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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福建事变"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严峻时刻，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爆发了一场抗日反蒋斗争，通称福建事变或简称“闽变”。
发起福建事变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等第三党人。其军事主力是蒋光鼐、蔡廷锴二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该军驻地福建省则成为其依托的基地。
“闽变”的发动者毅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他们揭起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旗帜，提出一系列民主主义的政策，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虽然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未能有效实施，在蒋介石纵横捭阖，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仅存在五十四天便告夭折，但其业绩及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抗战，威震全国，但触犯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立下卓著战功的十九路军将士，反被蒋介石斥责为不服从命令，欲加以整肃、肢解，达到消灭的目的。4月26日，蒋介石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召集蔡廷锴等人至南京予以严厉训斥，要求他们“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83)，这不能不引起了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十九路军将士在一系列事实启示下有所省悟，从而逐步由拥蒋反共转向抗日反蒋。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便采用多种措施，对十九路军进行控制与肢解。他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十九路军的上层领导，企图控制实权，又从该军抽调了一百二十多名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受训”，灌输绝对忠于蒋介石的思想，并秘密发展复兴社分子，培植瓦解十九路军的蠹虫。1932年5月6日，即《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以“剿共”军事紧急为由，令十九路军所辖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而军部则留在南京。十九路军将士对这种倒行逆施表示强烈反对，蒋光鼐、蔡廷锴据理力争，以至不惜提出辞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请愿挽留。蒋介石不得已，于5月21日改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反共战争。国民党当局多方谋划，使十九路军这支爱国善战之师远离宁沪重地，以便免除肘腋之患；企图驱使他们处在反共战争第一线与红军互相厮杀，使之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还企图利用陈济棠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对十九路军的猜疑，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已有所察觉。他们权衡利弊，为了使这支转战多年、伤亡重大的部队，能利用偏安一地，稍事休整，免遭肢解的厄运，并能利用占有地盘积蓄力量，以图发展，因此他们表示接受国民政府关于入闽的调令。1932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入闽。当天路透社发电讯：“十九路军今日接军事委员会命令，立即开往闽省，剿治匪共，故驻京之十九路军将士将于二三日内南下，其驻京沪路一带者，须在五月二十八日后开拔。”(84)京沪一些民众团体曾发表告同胞书，挽留十九路军留守卫戍这个重要地区。广大民众发出呼吁：“请共起作攀辕卧辙之请求，挽留此保国卫民之钢军，长驻于长江流域，万勿撤此长城。”(85)国民政府无视民众的要求，于6月1日从洛阳发布命令，撤销十九路军卫戍长官司令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蒋光鼐为主任，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邓世增为公署参谋长。随后，十九路军按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总部、第七十八师的序列，在镇江乘船南下。第六十一师在泉州登陆，其余则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然后分驻漳州、福州等地。
十九路军入闽之时，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形势。当时的福建省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省主席方声涛是个吸食鸦片、腐化堕落的官僚政客，政令只通行省城福州及附近若干县份，地方政权土劣横行，敲榨民众，苛捐杂税多达二百余种。省内虽无蒋介石嫡系部队盘据，但地方土著、杂牌部队割据称雄。全省形成六块军阀割据地区，各自为政，互相攻击。其分布情况是：刘和鼎以所部第五十六师割据闽北建瓯一带；周志群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邵武等闽西北地区；陈国辉以一个独立旅占据闽东南的仙游等地；张贞所部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等闽西南地区；卢兴邦以陆军第二师盘据尤溪等闽中地区；陈齐瑄以一个独立旅占据福安等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此外还有日本特务、浪人四处活动，恣意破坏。
当时红军的情况，在十九路军进福建前，闽西北和闽西南许多地区已解放，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九路军进驻后，红军第一军团已退出漳州、漳平、龙岩地区。但闽西、闽北的部分地区与江西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为红军游击区。面对着反共战争和福建省的复杂状况，蒋、蔡深感步履艰难。蒋光鼐甚至认为十九路军前途险恶，缺乏信心。他于6月初从上海乘船至香港转往广东东莞县南栩乡家居，不愿赴闽就职。蔡廷锴在邓世增协助下，将十九路军带入福建，设绥靖公署于福州，十九路军总部则设于漳州。随后，蔡廷锴亲往广东对蒋光鼐劝驾，二人联袂返闽。蔡返漳州掌管军事，蒋至福州任所。7月16日，蒋光鼐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职，在有病期间由蔡廷锴代理。
面对复杂的局势，十九路军首先是对省内割据称雄的势力加以整肃与编遣，对其中特别顽劣者进行严厉惩戒，不惜兵戎相见，武力消灭，以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同时力图与粤、桂当局搞好关系，争取同盟军。
1932年8月初，蔡廷锴以代理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在漳州召开漳、泉、尤、汀四属绥靖会议，令各师处长及各县县长皆到会。会议着重强调全省统一指挥，稳定地方秩序。蔡还宣称，“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陈国辉，在泉属一带，勒种鸦片，抽收苛捐杂税，骚扰商民无所不至，致本省各地人民，团体，及南洋华侨等控告”，案积如山，经派员密查，均系事实，拟将陈旅全部改编，以儆效尤(86)。9月22日，蒋光鼐利用陈国辉部防地纠纷，电召陈“即日来省，有所面示”(87)。27日陈国辉到达福州进见时，当场被扣押，撤职查办。12月23日经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判处死刑，立即押赴东湖执行枪决。继而，派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部迅速进驻仙游等地，将陈国辉旧部进行改编和遣散。同时以类似的办法解决了陈齐瑄部。原福建省主席方声涛鉴于自己所依赖的武装支柱土崩瓦解，便弃职逃往上海。接着，十九路军对实力较强的张贞第四十九师，经缩编后调往永定“剿共”前线。1933年夏，张贞辞职离闽休养，该师师长由张炎接任，从此成为十九路军的主力之一。刘和鼎、周志群、卢兴邦等部因未构成重大威胁，予以就地安置，暂时维持现状。
为了健全福建省政府，蒋光鼐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改组了省政府，并于1932年12月6日正式就任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蔡廷锴奉蒋介石命升任驻闽绥靖主任，于1933年1月6日就职。蒋介石原想借此拉拢蔡廷锴，以便离间十九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但未能如愿。至此，福建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操在蒋光鼐、蔡廷锴手里。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着手在广东成立一个补充旅，这时也调来福州，扩编为补充师，归绥靖公署直辖。
十九路军为了有个后方，决定同粤、桂当局搞好关系。广东与福建紧密相连，物资丰富，粤当局曾允予每月资助十九路军30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半独立政权”，既“不拥护‘中央’，亦不完全反对。它对十九路军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福建能稳定下来”(88)。1933年3月，由蒋光鼐派秘书长李章达为全权代表，到广州同两广当局拟订《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以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条约正式签订后，虽未能切实履行，但也多少起一点作用。
闽西、闽北红军力量的存在，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面临的又一大问题。他们在进驻漳州等地后，着手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向闽西、闽北苏区进犯，企图消灭红军的力量，统一全闽的政权。其兵力部署是，设总指挥部于漳州，以主力第六十、第七十八师向龙岩、漳平、连城进攻，派四十九师向永定推进。
