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内战调处与和平运动

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三方均不满意的调处

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打是为了获得与己有利的谈，谈是为了掩盖打。蒋介石虽然还在公开场合谈论和平，但在内心里，他已承认其通过和谈拘束中共战略的失败，对中共采取了誓不两立的态度。7月18日，蒋在青年军复员工作检讨会上讲话，称国民党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要彻底消灭共党，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党发动全面的斗争”⁽¹²⁷⁾。在此前后蒋作类似的演说不止一次，其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中共的方针已经无可更改。在这种方针下，国民党干脆回避谈判一事。中共方面还在作谈判的努力，然而照马歇尔对叶剑英所言：这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坦承：“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¹²⁸⁾

7月15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¹²⁹⁾。司徒雷登长期在华活动，可谓中国通，他出任大使出于马歇尔的极力推荐，因为马氏认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和围绕着委员长周围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决定性影响力使我确信，我需要在调解努力中，获得一位有着无可争议的品行和诚实，并在中国有长期经验的美国人的帮助”。“司徒雷登博士对于中国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熟练掌握，以及国共两党对其共有的尊敬，使他成为参加调解努力的极好人选。他的参加将可抵消对于我缺乏对中国事物了解的批评”⁽¹³⁰⁾。司徒雷登的任命确实为美国调停带来了新的动力，无奈其时运不济，没能挽救美国调停的命运。

自7月中旬起，蒋介石避居庐山，等待战况的发展。此时国共谈判已经中止，只有美国人还在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对于美国的调处，蒋的方针是“使马歇尔氏明了欲完成其调解之使命，不在单独使国共两党妥协之一途，而应另觅途径，即先协助政府用军事解决，然后再收抚之，此乃剿抚兼施之道也”⁽¹³¹⁾。马歇尔不顾盛夏酷暑，仆仆风尘，自7月18日至9月15日，八上庐山，奔走于南京庐山之间，虽然还想努力挽救危局，但实际上也不过是随着蒋的方针转而已。

8月1日，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由国共双方各二人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加上他本人，以达成打破僵局的协议。5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蒋同意司徒的建议，但重提6月所提诸条件，并称这是“最后之条件”，“为政府最大限度让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则应断然中止谈判，不可再予以拖延之机会也”⁽¹³²⁾。次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意见。周恩来回答司徒：蒋的要求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美既为调解人，应主持公正，判明内战责任在蒋，不能形式上不管，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仍是参加内战，不能卸脱责任。会见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必须一面在准备全面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周的判断与答复⁽¹³³⁾。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的有限。

对于谈判的僵局，美国人很不满意。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行动与美国在华所要达成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在8月10日将一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请其转蒋，信中称：“本人自向阁下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本人特使以来，曾密切注意中国之局势。深以为憾者，本人不得不断言，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属徒劳无益。”“除非短期内能见明证，使人确信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解决已有真正进展，否则欲期美国舆论继续对贵国持优容态度已不可能。进而本人必须重新确定美国立场并向美国人民加以说明。切盼不日可闻阁下之积极表示，冀其有助于实现贵我双方共同宣布之目的。”⁽¹³⁴⁾当天，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称为了结束目前中国日渐滋长之冲突已用尽全力，但冲突仍在天天扩大，蔓延全国，有演至不可收拾之势。国共双方尚有若干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无法获得协议，以至不能发布完全停止全国冲突的命令⁽¹³⁵⁾。马歇尔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本人的多次谈话中曾强调，美国不会担保中国的内战，美国的目标是一个统一和新生的中国，而不是如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是使共产党就范。马歇尔告诫国民党，政府遵循的策略是压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然而这种努力反为共产主义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以财政和经济状况为例，认为军事行动的继续将使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内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为共产主义提供迅速滋生的土壤，提供颠覆政府的极好机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¹³⁶⁾。18日，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以此作为促使国民党“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唯一手段”，同时亦符合“给予国民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的原定政策⁽¹³⁷⁾。

