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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国会来源于安福俱乐部。在叙述安福国会之前，首先要交代清楚安福俱乐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它是怎样形成的。
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class="reference-link">一 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了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伸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112)。梁启超还指出：第一，“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113)。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7月24日，由梁启超起草，北京政府国务院致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改组国会的电报说：“国体新复，政府初成，国会已经解散，宪法尚未成立……则组织立法机关，实为最急之务。”电报认为恢复旧国会之说，事实上必不可行，因为明令解散之后，断无重新召集之理。且自经解散，国会之威信全失，“威信既失，精神不存，假令恢复，徒滋纷藉”。至于改选一说也不可取，因为选举程序繁重万分，调查宣布，非一时所能完成，加以初选复选需要时日，则国会成立，为期遥远。而且国会人数过多，权限不明，规制未善，不仅目前困难，亦非长久之计。电报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改组，减少国会人数，提高议员资格，“则所选必为良材，而议事庶遵轨道”。但要改组国会，必须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其是必须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的合法机关。这个合法机关，就是约法上规定的参议院。电文说：“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至于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114)
电报发出后，隶属于北洋的各省督军都复电表示赞成。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五省，则主张恢复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如前所述，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从此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9月29日，北京政府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令文指出：“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115)命令要求各省及蒙、藏、青海各长官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以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并令内务部按照民国元年筹备成立国会事务局的办法，迅速筹办预备选举。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席会议并致词。11月14日，参议院进行选举，出席人数一百零二人，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被选为议长，那彦图被选为副议长，由王印川任秘书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便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将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公布。新的修正法与旧法有两点较大的不同：一为减少了两院议员名额。当时研究系以为从前国会人多口杂，议案不易成立，主张减少人数。梁启超说：“中国地广人众，每议员一人代表公民四十余万，安能代表真正民意？而在议会则嫌其多，人杂言庞，此其所以捣乱也。不如裁减其数，政府可省豢养之费，议会易收统一之效。”(116)因此，参议院议员名额由原来的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其中一百三十八人由各省选出，其余三十人由中央选出。众议员以每百万人口选出一人，由原来的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六人。二为提高选举人资格。原法规定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新法改由省区地方选举会选出，采复选制。初选以县为单位，规定必须具有高等专门学校以上毕业、有相当资格、任事满三年，或曾任荐任以上官吏满三年、简任满二年，或拥有不动产五万元以上，或年纳税百元以上者，始得为初选当选人，参加复选。其由中央选举会产生者，规定须曾有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上，任事满三年，或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及曾任特任官满一年以上，或经营农工商年纳直接税一千元以上，或有一百万元以上之财产者。众议员初选选举人资格，亦较民元选举法规定为高。提高选举人资格，在于将选举人人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便于操纵。
《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北京政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于是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瀚、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117)大家表示赞成。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次年3月8日王揖唐在该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记述：“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之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在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又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118)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一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119)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靳云鹏也是段的门生，其受段的宠信不亚于徐树铮，同属于皖系，但与徐不睦，两人暗中争斗激烈，后来甚至站在直系—边，同倒安福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国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内凭借皖系的军事实力，盗卖国权，大借外债，操纵国会，把持政权，阻挠和议，祸国殃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了两年零四个月，其罪行罄竹难书，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二 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了国会的选举。
国会，亦称议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及其政权组织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象征。
在中国，一切民主主义者都把国会看得十分重要。但对于想实行封建独裁专制统治的军阀来说，它却是一种束缚和绊脚石，因此军阀都不喜欢国会。如前所述，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曾经将国会解散过一次，后来张勋复辟，国会又遭到第二次解散。军阀有时也需要保留一下国会，不急于去扼杀它，并不是对它有何好感，而是想利用它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把国会当作赘瘤，予以抛弃。袁世凯“剿灭”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后，为了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以便合法地进行统治，并没有立即解散国会，但当他一登上总统座位时，很快便把国会一脚踢开。
段祺瑞自然也是不喜欢国会的。国会重新开会后不久，在一些督军的策动和皖系军阀的喉舌《公言报》的鼓吹下，解散国会的论调，就一度甚嚣尘上。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和段派军阀不仅不愿让国会复活来同自己作对，即使新成立一个国会，他们也担心不听自己使唤，难以驾驭。因此，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们本想干脆不通过国会，而由临时参议院这样原本是过渡性质的立法机关来代行国会职权，因为临时参议院成员人数很少，又是经指派产生的，易于操纵，并且可以免去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国会等的许多麻烦。在这个问题上，段派主战派的领袖倪嗣冲、徐树铮主张最力。倪、徐名义上以时间紧迫（总统任期1918年10月届满），通过全国选举，成立新国会，再由新国会选举总统，已经来不及做借口，实际上是因为由临时参议院来代办，可以保证能让冯国璋下台，由段祺瑞来当总统。同时倪嗣冲自己也有想当副总统的意图。段祺瑞起初对这点也是默许的。但是，当时不仅南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则南北绝无调和之余地”(120)，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钱能训、梁士诒及段派内部的重要分子靳云鹏（已开始和徐树铮有矛盾）等，也都不赞成。4月下旬，段祺瑞南下到汉口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对南战争的军事问题外，国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列席者有曹锟、张怀芝、徐树铮、王占元、赵倜、叶恭绰及各省代表。段征求大家关于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总统的意见。曹锟（曹此时尚介乎直皖两派之间）当即起来表示反对，认为：“总统选举，固极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律所定，以示慎重元首（指冯国璋）之意，并以减反对者之口实。至所谓法律上之选举机关，自以赶行召集新国会为当。现在新国会既在办理选举，自无须临时参议院代行职权。”(121)与会者没有不同意曹锟意见的人。段祺瑞鉴于这样赤裸裸的违法毁法行为会遭到全国包括皖系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才决定不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而加速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二重性。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国会，但又不能完全不要国会。这除了为上述形势所迫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第一，如前所述，他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非法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都是政治性的，多数以国家税收为担保，但又没有一项是经国会批准的，他需要征求国会的同意，召集新国会予以追认。当时有的外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说：“夫新国会之选举，其根本主义非欲藉此以促北京与广州之调和也。其意不过欲使目下所视为不甚合法或全不合法之某种事业变为合法而已。如向日本接洽之各种借款，政府中人多与有关系，必使其立于无可驳斥之地位。而就目下言之，则无一曾经国会之通过者。夫纯粹之实业借款，固无须国会批准，而今之借款，则大多数实业其名而已。就其实际言之，悉供政治上之用，而多数以国家税入为担保，即此一端，已不得不征求国会之同意。今新国会之召集，盖即所以追认此种种借款者也。”(122)第二，既然国会是民主制度的象征，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就不能没有国会。有一个国会的存在，让它形同虚设，也比没有要好，因为它可以欺骗迷惑群众，对于实行军事封建独裁统治，多少可以起到一些掩饰作用。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国会的利与害，就看由谁来掌握国会大权。如果国会的成员多数是对立党派的人，由敌对势力掌握，于段派当然不利；如果国会中己派的人占了多数，成了自己的囊中物，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国会就能变成个人独裁或一派一系专制的御用工具。他们可以通过国会自身的权力，有效地控制内阁，并使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对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国会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掌握即将新成立的国会，首先是如何能使己派和支持己派的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的问题。
