆券，与美元为4∶1。2亿美元的发行准备，只是四成现货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意拿出硬通货来保卫币值，而且也没有力量来保卫币值。

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万亿法币，只须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完毕，而法定金圆券限额一下子定为20亿元，超过了十倍。一方面政府发行，一方面收兑金银外币发行，形成双重发行，预定了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金银外币人民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并不一定是一只出笼的老虎，而金圆券则不同，人民一旦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垮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秩序。关键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从根本上无法平衡预算，只能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样，金圆券就必然步法币的后尘，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

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class="reference-link">三　以强力贯彻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好像一支兴奋剂，给财政经济一个强刺激，社会一下子好像强壮起来，待兴奋剂的药效一过，就一下子瘫痪了。

在币制改革方案即将实施之际，8月19日下午，上海方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召集上海市首长及金融界领袖开会。开会前，因俞奉急召赴京，由副总裁刘攻芸代表俞主持会议，宣布：“奉财政部代电，定本年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两日，为银钱业临时休假日期，上海及全国各地银钱两业、信托业、信用合作社及证券交易所等，应一体遵照办理。”⁽⁷⁵⁾21日，行政院于上午召集国家银行各领袖，下午召集京沪两市银钱业各领袖，说明政府改革币制之重要原则。蒋介石随后召见各领袖发表谈话说：“政府于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开始准备改革币制，终因种种顾虑，迟迟未能实施。此次翁院长、王财长等毅然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事关国计民生与农村复兴，希望诸君以及全国人士对此措施建立互信心理，并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信念，群策群力，迅赴事功。”⁽⁷⁶⁾

8月21日，蒋介石为贯彻币制改革方案，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发出措辞严厉的手启，他表示：“深信循此办法全般实施，不惟民生疾苦将获苏解，即国家大计之财政基础，亦得奠定。”他严厉警告说：“倘有投机囤积，怙恶不悛，敢于违反法令，以图自私自利者，则是自绝于国家民族，无异为奸匪作伥，其罪行即等于卖国之汉奸，无论其凭借何种势力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当机立断，执法以绳，严加惩办，不容稍有宽假。所望各级政府切体时需，自懔职责，以决心建立事功，以强力打破障碍。无论遭遇任何困难，中央必为全力支持。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致法令不能贯彻，或对所属执行人员监督不严，考核不力，致所属违法舞弊，影响法令之实效者，则各级主管应负失职之咎，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⁷⁷⁾8月22日，蒋介石又发表文告，否认有关和谈的谣传，坚持“戡乱”政策：“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一日没有完成，匪区同胞的苦痛荼毒一日没有解除，则我爱国军民剿匪戡乱的职责亦一日不能放弃。”文告强调金币制的意义说：“过去十年，法币制度已完成其支持抗战建国的使命，深信今日以后，金币制度亦必能助成建国的大业底于成功。”⁽⁷⁸⁾

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钱庄复业，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及法币。第一天，市民排起长队，踊跃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情形颇为出乎当局者意料之外。11时左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⁷⁹⁾这第一天，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元5角，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元3角9分⁽⁸⁰⁾。第二、第三天，市民甚至清晨6点即到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银外币。市民之所以踊跃兑换，一则受到国民党政府严令的威胁，过期持有即为非法。一则普通市民原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从市面上以700万法币兑来1元银元，现在不能流通，不得不再次亏本兑出，以维持生活。一则因为金钞收兑价已经相当于甚至略高于原来的市价，商民以为“黄金一时不会涨，现在拆息多么高，搁在那里不合算，不如卖掉了还债。或做生意买别的东西”⁽⁸¹⁾。此外，也容或有投机的因素。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期，原定到9月30日结束，此后，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外币即为违法。财政部发言人于12日发表谈话宣布：“收兑金银及外币日期，原定截至九月卅日为止，到期决不延展。如逾期尚未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代理收兑之银行兑换金圆券或公债或存储，则持有者即属违法。”⁽⁸²⁾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普通百姓纷纷如期前往兑换。上海一地，29日、30日的兑换达到了高潮，30日成绩为兑出金圆券3600余万元，是最好的一天⁽⁸³⁾。据翁文灏报告，到9月底止，“收兑黄金、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十四点一七元，经收外币存款折合美金一千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五点六一元，出口外汇收入折合美金三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点二一元，华侨汇款收入折合美金一千一百十六万三千四百十九点二〇元，总计收入折合美金一亿九千零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九点一九元，进口结汇折合美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十二点六九元，政府机关结汇折合美金一千零三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九点四六元，总计支出二千二百八十七万零二百十二点二五元，以上收支两抵，净收入折合美金一亿六千三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点零四元。”⁽⁸⁴⁾当时，发行的法币折合美金也仅5000万元，而在币制改革的四十天之间，即收入了黄金、外币1.6亿多美金，达法币发行额的三倍。