为了同红军争夺闽西，十九路军与闽西地方势力傅柏翠等结合起来，提出一些改良措施，以博取民众的拥护，防止红军势力的扩展。当红军主力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后，福建省当局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以谢仰麒为主席，魏育怀、刘侠任、傅柏翠等为委员，将闽西有关各县政权暂归驻闽绥靖公署直辖。1933年7月，该会改组为闽西善后处，由蔡廷锴兼任处长，邓世增为副处长，在闽西各县设立善后分会或分处，下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办理户口调查登记，组织区乡守望队，创设闽西农民银行，训练农村工作人员，尤其是推行“计口授田”等工作。“计口授田政策”，是将“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从新分配”(89)。其实行办法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暂时保留分田原状，秋收时一律征收土地税，税额为原租十分之三，提出一成，暂作救济业主及逃难者之用，以二成为整理民团，及办理一切地方善后之用。第二步，归来之业主与难民待确实登记后，再按乡区田地面积，计口授田与农民，重行分配，以求其平均。第三步，一俟田地确实分配后，再行规定土地税征收成数，并即废止旧制之丁粮。第四步，每乡组织农村合作社，以管理各该乡田地及农产，俾农村经济得有调节及改进。”(90)这种做法企图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地区，作某些改良，安定农民生产情绪，避免大起大落而造成社会震动。只有在曾被红军土改过的地方，如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地主势力已被打倒，红军退出后，十九路军实行上述办法，贫苦农民不致马上遭受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暂时相安生产，收到一定效果。蔡廷锴等也趁机整顿闽西地方武装，收编一些“民军”，还组织一些农民自卫军。但贫苦农民既要缴纳租税，政治上也遭打击，要指望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对抗红军是办不到的。上述措施在漳平等地推行时，遭受地主、富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十九路军驻扎时勉强实行了，当该军开拔后，地富势力马上闹翻了天，贫苦农民很快大祸临头。
当十九路军入闽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在《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要求福建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该军士兵斗争与哗变问题，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厦门和福州的中共组织曾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兵运工作。十九路军当局则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
1932年下半年，十九路军进驻龙岩等苏区。8月18日，泉州发生部分官兵酝酿反对进攻苏区的哗变，六十九人遭到枪杀。又有不愿参加进攻红军的数千名士兵被缴械，责令进行筑路劳动，并分批逐出福建。对此，中共中央曾于当年10月1日发表《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揭露、谴责十九路军领导的反共行径。
1933年春，蒋介石谋划向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6月，开始实行“五省三路包剿计划”，顾祝同任浙闽赣粤湘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受蒋介石派到广州，召开粤、桂、闽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广东出兵二十个团，广西出兵六个团，开往赣南，十九路军进入闽西，以陈济棠为五省南路“剿共”总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一再迫令十九路军向苏区进攻，限令以八个团的兵力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蔡廷锴派出驻防闽西的区寿年部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南进犯连城、朋口等地。这时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连城、朋口等地歼灭了区部七十八师的三个团，接着挥师北上，于8月26日解放洋口、峡阳，包围了延平、顺昌、将乐。9月，东方军又在青州附近歼灭了十九路军最精锐的第三六六团，直奔水口，威逼福州。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均告落空，还遭到多方责难。在严峻的形势和一系列事实的面前，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91)，遂下定决心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十九路军入闽后，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但屡遭蒋、汪政府的阻挠，使蒋、蔡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南京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障碍。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蒋介石仍坚持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奉行不抵抗主义。十九路军将士强烈要求抗日，1月6日蔡廷锴发表通电表示：“榆关、热河危在旦夕……廷锴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92)蒋介石则一再以催促出兵“剿共”来转移和压制广大官兵的爱国热忱。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在十九路军中产生强烈影响。后经过一再请求，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允许十九路军抽调志愿官兵，组成“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抗日。当抗日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行军至湖南郴州、耒阳时，长城各口已失，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十九路军为抗日绕道进军，用掉军费20万元，反遭责难。蒋光鼐、蔡廷锴对此十分不满，先是联名通电指出：“贼寇入室，唯有痛击，乃不可认贼为父，但图日夕之安。”(93)接着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再次“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从而使十九路军的官兵感到要抗日须反蒋，并在实际上加强对蒋系特务的斗争。
早在1933年春，蔡廷锴为抵制蒋系特务对十九路军的渗透和破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官兵腐化变质，在徐名鸿的协助下，在军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改造社”。由蔡任总社长，徐任书记。每师成立分社，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从忠于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发展社员。“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94)，实质上对蒋系特务的斗争是首要任务。同年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起由南京化名汇款给十九路军中的复兴社分子作活动经费的事件。经查明，是蒋介石在十九路军搞颠覆，密令潜伏下来的特务履行使命，如“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情。据此，蔡廷锴下令对复兴社恐怖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查明全军团以下已有百余人参加蒋系特务组织，均加以拘捕，对其中数十名情节严重者予以秘密处决。通过这一斗争，有力地激发了十九路军官兵的反蒋情绪，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增强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决心。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分化出来一些抗日民主派，陈铭枢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成为推动福建事变最积极的人物。他与十九路军有深厚的历史关系，蒋光鼐、蔡廷锴对他很尊重，彼此配合默契，成为从事重大政治活动的武力后盾。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积极联络李济深、冯玉祥以及第三党，酝酿以十九路军为主力，组成抗日反蒋联合阵线，发起反蒋斗争。
陈铭枢曾努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作，改组南京政府，但蒋、汪上台后，对内专制独裁，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使陈深感失望，并遭排挤，无法立足。1932年6月5日，他发表通电辞去交通部长职务，随后在神州国光社成员欧阳予倩的陪同下，赴欧洲和苏联考察。欧洲之行使陈铭枢产生效法欧洲人民阵线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斗争的设想，从苏联的观感中也加深了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某些道理。陈在巴黎曾与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商谈，认为不应再与红军打仗，并与其他一些人酝酿成立新党的问题。
李济深在蒋、汪联合掌管南京政府之初，曾与冯玉祥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东北军应反攻复土、武装抗日的议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蒋介石阳奉阴违，使这项决议无法施行。蒋心怀叵测，委任李为“剿匪副总司令”、“右路军司令”。国难深重，蒋、汪明争暗斗，使李济深对南京政府完全失望。1932年7月29日，李借故潜赴香港，继而活动于两广、香港之间，策划反蒋救国活动。陈铭枢回国后在香港与李济深联络，双方取得共识，于是携手共商大计。接着，他们奔走于香港、两广、福建之间，与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民主人士一起，多次进行联络和洽商。
1933年6月初，陈铭枢由港至闽，经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人密商，提出了反蒋三策：上策是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中策是广东一旦拒绝，则先联合广西，赶走陈济棠，夺取广东为反蒋基地；下策是两广均不愿加入，就在福建联共反蒋抗日。会后，陈、蒋分别赴港与李济深磋商闽、粤、桂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又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络，但遭拒绝。陈又派尹时中往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也不被采纳。这样，上、中二策均走不通，只好探寻联共反蒋抗日之路。陈铭枢同李济深、谭平山密商后，先后联系朱蕴山、刘伯垂、梅龚彬等，请他们在上海找中共中央洽谈，均未告成功。9月，蔡廷锴决心推行“联共反蒋抗日”方针，决定派陈公培代表越过前线直接与红军军部建立联系。