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了第二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规定参议院议员选举于6月2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选举初选于5月20日举行，复选于6月10日举行。两天后，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内阁。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集新国会。5月4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否认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为了使安福系或倾向于安福系的人多多当选，使己派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制造一个为皖系军阀统治效忠尽力的国会，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123)。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124)。
这场包办选举的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是徐树铮。从下面几封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为了使自己的同党多多入选，徐树铮是如何在其后台老板段祺瑞的支持下，密谋策划，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发号施令，指使其亲信和党羽倾力包揽选举的。
5月27日，徐树铮在岳州途次给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密电中说：“新奉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深倾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顷者复选期迫，往来京津，互叩菊、芝两老（即徐世昌、段祺瑞）意见，选才一节，佥主严加披拣，谓此时多一分考察，即异日减一分枝节。诚以目下党派纷歧，诡谋繁衍，一有不慎，将来院内情形，即非院外人所可推测云云。昨由揖唐议长与子琮、芬圃（即田应璜、李庆芳）诸君仔细切商，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一俟诸君审议有定，即行专电奉察。吾兄与国休戚，谅已成竹在胸。”(125)
6月1日，徐过郑州时致电皖系各督军说：“飞急。密。亲译。顷接一堂（即王揖唐）沁电：‘接王仲芗（即王善荃，时任福建政务厅长）由闽来电：两院选举，闽、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中央不甚赞成，闻之惊讶。除仍照旧进行外，祈速确示遵办。敝处复电文曰：奸人希图破坏，幸赖高明洞烛，祈始终坚持，无论何人造此浮言，严予拒绝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举。选期迅迫，少纵即逝，拟请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等语。此次选政，所系甚大，若辈诡谲多端，造谣煽惑，自无所不用其极。闽中既发现此事，难保不分途秘进，极盼坚持促办，俾奸人无所施其伎俩，庶选政可早日告成。除电复一堂外，特以密闻，祈赐鉴察。”(126)
6月6日，徐返回北京后，致电陕西南郑镇守使管金聚说：“此次选事，关系国本，稍有不慎，立蹈覆辙。吾兄关怀大局，谅在洞鉴。陕省选举，闻已依法进行，请【诸】赖维持，无任企佩。惟闻汉南方面，颇有阻碍选政之人，近在贵治，故芝揆（指段祺瑞）谕即转达吾兄严切注意，会商张道尹协力援助，俾可多得贤材，则裨益大局，良非浅鲜。用特奉达，尚祈照察。”(127)
6月7日，徐又密电阎锡山，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请他大力支持，使这些人得以当选：“此次选举，顷由一堂、誉甫（即叶恭绰）诸兄，约同田君子琮、李君芬圃公同商酌，就贵省人才，各举所知，备兄参考：‘参’，拟田应璜、贾耕、祁景颐或曾纪纲、陈钰或刘懋赏、解荣辂或张瑞，候补拟梁万春、张友桐、冯司真、樊振声、兰承荣。‘众’，拟冀宁道属：李庆芳、祁景颐、郭象升、吴淞、冀贡泉、常赞春或李友莲、裴宝棠，候补王学伊、林孚、赵丙燮、任应春。雁门道属：耿臻显、狄麟仁、邢殿元、蓝钧、刘棫或梁济，候补马晋、庞士俊、穆郇、陈毓沂、兰承荣。河东道属：郭德修、高时臻、杨柏荣、李道在或庞全震、刘培泽或张集义，候补许喆、郭沛、仇元踌、张承绪、王禄勋。各员乡望素孚，宗旨纯正，特请鉴定，惠予揄扬。如蒙鼎力扶持，幸得入彀，于国于晋，两俱裨益也。”(128)
同日，徐在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密电中说：“顷闻此次选举，某党系竞进甚烈，芝揆极注念。前属一堂议长于卅日两电某党之赵世钰等姓名及中央妥拟乡望素孚之崔云松等姓名分别奉达，力为抉择，兄处必已坚卓进行。顷谒揆座，又以选期已迫，稍纵即逝，特更嘱弟敦嘱，务望植兰刈艾，以期永奠邦基。一、某党暴徒赵世钰、李述膺、杨铭源、冠【寇】遐、尚镇圭、焦冰、马骧、李含芳、焦易堂、刘治洲、于右任、茹欲立、郭希仁、李元鼎、张炽章、李异、田中玉、薛其昌、南岳峻、雷溥等，千万严切防闲，勿令有一选。一、崔云松、谭湛、张蔚森、王觐墀、宋伯鲁、段大信、何毓璋、钟允谐、高杞、罗仁博、张树森、白建勋等十二员，宗旨纯正，若得入选，利国匪细，极盼揄扬，俾获一当。查陕省参、众员额共十九名，此十二名外，尚余七名，兄更就地取材，必益稳惬。为国征贤，共趋正轨，跂幸无似。至一堂前电有高增融一名，复查与某党甚洽，又朱家训留沪未归，亦恐与他系结合，应请查酌。又闻研究中人近在陕勾结老派，大肆煽惑，确与雪（雪亚，刘镇华字）有勾连，乞相机防制。”(129)
上列致陈树藩电文中所称“某党”，指的是国民党。此时南方因护法问题已与北方决裂，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徐树铮视国民党为敌党，要求“植兰刈艾”，不要让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均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等当选，而按他们所拟订的己派名单进行选举。他们不仅排除国民党“暴徒”，而且还提出“相机防制”曾经是自己同盟者和友党的研究系分子渗入。
如前所述，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曾经支持段祺瑞组阁，梁等也参加了内阁，并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以改造国会。1917年11月下旬，段祺瑞因对川湘的战争失败而被迫辞职，梁等以连带关系也一同退出了内阁。此时，段派军阀和交通系紧密勾结，研究系从此下野失势。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时，研究系被排除在外。段派为了不让研究系在将来的新国会中同自己作对，因此他们要求严防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7月17日，徐树铮致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珮瑢的电报说得十分露骨：“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狼入室，至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130)这充分暴露了安福系企图霸占国会的阴谋野心。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原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研究系与安福系最大的意见分歧，即是研究系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则主张须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者都是从自己的派别利害出发考虑的。研究系因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相当基础，且议会究竟与其他团体不同，不易为政府所操纵，由省议会选出，于己派有利。而安福系则认为，由地方各团体选出，容易把持，能保证自己的人入选。但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中席位极少，他们的主张无法通过，因此梁启超等变更计划，不以之作为提案，仅由一二议员发表一意见书，以唤起各方之注意(131)。选举法上的主张分歧，体现了两派的利害冲突，促使两派间的隔阂和矛盾加深，因而在选举中，安福俱乐部对研究系分子也极力排斥。
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200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400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132)。张玉昆以8000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2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133)。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134)。张玉昆、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135)。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京兆地区众议员选举时，安福系党魁康士铎和成员张汇泉，与京兆选举事务所所长曹倜串通勾结，通过伪造选民册，大大增加选民的办法，使自己在复选中当选。大兴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三万人，后竟增至六万一千余人；宛平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二万四千余人，后增至六万五千余人；涿县原为一万余人，后增至二万二千余人。三县选民事项调查者，均为康士铎。安次县选民调查由张汇泉主持，亦由原来的二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一千人。康士铎、张汇泉买通曹倜，“援引不论财产、直接税各项资格，凡为伊等党援者，皆列名册籍，甚至并无其人，虚名捏造”(136)。按省议会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为合格，众议院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为合格。大兴县省议会选民只四万七千余人，而众议院选民则高达六万一千余人，反而超过省议会选民一万四千余人；宛平县省议会选民只三万三千余人，众议院选民竟超过省议会选民三万二千余人。这就是说，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反大大超过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事理悖逆如此，不是作假舞弊，又是从何而来？
湖北众议员选举完全为安福系所包办。选举前，王揖唐拨巨款交安福系重要骨干、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南下，专驻汉口，主持贿选。每张票价400元至800元不等，江汉道甚至高达1000元。江汉道众议员复选在武昌城司门口省长公署举行。6月18日投票之前，安福俱乐部即在省公署对面汉口春酒馆设立一交易所，陈列现银，“凡缴纳（选民）证书一张，即可取得成千累百之代价（该俱乐部买得证书，另雇人投票）”(137)。但是，不论安福系如何高价贿买，还有属于研究系及守正不阿之初选人一百七八十不能全行收买。于是主持人便采取违法手段，“以期一网打尽，并宣言某系（指研究系）团结力无论如何巩固，决不使伊等有一人当选”(138)。6月18日下午4时，投票完毕后，依照选举法规定，应即日开票。但安福系非法将开票之日期延至次日，并将票匦收入省长公署内。初选人多人要求即行开票，均被拒绝。旋经初选人当场自行调查及临场监察之报告，均确认是日投票结果，研究系的阮毓崧、熊树棻、倪鸿钧、刘绍炎等各有四五十票，都有希望当选。但票匦当晚被打开，选票被涂改掉换，结果第二日上午开票时，阮等四人各只二十余票，降至候补之列。而安福系候补者之胡柏年、王彭、汤用彬等四人，则由二十余票提升获选。
湖南众议员选举，为安福系分子吴剑丰所包办。投入票匦的选票，同样被打开涂污。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五百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四五十张，不料开匦后，废票约占三十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十九张而未能得选(139)。安福系与研究系选举参议员的竞争亦很激烈，结果湖南应产生参议员五人，悉数被安福系收买。
江苏为冯国璋和直系地盘，该省军民长官属于直系而非皖系，而且研究系在省议会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安福系与研究系的斗争最为激烈。众议院选举结果，淮扬道安福系占三名，研究系占一名；沪海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苏常道安福系四名，研究系二名；徐海道安福系三名，研究系二名；金陵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两相比较，安福系仍占优胜。参议院选举，研究系为挽回败局，特派其健将蓝公武亲临指挥。安福系亦特派段书云携带巨款南下，两不相下。一时票价涨至每张300元。后来两派互不相让，进行斗争，以致酿成选民捣毁票匦之闹剧(140)。