要贯彻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关键在控制住上海的经济。1948年8月20日早晨，蒋经国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表后即赶到上海，开始作管制上海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一支自己指挥的力量，蒋经国把在唐山的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戡乱建国总队”是蒋经国为建立实验绥靖区而策划建立起来的，归入国防部名下。他们本来的任务是协助军队组训民众，参加绥靖区地方行政。这时，蒋经国为了对付上海的工商界，把这支本来是对付中共的有组织力量，调到了上海。21日即着手制定“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27日，“戡建大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称，到上海来的任务，“一方面对付共党，一方面对付奸商”⁽⁸⁵⁾。本来是用来审判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也成了审判资本家的专制工具。新经济政策一开始执行，就把上海资产阶级推向了中共一边，把自抗战以来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同情，推向了高峰。

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协助俞鸿钧督导上海区。23日，就在开始兑换金圆券的那一天，在上海中央银行会议室举行了首次督导会报，蒋经国和上海当局商量了执行方法和分工。他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⁸⁶⁾蒋经国在上海决心不顾一切，实行管制经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⁸⁷⁾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来管制物价、物资和金融。

8月24日，上海社会局、全国卫生局、财政局、警察局经济大队等单位，召集副食各业商人谈话，社会局长吴开先硬性规定，要他们照8月19日的价格出售，以后如果超出19日售价，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将依法严处。当天，粮食价格，以白粳为例，退入了20元以内。蒋经国本人连日召集会议，讨论稳定粮食、纱布、日用品价格的办法。警察开始监督市场，拘捕违法商人。26日上午，蒋经国召集各有关机关会议，到有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团、江海关、两路局警务处、港口司令部等单位代表，作出决议：“（一）统一检查机关，由蒋督导员统一指挥，统一执行，切实发挥经检力量，绝不许扰民……（二）凡违背国家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其商号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送特刑庭法办，货物全部没收。”同时决定自27日起，开始普遍检查。检查对象则“以巨商大贾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而免徒滋纷扰”⁽⁸⁸⁾。大概是这一提法，后来被社会上称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为了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蒋经国不仅动用既有的权力机关，而且策划由戡建大队着手组织人民服务站，“希望能做到发动民众协助政府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⁸⁹⁾。到9月25日，在复兴公园举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开训典礼，受编人数达12,339人，由蒋经国出席致词。但这个青年服务队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管制政策就破产了。