陈公培（即吴明）携带蔡廷锴用绸子写给红军的联络信，化装为农民，把信和密码本装入衣领内，从延平西南进入苏区。9月22日，陈等一行五人到达红军驻地王台。红军东方军总部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央，遵照周恩来电示，彭德怀同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红军与陈公培等人进行了谈判。彭、袁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爱国行动，又批评其助蒋“剿共”的错误，重申红军与一切爱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三条件”。陈公培向红军方面说明十九路军决定“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表示与红军停止内战的迫切愿望。随后，彭德怀把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95)。
十九路军与红军初次谈判成功，双方在延平前线开始休战。蒋、蔡听取了陈公培汇报后，于10月初电告陈铭枢，不久共同决定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中央红军会谈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派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谈判。10月下旬，徐、陈到达瑞金，向中共方面递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毛泽东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96)。双方通过会谈，于10月26日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97)，亦称《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的准备；六、双方派出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八、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98)。上述协定的签订，使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给“闽变”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二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十九路军初步实现了联共的步骤之后，加速了发动“闽变”的进程。1933年10月底，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徐名鸿等在香港秘密集会，讨论在福州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权等问题，决定迅速准备起事，并就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也陆续到达福州。八一南昌起义将领叶挺也应约前来帮助策划。为了统一思想，蔡廷锴电召各师长于11月中旬到福州东郊鼓山召开军事会议，讲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理，要求“作好战争准备”。在会议上，一些将领虽表示服从命令回去传达，但缺乏强烈的发难要求，这种情况引起了蔡廷锴对立即发动事变的忧虑。
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动向早获有情报，企图进行分化瓦解，使事变胎死腹中。他先是电邀蔡廷锴前往庐山会晤，被拒绝；继派林森入闽劝陈铭枢切勿轻举妄动，也遭到驳斥。11月17日蒋亲派自己的专机携专函来闽接蔡赴南昌。蒋介石在信中告蔡“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意在分化拉拢。但蔡采取了断然措施，将飞机和飞行员一同扣留下来。诸多因素促使事变成了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11月18日，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的其他主要策划者再次在鼓山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对发动事变问题进行最后决策。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与会者对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修正政纲、政策等问题意见较统一。关于废弃国民党旗、国旗，另组新党，使用新国旗等问题，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也趋于一致。但在发动时间问题上，意见分歧极大，争论激烈。会上，蔡廷锴等主张推迟发难时间，以便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因为十九路军本身对发难问题意见不一，不少将官公开反对，有的保持沉默；部队的防务、部署未妥，杂牌军尚未就范，内奸尚未肃清，如果仓促发动，前途难卜。陈铭枢等则认为当前是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只要十九路军树起义旗，登高一呼，必然四方响应。他慷慨激昂表示“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必须不计成败，立即发动。会议在陈铭枢豪言壮语激励之下，意见趋于一致，决定11月20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鼓山决策会议刚结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通过福建省政府向所属单位发出公函，“迩来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亡国条约，同人不忍坐视民族灭亡，定于本月二十五（星期一）午前九时，在福州城南公共体育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挽救危亡方策，事关救国，凡农、工、商、学、政、军、警各界同胞均应热烈参加”，届时各界群众均按系统组织出席大会(99)。
同时，蔡廷锴签署命令接收各地中央银行及各国税机关，并即派李超桓接收福州中央银行，叶少泉接收厦门中央银行。
11月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出《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自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豪绅、流氓的总代表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国民党窃取中央政柄以来，其中国政策，对外则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厉行黑暗统治，蹂躏人民权利。此种媚外残民统治实施之结果，乃使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中国人民之痛苦，超于任何国家被压民众以至殖民地奴隶以上。”还具体地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历数南京政府罪状，认为“今蒋中正御用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既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之最大障碍物，自更为吾人应该首先打倒之敌人。”号召人民“应该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100)
为了使成立大会开成一个隆重的盛会，福州市政当局事先广泛动员市民参加，卫戍福州市的第六十一师教导团等整队赴会，福建省的各机关团体也都出席。从各地来到福州参加事变的各方势力代表，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并按照个人原籍，分别作为各省代表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2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等约数万人以及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代表百余人齐集城南公共体育场（即前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天发布的口号有：一、保障人民权利；二、实行农工解放；三、实施生产人民政权；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五、否认一切卖国密约；六、打倒蒋介石；七、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等(101)。
9时40分，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宣布开会。大会推举黄琪翔等17人为主席团，黄以执行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的一个大会。……中国人民的生存要求谋中国自由独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为要达此目的，必须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102)接着萨镇冰、李济深、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发言。其后，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宣布：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特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为“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之代表大会”。对内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对外以国家独立不容侵犯为最高原则。（二）施政纲领要“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彻底之关税自主”；要“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保护”。（三）宣布“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103)。随后，翁照垣、丘国珍展示了一面新旗帜，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经大会通过为新国旗。举行升旗礼毕，在一片口号声中进行了环城大游行。