面对美国人的压力，国民党内的反应不一。正在巴黎开会的外长王世杰连续致电蒋介石，认为“倘我不采若干步骤，致使马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状况，美国政府将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基于此种考虑，认为钧座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需更作六个月之忍耐，拟请责成俞部长大维等，与马歇尔及中共，就业经商有成议之约定整军等事先行成立协议，六个月内，如该协议不能实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动”。蒋介石以此令陈布雷研究意见，陈认为，王“对美国舆论非常顾虑，常恐因坚持中共撤退苏北，而影响马歇尔之使命与美国对我之观感”，对王不无揶揄之处。他提出，如蒋认为“马帅态度尚不如其声明之焦急，拟请钧座将最近与马商谈情形电告雪艇（即王世杰——作者注），以安其心”；如蒋“亦认为美国当局对谈判停顿畏怯太深，而有另发声明之可能，则似宜对当前僵持之局，有以缓和之”⁽¹³⁸⁾。在这种情况下，蒋既未接受王之意见，但又不能不对美国人的表示略予敷衍。8月14日，蒋介石在纪念抗战胜利周年文告中，提出召开国大、遵守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停止冲突等主张，19日，蒋函复杜鲁门，解释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政策，指责中共不能合作，称将“竭尽所能，排除万难，与马将军取得合作”；继表白“政府方面，亦不免有少数分子曾有错误之行动，但比较共产党之公然破坏协定，其程度相去甚远。政府方面，如再发见类似错误，则将予以严厉之处治”；表示“切盼共党方面能接受余之意见，政府方面必将尽一切可能使此等达到和平民主之步骤，迅速成为事实”。但是，蒋并未提出具体主张，而私下在日记里仍表示“坚持我一贯之政策，决不为任何环境压迫而有所动摇”⁽¹³⁹⁾。说明蒋介石此时仍寄希望于靠军事解决问题，无意真正言和。

马司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调处和谈判实际处于停顿。中共认为“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此时谈判的目的则在于“揭露蒋及逼美表明态度”⁽¹⁴⁰⁾。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马歇尔在3月回美国前，“声望是很高的，因为他当时的行为一般是公正的。他对于和平民主的原则是坚持的，他对于顽固分子是曾予以斥责的”；接着批评马氏，“并不为已成的协议之实现去奋斗，却不顾已成的协议，而来重新‘调处’，这样，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肆无忌惮，美国反动派也越来越肆无忌惮，马歇尔自己的地位就越来越低”⁽¹⁴¹⁾。这表明马氏已经失去中共曾有的信任，已被中共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的中立调处者地位很难继续维持。中共的谈判策略此时也有了重要变化。9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认为“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条件是国民党军退出被侵占的解放区，并从江北撤退二分之一的兵力到江南，“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¹⁴²⁾。此后，这个方针被概括为恢复1月13日的“地区和军队原状”，“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¹⁴³⁾。

周恩来在南京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谈判中，坚持进一步的谈判必须在停战条件下进行，并询问马、司两氏，如果改组政府谈成了，蒋介石是否可放弃自己的条件，立即停战并根据政协决议成立国府委员会。马、司两氏均表示不能保证。周告以如此谈判不过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在美方坚持下，8月29日，中共同意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美国代表司徒雷登组成。在国共代表的非正式接触中，国方代表表示只谈改组政府，不谈军事和停战问题，中共表示如此则改组政府无从谈起，何况国民党坚持不同意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拥有否决权，不同意放弃蒋介石的各项条件，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一直无法正式进行。蒋介石并坚持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和停战的条件是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并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双方的立场各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9月13日，马歇尔第八次去庐山与蒋商谈无结果。16日，周恩来自南京飞抵上海，行前他以备忘录致马歇尔，提出：“六月休战以来，一切迂回曲折之办法均已试验失败，无补时艰，且徒使好战者拖延时日，蒙蔽舆论，扩大战局，祸害人民。因是，我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谈停战问题。”并对马氏请其回京续谈的来信，表示不愿再进行无意义之磋商，除非重开军事三人会议，否则自己将不返南京⁽¹⁴⁴⁾。中共对于美国和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在毛泽东9月底会见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有明白无误的表示。他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¹⁴⁵⁾