当时，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上海区检查委员会、上海区物价审议委员会，实施全面管制经济，首先限制纱布南运，暂行停止食油及油料出口。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上述三个委员会的功能，他强调：“过去币制不改革，物价管制无效，此次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同时并行，严格执行，各地物价应以八一九价格为标准，不得变更。”蒋经国严厉指责商人的囤积居奇：“最近查出有些货物存仓时间不但在三月以上，而且有从日本投降囤积迄今，实在太不应该。政府为执行政策，对存储三月以上者应依法予以惩处。”最后他警告商界说：“若干商人闻已雇用专人，准备吃官司坐牢。但政府洞察其奸，故以后各商店如有违法情事，决拘捕老板予以严办。”⁽⁹⁰⁾9月3日，蒋经国又召集各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严厉警告说：“这次改革方案，是国家的生死关键，故只许成功，否则就不堪设想。这是国家的命令，亦是国家根本大问题。所以全国上下均应绝对遵行……我知道我在上海再住下去，一定有很多人会讨厌我的，但是假若大家都老老实实，查仓库这些工作本来可以不必麻烦了。现在查出来的，还有日本人时代所囤的货物在内，迄今尚未卖出，昨天发现有人到厂买货，发票开的是八一九价格，另外仍贴了黑市，以及米商的用厚麻袋，糖商用衬纸等，无异是抬高八一九粮价，这叫我不能不扳面孔了。”⁽⁹¹⁾这几天，各军警机关也全面出动监督、检查，在各区公所面前设立告密箱，厉行“打老虎”，拘捕工商界人士。

蒋经国的所谓扳面孔，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商”，以警察行动来维护行不通的管制经济。9月1日，他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并开始行动。当日晚，蒋经国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日，他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会后即向市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⁹²⁾。2日当天，经济警察即传询沪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巨商盛苹臣，暂准交保释放。案由是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前，大量抛售永安纱厂股票。同时，以囤积罪拘押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郭答应尽量抛售，才交保释放。是日晚，泄漏经改秘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南京被捕。陶妻李国兰也因永纱案在上海拘押。因私套港汇一案出走香港的申新纱厂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于2日晚回到上海，3日即遭逮捕。同日，杜维屏因被发现在证交停业后做场外交易，与证券商林乐耕同被逮捕。此外，纸张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公司黄以聪、囤布大王吴锡麟被逮捕，送特刑庭办理。食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起及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均受到警告。已经被捕在案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一案，于9月3日被判死刑，至24日执行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舞弊罪被处死。被捕商人共达六十余人⁽⁹³⁾。蒋经国日记记道：“（9月4日）××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9月5日）×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9月8日）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勾结力量之大矣。”⁽⁹⁴⁾“×市长”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本来就不相信金圆券政策，这时候，他在蒋经国眼里成了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代表人。

尽管收兑金银外币和控制物价取得了相当成绩，蒋介石并不感到满意，还要向上海商业行庄勒逼外汇。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责骂上海银行界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存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⁹⁵⁾于是，蒋经国“决定加以说服，将他们的外汇移存国行。直至今晚（8日）止，已经拿出了三千万美金”⁽⁹⁶⁾。11日，蒋经国又在乐义饭店先后约见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因事未到），以极为粗暴的态度，向他们勒逼金银外汇。蒋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对周则屡屡扬言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他拘留起来，对戴更指责其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⁹⁷⁾。上海各商业银行在蒋介石父子的勒逼下，被迫和盘将所存黄金、白银、外币和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只是由于币制改革的迅速失败，政策改变，这些外汇资产没有来得及转账过户，仅少部分为中央银行收购，多数仍为各商业银行所持有。

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峻的讲话，在这篇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的讲演中，他严厉地抨击了“投机奸商”：“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他强调：“今日的抑平物价，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工作，而真正的目的乃是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确切的说来，就是不允许社会上滋长着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向上海市民号召说：“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并应告诉人民，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起来完成，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⁹⁸⁾