当晚，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为11人。21日下午会议，正式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余心清（代冯玉祥）等11人为中央委员(104)。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于22日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发出政府对内对外宣言，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首都，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105)。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人民革命委员会之下，设左列各会、部、院：（一）经济委员会，（二）文化委员会，（三）军事委员会，（四）内政部，（五）外交部，（六）农工部，（七）最高法院。”(106)经过委员会讨论决定，内政部、农工部缓设，其他中央组织机构迅速设立。军事委员会掌管陆海空军和人民武装事宜，李济深兼主席，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统筹全国的经济及下属财政部的经济行政，余心清任主任，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分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持全国的文化教育和民众训练等事项，陈铭枢任主席。外交部办理国际交涉，陈友仁为部长。财政部掌管全国财政事务，蒋光鼐为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任院长。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等等。
新政府将福建划分为四省，并任命各省省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十五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十八县，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十一县，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龙漳省，辖龙岩、漳浦等十二县，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另设福州、厦门两特别市，由丘国珍任福州市公安局长（福州不设市长），黄强为厦门市长。
福建人民政府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议，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最低纲领十八条》、《对外宣言》、《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大赦令》、《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建立全国生产人民革命政权案》、《第二次宣言》等重要文件、文告，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一）内政方略：福建人民政府认为南京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残害人民生存的蒋介石的工具，提出“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保障人权”。闽府领导人大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武装同志，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并颁发了《通缉蒋中正等》布告。闽府领导人指出，这次人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统治之政权，使整个民族献身救护具有广大物质富源与人力之中国，免为附着于南京亲日政策之外人压迫与统治所断送。此运动同时又有一目的，即铲除一种建筑于亚细亚国家观念与实施上之政治制度”，并“求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生活之中世纪经济情形”(107)。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接着，陈铭枢接受李章达的建议，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首先加入。继而，黄琪翔率第三党党员参加，十九路军的“改造社”等也解散组织，一并加入生产人民党。该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在其党纲和党章中规定，中国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经济上求中国工业化，在政治上要实现民主政治。这个党要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由农工出身武装保护的士兵为最基本成分；在当时形势下为秘密组织；要树立严明的纪律；党员间实行自我批评。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实际上是几个有关党派的松散联盟。
闽府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双方在福州与瑞金之间互派常驻代表，进行联系。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应一律予以赦免”(108)，同时也赦免了一般的刑事犯。仅福州、闽侯等地便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152人。闽府还派出陈子航为代表到汀州与苏维埃政府代表张云逸进行谈判。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据此，对双方疆界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及人员来往的交通和安全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闽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州多次洽商物资交换，苏区向闽方提供部分粮食、钨矿砂等；闽府供应苏区部分食盐等紧缺物品。李济深、陈铭枢也就政治等方面问题多次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福建事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闽变当局对中共也有合作的诚意，共同作了一些抗日反蒋的有益工作。鉴于当时的状况，闽府的联共活动基本上采取秘密方式。限于当时的条件，双方也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与距离。
福建政府支持和倡导社会各阶层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民众工作。在文委领导下，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福州先后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店员工会、工人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革命青年同盟、福建文化总同盟，等等。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反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发行了《反帝新闻》。
（二）财政举措：福建政府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原闽西善后委员会的《计口授田暂行法》及其细则等，在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继续推行，其中以前经过土改的龙岩进展颇顺利。而其他地区步履艰难，如在漳平计口授田的试验，遭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贫农也不满，无法进行下去。闽东连江的试点，因军事失利而中止。
闽府宣布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没收和限制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外贸经营企业。提出“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减轻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旨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闽府领导人认为，“人民革命是欲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为近代的国家”，“且创造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109)；还认为“必须使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设施变为现代的。所谓现代者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轮船、火车、汽车、飞机、来福枪、机关枪、电报、电话、无线电、工场及其他应用科学之成效之现代意义者同”(110)。但因限于当时的局势，没有也不可能落实上述政策。财政困难是闽府遇到的一大难题。福建政府的成立，无法改变以往军阀割据所遗留的财政困乏状况。事变后广东停止对十九路军每月几十万元的资助。虽几经交涉，接管海关，向福州、厦门等支取关余，但总计不足100万元。政府入不敷出，宣布大幅度降低军政人员的月薪，每人只领取事变前的几成的薪金，福建政府财源枯竭，不得不向工商业者增加摊派、征收苛捐杂税，并于12月底由财政部提出向福州、厦门等地商会借款100万元，这不能不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引起强烈不满。
（三）军事设施：闽府成立后，撤销了原福建绥靖公署，为加强反蒋抗日的作战能力，扩大声势，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正式将原五个师十个旅，扩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两个航空大队。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刘植炎、邓粤铭分任航空大队长。另将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由翁照垣任军长。军委会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基层军官。还以扩编、加委的办法，尽力争取福建的地方实力派，如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为第十四军番号，对周志群、陈齐瑄部分别授为独立师。对省内的民军加以招抚和改编，维护地方治安。在一些乡、村组织农民自卫队。总之，力图扩大武装，增强对抗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四）文化、教育改革：废弃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和内容。闽府文化委员会发出通令，“所有从前各学校所授之党义课程已不适用，应即停止”，对教科书内“宣传国民党文字，一律删去”(111)。在学校中增设政治课，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社会进化史、生产人民政权的意义等课程。着重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教育原则，要求以政治、军事、劳动三点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生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主张从小学起，就向儿童灌输生产劳动知识(112)。