陕西选举，全由督军陈树藩一人指派，不许旁人过问。关中道有一名众议员非陈所派，亦被选出，陈闻知大怒，选举参议员时，遂极力从严，只许投指定的王樾、武树善等人的票。选举当日，“军人监场，一一干涉”(141)，结果，王樾等均被选出。投票选举候补人时，有三人未按指定名单而别选他人，陈树藩查出后，下令逮捕，“三人几遭杀身之祸”(142)。8月1日，陈将选举结果电告徐树铮。8月3日，徐复电表示嘉勉说：“东敬悉。选员得人，为国称庆。诸赖荩筹，佩仰无任。”(143)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144)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145)，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146)。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147)。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148)。
新国会成立后，需要选举产生两院议长。安福俱乐部的成立及国会选举，实赖交通系梁士诒的赞助，参议院议长一席，安福俱乐部早在6月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已拟定由梁来担任。安福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使梁不至于成为将来国务总理一席的竞争者(149)。梁士诒虽曾支持安福系，但完全是为了自身派别的目的。他并不赞成段派的武力政策，而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同西南的纠纷；加上在推举总统和副总统问题上的分歧（详后）以及在选举中彼此的争夺，两派间的矛盾加深，开始出现分裂，梁因此表示不愿出任参议院议长。7月初，梁士诒为斡旋南北纠纷，同时为其女儿主办婚事，南下到香港。8月初，段祺瑞、徐树铮托徐世昌电劝梁担任参议院议长，梁即复电坚辞，并有“议员亦不就”之语(150)。因梁士诒不愿就，安福系拟推朱启钤或周自齐（均为旧交通系首领）以代梁。徐树铮于8月14日致国务院秘书长方枢的电报中说：“燕（燕孙，梁士诒字）既如此，参长何如即举桂（桂莘，朱启钤字），祈转商揖兄。”(151)但朱、周已有与梁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密约，均不肯就。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无奈，只好接连电促梁士诒，早日回京共商大计(152)。参议院多数议员决定不等梁同意，举出再说(153)。
8月22日，参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参议员一百二十三人。梁士诒是日抵京，当即赶赴会场参加。投票结果，梁以一百一十九票当选议长，朱启钤以一百一十四票当选为副议长。
王揖唐为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一席将由他担任，早在议员未选出之前即为人所共知。20日，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议员二百七十八人，王揖唐以二百六十二票当选。副议长安福系原定为王印川，但与他争夺最力者为刘恩格。刘为奉籍议员，有张作霖撑腰，故双方相持不下。张坚持须由刘膺此席，声称：“国会用我奉军军费二百余万，乃这些事竟要与我较量，我定有相当办法。”(154)安福系闻言大起恐慌，决定改提刘恩格，聘王印川为秘书长。6月21日，王揖唐在安福胡同本部大办筵席，宴请议员二百余人，自中午12时至晚10时，分省分班，轮流招待，竭力为刘疏通，说：“王月波（印川）为顾全团结计，业已退让，现改就秘书长，望同人体谅王君之意，一致举刘，勿令团体分裂。”(155)除少数人仍不赞成让步外，多数碍于情面，表示首肯。是日，徐树铮致电奉天督署秘书长袁金铠说：“鲤门（刘恩格）副席煞费经营，揖唐八面奔走，至昨日始有定局，特先奉达，以释注念。”(156)22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议员出席者二百六十七人，刘恩格得一百七十六票，以多数当选。
这一届成立的国会，人们称之为新国会，而把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产生的，并占有绝对多数议席，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安福国会。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安福系以俱乐部为巢穴，以新国会为护符，一系一会，狼狈相依，把国会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其一党一系把持的工具。安福国会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变种，背离了民主共和的原则。这也说明，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的议会制度，在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军阀官僚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class="reference-link">三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新国会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皖系成立国会的第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
按照1913年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五年。……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157)袁世凯是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袁死后，黎元洪继任。黎去职后，由冯国璋代理。按照规定，冯国璋的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就满了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期开始之日。当时距总统任期仅一个多月，因此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举行次任总统的选举。
当时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究竟谁来担任较为合适，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是包括直皖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直皖之间就这个问题暗中进行激烈的争斗。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在法理上没有什么不合；他又是直系领袖，并得到研究系等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他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背地里同西南军阀声息相通，保持联系，因此，他还得到西南的同情和支持。西南曾表示，如果北方不选举冯为总统，南方的非常国会可以举他为总统。但是冯国璋在北方政界的势力不大，在国会中的力量十分微弱，只有江苏和直隶一部分议员支持他。冯虽身为代理大总统，但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手里，早已是一个被排挤遭冷落的人。1918年初，他曾异常懊丧地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据，我自己亦实在处不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好在我之私宅已在外边租妥，继任之人随时可以请进府来居住。现在我已无事可办，不过作一个看守印信之人而已。”(158)而且，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第一个直接政治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劲敌赶下台，他已被段派视为“在所必去”的人物(159)。因此，冯国璋不得不一再表示不愿当选总统，希望另举德高望重的贤才。他说：“下次总统选举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余决不再作冯妇，俟正式国会成立，当喻以此意声明。”(160)“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且余乃承认新国会而不承认旧国会者。如西南于策略上举我为总统，则西南亦必同时举出副总统，我不往就，听彼副总统自代职权可也。至新国会之举总统，如为东海（徐世昌），我竭力赞成，万一而及于余，亦惟有不就而请副总统代理。余已在河间构置住屋，退职以后，不住在京，亦不在天津，将归河间故乡，耕种自活。”(161)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后，他立即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明自己告退之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162)
段祺瑞对膺任大总统一席，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掌握有中央政权，并且有日本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和援助。在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又占了多数。因此，他很可以运用金钱和权势，引诱和强迫新国会选他为总统，如同袁世凯迫使第一届国会选举袁为总统一样。事实上，在1918年初，徐树铮初次出关联结奉系首领张作霖出兵，以压制冯国璋时，即有将来总统推段，副总统推张，徐本人或王揖唐出组内阁的默契(163)。段派中也颇有一部分人替段奔走活动，拥戴他为总统，以“发展雄图”(164)。他们举段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全力，办成新国会，就应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165)
但是，段祺瑞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段的武力政策在国内十分不得人心，他被看成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形象已很不光彩，不仅西南视之若仇雠，誓死反对他，北方政界如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从本派系的利益和同西南的关系考虑，也不同意他当选总统。就连段派内部也有些人持有异议，认为“北洋派已经分为直皖两系，现在直系首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假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迫使直皖两系之分裂愈形恶化”(166)。因为直皖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如果冯国璋下野而让段祺瑞上台，直系绝对不会答应，只会加深直皖之间的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的解体。何况冯国璋的同意下野，是以段祺瑞的下台为先决条件的，这不仅意味着段祺瑞不能当总统，而且连现任内阁总理的职务也必须辞去。这种斗争形势，也影响并加深了皖系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从缓和北洋内部矛盾，稳定政局着眼，也主张另提一接近皖系，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因此，由段祺瑞出任总统，也为情势所不容。段只好知难而退，表示“自身绝无希望，非但不希冀总统问题同彼发生关系，倘选举进行能顺利，不生波折，则国家主持有人，彼并愿抛弃现有之政治上地位”(167)。当然，前提条件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撤下来。
直皖斗争和南北纠纷使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这样，总统的候补者就只有徐世昌一人了。
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善观风向，长于玩弄权术。他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以“调和者”自居，两面讨好，不为左右袒；对段派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对西南则表示有和平妥协的愿望。皖系以段祺瑞无法选任总统，徐世昌为文人，没有兵柄，易于操纵，便决定改提徐，想让他作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诸事“反有益于进行，而便于倒冯”(168)。6月12日，徐树铮给王怀庆的电报说：“时局多艰，非东海莫克负荷，尤非我辈共矢公忠，莫为捍卫。”(169)冯国璋以段祺瑞不当总统，于自己的北洋首领地位无损，也表示同意由徐世昌任总统，认为要度过目前政治上之难关，“而谋大局统一，非东海登台不可”(170)。前面提到他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指的就是徐世昌。直皖之间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缓冲人物出来，借以维持北方政局，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适当和权宜的人物，因而受到两方的拥戴，可以说是坐收渔人之利。此外，交通系大多数与徐世昌皆有渊源，梁士诒曾向安福系提出过他就参议院议长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徐世昌任总统(171)。研究系讨论会一派原本属徐，研究会一派议员因冯国璋在选举中完全失败，也倾向徐。这样，徐世昌便受到北方各政派的一致支持。