蒋经国对于管制经济的一时成就深感满意，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参议会上发表演说：“这三星期以来的工作，给我一个教训，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的。这三星期的成绩，是上海六百万人民赤诚拥护政府的表现，也是参议会同人的功劳。今后希望上海商人，不要抱观望的态度。我是奉政府法令，专来惩办不法的商人。”⁽⁹⁹⁾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捉黄牛”，“拍苍蝇”，“要把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上海人的乐园”，一时被誉为“蒋青天”。如果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当时蒋经国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演讲词，足以被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了。但是，上海工商界心中有数，于是，他们通过反击豪门资本，来进行自卫，也看看蒋经国的高调能唱到几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个人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不但条件宽松，而且始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流向海外、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的这些外汇资产，一般舆论认为，大体上是豪门向海外转移的资产。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方面，都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打内战，就应该动用这批资产，而不应该专门向国内经济濒临破产的企业搜刮。《大公报》上一再指出：“富户并未拿出存金来，而是平时保存了三五枚银元、美金，以保存些微购买力维持生活的小百姓们，因不敢违法，才去兑换的。”⁽¹⁰⁰⁾“大多是零星小户，黄金没有超过百条，美钞没有超过千元，真正的大户还没有拿出来。”⁽¹⁰¹⁾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市场上固然有老虎伤人，豪门中也有老虎噬人。市场上的老虎虽已打了几只，豪门中的老虎却还逍遥自在。这使老百姓心里未免不甚痛快。”⁽¹⁰²⁾《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天所做的仍有美中不足者，众目昭昭。真正的豪门，仍逍遥自在。‘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这一着，最关重大。改制最终的成败，与此辈豪门是否爱国及拥护政府有关。此关打过，则人民无话，工商心服。若打虎至牛而止，不进山林虎穴，精神一松，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¹⁰³⁾

据说，蒋经国在召集上海工商界开会时，杜月笙将了他一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¹⁰⁴⁾郭旭的这篇回忆，并非亲历，而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其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很多。但这段传闻，无论是否属实，还是可以反映上海工商界对蒋经国以强力管制经济的抵抗情绪。在上海工商界的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由此引出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一案。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打老虎”政策，在政治上导致对蒋氏姻亲集团的反冲击，在经济上形成物资匮乏，生产萎缩，游资充斥，市面萧条，危机因素迅速积累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控制系统本来就相当松弛，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统治区域的经济。蒋经国在上海控制经济的结果，使内地和上海的物价结构，形成倒挂。控制力不强的内地的原料、粮油价格高过了上海的市场价格，造成上海原料、燃料缺乏，生产削减，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由于生产萎缩，政治形势恶化，投资热情下降，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却强化起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人多起来了，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市场的冲击。因为收兑金银外币，游资充斥市场，找不到出路，至9月中下旬，争购消费品的现象就已开始出现。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本无系统的计划和部署，只是看一步走一步。他面对着经济流程遭到阻断的局面，不思反省，企图以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来摆脱困境，结果，在管制经济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他在9月中下旬，一再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举行会议，一方面强化对他们的压力，一方面寻找疏导经济的方法。他本着管制经济的思路，于9月21日向商界代表宣布：“一、所有商人存储日用必需品及原料，限期向市府登记，以便知悉实际数量。二、自备外汇开放，限于工业原料及机器。三、上海工业产品有多余的，在不影响限价条件外，由产销两地密切联系，不容许投机、抢购、囤积，否则从严处罚。四、为使各工厂不发生困难，允各厂申请所需原料向产区购买，或联合采购。”⁽¹⁰⁵⁾自23日起，限五天内，向各同业公会登记，五天后，由军警普查所有仓库，如发现有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续后，又宽限延期到月底。对于日用品决定采取配给的办法，对上海市民重新登记身份证。对于粮食甚至考虑与产区采取物物交换办法，来保证上海的粮食供应。禁止市民携运日用重要物品出境。10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区检查委员会第九次例会上决定将检查的范围扩大到京（宁）沪、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上海物资向外地逃避。他对经济的控制权大为扩大了。但是，国民党及其政权本缺乏严密控制经济的功能，在军事溃败、人心解体之际，单凭蒋经国的努力，要想达到全面管制经济的目的，犹如白日做梦。一进入10月份，蒋经国的管制经济就被民众的抢购风潮冲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