文化委员会还制定了各校学生会、县市学联会条例，颁布青年学生训练大纲及活动方案(113)，要求“根据人民革命理论纲领及政策实施之”，“使学生在革命的新学制施行中以自动自律的革命精神拥护革命的教育之实施”。闽府把原福建《民国日报》改为《人民日报》，设立人民通讯社，出版政府机关刊物《革命政权》，宣传抗日反蒋，阐述生产人民革命理论。并派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派胡秋原等筹办“人民大学”(114)，力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五）对外关系：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其目的，不仅在建设真正民主之中国，尤在排除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以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适当步骤与各国订立平等互惠的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原则。新政府成立后，曾电告各国政府不要支持南京政府，同时在《对外宣言》中严正指出：“吾人不得不敬告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115)人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向福州、厦门、三都澳海关进行交涉，经洽商确定，海关用人行政仍归税务司按原规定办理，上述三海关关余每月以42.5万元解缴给闽府财政部(116)。从1934年1月起加征10％的附加税(117)。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曾通过撤销领事裁判权，废止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的决定(118)。福建事变揭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但在对日斗争方面实际表现很软弱。日本政府早已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对闽变极为关注与不安，曾致电给驻福州日本总领事守屋和郎说：“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而致危及旅华日侨之生命财产，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119)随后，驻福州的日本警察曾对一些军事要地进行非法侦察，日本浪人在福州南台蓄意滋扰，福建政府逆来顺受，未予过问。对其他列强在闽的势力和特权，基本上也是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对日、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进出沿海港口，也无法制止。厦门的鼓浪屿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南京政府特务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破坏福建新政权的基地，闽府也缺乏勇气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之，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出现，表明了国民党营垒的进一步分化。他们揭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把原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口号、方针、政策，包含着反帝、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独裁统治的内容，主张实行民主、发展民族经济，说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在思想理论上存在混乱，缺乏科学性，使其所颁布的纲领和措施大多难以贯彻执行，加上由于敌人的破坏，内部困难重重，连有些可行的政策也未能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得到国内外一部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厦门市各界11月24日于中山公园举行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有72个团体二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等决议，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120)。同日，漳州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群情激昂，一致通电表示讨伐蒋介石，拥护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权利宣言等(121)。此外，龙岩、沙县等十余县也举行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集会和游行欢庆新政府的成立。福建省内各社会团体发通电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例如福州工联会发出通电表示，“谨率全榕十余万工友，一致拥护，誓为我人民革命政府后盾”(122)。农民团体、文化总同盟、妇联、学联、记者联合会等也明确表示：“革命的高潮来到了，劳苦的大众们！自动的起来吧！我们以血和肉来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掌中夺取我们的自由，救我们的民族。”(123)
省外的社会团体和爱国志士对福建事变也有所响应和支持。例如，四川成都四十五个生产同业和知识界团体，组织“四川省会生产大同盟”，决议对闽府“所布政纲绝端接受，并竭诚一致拥护，除派员分赴各县组织并宣传外，谨此电陈，伏候垂察”(124)。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理事吴迈到闽进行实地考察和参加革命活动后，向在上海的史量才、黄任之（炎培）致电告以耳闻目睹的实情，认为“此间秩序甚为安定，金融活泼，首领团结，朝气蠢然，绝不如沪报强制反宣传之所云”，要求“速赋同仇，群起讨贼”(125)。
一些海外华侨也来电表示支持。如马来亚、日、越南侨胞来电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他们认为“新政府告成，揭橥讨贼，抵御外敌，明定国本，中外腾欢，望即誓师，以苏民困，同侨筹助，先睹成功”(126)。菲律宾爱国华侨致电闽府表示：“本团除切实组织革命势力，以为钧府后盾外，谨代表十余万华侨生产大众，向钧府表示竭诚拥护，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127)致公党总部致电表示“誓作经济后盾”，加拿大等地致公党也纷纷致电祝贺和支持(128)。朝鲜爱国志士金文专程到闽参加人民政府的革命运动(129)。法国记者士力特女士到榕考察人民政府革命真相，多次采访人民政府领导人，对闽变表示“深切了解，甚表同情”(130)。
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福建事变的发生，闽府的建立，使蒋介石极为忌恨和震怒。他的“正统地位”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中华共和国”，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加以消灭，进而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他与汪精卫急忙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131)。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严厉鎮压的决心早已确定，而对其武力讨伐的军事部署则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当“闽变”初起时，蒋、汪慌乱，一时拿不出应变之策。蒋甚至“终日徬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其内心的苦恼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132)。他们害怕因闽变而发生连锁响应，打乱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全盘计划；更怕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与红军结成军事联盟；又怕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自立政府。有鉴于此，蒋、汪分别在南昌和南京一唱一和，寻找尽快扑灭闽变的时机和办法。蒋于闽变爆发的当天即曾电告国民政府，要求对闽变一面用政治解决，一面调军严防浙、粤边境，并连电黄郛通报闽变情况，要求提出对策。南京也电召湖北省主席张群入京，孙科则急忙从上海回南京参加谋划。
南京政府首先以“叛党乱国”、“联共勾日”的罪名对闽变大肆攻击污蔑，煽动国民党各派势力对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的怀疑、愤怒。闽府揭幕当晚，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三八四次中政会上，声称定要严厉处置闽变，在通电中攻击闽变为“叛乱”，认为“若任其猖獗，则荼毒生民，危害国家，为患不堪设想”(133)。继而他在京、沪等地咒骂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134)。11月22日起，蒋介石连发《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告将士长官电》，斥责陈铭枢等人为“联共叛党”、“降敌通匪”、“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又配合发表大批社论、消息，诬称闽府“背叛党国，毁裂纪纲”(135)，借以引导国民党军队仇视闽变，但未见他省起而响应。粤、桂两省虽借机指责南京，却与闽方敌对，从而使南京当局态度更加强硬。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136)，接着又对他们发出通缉令。
其次，蒋汪利用其中央地位，制造各地方效忠中央，激烈声讨闽变的声势。蒋的家乡浙江省最早通电指责陈铭枢等，并表示相信“中央安定国本，保障民生，德威所及，必能戡逆谋于乍著，定变乱于俄顷”(137)。国民党各绥靖区的军事首领，由蒋的嫡系领头，陆续通电表态。江西的熊式辉致电斥责李济深等“潜窃福州，联匪事仇，毁党叛国，改元易帜，逆迹昭彰”(138)。华北的何应钦、河南的刘峙、西北的朱绍良、安庆的刘镇华、汉口的何成濬等都通电声讨闽变，要求“中央速决大计，严厉制裁”(139)，并表示愿“执戈待命，为国前驱”，“赴汤蹈火，所不敢辞”(140)。
第三，蒋汪费尽心机地分化瓦解闽、粤、桂联盟，并抑制了一些地方势力准备响应闽变的举动。两广原同十九路军订有盟约，闽变次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曾联名电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要求共同反蒋，表示“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期发动，嬴政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安国定邦，沛公继起于后，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141)。胡汉民等公然指责闽变为“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142)。陈济棠在蒋介石拨200万元巨额补助金，并允诺更多政治、经济条件的拉拢、收买下，对闽方背信弃义，一面屯兵粤闽边界，一面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停止协饷，扣押十九路军过境的军火、武器，还以保境安民为名，调兵遣将，准备随时入闽。蔡廷锴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谴责陈济棠等的倒行逆施。