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8月2日，冯国璋的亲信从天津打电话告诉冯说：“津议一致推徐，决请钧座息肩。”(172)徐世昌本人认为，“今为武人专政时期，无容纳文治派和平议论之余地。”他希望直皖“两派相安无事，自行约定择一为总统”，他“当与以善意之援助”；但又表示：他“非绝对不再出山。惟此种形势之下登台，必至自毁，故不欲上此大当”(173)。这就是说，只要直皖两方互相让点步，形势有所缓和，他还是愿意出来干的。一荣俱荣，徐世昌如果担任总统，他手下的人自然也会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他们为徐的当选大力进行活动。
正当新国会成立，总统选举迫不可待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间，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主和，并同南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吴佩孚还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8月7日他致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说：“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国会者，立法之最高机关也。此次新国会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之指挥而等赘瘤。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174)8月21日，他又通电指出：“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祸，即在目前。国利安在？民福奚存？……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尤为我经略使（曹锟）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军民长官所急应注意者也。”(175)
接着，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然后选举总统的通电。三督之间常有代表往返，商议促进南北妥协事宜。西南对吴佩孚的通电，也予以积极响应。谭浩明、谭延闿8月23日致吴的电报说：“马日通电诵悉，大义凛然，同深赞服。依法解决，笃爱和平，本西南宗旨。顷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以副盛意。”(176)吴佩孚的举动，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因此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的挑战，其意图是推倒主战的段祺瑞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主战派认为，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建议是冯国璋的阴谋，一致表示反对。8月24日，奉天督军张作霖、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陈树藩、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吉林督军孟恩远，由张作霖领衔联名通电，要求速举总统，以安政局，并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分致参众两院(177)。25日，倪嗣冲响应张作霖等五督的通电，表示要“竭尽绵力，为公后盾”(178)。28日，张作霖又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吴佩孚发表主和电，必有主谋之人，应请查明，从严惩治(179)。显然其矛头是指向冯国璋的。
这样，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主张先决时局，后选总统；一种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争执的背后，仍然是直皖、冯段之间的斗争。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当时舆论指出：“所谓先决时局云者，质言之，则先倒段内阁耳。所谓先举总统云者，质言之，则先倒冯总统耳。一方以国会之多数党为武器，以张、倪等主战之电及五督请速举总统之电为声援，一方以前敌将卒停战请和为武器，以曹锟与长江三督沉默为声援，旗鼓相当，日逼日紧。京津之间密布愁云，一经道破，总统问题，时局问题，冯段两派之问题；南北问题，和战问题，北方内讧之问题也。”(180)
在直皖两派关于选举总统问题上的对立中，梁士诒又同段派站在一起了，认为先决局势，缓举总统，“为目下形势所不许”，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181)。研究系则赞成缓举之说。
段派唯恐迁延时日，夜长梦多，时局将进一步发生剧变。为了抵制直系阻挠总统选举的图谋，便决定加速组织总统选举会。8月27日，安福系议员盘据的众议院开会，由议员王伊文提出，并有程克、徐世一等六十人连署的《两院从速会合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案》，认为“本届国会业于八月十二日行开会式，两院议长均经举定，计距大总统任满仅一月余日，不惟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且目前内政、外交之紧迫，在事实上亦有次任大总统产出之必要”。因此，提案主张由众议院会同参议院从速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182)。众议院表决，以多数通过。少数派研究系议员黄群等要求先决时局、缓举总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决定咨行参议院，限七日内开两院会合会议，决定选举总统日期。
8月29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众议院移付的《速选总统案》和参议员吕调元、张玉庚等提出的《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案》，以多数票通过，决定于8月31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商定选举日期。8月30日，安福俱乐部开会，决定9月4日为选举日期，并举定发言人，在两院联合会提出主张速选的理由。8月31日，参众两院联合开会讨论选举日期，结果决定9月4日进行总统选举。
由于此前徐世昌一直未正式明确表示他选出后是否愿意出任总统，有些议员还有点不放心。因此，9月1日，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敦劝。徐世昌说：“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梁、王说：“相国（按徐1914年曾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故人称为“相国”）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时局不解决，无以一致对外，相国忍见亡国之惨乎？”徐于是回答说：“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183)显然，徐已经默认就职了。
8月31日和9月1日，研究系接连开会讨论选举总统问题，到会五十余人。梁善济、籍忠寅报告了他们拜见徐世昌时徐派吴笈孙同他们谈话的情形。梁、籍曾向吴提出三个问题：一、徐被选后是否肯就职？二、徐对于时局是否主张和平统一？三、如主张和平统一，有无具体办法？吴答说：“（一）东海本不愿出，某即为劝东海不出之一人。但届时东海如果被选，其势亦不能不为大局所牺牲。（二）东海被选后，一时尚不能表示对于时局之态度，但要以和平统一为最后之目的。（三）现在尚说不到解决时局之具体办法，但东海终以事实问题当先解决，而其他涉及理论问题者从缓。”(184)接着黄群又报告他和籍忠寅等应梁士诒之约会谈的情况。黄等问梁：徐是否肯就职？梁答：“必肯就。苟于被选之后即将当选证书送去，则选举总统问题即可完全解决。”问：“东海对于时局之意见如何？”答：“主张和平。”问：“当选后，是否即可发表？”答：“即可发表。”问：“合肥对于东海主张，其态度如何？”答：“不必虑，东海当选，则合肥必下野，不日当有表示。”问：“主战各督对东海主张是否可以让步？”答：“当可让步。”问：“前敌将领已表示缓选总统，今日遽行选出，能不发生障碍否？”答：“东海主和，前敌将领亦主和，当然无问题。”黄群因此向研究系同人提出：“（一）数年来吾国始终为武人总统，东海非武人；（二）东海入民国来，尚未入政治之旋涡；（三）东海主张与本会相同，本会为大局起见，于东海之为总统则赞成，而于速选则怀疑，盖恐速选之结果反有障碍也。”(185)会议讨论后表决，一致通过徐世昌为总统候补者，但因对速选表示怀疑，未做出决定。9月3日，研究系又开会，鉴于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赞成9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会，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抛弃其对速选怀疑的意见，决议：“推定徐世昌为大总统候补者，本会会员四日一致投票。”(186)
为了使速选总统得以顺利实现，段祺瑞表示决定与冯国璋同时下野，于8月31日发表愿意辞职的通电：“良以统一不成，和平直成虚愿，而国纲所在，断不容弃统一以就和平，理既甚明，事非得已。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大总统知人之哲。今幸国会告成，已议决组织大总统选举会，实为我国第一次改选大典。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187)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即9月3日，安福俱乐部还在太平湖分部搞了一次总统选举预演——“总统预选会”。是日到会者三百八十四人，用记名投票方式，共得三百八十三票（一人弃权），一致举徐世昌为总统(188)。
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安福俱乐部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和各招待所之间，接送该部议员到会投票，由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任务。上午10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宣布开会，梁因患感冒，改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主席。宣布参议员出席者一百三十一人，众议员出席者三百零五人，共四百三十六人，超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接着举行投票，结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另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各一票，废票三张，冯国璋未得一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安福系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获得了全胜。在参观席上的徐树铮，亦“面有喜色”(189)。
会后，徐树铮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立即两次通电告知各省督军，并为这次选举粉饰吹嘘，说：“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不崇朝而国本以定。院外警备，比之常会，不过于照例警察外，多悬彩旗，以昭盛典。外人参观者，院内外均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云云。闻东海尚拟具电辞让，以表谦德。议员已当场决议，责成两议长代表全体恳切劝驾，勿容推让。”(190)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9月5日，按照官场惯例，发表一篇揖让文章，“以示谦德”，实则并非真想退避。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省长官纷纷致电恭贺他荣膺大总统，并同声挽劝，其中以张作霖的捧场最为起劲。9月8日，他在分致徐世昌和国务院及参众两院的电报中说：“我大总统当代耆英，群伦冠冕，山斗望重，中外咸钦，正宜膺众选，正大位，得时则驾，解民倒悬，以庆天而顺人，则时局虽危，未必不能挽回气运。所谓天生李诚晟【存勖】，以为社稷，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若夫谦抑为怀，遽尔引退，此皆山林隐逸硁硁自守者所为，窃为大总统不取也。”(191)废帝溥仪和逊清遗臣们，从维护皇室利益出发，也敦劝徐勿辞总统职。据徐世昌1918年9月15日（八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前此醇王偕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192)又9月17日（八月十三日）日记：“昨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193)一个民国总统在他走马上任之前，竟然要请被推倒的皇上来核准，这个总统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吴佩孚和西南公开表示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不同意他上任。9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并另有一电致各当道，主张另行改选总统。他在致徐的电文中，力陈徐不可就任大总统的理由说：“我国既称共和，纯以法律为根本，法律不完，邦基不固。此世界所共认。国会为国家立法最高机关，国会议员为国民完全代表，而选举总统又为国家非常重典，故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斯全国拥护，乃见真诚。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之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未经选送，似此卑劣不完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我公若曲从除却西南五省之劝电，勉为就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天下后世，将谓公何？且分则必争，斯和局永无希望矣。”电文还指出：“若我公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首领，并敦促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以期完美，届时国会有良好议员，重选总统，自然舍公莫属。则西南既不以非法借口，中央亦得免违法訾议；将士既无暴露之虞，人民亦无涂炭之苦。尔时我公虽欲不就厥职，窃恐欢呼万岁，拥戴一尊者，同声相应矣。”(194)