9月底，国民党军队在解大同之围后继续进攻张家口，引起了中共的强烈反应。张家口是中共当时在华北占有的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国民党在以前的谈判中对张家口的地位一直未表示异议，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指示周恩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军攻占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次日，董必武向马歇尔转交了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蒋介石和马歇尔的备忘录，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¹⁴⁶⁾然而此时国民党军事进攻连连得手，蒋介石判断中共急切要求停战是无力再战，因此坚持攻下张家口后，再考虑停战，以在军事压力下“促使共党参加国民大会”，“如共党再不接受，亦可使美国了然于共党之悖乱也”⁽¹⁴⁷⁾。对于与国民党有二十年对抗史的中共而言，这种以战迫和的手法很难取得成功。

9月底10月初，马歇尔为美国的调处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战，一方面要求中共参加和谈，企图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解决自己面临的尴尬局面。10月1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内称：“政府现显然采取以武力解决基本争执之政策，此即以全面攻势强制其遵照政府之条件及要求，余实难同意。……现余仅欲表明者，即对于停止冲突之协议，应即获得协议之基础，而不再彼此提出条件及反条件，而致拖延谈判之进行，否则余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请其将余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工作。”他还在与蒋的会谈中表示，“本人代表美国政府，若因本人之处置与地位，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担负道义上之责任，则诚非本人所愿者，故战事不停，则本人只有请求回国之一途”⁽¹⁴⁸⁾。但蒋介石对马氏的努力反应冷淡，他在2日给马氏备忘录的回复中仍坚持中共先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蒋在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上故作让步，提出中共与民盟委员十二名外，中共可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规定中共军队驻地并限期进驻后，再行停战。他并对马歇尔当面表示，国民党必待收复张家口之后才能考虑停战⁽¹⁴⁹⁾。但为了给马歇尔一点面子，6日蒋在与他的会谈中提出，如果中共接受他在2日给马备忘录中的两项条件，政府军可以对张家口休战十天。对蒋的建议，就连马歇尔也认为中共“必将拒绝”，而且表示对所有问题是否可在休战期内解决“实无把握”，“对于短期休战办法之成功性，颇为怀疑”。他不无悲哀地感觉：在政府继续使用武力并拒不停止对张家口进攻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调停而这场战役却进行到底，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美国的公正立场已经成为疑问⁽¹⁵⁰⁾。

10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对国民党提议和美国调处的应对方案。认为国民党正进攻张家口，表明其无意真和，中共应采取强硬立场，国民党如不同意停攻张家口，不同意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则应表示一切不谈，对美国调处亦不必表示挽留⁽¹⁵¹⁾。9日马歇尔亲到上海，促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周告马氏，蒋介石的要求“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敦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周恩来向马歇尔重申了中共的要求：只要国民党政府军停攻张家口，则中共愿意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在军事方面，双方军队在关内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恢复6月7日的位置，规定双方军队驻地；在政治方面，国府委员中共与民盟合占14席，行政院与国府同时改组，依据政协原则制订的宪草提交国大并保证通过，国大召开日期和代表名额分配由政协综合小组决定，各党派向改组后的政府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地方政权维持现状待政府改组后实行地方自治⁽¹⁵²⁾。马氏的努力再遭失败，而且与中共的关系也到了非常僵的地步⁽¹⁵³⁾。10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现时一切所为均在为分裂时责在彼而不在我”，“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不发生配合问题。你们只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不在我一点便好，对美蒋欺骗取坚决揭露方针，对马司退出调停之表示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我即应考虑退出执行部”⁽¹⁵⁴⁾。此时的调处对于国共美三方面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的八点办法，主要内容为实施6月达成的有关恢复交通、军调部调处办法和东北军队驻地方案等三项协议，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商决，五人小组成立之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宪草委员会商定宪法草案后交国大讨论，在中共同意以上各点后下令停战，同时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¹⁵⁵⁾。中共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后，即宣布开国大，此时又提出此一声明，表明其“方针是政治大攻，军事大打，现在他骄气正盛”，中共决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屈服⁽¹⁵⁶⁾。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提出：“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¹⁵⁷⁾蒋的声明遭到中共的拒绝，此后的政局转入围绕国大召开问题各方之间的纵横捭阖，第三方面登场，美国调处反退居二线。