闽方与一些省份如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山东、陕西等原来是有所联络的。但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加上闽府一些政策措施的失当，因而没有获得这些省当局的响应。方鼎英曾拟在湘西起义，也策动不起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虽在上海致闽方当局一面表示赞同闽府反对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中央党部，取消党治，还政于民，而对变更国体，改国旗，取消国民党等主张则认为“实难赞同”。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曾到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闽变，但未见实际举措。
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报纸如上海《申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曾经发表比较公正的评论。有的认为：“闽局发生的责任，中央政府一班当局应该自负。不说别的，如今闽局中重要而且最有力的号召是‘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倘把两年的历史看看，就应该惭愧无地。”同时指出：“闽方的借以号召的一切原则，武力都不能消灭。”(143)这些都表明一些中间势力对闽府敢于揭起反蒋旗帜表示一定的欢迎，但他们对变更国体等举动，在当时仍不愿公开支持。
十九路军曾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但在蒋介石的蛊惑下，闽变在华侨中所得到的反应不够热烈，有不少人持消极观望态度，甚至有的表示反对。如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华侨曾公开声明：如闽府不改正政策，“则拒绝对闽经济合作”(144)，等等。同时，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和军事特派员潜入福建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工作，收买和策动一些地方实力派和不坚定分子倒戈。
此外，蒋介石还极力拉拢帝国主义各国支持南京政府而扼杀闽府。南京政府曾照会各国政府，请求拒绝承认福建人民政府并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英、美、法等国迅速予以答复，电称“对此皆表同情”(145)。当时的苏联急于与南京政府发展关系，对闽变也进行指责，苏《消息报》甚至发表评论认为，闽变领导人“所宣示之口号无论如何激烈，彼等与中国之真正革命运动绝无共同之点”，“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146)。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大使有吉到南京访问汪精卫，声明日本无意援助闽变。蒋、汪立即派与日本有较深关系的陈仪赴日本，以厦门不驻兵为交换条件，请求日本协助镇压闽府。1934年1月，日、英、美借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日舰派480人，英舰派40人，美舰派30人，强行占领福州要地，配合蒋系军队进攻福建人民政府。
当蒋介石对福建大搞政治攻势的同时，不断派飞机袭扰福建重镇，又派军舰封锁福建海面，给闽府造成沉重压力。他在南昌根据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非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与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紧张谋划后，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九个师，又从南京、杭州抽调两个师，合计十一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嫡系部队(147)，分三路向福建进攻。他声称：“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148)其军事部署是：
以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于11月底由江西南城辗转进闽北浦城，继占政和、屏南，1934年1月初对水口形成包围态势。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驻地南京、杭州等地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投蒋后改为三十九军，归张指挥。该路军于1月初完成对古田县的包围。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通过部分苏区，经邵武、顺昌与刘和鼎部配合，1月初包围了延平（今属南平市）。另外，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大部分飞机于浙南、闽北，执行侦察、轰炸与战役配合；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进行海上的侦察与封锁。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展开攻击(149)。
福建是四战之地，闽府军除因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均要设防，当时部队经整编号称七万余人，实际上基干部队十九路军仅约五万人。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若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缺乏机动作战能力。闽府领导人曾寄希望于各地响应事变，群起攻蒋，对自己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对蒋的残酷镇压掉以轻心，曾认为“蒋介石根本无一可调之兵”，“目前集中浙闽边境者，仅赵观涛、张治中等数师，此种军队，十九路军不知遭过多少，实不值我人一击”(150)。
直到12月中旬，蒋介石大军压境时，闽军委会才在福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有三种方案，蔡廷锴主张集中主力于闽北，趁蒋军入闽未稳之机，先歼灭刘和鼎部，继迎击蒋军先头部队，争取主动。蒋光鼐等提出将主力调闽南，背靠广东，西与红军联合，与蒋军作持久抵抗，或率主力打入浙东，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保卫福州。经过辩论，多数赞成固守福州，形成决定。按照这一方案，十九路军调集主力部队集中于福州周围。原驻闽西、闽北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第六十一师撤回福州，相继放弃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顺昌、将乐、泰宁、永安等阵地。原驻泉州、莆田、仙游等地的第二军第二师、第三军第三师、第四军除留周力行一个团外，都调进福州地区。闽北前线只留谭启秀第五军，分驻延平、水口、古田等战略据点。这种部署将福建兵力的三分之二，号称四个军，实有兵力21个团，四万余人，集中守卫福州。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兵力有11个团，约二万余人。这显然有利于蒋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利于十九路军的战略防御和机动出击，以至于使闽府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蒋军对闽北重镇延平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司徒非率一个团一千余人据险顽强抵抗。在蒋军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攻击和轰炸及宋希濂等几支部队轮番冲击下，天险九峰山失守，守军被迫投降。1月6日蒋军占领延平。
在蒋军对延平发动猛攻之时，闽府再次于福州召开军事会议，陈铭枢等被迫变更原来计划，决定全军主力从福州分路西进，一路经大湖、雪峰驰援古田；一路沿甘蔗、白沙、水口开向延平。不料延平骤失，它与福州之间的战略要地水口也于1月7日遭蒋军猛攻。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军部和两个团在此驻防。在蒋军李延年、李默庵、李玉堂共三师十二个团及其他部队协同进攻下，第五军无力坚持待援，当晚水口陷入敌手，谭启秀单身乘木筏突围。此时，蔡廷锴、蒋光鼐等又获悉蒋军有趋永泰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后路的迹象。1月8日，经白沙军事会议决定，十九路军向闽南撤退，企图背靠广东与苏区，保存实力。蔡廷锴命第四军军长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通知闽府各机关和人员作撤退安排，决定主力南下，在峡兜附近过乌龙江，命区寿年第三军先占仙游，掩护主力，又命毛维寿第二军速占惠安、泉州等地。
古田位于福州的西北部，丛山环抱，形势险要，是福州的重要屏障、战略要地。原由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赵一肩率三个团防守，此时已被张治中率领下的蒋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团团围困。张定下了“此次攻取方略，先攻延平，次攻水口，两地克服，则古田之敌如瓮中捉鳖，可避免攻坚所受之牺牲”(151)。此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十九路军主力南撤，古田守军陷入绝境，遂于1月12日被蒋军占领，至此闽北战事结束。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军政部次长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暂设延平。
1934年1月12日晚，李济深、陈铭枢等与十九路军及海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此时闽变当局已难以驾驭福建局势，卢兴邦等已倒向南京，致使福州与永泰、仙游等地间的交通受阻。南京的海军陆战队先后在连江、福清等地登陆，福州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十九路军当局经仓促讨论决定，当晚开始行动，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一路经洪山桥，由福湾公路的湾边角出发；另一路是主力，由福峡公路的峡兜过乌龙江，分别向预定目标前进。1月13日，设于福州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当天，蔡廷锴等通电表示将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继续坚持战斗。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福州。蔡廷锴暂留福州，处理善后，并商请萨镇冰维持福州秩序等事宜。1月15日，十九路军安全过江，蔡廷锴离榕赴泉。16日，南京政府海军陆战队及蒋鼎文率部占领福州，同时下令所属各部对十九路军继续追击和堵截。