西南从“法统”观念出发，只承认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地位，不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认为对徐本人并无成见，只因他为新国会所选出，因为要反对非法机关，所以也要反对它所选出的人选。9月6日，冯国璋曾致电广州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等人，为徐世昌疏通，请他们赞成徐为第二任大总统(195)。9月14日，岑春煊等复冯电说：“公电谓全国人民皆厌乱望治，诚然诚然。煊等恸国权之失，伤民困之增，想望和平，不敢独后。但以非法国会强行大选，使解决时局之道益形困难，是否合厌乱望治者之心理，或为应付厌乱望治者之适当方法，请还诉之人民。煊等军府备员，对于北京大选，早有布告，谓所重在法，于人无所容心。东海宿望高年，人所共晓，惟为非法机关所自出，则煊等不敢赞一词。年来北京政治浊乱，法纪荡然，我公代职，原属依法，所愿以依法始，以依法终。”(196)
9月16日，岑春煊、伍廷芳等致电徐世昌，劝他勿就总统职：“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任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增。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可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慨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选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197)
后徐世昌上任，曾设法促成南北议和，谋求南北和平统一，但安福国会和他本身的地位涉及到一个法统问题，就成了南北妥协和解的难题和一大障碍。
显然，吴佩孚和西南反对徐世昌就任总统，矛盾并不是指向徐本人，而是指向主战的段内阁和由段派所操纵的非法国会。
紧接吴佩孚9月13日致电徐世昌之后，曹锟因其当副总统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加上其部属等前线将领坚决主和，亦于9月14日致电京沪各报馆，也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在其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电文中，一反其以前主战的态度，痛责国内阋墙之斗和武人权利之争。他说：“民国七稔，祸变侵寻，政潮之湍激未平，地域之争衡愈烈。始则一方相怨，继而同室相仇，俶扰纠纷，于斯为烈，穷其流极，虽圣哲无以善其后。……今日阋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利竞争而已。果使具有国家之观念，何暇争权利之攘夺。国步频危，民生已蹙，颠连之状，呼吁之声，设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嚣嚣然惟个人权利是图。内讧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要求全国同胞，“不分畛域，事事协助，推诚相与，誓诚共见。惟大厦将倾，尤须众木撑持。切望当世明达，急起而共挽之”(198)。曹锟虽不如吴佩孚态度鲜明，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表示反战主和立场。前此不久，他因受北京政府指责，还屡电申斥吴佩孚，现在却不顾一切，与吴唱一个调子了。同日，曹锟还有一电致徐世昌，同时分电国务院、参众两院各当道，声称：“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万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199)这更是明显向段内阁的挑战，对主战派的有力打击。曹锟电报发表后，吴佩孚、李奎元等于20日通电表示响应，要求早息内争，促成和局，并提出请曹锟主持一切，“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公推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则和局之成，易于反掌”(200)。
在总统选举以前，段祺瑞曾有“乞退”的表示，而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他反而渺无声息。原来，段本人并无下野之心。8月31日，他发表愿意辞职声明，在属稿时曾对他的一个亲信说：“不能无此语，亦并不重此语。”(201)可知其辞职云云，不过是为了敷衍舆论，应付时局而已。段左右的人如徐树铮等，亦想竭力维持段内阁不变。徐世昌又当然表示挽留，不能劝退，故相传有一时决不更动内阁之说。但此时段祺瑞由于为军事和财政问题所困，已处于绝境，实非下台不可，而曹锟、吴佩孚的电报，又具有明显的“逼宫倒阁”性质，“实对于段阁恋栈下一针砭”(202)。9月15日，段祺瑞看到曹锟的电报后，顿时“仓皇失措”，当夜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紧急会议。会上，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争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203)。结果，段祺瑞决定下野，随即与徐世昌商量继任内阁人选问题。段的下野，为徐世昌上任和冯国璋的下台，铺平了道路。
由于除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反对徐世昌上任外，包括曹锟和长江三督的北方各督，都一致催请徐就职，同时段派也盼冯国璋速即下台，徐既不能违反段派的意愿，并指望因冯下而段亦下，故决定于10月10日就职。
9月16日，梁士诒和王揖唐到徐宅行授受新大总统当选证书礼，徐受证书时致答词说：“世昌不敏，承全国重托，两院公推，义无可辞，引为己任。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敢竭寸长，冀符舆望。”(204)
10月9日，段祺瑞正式向徐世昌递交辞呈。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正式就任大总统职，同时与冯国璋行交替礼。他在就职宣言中表示：“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205)同日，徐发表上任后的第一号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代理。这样，就最终实现了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野、徐世昌上台的局面。段祺瑞递交辞呈那天，还发表了一个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以贯彻参战宗旨，对于国内战争无权过问(206)。冯国璋则声称要“返我林泉”，回河间老家休养，“绝无希望出山之意”(207)。
在这场斗争中，冯国璋和段祺瑞表面上看去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是段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不当总理，但他任参战督办，掌握了几师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有很大兵权。同时他掌握着安福国会，并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占据重要阁职，实际上仍然对内阁起控制作用，北京政府仍然印着“皖系”的标记，而冯国璋则真正失去了政治地位和权柄。此时直系的一个后起之秀吴佩孚正在引人注目地崛起，积极争取发言权和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的同时下野而平息，而且相反，只是刚刚揭开了序幕，斗争正在方兴未艾地进行着，直到1920年两派以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四 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西方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除了总统外，还设有副总统一人，以便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总统代理。按照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政府时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七条“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的规定(208)，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还有一个副总统问题有待解决。
副总统在法律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惯例，使副总统无形中成了第二任大总统的有力候补者，特别是这个席位的选举又与当时的南北和战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副总统人选问题也很为人们关注。如果说，总统选举，意见还比较容易趋于一致，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副总统选举，情况就复杂得多，分歧和困难要大得多。围绕着副总统的产生问题，直皖以及其他各个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副总统候补者除冯国璋、段祺瑞外，还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也跃跃欲试。为了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士诒等还主张将此席让给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
1918年二三月间，徐树铮等曾同张作霖接洽，答应举他为副总统，以换取他出兵关内压迫冯国璋，支持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自然为之心动，因此对徐有求必应，成为主战的段内阁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遂以此身投入段派与西南各省及冯总统战争之旋涡”(209)。
5月底6月初，曹锟因对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不满，同时吴佩孚在攻克长沙、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主张与南方言和；加上此时国会选举开始，总统及副总统人选有待确定，他便以养病为名，从长沙返回天津。支持曹锟的张怀芝，也将他设在汉口的援粤司令部撤退，径行北上。曹锟对副总统一席，也是有意染指的。他擅自从战争前线撤下来，倾向主和，就是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要挟。当时报纸披露说：曹张“二人北返动机起于曹欲得副总统，张欲得总理，在汉口时已经决定。惟欲得之，不可不要挟当局，欲要挟当局，不可不有一种表示，此曹氏主和之所由来”(210)。
曹锟抵津后，徐树铮亦追踪而至，极力劝他继续主战。徐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上钩，答应只要他南下继续主战，将来此席即可给他。6月12、13日，曹锟、徐树铮、张怀芝、龙济光等在天津开会，就南征和国会选举问题交换意见。就在这时，徐树铮在天津诱杀了直系主和派的领袖人物之一陆建章。6月15日，张怀芝晋京，向冯国璋、段祺瑞报告了天津会议情况。17日，张在刑部街陈宅开会，提出曹锟当副总统最为适宜(211)。段祺瑞对徐树铮举曹锟为副总统以争取他主战南下的主意表示完全赞同。冯国璋也不反对。徐树铮当即派人赴奉天向张作霖疏通。6月17日，徐给曹锟之弟曹锐的密电中说：“三哥（指曹锟）事，芝揆极所赞助，即属弟转知各同人分头进行。奉省本有接洽，弟暂无须前往，已托邻葛（杨宇霆）兄夜车遄返。知念特闻。三哥勋誉在人耳目，谅易得当也。”(212)6月20日，北京政府即发表了委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的命令，这是段祺瑞稳住曹锟，提高他的身价，以便将来举他为副总统的策略和预定步骤。
但是，曹锟回津后，南方派人士也频繁出入曹邸，竭力拉拢他(213)。主和派的梁士诒、张绍曾、周自齐、张耀曾等人，乘机向曹锟进言，晓以“未来之利害”(214)，劝他不要上当。因此，曹锟在津“优游坐镇，沉机养望”(215)，“不但不南下，反与长江督军秘密运动，调停南北”(216)。倪嗣冲、李厚基、杨善德等相继发电到津，催促曹锟起节南下，甚至一日数电，“措词紧迫异常”，曹一概搁置不理。徐树铮在津多方敦促，并曾婉托某要人向曹锟催问行期，曹回答说：“徐副司令何日起节，余定附骥尾。”(217)7月下旬，北京又派员前往天津恳劝，曹复电说：“病躯屡承慰问，感激奚如，本应早日成行，藉纾南顾之忧。但现虽逐渐减轻，而精神一时实难复元，医云须静养为宜。”(218)曹锟打定主意，在副总统确有把握并拿到手以前，他绝不南下，“轻离根据地，致失其操纵之能力”(219)。