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自东北战争爆发之后，国共商谈没有进展，6月停战令到期前后，国内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声。在这样的呼声下，国内一度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反战活动。

6月8日，以马叙伦领衔，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马寅初、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内称：“国内人情，莫不深厌战祸，盖中国既为世界政局未来之枢轴，而战焰复燃，足以外召凌侮，内致崩离，公论皆谓抗战已终，一切皆属内政问题，自宜揠息干戈。”⁽¹⁵⁸⁾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¹⁵⁹⁾，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止内战。车至镇江，即有自称为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车纠缠，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受到名为苏北难民代表实为国民党组织人员的围攻。据马叙伦日记所记，由于请愿代表不听这些人的鼓噪，车站内“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包，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¹⁶⁰⁾。民盟在向国民党的抗议中指称：“在场军警时多时少，时远时近，始终不为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时拖延至夜深十二时，前后历时五小时余，以首都重地，军警如林，而不能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窃不能不怀疑吾人为有政府抑为无政府。此断非可以防范疏忽等论调推卸责任者。”⁽¹⁶¹⁾请愿团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请愿不要再打内战。蒋介石告诉他们，“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¹⁶²⁾。然不及一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更严重的事件接踵而来。

7月中旬，在全面内战的低压气氛中，云南省会昆明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引起国内各党派、一般民众和舆论界的震惊和广泛关注。11日晚，战前以“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偕夫人外出访友并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四天之后，15日下午，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回家途中遭暗杀而逝。出事前，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临出门前，他又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¹⁶³⁾结果，闻一多以身殉言，终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案发后，昆明形势空前紧张，民盟在滇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至美国领事馆暂避，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则被查禁。

这两次暗杀发生在昆明不是偶然的，昆明长期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龙为了与蒋抗衡，对民盟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赞助态度，兼之因抗战而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昆明成为民主派活动的基地，久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赴越接收迫龙云下台，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学生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派活动失去奥援，又值国内形势紧张之际，云南国民党当局遂有此举。从5月份起，昆明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刊物即不断传出对民盟以至李、闻二人不利的谣言，诸如民盟成员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李公朴携款到滇等等，且越传越甚，情节已至离奇程度。迫使民盟云南支部不得不于6月底连续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民盟所持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团体⁽¹⁶⁴⁾。然此种表示并未使云南的主政者有所收敛，各种谣言、威胁仍不断出现。案发地点附近，军警机关密布，但却无人出而过问，刺闻更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后凶手从容登车而去，可见这决非一般凶案。

李闻案发之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内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李闻案又有明显的国民党方面背景，此一行动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当政的国民党难辞其咎。李闻案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大公报》在社评中写道：“李公朴这个人，本如鸿毛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使李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¹⁶⁵⁾当事主角民盟由其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声明此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¹⁶⁶⁾。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直接批评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¹⁶⁷⁾不仅如此，这两次暗杀事件，原因出于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¹⁶⁸⁾，从而不能不导致民盟为自身利益向中共进一步靠拢，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在7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盟代表批评国民党拒绝再开政协会议为最重要的错误，要求立即恢复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后，民盟又批评蒋介石8月14日的文告，认为政协决议之所以未能实行，执政党比在野党之责任为大，文告所提方针完全违反政协决议，并举李闻案为例，“在此事存在之下，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不批评中共时，梁漱溟称，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¹⁶⁹⁾。可以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国民党方面策划李、闻案，本想打击反对派，但就政治影响而言，此事对国民党可谓因小失大，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却导致其政治形象的下降。