南京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十九路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在仙游以南与十九路军张君嵩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十九路军主力撤离涂岭一线。担任后卫的部队又在莆田阻击蒋军，保证十九路军主力南下泉州。蔡廷锴曾下决心在泉州地区组织反击战，苦撑残局，力图使十九路军能在闽粤边界立住阵脚。他离福州后于16日至莆田，主张先集中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遭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17日，蔡廷锴率部由莆田经涂岭抵泉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实力，宣布将一方面军部队交毛维寿代指挥。当晚，蔡乘机抵漳州。
掌握着十九路军主力指挥权的毛维寿早有归降蒋介石之意。这与戴笠派遣特务潜入福建策反有关。戴笠曾派特务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等许以高官厚禄。当十九路军向闽南退却时，戴笠赶往厦门，亲自指挥策反，并到漳州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毛维寿、沈光汉等降蒋。毛维寿先是有意放弃晋江口洛阳桥的战略要道，让蒋军轻易占据，致使十九路军聚集的泉州无险可守。在此前，黄强已于1月9日将厦门交给南京政府海军要港司令林国赓，所带部队被收编。20日蒋军从厦门嵩屿港登陆，占领同安、漳州，切断泉州十九路军西撤之路。这时，蒋军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奉命进泉州，找张炎等接洽。1月21日，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表降蒋通电，宣称：“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除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152)经十九路军代表与蒋介石方面接洽，决定将十九路军缩编为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共四个师。毛维寿被任命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1月22日，蒋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玖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形成包围的态势。闽府第一方面军参谋处长范汉杰暗通国民党当局，使蒋介石对闽方军事了如指掌。蒋鼎文拟定收编十九路军办法，营长以上离营，余则点械收容。蒋介石即日复电照准，令十九路军集合莆田、福清、惠安听候改编。次日，蒋鼎文电泉州十九路军将领，限三日内作出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至25日晚仍未开出泉州。30日，蒋军以重兵相逼，强行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统率所部。不久又制造借口将各师缴械，强令各师分赴河南归德、开封等地整训，并将连、营以上军官全部更换为蒋军嫡系，彻底肢解了十九路军这支闻名遐迩、战功卓著的抗日军队。
蔡廷锴退抵龙岩时，尚有周力行团及余部四千余人。蔡曾拟与闽西地方武装傅柏翠等合作，以游击战同蒋介石周旋。由于粤军陈济棠等的步步进逼，使他感到坚持反蒋已无实力，参加红军又无决心，最后决定让余部接受粤军改编为一个旅。闽变领导人李济深等分别离龙岩往香港后，陈济棠将这个旅缴械遣散。周力行（即周士第）果断机智地投奔苏区，幸免于难。徐名鸿在通过广东大埔时，被粤军查获，并以“叛国叛党”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名鸿临危不惧，曾言：“死后如立‘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吾愿足矣。”(153)2月上旬，蒋军第三师进驻龙岩，至此，闽府的最后一块基地，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也完全丧失了，“闽变”终于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福建事变发生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遭受蒋介石镇压，革命形势发生曲折的变化，闽变的领导者敢于冲破南京统治集团的牢笼，打起抗日反蒋联共的旗帜，表现了爱国主义与革新政治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事变的迅速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仍比较强大，尚处上升的时期，以福建一隅之地和一军之力，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实际上闽变的领导者对局势的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以为可能出现“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轻敌思想，认为蒋介石抽不出兵力前来镇压，从而没有作坚实迎敌的准备。在政治措施上又有些失当，例如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下孙中山遗像等，这些做法也使自己陷于孤立。在人民政府内部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内部不能统一，又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奸细的严重破坏。福建人民政府作出联共的决定是可贵的，但在当时对联共和军事合作仍存有疑虑，态度不够坚定。在中共方面虽有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正确支持，但由于左倾领导占据统治地位，使双方的合作大打折扣，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闽府领导人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方面虽作了一些工作，远远不够，因而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事变在当时的条件下遭受失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失败得如此迅速，以至使一支英勇善战的铁军顷刻间被消灭，则令人感到意外，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其正义性和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闽变”的领导人后来也大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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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53页。
(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7页。
(4)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18页。
(5) 《蒋介石致张学良有电》，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63页。
(6) 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7) 《大公报》（天津），1933年1月13日。
(8) 《国闻周报》第10卷第5期。
(9)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73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1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3) 《大公报》（天津），1933年2月19日。
(14)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15)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396页。
(17)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18) 《申报》，1933年3月10日。
(19) 《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快邮代电》，国民政府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1) 《蒋介石致张学良、何应钦鱼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14页。
(22) 中国艺术公司：《长城血战记》，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第2页。
(23)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93页。
(24)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25) ［日］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102—103页。
(26)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27) 《汪精卫致黄郛养电》，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9页。
(28)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漾未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561页。
(29)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回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562页。
(30)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561页。
(3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32) 政协河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33) 高树勋等：《察哈尔民众同盟军》，《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15页。
(3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35)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5—100页。
(3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37)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96—197页。
(38)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62页。
(39) 《申报》1933年7月16日。
(40)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9—220页。
(41)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58年编印。
(42) 《一月来之中国·察哈尔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1933年8月15日。
(43)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4—205页。