7月28日，张作霖由奉天到达天津，倪嗣冲也于此时到津。7月31日，曹锟、张作霖、徐树铮、倪嗣冲、王揖唐、张怀芝、鲍贵卿等在天津曹家花园开会，除讨论军事，请曹锟南下，继续对南作战外，还决定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问题，曹锟、张作霖表面上为了避嫌，互相推让，其实心里都是“当仁不让”。原来张作霖到津后，确知段派又将副总统席给了曹锟，大不高兴，认为自己威名及其对段内阁之功绩不在曹下，宣称要将南下奉军“移回京津，以践原议，并履行某要人（指段祺瑞）亲笔函之成约”(220)。曹锟鉴于张作霖插了进来，也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受人推戴，“至南下与否，并不以此席之得失为衡”(221)。徐树铮很尴尬，打电话报告段祺瑞，段即电倪嗣冲，请他从中斡旋。倪在张曹之间“往返婉劝”，并提出副总统一席留待“征南有功者”(222)，实际上仍然是以副总统作为征南之交换条件，张作霖才没有提出异议。后来有人提出请段祺瑞出任副总统，除徐树铮未表示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成。但段本人对这一没有实权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不愿意担任(223)。段派最顽固的主战分子倪嗣冲也想当副总统，并用金钱进行活动(224)，但他的资望相距甚远，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因此，这次天津督军会议没有就副总统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按照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之次日（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之成例，徐世昌当选总统之次日，即9月5日，应行副总统之选举。因此，8月底9月初，北方各政派及国会参众两院，就副总统选举问题进行了紧急的磋商。
奉系想举张作霖为副总统。9月3日，奉军张作相有一电致刘恩格，大意是说：副总统人物如有预定之时，务希电知奉天，以免将来有所可否(225)。弦外之音，可知张作霖的意旨所在。因此，国会中刘恩格一派主张选张。但安福系议员前因张作霖强迫选举刘恩格为众议院副议长，恶感很深，绝对不赞成(226)。安福系拟举段，“以抵制徐世昌之和平政策”(227)。因段祺瑞不愿当选，多数又主张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需曹锟南下督战作为交换条件。梁士诒的旧交通系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又表示反对，他们主张仍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安福系同冯处于反对地位，自然也不赞成。冯表示不愿意得副座，最好举西南方面人士以息内争，梁士诒建议举岑春煊，长江各督也表示赞成。但段派决不能同意将副总统让给自己的敌人。各派意见分歧，互不让步，无法统一起来。因此，多数人主张副总统选举暂行从缓，等总统选举后，待各方面徐徐疏通，意见比较趋于一致后，再行选举。
由于8月31日两院联合会已作出9月4日选举总统、5日选举副总统的决定，故9月5日仍开了副总统选举会。是日到会参议院议员仅二十九人，众议院议员五十九人，离法定人数相差很远，选举会不得不中止。接着开谈话会，决定6日开两院议员联合谈话会。
9月6日，开两院会，出席者三百余人，会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共分三派：第一派认为，依照民国二年成例，以选举总统之翌日选举副总统，5日为选举副座之期，既不足法定人数，则按日顺延，直至举出为止。第二派认为，鉴于各派对副总统人选问题意见不一致，势不能如期选举，与其徒事迁延，不如先事疏通，然后定期决选，既无背乎法律，也有当于情势，因而主张缓选。第三派认为，南北纷扰，大局不定，主张从全国着眼，留副座一席，为南北妥洽时留伸缩之余地，或虚位以待和平有功者(228)。讨论结果，多数主张缓选。最后决定于相当时期选出，大概期限以10月10日总统就任之前为准。
张作霖看到副总统无希望，于是要求设东三省巡阅使，并由他来担任。9月初，段派致电张左右，探询张对副总统一席的意向，嗣得复电说：“雨帅无一定要此之意，惟前日所谈之事，政府若能从速发表，雨帅亦颇满意。”(229)因此，9月7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命令。这是段派疏通张作霖的一种做法。冯国璋、段祺瑞都宣称不就副总统，张作霖又表示愿意退出，这样只剩下了曹锟。曹锟因对安福系迫他先行南下作为交换副总统的筹码不满，同时受前线主和将领的影响，于9月中旬发表通电，表示厌弃主战政策，倾向主和。此时，段派由于其主战政策和国会选举受到吴佩孚和西南的不断抨击和严正挑战，惟恐曹锟也倒向主和派一边，导致局面不可收拾，于是一致决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并从速举行选举会，希图以此稳定曹锟，并进而和缓吴佩孚，团结北方，挽救时局，继续进行对南战争。
9月30日，国会参众两院开会讨论选举副总统日期问题，决议10月5日开两院联合会协定正式选举日期。10月5日，两院联合会决定9日开副总统选举会。
10月初，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向段祺瑞报告副总统选举问题，段向他们表示：“予闻两院诸君颇欲举予为副总统者，在议员诸君此种意思实属厚爱，但予最初对于副总统一席，已迭次表示绝无希冀意思。总统之选举为国会之大权，他人毫无干涉余地。惟予个人意思亦无妨向议长声明，冀得转达议员，以备讨论此问题之一助。予对于大局，始终主战，贯彻到底。本年亲统大兵南行，平荆襄，下长岳，使既失之湖南得恢复者，实曹使一人之力，厥功甚伟，未可磨灭。议员诸君倘能注重国家奖劝有功之意，推曹经略使以此席，则实为至当。希将此意代为转达，则厚爱于予者，或不至有以此席相强也。”(230)随后又致函梁、王说：“曹使督战湘中，功绩昭著，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当选副座，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231)
但是，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研究系也不赞同，决定如10月9日进行选举，他们的议员一致不出席。一些主张选冯国璋的江苏籍议员，也表示要进行抵制。梁士诒恨徐树铮专横跋扈，旧交通系此时组织了一个侨园俱乐部，已经与安福俱乐部完全决裂。他们不同意举曹锟，一方面固然是认为曹的功业一无足取，对他任副座，许多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南北之间的关系和全国和平统一考虑，实际上是反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方策。因梁主张与西南携手言和，副座一席留待西南较为有利；如果曹锟被选为副总统，他就会督师南下作战，这意味着段派主战政策的胜利，无异堵死同南方的和平通道。梁士诒当时致北洋各督军的信中，列举了他不同意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的三点理由：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终始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232)
当时舆论剖析说：“对南问题又于副座有绝大关系，万一北方同时将正副两总统全行选出，则南方必更气愤，执法律问题以进与北方相角，而统一之势，必多一层障碍。”(233)研究系及无所属议员的想法，适与旧交通系的观点相吻合(234)。还有，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旧交通系为武人势力所压迫，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渐渐崛起，霸占了交通地盘，梁士诒心滋不满，如果国会选出曹锟，则武人势力如虎附翼，己派势力更无从发展。梁派为自身利害计，也不得不倾全力予以打破。梁士诒为了消除曹锟的嫌隙，不使因选举副总统问题对自己衔恨在心，事先曾告诉曹锟，说他反对速选，并不是反对曹本人，而是为了促成南北和议。
梁士诒是个诡计多端的人，连徐树铮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此前不久（9月间），梁士诒还耍了一个花招，他改变主意，反而运动段祺瑞为副总统。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举曹锟之成议不得不变，以便惹起曹的反对，使段内阁早日塌台。
不同意曹锟为副总统的，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曹氏虽口称服从中央，而实则盘据保定不肯进战，实非良善军人，决不举彼。”(235)
除了上述国会中一部分议员持否定态度外，直系长江三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保存和发展己派势力的相同理由，也主张缓选副总统，反对曹锟当选。10月初，苏督李纯托人捎信给徐世昌说：“徐总统如赞成和议，则副总统不妨缓举，留此一席以为议和之一种条件。”(236)10月8日，由李纯领衔，长江三督又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表示：“若必欲强行推举曹氏，则长江督军当连袂而不承认副座。事若至此，则大势所趋，至不得已之时，竟逼于独立而否认徐氏之总统，亦在所不惜。”(237)
是否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之争，变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它是南北斗争和直皖斗争的一种表现。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副总统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始为当选。照当时情况，只要有一百名议员不赞成曹锟，选举就不够法定人数，副总统就选不成。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一派议员有五十余人，并能影响一部分人，研究系（包括宪法讨论会）议员有五十二人，梁之赞成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副总统会之能否成立，以梁士诒及其部下之向背决之。”(238)因此，安福系竭力拉拢疏通梁派，梁则虚与委蛇。
10月9日上午，在象坊桥众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会。出席众议员二百四十六人，参议员九十二人，合计三百三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数四十余人(239)。梁士诒建议缓选，但安福系反对延期，辩论结果，决定下午继续开会。下午续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安福系用汽车和电话到处请议员出席，“无有应者”，致选举会流产，决议16日再开选举会。是日缺席议员，旧交通系及研究系实占其大半。会上安福系议员痛斥梁士诒故令议员缺席，借以阻挠副座产生，并大骂不出席议员“丧心病狂，别具肺腑”(240)。
会后，安福系与梁派各坚持自己的主张，暗中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王揖唐遣人向各议员威逼利诱选举曹锟，宣称：“不然，国会将遭解散。”(241)安福系在其所办报纸上大肆攻击梁士诒“昧良负义”，指名直书，不复遮掩。梁毫不退让，他劝安福系中止选举副总统，说：“勉强必无良果，否则惟有辞议长。”(242)梁派《民福报》痛诋安福系《新民报》，揭其隐丑，两派势成水火。旧交通系等反对派的国会议员，为抵制16日选举会，纷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16日到津人数达一百三十四人(243)。议员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会”，与安福系抗衡。安福系派代表八人前往天津斡旋，邀请议员返京，答应每人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选举会，均遭拒绝(244)。
10月16日上午10时开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主席梁士诒两次宣告延长时间。至11时20分，出席参议员八十二人，众议员一百八十九人，共二百七十一人，与法定人数相差达一百一十余人，较之9日选举会到会人数尚少六十余人。选举会再次流产，会议宣告副总统选举延会，实际上是无限期延期，后来终未能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失败，标志着段祺瑞主战政策的彻底破产。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对和平要求的增长，和平的声浪压倒了段派的主战叫嚣。这样，便把南北议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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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与宗社党关系》，《近代史资料》总35号。
(2) 《在山东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平凡社1975年版，第88—104页；岑春煊：《乐斋漫笔》。另见《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总50号。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6页。
(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1969年版，第138—139、154—155页。
(5) 德富苏峰编：《公爵松方正义传》坤卷，1935年版，第923—930页。
(6)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7卷，乾元社1950年出版，第65页。
(7) 胜田主计：《菊分根》，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8页。
(8)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1972年版，第84页。
(9)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68页。
(10) 西原将大隈内阁以武力威胁攫取侵略利益的对华政策称之为“霸道主义”，而称自己所主张的经济侵华的种种设想和计划为“王道主义”。