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对李、闻案的强烈反应，使国民党当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内心里，它无疑支持至少默认这样的举动，而表面上，它又不能不应付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以至蒋介石出面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抗议，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姿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抵昆明查办此事。8月2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下令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警总特务营三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以闻案凶手罪名被处死刑，此一震惊全国的大案暂告一段落⁽¹⁷⁰⁾。

反对内战的和平运动的进行，无论参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不能不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中共则持支持态度，许多反战活动本身就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建议，得到同意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的。从请愿代表的产生、请愿口号的选定，到请愿的具体方式、欢送队伍的组织等等，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具体操办的⁽¹⁷¹⁾。国民党对反战和平运动当时还不便公开镇压，只好采取暗中活动或特务活动方式进行破坏，而这又与民众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呼声站在了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在争取民众的工作中失了重要一分。如当时舆论所言，国民党的行为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处境实在尴尬。

1946年底反美运动的爆发，更使刚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国民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沈崇，在北京城中心的东长安街东单操场附近，被美军士兵强奸。自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后，美军士兵恃强凌弱、行为不检之举所在多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正值中美商约刚刚签订不久，舆论对商约确立的美国对华经济优势多有批评，使社会上形成对美不利印象。恰恰“沈崇案”发，又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文化首都的北平，最高学府的北大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年青女学生身上”⁽¹⁷²⁾，立即引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并进而扩散到社会。使社会的对美不满情绪找到一个发泄点，经过传媒的广为传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次反美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沈崇案”后，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控诉“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告同胞书提出应严惩凶手并由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¹⁷³⁾。这样的要求为此次运动定下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北大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北平以及全国大中学校的支持。12月30日，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导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北平行辕请愿，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反美学潮得到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北大名教授沈从文、周炳琳、钱端升、朱光潜、向达等48人得知“沈案”之后，致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¹⁷⁴⁾。清华大学教授绝大多数赞成罢课和游行，朱自清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吴晗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¹⁷⁵⁾。他们对此事的反感与抗议，不能不牵涉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从而演变为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诉求。向达认为，国大闭幕宪法制完就应该也算民主了，宪法的兑现程度如何，就要进行考验了。张奚若表示，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民盟在公开表态中认为，美军一日不离中国，此种暴行一日不会中止。美军在华无必要，应即退出中国⁽¹⁷⁶⁾。全国各报亦对学生行动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出于公众反应既不能公开镇压，考虑到对其极为重要的对美关系又不能听之任之，处境颇为尴尬。蒋介石对于学潮的处理原则是：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¹⁷⁷⁾。这种力图将此事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处理原则，不能化解公众激烈的情绪，负责具体处理的国民党官员又奉命惟谨，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应付公众情绪，反而刺激了运动的扩大。北平市政府虽于27日对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严肃纪律，但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当局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这种态度极易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国度⁽¹⁷⁸⁾。国民党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出语荒唐，先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为了“威信”又予否认，但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各校且有此事为中共“阴谋”的传单出现。此种言论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¹⁷⁹⁾，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无方，是学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处在风暴漩涡中心的北平各大学当局，显然不能完全按国民党的解释行事。刚刚开完国大、在学生游行当天才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态度较为温和，他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¹⁸⁰⁾。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对学生行动均表示同情。梅贻琦在北平学生游行当天上午，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由于学校当局的态度，北平游行得以顺利进行⁽¹⁸¹⁾。直到反美游行高潮过后，1947年1月4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对各地发出通令：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¹⁸²⁾。

反美学潮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领导。“沈崇案”发后，北平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认为，时机非常有利，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他们因此进行了发动学生、组织反美抗议运动的工作⁽¹⁸³⁾。中共中央得知北平反美学潮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国统区组织，在各大城市尽量发动游行示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全面内战爆发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以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后方，打破国民党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反美学潮即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¹⁸⁴⁾。连马歇尔都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虽然无疑有共产党的参加和鼓动，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一个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¹⁸⁵⁾。反美学潮过后，1月28日，成立了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3月8日，进而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两会的宣言中都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¹⁸⁶⁾。将反美学潮的政治诉求又推进了一步，为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