(44)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6-207页。
(45)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01页。
(47) 《华北日报》1933年7月30日。
(48) 《晨报》1933年8月3日。
(49)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5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刚到香港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51)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52) 《庸报》1932年5月18日。
(53) 见《中华民国海军通史》，第333页。
(54) 《国闻周报》第9卷第38期，1932年9月20日。
(55)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4页。
(56)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7) 《山东省政府公报》第199期，1932年10月2日。
(5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70页。
(59) 《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9月28日。
(60) 《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61) 《新闻报》1932年10月22日。
(62) 《庸报》1932年10月23日。
(63) 《新闻报》1932年10月26日。
(64)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第270页。
(65) 《国闻周报》1931年4月6日。
(66) 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67) 乔诚等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68)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69) 萧波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70) 《刘湘》第127页。
(71) 《刘湘》，第128页。
(72) 《刘湘》，第129页。
(73) 周东郊编：《盛世才祸新记》之二，油印本。
(7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75)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78页。
(76) 吴蔼宸：《新疆纪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页。
(77) 《中央日报》1933年6月19日。
(78) 《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
(79) 吴蔼宸：《新疆纪游》，第118页。
(80) 《中央日报》1933年7月7日。
(81) 《申报》1933年8月2日。
(82)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
(83) 《蔡廷锴自传》上册，第296页。
(84) 《申报》，1932年5月24日。
(85) 《庸报》，1932年5月29日。
(86)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8月2日。
(87)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9月23日。
(88)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89)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8页。
(90) 《民国日报》（福建），1932年11月17日。
(91)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92) 《庸报》，1933年1月7日。
(93)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5月2日。
(94)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1页。
(95)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96)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14—415页。
(9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
(98)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全文，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
(99)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2页。
(100) 福建省政府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公函（1933年11月18日），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4—6页。
(101) 《民国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0日。
(102) 《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情形详记》（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8—9页。
(103)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0日自福州发），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12—13页。
(10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05)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6页。
(106)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9期。
(10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6日。
(10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日。
(10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5日。
(110)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11日。
(111)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2、13日。
(11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0日。
(11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30日。
(114) 《北平晨报》，1933年12月7日。
(115) 《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3日。
(116)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5日。
(11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7日。
(118)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19) 记者：《闽变始末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2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3日。
(121) 《江声报》（厦门），1933年11月26日。
(122)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1月24日。
(123)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1日。
(124)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9日。
(125)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4日。
(126)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14日。
(127)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9日。
(128) 《人民日报》（福建），1934年1月6、11日。
(129)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9日。
(130) 《人民日报》（福建），1933年12月22日。
(131)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2) 符昭骞、郑庭笈：《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4页。
(133) 《救国通讯》第59期，1933年12月7日。
(134)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30页。
(135) 《申报》，1933年11月23日。
(136)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7) 《国闻周报》，第11卷第49期，1933年12月11日。
(138) 《申报》，1933年11月24日。
(1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0) 《申报》，1933年11月23、26日。
(141)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
(142) 《闽变续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8期。
(143) 《解决闽局的合理途径》，《益世报》1933年11月23日。
(144)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5)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2日。
(146) 《大公报》（天津），1933年12月8日。
(147) 《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148) 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1956年增订本，第159页。
(149) 宋希濂：《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150) 《江声报》（厦门），1933年12月11日。
(151) 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2) 《江声报》（厦门），1934年1月22日。
(153) 转引自冯玉祥1935年3月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