(11) 有关西原龟三的简介和活动，参见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
(12) 《梦的七十余年》，第83—86页。
(13) 《梦的七十余年》，第82页。
(14)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14页。
(1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24—427页。
(16) 胜田主计：《菊分根》，《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288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37页。
(18) 1926年12月大藏省理财局国库课编《日本兴业银行及其他两家银行对华借款一亿日元的经过及关于该借款三银行整理债务始末》（以下简称《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19) 《梦的七十余年》，第205—206页。
(20) 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119页。
(21)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另见信夫清三郎主编：《日本外交史》上册，1980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19页。
(22) 《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第59页。
(23) 山泽逸平著：《贸易与国际收支——长期经济统计14》，1965年版，第52页。
(24) 日本政府关于成立特别银行团《批准书》，《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1页。
(25) 《债务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8—360页。
(26) 《梦的七十余年》，第125页。
(2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
(29) 许田著：《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总2号。
(30) 《梦的七十余年》，第133页。
(31)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0—4382页。
(32) 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79，第4383—4387页。
(33) 根据1913年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北京政府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中国不得单独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也不得单独向五国中之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为此，日本指使段祺瑞政府于1916年9月向五国银行团申请借款1，000万英镑。时欧战正在紧张进行，英、法、俄等国无力提供这笔借款。经协商同意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分期垫付。此即为垫付善后续借款的由来。
(3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94—399页，第409—414页。
(35)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3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86—91页。
(37)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354页。
(38) 《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74页。
(39) 青木宣纯时任总统府军事顾问。
(40) 坂西利八郎时任总统府军事研究员。
(41)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83，第9106—9109页。
(42) 《梦的七十余年》，第182—183页。
(4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页。
(4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4—5页。
(4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5—7页。
(4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下卷，第814—815页。
(47) 曹汝霖：《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总38号。
(48) 《徐树铮电稿》，第2页。
(49) 《梦的七十余年》，第188页。
(50)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4—185页。
(51)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5页。
(52) 《梦的七十余年》，第198页。
(5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7页。
(54) 《梦的七十余年》，第199页。
(55)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116页。
(5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68页。
(57) 杨端六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18页。
(58) 《农商公报》，1920年第7卷，第2期。
(5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208页。
(6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67页。
(61)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页。
(62)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6页。
(63)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8页。
(64)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65)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52页。
(66) 《日本加入运河借款问题始末》，《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88—90页。
(67) 《一九一九年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说帖》，《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第134页。
(6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08页。
(6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1页。
(70) 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安在其致日本的一份照会中曾说：“美国有理由反对日本有关对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不过美国坦白承认：领土的接近产生日本同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系。”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29—730、732页。
(7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39—742页。另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3) 石井菊次郎著：《外交余录》，1930年版，第138—139页。
(7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773页。
(75) 1917年11月16日美驻日大使莫里士致蓝辛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6) 蓝辛致驻日大使莫里士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7) 蓝辛致芮恩施电（1917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8) 芮恩施致蓝辛电（1917年11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79) 莫里士致蓝辛电（1917年11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33页；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照会（1917年11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81)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第32页。
(8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
(83) 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刊：《小幡酉吉》，1957年版，第207页。
(84) 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支协同防敌军事协定颠末概要》，转引自《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26册载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一文。
(85) 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成立史序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6册，第186、195页。
(8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8—269页。
(8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0卷，第241—242页。
(8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67页。
(9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0页。
(9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1页。
(9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2页。
(9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3页。
(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4页。
(9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45页。
(9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73页。
(98)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1页。
(9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53—261页。
(100) 1918年8月22日黑省代督军张焕相电，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277页。
(101)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第127—128页。
(102) 《次长会晤日本林权助公使问答节略》，《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第301—302页。
(10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293页。
(104) 《民国日报》，1918年5月7日。
(10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29—332页。
(106) 据日本官方统计：1918年5月中国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共计2783人。《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七年，第2册上卷，第360、362页。
(107)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3日。
(108)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4日。
(109) 《民国日报》，1918年5月25、27日。
(110) 《民国日报》，1918年6月1日。
(111)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134页。
(112)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神州国光社1920年版，第3页。
(113)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7年7月25日。
(114) 《关于召集参议院问题政府之电文》，《晨钟报》，1917年7月29日；《申报》，7月30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
(115) 《晨钟报》，1917年9月30日。
(116)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14页。
(117) 鸿隐生：《安福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第1页。
(118) 《安福俱乐部纪念志盛》，《公言报》，1919年3月9日。
(119)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3页。
(120) 《西南反对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晨钟报》，1918年1月18日。
(121) 《段总理在汉议会内容》，《晨钟报》，1918年4月30日；《申报》，1918年5月3日。
(122) 《外人之新国会观》，《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2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4页。
(124) 《京闻零拾》，《申报》，1918年7月1日。
(125)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126) 《徐树铮电稿》，第195页。
(127) 《徐树铮电稿》，第203页。
(128) 《徐树铮电稿》，第205页。
(129) 《徐树铮电稿》，第205—206页。
(130) 《徐树铮电稿》，第277页。
(13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湾文海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页。按刘为福建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新国会选举又被选为众议员。
(132) 《咄咄贿买选举票之大秘密》，《晨钟报》，1918年6月21日。
(133)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
(134) 《中央选举会之风潮》，《晨钟报》，1918年6月23日。
(135) 《专电》，《申报》，1918年7月6日。
(136) 《京兆之选举诉讼》，《晨钟报》，1918年6月20日。
(137)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8) 《请看湖北选举之黑幕》，《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39) 《湘省之国会议员与舆论界》，《申报》，1918年7月26日。另参见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31页。上述名字错写的票，亦说是湘人鄙弃他故意写错的。
(140)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第28页。
(141)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2) 《议员大贴报单之佳话》，《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143) 《徐树铮电稿》，第261页。
(144) 《徐树铮电稿》，第253页。
(145) 按此总数包括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议员约五十余名，旧交通系不久即与安福系分裂，另组一侨园俱乐部，故纯粹安福系议员只有三百三十余名，仍占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强。
(146) 《专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
(147) 《安福部欢迎议员》，《晨钟报》，1918年8月19日。
(148)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中篇，第155页。
(149) 《王揖唐之双窟》，《晨钟报》，1918年6月22日。
(150) 《两院之议长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4月。
(151) 《徐树铮电稿》，第310页。
(15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25页。
(153) 《副议长亦成难决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12日。
(154) 《副议长之逐鹿观》，《晨钟报》，1918年8月22日；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5) 鸿隐生：《安福祕史》，第17页。
(156) 《徐树铮电稿》，第316页。
(157)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158) 《内阁问题与总统》，《申报》，1918年3月21日。
(159) 《西报之段总理引退通电评》，《晨钟报》，1918年9月6日。
(160) 《冯河间与选举》，《晨钟报》，1918年5月10日。
(161) 《冯河间归田之准备》，《晨钟报》，1918年7月12日。
(162) 《冯总统宣明态度》，《晨钟报》，1918年8月14日。
(163) 鸿隐生：《安福秘史》，第11—12页。
(164) 《天津会议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6月15日。
(165)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6)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67) 《段合肥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23日。
(168) 《冯段对于非法总统之手段》，《民国日报》，1918年7月10日。
(169) 《徐树铮电稿》，第213页。
(170) 《冯段下野之各方情势》，《申报》，1918年9月3日。
(171) 《梁士诒就议长之条件》，《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172) 《天津会议之一结束》，《申报》，1918年8月5日。
(173) 《徐东海与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7月6日。
(174) 《吴佩孚致江苏李督军电》，《申报》，1918年8月21日。另见《晨钟报》，8月23日。
(175) 《吴佩孚等主张和平之马电》，《申报》，1918年8月25日。另见《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
(176) 《南方赞成吴电之两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1日。
(177) 《选举总统之形势》，《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8) 《主战主和之宁讯》，《申报》，1918年8月29日。
(179) 《外电》，《申报》，1918年8月29日。
(180)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9月1日。
(181) 《政局转变之经过》，《申报》，1918年8月27日。另见《申报》，8月30日《专电》。
(182) 《速举总统之提案》，《晨钟报》，1918年8月27日。
(183) 《徐东海之态度》，《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4)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4日。
(185) 《宪法研究会与正副总统问题》，《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6) 《宪法研究会之重要议决》，《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7) 《合肥表示辞职之通电原文》，《晨钟报》，1918年9月2日。
(188) 《安福部之总统预选会》，《晨钟报》，1918年9月4日。
(189) 《徐东海当选总统之情况》，《申报》，1918年9月7日。
(190) 《徐树铮电稿》，第333页。
(191) 《张督促东海就职》，《晨钟报》，1918年9月14日。
(192)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3) 徐世昌：《弢养斋日记》第43册，未刊件。
(194) 《请看吴佩孚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时报》，1918年9月18日；《申报》，1918年9月18日。
(195) 《冯总统推戴徐东海》，《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196) 《西南复冯河间麻电之辞令》，《申报》，1918年9月22日。
(197) 《岑伍劝东海勿就总统电》，《申报》，1918年9月23日。
(198) 《曹锟最近之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6日。另见《申报》，1918年9月16日。据《晨钟报》9月17日刊载的一条题为《曹经略使寒电之由来》的消息透露，此电发表之先，曹锟曾派员晋京与徐世昌商量过，因此电为专对段祺瑞而发，徐曾传谕“措词务须和婉，俾留回旋余地”。
(199) 《曹仲珊又一寒电》，《申报》，1918年9月20日。
(200) 《吴佩孚又有通电》，《晨钟报》，1918年9月23日。
(201) 《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202) 《段阁不能维持之一原因》，《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03) 《专电》，《申报》，1918年9月17日。
(204) 《总统证书授受式》，《晨钟报》，1918年9月17日。
(205)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06) 《内阁问题之一段落》，《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07) 《冯河间痛心内争之通电》，《申报》，1918年10月9日。
(208) 《宪法会议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东方杂志》第10卷第5号，1913年11月1日。
(209) 《自误误人之徐树铮》，《晨钟报》，1918年8月18日。
(210) 《曹张互相表里》，《民国日报》，1918年7月12日。
(211) 大隐居士：《政闻纪要》，《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37页。
(212) 《徐树铮电稿》，第224页。
(213) 《最近之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1日。
(214) 《天津会议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6月12日。
(215) 《曹锟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16) 《曹锟态度与时局》，《晨钟报》，1918年7月15日。
(217) 《曹使南下尚无确期》，《晨钟报》，1918年7月19日。
(218) 《曹使一时决难南下》，《晨钟报》，1918年7月29日。
(219) 《曹使之行期》，《晨钟报》，1918年7月9日。
(220)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1) 《天津会议之过去谈》，《晨钟报》，1918年8月9日。
(222) 《倪嗣冲到后之天津会议》，《晨钟报》，1918年8月2日。
(223) 《副总统问题之解决难》，《晨钟报》，1918年8月6日。
(224) 《大选举竞争之一》，《申报》，1918年6月8日。
(225) 《新国会缓举副座之原因》，《申报》，1918年9月7日。
(226) 《副总统仍是问题》，《晨钟报》，1918年8月26日。
(227) 《西报之时局观》，《晨钟报》，1918年9月19日。
(228) 《选举副总统之时期》，《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29) 《东三省巡阅使将发表》，《晨钟报》，1918年9月7日。
(230) 《曹锟将为新国会副座》，《申报》，1918年10月6日。
(23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1日。
(232)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2页。
(233) 《无期延期之副座选举》，《申报》，1918年9月8日。
(234)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5) 《新国会之副座潮》，《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36) 《新国会之副座难关》，《申报》，1918年10月16日。
(237) 《长江三督反对非法副座》，《民国日报》，1918年10月13日。
(238)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5日。
(239) 《外电》，《申报》，1918年10月10日。按参众两院议员总数为五百七十四人，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应为三百八十三人。
(240) 《新国会选举副座不成》，《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1)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7日。
(242)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13日。
(243) 《专电》，《申报》，1918年10月21日。
(244)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22页。
